小镇吉斯坐落在瓦兹河谷深处。这里原野开阔，间有茂密的林地，分布在瓦兹河南北两侧的山地上。放眼望去，方圆数英里一览无余。当地不少农场都起着些带有讥讽意味的名字，比如说什么“寂寞农场”“悲伤农场”之类的。朗勒扎克正是在此地第二天一早下令部队前进：左翼向克拉克部发起进攻，右翼负责攻打比洛的部队。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右翼攻势取得了一些战果，把德国人打退了3英里。“朗勒扎克虽然在调派部队方面可以说拥有大师一般的技巧，深谙作战之道，”斯皮尔斯写道，“可是待到真正用兵之际却鲜有热情可言，也没有什么信心。”斯皮尔斯这句话的后半截虽然人人都知道说得没错，却似乎站不住脚，因为就在8月29日这一天，朗勒扎克平生唯一一次斗志昂扬地指挥起了战斗。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由于一部分英军部队仍在同德军缠斗，结果耽搁了时间。黑格一开始传令说自己的部队必须推迟到早上5点半才能行动，过了一会儿又表示需要再次推后到正午时分才能动身，不想到了最后竟然又说除非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首肯，否则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都遭到了弗伦奇的生生拒绝——这位英军总司令表示第一军需要一天时间休整。朗勒扎克倒是兴奋异常，霞飞却极度沮丧。斯皮尔斯只能忍受第五集团军军官们的种种责难，有的直接开口就骂，有的嘴上不说，脸色却相当难看。斯皮尔斯写道：“法国人觉得英军关键时刻掉链子，英国人则认为自己之前一直遭人亏待，现在不可能再信赖盟友。”骂归骂，第五集团军还是发起了进攻。
在左翼，第五集团军发起的主攻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德军在法军发动攻势之前俘获了一名法军参谋，从随身携带的文件上得知法军将主攻目标放在了克拉克的防线上。如此一来，另外一侧的比洛便可放下心来，没有什么大事值得担心。法国人还在前往圣康坦的进军路上，德国人就已经做好准备：进攻法军花费巨大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的地盘很快宣告易手。第五集团军只是在吉斯周边更北的地方，利用克拉克和比洛军队之间的缺口，沿小镇两侧推进，才取得些许进展。由于德军当地指挥系统失灵，炮兵开火误炸了自己的近卫兵团部队，死伤不少。
28日，霞飞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他独自一人穿着长长的黑色大衣，来到第五集团军指挥部。霞飞一开始还在热情地打招呼说好话，点名表扬了几位军官，接着就开始大发雷霆，明言如果第五集团军第二天还不发起进攻，就要将朗勒扎克就地撤职。霞飞同时派了一名联络官去通知黑格和史密斯-杜利恩将要发生的事情，希望二人予以配合。联络官在露西附近见到那位英国第一军军长时，这位军长刚刚从一名皇家飞行员那里得到一份激动人心的报告。飞行员刚刚着陆不久，报告确认克拉克的部队正在向东转向，侧翼已经暴露。黑格于是立即给朗勒扎克传话，告诉朗勒扎克重大转机已经出现，如果乘势发动一场大反击，自己乐于助上一臂之力，部队翌日一早5点就能够行动。
法军先头部队朝着勒埃里直扑而去，指挥这个旅的是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此人后来成为法国一战当中的一位杰出将领。德斯佩雷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日后功成名就，首先在于活了下来。8月29日，德斯佩雷骑着战马，率部队向吉斯以南的德军阵地进发，全军上下彩旗飞舞，鼓乐齐鸣。比洛眼看敌军斗志旺盛，不禁担心起来，于是向近旁的豪森部求援，不料豪森回复说自己的防线难以抽调人手，无力支援。比洛又敦促克拉克尽快掉转方向，向更靠正南的方向行动，如此一来，又让德军横向推进的阵线缩短了许多。
反观交战的另一方，霞飞虽然趁着8月还剩最后几天，试图抓住一线机会，弥补此前自己领导无方，令法军蒙受的惨痛损失，可大部分属下对此不抱希望，英国远征军的高级军官们自然也不做指望。这些人只知道现实就是要和敌军继续不停地一路打下去，边打边往南撤。27日，霞飞给朗勒扎克在马尔勒的指挥部发出指令。第五集团军当时正在渡过瓦兹河继续撤退：最高统帅部命令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立即将左翼部队掉转方向，改为西向，对克拉克的左翼发起进攻，减轻英国远征军的压力。朗勒扎克气急败坏，待到最高统帅一走，就把霞飞和英军统统臭骂了一顿，令在场的幕僚好生吃惊。朗勒扎克认为发起这样的进攻，无异于把部队往德国人的老虎钳嘴里送，毫无半点成功的希望。与此同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于朗勒扎克是否真要发起进攻也显得毫不在意，只顾自己继续撤退。
朗勒扎克再次向英军发出求援信息，不想再次遭到了英军总司令的拒绝。传话的是亨利·威尔逊。威尔逊认为第五集团军贸然进攻，缺乏理智，敌军优势过于巨大，进攻不可能起到任何效果。当晚，威尔逊亲自驱车奔赴兰斯，与霞飞会面，请求霞飞趁着克拉克和比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赶快下令朗勒扎克撤退，否则恐将酿成大祸。霞飞的确下了命令，要求第五集团军重新撤退。不过，霞飞做出这个决定，应该并非受到威尔逊的影响。比洛在向毛奇的报告中声称自己打了一场胜仗，同时也提到士兵过于疲劳，次日恐难继续前进。朗勒扎克和他的数千人马因此再度获得喘息之机。弗朗谢·德斯佩雷也成了吉斯战役中唯一打出一点儿名气的将领。
回到柏林，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心腹密友库尔特·里兹勒写道：“有人已经开始制定计划，商量如何处置战利品……我们今天看了一下地图。我一向主张成立附属国。今天首相召我过去，问我和平条件该怎么定，还有我的看法。”里兹勒几天之后的话写得更加抒情：“我们德国人已经……唤醒了体内蕴藏的伟力，这股力量如此强大，令人难以想象。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本质，有了精神本质才可以积聚力量。”
由于法德两军都对各自所处位置不太清楚，这也使得那几天里闹出不少滑稽古怪的笑话，一些士兵因为消息不灵，深受其害。有个德国骑兵军官，年纪轻轻，聪明帅气，坐着一辆满是灰尘的汽车前往一个名叫拉斐尔的小村子，把车停在了邮局外面。邮局周围站着的都是法国士兵，这位军官却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只是俘虏，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邮局，买了几张明信片，一一填好。军官从邮局刚一出来，就被旁边的士兵一把抓住。司机战前是在柏林开出租车的，也被一起抓了起来。这位德军军官觉得就这样当了俘虏，无脸见人，懊恼不已，拒绝开口，没想到司机却开始控诉起战争来，说得义愤填膺、言辞激烈。有一个法军军官后来把德国军官的明信片从邮局里拿了回来，笑嘻嘻地递给路易斯·斯皮尔斯看，只见上面写着英国人逃跑起来，就像“绵羊”一样。
不过，倘若仅仅以此为理由，就将责任归咎于这两支部队的指挥官，要二者对1914年德国胜利幻想逐渐破灭承担责任，那可真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这两位指挥官正是德国作战计划考虑不周的受害者。除非英法联军士气彻底瓦解——这种事情事实上并未发生——否则任你如何宏伟的计划也不可能速战速决、一锤定音。然而，毛奇一步步放弃了自己一手修改的“施里芬计划”，不仅削弱了右翼，还在8月24日同意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巴伐利亚大军追击向南锡方向撤退的卡斯特诺部队。“施里芬计划”纵使谈不上存在缺陷，但至少错综复杂，随着德军变得日益骄盛狂妄，这个计划已经被单纯追求运气的目标所取代。德军的各路指挥官们继续不顾一切地草率挺进，法军和英军在他们面前四散败退。较之战场上的人员伤亡，比洛、克拉克，还有在更南面战场上的德军将领对于长途挺进造成的人困马乏感到更加头疼。德国人一厢情愿地以为艰苦的战斗已经被抛在身后，不会再有了。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德皇和毛奇才慢腾腾地将指挥部从科布伦茨迁到卢森堡，在一所中学校舍里安顿下来。由于无线电通信需要经过好几个中转站才能往返前线，消息传来有时甚至迟了二十几个小时，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不过，德军指挥官们对此并不过于担心，因为这样反而让他们免受上头干涉，谁叫那位总参谋长如此不受欢迎呢。可是，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便是毛奇无法掌握战况发展动向，从而在体制上形成一种常态，手下各级军官各自为战，只按对自己有利的套路行事。
毛奇虽然嘴上逞强，认为法金汉的质疑过于苛刻，不予理会，可这些疑问事实上的确进一步加剧了毛奇的焦虑不安。这位指挥官其实内心深处早有隐忧担心。毛奇此前由于深信西线战场能够速战速决，于是提议调派六个军到东普鲁士，不过最终只调去了两个。可是，同样是在8月30日，毛奇在同海军上将穆勒会晤时的说法和法金汉的质疑几乎如出一辙，同样认为既然敌人已经溃败，为何找不到丢弃的物品，毛奇对此深感不安。毛奇说道：“和德皇陛下的一厢情愿恰恰相反，我们虽然击退了法军，却并没有打败他们。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抓到的俘虏都在哪儿呢？”9月1日，虽然只有短短一会儿，可这位总参谋长又重新抖擞起了精神——毛奇一想到德军打算在凡尔登到兰斯之间形成新的包围圈，前景可观，就激动起来。不过，一如那段日子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德国人推进速度过于缓慢，霞飞的部队撤退又非常迅速，最终没有实现合围。毛奇的苦闷再次加深。难道令皇帝陛下激动不已的胜利仅仅只是占领比利时和法国的地盘吗？诚然，毛奇在下属面前也承认自己忧虑不安，不过由于已经放弃对军队的作战行动指挥权，因此他的担心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天里对于克拉克和比洛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在同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从新司令部所在的贡比涅宫殿中给霞飞发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也成为弗伦奇日后最为人诟病的通信记录之一。他在电文中写道：“我认为很有必要通知贵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军都无法坚守前线阵地十日以上。我军急需人员武器弥补之前的重大伤亡……我军无法如您所愿填补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缺口，望贵军谅解。”弗伦奇爵士声称自己有意将部队撤过塞纳河。这样一封电报简直令人震惊。一个发这种电报的军官居然可以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统领部队上阵作战，不能不说匪夷所思。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军官居然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一年多。从蒙斯战役开始，直到马恩河之战，弗伦奇爵士此间的所作所为让他看上去如同一个胆小怕事的懦夫——当然，如此作为却能够赢得军功的人弗伦奇既非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是这样的人严重地拖了联军后腿。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把弗伦奇形容为“一个虚荣自负、骄傲自满、睚眦必报的老头，有股讨厌的势力在背后替他撑腰”。此番评论或许言辞苛刻，但很难说有失公允。弗伦奇的几个下属骨干同样被认为并不称职，尤其是穆雷和威尔逊。黑格虽然两个月后在伊普尔战役中重新振作了一回，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
埃菲尔铁塔上的无线电台果然功率强大，拦截到了德军此次行动的指令。短短数小时之内，这条重要指令的复印件就被摆在了霞飞的办公桌上。这位法军最高统帅无论之前犯过多少错误，还是立刻意识到德军决定越过法军布置在巴黎前沿的防线。此举意义重大，对于联军来说不失为一次难得的良机。比洛自知胜券在握，狂妄至极，竟然传令克拉克，要克拉克在尚未击败敌人的情况下先来一场阅兵游行。8月30日，法金汉警告毛奇注意法军并未完蛋——相反，正在按部就班地撤退。这位普鲁士陆军大臣质疑道：倘若霞飞真的被打败了，那么打了胜仗的一方手中不是应该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俘虏大批士兵吗？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哪里？
这一帮英军将领如此狭隘自私，倘若非得找出几句好话来评价，也只能说大多数敌军将领在1914年8月同样表现出了巨大缺陷。这些人就像平民社会中的贵族群体一样，面对完全陌生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状况，表现一塌糊涂。可是，置身战场之上，手足无措、慌张困惑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毛奇自大战伊始就身体不好，此时已是病态尽显。他对这场大战期盼已久，却在战役的决定性阶段不愿亲自指挥，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知该如何把握战局。毛奇及其下属没有一个懂得利用德军的体制优势赢得决定性胜利。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在这场战争到来之前的时代，这些将领的野心抱负超出了自身调兵遣将的能力。机动能力和通信技术严重滞后于武器进步，这才是关键所在。不过，毛奇给予克拉克和比洛如此大的行动自由，仍然值得一提。二人犯下大错，自然不足为奇。
话说回来，放眼其他战场，尤其是洛林前线，德军在推进过程中同样损失惨重，一点不比撤退中的法军轻松。8月25日，霞飞的军队在夏尔姆图雷发起反击。夏尔姆图雷位于图尔和埃皮纳勒之间，是一处山地，山势陡峭，河流湍急。此役后来也被称为“莫尔塔涅河之战”。22.5万名法军士兵同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30万德军狭路相逢。战斗持续至8月28日才渐入尾声。巴伐利亚人虽然损失不小，换来的优势却不大——据某位历史学家估计，德军在阿尔萨斯-洛林一线伤亡人数在6.6万人左右。德国人放缓了前进的步伐，豪森的第三集团军更是推进缓慢：起码迟至9月初，毛奇麾下的指挥官们才意识到务必与友邻部队保持同步，要想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必须让自己的部队不要走得太快。决定性的一刻在8月29日晚到来：比洛要求手下的克拉克改变部队前进方向，向里回转、往东进发，给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致命一击。比洛的动议在没有得到总参谋部授权的情况下被及时采纳。此举意味着即便是业已经过德军最高指挥部修改的“施里芬计划”，也再次出现重大偏离。毛奇翌日对此表示了默认。看来他同样认为当下只需围堵追击朝东南方向瑞士边境溃败的法军即可。
法军这边，霞飞启动了“第17号计划”，也给自己的国家和军队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霞飞的不少属下在这一系列“边境战役”中表现根本就不合格。朗勒扎克身为军人，或许有些天赋，却缺乏统率全军的精神力量。霞飞8月29日坚持在吉斯开战，这一决定是否明智，一如史密斯-杜利恩坚守勒卡托一样备受争议。事实摆在眼前，朗勒扎克付出如此巨大的伤亡代价，不过让德军“稍停片刻”而已。若是对事实加以权衡，不难看出这一仗只是一场赌博。结果还算说得过去，不仅进一步阻击了德国人，还给对手造成了相当惨重的损失。
8月25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格哈德·塔彭中校不无得意地宣称：“我们只要六个星期就能够完成任务。”不管联军如何看待蒙斯和勒卡托战役，还有法军同期作战的重要意义，对于大多数德军来说，现实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马不停蹄、继续前进，击退法国人的每一次反攻。截至27日，德军最高指挥部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至少已经默许放弃从西面包围巴黎的计划，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追击并且全歼败退敌军。德军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招致了一个巨大的误判。毛奇及其属下虽然给了法国人重创，却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战争，即使给对手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也无法摧毁敌人的反抗力量。自8月末开始，直到9月初，德皇的一众军事将领们在这段日子里无不洋洋自得。这种志满意得的满足感是致命的，因为德国人相信结束战争，赢得胜利并不需要保持战略的连贯一致。
可是，英法联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依旧在不停后撤，士气愈发低落。霞飞仍不死心，寄望从左翼发起一场大反攻。8月的最后几天里，满载法军士兵、武器和马匹的火车源源不断地从南面北上开来。可是，对于那些一直在行军路上走个不停的士兵来说，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只有天气到底有多热，路况到底好不好走，还有那一双双撕裂瘀青、肿胀起泡的脚到底该怎么办。疲惫不堪的身体遭受的折磨不仅如此，一如400年前法国作家蒙田写道的那样：“我看见许多士兵因为肠胃不适不胜其扰。”截至8月底，每一支军队都有士兵遭到便秘或者腹泻的困扰，让这趟稀里糊涂、跌跌撞撞的法国之行变得更加痛苦。马克·布洛克当年是一名应征入伍的法国士兵，日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惨遭纳粹杀害。他在笔下反映了当时整个法国的心情：“我宁愿听到的是坏消息，也好过这样不明不白地混日子……唉，撤退的日子实在苦不堪言，太累、太无聊、太让人心烦！”
8月29日，第一军派来专门负责联络任务的参谋官与史密斯-杜利恩及其参谋进行了会晤。参谋官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发现第二军的氛围和总司令部完全不同，丝毫感受不到情绪低落，“显得相当平静、亲和、愉悦，不用一见面就忙着说什么鼓舞人心的话，因为根本就感觉不到紧张”。不过，有些军官觉得英国远征军的整体士气在不断跌落。爱尔兰步兵团的乔治·莫里斯上校感到“非常沮丧”——莫里斯在说这番话的两天之后不幸阵亡——向另外一名军官坦言：“搞军事同盟这种事情向来如此，力使不到一处去，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应该又要准备回英国去了。”8月29日，盖伊·哈考特-弗农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行军实在痛苦，除非休息一整天，否则队伍很快就没人了。”不过，盖伊在获得几个小时宝贵休息时间之后又加上了几句：“我们应该可以继续走很长一段路了。只有在饱餐一顿之后再美美睡上一觉，才会觉得换个活法有多么美好。”话虽如此，盖伊他们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都得日复一日地连续向南撤退，右侧的法军也是这样，一天也不得休息。
9月1日早晨，德军自勒卡托战役以来，除开一些零星战斗，头一回追上了部分英军部队。克拉克其实并非在找寻英军，他对此早已失去兴趣，之所以朝东南方向全力挺进，其实是专程为朗勒扎克的部队而来。没想到先头部队在向蒂耶里堡进军途中横渡马恩河的时候穿过的却是英军地盘。与弗伦奇部队的首场遭遇战在巴黎以北35英里打响，地点就在小村奈瑞。有支英军骑兵旅夜里进了村子，把最适合宿营的好地方都给占了，还把坐骑安置在了教堂旁边的一个大农场里。皇家骑乘炮兵团第十二炮兵连到得最晚，只好连夜转移到村子南面的果林里，林子附近有一座大型制糖厂。奈瑞东面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谷内灌木丛生。再往前走，600码开外有更加大片的高地。9月1日，晨雾弥漫，天色渐明，第十二炮兵连刚刚集合完毕，正准备出发，却收到命令暂缓行动。士兵们于是放下牵引杆，有几个班还被带到糖厂去打水。
战争犹如洪水一般滚滚而来，席卷法国，淹没了这个伟大国度的大片地方，而这个国家仍然未为应对战争做好准备，不少离奇的事情也随之浮出水面。皇家飞行队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发现需要配置汽车轮胎和头灯。一名军官于是在8月29日直接驱车前往戴姆勒公司在巴黎的陈列室，打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箱——皮箱是军官专门带过来的——里面全是金光灿灿的沙弗林。军官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直到轮胎和头灯把车上塞得装不下为止。“英国人真是有钱！”法国售货员看得连连摇头、啧啧称奇，对这些“了不起的英国人”顶礼膜拜。在这个新旧混杂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特征还可以从另外一桩事情上看出来。那是撤退期间的某个晚上，几个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实在累得不行，索性找了一座谷仓，躺在干草堆上和衣而睡。飞机停在不远的田野里，负责看守的则是北爱尔兰皇家骑兵团的一支中队。
打击接二连三袭来。一名轻骑哨兵快马加鞭，冲进村子，报告德军骑兵已经近在咫尺。此时，浓雾突然散去。5点40分许，马尔维茨骑兵师的十数门野战炮开始从峡谷对岸的山头朝英军平射，距离不足1000码。“红马骑兵团”的战马受到惊吓，在村中街道上撒腿乱跑。由于房屋遮掩，大部分英国骑兵不在德军视野之内，可第十二炮兵连所在的果树林子一览无余，绝对是个不可错失的绝佳目标。德军火炮齐鸣，炮弹倾泻下来，炸得遍地开花。马匹上蹿下跳，挣断缰绳，四处狂奔；士兵四散开来，寻找掩护，试图拿起武器，重新组织队伍。
很快，大量马匹就只能跛脚前行，其中不少需要重钉蹄铁，偏偏附近又找不到钉马掌的铺子。行军路上到处都能看见瘸腿跛行的马匹，有的干脆死在了路旁，还有大量被丢弃的推车和装备。查尔斯·哈里森是个驾车的，他和同伴只能依靠从路边野地里捡拾些生蔬菜叶子来填饱肚子。好些人骑马走着走着就低头睡着了，直到后来才发现头上的帽子不翼而飞，这可是个不小的麻烦。不仅如此，士兵们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和逃难的人们争道，难民密密麻麻，身上穿着节日盛装，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逃难——这些人只要离开自家村子，从来都是穿成这副模样——有点像现在的大学毕业典礼，感觉四年过完，终于要开始浪迹天涯。
第十二炮兵连的大部分火炮被挂在了炮车上，士兵们有的已经上马，有的也已整装待发。德军炮火来得如此突然，打得整个炮兵连一下子陷入混乱当中，人马挤作一团。副连长爱德华·布莱伯利上尉高声喊道：“快点过来，谁来开炮？”布莱伯利带着几个士兵，冲过敌军炮火，准备回击。几个人想办法让三门大炮投入战斗。其中两门很快就哑了火，剩下最后一门一直顶着德军的密集炮火不断开炮，直到最后只剩下布莱伯利、纳尔逊中士和炮兵连军士长多雷尔三个人，周围躺着的除了尸体，就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战马和炮兵。
那些日子里，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里头有一名中士在不断高喊：“小伙子们，挺住！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这样的桥段也许在后人读来感觉不错，可换作当时，士兵们早已累得不行，听到这样的话，只会感到气不打一处来。伯纳德·德诺尔是伯克郡团的一名下士，他看到同伴金杰·吉尔默找到一只口琴，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吹曲子，心里感觉开心了许多。德诺尔写道：“金杰的腿上还绑着绷带，上面早就被鲜血渗透……他吹的最多的是《爱尔兰移民》，这首曲子在行军的时候再合适不过……有位军官问我想不想上他的马歇一会儿，我看了看马上坐着那伙计的模样，说了句‘不用了，谢谢’。”其他一些人就没有这么无私。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有个军医，下马准备查看伤员伤情，要一个路过的苏格兰步兵团士兵帮他牵着缰绳。没想到那个士兵居然一下跳上马鞍，骑着马跑掉了，倒霉的军医没法子，接下来只好步行前进。
布莱伯利刚刚年满33岁，战前是一名越野障碍赛马手，骑术相当了得。他在换弹药的时候被炸断了一条腿，仍然坚持下令开炮，直至失血过多最后倒下。奄奄一息的布莱伯利被抬往后方，路上遇上了一名“红马骑兵团”的指挥官。布莱伯利高声喊道：“上校，你好，德国佬在给我们热身呢，对吧？”布莱伯利走后，剩下另外两名炮兵还在坚持射击，直至炮弹用磬。第12炮兵连一共消灭了敌人5名军官和49名士兵，算是取得了一场小小胜利。当然，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当天早上的恶劣条件下，单靠一门火炮能否取得这样的战果。不过，布莱伯利和两名战友凭借自己的大无畏举动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为后人传唱，也为军事插画增添了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一幕。至于英军随后对德军展开的报复，却几乎被人遗忘。
将目光投向其他战场，霍勒斯·哥谭是炮兵连的一名车夫，连里配置的全是18磅炮。哥谭有个最好的搭档，正准备伸手拉住马背上马，不料一颗子弹打来，一下射穿了手掌。哥谭赶紧把同伴推上另外一匹马，挥着鞭子，让炮队赶快赶路。没过多久，伙伴终因失血过多，从鞍上滑落下来，跌到地上。好在一辆战地救护车及时赶到，将伤员接走，送到了安全地带，避免了其他伤兵的厄运。哥谭后来经历了最惨痛的一场遭遇。事发时哥谭所在的炮兵连正好到了河边，河上的桥已被炸毁，只剩下皇家工兵连搭起的一座浮桥，它成了继续南进的唯一道路。浮桥在水面上摇摇晃晃，德军炮弹在周围四处炸开。“我们只有先等炮弹爆炸，然后再拼命拔腿，飞奔过去，每次只能通过一门大炮。有一个小队被炮弹击中，炸得血肉横飞。还有一匹马没有拖着大炮，也被炮弹击中，不过我们还是安全地冲了过去。如果非要授勋的话，那么皇家工兵连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勋章。只要有一个人倒下，掉进水里，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迅速沿着浮桥，跑到浮舟里，把位子顶上。”
部署在奈瑞的英军轻骑兵用机枪朝着山谷另一头猛烈开火，给敌军炮兵和马匹造成了大量伤亡。阿尔吉·卢恩中尉随后又从“红马骑兵团”那里弄来几挺维克斯机枪。枪膛不一会儿就打得滚热发烫，冷凝器嘶嘶冒着蒸汽。卢恩和士兵们拼命地不停装着子弹带，保持火力不减。驻守邻村的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和皇家火枪兵团双双赶到，加入战斗，从奈瑞北面发起零星进攻。与此同时，第五龙骑兵团的两个中队也从南面包抄上来。士兵们下了马，从另外一侧向德军开火射击。早上8点，正当第12炮兵连最后一门火炮渐渐哑火之际，皇家骑乘炮兵团的第9炮兵连及时赶到，也加入了战斗。
8月27日，英国皇家芒斯特火枪兵团二营蒙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名叫保罗·沙里耶，是个法国后裔，三个星期之前还在信心十足地盼着和德国人一较高下，替法国老乡好好教训教训世仇宿敌。没想到芒斯特火枪兵团在埃特勒以北沦为战场通信中断的又一个牺牲品：他们没能接到撤退指令，与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开来。爱尔兰士兵们试图沿着路边水渠逃跑，却被一挺马克沁机枪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被包围在了一片果林中，坚持战斗，直至入夜时分。德国人找来一群牛作掩护，发起总攻。芒斯特火枪兵团有4名军官负伤，连同另外240名士兵一起当了俘虏，还有10名军官和118名士兵阵亡，其中就包括沙里耶。沙里耶这个人喜欢标新立异，打仗的时候总爱戴一顶遮阳帽。他在反攻中两度负伤，直至最终倒下。一同阵亡的还有中尉奥德里，死的时候据说手里还紧紧握着自己的佩剑。奥德里的弟弟后来写了童话故事《火车头托马斯》，成了大名鼎鼎的儿童作家。
马尔维茨的骑兵开始慌乱撤退，12门大炮丢下8门，另有78人被俘。俘虏当中有名德国军医，他在激动地抗议英军没收了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和灰色战马，并坚持认为这些属于私人财产——军医甚至拿出了一本法文版的《日内瓦公约》来证明自己言之有理。不过，胜利者最终还是把两样东西统统没收。虽然胜利来得迟了一些，可德军总归得到了惩罚。英军内部对于究竟谁该为此获得表彰，产生了激烈争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都在当天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代价，马匹损失尤为惨重——有300到400匹军马死在了奈瑞。“这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件事情，”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哈里·迪戎写道，“到处都是死马，气味刺鼻难闻。如果是士兵的尸体，人们都会过来搬走处理掉，换作死马，就没人有空搭理了。”
与德国人的交火仍在断断续续地零星进行。康诺特别动队为这场战争在文化上做出了不小贡献，别动队自打在法国登陆，就一路高唱着《通往蒂珀雷里的道路长又长》这首歌。乔治·克诺克是《每日邮报》的名记者，听到之后就把这首曲子写进了稿件当中。报社新闻编辑在日记中写道：“老板（诺斯克里夫勋爵）下了指示，要我们造势，把曲子印到报上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首歌。老板还说了，多亏克诺克慧眼识珠，过不了多久就人人都会唱这首歌了。”报社编辑们的确按照要求做了。没有料到的是才刚刚8月26日，康诺特别动队就经历了一场并不开心的遭遇。别动队并未得到命令撤退，却扮演了一回后卫军的角色，结果包括上校在内一共损失了6名军官和280名士兵，全队差不多都做了俘虏。
人们开始争论到底谁才有资格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军士长多雷尔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原因一部分在于多雷尔是个“好兵”：16岁还不到年龄就登记入伍，参加过布尔战争，后来吃了不少苦才升到准尉。随着几个月之后，战争杀戮变得更加残酷无情，获奖授勋的门槛也越来越高。这样说并非为了贬低战争伊始获得英国最高军功奖励的那些人不够勇敢，而是因为在日后的战争里面需要付出更大牺牲、经受更多磨难才能赢得这些。英国人后来在第十二炮兵连遭受攻击的地方树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一行话：“马恩河大捷始于奈瑞。”这样的话都能够写得出来，脸皮确实够厚，典型一副英国人的大言不惭模样。诚然，这句话也道出了实情，德国骑兵9月1日确实被打得够惨。可是话说白了，这一仗放在两百万人大撤退的史诗当中不过是一出小小插曲罢了。
英国远征军在蒙斯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带长途跋涉200英里，平均下来一个晚上只能睡上4个小时。爱尔兰步兵团有3个士兵实在筋疲力尽，走起路来形同梦游，只能拽着行政参谋官戴斯蒙德·菲茨杰拉德的皮带，拖着步子往南走。盖伊·哈考特-弗农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行军速度放慢了许多，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走完了这段路。”士兵们每每停下休息，便会从农场栅栏上割下铁丝，做成防御铁丝网，还会从田里挖些土豆来，一想到要被人贴上小偷的标签，感觉又内疚，又兴奋。说来奇怪，掷弹兵团的士兵们居然还在8月29日花了两个小时，搞了一场例行阅兵。
就在同一天，东面战场从上午10点45分开始，直到下午2点，同样上演了一出相同的遭遇战。黑格手下的一支后卫部队正在维莱科特雷茂密的林地中，沿着一条小径撤退，突然遭遇敌军，陷入混战。这支近卫兵旅就此蒙受了这个月以来最为惨重的一场伤亡。密林沿山脊延伸开来，夏季茂密的植被对于成队的士兵来说，除非骑马，不然举步维艰，行动困难。更何况身处密林之中，难以瞄准目标射击。英军非常担心德军利用林木掩护侧翼包围，切断退路。掷弹兵团下属四连一度试图发起白刃战反攻，结果伤亡惨重。杰弗瑞斯少校碰上一名旅长副官，正牵着马往前走。旅长坐在马上，歪着身子，伤得很重，看上去相当痛苦。这名参谋官朝着杰弗瑞斯大喊起来，告诉他敌人的进攻虽然遭到遏制，但是全营还是得马上撤退。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里有个士兵名叫斯蒂芬·伯顿，伤得不轻，颤颤巍巍地走到杰弗瑞斯跟前，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带我走吧，不然会被敌人抓住的……我已经走不动了。”杰弗瑞斯费了好大工夫才把伯顿抱上一匹驮马，找到一个运输兵，把情况具体说了一下，要他带着伯顿撤到后方去。
高层如此意志消沉，斗志全无，可以说完全说不过去。黑格的第一军几乎压根就没有同敌人交过手。第二军绝大部分部队充其量也只是筋疲力尽，战斗精神却并未消减。令英军士兵困惑的是自己凭什么要在敌人面前一退再退。英国人尚未见识到克拉克和比洛的大军黑压压一片，规模何等庞大，还一个个趾高气扬，满以为只要德军胆敢出现在眼前，就可以痛打一番。可是，那位英军最高司令官心里只有一个选择：英国远征军面对的敌人在兵力上远胜于己，并肩作战的盟友早已信心全无，因此只能继续战斗，可能的话，仗甚至会一直打到海上去。幸亏军需主任威廉·罗伯森爵士有先见之明，撤退路上边走边收集了大量弹药补给，这才让士兵们能够吃口饱饭，有本钱继续作战。
一个近卫兵团士兵刚刚弯腰下去，递给同伴一片香肠，突然一颗子弹打来，弹片击中士兵的靴子，弹进嘴里，打穿头顶，射了出来。掷弹兵团有两个排被德军切断去路，全军覆没。整个兵团一共损失4名军官和160名士兵。乔治·塞西尔才19岁，小伙子年纪轻轻、身材高大，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还带领战友们端着刺刀，发起冲锋，手里紧紧握着自己的佩剑。杰弗瑞斯发现自己成了临时营长，接替指挥，于是东奔西跑地忙活起来，监督全营撤退。“德国人根本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杰弗瑞斯写道，“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同样损失不小，也被困在了密林里头。我们能够清楚听到德国人在喊号令，还吹起了小号，一听就知道是在集合自己人。”
士兵掉队，队伍散乱，加之某些高级军官显得明显焦躁不安，恐慌如病毒一般扩散开来，最终蔓延到了伦敦。于盖建议约翰·弗伦奇爵士应该坚持撤退，把远征军一直撤到勒阿弗尔去。这位总司令其实在幻想英军能够休战数周，然后重组整编、整修装备，可手下的高级参谋官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重拾信心。亨利·威尔逊给第四师师长发去电报，要求“丢掉一切不必要的弹药和其他妨碍行动的东西，管他什么交通工具，马也好，车也好，装上你的那群跛脚鸭，只管向前。”同样的命令也下达到了第二军。史密斯·杜利恩当时立即要求撤销命令，却为此遭到了约翰·弗伦奇的训斥。
爱尔兰近卫兵团的卡斯勒罗斯勋爵是留下来的伤员中的一个。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想把掉队的士兵召集起来，刚一抬手想赶走一只黄蜂，没想到一颗子弹打来，击中胳膊，顿时失去意识，休克倒地，醒来发现眼前正好走过一队德国士兵。一个德军指挥官注意到了卡斯勒罗斯，于是停下脚步，和他攀谈起来：“你知道康诺特公爵是我们团的上校吗？你们干吗要跟自家兄弟作对？”卡斯勒罗斯疼痛难忍，无人照料，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名德军士兵的靶子，被人拿着刺刀极不友好地拨来拨去。有个身穿骷髅头轻骑兵军服的军官正好打此路过，见状停下脚步，训斥那个德国兵不得虐待俘虏，还叫来医护兵给卡斯勒罗斯处理伤口。这名军官在卡斯勒罗斯的战地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冯·克拉姆”——这位冯·克拉姆有一个儿子，日后三次闯入温布尔顿网球决赛——说道：“万一哪一天有德国人落到你的手上，请好好对他，就像我对你一样。”
总司令一旦“意志崩溃”——除了这个词，很难找到其他字眼来界定这位英军总司令的行为举止——后果之一便是直接影响到与法军统帅部联系的联络官。查尔斯·于盖上校在给霞飞做报告时措辞语气极其沮丧，一听便知失败在所难免。于盖在26日的报告中写道：“英军此战失利之后似乎完全丧失了凝聚力。”接下来的数日之内，阴郁的愁云笼罩在英国远征军的后方阵地上。于盖27日又发了一条电文，断言：“就当前局势来看，英军已经暂时不复存在，除非彻底修整重组，否则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于盖上校写得如此悲观，让他日后受到不少英国人的口诛笔伐。不过，这些指责并不公平。于盖所言只不过反映了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这样的观点在英军总司令部内部，尤其是那位总司令的脑子里很有市场。
近卫兵团在维莱科特雷伤亡300余人，另外一个旅负责为近卫兵团撤退断后，也损失了160人。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两支部队自从8月25日在巴韦分道扬镳以来，中间留下的缺口造成了极大恐慌和担忧，现在这个缺口终于在9月1日晚上被堵住了。不过，仍有小股德军骑兵在不断渗透，不时造成混乱。第二师师长查尔斯·门罗少将远远看见有骑兵出现，于是朝着杰弗瑞斯大喊起来：“德国骑兵上来了！快点！让士兵们赶紧转移阵地开火！”好在士兵们要比这位上级军官冷静得多，看到战马是白色的，赶紧说道：“长官，那是咱们苏格兰灰马团的。”门罗又困又累，紧张过度，连忙答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威尔士火枪兵团也经历了同样遭遇。由于一名军官紧张过头，下错命令，居然照着第19轻骑兵营一通猛打。
如果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在蒙斯战役之后的英军指挥行动中表现反复无常，叫人颜面扫地，那么他的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对手的表现要更加糟糕。克拉克指挥的兵力规模更加庞大，他在调度机动时显得极其无能，本可趁着英军不堪一击，乘势包围歼灭，却一再错失良机。27日，克拉克再次犯下犯过的错误，仍然指挥军队按照南行路线进军，而英军此时已经转投东南方向，直奔巴黎，途中没有受到任何敌军阻碍。就在同一天，克拉克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左侧的法军身上。
约翰·弗伦奇爵士那边的状况更加混乱。弗伦奇的总司令部在当天撤出了位于达马尔坦的城堡，走得匆忙慌乱，实在不成体统。克里斯托弗·贝克·卡尔少校写道：“撤离行动简直就像逃难，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有人谣传敌人在森林里布置了好几千长枪骑兵，马上就要打将过来。城堡门前运货的卡车停得密密麻麻，人们把打字机和办公设备直接扔到车上。数百盏耀眼的车灯把漆黑的夜晚照得通明透亮。我费了好半天工夫才把我这一车人数点齐，从汽车堆里开了出来。”威利·罗伯森在不远处刚刚坐下准备吃烤羊肉，警报就响了起来。罗伯森只好顺手找了张报纸，把晚餐一裹，往货车车厢里一扔，管他冷热，反正留着第二天再吃。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正在营房里同其他参谋一起用餐，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总司令已经撤离的消息。麦克里迪得知消息后一屁股爬起来，骂骂咧咧地跟着其他人一起逃了。不过，贝克·卡尔当天深夜又回了达马尔坦一趟，收拾一些舍不得丢掉的换洗衣服，没想到小镇一片安宁，索性在镇上美美睡了一觉。
相比之下，另一位营长却在战后对本郡兵团的荣誉进行了辩护：“我当时遇见一大群士兵，完全没有组织，来自不同部队，混在一起。这些士兵正在撤退途中，感觉十分放松，只是没有队形而已。队伍并未慌乱，只是缺乏秩序。然后，我看到威尔特郡步兵团的士兵正沿着大路往前走，秩序井然，给人感觉一旦需要，随时都能投入战斗。”27日一大早，这拨士兵抵达圣康坦，战场就在东南20英里之外。第二军于次日拂晓推进至索姆河，距离勒卡托35英里，让人见识到第二军的绝大多数士兵既打得了硬仗，也能够艰苦行军。
鲍勃·巴纳德和不少英军士兵一样，累到这会儿早已筋疲力尽，加上一路撤个不停，又没有见到几个德国兵，因此一头茫然。巴纳德写道：“我们就跟无头苍蝇似的，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记得9月1日那天头一回见到路标，上面写着两个字‘巴黎’。当时可真高兴，我还从没去过巴黎。”不过，巴纳德并没有去成巴黎，这是因为英军撤退路线是往南走。许多沿着这条线路撤退的士兵后来全都战死沙场，至死也没能看上一眼法国首都的璀璨灯火。
士兵们纷纷大笑起来，接着开始起哄。布里奇斯进行了一番训话，说要把大家带回部队里去。士兵们听到这里，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走回队伍。此时，夜幕已经降临，布里奇斯带着号兵，在几个吹口琴的士兵帮助之下，领着这一队杂牌军出了圣康坦城。虽然其中有些人的确重回第二军，加入行军队伍，但是4天之后，沃里克郡步兵营仍有291名士兵不知所踪，只能列入“掉队士兵”名单当中。沃里克郡营的约翰·爱丁顿和都柏林火枪兵营的亚瑟·梅因沃林这两个不称职的上校由于试图投降遭到撤职查办：9月14日，军队做出定罪决议，指出“二人行为令人蒙羞，与自身军官及绅士身份极不相符”。爱丁顿虽然已经49岁，可随后的举动足以让人大书特书一笔——他加入法国外籍军团，在后来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军团勋章。虽然英王乔治五世后来恢复了爱丁顿的军中职位，并且为其颁发了“优异服务勋章”，但爱丁顿选择了在隐居当中度过余生，也从未佩戴过“优异服务勋章”。伯纳德·蒙哥马利是当年沃里克郡步兵营中的一名年轻军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坦承自己不大欣赏爱丁顿，指出爱丁顿在勒卡托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毛奇一直担心德军在战略上陷入困境，这种焦虑演变成为他军人生涯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就在此时，德皇的臣民们却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欢欣鼓舞。9月1日，《福斯报》发表社论，声称“德军在东西两线取得胜利，德国人民听到胜利的喜讯，却在内心深处难以理解。捷报本身就代表了神圣的审判，让人们看到反战人士才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罪恶之源。”将时间前推半个世纪，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之际，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实业家兼银行家古斯塔夫·马维森用惊讶的语气写道：“我绝非尚武好战的战神信徒……可是，对于和平的孩子来说，战利品的魅力如同魔法一般诱人。你的双眼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不放，心绪也会跟着一起跳动，无数人会在这一刻为之欢呼——这便是胜利。”回到1914年9月初的那一段日子，这一幕在德国又重新上演了。
兵败勒卡托让部分英军军官和士兵变得比以往更加坚强。8月26日深夜，石板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啪嗒作响。汤姆·布里奇斯率领骑兵中队一路跑进了圣康坦的中心广场。布里奇斯到了广场，才惊讶地发现广场上竟然躺着两三百号士兵，一个个早已精疲力竭，任你如何咒骂踢打，全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让布里奇斯更为震惊的是后来发现，沃里克郡和都柏林火枪兵团有两个营的营长为了避免圣康坦遭受炮轰，竟然给了市长一张手写的降书。两个营的士兵随后把武器都堆在了火车站里。布里奇斯从那位法国市长手里要回了这份混账降书，接着派了一个传令兵去告诉那两位营长上校，说自己的部队将留下掩护，要这两个营先行撤退。不想两个营的部队竟然拒绝腾地方挪窝，扬言倘若没有火车来接，就赖着不走。布里奇斯随即宣布，如果这两个营不在30分钟之内动身出发，他将把城里的所有英国士兵一个不留地正法处决。士兵们面对如此威胁，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慢慢起身，开始行动。这位少校接着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理市中心广场上那些掉队的士兵。布里奇斯看着士兵们一个个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心想“要是有支乐队就好了”。他正巧一眼瞅见附近有家玩具店，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法子，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布里奇斯和号兵找来一面鼓和一支六孔小笛，两个人绕着广场一圈接一圈地走着，大声演奏起“英国掷弹兵团”和“蒂珀雷里”两首曲子来。
德国人的对手们对于德国人这般炫耀胜利并非不认同：英军即使说不上已经绝望死心，可军中上下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远征军的许多军官早已准备抛下盟友，收手不管——换个带点文采，或者文雅一点的说法，应该叫作“弃船而逃”。詹姆斯·哈珀是一名安全官，他用尖刻的笔触写道：“法国陆军真他娘的见鬼，从头到尾没有露过脸。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战略错误……我看士兵们早就没了信心。”一条消息开始在英国远征军中疯传开来，说法国政府正在疏散巴黎市民。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闻讯写道：“出现这样的消息，只能说明一点，大祸将至。我们从盟友那里得到的只有一句骗人的空话，一支根本就不存在的法国骑兵部队。”
自打勒卡托战役结束以来，之后一连11天，天气又闷又热，时而伴有雷雨，英国远征军的士兵、马匹，还有马车排着长队，拖着疲累的脚步，向南艰难跋涉。走路的也好，骑马的也罢，有时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盹。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在26日写道：“（我们）在瓢泼大雨中向圣康坦进发，人人困得要死，只想睡觉。补给什么的全都没了……上上下下沮丧到了极点，不单是因为在一直不断后撤，还在于大伙儿完全得不到任何消息，简直就像是被蒙着眼睛，往回瞎赶。”有些士兵掉了队，走路走得实在痛苦，经不住腿疼，干脆从大路上悄悄溜到一旁的林子野地里，美美睡上一觉。待到一觉醒来，要么当了俘虏，要么就死在了德国人的手上。掉队的士兵里头，有一些同大部队走散之后被比利时和法国的老百姓藏了起来；有一些过了几个月还是暴露了藏身之处，还有几个最终被一枪打死。负责断后的几支部队掉在后面，断了退路，零星的小规模战斗时有发生。
盖伊·哈考特-弗农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法国人进行了有效动员。法国人一直在利用我们，好把德军统统拖住，给他们自己赢得时间。不管发生什么，英军都尽了该尽的职责……上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单独作战。”过了一个星期，哈考特-弗农又写了这么几句：“打一场这样的仗，我真的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法国人完全让人无法信任。有人告诉我们，说法军会出现在我们的左侧，要么右侧，要我们守住阵地，次次如此。可是，天天都是老样子，总是在走回头路……你能想象得出我们有多么厌烦、疲惫和沮丧吗？”哪怕动动嘴皮子也好，可是没有一名英国高级军官会去劝劝下属，要属下相信法国人也在像个男人一样干自己该干的事情——换句话说，英国人就算没有准确可靠的情报来证明，起码做做样子装一下也好。相互尊重对于一个成功的同盟来说本就必不可少。可是，到了如此紧要关头，英军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大国自负却让局面变得一塌糊涂，完全产生不出互信与尊重。
英国人但凡撤退，总有特别之处，向来都要寻求“光荣体面”的撤退，1809年在科伦纳如此、1842年在喀布尔如此、1940年在敦刻尔克亦是如此，1914年这一回在蒙斯同样如此。当年8月，英国远征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战场上如此狼狈，正是阿斯奎斯政府政策种下的恶果。这种故作姿态的空头政策在英国历史上为多届政府沿袭，一再重演。一干内阁大臣调遣这样一支军队开赴欧洲大陆，兵力少到近乎荒唐，最终身陷大陆列强冲突当中无力自拔。英国远征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总司令指挥无能，若非上天眷顾，再加上法军人数众多，德军战术拙劣，定难避免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切莫忘记，法军在法国东部的撤军行动规模更大，战略层面上也比英军在蒙斯撤退更为重要。较之英国远征军的撤退，霞飞军队在东部的经历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反衬。
英国远征军在蒙斯大撤退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有1.5万人阵亡、受伤和被俘，此外还损失了42门火炮，其中大部分损失来自第二军。虽然和法军方面的伤亡比起来，这点损失微不足道，却足以让英军指挥官感到害怕。不管是对于英军指挥官而言，还是在德军将领看来，德国取胜，指日可待，这一点似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让联军值得庆幸的是，法国人的斗志还远未熄灭，他们很快就将完成一次自我救赎，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