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们试图通过短距离冲击，重新对山顶发起进攻。按照法军野战勤务条例估计，一条攻击线在敌人每次重新上膛之前，能够在20秒钟之内向前推进55码。一位经历过维尔通战役的幸存者愤愤不平地说道：“写出这种条例的家伙恐怕忘了这世上还有一种武器叫作机关枪。类似这样的‘咖啡豆研磨机’有两台，工作起来的声音我们听得一清二楚。我们的人每次上前发起冲锋，阵线的人就会少一些。打到最后，上尉只好下令：‘上刺刀，给我冲！’这时正好赶上晌午……热得像鬼一样。我们的人背着全副武装，沿着草坡往山上跑，累得气喘吁吁。只听见身后鼓声阵阵，冲锋号也吹了起来。我们根本无法接近德国人，还没跑到跟前就全被打倒在地。我中了枪，躺在地上，直到后来有人把我抬了下去。”埃德加·德·特朗蒂尼安将军一手主导了这场惨败，虽然事后受到质询，却没有治罪，反而因为这一上午的疯狂得到嘉奖。
有位下级军官向师长进言，对于继续盲目冒进表示担忧。一个年轻军官听到了二人的谈话，日后回忆道：“我现在还记得特朗蒂尼安当时说话的那副样子。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教训道：‘将军，你的胆子实在太小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前打。”不想大雾竟然突然散去，法国步兵、骑兵和炮兵们一下子发现自己竟然完全暴露在山顶德军炮手的眼皮底下。回想当年75毫米炮刚刚使用的时候，有些军官还反对安装护板保护炮手，说什么“法国军人要敢于面对面地正视敌人”。令法国炮手庆幸的是，这般徒逞匹夫之勇的蠢货终究会被淘汰。不过，维尔通战役爆发之际护板还鲜有使用，炮兵发现敌军的榴弹炮从高角度打下来，弹片四散飞溅，招架不住。第十二轻骑兵团的骑兵们也遭遇了同样惨剧，被成片成片的炸翻在地。
“仗打输了，可我既不知道为什么会输，也不明白怎么输的。”保罗·林迪尔如是写道。这名炮兵所在的炮兵连午后不久把火炮往车上一挂，匆匆退出了战斗。“……我现在才发现通往西南方向的路上，长长一路的林子里到处散着弹片。这样看来，我们的侧翼肯定被炸得不成样子……赶车的人一个劲地催着马儿快跑，其他人从炮车上跳下来，好减轻重量，散开队形，跟在队伍两边跑。山坡很陡，半山腰上有一辆步兵的大车陷进了路旁的泥里，车子都快要散了架，横在路上。一匹可怜的白马被辕杆架着，已经筋疲力尽，赶车的人一面大声吆喝，一面在推一侧的轮子。我们里头有一个中士见状，照着那个步兵吼了起来：‘那个谁，动作快点！’……步兵回过头来，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看得出眼睛里泪水都在打转：‘快点？你倒告诉我怎么快点？！’”林迪尔和战友帮着把大车重新推回到了路上。“这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下午两点。空气又热又闷。”
22日清晨，大雾弥漫，法军排着成列纵队，大步向北，穿过维尔通，这里刚刚进入比利时境内。骑兵策马小跑，在前方开路，在快要接近贝尔维农场时遭遇到猛烈火力进攻。农场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头之上。一道铁丝扎成的栅栏阻挡住了骑兵们前进的脚步，法国人无法实施侧翼迂回。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两军展开鏖战，杀得血肉横飞。维尔通的街道上挤满了法国步兵、骑兵和各种火炮——在弥漫的大雾中，大炮也失去了作用。德国人试图向前发起进攻。德军指挥官下令让士兵们高声歌唱，以便搞清楚对方是敌是友。法国士兵同样齐声高唱《马赛曲》，这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这辈子最后一次唱起这样的旋律。有一支法军步兵部队占领了阵地，士兵们看上去一个个无精打采、士气低落。有一位军官名叫凯昆斯，是名上尉，命令士兵们冒着炮火，把队列动作再过一遍。按照这个团的团史记载，此举“竟然让全营一下子恢复了活力斗志”。如此说法实在荒唐可笑，不足为信。
虽然德军在维尔通战役中也付出了283人阵亡，1187人受伤的代价，可是法军伤亡人数要比这多出好几倍。整个部队前后两次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死去的士兵像折叠椅一样堆在一起，倒下去的时候一个压着一个。骑兵再次惨遭屠戮。两名旅长牺牲，有一个团所有军官全部战死，另外一个团有三分之一的军官阵亡。当晚，第三集团军的指挥官们一开始还在妄想次日一早再次发动进攻。士兵们接到命令，开挖堑壕，可手头能用的工具只剩下了一样东西——军用饭盒。军官们很快意识到每个团几乎所有指挥官都已伤亡殆尽，已经无力再战。有个士兵没被打死，侥幸活了下来，因为受到过度刺激，站在那里只知道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叨“死了！啊……全都死了！”法国人收拾残部，陆续撤离维尔通。德军声称当地居民给法国炮兵发了信号，随后展开残忍报复。德皇为自己的儿子和鲁普雷希特亲王分别颁发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英国远征军的亨利·威尔逊爵士在当天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此刻心中半是激动振奋，半是忧郁哀伤。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场战斗就要在今天打响。”法军统帅部在给第三、第四集团军指挥官的指令中要他们不用担心，绝对不会遇到什么顽强抵抗。事实却是，法国人即将遇上的德军拥有十个军的兵力，这支大军由德皇的皇子威廉皇储亲自率领。“小威廉”和他的参谋长期待着建功立业、荣耀加身。侦察报告让德军对法国人的动向意图了如指掌。德军完全没有把毛奇采取守势的话放在心上，根本无意摆出防守架势，他们才不会坐视其他部队按照“施里芬计划”赢得关键胜利，抢得头功。于是乎，德军倾巢而出，与打上门来的法国人相遇，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极其惨烈的遭遇战。
22日无疑成了法国人的受难日。就在同一天，北面的法国第四集团军穿过一座名叫贝尔方丹的村庄，沿阿登山区的林中小路前进。其中一个团的团长名叫查尔斯·曼甘，他正率部向前挺进，快要到达特尔蒂尼的时候，德国人从周围的林子里开火，两军随即展开一场恶战。曼甘率兵发起刺刀冲锋，双方在贝尔方丹展开激烈巷战。村子遭到大规模炮击。当晚，法军残部退至林地边缘，全团共有八位连长战死，损失兵力超过三分之一。法国一直以来都在打算利用从殖民地招募而来的士兵填补白人士兵的缺口。曼甘曾在1910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黑色力量》（La Force Noir），读起来让人感到悲叹。他在书中写道：“这些原始人的性命在我们看来如此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可他们的青春热血却在沸腾奔涌，仿佛早已等不及抛洒出来。他们必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向世人展示什么才是‘法兰西的愤怒’，而且只要有必要，就一定会重新点燃这股怒火。”此时此刻，大战已经爆发，那些来自摩洛哥、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的士兵的确身先士卒、燃起了这股熊熊烈火。截至1918年，法军黑人士兵死亡率在白人士兵的三倍之上，原因在于被挑选出来，执行自杀任务的多半是黑人士兵。
霞飞和大部分高级军官希望决定性的一击能够由朗勒扎克在南面的友邻部队完成，地点就在战线中路的阿登防线。法国统帅部早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留下隐患，并不清楚如果英国人参战的话，到底能有多大帮助。那支小小的英国远征军正在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朝着法比边境前进。可是，即便到了这个关头，法军统帅部对英国人在边境是否有所行动，仍然没有丝毫兴趣。霞飞从法军飞行员和情报官员那里收到一连串报告，据说大批德军已经北上，越过边境，朝着自己的左翼袭来。比利时人同样报告了敌人的动向。按照比利时人的描述，身着灰绿色军装的德国士兵排成长龙，敌人的大军正在横穿自己的国家。这些报告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让霞飞得出结论——霞飞事实上大大低估了对手的兵力——认为既然毛奇军队两翼兵力如此强大，那么中路势必薄弱。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并未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应对来自北面的威胁之上，反而坚持己见，认为法国的决定性一击应该在于穿过阿登山区，向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挺进。霞飞于是在8月21日下令——这是法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军令之一——命令第三、第四集团军的九个军从沙勒罗瓦和凡尔登中间发起进攻，第五集团军同时在桑布尔展开攻势。
在大战初期这些有去无回的任务当中，有一场就落到了殖民地第三步兵师的肩上。8月22日，殖民地第三步兵师的士兵经过一座名叫罗西尼奥勒的村庄，然后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公路进入昂立耶森林。法国人丝毫没有打算事先勘测一下前方敌情。马匹、步兵和大炮就这样排成一列纵队，在丛林中踏步前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非洲轻骑兵团”。因为原先和海军有过瓜葛，该团又有一个绰号叫作“江豚”。德国人早在林中部署停当，耐心等待，直到步兵师全部进入包围圈。短短几分钟，猛烈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倾泻而下，顷刻间便将法军打得七零八落。马匹、士兵、拖车，还有大炮全都陷在狭窄的道路上进退不得，一片混乱，唯有投降的才幸运地活了下来。步兵师一共损失军官228人，士兵10272人，其中3800人被俘，两位将军阵亡，还有一位受伤，成了阶下囚。事实上，该师炮兵部队指挥官几乎悉数战死，幸存下来的仅有一人。
戴高乐刚刚跑了20来码，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的膝盖，像被鞭子抽中一样，被绊了一下。我跌倒在地。德布中士当场中弹身亡，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周围一阵子弹呼啸而过。满地都是死伤的士兵，我能听见子弹打在他们身上发出的闷响。我挣扎着从人堆里爬出来，那些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奄奄一息”。年轻的戴高乐中尉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慢慢爬到了默兹河的桥上，他帮着把团里剩下的人集合起来。待到夜幕降临，戴高乐好不容易找了一辆大车，爬了上去。车是往后方运送伤员的。他后来做了手术，取出子弹。这一枪打中了戴高乐的右腓骨，导致坐骨神经麻痹，说来倒也奇怪，竟然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而他所在的团，连同整个第五集团军已经开始撤退。
由于大炮在密林丛中无法发挥威力，此役法军伤亡如此惨重，完全拜步枪和机枪所赐。保罗·福奈特中尉是阵亡将士之一，他的父亲战后专门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这位父亲悲痛不已，终其一生无法宽恕自己：儿子战前曾经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正是由于自己一再坚持，儿子为了“出人头地”，才加入“非洲轻骑兵团”。法军败退之后，德军再次对平民施以惨无人道的暴行，8月26日当天在罗西尼奥勒杀害了122名平民。
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法国人在莫朗日遭受的惨败也在其他地方上演。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惨遭屠杀仅仅只是霞飞糟糕表现的冰山一角。随着这出蹩脚大戏一幕接一幕展开，在战线的其他地方，法军在与德军的逐次交战中蒙受了更为惨重的伤亡。在最北面，夏尔·朗勒扎克将军指挥第五集团军的五十万大军已经深入比利时境内，沿默兹河而上，经色当和拉美济埃，在与德军交战之前进抵小镇迪南。8月14日夜，夏尔·戴高乐中尉所在的团经过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士兵们躲在迪南的民房屋檐之下休整。次日清晨，天色微明，德军的炮弹便倾泻到了小镇头上。守军在经过一阵慌乱之后重新振作起了士气。德军的轻武器发出急促的嗒嗒声，法军士兵奋不顾身，越过铁路线，朝着默兹河上的一座桥梁冲去，要抢在敌人之前把桥控制在自己手里。
法军在22日当天一日的战斗当中就有2.7万人阵亡，受伤失踪人数多达数万。如此数据可比英国人1916年7月1日在索姆河战役头一天的损失数字要高得多，而后者往往被人误以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日。在龙韦和讷沙托发起的其他进攻和南面的攻势也以同样方式惨败收场。法国人在1914年8月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这不仅仅体现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统计数字之上，还让法军元气大伤，再也无法复原——法国人好歹最后还是挺了过来，这一点倒是值得称道。第四集团军司令朗格勒·德·卡里给霞飞的汇报只有简简单单几个字：“整体来说，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失去子嗣的不止一两位高级军官：福煦的独子和女婿就双双阵亡。虽然总司令仍然要求重新发起进攻，可朗格勒没有理会，选择了撤军。
不过，回到1914年8月份那会儿，每一位指挥官都在人力投入上毫不吝啬，对于人员伤亡并不在意——待到后来，交战各国无奈之下才意识到原来血肉之躯也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德皇还是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高调宣布8月20日的洛林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德国人之所以在1914年8月对于未能达成目的感到失望，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德皇也好，他的那帮军事将领也好，统统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们未能理解在这样一场20世纪工业大国的对抗当中，军事行动的意义在于实现事先制定的目标，而非仅仅赢得一场局部胜利。当战场投入兵力多达百万之际，只求给敌人造成十数万人的死伤是远远不够的。
南面法军的运气多少有了一些改善。爱德华·科德维在8月23日写道：“这一个星期下来，让人筋疲力尽。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迅速推进，现在已经到了阿尔萨斯，获得了战场上的新鲜补给。堑壕随处可见；房子被付之一炬；车站里空空如也，被洗劫一空；教堂早已被炮火摧毁；墙上留下的弹孔清晰可见；十字架被丢在了树林深处；俘虏排着长队，打眼前走过。这么多事情，哪一样让人看了不难过？尤其是那些俘虏。一个个形容憔悴、浑身污垢、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既没有带武器，也没有任何装备，身上也不知道穿的是什么。”然而，法国人此刻的乐观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痛苦很快卷土重来。卡斯特诺既然选择了从洛林撤退，那么在阿尔萨斯的友邻部队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后撤，否则就要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危险。“5点钟下的行动命令——撤到后方去。”这是科德维8月24日的记录。“没有任何解释。看上去我们在明处。阿尔萨斯人在我们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热情欢迎，看到我们走也不怎么难过。阿尔萨斯在过去45年里已经失去了法国味。法国看来已经把阿尔萨斯遗忘，接受了领土割让的命运。是德国人干的坏事，让阿尔萨斯失去了祖国。可怜啊！必须用比利时顽强反抗的例子让德国人明白，没有第三条路可走，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法国，要么德国。”
负责指挥这一仗的那位法国将军卡斯特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会在下属面前大声宣读头一天阵亡的军官名字。8月21日这一天，将军在读到“查尔斯·卡斯特诺”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卡斯特诺共有三个儿子，查尔斯是头一个战死沙场的。将军接着往下念，直到把所有名字全部念完。不过，洛林前线的情况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糕——卡斯特诺还有能力相当迅速有效地重新集结部队。德国人虽然同样伤亡惨重，在福煦部队撤退时无力立刻展开追击，但把卡斯特诺北南两面友邻部队打回去的本事还在。这样的经历对于每一位法国军人来说实在太过痛苦，难以面对。路易·德·毛迪伯爵在撤出萨尔堡之前带着参谋官一起立正敬礼，德军猛烈的炮火就在身旁炸响，军乐队还在吹奏着“前进吧，洛林！”
保罗·德沙内尔是法国下议院议长，后来对弗朗西斯·伯迪子爵说起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事情，认为完全就是“一场闹剧，一个天大的错误”。安德烈·纪德在日记里写道：“在牟罗兹的进攻行动，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法国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根源在于喜欢说大话，做假样子。”从来没有人真正指望在南面发起的这些攻势能够达成目的，取得成功。之所以像德国人预测的那样发动进攻，不过是为了重塑法国的辉煌形象。除非，或者说只有等到法军在其他地方赢得胜利，否则这样的目标最好还是不要先提出来。
20日当晚，卡斯特诺对属下的糟糕表现实在忍无可忍，下令全军撤退。法军后撤15英里，退回法国境内，在默尔特河重新安营扎寨，那里有座小山丘人称“南希的大皇冠”，利用高地足以守住全城。几天之后，也就是24号，法国《晨报》的一名记者向读者详细描述了灾难降临到法军头上的经过，给了法国民众为数不多一窥战场真容的机会。文章写道：“连也好，营也好，一路上秩序混乱，毫无纪律。女人也混在行军队伍当中，和士兵们走在一起，手里还抱着孩子……小女孩穿上了星期天才穿的漂亮衣服，老人提的提，拖的拖，一大堆东西奇奇怪怪，什么都有。整团整团的士兵仓皇逃窜，慌不择路。给人的印象是纪律已经完全崩溃，不复存在了。”
毛奇的军队同样在阿尔萨斯的林地和葡萄园里经历苦战，损失不小。在孚日山区，法军特种山地部队“山地轻步兵团”给予了德国人沉重打击。德军重新夺回牟罗兹其实就是一场屠杀，事先没有经过任何侦察。有个军官名叫莱斯特，是一名少校，提起得不到上级有效指挥时的恐慌艰辛，简直一把鼻涕一把泪：“根本就没法和团里取得任何联系。整个战役期间从团里得不到任何命令。”奥托·布赖因林格中士回忆道，打完牟罗兹这一仗，连里面的250个人只剩下了16个。
德国人对陷入合围的法军开始发起三面夹击。巴伐利亚步兵开始投入战斗，把光靠大炮还没做完的活儿收拾干净。福煦的部队在莫朗日山下当日一天战斗伤亡就超过5000人。其中1500人被集中起来，草草安葬在了一个简陋的公墓里头。真正伤亡人数当在两倍左右。不少死者从名字来看都是阿尔萨斯人。还有158个是俄国后裔，要么就是俄国公民，阴差阳错死在了这里。这些人的墓碑上名字写得敷衍潦草，像什么“Picofay Borrisof”“Nicolai Bororghin”“Fryaje Dimitry”之类的拼写错误比比皆是。死者当中有一位副队长，是轻骑兵团的，名叫查尔斯·德·居里埃尔·德·卡斯特诺。查尔斯的父亲战前是霞飞的参谋长，共同参与制定了“第17号计划”，虽然对进攻洛林持反对意见，却最终只能听命于霞飞。法军在莫朗日山下惨遭屠戮，血染沙场，霞飞难辞其咎，应该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莫朗日当地的居民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山谷里有一个小村庄叫作达和林。战役结束后，趾高气扬的巴伐利亚士兵洗劫了村子，杀死了村里的神父，扬言村民们同情法国人，把村民全都赶了出去。鲁普雷希特亲王打了胜仗，带着随从参谋到附近的迪约兹森林视察战场，见到武器、衣服和装备丢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也不禁吓了一跳。
德国人损兵折将的确不少，可在八月份一系列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仍然非霞飞的军队莫属。雅克·里维尔所在的团和南希北面的第三集团军一起打的这头一仗，一起加入了伤亡名单。里维尔和一支预备役部队的战友们正在一起等待命令，准备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上尉突然喊了起来：“趴下！趴下！”上尉的声音听起来急迫得很，演习的时候可从来没有这样。里维尔听见“一阵声响，轻轻地，好像在撕什么东西一样”，只见头一批炮弹从头顶的天空划过。队伍有那么一阵子陷入混乱。周围林子里的响声变得嘈杂起来，这意味着敌军正在逼近。大伙儿接着看见原来是指挥官的战马，挣脱了缰绳，跳来跳去。炮弹开始从四面八方落下，落在法军阵地上，腾起来股股黑烟，像个菱形。
想象一下，当天展现在占据制高点德军士兵眼前的景象该有多么壮观——福煦一声令下，4.3万名法军士兵越过莫朗日山下的开阔平原，如潮水一般向前冲来。山上的敌军看得一清二楚。迎接法国人的是猛烈的火力，如冰雹一般倾泻而下，将他们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有两个师伤亡惨重，一名法军军官描述起当时的情形，说道：“场面极其混乱，步兵、炮兵，连同笨重的大车，战斗补给品、团里的备用品，还有那些铮亮的汽车，里面坐着我们优秀的参谋官们，全都磕磕碰碰，挤在一起，横七竖八，既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往哪里。”这片杀戮之地的后面有一座小村庄，名叫方丹圣巴伯，成了法国人治疗伤员的据点。战地医疗站伤兵满营，根本忙不过来。等到下午时分，方丹村里打水和公共洗衣的地方已经躺满了成百上千号伤兵，呻吟声不绝于耳，地上血流成河，许多人奄奄一息。与此同时，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了福煦的右翼，由于友邻部队溃败脱逃，整个侧翼被完全暴露在了敌人面前。
8月24日天明时分，德军的进攻部队抓住了里维尔。让里维尔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和战友们在堑壕里打了好几个小时。敌军攻下堑壕时，这些征服者竟然没有表现出一丝恶意，只是说了一句：“仗打完了，该收场了。”里维尔心想德国人做事真是简单实用，就这样一直开火打下去，直到把敌人打趴下，然后等到有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再来结案，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有桌上摆着的纸笔和一份白纸黑字的报告。“就是因为这个，德国人才总能打胜仗，”里维尔回忆道，“今天这样的军事行动感觉原本就是为德国人设计好的……德国人只做该做的，把手头的活儿好好做完（他们的办事方式法国人根本就做不到）……就连抢东西，放火都是一样（井井有条）。”安德烈·纪德也写过类似的话：“搁在我们这儿，军队这东西不过是一个工具；放到德国人那里，就像一个器官。所以，大可毫不夸张地这么说，既然有了这么个器官，那么打仗也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功能。”
左翼法军以东西方向为轴排兵布阵。德军坚守不出，静待福煦的士兵送上门来。只见法国士兵穿着蓝衣红裤，排着整齐的队形，齐步向前，场面甚是壮观。法国人勇敢地趟过一处宽阔水浅的溪谷，朝着坐落在山顶的小城莫朗日进发。据守山顶的德军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居高临下，一眼望去，由南自西数英里范围内一切动向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德国人用了足足44年来好好研究地形，勘测距离，等的就是这一刻到来。德国人将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全军部署停当，一切就绪，只等给法国人迎头痛击。这简直就像一场军事演习，要是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像当年拿破仑打仗一样，打得又准又狠。在莫朗日西北方向的高地上，150毫米口径榴弹炮已经就位，一列列77毫米火炮和机关枪也在高地两侧的山坡台地上布置完毕。法国飞行员向指挥官发出警告，德军阵地火力强大，几乎坚不可摧，结果遭到无视。进攻的法军分成两列纵队，从克莱梅西森林和布里德森林的中间地带向前逼近。这场战役虽然今时今日只有专门研究战争的军事学生才知晓，可无论规模大小还是惨烈程度都足以让人闻之色变。
马里-让·佩尼隆是法国总统普因加莱的军事联络官，他一直表现得莫名其妙的乐观。事已至此，总统终于开口问话：“难道输了？”佩尼隆的回答干净利落：“输了，总统先生。”除开人员伤亡，领土丢失也让法国在煤、铁和钢材等物质生产方面丧失了相当能力。普因加莱在8月24日写了一番话，语气相当冷峻：“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幻想到哪儿去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救得了自己，完全得看有没有能力抵抗。”不少法国士兵现在都认为德皇的军队要比自己想象得更加强大，德皇军队更像一台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雅克·里维尔被关了起来，他在一个车站见到德军士兵从火车上下来，踏着大步，开赴战场，“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井然有序”，眼神里无不充满着羡慕尊敬的目光。在里维尔看来，这是一支“为战争而生的军队，而非因为战祸临头才被迫拿起武器作战的军队”，而法军正属于后一类。
卡斯特诺本人对于深入洛林发动进攻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谨慎行事，自己的部队只要能够守住南希一带的山头据点，让敌人放马来攻即可。然而，霞飞坚持认为应当乘胜追击，继续向前进攻，头几天取得的战果让他更加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再往南面，第一集团军已经拿下萨尔堡。19日当晚，卡斯特诺再次敦促手下进攻洛林的军长斐迪南·福煦务必谨慎行事。不想福煦连同友邻部队竟于次日排成密集纵队，穿过这片林木相间的丘陵，一路向前打了过去。法军进攻投入兵力共计320个营，火炮超过1600门。德法两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中间地带展开激战，双方均损失不小。
虽然，里维尔和不少法国人都对敌人表示尊重，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毛奇的将士们在精力、效率和士气上无疑值得称道，可是真正能够在战术上体现出过人天赋的却寥寥无几。德国步兵冲锋时和法国人一样人挨着人，肩并着肩，抱团作战，死伤同样惨重。75毫米炮，还有机枪和步枪炮火给敌军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无论德国，还是法国，双方都有不少军官尽干这些徒逞匹夫之勇的无益之举，不仅让对手看得目瞪口呆，还引发自己士兵的强烈反感。有一个德国兵8月18日在目睹了德皇掷弹兵团投入战斗场景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仗还没有开打，（普鲁士）乔基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殿下和机枪连的连长就踩镫上马，跑去前头侦察了。眼看敌人的炮火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两个人也不知道下马隐蔽，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全团所有参谋官从始至终站在先头部队里头。德军另外一个团的团史记叙道：“22日当天，第131步兵团直接发起进攻，深深插入敌军阵中。”卡尔·格鲁伯来自弗莱堡，是一名建筑师，任职连长，他的手下的士兵一直缠着自己，问个没完没了：“中尉，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打到巴黎了？”“中尉，仗是不是很快就要打完了？”8月，符腾堡公爵的第四集团军伤亡2万人，与亲王殿下的第五集团军伤亡人数大体相当。
伦敦的《泰晤士报》17日对霞飞军队的前景表示乐观，充分反映出该报对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要么到手的就全是错误情报。文章写道：“法国人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法军如果此时继续向前挺进的话，请不必感到惊讶，因为这样的进取精神才最配得上法兰西的军事天才。”法国人的确在继续前进。整整四天，卡斯特诺的部队一直在缓慢向前推进。负责断后的德军部队有些反应过头，且战且退，走走停停，不仅把沿途放弃的村庄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而且展开顽强抵抗，打得还相当来劲，反而影响了诱敌深入的计划。截至15日早上9点，法军伤亡已经超过千人。
不仅如此，德军指挥机制也开始暴露出严重缺陷，高级军官无论在判断能力，还是人格特征上都显得难以胜任。霞飞虽然是这一系列“边境战役”惨败的主要责任人，可他至少对军队拥有绝对权威，对军事行动动向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无可挑剔。相比之下，毛奇却任由下属在战场上随意执行各自的作战意图，既不干预，也无协调。毛奇甘居幕后，扬言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不在于如何指挥手下的将领，而在于鞍前马后辅佐德皇。
法国人在8月19日重创敌军，再次攻占了牟罗兹。不过，法军同样损失惨重，牟罗兹当地居民在迎接法军到来时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有些人在法国人头一次到来的时候大肆庆祝，结果等到德国人一回来就遭到残忍报复。阿尔萨斯人害怕这一次又会再有反复。保罗-马里·包将军对于拿下牟罗兹心满意足，不愿继续向东推进。再往北面，爱德华·德·卡斯特诺将军已经率部进入洛林西部。那里是一片开阔的乡间地带，分布着采煤和采盐的矿区。法军依旧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进入洛林，军官骑在马上，连同旗手和军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法军一路走来，德国人并未制造什么真正麻烦，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以东20英里的地方做好了精心准备，好好“款待”远道而来的法国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拥有多条极具战略价值的铁路，不少车站专门建有多条岔线，方便部队搭乘火车上下。位于洛林边境线上的村庄尚布雷就是如此，其车站主体建筑无论式样，还是规模，都如同一座小型城堡。德国人有意诱敌深入，让法国人放心前进，直到进入口袋，再从三面夹击。
大战的到来让威廉二世摇身一变，一下子成了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而那位帝国总参谋长则在暗自担心，深恐自己的主子会找个机会，把虚名变成现实，离前线越近，就越有可能插手掺和军事行动。毛奇因此一门心思，要把德皇隔离开来，不让德皇受战场局势变化的影响。8月16日，帝国统帅部在科布伦茨正式成立，威廉二世下榻在城堡寝宫，毛奇的一众幕僚则搬进了乌尼恩酒店。通信主任另有安排，住在巴特埃姆斯。此举不仅令人费解，而且给指挥通信造成了严重影响。格哈德·塔彭中校身为作战处处长，不失为关键人物。此人一向妄自尊大，专横跋扈，颐指气使，蛮横无理，下属多有怨恨。塔彭建议毛奇务必距离战场更近一点。那位总参谋长则声称虽然这里田野交错，但仍然不够安全。毛奇此言不足为信。事实上，他看起来更像自视为董事会主席，而非首席执行官。后果便是让德国在西线的七个野战集团军司令各自为政，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行事，共同指导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
洛林方面，德国第六集团军由45岁的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指挥。第七集团军同样位于亲王麾下，居于第六集团军左翼，扼守阿尔萨斯南部。回到那个年代，德国军队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统一性，这样的特点将在日后不复存在。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军队主要由巴伐利亚士兵组成。毛奇指示亲王保持战略防御，只需牵制住尽可能多的法军有生力量即可，大包围将在北面展开。因此，两支德国集团军此时此刻都在静待霞飞的动向。
拿破仑曾经写过，身为将军，意味着一切尽归其掌握。为将之人不单是一军之首脑，更加代表了这支军队的一切。正所谓“征服高卢者非罗马军团，恺撒是也；令共和国军队颤抖于罗马城门前者非迦太基军队，汉尼拔是也；剑指印度者非马其顿大军，亚历山大大帝是也。”诚然，到了1914年，个人品性比起一个世纪前来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大众更是如此看待，但这并不代表拿破仑·波拿巴的话已经过时。开战头三个星期在指挥上犯下大错的虽然是法国人，可德国人也将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塞雷上校战前是法国驻柏林武官，一直以来都在担心本国军官队伍里有太多半吊子混混，而非受过正规军事战术教育、真真正正的职业军人。塞雷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法国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想起了一座工厂，工厂里面有太多工程师和发明家，却没有足够的工头和领班，德国这方面的人倒是很多。现代战争重兵作战，需要的到底是灵光乍现的天才，还是老老实实干活的呢？”按照法军定下的规章制度，能够得到提升的军官要么是一把年纪的老资历，要么就是碌碌无为的窝囊废，要么两者兼有，完全靠着论资排辈或者人脉关系。这样的政策在1914年让法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从上至下，成千上万法国家庭在动员令下达两周之内一下陷入忧伤与悲痛之中。尼斯一位伯爵夫人有个嫂子，据说擅长通灵之术，能与鬼神沟通。大战爆发前几个月，这个女人预言伯爵夫人的儿子会在20岁这年死于枪伤。结果，这个灵媒巫婆的预言在阿尔萨斯得到了应验。
然而，纵使时光短暂，德皇将士们仍然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攫取胜利果实。管他大小，总之到手的果子就要好好品尝。8月22日，西里西亚第105步兵团二等兵沃格尔伙同自己部队的另外两个士兵闯进了一家法国杂货店，把店内商品洗劫一空。沃格尔手里抱着满满一箱抢来的东西，不想迎头撞见营里的人事行政参谋。“你箱子里装的什么？”参谋问道。“是饼干，中尉先生。”“我能拿一点吗？”“当然可以，先生。”沃格尔描述了六个法国兵第二天是怎样打着白旗，走到德军防线前面举手投降的：这几个法国兵的战友大都已经撤退，躲进了附近的林子里，丢下好几百具尸体，“像瘟疫一样散发着恶臭”。可是谁能料到，这样的命运竟然很快落在了沃格尔自己的头上。后来，他的日记被英军士兵捡到的时候早已被鲜血浸透。
如果这位总司令谨慎明智一些，至少会稍稍按捺一下，等到得知俄国人在东线采取行动之后再先发制人，大举进攻。战事爆发不久就有情报警告德军在比利时的兵力之强，大大超乎原先预计。可是，霞飞仍然在8月11日下令发动总攻。进军阿尔萨斯成为一道美味大餐。两天之后，霞飞将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投入到了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进攻当中。不少士兵原本只是农民，甚至连头发上沾着的稻草还来不及掸去，就踏着大步向德国人发起冲锋。伯尔纳·德拉贝是一名下士，他所在的旅接到的命令只有轻描淡写的几个字，任务就是“围攻斯特拉斯堡”。德拉贝下士可没把旅长和这些大话放在眼里：“看他那一身黑衣红裤的窝囊样子，就像（1859年）索尔弗利诺侥幸没被打死的残兵败将一样。”德拉贝对下令逼着自己上前冲锋的上校也没有好印象，写道：“这家伙老了，根本就不知道敌暗我明，火力有多么要命，还没等你往前冲就打了过来。炮弹和机枪子弹跟下雨一样，劈头盖脑地落下来，所有人都在四处逃命。说什么上刺刀，干净利落地结果敌人，让这些骗人的谎话统统见鬼去吧。头一个被打死的连敌人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就倒了下去。等到（我们）真正见到德国人，才知道他们穿的是灰色衣服，躲在大约50米开外的地方，要不是头盔上的尖钉闪闪发亮，根本就认不出来。接下来说是撤退，结果差不多成了溃逃。”
士兵们在各条战线上展开殊死战斗，与此同时，整个欧洲，千家万户的数百万平民百姓也在焦急等待消息从战场传来。海琳·施魏达住在不莱梅，她在8月18日给男友威廉·凯森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百姓什么也不懂。动员刚开始的头几天兴奋得像发了狂一样，待到这股劲过去，现在又变得死气沉沉。不莱梅城里很快就会只剩下女人了。”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几乎每个城市都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先是狂喜，待到后来消息从前线传来，又变得沮丧忧伤起来。这些消息本就不多，而且往往以讹传讹，错误百出。8月份的绝大多数疯狂庆祝活动都发生在德国。21日下午，洛林告捷的消息传来，在德国各大城市引发了一轮庆祝狂潮。例如，弗莱堡的不少家庭就在屋外挂起了德意志帝国国旗和巴登地区的区旗，教堂也敲响钟声，大教堂的尖顶上飘扬起了帝国的旗帜。人们纷纷走上街头，疯狂庆祝德皇与帝国军队取得的辉煌胜利。兴奋的人们聚集在市中央的广场上，把胜利纪念碑围得水泄不通。
霞飞为人实在，不善虚情假意、玩弄心计，对于旁枝末节的小事唯恐避之不及，只对事关重大的决策感兴趣。霞飞在统帅部有一批支持者。这帮人并非傻子，懂得如何在陈规旧习的紧密束缚之下思考行事。任何富有创意的意见都是不受欢迎的。斐迪南·福煦将军或许称得上他那个时代法国最具能力与号召力的军事将领。据说福煦早在1911年就对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提出告诫，要小心提防毛奇可能采取两翼合围的大包围战略：“你去告诉霞飞将军……永远不要忘记一点，德国人会拿出35个军的兵力来跟我们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他们会把右翼安排在靠近英吉利海峡一带。”然而，法军统帅部没有意识到北面战线的重要意义。霞飞犯下了致命大错，将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德法边境之上，一门心思自己搞进攻，开战头三个星期对于敌人动向几乎没有做过任何研究。
在法国，无论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及其英国盟友，都在相当程度上对发生的一切，诸如惨遭屠杀，兵败撤退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不过，消息灵通人士还是有足够渠道得到消息。尼斯住着一位伯爵夫人，上了年纪，每次只要一听说普罗旺斯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在洛林表现丢人就感到恶心，总会用轻蔑的语气指责当地的男人巴不得靠女人谋生。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在16日写道：“我认为法国人只向民众公布打了胜仗的好消息，吹嘘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大炮，这一套做法相当愚蠢，因为法国人自己肯定也损失了不少人员大炮，等到真相一出来，国内肯定会乱成一团。”伯迪爵士两周之后又补充写道：“《泰晤士报》上描写的事实和真相要比任何一家法国报纸都多。”当然，爵士这番话对《泰晤士报》来说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恭维。
绝大多数英军将领都对个人穿着外表相当在意，可霞飞手下的军官看上去常常让人感觉不修边幅，邋里邋遢。霞飞本人臃肿的体态也成了某些人嘲讽的对象。据说按照法军军规要求，军官人人都要学会骑马，可是到了霞飞这里，这条规矩肯定只能作废。霞飞1914年已经62岁。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酒商，家里一共养了11个孩子，霞飞靠着天生的过人才华才一步一步脱颖而出。霞飞大部分军旅生涯都在法属殖民地度过。1911年，法军总参谋长一职出现空缺。约瑟夫·加利埃尼本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却坚称唯有霞飞，而非自己才能担此重任。霞飞以沉默寡言出名，习惯安静倾听，而非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他在统帅部开会或者应对危机局势时往往一坐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叫手下将领不仅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甚至有些提心吊胆、不知所措。
战争开始在法国国内造成种种冲击，首先表现在外省城镇里受伤士兵的陆续到来。比如，格勒诺布尔就在8月22日迎来了第一车伤兵，截至9月份，全市已经接待伤员2000余人。大部分是从前线直接送回来的，看各地政府的态度，再分散到各个城镇乡村安置。统帅部发布命令，为了确保不对士气造成影响，一般平民尽可能不要接触伤员。话虽如此，可每当一列载着伤兵的火车到来，遇上的都是成群结队的平民。每一个人都在问着自己关心的问题，“无可奉告”成了最普遍的回答。有一个“山地轻步兵团”的士兵说道：“我们这些当兵的对于军事形势其实和老百姓一样一无所知。我们自己的排、自己的连、自己的单位，我们所有知道的，或者说一般关心的也就只有这个。”
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身为法军最高统帅，一时之间几乎成了独掌法国大权的唯一一人。霞飞将统帅部设在一座学校之内，地点位于维特里弗朗索瓦的罗约·科拉广场。这座小镇就坐落在马恩河畔。霞飞在统帅部里发号施令，一手操纵着法军的生死命运。他每天清晨5点便离开住所，开始一天的工作。霞飞的住处距离统帅部不远，房东好像叫作什么沙普龙先生，是一位工兵主任，已经退役。霞飞本人之前也当过工兵，现在就和这位沙普龙先生同吃同住，每天一到中午11点便回到沙普龙先生的家中吃午餐，这个定时习惯也提升了霞飞的名望，让人知道他处变不惊，临危不乱。霞飞只在1914年8月才暂时放弃了饭后午休的习惯。晚饭一般在6点半开餐，和英国军官食堂的惯例一样，统帅部的军官吃饭时严禁谈论和军事有关的“业务”。晚餐过后会召开一次晚间会议，时间不长，美其名曰“小小增进一下关系”。到了晚上9点，总司令便会上床就寝。
不过，待到开头几个星期过去，人们对伤病员的好奇心已经不再强烈，也不再那么关注士兵的困境。热情消退如此之快，令不少人大为寒心。在纳博讷，酿酒商路易·巴塔不无心酸地说道，城里的医院已经住满伤兵，市长于是呼吁市民们带伤兵回家，帮着照料，谁知大多数人充耳不闻。车站周围躺满了受伤的士兵，这些士兵已经在担架上挨了好几个小时，奄奄一息，没有人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才好。好几个月以来，各交战国的医疗机构，尤其是法国的医院人满为患。伤兵成千上万，有的身上被烧伤，有的肢体残缺。不少人就这样不治而亡。其实只要救治及时，哪怕是最简单的治疗也能够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可惜的是，就连这样的处理也往往无法得到。
俄国人使用的同样是以马克沁机枪为原型的改良产品，由于子弹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子弹重量轻一些，所以在枪膛上做了改动。所有这类机枪全部采用水冷机制，重量在40磅左右，如果算上弹匣里的子弹带，每一条弹带会增加大约15磅的重量。机枪通常需要三名士兵共同操作，有效射程在1100码。子弹散射在瞄准点周围数平方码的“被弹面”上，这样能够增加杀伤力。法国人更喜欢自己制造的“哈其开斯机关枪”。这种机枪通过弹夹装弹，采取气冷方式，虽然容易卡壳，却不失为一把好枪。不过，法国人战争初期在自动武器数量上不如德国和英国。霞飞军中机枪一开始并不多见，后来才为人所知，并且得一雅号“高贵武器”。法军指挥官个个都在抱怨自己没有配备足够的这种武器，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过，回到8月份那会儿，即便干劲再足的指挥官，也没有谁愿意和机关枪扯上关系，因为这种武器用起来实在太过直接粗暴。1914年值得一提的显著一点就在于虽然机枪数量不多，只有区区几挺，但是造成的死伤却令人瞠目结舌，闻之色变。
法国人虽然在开战的头几个星期一败涂地，但是士气并未垮掉。霞飞军中的绝大多数士兵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信心，着实让人吃惊。可是，这股一反常态的严肃劲儿终归让数百万人情绪缓和下来。有一名法军军官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写得相当直截了当：“不用说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不是在剧院里演戏，这些行为发生的场合和时间可不是吹一声口哨就控制得了的。看戏的人早就等不及开始，他们会发现这出戏要比预期的演得久一些……我们会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最后一兵一卒，直到‘斗志’全部耗尽。不过，请你放心，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德国人早就被我们揍趴下了。”话虽如此，随着法国人的攻势渐渐退去，毛奇又开始积蓄力量，大举进攻。八月中旬的这些冲突不过是序曲、铺垫而已，接下来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才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
职业军人之前早就花过大量时间来思索，倘若面对这样的局面，应该如何应对——早在差不多十年之前，自动武器就在中国的满洲展示过骇人的杀伤力，这一幕当时也被不少欧洲军事观察家看在眼里。德国人从历史教训当中吸取经验，给自己的军队装备了马克沁机关枪。1914年配备的马克沁机关枪已经多达12500挺，标号“MG08”，还有更多在生产当中。人们普遍相信毛奇军队配备的自动武器按兵力比例来说要比英国远征军多。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英国生产的维克斯机关枪作为马克沁机关枪的改进产品，瞄准距离2900码，成为此后五十年大多数重型机枪的鼻祖。不过，在“一战”开始之后的头几周内，英国报纸在提到自动武器时用的还是法语词“Mitrailleuses”。
第二节 “德国人的兽行”
德法两军在阿尔萨斯的最初交锋并无什么精妙的战术可言，只是反复投入兵力，利用人海战术，直接沿着行军路线发动进攻，根本没有尝试散开队形，分散部署。指挥官们不以为然，坚持认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实在太多，防不胜防，因此只能采用这种战术。为了保持冲击力，士兵们在更多情况下排得密密麻麻，肩并肩向前迈进，而非像碎石一样分散开来。可是，结果是惨痛的。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进攻士兵一旦遇到敌人的机关枪和火炮，下场只能是惨不忍睹。
德国人在西线战事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有一件事情干得尤其丑陋，这件事对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军残忍虐待平民百姓，犯下累累暴行，而且这些兽行都得到了最高层的许可。入侵的德军自列日开始推行有组织的暴力政策，并在日后将这一恐怖政策推广至侵占的全部领土之上。德国人早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就领教过法国游击队的厉害，这些游击队都是由普通平民组成的。到了1914年，德国人对这些非正规义勇军表现得耿耿于怀，将其视为破坏战争法则的威胁。有一名士兵在阿登附近作战，他在8月19日的日记里头写了这么一段话：“听说我们每次派骑兵出去巡逻，都会在村里遭到暗算。说起来真是可怜，好几个家伙就这样丢了性命。太可耻了！为什么不上战场真刀真枪干上一场？是的，那样的话才叫为国捐躯。可是，躲在路边搞埋伏，从屋里朝窗外打冷枪，把枪杆藏在花盆后面，这算什么？这可不是一个军人堂堂正正的做法。”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至少有那么短短一阵子让人觉得热情高涨。吕西安·拉比22岁，是一名军事医学院的学生，动员入伍之后专门负责抬担架。拉比对自己无法参战大失所望，到了8月10日实在忍受不住，于是放出豪言，说要扯掉胳膊上的红十字臂章，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偷偷溜出去杀几个德国人。拉比在日记里写道，自己一听到敌人对救护车开火的消息就怒不可遏，满腔热情立时被点燃。“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个，因为像我们这样擅自行动，肯定得不到批准。”拉比声称自己完成了目标，然后回到部队继续干自己该干的活。“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现在，我可以继续履行我的职责，怀着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干好医务兵这份工作了。”
有位军官在8月19日的《德意志日报》上发表来信，写道：“我们之所以要把每一座城市，每一座村庄都夷为平地，纯属迫不得已……因为那些平民，尤其是女人，只要等到我们部队经过就会朝我们开枪。有个村子昨天就有人从教堂顶上向我们的士兵开枪，有个连有一半士兵英勇牺牲。我们把那帮家伙从教堂顶上抓了下来，就地正法，村子也一把火烧了。有个女人见到一个骑兵受伤，居然把那个骑兵的脑袋给砍了下来。这个女人后来被抓了起来，我们要她自己提着骑兵的脑袋去一个地方，然后一枪结果了她的性命。我们的小伙子都是好样的、勇敢的。他们想要报仇雪恨，想要保护自己的军官，只要抓到义勇军，就会把他们捆在路边的树上。”这些话读起来感觉过于夸张、不着边际。不过，一听到义勇军三个字就疑神疑鬼，这种事情无处不在。有个德国兵向一群抓起来的法国兵保证，要对方放心，说什么“当兵之人，皆是战友”，说完却挥舞着刺刀，恨恨说道：“可是那些义勇军除外……”
再往北面，37岁的恩斯特·克洛普准尉一面注视着战场，一面陷入悲思。克洛普来自普福尔茨海姆，和平时期是一位艺术家。此时此刻，死去的战友就在眼前一行行躺着，等着被人埋进土里。这些人拼死夺取的那座法国小村庄已经在战火中差不多成了废墟。人们在吵着嚷着，乞求得到一点吃的喝的，能够有人帮忙把马、猪，还有牛从马厩和围栏里救出来。这些吵吵闹闹的声音让克洛普觉得压抑低落。“我真的不愿回忆这些邪恶的暴行，”克洛普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没见过任何事情比战场更叫人心里难受，那么多人就这样死了、伤了。我们虽然打了胜仗，可我感觉非常难过。村里看上去好像刚刚被古代的匈奴人洗劫过一样。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好的。厨房、箱子，还有地窖，吃的喝的全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肥堆也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初次战斗经历中有着和雅克·里维尔同样的迷茫与困惑。里维尔这一年28岁，这位法国知识分子是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好友。里维尔和战友们眼看房屋被熊熊大火吞噬，在烈焰中垮塌，依稀感觉自己正在参加一场军事比赛，置身于虚幻的战争当中，欣赏空旷操场上升起的烟火表演。里维尔看着骑兵冲过边境线，心想两边军队相隔如此之远，到底该怎样区分哪一边是法国的骑兵，哪一边是德国的骑兵。他很快明白，要想分清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敌人，根本就做不到。里维尔所在部队就对自己的龙骑兵开了火，好在没有造成什么伤亡。每次听到炮声，里维尔也和所有新兵一样，分不清这一炮到底是自己人打的，还是朝自己打来的。他突然想起一些更加奇怪的比喻：“在远方的天际线上，三个长枪骑兵高举长矛，从草地上慢慢跑过，看上去就像船只在远方的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
德军在比利时的所作所为，那些所谓的“德国人的兽行”很快成了协约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有一个爱尔兰士兵负了伤，住在多佛的一家医院里头，对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说自己亲眼看到德国人押着一群妇女儿童走在部队的最前头。虽然目击者有时见到的只是逃难的难民正好跑在进攻部队的前面，可这种事情的确时有发生。不过，某些故事显然夸大其词，好比说什么匈牙利人用刺刀把婴儿活活挑死，普鲁士掷弹兵把一个母亲的手生生砍断，诸如此类。杰弗里·哈珀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士官生，听说了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的暴行之后在8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要说德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种族’，或者是一个开化的民族，我真的说不出口。如果说德国军队里头大部分人能够干出现在干的这些坏事，这个民族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理所当然把每一个德国人，管他男女老少，总之德国皇帝以下的所有人，都不再认为他们之所以野蛮是因为穷，或者是没有教养，他们是故意的。”
不过，胜利的消息很快就在德皇的盟友当中传了开来。“晚上传来了好消息，德军（在牟罗兹）打败法国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奥地利中学女教师艾塔·吉写道，“就是这些德国人！他们难道真的是冉冉升起的新势力吗？昔日荣耀的法国难道注定就此衰落下去，变得星光黯淡吗？”不过，对于身在阿尔萨斯的不少德国士兵来说，他们和自己的法国敌人一样在这场战争初体验当中遭受了沉重打击，遍体鳞伤。8月10日，一位炮兵军官对威廉·凯森中士说道：“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在盼着开战。可是，现在看到现实如此残酷，又开始害怕，哆嗦得想回头。”凯森在给女友海琳的信中写道：“那个军官的话让我清醒过来，久久无法忘记，因为我知道别人也有着和我同样的想法。就在那个军官说话的时候，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告说法国要求谈和。你一定想象不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有多么兴奋。哦，这些人全都疯了。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不到用光最后一个芬尼绝不会停止。这场战争将是欧洲的最后一战。”
英国的各家报纸开始展开激烈辩论，争辩的议题是当英国受到侵略的时候，平民百姓是否应该拿起武器反抗。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认为奋起反抗理所当然，该观点却引来一位《泰晤士报》记者的坚决反对。这位记者举出比利时人的例子，认为依靠老百姓去打敌人毫无意义，不仅伤不到德国人一根毫毛，反而会引起凶残报复。文章写道：“要让每一个人明白会有什么下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副可怕疯狂的场景——村子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残忍处决杀害，还有一切莫以名状的可怕暴行，这些报复行径杀红了眼的士兵通常都能干得出来。”
让霞飞愤怒的不单是军事挫败，还有精神羞辱。他严厉呵斥了博诺，批评博诺贻误战机，博诺原本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摧毁敌军架在莱茵河上的桥梁，再在牟罗兹大摆一场庆功宴。这位法军最高统帅早就打算在阿尔萨斯举行游行，展示胜果，提升全军士气。可是，现在不但庆祝没有搞成，博诺还在一味强调自己遭受敌军压制，要求增派援军。这位法国将军和主要下级军官于是被齐齐革职，罪名在于指挥撤退时“混乱无序到令人无法形容的地步，马匹、大炮，连同掉队的士兵乱作一团”。诚然，霞飞并未向法国民众透露兵败受挫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法军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在为人行事上表现得极其独断专行，如此专横霸道也将在霞飞日后的指挥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人们不久之后便得知真相，某些德国人在比利时犯下暴行的报告纯属夸大其词，甚至完全是凭空捏造，只不过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宣传目的罢了。人们得知真相之后的反应很激烈。在巴黎，有一天有个美国人走进法国比利时协会的办公室，安德烈·纪德也在替这个协会帮忙。美国人提出只要协会工作人员能给他介绍哪怕一个孩子是被德国人折磨致残的，就愿意慷慨解囊，捐出一大笔钱来，言语之间不乏讽刺奚落。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在于让·黎施潘之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德占区有4000多个孩子被敌人砍去了手脚。
然而，庆祝活动并未持续多久。短短24小时之后，德军援兵陆续到来，展开大举反攻。两军冒着烈日酷暑，在小树林和葡萄园里展开混战。德皇的士兵们并非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奥托·特施纳少校下令发起正面进攻时，只有参谋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士兵服从命令，其余的人全都躲进沙坑，不敢出来。特施纳没法子，只好扬言倘若再有人临阵退缩，就要就地正法，这下可好，把躲在坑里的一群人吓得屁滚尿流，一个个迈开双腿，飞也似地往后方跑去。还有一位军官被派去查看前线战况，结果遇上了一大股逃兵抱头逃窜。这名军官后来回忆道：“那帮人告诉我说他们被打败了，想撤到莱茵河的对岸去。”不过，就在此时，战局发生逆转。德国人占了上风，法国人只能放弃牟罗兹。博诺浑身颤抖着下令全军撤退，退过边界，撤回贝尔福。
不少英国士兵对德国人怀有敬意，将之视为“值得尊重的对手”。这种情况至少在战争早期，在毒气战和旷日持久的屠杀让英国士兵心态变硬之前符合事实。英军士兵看着报纸上大篇幅地报道说德国人犯下如何残忍的暴行，简直不屑一顾，因为这些报道和他们的亲身经历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伯迪·特里沃是一名少校，9月份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赞了敌人的公平战斗精神：“我们打的是近卫军团……运气不错……（所谓）那些德国人对伤兵无恶不作的故事全是夸大其词，一派胡言。”《新政治家》杂志也表示疑惑，认为敌军对平民犯下累累罪行的报道实不足信。文章写道：“这种事情看起来放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的敌人没有干过这些坏事，你就会编出一个来，安在敌人头上，这样才好让人去恨对方，因为你需要有人去恨你的敌人。”萧伯纳谈起报纸上有关德军暴行的报道，打了个比方，把这些文章轻蔑地比作“一个士兵打仗受了伤，在哎哟喧天地叫着喊着要吗啡”。
虽然，伊冯·杜拜尔将军进攻阿尔萨斯的兵力达到26万人，在法国五个集团军中已是兵力最多的一个——法军在随后几周进行了整编，改为七个集团军——可是南面的法军指挥官们从霞飞处得到的指示却是，自己只有一个任务，那便是与敌交战，尽可能多的牵制敌方兵力，将决定性一击交由北面的友军完成。德军一开始并未做出像样抵抗。杜拜尔部在通往牟罗兹的路上伤亡仅有百余人。8月8日下午3点，牟罗兹的法国居民已经在欢庆蓝白红三色旗在城头再次飘起，敌人早已弃城而去，逃之夭夭。凡法军脚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走上街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唱起《马赛曲》，载歌载舞。路易·博诺将军是牟罗兹当地的法军指挥官，他的父亲就是阿尔萨斯人。博诺将军特意安排了一场两个小时的胜利大游行，用雷鸣般的声音大声宣告：“阿尔萨斯的孩子们，经过44年的痛苦等待，法兰西的战士们再一次站在了我们神圣的国土上。他们是为了完成复仇大业，艰辛付出的第一批人。”
后来直到1928年，工党议员亚瑟·彭松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作《战争中的谎言》（Falsehood in Wartime）。作者在书中声称1914年的所谓“暴行”完全是协约国政府有意杜撰捏造出来的，旨在激发民众对敌人的仇恨之情。彭松比的这本书受到了自由派的欢迎，在德国引起轰动，广受好评，着实出人意料，后来甚至在纳粹德国再版发行。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欧洲人相信，对于德国所犯战争罪行的指控其实并无多少依据可言。这件事情到了战后又掺和进了英国自由派的观点，认为但凡参战的国家都在道德和政治上对于这场浩劫负有责任，都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一样有罪。
有一篇文章唱起了反调，让塞雷上校大为光火。文章刊登在4月30日的《时代报》上，声称其他国家都对采用黄褐色军装后悔万分，好在法国没有干出同样的蠢事来。塞雷盛怒之下，再次致函陆军部，痛陈老式军装让法国士兵成了世界上最招惹目光的士兵，写道：“区别在于到底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法国）士兵也会立刻引来敌人的注意，这样对士气产生的严重（负面）效果，要比让士兵拿着一杆老枪上战场打仗严重得多。”塞雷补充说道：“法军在装束上过于打眼，会在面对敌人时让对手看得一清二楚。”法军一直拖到7月才好不容易出台新的规章，决定采用新的蓝灰色便装，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蓝色天际”军服。不过，这套军装直到大战开始也没有分发给士兵。
然而，此种观点与当时的证据并不相符。现代研究表明，虽然某些媒体有关暴行的报道的确属于捏造，但是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的确有组织地开展了反人类行径。诚然，英军和法军士兵偶尔也会把无辜的法国或者比利时平民当作间谍奸细处决，可是像德军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别说记录、就连针对西方盟国的指控都找不到。德皇的军队害怕所谓“义勇军”的威胁，早就走火入魔，所以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和战俘人质。约翰·霍恩和艾伦·克莱默是目前德国战争罪行研究方面最具权威的历史学家，二人在书中写道：“我们可以明确表示，既没有任何平民集体反抗，也没有（类似1870-1871年普法战争那样）义勇军部队的军事行动。只有少数平民向德军开枪的单独个例。可是，没有任何一次类似事件值得引发像迪南、卢万，或者比利时的列日和法国其他地方那样的大屠杀。”
布防阿尔萨斯的德军士兵大睁着眼睛，好奇地看着法军先头部队出现在眼前。法国士兵还是像以前一样穿着长长的蓝色外套，红色军裤，戴着平顶军帽。德国人的普鲁士父辈们在1870年不仅见到过这支军队，还打败过这支军队。有一个德国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法国人看起来简直就像图画书里冒出来的一样。”霞飞和他的部下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们并非事先没有得到警告，继续执着于这些花里胡哨的军服装饰将是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早在1914年春，法国驻柏林武官塞雷上校就递交过一份长文，对德国人的最新动向做了详细汇报。塞雷指出德国人拥有榴弹炮与重型火炮，实力不容小觑。可是，巴黎的那帮高级军官对此不置可否。塞雷同时强调德军的灰绿色军装有助于隐藏遮蔽，肉眼难以发现，并且敦促法军不仅应当换掉传统装束，就连剑柄、炊具，甚至衣服扣子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都应该统统抛弃。塞雷在报告中援引德皇的话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军装应该具有美感、让人愉悦……近身作战的时候要想杀死敌人，就非得有效识别对手，这一点至关重要。现如今，两军交兵，阵地往往相距数里之遥，我们不应再这样暴露自己。”塞雷在笔下写道：威廉二世同样对于士兵穿着的盛装军服退出历史舞台感到遗憾，可他同时宣称战争发展至今时今日，已经成了一件“不再让人感到开心、不再光鲜亮丽的事情”。
传言自8月初就已沸沸扬扬，说义勇军在私下活动，无恶不作，就连细节都说得有模有样，在德军各部队中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这些流言蜚语让德国士兵一方面只要听见阵线后方传来枪声，就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另一方面又做好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大肆报复。德军最高指挥层也通过了极其严苛的政策。德皇威廉在8月9日写道：“比利时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魔鬼野兽，比起哥萨克人来说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百般摧残伤员，把伤兵活活打死，杀害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还在背后开冷枪……被比利时人打死的都是街上站着的哨兵，根本就没有伤害过他们……比利时国王现在就得立刻知道，既然他的人的所作所为证明了自己不遵守欧洲的一切传统……那么，比利时人也必将得到同等对待。”
在北面，德国人修建了宏伟的米奇格要塞，布有地下掩体，相互连通，保卫通往斯特拉斯堡的去路。南面，古老的莱茵河冲积平原被夹在孚日山脉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穿过平原便可去往纺织业发达的小城牟罗兹。这条狭窄“走廊”虽然宽不足20英里，但军队完全可以由此从容通过。阿尔萨斯大部分地区皆为乡野，盛产奶酪佳酿，尤以生产棉麻织物出名，因地处死角，前方正对着德国南部的崇山峻岭，犹如装在口袋底部，在战略地位上并无多少价值可言。不仅如此，如果要对与阿尔萨斯交界的地方增援补给，德国人要比法国人从容得多。不过，毛奇早有先见之明，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倘若能够就此收复东部旧省失地，这样的诱惑法国人绝对无法抵挡。
引发德军过度报复的事情不少。有一桩发生在8月12日晚上，地点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阿尔隆有一名妇女，在打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窗户上头的野战电话线给切断了，结果被说成是蓄意破坏。当地德军指挥官下令将村子夷为平地，并且要求赔偿损失。一名警官被抓做人质，次日晚上遭到枪杀，原因据说是朝德国骑兵开枪。8月10日，在卢森堡的雅尼，德军下达禁令，要求各家各户看管好自己的宠物。有个意大利人照着做了，一枪打死了自家的狗，没料到枪声让德军误以为是义勇军在开展活动，结果一共射杀了15个意大利人。战场上战术受挫往往会让敌人找地方撒气，把屠刀对准平民百姓。8月11日，德军一支龙骑兵部队因为受到火力压制，被迫撤退，竟然声称在巴扎伊遭到村民袭击。25名村民惨遭枪杀，45间房屋被焚毁。16日在维斯格拉德，一群哥尼斯堡轻工兵团的士兵喝得酩酊大醉，声称遭到攻击。结果当地有25人被枪决，631人被流放德国，维斯全城遭到洗劫，600间房屋被付之一炬。
不过，的确有一批人对于国土沦丧耿耿于怀，对于收复失地充满热情，不惜余力。路易·拿破仑·科诺便是其中一位。这位将军1914年任职骑兵军军长，大战爆发之前每年都会带着自己的龙骑兵团战士在一处边防哨所之内露营一宿，举行纪念仪式，哨所所在位置正是通往阿尔萨斯的必经之路。类似科诺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这帮人到了1914年已经成为法军的高层首脑，在率军出征之前无不挥泪宣誓，誓要解放自己的手足同胞。在这些人看来，同胞正身处敌人的奴役与压迫之下，可事实却是应征入伍，加入德军作战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人最终竟然达到了38万。阿尔萨斯省本是一个讲德语的地区，却在近代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法国统治之下。阿尔萨斯省南北宽百余英里，东西纵深不足40英里，西面主要为孚日山脉——德国人称之为“伏盖森”（“Vogesen”），好比将阿尔萨斯称作“艾尔萨斯”（“Elsass”），洛林称作“洛特林根”（“Lothringen”）一样。法国和阿尔萨斯的接壤处沿山脊而走，山高林密，不少地方海拔可达3000英尺。
有些德军部队会对负隅顽抗的敌军部队进行惩罚。8月19日，德军在向阿尔斯霍特的推进途中遭到比利时军两个团的顽强阻击。侵略者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杀死了20名战俘，并把尸体扔进代默尔河中。德军有个旅长，名叫斯滕格，是个上校，当天晚些时候中枪身亡，据悉很可能是“友军炮火”所为。一个叫作什么卡尔格的上尉于是下令将扣作人质的76名男子押解过来，三人一组，立即枪决，以示报复。德军在阿尔斯霍特大肆纵火抢劫，一直持续至当天深夜。8月28日，城里又有一千多居民被集体押往卢万，有些人一到卢万就被枪决。还有四百人后来被流放德国，其中包括当地修道院里的圣心会修道士。阿尔斯霍特全城共有156人惨遭屠杀。
就在毛奇的各路纵队大踏步穿过比利时的同时，德军与霞飞的大军也在南面爆发了首场惨烈交锋。8月3日，法国人进入了他们“丢掉的那个省”，这个省在1871年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之后便被普鲁士吞并。1914年到底有多少法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真的心存怀念，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前，有个年轻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损失不过是历史旧事罢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让今天的法国年轻人提起兴趣，我也没有兴趣。”《祖国报》早在1908年就曾断言：“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好像英法七年战争一样，早就成为遥远的过去。”
由于暴行过于残忍，甚至就连某些德军军官也开始感到内心不安。在昂登塞耶，惨遭杀害的平民百姓共计262人。塞耶当地新上任的指挥官贝克上尉于是下令8月28日举行“和解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将此视为德国人心虚的表现。不过，利用平民当作人肉盾牌的类似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有一起事件发生在德军攻占那慕尔的时候，有两位神父在被当作肉盾时不幸身亡。同样是在那慕尔，德军于8月23日当晚攻占该城，将400多人挟持，集中带往一所骑术学校，让他们听一名德国军官训话。这名军官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刚才有人朝我们的士兵开枪。我们在昂登怎么干的，在这里就打算怎么干。……昂登的人想把我们的士兵毒死，朝我们的士兵开冷枪……你们这些家伙同样会被处决，谁叫你们朝我们开枪，就离这儿不远，就在大广场上。你们这帮比利时人竟然割掉我们士兵的鼻子、耳朵、眼睛，还有手指。”不过，当晚抓来的这批平民很快得到了释放，这样幸运的事情难得碰上一回。
大战早期的冲突当中，交战各方战斗规模不大，不少士兵展示出对战争究竟为何物有多么幼稚与无知。查尔斯·斯泰因是比利时掷弹兵团的一名士兵，他看到德国人炮弹打来，还在赞叹烈焰腾空、浓烟蔽日的景象是多么壮观，直到看见战友四散逃窜，才恍然大悟，清醒过来。11日晚上，斯泰因所在部队的一名哨兵慌乱之中开枪打死了一头奶牛，因为奶牛距离哨兵岗哨太近，盯着哨兵直瞪瞪地看。德国有一个连的预备役士兵同样干了件荒唐的事情，他们在清晨的迷蒙中隐约看见一群黑影在活动，于是猛烈开火，一顿好打，待到恢复秩序，才发现打死的原来是几头牛和一名回营的巡逻兵。法国上尉普略·德·迪于斯发现一枚哑弹落在身旁，好奇地俯身下去，想把哑弹捡起来。一个老兵见状赶紧大喊起来，说这样会灼伤自己——普略·德·迪于斯对于刚刚出膛的炮弹发烫这样的常识居然完全不知。
古城卢万之所以惨遭劫难，被德军付之一炬，原因在于8月25日晚上8点钟的样子，不知从哪里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德军士兵冲进民房，将屋内的人拖出来一顿毒打，有的甚至遭到开枪射杀。当晚11点30分左右，德军闯入当地大学图书馆纵火焚烧，并且阻止随后赶到的比利时消防员救火，结果导致30万册藏书葬身火海。德军大开杀戒，肆意纵火，暴行一直持续至26日，被毁房屋2000余栋。卢万全城共有近万居民被赶出城外，流离失所，其中1500人被流放到德国。
一位轻骑兵中士后来描述了骑兵团蒙受的奇耻大辱。骑兵团原本打算对比利时境内的敌军骑兵发起冲锋，结果遭到了德军步兵的致命火力还击，许多骑兵被击落马下，死伤惨重：“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上演，有20-30回。”每打一次，法国骑兵的人数就少一些。如何管理战马是一门至关重要的军事技能，法军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索尔代的骑兵在战役开始的头几个星期一日之内须长途跋涉35英里，有些团的行军路程更加遥远。第9甲骑兵团的士兵在行军日记中就曾有过48小时之内长途奔袭上百英里的记录。每一匹战马需要驮载250磅的重量，又得不到良好喂养，加上鞍伤无人照料，疼痛难忍，很快便筋疲力尽，成批倒下。相比之下，英国骑兵受过训练，懂得尽可能照料好自己的战马，留力备战。法国，还有德国的骑兵则只会把这些可怜的牲口活活累死。
德国占领军一口咬定比利时教会的神父教士是煽动人们反抗的元凶。德军将卢万城内的神父和大学老师共计400来人赶到布鲁塞尔郊外的一处农田当中，搜查是否藏有武器。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名叫杜皮埃赫神父。德军从杜皮埃赫神父身上搜出一本日记。日记上写着一段话，把杜皮埃赫抓起来的那个德国兵大声读了起来：“毫无疑问，我对德国人没有任何好感。我知道几个世纪前的野蛮人会把没有设防的城市付之一炬，房屋洗劫一空，还会把无辜百姓残忍杀害。德国人干的事情和那帮野蛮人一模一样……德国人有理由为他们的‘德国文明’感到骄傲。”杜皮埃赫神父结果被当场处决。
这场欧洲大战在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法国的军队同样在尽最大努力，试图在德军行动尚未完全起势之前达成自己希望的目的。从比利时到瑞士绵延数百英里的边境线上，德法两军虎视眈眈，互呈犄角之势。霞飞的大军为了实现“第17号计划”，开始向前推进。弗朗索瓦·索尔代将军麾下骑兵团的骑兵们身着拿破仑时代的华丽军服，显得奇装异彩，他们正作为法国第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一马当先向列日疾驰而去，沿途受到比利时百姓的夹道欢迎。然而，风云突变。8月8日，索尔代的龙骑兵和长矛骑兵在距离列日城十英里处遭到德军阻击。法国人胯下的战马筋疲力尽，只能败下阵来。法国骑兵的头盔、胸甲还有马鬃头饰虽然炫目多彩，却根本无法与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相抗衡。英国骑兵好歹配有步兵使用的步枪，接受过下马作战训练。可索尔代的骑兵只有佩剑和1890式卡宾枪，用起来和手枪相差无几。
“我们的轻工兵正在默兹河上修桥，遭到塞耶市民袭击，死了20来个人，”哈里·凯斯勒伯爵在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惩罚，有差不多200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没有一栋房子的屋顶和窗户是完好的，全被烧成了断垣残壁，光秃秃地立在街上，每条街上都是这样。当然，更加惨不忍睹的是家里的财物，照片还有镜子全被砸了个稀巴烂，桌椅被掀翻在地，东倒西歪……有一家人坐在门口的人行道上，自家房子在身后燃着熊熊大火。有一家人在哭天抢地，直到最后一根椽子烧断掉下来……从塞耶到比耶瓦尔，路上遇见的每一队德国士兵手里都拿着抢来的东西……我们的士兵对于喝得酩酊大醉，打家劫舍这些事早已习以为常。在列日，一个又一个排的士兵每天都从烧成废墟的屋子里头找出葡萄酒或者烈酒来，喝个没完。要想劝他们罢手，莫干坏事，可不容易。”
某些德国军事专家战前就曾说过，相对旷日持久的有限战争而言，一场速战速决、摧枯拉朽的绝对战争更为可取。其中一位在1913年写过这么一段话：“虽然这样的话听起来感觉奇怪，可是将敌人的兵力和武器毫不留情地完全消灭才是最人道的目标。‘人道’这个词的定义越广泛，就越难有效开展作战……（如此一来），仗会拖得越来越久，对各交战国全体人民产生的后果也会变得越加惨重。唯有不遗余力，投入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才能迅速彻底地击败敌人。”这正是毛奇1914年8月一心想要实现的目标。
8月23日，在迪南郊外的莱弗，德军认为平民抵抗活动愈演愈烈，自己正在面临威胁。下士弗朗茨·斯蒂宾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一切：“我们挨家挨户往前推进，几乎每一栋楼里都有人在朝我们开枪。我们把楼里的男人全部抓了起来，这些人差不多人人都带着武器。于是我们把他们拖到街上，当场打死。只有不到15岁的小孩，老人和妇女得以幸免……我们营是不是有人在这场巷战中被打死或者受伤，我不清楚。只是看见至少180具义勇军的尸体。”莱弗全城共有312人被杀，其中43人是从教堂带走打死的。
攻占列日要塞让进攻的德军部队付出了伤亡5300人的代价。这场攻城战虽然耗时11天，却并未延缓德军前进的步伐，因为德皇的大军在继续向前推进之前无论如何都需要时间完成集结。一部分部队已经沿着12英里宽的走廊，迅速南下至法国边境。两支部队兵力庞大，若要从如此狭窄的地带通过，势必产生拥堵。不过，列日之役的确造成了一些干扰。例如，德军右翼进攻部队未能迅速打通列日，从而错失时机，他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赶在霞飞的部队重新部署完毕，做好交锋准备之前长途跋涉，穿越比利时和法国北部。
这些事情非要说得那么具体，其实毫无必要。按照克莱默和霍恩的记载，战争开始的头几周，记录在案的“大规模”暴行共有129起。其中，101起发生在比利时，另外28起发生在法国，共有5146名平民遭到残忍杀害。如果把死亡人数在十人以下的也算在内，则另有“小规模”暴行383起，1100人丧生。德军在1914年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据悉共有6427名平民遭到故意杀害。据说65%的“小规模”屠杀是因平民义勇军对敌人开火而起。每一支德军部队都有士兵参与屠杀。直到10月边境局势稳定之后，暴行数量才急剧减少。
比利时人修筑的掩体成了有效对抗野战火炮的最好证明，只有克虏伯和斯柯达公司锻造的最重的炮弹才能打穿比利时人的隐蔽炮台。46岁的哈利·凯斯勒伯爵是一名预备役骑兵上尉，在列日外围负责指挥一支弹药运输队。一天早上，凯斯勒惊奇地发现竟然遇上了一群奥地利炮兵。奥地利人告诉凯斯勒他们是匆匆赶过来的，带来了四门斯柯达公司制造的305毫米口径榴弹炮。这些巨炮在8月12日开火，拉开了进攻序幕。克虏伯公司的四门420毫米口径巨炮紧随其后，展开炮击。每门巨炮都配备了200名操作人员，在300码外利用电子点火开炮，将穿甲弹发射出去。列日的防守终于支撑不住，钢筋水泥被炸得土崩瓦解，夹杂着血肉断肢，四散横飞。一处阵地上，一发炮弹打来，一次就炸死守军300人。勒曼将军因为吸入浓烟，不省人事，被人从隆辛炮台的断垣残壁中抬了出来。三十几发炮弹便足以摧毁一阵棱堡。默兹河右岸的炮台在13日终于落入德军之手，左岸炮台也在三天之后陷入沉寂。
若是把这些数字拿来和东线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德国某官方报告声称，共有101名平民在俄军进攻东普鲁士期间丧生。这份报告只记录了两次“大规模事件”，一次发生在8月28日，地点在尚图彭，19名平民遭到杀害；还有一次发生在克里斯蒂安克曼，时间是9月11日，14名平民被杀。德国人在报告中最后总结道：“事实证明，所谓俄国人犯下的严重暴行……完全夸大其词……据悉，俄军每到一地，都对当地居民秋毫不犯。如果有哪一个城镇或者村庄被烧毁，那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两军对垒中炮火摧毁的。”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么说其实是想把“不少俄军部队在东普鲁士的模范表现”拿来比较，借此说明比利时人对德军的反抗行为有多么“令人发指”。
德军另外一个旅也犯下了同样罪行。这个旅由于进攻受挫，损失惨重，竟将怨气发泄到了苏马涅这个小村子的头上。村里共有118名村民要么惨遭枪杀，要么被刺刀活活刺死，上百间民房遭到焚毁。德国士兵对幸存下来的村民叫嚣道：“就是你们的兄弟躲在弗莱隆炮台后面朝我们开的炮。”6日，德军将居住在罗姆塞和奥尔恩的两百平民抓来顶在前头，当作人肉盾牌，进攻昂堡和邵德方丹两处炮台。德军为了防止比利时炮兵炸毁默兹河上的桥梁，还抓来百姓，绑在桥上，不给吃喝数日之久。8月8日，一伙德国步兵冲进梅伦附近的一处牧场，把住在当地的72名居民全部抓了起来，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4名年龄在13岁以下的女童，并将所有人全部处决。梅伦当地的村长随后赶来，希望辨认死者身份，予以安葬，竟也死于枪下。村子绝大部分都被焚毁。奥尔恩和圣哈德兰同样有64人惨遭毒手，里索纳还有40人被德军残忍杀害。截至8月8日，列日一带共有850名平民惨遭杀害，1300栋建筑被付之一炬。德国人如此大肆报复，一来为了平息愤怒，二来为了显示自己对列日的控制。弗朗科尔尚有一个税务稽查员，因为父亲被德军杀害，于是找到德军指挥官抗议，声称当地没有任何平民反抗德国军队。这名德军指挥官耸了耸肩，用法语答道：“有没有都不重要。既然你们在列日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同样有权杀你们的人。”
我之所以花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些与暴行有关的事件，原因在于这些记录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协约国民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打破了关于战争的神话和传说。从头几个星期开始，协约国阵营里就有一些人产生怀疑，认为有关德军“骇人听闻暴行”的记叙纯属宣传造谣。有六个身在德国的美国记者，为首的是《星期六晚邮报》的欧文·S.科布。六人于9月7日联合致电美联社，要求撤销有关德军恐怖暴行的报道。电文写道：“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而言，一致认为有关德军暴行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毫无根据……我们随军生活了两个星期，行军走了100英里，认为任何一桩暴力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发生的。”
军队走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会对战争很快心生厌恶。“你根本想象不出我们这里的日子过得多么辛苦，”让娜·范·布莱恩博格夫人的丈夫是根特市的一名医生，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苦道，“不少人的生活都被毁了。皮埃尔想把我送去英国……可是，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到时候想回家都回不了。再说，现在去的话也太迟了。”此时此刻，布莱恩博格夫人的祖国已经陷入困境，其艰苦程度之深远不止于此。进攻列日引发了德国人的疯狂举动。他们认为是义勇军在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疯狂报复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德皇的军队犯下累累暴行，极尽残忍。8月4日晚，贝尔瑙突然枪声大作，村里的德军搞不清枪声从何而来，慌乱之中，共有11名德国士兵被打死。德军第二天即将10名村民残忍杀害，以示报复，其中一家五口藏在地窖之中，亦未幸免。又过了一日，入夜时分，比利时军队一发炮弹打来，正好落在一个名叫圣哈德兰的小村子，炸伤了好几个驻守村中的德国士兵。德国人声称是村里的一名教师给弗莱隆炮台的比利时军队发的信号，暴露德军位置，于是将这名教师连同数名家人立刻枪决。第一场大屠杀同样发生在这一天。冯·克莱威尔少将为人喜怒无常、歇斯底里，为了给自己部队进攻受挫找借口，竟然声称“列日城和周边郊区的所有居民全都参与了反抗”。从4日开始，直到7日，克莱威尔的旅一共打死了117名平民。按照克莱威尔的说法，这些人全都参与了“大规模反抗”。
这样的声明不免幼稚，和某些德国报纸的叙述自相矛盾。好比就在四天之前，《科隆报》不但没有否认野蛮报复的事实，反而试图为暴行找到理由：“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并未做好准备，没有料到城里和村里的居民会进行反抗，占领这些地方也是迫不得已。我们的士兵怎会想到有人从窗户或者屋顶上朝自己开枪？所以士兵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开始感到恐惧，不知所措，直到军官下达命令，才采取报复措施，焚烧房屋，处决平民。”现代研究收集到的证据确凿，不容置疑。1914年8月在比利时和法国作战的德军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疯狂的状态，一门心思想要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某些士兵还存在另外一种心态，只要在战场上受挫失利，遭到伤亡，就要找人报复泄恨，根本不管对象是谁。诚然，任何一场战争，任何一支军队都会在未经命令的情况下干出不该干的恶行来，可是在德军施暴事件中，德军作为一个等级森严、上行下效的体系，正是因为得到了由上至下的正式批准，德国士兵才敢犯下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
然而，庆祝还是来得早了一点。列日城虽然已经沦陷，可比利时人还占据着周围大部分炮台，负隅顽抗。8月8日，卡尔·冯·艾米希将军接替指挥攻城行动。艾米希放弃正面进攻，将6万人马部署在了一个封闭的“铁环”之中，等待重型火炮的到来。比利时人不断开火射击，军医洛伦茨·特莱普林所在的团头一批伤亡的有三个士兵。这三个人擅离职守，贸然离开占领的巴尔尚炮台，跑去默兹河里洗澡。一发炮弹打来，弹片四散飞溅，导致三人身体不同程度划伤和瘀青。这位外科医生在8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要不是出了这样一桩事情，日子还真是过得无聊，“浑浑噩噩，平平稳稳”。特莱普林甚至写信给妻子，要妻子寄一本书来，好打发时间。特莱普林的妻子告诉孩子们爸爸去了一个地方，那里只能说法语。英格博格才四岁大，一听就哭了起来，说：“爸爸要是回来，讲的话我就听不懂了。”
不管士兵还是平民，协约国还是有不少人心存善意，那些针对德军的控诉虽然读起来实在让人怒不可遏，可是一旦发现指控不实，便会以为与“暴行”有关的一切故事都不值得相信。这样的观点之所以在英国人当中尤为流行，这是因为英国人战前对于德国文化心存敬意。可惜，如此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他们的敌人1914年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所作所为配不上文明国家的称号。有人为了替德国人的恶行辩护，甚至举出欧洲其他国家和军队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同样有时表现得野蛮残忍。比如，俄国人应该为1914-1915年肆意虐待波兰犹太人承担责任。又如，比利时人在刚果殖民地的丑恶行径一直让人难以接受。大英帝国的安全部队在印度和非洲同样留下了欺虐当地百姓的不光彩记录，一如法国殖民地军队在海外领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遭人谴责。再说，英国人在1920-1921年爱尔兰独立斗争中的所作所为不也一样为人不齿。
德军动用了5个军，共15万兵力大军压城，试图打通列日。进攻的德军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夜色掩护，渗透至各炮台中间地带。按照上级下达的命令，德军士兵夜间推进时，武器一律不准上膛，以免相互误伤，可是混乱依旧，直到有人亲自站出来领兵带队，才得以收拾乱局。8月7日清晨，鲁登道夫上演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他将几支部队重新集结起来——这些部队之前已经被比利时人的炮火打得失去了斗志——亲自率队，进入列日，守军早已弃城而去，城内空无一人。鲁登道夫凭借如此轻而易举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德国陆军最高荣誉勋章“蓝马克斯勋章”。帝国上下无人不知列日已被攻陷的消息。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德皇的臣民们还鲜有人像1870年普法战争那样信心满满。此时此刻，攻占列日的消息一经传来，便在民众当中掀起一股狂潮，狂热一直持续至9月份。德国人和绝大多数民族一样，虽然对滥杀无辜并无兴趣，却对攻城拔寨、赢得胜利，尤其是速战速决情有独钟。国内大小城镇陷入一片欢歌热舞之中，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载歌载舞。翌日，德国中小学生全部集合，参加庆典，放假一天，以示庆祝。
可是，将大量平民掳为人质，大肆屠杀是德国人的一项政策——记住是政策——目的只为打压反抗，而这些反抗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出于臆想，不符实际。德国人的屠杀行径，论规模而言绝非同期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诚然，我们不能把德意志帝国的过分举动拿来和一代人之后纳粹德国犯下的累累暴行相提并论，这样说不过去。可是，正是因为这些残忍的行径，才让我们更加难以接受某些历史学家不负责任的观点，说什么倘若德国赢得了1914-1918年的这场大战，那么将代表一个民族的胜利，在道义上和协约国取胜别无两样。
亨利·威尔逊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请求比利时人加强列日和那慕尔的防御，可惜这样的肺腑之言比利时人当时听不进去。现在可好，比利时人发现自己的要塞面对持续进攻难以支撑。热拉尔·勒曼将军是列日要塞的卫戍司令，由于保持阵地连成一片实在太难，只好放弃努力，不再坚守。勒曼将近半数兵力紧急调配加入比利时野战军，试图利用棱堡的交叉火力阻挡德军突破。列日要塞堡垒和保卫法国东部边境的堡垒一样，均由混凝土修筑而成，辅以巨大的土堤增强防御，虽然并未配备足够的机关枪，但在机枪火力覆盖之下，深沟险壑足以让敌军步兵近身不得。每一座炮台的防御主要仰仗火炮的威力。这些巨炮有的铺设铁轨，暗藏炮台之中，有的装在钢铁炮塔之上，重量虽在百吨以上，却仍然能够依靠人工完成手动操作，沿轨道运行。
第三节 朗勒扎克遭遇施里芬
比利时政府沉不住气，立刻发表了胜利公告，上面写着“我军大获全胜，德军进攻均被挫败”。谁知艾米希的进攻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数日之内，艾米希的部队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接二连三发起强攻。伤亡人数节节攀升。有一个旅兵员损失过半，旅长和一个团长双双阵亡。在对维斯格拉德发动的另一次进攻中，军官死伤30人，士兵1150人。8月6日，战场上新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艘齐柏林飞艇对列日空投炸弹，炸死9人，欧洲城市有史以来首次遭到空袭。
法军在几乎整条东部边境线上向德国人发起进攻，而毛奇的右翼则在一步步向舞台的中央迈进，德国人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成为主角。欧洲大陆未来究竟谁主沉浮，这个历史命题的答案将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而非卢森堡、阿尔萨斯或者洛林这样的弹丸之地揭晓。德国两个集团军近60万大军先是穿过布鲁塞尔，随后挥师南下，直扑比法边境。阻挡德国人去路的是法国第五集团军，英国远征军虽然也会很快加入进来，可是即便两军合兵一处，兵力也才刚及德军一半。
不过，当艾米希麾下来自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的德国士兵发起头一波攻势时，遇上的绝非什么“道路通畅”，而是猛烈的炮火和各种轻型武器的激烈还击。身穿草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此前从未听过愤怒的炮火是怎样的声响，还被打得丢盔弃甲，损失惨重。一位比利时军官写道：“德军步兵排成一列列向前推进，我们只需将他们一排排地扫射击倒……德国人完全没有想过该如何排兵布阵，只知道前仆后继地一味向前……几乎在肩并着肩前进，直到我们把他们扫倒在地。倒下的士兵一层层堆积起来，尸体垒在眼前，真是可怕，甚至堵住了我们的枪眼，就连开火都感觉困难。”德军用这样的方式拉开了战幕，其他几个欧洲参战国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也会如此效仿。毛奇在列日收获的不是胜利，而是头一批没了丈夫儿子，哭天抢地的女人！
霞飞还在抱着希望，指望毛奇的大军一旦掉头，向默兹河南面进发，比利时人就能够对德军右翼给予打击。可惜，霞飞预判错误。比利时人在列日失守之后最明智的做法本应是退至边防要塞那慕尔，进入法军主力的防御范围。但是，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更加关心如何守住国土，而非谨慎行事。阿尔贝决定将军队撤至北方要塞安特卫普，坚守不出，坐等联军前来援救，他本人也于8月20日抵达安特卫普。比利时人提供的一连串情报并非有误，他们警告法国德军主力正如潮水一般穿过比利时，向法国直扑而来，却没能引起霞飞统帅部的重视。
法金汉在8月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趁着现在广泛蔓延的乐观情绪尚未消失殆尽，抓紧时间，好好利用，这一点非常关键。”毛奇想做的也正是如此。他打算拿列日开刀，发起猛攻，打西线战场上的这首场大仗。列日守军约有四万，另有一个野战师增援，兵力远在德军预计之上。负责进攻列日的德军军长奥托·冯·艾米希向比利时人发去公告，扬言“我军借道贵国，讨伐意欲犯我之敌，望给予通畅道路。鄙人保证绝不让比利时人民蒙受战争之苦”。
不过，到了8月21日下午，法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夏尔·朗勒扎克将军突然醒悟，意识到敌军来势汹汹，兵力不容小觑。朗勒扎克的部队已经处于德军右翼部队的铁锤之下，这是毛奇实现“施里芬计划”的关键一击。朗勒扎克的部队由四个军组成，虽然已是英国远征军的三倍——那支小小的英国部队将出现在法国人的左翼——可在兵力上依旧敌众我寡，无法与德军分庭抗礼。事已至此，法军统帅部还在指望第五集团军能够与南面的友邻部队会合，重新发动霞飞的大进攻计划。这位第五集团军司令可没有遵守这样的命令。他放弃进攻，开始往桑布尔南面撤退，身后德国人在紧追不舍。
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完全精确执行的“施里芬计划”，更加符合情理的说法应该是“施里芬理念”倒是毫无争议地存在过。该理念明确指出了两个基本要点：其一，必须首先迅速击败法国，然后掉转头来，对付俄国；其二，要想实现第一要点，就必须完成巨大的两翼合围战术，并将德军主力集中右翼，以期毕其功于一役。1913年，鲁登道夫从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的位置上被撤了下来，撤职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过于固执、一味坚持认为德国倘若真想实现这场宏伟的战争构想，必定要大举扩充兵力。谁知一年之后，鲁登道夫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列日要塞跟前，在枪林弹雨、枪炮轰鸣之中扮演着唯有自己方可胜任的特殊角色。
朗勒扎克时年62岁，历史学家对其向来评价不高，原因倒也不难理解。朗勒扎克虽然是个聪明人，虽然在法国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为人粗俗，并无所长，对世事常常感到极度悲观。朗勒扎克对英国人尤为不屑，英国人也习惯对其反讽相讥。朗勒扎克常常把英国远征军戏称为“威尔逊的军队”，这是因为威尔逊身为英国远征军副参谋长，是英军当中唯一一位会说法语的高级军官，引起法国人关注，如此称呼倒也在情理当中。不过，话说回来，朗勒扎克在1914年8月中旬对局势发展动向的把握要远在霞飞之上。朗勒扎克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法军将领，他能够意识到德军正在通过比利时大举进攻。他曾经劝说那位最高统帅放弃进攻阿登，认为那是一个“死亡陷阱”，可惜没能让对方回心转意。朗勒扎克自作主张，多次下令，一退再退，在霞飞和英国人看来不过是软弱无能罢了。可是，正是如此退避三舍，才让第五集团军保存了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迎来一位更加出色的指挥官，承担起应当承担的重任。不仅如此，考虑到当时局势，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朗勒扎克命令部队退守，没有给德国人机会在北部与之决一死战，而这正是德国人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结果。
1909年的某一天，一位游客在列日的街上四处闲逛。这是一座宏伟的要塞城市，位于默兹河两岸，扼守着通往比利时的门户要道。这位游客长得实在无趣，脸上的肉松松垮垮，垂了下来，看上去永远都是一副愁眉不展、无精打采的样子。让他目不转睛盯着的并非列日气势恢宏的建筑珍宝，而是守卫城市出入要道的一连串现代化工事堡垒。这位游客便是44岁的埃里希·鲁登道夫上校。这是一位对军事极其痴迷的战士，被视为德国陆军最为耀眼的将星。鲁登道夫此次列日之行，正是为了实地考察心目中早已确定的“明日战场”。鲁登道夫深知攻下列日要塞，随后横扫中立国比利时，德国若想实现摧毁法军的宏图大计，成败关键在此一举。如此宏伟蓝图早在20世纪初年便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酝酿而成。施里芬当时预想的是打通荷兰，毛奇虽然采纳了施里芬的方案，却将计划改成了取道列日一线。这是因为毛奇认为应当保持荷兰不受战争干扰，作为一个通向外部世界的中立通路，当作德国的“气管”。事实证明，荷兰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法军最高统帅一开始并未逼着下属出击进攻。正因为如此，第五集团军整体上并无大的动静，直至8月21日卡尔·冯·比洛的军队在沙勒罗瓦一带率先发难。沙勒罗瓦本为工业区，厂房众多，烟尘弥漫，炮兵和步兵难以获得清晰的视野，看清敌人，实在不是打什么防御战的理想之地。21日当天，德军首先抢占了桑布尔河上的桥梁，并且击退法军多次反攻。第二天堪称沾满法国人鲜血的一天。当天清晨，比洛率众参谋官驱车登上一处高地，在制高点上俯瞰战场全局。朗勒扎克虽然在山谷对岸驻有两个军，却并未向两个军的军长下达任何命令。如此一来，这两个军只好按照自己意图行事，而这两位军长做的也正是8月那会儿每一位法军将领一心想做的——进攻。法国人前仆后继地发起一波又一波冲锋，试图重新夺回河上的桥梁，最终还是被打了回来，损兵折将6000余人。
从9月开始，交战各路大军开始竞相挖起了堑壕，谁都想把自己埋藏得更深一些。不过，8月份在法国和比利时战事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不管步兵、骑兵还是炮兵，各种部队的动向双方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士兵成群结队地发起冲锋，虽然面对的现代化武器威力强大，足以摧毁一切生灵，可他们还是一如古代骑士一般向前冲去。结果如何，除了个别几位将军之外，绝大多数人并不感到意外。法军1914年8月22日一日之内付出的伤亡代价之大，为此后任何一个国家单日死伤人数所不能及。法军最高统帅约瑟夫·霞飞将军亲自指挥的一系列战役在旁观者看来，与19世纪战事几乎在所有方面别无二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实在让人看不出这位名将的军事天赋到底体现在哪里。法国老兵们深信不疑的只有一样东西——精神，也就是所谓的“斗志”——法国人相信唯此方可战胜敌人的炮火，这让超过25万法国年轻人在短短三周之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德军同期死伤人数在三分之一上下。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属于德国人的死亡时间来得稍晚一些罢了。
第一狙击兵团和第二佐阿夫兵团这两个殖民地步兵团伤亡惨重，为那个时代血染的传奇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狙击兵团团旗几次易手，围绕团旗还上演了一场近身之争，听起来颇有些超乎自然的奇幻色彩。该团团史后来记载道：“旗手一共死了五回。”听上去虽然不合情理，却生动翔实。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中尉是英军与朗勒扎克的联络官，在描述狙击兵团进攻场景时如是写道：“感觉就像演习一样，排着密集的阵型，吹着嘹亮的军号，敲着战鼓，旌旗招展，士兵们个个奋勇向前，势不可挡。这群勇敢的战士面对着敌人的机枪大炮，敌人的炮兵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活靶子摆在眼前……士兵们被打了回来，显得有些混乱。”我们不应忘记，第五集团军的大多数士兵对于这样的场面还显得陌生，不像南面的法军，如此场景早已经历了两个星期。斯皮尔斯见到了朗勒扎克的一些手下，都在准备重新发起进攻。斯皮尔斯写道：“这些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孩子，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还以为假期快要来临，正准备出门上路，去当地市场赶集。”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法国人的万丈豪情便被浇灭在了机枪和高爆炸弹的狂风暴雨之中。
德军和英军已经各自穿上了灰绿色和卡其布军装，法国和比利时人则依旧保留了19世纪军服那一抹鲜明亮丽的色彩。法军士兵简直可以说是盛装上阵，在各色军旗掩映之下，踩着鼓点、伴着军号、迎着敌人的炮火向前迈进。1914年法国阵亡士兵的墓碑上，名字后面刻着一句简单铭文“司号兵”的可不止一两个。不少参战部队都拥有一支完整的军乐队，有些军官还戴着洁白的手套。指挥官手持佩剑，身跨战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带领各自的部队展开战斗。
斯皮尔斯中尉——斯皮尔斯当时总把自己的名字拼成“斯派尔斯”——是1914年这出大戏中最值得一提的参与者。斯皮尔斯那一年刚刚28岁，由于自小在法国长大，因此和同时代的英国军人比起来有着难得的天赋，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不带一点口音。斯皮尔斯虽然年纪轻轻，资历尚浅，可是自打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英法两军高级军官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在那帮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面前显得游刃有余，毫不胆怯。四年之后，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起斯皮尔斯时曾有过如此一番评价：“此人危险至极……是一个极其干练，心机颇深的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左右逢源。”不少英国人也持相同看法，对斯皮尔斯的为人表示不屑。大战后期，温斯顿·丘吉尔与斯皮尔斯交好，不少同僚对二人的友情将信将疑，嘲笑二人是一对江湖骗子。不管怎样，这位英国联络官总归是协约国盟友之间重要交流的见证人，日后还将亲身经历写成《联络1914》（Liaison1914）一书，成为不朽之名著。
8月的头两个星期艳阳高照。法国、德国、比利时，还有英国的士兵们在娇艳的阳光之下，从下了火车后的集结点列队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一片片黄灿灿的玉米地，在乡间农人惊奇不解的目光注视之下，朝着敌军走去。数百万大军一日之内要穿越好几英里的辽阔地带，有的在徒步行进，有的骑着战马，有的驾着大车，还有不多的几个坐着原始落后的汽车。“头发、眉毛还有胡子上都沾满了尘土，”第十四步兵团的保罗·林迪尔写道，“一队大客车从巴黎开过来，打身旁驶过，我们就变得和道路一样灰白了。”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法国，确实很难找到几条铺着碎石路面的公路。再看一看德军，与每一个军同行的都有2400辆运货的马车和1.4万匹马，把12英里长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8月22日，德军在粉碎法军攻势之后开始对第五集团军防线发起进攻。至下午四、五点，朗勒扎克的中路防线宣告失守，法军阵脚大乱，仓皇后撤6英里。德国人只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就重创了法军的九个师。朗勒扎克一开始还在盘算着明天如何发起反攻，但随着坏消息从各个防区相继传来，这位将军最终在8月23日上午9点30分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希望暂避锋芒，待到情况有所好转，再在南面重新布阵与德军一决高下。朗勒扎克的撤军为时已晚，比洛的军队虽然也在桑布尔战役中损失惨重，却在桑布尔河南面已经部署停当了好几个师的兵力。朗勒扎克抗命不遵虽是理智之举，但他毕竟犯下大错，让霞飞和近在左右的盟友英军误以为自己会很快重新发动攻势，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
第一节 实施“第17号计划”
从8月20日开始，直到23日，法军共有4万人阵亡。截至8月29日，法军开战以来的伤亡总人数已经达到26万，其中7.5万人阵亡。阿登地区的第三、第四集团军损失最为惨重。第三集团军的8万步兵当中战死的就有1.3万人。截至8月23日夜，“边境战役”宣告结束，这一系列战役一直以来都是“一战”期间单日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就在朗勒扎克的部队撤退之际，英国远征军也在以西几英里远处开始了与德军的首次交锋，地点位于比利时的蒙斯，那座工业小城同样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