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大战爆发的那个星期，已经当上少校的埃米特回了一趟沃里克郡，在自家草坪上升起了星条旗。虽然，埃米特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与英国团结对敌的决心，邻居们却误解了他的一番好意。埃米特的姐夫打来电话，告诉埃米特要是不把旗子给降下来，他家的房子肯定会被人一把火烧掉。人们会以为埃米特这样做，是打算在德国人打来的时候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好保护自家财产安全。这下可惹恼了埃米特，他坚持了三天，思考再三，终于把美国国旗给降了下来。埃米特随后很快便把在帕多克斯的私宅捐献出来，在战争的余下几年里一直用作医院，自己则负责训练新入伍的骑兵，还有刚刚参军的三个儿子。
英国难得有几个家庭像罗伯特·埃米特一家那样，眼看大战将至，还怀着战斗的热情期待战争来临。埃米特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来自美国东海岸，时年43岁，从1900年开始就一直住在沃里克郡，成天猎狐消遣，每逢假日总会在莫里顿·帕多克斯的私人宅邸里举办聚会，参加的大多是骑兵和预备役军官。这帮人“成天把自己弄得忧心忡忡”，生怕政府临阵退缩，不敢宣战。在这些人看来，“宣战是对德国悍然入侵比利时天经地义的回应”。这帮人一天到晚总是电话忙个不停，向伦敦俱乐部的门童打听最新消息。埃米特在美西战争中曾经参加过纽约国民警卫队，当过中尉。好不容易等了一个星期，挨到星期二，带着全家人去了伦敦。一家人还是和以往一样住在克拉里奇酒店。埃米特待到在酒店安顿住下，便对妻子和三个年少的儿子开始发话，说自己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悄悄离开，回美国老家去过安稳日子，要么留下来，拿起武器上战场。埃米特表达清楚观点之后要家人做选择。三个儿子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留下来。“接下来该轮到孩子母亲表态了。孩子母亲也勇敢地说了一声‘好’。再加上我的最后表态。全家人达成一致。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放眼整个欧洲，每个家庭看着新一轮经济困难即将到来，都在各自调整家庭开支。家中的佣人被纷纷辞退，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不少德国女仆发现工作难找，只好纷纷跑去城里的餐馆厨房打工。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和父亲在埃尔科爵士家中住了一个周末，只要向维尼西娅·斯坦利一提起受到的怠慢，就气不打一处来——“埃尔科爵士突然给家中所有仆人发了最后通牒，要么去参军，要么卷铺盖走人。爵士随后动身去了伦敦，把可怜兮兮的埃尔科夫人——就是阿瑟·贝尔福的老相好——一个人丢在家里收拾烂摊子。埃尔科先生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居然跟埃尔科夫人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里的人连打仗的事情听都没听说过，说起来也真够可怜”。
不过，另外一些人则在心驰神往着能够有朝一日穿上一身卡其布军装。作家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虽然天生反对偶像崇拜，却在多年之后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对讽刺音乐剧《哦，战争多美好！》（Oh, What a Lovely War！）进行了批评。这部音乐剧暗示赫伯特和他这一代人“之所以会进到部队里去，要么是因为被唱着爱国歌曲的少女迷住了眼睛，要么就是被那些霸道的贴布告的逼着进去的”。赫伯特公开宣称坚信英国参战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于自己参军上阵，无怨无悔。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对赫伯特的观点表示认可。托马斯·哈代认为“英国这一次是无辜的……之所以会爆发战争，是因为德国人想要打仗”。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雷利爵士向一位朋友亲口承认：“当我听到德国人谈论他们的宿命，还有如何实现宿命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我既高兴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这一天的到来，又为不能亲自投身这场战斗感到难过。”很多人把参军服役描绘成了一幅理想的画卷。蒙塔古便是一个。他在自传性小说《不公》中写道：“总会去做一些平常不难的事情，总能随心所欲地放松自己……每天身体强壮地过日子，总能让自己得到释放，只要下一个决心，就在列队行军齐步走的过程中，就在一招一式地操练演习当中……就让或欢快，或严肃的军号声带着你度过每一个忙碌却又轻松的日子。”有位朋友谈起蒙塔古，说他是“唯一一个凭着一股子勇气，能够在一夜之间让白发变黑的人”。的确，47岁的蒙塔古虽然一开始反对战争，可为了能够参加掷弹兵近卫团，竟然把一头白发染成乌黑。
原材料短缺迫使大批工厂要么减产，要么干脆暂时停工。德国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2.7%一下飙升到了8月份的22.7%。靠回扣佣金过日子的销售人员见收入在一天天缩水。柏林有一位牧师，住在莫阿比特的出租公寓区。在他看来，对战争充满热情，不过是知识分子们闲来无聊的消遣。《莱茵报》注意到“在我们工人阶级生活的地区，每到天色将晚便随处可见紧张的气氛。没有人闲谈细语，也没有人轻声哼唱。只听见有人在低声抽泣，看见男人脸上面色凝重……既没有人高喊爱国主义口号，也没有人三呼万岁，只有辛苦劳动和默默牺牲”。有位记者去伦敦东区的霍克斯顿采访，那个地方“从来都是穷人聚居区”，结果发现住在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战争恐惧的重压之下，生活困苦，处境艰难”。兰开夏的情况尤为糟糕。当地五分之一的棉织机已经停产，还有七分之一只能短时间开工运转。超过十万棉纺工人失业下岗，伯恩利有一半人口一时之间没了工作，普雷斯顿的失业人数也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情况的确如此。虽然有成千上万人很快自愿报名、参军入伍，可还有更多人本来可以成为新兵，却选择呆坐家中。有位多伊尔先生，在达勒姆郡的伯特利有一栋大宅子。他在给《约克郡邮报》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开始严肃认真地教育民众战争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几天前，我路过我们这里的一个大村子，看到十来个年轻人在田里操练，就停了下来。这些年轻人都已经参军。靠在周围栏杆上看热闹的人至少要多6倍。我问其中一个看热闹的小伙子，问他身体相当结实，像个运动员，为什么只看不练。小伙子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直截了当地说：‘因为练这个没有意义。我们6个月都派不上用场，等到6个月过完，也不会有什么敌人了，德国会被从地图上抹去的。’另外一个年轻人在一旁插话道：‘这是别人打仗，不关我们英国的事。让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尽管打个你死我活，分个输赢。德国要不是被俄国人逼着，也不会参战。我们就该在一旁看热闹。不管怎么样，没事就好。海军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犹太裔历史学家古斯塔夫·迈尔8月12日见到父亲一脸痛苦万分的样子，父亲在柏林策论多夫区开的窗帘店因为生意做不下去，只好关掉。在弗莱堡，参军入伍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占了城里劳力的绝大部分。有家工厂有231个工人，走了154个。迪特勒的家具厂损失了54名工人，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当地一家出版社更惨，少了100多人，绝大多数是印刷工。建筑行业几乎一夜之间垮了下去。纺织品和皮制品生产商受原材料短缺所累，损失惨重。
相比之下，英国又是另外一番场景。海军部的诺曼·麦克劳德虽然承认“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有一种自信的感觉，相信既然已经开始了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就有决心尽可能去把它做好，”可也意识到，“要说什么打仗的热情，那肯定是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当然，人们也会很快报名，自愿应征入伍，每个人都成了陆海军方面的行家里手，可是人们不会对打仗表现出喜悦，不会认为打仗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这在布尔战争刚刚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吉卜林式的战争情结已经大抵被遗忘干净了。对于战争的恐惧至少在这个时候依旧看得见。”《经济学人》杂志着重强调了事态发展的严重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写道：“从上周开始，成千上万的人被从农田和工厂里拉走，开始遵照欧洲王公军阀的命令相互残杀。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惨剧……在不少眼光敏锐的人看来，一场社会动荡，一次波澜壮阔的大革命，都是无法避免的。这或许是欧洲大陆工人阶级最后一次任由自己听命于外交人士的发号施令，奉着好战军阀的命令，齐步走向死亡。”《经济学人》杂志同时提出疑问，质疑心怀不满的英国工人阶级，还有受到疏远压迫的爱尔兰人面对战争到来，会做何反应。一位记者写道：“坦白地讲，在英国北部，还有很多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大量征用马匹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不容低估。陷入困境的不止农业，还有各类运输行业。虽说汽车将很快流行成为代步工具，可在1914年那会儿，但凡火车到不了的地方，只有马和牛才是运人送货的惯常方式。在德国哈雷附近的乡下，有个牧师说得直截了当，比起征用劳工当兵，征用牲口和货车更让农民日子难过。在英国，虽然政府给予一定补偿，马匹还是遭到无情征用。每征用一匹军马补偿40英镑，给军官当坐骑用的每匹60英镑，这个价钱已经算得上相当慷慨，有些马主人甚至开始四处搜寻那些平庸的狩猎用马。盖伊·哈科特-弗农是掷弹兵近卫团的一名陆军中尉，他写给家人的信中既有乐观的精神，也有迷茫，还带着一些侥幸心理。信是这样写的：“只要俄国人一开进柏林，也就是再过4-6个月的光景，战争就会结束。不过，我希望他们不要像巴尔干战争那样围着战利品吵个没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派我们上去。他们不是在征用马匹么？真是这样的话，就让‘柴尔德’去吧，不过他们如果要的话，得收60英镑。要换别的路子，可能还卖不到这么多钱。”伦敦塔下，买来的马匹被拴在一起，排成一列列长队，站在护城河的沟里。
在8月4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贝特曼·霍尔维格强调指出，这一天将永远载入史册，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法金汉向帝国宰相说道：“即使我们因此而失败，这一天也是美好的。”不少议员纷纷表示赞同。8月14日，贝特曼的秘书里兹勒欣喜地说道：“战争、战争，人民已经站了起来。感觉之前好像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就这样突然出现，充满力量，在不断向前发展……表面上看似一团混乱，实则暗含着最意味深长的秩序。此时此刻，百万大军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有个女孩名叫格特鲁德·鲍默，写的那些话多愁善感、惺惺作态，令人作呕，典型体现了当时德国人的感受——“战争会让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爱，因为战争会教会一个人如何去爱自己的邻居，多过爱自己”。
约克郡的斯莱德米尔庄园占地辽阔，农田成片。8月5日，每一个运货的马车夫都收到了动员令。马克·赛克斯爵士是议会议员，在南非服过役，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赛克斯爵士一直相信将来战事一开，军队运力肯定吃紧，为此找到陆军部，说服陆军部私底下答应自己的计划，把自家附近务农的工人召集起来做自愿兵，负责开车。这些人虽然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但也属于征召对象。赛克斯自己出钱召人开车，还分了级别，有的叫“马车夫”，有的叫“工长”，还有的叫作“路主”，不同级别配有对应的“黄铜翻领徽章”。1913年，陆军部负责给这些人每年分发赏金，金额在1-4沙弗林不等。只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在斯莱德米尔跑一个八字形的路线，过几个障碍，就能拿到1沙弗林，这笔钱想来实在好赚，马车夫们都管这个叫作“傻瓜钱”。8月5日晚上8点刚刚一到，就有800多个驾马车的聚集在了陆军勤务部队在布拉德福德的兵站，每个人都分到了军装，还接受了一小会儿培训。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几个星期之后就已经开着车，出现在法国了。
不过，有些充满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人却表现得无比激动。比如那位名叫“艾塔·吉”的奥地利妇女。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看这世界燃起熊熊大火，场面何等壮观”。即便到了8月2日在火车站哭哭啼啼送别当中尉的丈夫，这个女人仍然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多好的（一代）年轻人，在欢笑和喝彩声中告别家人，去面对战斗与死亡。没有任何人胆颤退缩，没有任何人低声哭泣。难道这样的一支军队不该注定赢得胜利吗？”德国人的乐观最为明显，这无疑受到了1870年战胜法国的影响，德国人对于那个光荣时刻依旧念念不忘。德国“红十字会”提醒人们少给士兵们一点巧克力，那东西容易让士兵们打不起精神来。8月2日，一位记者在《每日评论》上撰文指出：“德国在过去短短几天里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自我重生，将一切琐碎的外来的东西统统抛弃。这股极其强大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对真实自我的重新认识。”
大战之所以来得如此匆忙，原因并不在于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在于这七个国家政府中那一小撮政客的个人决定。战争尚未爆发之前，这几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极少一部分民众上街游行，要求开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小部分民众的所作所为能够影响到决策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开战已成事实，才加速推动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让各方各派为了各自的事业团结起来。不少人此前一直强烈反对战争，到了这个时候也认为争争吵吵的日子应该到头了，国家团结成为一种责任。有位清教教士住在黑林山，他注意到那些天主教徒以前对自己不理不睬，现在居然会主动打起招呼，道一声“牧师，你好”。艾芙丽德·库尔当时12岁，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施奈德米尔。她在8月3日写道：“我们要学唱一些新的歌曲，唱的都是打仗有多么光荣。城里人们的热情每时每刻都在高涨。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塞尔维亚！德意志万岁！’每个人都在扣眼上戴着黑、白，红三色绒球，要么就打着黑、白，红三种颜色的蝴蝶结。”
据说当时的欧洲在欢迎这场战争的到来，这种说法放在今天，即使不能说不可全信，至少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管哪个国家，农村的乡下人全都感到难以置信，惴惴不安。在街上欢呼庆祝的大部分都是一帮城里的年轻人，毫无责任感的那一类。凡是有脑子、明事理的都知道害怕。米歇尔·科迪是法国的一名高级公务员，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大战爆发带来的每一个念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内心深处的伟大信念来说都是一种苦涩的致命打击。让我再也不敢相信人类在不断取得进步，在不断向着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前进。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战争这样的事情发生。”
陆军元帅罗伯茨伯爵深受英国民众爱戴，声望颇高。他在8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撰文指出：“不管是说‘我的祖国对又如何、错又如何’，还是说‘对也好，错也好，都是我的祖国’，只要是配得上人这个称号的，这都是内心深处最宝贵的情感。”即便是像拉姆齐·麦克唐纳这样坚决反战的原工党领导人也认为时间紧迫，“能够报名参军的都应该去报名参军，在兵工厂工作的就应该全心全意干好手头的活儿”。整个法国，各党各派都在形式上谋求政治和解。8月4日，在巴黎，法国下议院公开宣读了总统普因加莱的亲笔信。总统在信中号召各党派、各阶级结束纷争对立，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紧紧团结起来。普因加莱的呼吁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昔日的党争政敌也纷纷相互握手。“祖国正处在危险之中”这句话一时被人们挂在嘴边，津津乐道，成为“神圣的团结”的最好体现。无论法国还是德国，这种团结都被人理解为右派政治势力的胜利，反映了反战社会党力量的减弱。
这种恐慌心理在北海的另一头同样感受得到。安娜·特莱普林住在德国港口城市库克斯港，她得到警报说英国军舰可能炮击港口，而她和三个孩子就住在靠近海边的小屋里。厄斯金·柴尔德斯在战前出版的惊险小说《沙洲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中描写了德国人的威胁，把英国读者看得兴奋不已。不少德国人同样对一本名叫《1906》的小说中骇人听闻的英国故事大感兴趣。小说出版于1905年，作者用的是匿名，叫作“西斯特恩”（“Seestern”），实际上是一个新闻记者，名叫费迪南德·格劳特霍夫。书中描写了英法海军进攻库克斯港，联军军舰和海岸要塞之间爆发激烈的炮战。特莱普林夫人只好鼓起勇气，带着孩子，搬去了汉堡。
8月刚刚开始的几天，英国工党在好几个大小城市组织集会，号召“停止战争”。费边党人比阿特丽丝·韦伯参加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集会。凯尔·哈迪和乔治·兰斯伯里在集会上先后发言。韦伯觉得这些人的讲话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让自己感觉不到有所触动，她后来这样写道：“唱一唱‘红旗’，摆一摆早就是陈词滥调的激进决议，说什么争取世界和平，这样的表演只会让人觉得脸上无光，根本起不到作用。”韦伯注意到即便是不少激进的反战人士“也认为我们必须和比利时站在一起”，她对此表示了认同。不过，韦伯对于“利用宗教刺激爱国主义”仍然不敢苟同，认为这是“令人恶心的亵渎”。她当时脑子里想到的可能是伦敦主教说过的一席话——“这是有史以来为了基督教进行的最伟大的一场战争……是我主耶稣与铁拳暴力的较量”。
关于战争到底会如何发展，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虽然激烈，却几乎都是无根无据的凭空猜想。德国专家对于前景预测极其乐观。《布伦瑞克通信报》某撰稿人宣称现代武器与战术将使死亡率降低，写道：“诚然，有些冲突可能会相当严重，这一点无可否认。不过，整体死亡人数将会减少。现在动员起来这么多士兵，并不一定像想象的那样非得面对痛苦的经历。战争将不再是屠杀。”英国人开始关注德国人预计发动的进攻威胁，不少平民报名参加各地举办的步枪俱乐部。人们眼看着高射炮被装到了海军拱门和伦敦桥的上面，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海军催着陆军部赶紧在海德公园布置几架飞机。
回到圣彼得堡，在尼古拉耶夫斯基、巴尔迪斯基和瓦尔沙夫斯基三大车站，成千上万人在铁轨旁的基督圣象前点燃蜡烛，送别即将前往军营报到的亲人。弗莱堡的天主教大主教在向信众谈起这场战争时用了“祸患”这个词，言下之意上帝让人世间有此一劫，是为了考验信众。一位执行宗教仪式的牧师用洪亮的声音大声宣布：“打败德国，伟大的自由圣战！摧毁一切腐败与邪恶！治愈德国人民身上的伤口！让新的一代生长。他们将是全新的一代，满怀着对主的敬意，对责任和友爱的忠诚。”在哈布斯堡帝国，色考主教欣喜地宣称自己相信这场战争将带来新的（精神）秩序：“那些不信主、不信耶稣的文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高级政治统统都将完蛋。”
俄国人纷纷涌向当地火车站，只有到了火车站才觉得容易打听到最新消息，从莫斯科发来的报纸要好几天才能送到偏远地区，等到送到，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以读了。乡下的人们跑到公路上，漫无目的地闲逛，碰到路过的就拦下来，看能不能问出点最新消息来。“有个人在路上见到一个哥萨克骑兵，喜出望外，”塞尔盖·孔杜拉什金讲述了发生在高加索地区的这么一个故事，“无比认真地听哥萨克人胡扯一通，还在耐心地盼着有什么好消息，可听着听着脑子就不好使了。”报纸姗姗来迟，孔杜拉什金的家人朋友全都冲到度假别墅的阳台上。二十几个人一窝蜂跑了出来，从8岁的到60岁的，有孩子、学生、职员、教授，还有医生。其中一个因为说话口齿清楚，被推举出来给其他人大声读报，这可真是具有契诃夫式喜剧色彩的一幕。推选出来的那个人于是把那些索然无味的旧闻又重新读了一遍，说什么已经宣战，德国人打到了波兰，俄国人开进了东普鲁士，头一批战俘被押解到了华沙，诸如此类。
在这场同时上演的支持战争大戏中，俄国的最有看头。8月4日，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馆遭到暴民洗劫，一个可怜的看门人被人杀害。有个俄国人向英国通信记者亚瑟·兰塞姆翻译了一句话——话原本是古罗马人用来宣判迦太基终将灭亡的誓言——“德国必将毁灭”。两天之后，将近25万人在莫斯科集会，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即便是在外省城市，少了大都市的精英阶层，人们仍然涌上街头。有人高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上面装饰着俄罗斯国旗。人们在高喊“沙皇万岁！人民万岁！”
人们到处都在打听最新消息。新一期的报纸只要一出来，便会被从卖报人手中迅速夺走。喝咖啡的总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哪怕对面坐的人压根就不认识也停不下来。谣言变得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离谱。在圣彼得堡，人们纷纷谣传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已经归西。驻守莫斯塔尔的奥地利士兵听说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遭人刺杀。无所不知的“万事通”站在尼斯的梯田台地上预言饥荒即将到来，这将迫使德国在几周之内退出战斗。当地有个居民8月5日写了这么一段话：“管他岸上的也好，海里的也好，没有一条和战争有关的消息是真的。报上写的东西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德国，就在同一个星期，《汉诺威快报》发表消息，公然谴责道：“一帮畜生！……就在昨天，一个法国外科医生伙同两名乔装打扮的法国军官试图用霍乱细菌污染我们的水源。几个家伙被军事法庭就地正法。”还有人说比利时的暴民正在密谋加害德国公民。据说毛奇的士兵抓了一个比利时人，口袋里塞得满满的全是德国人的手指头。他把这些德国人的手指头割下来，只是为了拿走他们的戒指。
如此狂热的一幕虽然在不少城市上演，却并没有多少俄罗斯人会天真地认为这场战争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哪一场战争能够带来好处。越是社会底层的人，越是怀疑战争，说得更加确切一些，越是悲观。历史学家艾伦·怀尔德曼写道，俄国农民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上层阶级毫无意义的冒险，付出代价的却是自己”。孟什科夫是《新时代报》的主要专栏作家，他写道：“今天已经不像苏沃洛夫和拿破仑那个时代，今天的人民大众既没有信念，也没有能力去热情如火地支持一场战争。”在里加，一边走着的是高举旗帜，欢呼庆祝的队伍，另一边则有人在高呼“反对战争！”
再将目光转向柏林，阿斯泰·尼尔森是一位有名的女演员，出生在丹麦。有一天，她正经过菩提树大街，突然听到有人在骂自己。尼尔森感到莫名其妙，回忆道：“我的帽子被扔在地上，黑色的头发露了出来。‘是个俄国人！’我听见有人在背后朝我大声嚷着，一只大手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头发。我大叫起来，又怕又痛。这个时候，一个男人走到我跟前，转过身来，认出了我。他对着我身后疯狂的人们大声喊着，告诉他们我是谁。身后的人放开了我，开始互相指责起来。其中一个挥舞着胳膊，像疯了似的，打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脸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别待在这里，’救我的那个男人对我说，‘这里的人彻底疯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某些地方因为反对拉人当兵而发生了暴动，或者至少是因为征兵时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对，想要出一口恶气。一位政府官员从托姆斯克发来电报，声称：“预备役军人在到处制造混乱……在新西伯利亚，一群预备役军人把商店洗劫一空，随后准备开始抢劫集市，直到军队赶来增援，暴乱才得到制止……暴徒们向军队投掷石块。”有人开枪，打伤了一名士兵，军队随即朝人群开枪，打死两名平民，还有两人受伤严重。与此同时，好几个村子里的预备役军人抢劫了酒店，有些人在愤怒地游行示威，要求得到食物，反对征用马匹，说没有马，干不了农活。
巴黎的阿斯托里亚酒店遭人指控，说酒店的德国经理在酒店屋顶安装了某种仪器，可以监听法国的无线电波。酒店只好关门歇业。英国大使后来听到传闻，说这位德国酒店经理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大使虽然对这样的消息不置可否，也只能无奈写到估计“会有不少屠杀出现”。《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提醒人民要对某一类人严加防范。这些人住在英国，位居要职，具有德国血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信是这样写的：“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一些外国人位高权重，他们中有的已经归化，有的则不然。据说这些人和德国还有金融圈里的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已渗透进了英国社会。”写信的人敦促务必对这些“身居高位、与德国串通一气的人”进行电话窃听，严密监视，在信的最后还念念不忘郑重其事地加上一句警告：“我并不希望危言耸听，可我知道写的都是实话。”如此令人作呕的信的最后签名只有一个简单的“S”。
在巴黎，艺术家保罗·马泽去荣军院报名参军，结果发现不再现场接收自愿入伍者。有个陆军中士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看到这个年轻人垂头丧气的样子，对他说了句：“不用担心。只要仗还没打完，你就会如愿的。”马泽能说英法两种语言，后来在勒阿弗尔加入刚刚登陆的英国远征军，成了随军翻译，最后当上军官，还赢得了勋章。每个国家都有大批年轻人，尤其是搞文学艺术的，想一睹战场的模样。这些人与其说满怀热情，倒不如说充满好奇。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出生在维也纳，当时25岁，正在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学习哲学，一开始以为打仗能够让自己找到机会，摆脱纷繁错杂哲学思想和对未知事物思索的痛苦折磨，于是自愿报名，参军入伍，还把受到的礼遇写进了用密码写成的日记里面。“我现在就能够干活了吗？”维特根斯坦8月9日问了自己这么一个问题。“我很好奇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维也纳的军事当局对我很有礼貌。那些军官一天下来得接待好几千人，可还是彬彬有礼地耐心回答了我的问题。这些事情让我深受鼓舞，让我想到了在英国人们都是这样待人接物的。”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满腔热情短短几天之后就泄了气。他被分派到了一艘名叫“哥普拉纳”号的巡逻艇上，在维斯杜拉河上当探照灯操作员。维特根斯坦发现这些普通水兵不但不讨人喜欢，简直就是令人厌恶：“这帮船员都是一群讨厌的蠢猪！做事毫无热情，举止粗鲁，头脑愚蠢，满怀心计！所以说什么拥有共同的伟大（战争）事业就能让人性变得高贵，根本就不可信。”
人们对于间谍的恐惧席卷欧洲。明斯特是有名的天主教城市，当地市民抓了几个修女，说是俄国派来的奸细。警方把市民公园的园长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折腾了四次，仅仅因为园长习惯穿一身英国式样的外套。英国报纸从布鲁塞尔发来报道，声称“有五个德国间谍乔装打扮成神父，已经在布鲁塞尔被捕”。有传言说俄国间谍把德国人的桥给炸了，还在水源里下毒，慕尼黑警方只好满大街小巷地巡逻，好让公众放心水龙头里的水是安全的。贝尔格莱德有几个人遭到拘捕，据说是在泽蒙的莫斯科酒店为奥地利士兵打火炬，发信号。
保罗·哈布当年24岁，德国人，老家在斯特滕，是个小村子，靠近斯图加特。哈布自愿报名参军的时候已经和21岁的女友玛丽亚订了婚。哈布是8月4日动身去的前线。临行前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请把我的衣服洗了，收得久一点，我到时候会开口问你们要的，到时再把包好的衣服打开……玛丽亚的信就放在放订婚戒指的匣子里，里面还有我的表链和其他一些纪念品，这些东西能让我想起和玛丽亚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请代我好好保管。我想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和其他不少人一样，哈布也会很快感到失望的。
欧洲各国正在尽力自我调整，适应一系列新出现的同盟和敌对关系。在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为了展示君主之间的团结友谊有多么牢不可破，拒绝了陆军部的建议，没有让第二十七步兵团改变之前“比利时国王步兵团”的称号。奥地利第十二轻骑兵团也被继续称作“英王乔治五世骑兵团”。不过，英国王室却在抓紧摆脱与德国人的关系，唯恐丢了大英帝国的面子，要知道海军和陆军司令的军服可都是德皇专门派人送给白金汉宫的礼物。人们忙着给公共场所改名换姓，重新起一个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名字。尼斯的符腾堡国王公园被改成了“阿尔萨斯-洛林广场”。柏林的大咖啡馆摇身一变，成了“团结咖啡馆”。咖啡馆的墙上挂着地图，随时更新战局变化，并且专门请人向客人大声宣读最新的战场消息。不少德国餐馆饭店把菜单中的法语和英语词汇删了出去。这下可好，食客们看着德语菜名，一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到底点了什么。与此同时，法国的比尔森啤酒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作“马斯啤酒”。
战争催生出好些新的忠义故事，相当引人注目。1914年7月的最后几天，英国小说家、公务员厄斯金·柴尔德斯就干了一件叛国通敌的事情。他驾着自己的小艇“阿斯加德”号驶进爱尔兰的霍斯港，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独立民兵送去了一船步枪。这些枪支都是从德国走私过来的。谁知短短一个月后，44岁的柴尔德斯就被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招至麾下——丘吉尔可不管柴尔德斯开着“阿斯加德”号干了些什么——成了一名海军预备役军官，并且就如何应对德国在北海沿岸的动向提出建议。柴尔德斯1903年发表惊险小说《沙洲之谜》，书中写的是德国如何阴谋进攻英国的故事。在此之前，他在弗里斯兰群岛一带有过多年的航海经历。现在，这位作家为海军部专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先打下博尔库姆岛和尤伊斯特岛作为跳板，为日后发动对德两栖作战做好准备。柴尔德斯写道：“沿埃姆斯河谷而上，发起进攻……这个计划看来是绝佳的机会，能够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结束战争。”他最后总结道：“身为起草人，我斗胆希望如果军队需要，能够有幸为国效力，不管是负责飞机防护还是其他职位，只要能够执行本备忘录中草拟的任何一项行动即可。”
8月2日，来自舍伍德森林步兵团一个连的士兵列队开进了泰恩河畔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厂，他们各就各位，部署在了一艘无畏舰周围。船已经差不多完工。这是一艘注定成为土耳其海军骄傲的军舰。500名土耳其水兵同一时间正乘坐一艘老旧的客轮沿泰恩河顺流而下，准备接管军舰。谁知，温斯顿·丘吉尔临时变卦，皇家海军需要优先使用。于是，短短几周之内，“雷沙迪赫”号就改了名字，成了“埃林”号，开赴斯卡帕湾，与大舰队会合。另外一艘战列舰“奥斯曼苏丹一世”则成了“阿金库尔”号。英国尽管提出向土方每日支付1000英镑，作为征用军舰的费用，并且承诺战争结束时原物奉还，否则全款赔偿，可土耳其舆论对于这样平白无故少了两艘军舰，依旧一片哗然，毕竟部分造船经费还是通过公债募集而来。土耳其人的怒火被点燃，直接促使君士坦丁堡下定决心，几天之后欢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加入。土耳其的中立地位显然已经岌岌可危。
8月20日，柴尔德斯作为情报官，登上了水上飞机母舰“恩加丁”号。两天之后，海军元帅约翰·杰利科伯爵与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造访该舰，柴尔德斯的爱尔兰老乡看到他向二位高官敬礼握手时一定会感到大为惊讶。柴尔德斯写道：“船上一派喜气洋洋、乐观自信的气氛。虽然荒唐，可用‘悲观’二字形容或许更加准确。如此粗制滥造的一艘小小游船，装上几门玩具枪一样的蹩脚大炮，停着几架花里胡哨的小飞机，谁都明白葬身鱼腹是迟早的事情，心里反倒高兴起来。不过，说实在的，真的没人能够预知命运，因为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一场实验，结果如何，没人能说得准。”不管哪个国家，能有这样先见之明的人为数不多，柴尔德斯算是一个。这些人为能够在20世纪的首场大战中出一份力感到高兴，因为那些最让人兴奋的新机器将在这场战争中派上用场，天空中将布满飞行的“魔毯”。
与此同时，杂志上到处都是士兵和军事装备的照片和图片。报纸上除开与战争有关的新闻，其他一律不见了踪影。不过，这些消息大部分都是空穴来风。数学课上，老师在教孩子们做加减法时也用上了与士兵和军舰有关的应用题。描写战争的诗歌铺天盖地，几乎无一例外粗制滥造，不忍卒读。好比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就写了这么一首：“把我拿去尽管用，英格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然后再还给我，英格兰！如果我的生命你还需要。这样的礼物会更好。死亡，我会为你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把德皇威廉二世的蜡像从皇家陈列馆移到了恐怖展室。英国人一向以英式幽默出名，现在也受到了战争影响。萧伯纳写了一篇文章，调侃交战双方不如把各自的军官一枪打死，散伙回家，结果惹来麻烦，图书馆和书店纷纷将萧伯纳的作品下架。那位自命不凡的文学大师约翰·柯林斯·斯夸尔号召人们把萧伯纳浑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萧伯纳依旧不知悔改，反唇相讥道：“倘若联军真的有心让德国亡国灭种，那么合适的方法应该是杀掉所有的德国女人。”
第三节 出发
这些“投机倒把”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人们开始囤积食品，迫使一些德国商家关门，几乎所有店铺都在涨价。在慕尼黑，土豆价格翻了一番，面粉涨了45%，盐涨了3倍。在汉堡，一群愤怒的妇女冲进一家商店，痛斥店主“发战争财”，拿起店里的香肠把老板狠狠打了一顿。据《德国人民报》报道，一群买菜的和一个卖菜的女人就土豆涨价大吵了一场，土豆以往一千克只卖6到7芬尼，现在已经涨到12芬尼。卖菜的女人凶巴巴地辩解道：“好吧好吧，你们要是不喜欢这个价，我就把土豆都卖给俄国人去！”几个人听了立刻冲上前去，扭打起来，直到警察赶来，才把女人从愤怒的市民手中解救出来。
除了丘吉尔和哈尔登两个人，英国其他内阁大臣对于军事事务可以说全都一无所知，这帮人也清楚自己在这方面到底有多孤陋寡闻。的确如此，在那个时代，所有国家的政客都希望把战略和军事科学这些事情完全丢给军人打理，这样的错误只有等到他们老了才懂得后悔惋惜。阿斯奎斯有意重新任命哈尔登担任陆军大臣，后者在过去十年里一手主导了陆军改革，做事大刀阔斧，颇见成效。可是，阿斯奎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那位大法官已经成为以《泰晤士报》为首报刊媒介口诛笔伐、恶毒攻击的对象，被斥为“亲德分子”。陆军大臣的位置最终被让给了有“KK伯爵”之称的陆军元帅——喀土穆的基奇纳伯爵。基奇纳是英国最负盛名的军人，如此安排自然迎得广泛好评。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同时拥有不少非比寻常的优秀条件，比如说，少年时期曾在瑞士生活过一段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1870年，基奇纳曾在法军战地救护部队短期服役，有一回乘坐热气球在空中观察卢瓦尔集团军，不料回来得了肺炎，不得不就此终止了救护部队的服役生涯。
数百万德国人发起爱心募捐，为士兵送去食品、饮水、香烟和衣物。不过，人们帮助伤者的满腔热情有时也会过头。《北德意志通信报》提醒家境富有的女士不要邀请穷人家的孩子去家里做客，因为与生活标准比自己高出一大块的人打交道，有可能让地位低下的一方感到不满。有些贸易公司找到了新的商机。科陶德纺织厂打出广告，推销自家生产的黑色防水绉纱，声称“默哀时戴上这个会显得更加时髦”。博柏利公司推出“现役服装”，在广告词里声称：“每一位军官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博柏利防水服。”成衣商“Thresher&Glenny”靠着制造军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罗斯公司的双筒望远镜销量大增。有一家公司专门制造两辆跑车，在广告词里大力推荐自己的跑车适合“军官和其他人士”。在巴黎，销售针织品的店铺开始销售厚内衣和毛袜。这些都是非夏令季节的产品，适合作战所用。有人投诉伦敦的枪械生产商“韦布利和斯科特”，抱怨这家公司的左轮手枪7月份才卖5几尼一把，现在居然涨到了10英镑。
基奇纳伯爵为人不苟言笑，节俭朴素，寡言少语。不过，此人有着明显局限，不仅完全不谙政事，而且对政客嗤之以鼻。劳合·乔治笔下就曾描述过伯爵在内阁开会时是如何“大着嗓门，喋喋不休”“眼神中流露出来的神情冷漠孤傲，仿佛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一看就知道与一帮格格不入的人待在一起有多么难受。毕竟他和身旁坐着的这帮家伙斗了一辈子，心中看这些人总是一如既往地带着军人才有的轻蔑与忧虑”。
对于有钱的权贵来说，既然自己不用应征入伍，亲身感受枪林弹雨的滋味，那么就要出钱为大众做点贡献。英国搞了个“国家赈济基金”，捐赠者名单上头一个写着的便是英王乔治五世的大名。英王捐了5000英镑，王后随后又加了1000几尼。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和诺斯克里夫勋爵各自捐了5000英镑，德比伯爵捐了2000英镑。地位越低的，出钱越少。不过，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楚，这笔现钱到底该用在什么方面才算起到了作用。还有人搞了个塞尔维亚救济基金，到9月份已经筹得十万英镑。萨瑟兰郡的公爵发起倡议，呼吁贵族们把各自乡间大宅的大门打开，当作医院。不过，腾出来的250间宅邸中不少因为下水道堵塞，起不了作用。公爵于是又想出来一个法子，宣布将伦敦的一家疗养院腾出来，并把医务人员配置齐全，专门接收病人。海军部有位官员将信将疑，亲自前去打探究竟，结果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公爵真的在维多利亚大街有一座医疗机构。这座医院起初是为了北爱尔兰义勇军设立的，当时正等着北爱尔兰打内战。
基奇纳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从不习惯与他人商量，也不对人袒露心声，即便进了陆军部也丝毫不改行事的作风。基奇纳一向对法军看不上眼，1911年的时候就跟劳合·乔治说过：一旦开战，德国人“就会像赶山鸡一样把这帮法国佬打得落花流水”。即便如此，基奇纳依旧算得上一位出色能干的军人。他在1914年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于坚持认为英国必须做长远打算，以备长期作战。基奇纳发现全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要将一支由散兵游勇组成的皇家军队转型改造成为一支能够适应欧洲大陆作战的陆军，困难重重。常备军也好，预备役也好，再加上地方自卫队和近乎乌合之众的民兵，英军分布在世界各地、多多少少受过训练的兵力总共也就733514人。谁都知道这一点人手远远不够，可令人遗憾的是，基奇纳却搞糟了扩军计划。明眼人都知道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现有地方自卫队的框架上进行改造，可是这位新任陆军大臣根本就不把“地方军”放在眼里，决定抛开地方自卫队，创立一支“新军”，军官士兵全部起用新人。混乱接踵而至，成千上万满怀热情，参军入伍的年轻人从1914年8月开始，直到第二年在法国战死沙场，这期间承受的苦难折磨，说起来无一不是辛酸痛苦的故事。
战争让不少人一下子变得大方起来。这些慷慨举动有的管用，有的却派不上用场，大多只能招来一顿臭骂。有位法国名人把珍爱的汽车捐给了国家，没想到几天之后却在里沃利大街见到了自己的爱车，里面坐的竟然是陆军部长的情妇，当时的心情简直可以说是怒不可遏。勒文施泰因-韦尔特海姆-罗森贝格的阿洛伊斯亲王是一位德国贵族，家境富有，对于打仗动武毫无兴趣，以前就逃过兵役。可是这一回，亲王也和不少同胞一样将自己的一辆豪车主动送给了巴伐利亚陆军，并且毛遂自荐，提出愿意开车，当个司机，“好为国家贡献一点力量”。不仅如此，亲王还将在小霍伊巴赫的城堡腾出来，改作医院，可以接纳十名军官和二十名其他级别的军人，并且承担所有医疗费用。亲王因此被授予了中尉军衔。亲王的裁缝这下子可忙坏了手脚，足足花了两个星期才为亲王量身定做出军装制服。亲王就这样一身戎装，高高兴兴地上前线去了。
8月份自愿报名参军的人当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罗伯特·裘德，21岁，是个工人，在工厂里做工，来自伦敦南部。裘德一开始想加入海军，被派往德文波特参加试训，结果因为“受不了听人发号施令”，没能通过。裘德连同三个工友很快去了东肯特郡步兵团，待到一行人赶到坎特伯雷兵站，却发现那里一没东西吃，二没地方住，只好凑合着在军营广场上睡了一宿。几个人接着去往帕弗利特的一座营地，发现每张帐篷底下都住了22个人。“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裘德写道，“各种穿戴，千奇百怪……每隔几分钟就会走一次队列。我可真是烦透了拿士兵玩这种把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菜端上来一看，只见‘热水里面泡着几块东西，那也叫作肉’。”当局给裘德和其他新兵放假三天，商量如何安置。谁知五分之一的人就此走掉，再也不见回来。
《每日邮报》主管汤姆·克拉克在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北爱地区那场不是战争的战争早已被人淡忘。人们每每谈起此事，总会轻声哀叹，感到惋惜。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噩梦……我们现在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走得要让人感觉舒服得多。（英国人民）清楚自己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有信心，却不骄傲。今天每一个人都在牵挂着北海。也许就在今晚，战争就会在北海打响，就将决定我们的生命安危。”《泰晤士报》写的社论听口气与其说像个学究在严厉说教，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中学生，嘴里充满了浪漫与激情：“（不列颠的人民）不仅感受到了，心里同样清楚正在接受召唤，为了实现一如既往的事业，拔出剑来。就像威廉国王在王旗上写下的大字一样，不列颠的人民将再次‘保卫欧洲的自由’。”正是为了这样的事业，威灵顿公爵才会在西班牙半岛浴血奋战，纳尔逊子爵才会在特拉法尔加为国捐躯。这是一场以弱胜强的事业，是小国人民英勇反抗强大邻国的事业，是法理战胜蛮力的事业。
不少自愿参军的人遭到拒绝。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写过一本书，名叫《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该书堪称描写爱德华时代幽默诙谐剧的不朽名篇。杰罗姆在被英军拒收之后跑去法国，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不过，话说回来，杰罗姆毕竟已是55岁高龄，穿不上英国皇家陆军的军装也不奇怪。有个步兵团打广告招募军官，上面大言不惭地写着：“相貌端正，举止得体的公学学生优先考虑。”不过，即便有些应征者符合这样的标准，也会被拒之门外。《泰晤士报》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信是好几个人联名写的，自称“八个未获任命的军官”。八位作者均表达了不满，认为自己“身体健康，英勇无畏，绝对适合现役军人”，却仅仅因为三十出头，就被认为年龄偏大，不被授予军衔，令人恶心。这帮人打算转为普通士兵，不过希望能够和自己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分在一起，写道：“欢迎所有年龄相仿，条件相同的公学学生参加我们的非正式聚会，共商组建‘射手兵团’事宜。地址如下：布鲁克西街59号。”英国人这个时候正兴致高涨地组建“同好营”，待到日后到了法国才知道下场有多悲惨。
爱尔兰自治党党魁约翰·雷德蒙德表现出了极其开明的调和姿态，他在对下院的发言中讲道：“在爱尔兰，自愿兵分为两大派。一派出现壮大在南部。我要对政府说的是，叫他们最好明天就把派来的每一个士兵都从爱尔兰撤走。我要说的是，爱尔兰的海岸将由爱尔兰自己的孩子来保卫，将不受外敌侵略。为了这个目的，南部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天主教徒非常乐意和北爱尔兰的武装清教徒们共同拿起武器，并肩作战。”雷德蒙德的讲话虽然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可发表这样的言论，也等于就此放弃了自己身为爱尔兰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与地位，从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某些爱国人士认为如果年轻后生不太积极自愿报名，那么姑娘们也可以“尽一点绵薄之力”，好让小伙子们感到羞愧，不好意思不去参军。伯纳德·哈姆利那天正好和一个朋友在温布尔登公园打高尔夫球，刚刚打出一记漂亮发球，正在自我庆祝，两个女孩从附近的会所走了出来。一个女孩尖声说道：“这个球打得可真漂亮，不是吗？希望你们打德国人的时候也能打得这么漂亮。”两个女孩说完还给了哈姆利二人一人一根白色的鸡尾巴毛。哈姆利两个于是赶紧表明身份，说自己是伦敦第一步枪旅的军官，这次出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放松一下而已。两个姑娘听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勉强说了几句道歉的话。
英国同样如此，一团和气成为主旋律。8月11日，英国政府表态，欢迎所有被赦免的在押妇女参与政论。大名鼎鼎的潘克斯特一家里面，西尔维亚还在继续为和平祈祷，姐姐克里斯塔贝尔和妈妈艾米琳则在大声痛骂“德国鬼子”。英国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宣称工会联合会将这场战争视为“对和平以及不受约束民主政府的保护与维系”。一如某些当代历史学家一样，当时不止一小部分人认为同德国打仗有助于避免英国产业工人与雇主及政府之间产生激烈的暴力冲突。
斯蒂芬·朗在卡姆登大街也碰到一位女士送给自己白色鸡尾巴毛。他告诉对方自己只有17岁，在铁路上班，属于“预备役工作”。谁知这位小姐愤愤不平地说道：“这种话我之前就听过”，还把白色鸡尾巴毛递到朗的鼻子跟前。朗只好跟另外一个负责招募士兵的中士解释，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没想到中士答道：“19岁？那不正好吗？”
《新普鲁士报》头一个用上了“政党休战”的字眼来描述德国政坛各大党派停止争吵的新局面。这个词源于一个中世纪的传统，当城堡被敌人包围，遭到围攻的时候，城里的私人恩怨都要摆在一旁，不得再提。此时此刻，“政党休战”再次成了广为人知的平常字眼。法国同样如此。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在8月4日创造了一个新词：“神圣的团结”，这个词从此被法国人挂在了嘴边。话是这样说的：“大战在即，法兰西的儿女们将英勇地保卫祖国，我们神圣的团结在敌人面前坚不可摧。”报纸频频打起口水仗。《伊泽尔十字报》作为天主教的喉舌，公开宣称这场“洗刷罪孽的战争”之所以会降临到法国头上，完全是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犯下了累累罪行，是惩罚报应。“到处都有这样的想法，”另外有人写道，“认为这场战争将会净化空气，从今往后一切都将变得美好起来。”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权利报》则用了另外一个措辞：“和平之战”。
“可我只有17岁，我是1898年生的。”
德意志帝国议会8月5日一致通过决议，发行总额50亿马克的战争公债。社会民主党议员虽然大部分反对开战，却对这项决议表示了支持。战争既然已经成为事实，那么之前执着的信念也就不再重要，爱国主义高于一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同样如此。社会党人对保守派奚落自己是“没有国籍的人”尤为敏感，出于无奈，只好团结在了同一旗帜下面。不仅如此，左右两派都对俄国又恨又怕。大部分德国人真的以为自己的国家正被敌人团团包围。《慕尼黑新报》8月7日用痛楚的笔调回顾了外敌入侵的往事。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早就耳熟能详，现如今旧瓶又装上了新酒：“这是对日耳曼民族的敌意，敌意这一次来自东方。”半官方报纸《科隆报》宣称：“英国已经摊牌，每个人都看到了英国人的底牌：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阴谋。”
“1896年生的？那太好了。要的就是你们这帮狗娘养的来打仗。”中士说完就把朗的名字写了上去。
《浮士德》依旧在巴黎歌剧院上演；在报纸上仍然能够找到某个孩子被送牛奶的货车撞倒，不幸身亡的消息；人们在展望未来的研讨会上讨论在英吉利海峡下面开挖隧道的种种好处。谁知到了8月2日，这座法兰西之都就宣布进入临时围城状态。巴黎市政府将维持公共秩序的工作全部交由军队负责，实行严格的出入制度，禁止各种集会和娱乐活动。三天之后，巴黎通过法令，“战争期间报刊不得随意发表轻率的言论”，除非经政府或最高统帅部授权，否则严禁发布任何与军事有关的消息，新闻记者不得进入作战地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身为法军最高统帅的霞飞，几乎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身，这让他在德国的同行毛奇妒火中烧，毕竟后者要处处受制于德皇。巴黎街头不少商铺挂出牌子，上面用半是遗憾、半是骄傲的口气写着：“店主和店员已经动身，为法兰西而战，本店暂停营业。”咖啡馆和酒吧一到晚上8点就打烊，餐馆则是晚上9点半。骑兵们把营寨扎在了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战马被拴在街头的栗树下。晚上10点不到，这座欧洲昔日最为繁华喧嚣的城市已经变得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有些女性迫切希望自己能够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却发现很难找到胜任的事情。不过，格莱蒂斯·温特波顿是个例外。温特波顿的丈夫亚齐是第5龙骑兵团的一名中尉。温特波顿发现战场上根本就没有妻子和母亲的用武之地，大为不满，于是把几个孩子全都送去乡下，开着自家的汽车，自告奋勇地来到驻守奥尔德肖特的骑兵师找埃德蒙德·艾伦比少将。艾伦比少将是骑兵师师长，被部下戏称为“公牛”。他在8月14日抽空给温特波顿写了份证词：“兹证明本人乘坐的汽车由亚齐·温特波顿女士亲自驾驶。温特波顿女士完全具备当驾驶员的能力，我有信心推荐她做这份工作。”不过，陆军仍然不让温特波顿去战区工作。温特波顿后来加入一支英国志愿军部队，当了一名救护车驾驶员，和比利时人一同作战，几周之后就在枪林弹雨中开始工作了。
说来奇怪，大部分交战国都指望这场战争能够速战速决，不要拖得太久。没什么见识的人这样想也就罢了，可就连那些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也抱着这样的幻想。部分原因就在于那帮经济学家。这帮人虽说向来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却还在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欧洲一旦打起来，很快就会资金短缺。不过，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帮深谋远虑的军士将领，他们深知欧洲一旦爆发全面大战，势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
协约国刚刚开始部署的时候自信在纸面上对敌占有优势。俄、法、英三国，再加上比利时，总人口达到2.79亿，而同盟国只有1.2亿。协约国军队动员了199个步兵师，同盟国只有137个。骑兵师比例为55:29。由于协约国总兵力中俄军占到一半，因此人们还在做着美梦，幻想西欧战场上能够出现沙皇军队的身影。
有些人面对欧洲大战事态的发展，表现得相当平静，泰然自若。在普鲁士的施奈德米尔，12岁的艾芙丽德·库尔问奶奶，德国到底打不打得赢。“奶奶这辈子，德国打仗还没输过，”老妇人骄傲地答道，“所以，这一回也不会输。”孙女好像越听越不明白，打仗不是应该惊天动地吗，为什么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呢。她接着说道：“那我们可以继续吃香肠、腊肉，去散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兵力部署是早就定下来的。德国人往西线调派了7个集团军，用于实施毛奇修改过的“施里芬计划”，对法军实施大包围，以求速战速决，一举击垮对手。奥地利几乎派上了一半兵力进攻塞尔维亚，剩下的放在加利西亚，留着对付俄国人，那里是俄属波兰与奥匈帝国的交界之处。塞尔维亚准备在西线抵御奥地利人的侵犯。俄国人投入了两个集团军进攻东普鲁士，另外四个集团军用来对付奥地利人。法国则在着手实施“第17号计划”。法军在8月6日之前接到的命令是不得进入比利时境内，飞机也不要飞越比利时领空，确保德国人为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节 群情高涨
只有英国在如何开始军事行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跟之前在战和问题上犹豫不决一模一样。内阁专门召开军事会议。首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由阿斯奎斯主持召开，时间是8月5日下午4点。摆在英国人眼前的困境在于能否下定决心，把那支小小的陆军派到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去。格雷和诸如亨利·威尔逊这样的老兵尽管一向支持渡海作战，还跟法国人做过保证，可有几位重要人物仍然坚决反对。这几位大人物认为英国有能力、也应该只打一场海上战争。英国战前有关大陆战争的计划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海上封锁，对德实行经济战这一块儿。可是，这个计划要想开展下去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外交部并不希望同其他中立国家把关系搞僵，况且还指望着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贸易。对全球金融灾难性崩溃的恐惧与担忧是另外一个关键原因，使得英国在这方面束手束脚，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这样的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初露苗头。更何况，既然战争危机看起来只需持续几个星期，欧洲的命运就将尘埃落定，那么花上好几个月封锁禁运，迫使德国垮台，似乎无利可图。另外还有人经过思考，提议利用皇家海军的海上控制权，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派兵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大战在即，最可怕的先兆莫过于银行信贷一溃千里，在号称“世界金融之都”的伦敦城里立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连好几天，货币制度如危墙一般摇摇欲坠，直到财政大臣8月13日痛下决心，誓要顶住压力，英格兰银行出手买下总值超过3.5亿英镑的未承兑汇票才得以稳定局势。虽然，这笔钱数目之大令人咋舌，可这次出手干预总算是挽救了危在旦夕的金融体系。
诺斯克里夫勋爵是欧洲最有势力的报业大亨，旗下拥有《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两大报纸，一开始对卷入任何形式的大陆争端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我听说要派英国远征军去法国，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勋爵对着手下一帮高级主管大声叫道，“简直是胡闹。一个士兵都不要离开这个国家。我们的舰队厉害得很，要什么，就能帮什么。我可不会支持派兵出国，哪怕一个兵都不成。要是敌人打进来该怎么办？我们英国自己该怎么办？没有我的同意，一个兵都不许走。明天你就给我在报上登出来，叫他们统统不许走！”不过，这一回倒是难得，这位报刊大王在一众编辑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竟然回心转意，改变主意——诺斯克里夫的报纸对派遣远征军一事表示了支持。
德国人的确闯了过去，英国皇家海军搞糟了这次追捕行动，远在伦敦的海军部对此大为懊恼。英国人给了两艘德国军舰机会，让他们得以直闯达达尼尔海峡。待到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说服柏林，将两艘军舰连同全体船员送给土耳其海军。这一幕堪称戏剧性十足。“戈本”号在与英国海军的对抗中赢得了胜利，或许让土耳其人在观念上产生了重大变化，最终倒向了同盟国阵营。当然，土耳其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仍然在于英国人几十年来一贯的轻视与怠慢，尤其是夺走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无一不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感到痛苦。再说，土耳其人对俄国人同样又恨又怕。
有人在8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对英国的那帮盟友表示严重怀疑，一心想着既然要打，那就不如单干，一切行动都尽量不要让法军插手。弗伦奇在唐宁街的会议上提议在安特卫普一带布置阵地。中将道格拉斯·黑格伯爵将指挥一个军的兵力。黑格在会后写道：“弗伦奇爵士说英国远征军从安特卫普开始作战，和德军发起对攻，会有‘优势’。这种没脑子的话，我一听就怕了。也不想想德国人实力有多强，而且还保持兵力完整。”黑格日后将成为英国历史上带兵上阵的将军里头最出名、没准也是最出洋相的一个。他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担心“如果从一开始就和法国人各自为战”，恐怕会输掉这场战争，同时还对基奇纳的看法表示认同，认为这场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
海上传来的消息同样紧张万分。“戈本”号战列巡洋舰，还有保驾护航的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在地中海上居然大难不死，一路向东，逃之夭夭。英国皇家海军笨手笨脚，犯下的错误简直贻笑大方，把个温斯顿·丘吉尔气得火冒三丈。德国报纸《沙龙报》用胜利的语气报道了“戈本”号8月2日从墨西拿出发的情景，写道：“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寂静中只听见起锚时锚链咔嚓作响。现场聚集了差不多1000人，争着涌向码头。‘戈本’号上传来‘万岁，胜利者的桂冠’的乐曲声，每一个音符都听得清清楚楚。军官水兵们分列战舰两侧，低头行礼。船上的人都在为最高统帅高声祝贺，三呼万岁，欢呼声传到岸上，码头上的人群依旧一片安静，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为德国海军的沉着自信，傲然迎战的乐观姿态感动。当天晚些时候，有（假）消息传来，说有人发现了一艘英舰残骸。无论如何，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德国人闯了过去！”
黑格1914年时53岁，脑瓜机灵，相比其他人算是受过不错的教育，在牛津大学读了三年之后进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黑格并非贵族出身，祖上是苏格兰人，以酿造威士忌为业。在时人看来，黑格既是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又是一个会打仗的指挥官，不料名声却在死后一落千丈。从后来出版的战时日记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对于那么多人战死西线表现得无动于衷，冷酷漠然，而且对于阴谋暗斗颇感兴趣，确实令人恶心——黑格厚颜无耻地利用妻子多丽丝身为女王随身侍女，谋取一己之私。不过，考虑到黑格生活的那个时代、阶层还有社会环境，他这个人虽然永远不会赢得后人爱戴，却与1914年—1918年西线惨烈的背景相契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军事将领拥有与之匹敌的崇高名望。黑格身为军人，能征善战，绝非漫画里讽刺那般。
有些外交人士仍然表现得漫不经心，好像天下依旧太平。这些人继续怀着19世纪绅士战争的心态，毫不掩饰自己身为外交官的受保护地位。在巴黎，有人在8月2日晚上还看见巴伐利亚外交大臣在里兹饭店用餐。奥地利大使塞琴伯爵反应更加迟钝，还在时髦的同盟俱乐部里面大快朵颐，全然不懂得看俱乐部其他成员脸上的愠色。其他人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拒之门外。在柏林，法国大使朱勒·康邦从德国人那里得到告诫，不要让手下去布里斯托酒店吃饭，因为很难保证安全。宾主双方对此都大为光火。康邦发了脾气，怒道：“你们告诉我，到底要我的人去哪里吃饭？我只知道去布里斯托酒店吃饭的人都是有教养的。”这位法国大使打电话给酒店，要求对方将为使馆工作人员备好的饭菜赶快送来。酒店经理回话说，除非外交部授权，否则无权行事。从8月3日晚上开始，直到次日上午，康邦一直都在手忙脚乱地烧毁秘密文件，忙得焦头烂额，直到一切准备停当才乘车去往中立国丹麦，借道回国。
不过，黑格在8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提议英国应该先缓一缓，推迟几个月，待到兵力更加强大，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准备更加充分时，再向欧洲派遣部队。黑格的意见把亨利·威尔逊吓了一跳。威尔逊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的生死存亡就算并非短短数日能够看到，至少也是几个月内才见分晓的事情。不管英国能够派遣多少兵力，英国的盟友都迫切需要人手增援。英国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立刻派遣远征军，威尔逊当记头功。纵观历史，一个资历相对较浅的军官能够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确少之又少。
彼得·科勒惠支是东普鲁士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小儿子，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和左派思想的家庭。大战将至，17岁的彼得正与三个伙伴一起在挪威度假。几个人经过一番商量，决心应征入伍，于是搭上了一列从卑尔根开往奥斯陆的火车返乡。车上有些乘客来自英国和法国，对几个年轻人非常友好，让他们感到过意不去。彼得几个人最终抵达柏林，“一谈起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名战士就兴奋不已，再一想到有美女相伴，还有战场上的厮杀场景，更是激动得难以自已”。家里人虽然为此大吵了一架，可彼得的父亲最后还是在参军令上签了字，同意还不到入伍年龄的彼得参军。彼得和哥哥汉斯二人于是动身前往军营报到，留下父母在家“哭啊、哭啊，哭个不停”。彼得在背囊里放着母亲临行时送的礼物，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就这样去了前线，再也没有回来。
军事会议于是在翌日正式授权，政府批准向法国派遣远征军。远征军由一个骑兵师和四个步兵师组成。另有两个步兵师暂时留守国内，负责本土防御。留守部队意在维持兵力平衡，以备紧急部署之需，任务包括在劳工阶级不满，可能引发社会秩序混乱时进行镇压。如此一来，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不仅比不上法国，甚至就连比利时都不如。即便如此，派遣远征军赴欧作战也足以成为英国政府最关键的战时战略决定。毕竟，考虑到绝大多数英国政治人物以及国内民众骨子里的岛国性，这些人原本永远都不会去想一想自己的国家是否真的无法避免卷入这场欧洲大陆的地面战争。
此时此刻的欧洲随处可见平民百姓四处奔走，想尽办法回到故国。杰弗里·克拉克原是英国皇家步枪兵团的一名军官，住在巴黎市郊。克拉克在巴黎车站的月台上碰到一个铁路部门的员工，二人攀谈起来。那个法国人正在赶路，准备去自己所在兵团报到，他问英国人打算去哪儿，得到的回答是正准备回家参军。“哦！”法国人热情地答道，“这么说来，我们算是同路人了。”法国人伸出手来，一边握手一边说道：“再见！很快就能再见了。”在德国，50万俄国劳工被迫辞去暑期工作。在英国，成千上万在德国酒店和餐馆打工的人成群结队地登上渡轮，去往中立国荷兰。柏林有数百英语教师因为手头现金紧张，陷入困境，一筹莫展。匆忙回国的美国游客多达8万。有些坐的是“维京”号邮轮，船是这些人集体凑钱包下来的。火车站人满为患，全是来自各个国家、走投无路的人们。伦敦一家鞋店的老板乔治·加尔平有一个德国邻居，住在温布尔登，大战爆发前不久正好回了德国。加尔平把这位德国邻居送到维多利亚车站。刚刚成为敌人的德国邻居开玩笑说道：“别太担心了。等到我们打到英国的那一天，保证绝不会亏待你和你全家人的。”
一如事先预计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交到了弗伦奇爵士的手中。这位61岁的老骑士拥有爱尔兰血统，因在布尔战争中立下战功赢得盛名。就在几个星期前，弗伦奇还因为卷入“克勒克兵变”麻烦缠身，甚至为此辞去了帝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番虽然重新走马上任，可还是担心职业生涯就此走到尽头。虽然，自由党政府和不少上流贵妇感觉这位约翰爵士可怜兮兮，值得同情，可弗伦奇作为最高司令官，还是不够资格。弗伦奇视野有限，平生从未指挥过如此庞大的部队。倘若去了法国，就得与这个关键盟友紧密合作，可他连一句法语也说不上来。黑格在8月11日写道：“我知道在我国面临如此危机之际，弗伦奇根本就不适合担任如此重要的指挥职位。”黑格的这番话得到了业内人士一致认可。威尔逊本可担任弗伦奇的总参谋长，因为英国高级军官当中只有他一人在自信程度上堪比霞飞，却因为在北爱尔兰危机中大力支持橙党深受牵连，不得不屈居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之下，挂上了一个听来相当古怪的头衔——副参谋长。
人们对于到底哪个国家应该拿起武器，站在哪一边作战，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有个日本人在柏林街头得到人们的拥抱，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原因是有人谣传日本会为同盟国撑腰鼓劲。意大利据说也会加入同盟国作战。所以当意大利劳工回家路上碰到向前线开拔的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时，奥地利士兵们会热情高呼：“意大利人，好样的！”意大利工人也会报以同样热烈的回答：“奥地利万岁！”谁也不曾料到，意大利的军队正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战前的绝大多数时候，这个国家竟然连一个总参谋长都没有。原来的总参谋长在7月1日一命呜呼，吕吉·卡多尔纳伯爵直到27日才奉命接替死者，走马上任。卡多尔纳刚刚承诺意大利为德国提供支援，就发现自己许下的保证遭到了外交大臣的一口否决。意大利之所以有意参战，纯粹为了抢夺领土，特别是希望能将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还有哈布斯堡帝国讲意大利语的那一部分收入囊中。扯皮随之而来，围绕着支持德国是否违宪争争吵吵。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玛努埃莱三世原本打算应卡多尔纳请求，签署动员令，与德奥并肩作战，谁知到了8月2日，内阁竟然投票表示中立。虽然不少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意大利人的背信弃义嗤之以鼻，可意大利好歹得以暂时避免一场流血牺牲的战争立刻到来。
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的纷争迷茫，感慨道：“那是我头一次觉得这位军事领袖有多么不靠谱，明明判断错误还要固执己见，不仅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糕，还从不和人协调合作。法国和我们英国有史以来组建的最精锐部队就这样被他输得一败涂地。”诚然，这位政治人物是因为这场战争才口出此言，对军人极尽挖苦之能。这位财政大臣的话，尤其是对于基奇纳的侮辱确实过了头。关于弗伦奇最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他身为总司令，接下来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比起其他欧洲列强、不管是哪一边的军事同行来，都只能说是半斤八两，一样差劲。
奥地利人集结起来的军队就像浪漫王国鲁里坦尼亚的军队一样没用，根本打不了他们主子一心想打的这一仗。奥地利军队的最大能耐在于那一身花里胡哨的军礼服，还有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军乐队。有些大炮还是1899年生产的铜制炮管。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对打败塞尔维亚充满热情，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都在逃避兵役，把参军打仗这种事情丢给地位卑微的平民百姓去做。上了年纪的人发现自己上了前线，年轻力壮的那帮家伙却留在后方，把守桥梁和车站。战争初期的伤亡人员表显示死者当中不少人年龄都在42岁以上，在家里都是已经做了父亲的人。征召医生更是引发严重问题，尤其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农村地区。那些地方通信条件极其简陋，马匹、推车和马车都被军队悉数征用了去。康拉德为了进攻塞尔维亚，特意从斯拉夫少数族裔中征兵，组织部队。维也纳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妙棋一招，让斯拉夫人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这样一来就能增强哈布斯堡帝国臣民对帝国的忠诚。
基奇纳给约翰爵士的指令是8月10日下达的，其中有一段极为关键。这一段话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一直被那位总司令理解为示弱胆怯的表现。话是这么说的：“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英国的军队，加上应急增援部队，在兵力上十分有限。只要时时考虑到这一点，就应该明确意识到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在于更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物质消耗……尔部理应，也定能找到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示无畏的勇气与严明的军纪。不过，各级军官都应清楚意识到这是我军首次经历欧洲大陆战事，不像以往对付未经训练的敌人，作战行事务必更加小心谨慎。”换句话说，基奇纳心里清楚得很，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和自己十六年前在苏丹，拿着大炮和加特林机枪大肆屠杀手持长矛的德尔维希人，完全是两码事。
英国是各交战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建立一般军事勤务制度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英国的职业军队才规模相对要小，只有247432人。其中还有一半分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欧陆列强个个拥兵百万，受过训练的士兵集结起来可达好几百万。英国与之不同，号召入伍的预备役只有145347人。这些人都是老兵，以前参过军，有约在身靠得住，能够招之即来。此外，还有平日兼职参加地方自卫队的268777人。征兵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可仍然有一部分人不愿摆脱平民生活，表现得极不情愿，甚至公然反抗。莱昂内尔·丁尼生是英国皇家步枪兵团的名誉队长，也是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孙子，他作为一名板球运动员去年冬天还去南非参加了国际板球锦标赛。有15个预备役士兵表现极不配合，处处作对，他们的行为后来被人称作“布尔什维克式唱反调”。于是丁尼生判处这15名士兵“军营禁闭”21天。套用丁尼生的话来说，这样“可以让他们消停一点”。
英国人在1912年下半年，也就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组织成立了一个铁路执行委员会，应对战时铁路管理问题。此时此刻，委员会立刻行动，很快将远征军的部队运送至各大港口，等待上船，效率之高，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就在弗伦奇的士兵在皇家海军的大炮保护下乘船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陆军部还在就部队登陆之后如何行动，争争吵吵，意见不一。基奇纳预计德国人会越过默兹河长驱直入，因此倾向于将英军集中在亚眠，远在比利时边境的后方。亨利·威尔逊对于陆军大臣的意见深感不安，在8月12日会后写道：“他还在以为德国人会从默兹河北面进攻，趁我们来不及集结部队，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
欧洲正在经历规模庞大的人口移动，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动荡起伏。“那么多男人离开了家，”法国一家地方报纸《伊泽尔十字报》写道，“人们无不感到忧伤，悲伤的气氛笼罩在多芬纳的小城和村庄上空。”格勒诺布尔学院院长写道：“沿着山谷一路走来……以往村里男人们赶集时熟悉的欢声笑语，咖啡馆和集市广场上生机勃勃的‘村民谈话’全都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一个个愁眉苦脸、默不作声。”随着熟练工人被征去参军，汽油储备也被拨给军队专用，工厂里的机器不再轰响，面包也变得短缺起来。在马勒瓦，有个司机古道热肠，主动把自己汽车油箱里的油吸出来，这样就有足够的燃料好让脱粒机开上两天，把庄稼给收了。
基奇纳的判断是对的。事实上，他在战略评估上体现出来的洞察力要远在法国参谋部之上。可是，威尔逊认为英军的头等要务在于阻止德军速战速决——虽然当时还没有发明“闪电战”这个词，但威尔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看法同样言之成理。就这样，就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就在陆军部，基奇纳最终向威尔逊做出让步，同意英国远征军向前推进至边陲重镇莫伯日，在法军左翼就位。
保罗·古当是一名陆军中士，一想到要丢下卧病在床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照料家庭的重担要落在年迈的父母身上，就感到十分难过。好在宗教给了人们勇气支撑下去：“上帝赐予我力量，把所有恐惧和担心抛到一旁，一心一意只想着保卫祖国。”亨利·佩兰在维埃纳开了一家铁器店，成日里满城跑来跑去，忙着讨债，还得花大把功夫教年轻的妻子如何打理生意，好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照看店面。一家人后来双膝跪下，祈求上帝保佑。佩兰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解释道：“爸爸要出门一段时间，去给国家办事。”在成千上万的火车站，到处都能见到人们三五成群，或强忍悲痛，或愁容满面，或旁若无人地放声大哭，每一个男人都在亲人的簇拥之下登上火车。有个人兴高采烈地大声喊道：“大家都跟我出国去柏林吧！我们到柏林去庆祝吧！”安德烈·纪德以旁观者的笔调写道：“人们脸上虽然挂着微笑，却无人鼓掌。”有些农民把这样的场合当成了过节——这帮乡下的年轻人还从来没有这样放肆过。有几个试图躲进林子里藏起来，可家里的女人不依不饶，把大部分逃跑的男人给抓了回来，逼着这帮没用的大老爷们去军营报到。
此时此刻，一切都只关乎调兵遣将，兵贵神速。《伦敦新闻画报》刊载了一张照片，画面上是报刊销售巨头“WH Smith”连锁店在伦敦的马厩，马儿被集中关在这里，烙上印记。自愿兵的训练房和兵站一般设在各城市的中心地带，这样的话，地方自卫队动员的骡马炮兵连就要穿过伦敦金融区的中心地带，奔赴战场。巴黎有一位时髦的神父，叫作穆涅尔神父，有一天在巴黎北站外面一家咖啡厅里听一帮年轻人做忏悔。这帮年轻人个个家境殷实，正迫不及待等着奔赴战场。“神父先生，快一点。我的火车差不多要开了。”有个人去位于阿斯托尔大街8号的格雷夫尔伯爵宅邸参观，走进院子，见到一群年轻人，隐约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后来才认出原来是伯爵仆人，正准备出发前去各自的部队报到。这些房间曾经举行过那么多华丽盛大的聚会，现在人去楼空，只传来空荡荡的回声。访客走进屋内，只见主人正在吃着冰冷的午餐，午饭是管家从外面餐馆买回来的，这也是管家最后一次在主人面前服务。只见这位仆人摘下帽子，敬了个礼，然后便去贝尔福的军营报到去了。
8月1日下午4点30分，两辆警车开进了伊泽尔省瓦尔提列村的教堂广场，一同到来的还有动员令。村里的敲钟人很快把村民召集起来，村里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的：“感觉就在那一刻，封建时代的老式敲钟报警方法一下子又回到了眼前。没有人多说一句话。有些人屏住呼吸，还有一些人惊得目瞪口呆。不少人手里还拿着叉干草的叉子。女人们互相问道：‘敲钟是怎么回事？出什么大事了吗？’女人、孩子、男人，人人充满了焦虑，情绪激动。妇人们紧紧挽着丈夫的胳膊。孩子们看着母亲在眼前抽泣，也忍不住嚎啕大哭。”大部分男人随后去了咖啡馆，讨论接下来的农忙收成该怎么办。大家都表现得非常镇定。
欧洲绵延数千英里的铁路线上，一车又一车士兵随着列车慢慢悠悠地摇来晃去，昏昏欲睡地向着指定的战场进发。人们表达同仇敌忾的方法感觉多少有些做作。法国人在车厢两旁用粉笔写着“德国佬去死！”之类的标语；英国兵则喜欢用“绞死德国皇帝！”这样的字眼。德国人的运兵列车上装饰着新剪下来的绿色树枝。弗莱堡有一个人，8月6日那天挤在人群里观看城里的步兵团列队出征，被小伙子们漂亮的军装，还有坚定的神情给深深吸引住了：“人群突然发出一阵欢呼，原来是机关枪连走了过来……接着是野战炊事班……接下来是运送给养和驮包的马车，所有马匹都披着新的马衣，每一辆马车、每一件设备都焕然一新。让人赏心悦目。”在施奈德米尔，艾芙丽德·库尔看见城里的部队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火车站列队走去，嘴里唱着《坚守莱茵河》，赢得了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士兵们肩并着肩，像灰色的潮水一样涌上月台。每个士兵的脖子上都挂着花环，要么胸前别着花圈。枪膛里插着翠菊、紫罗兰，还有玫瑰，好像要用这些花朝敌人开火一样。每个士兵脸上都带着严肃的神情。我还以为他们会兴高采烈地笑起来呢”。按照德国人当时的道德规范要求，在车站慈善机构工作的年轻女子应该由年长的已婚妇女监护。一位地方长官不无挑剔地提醒人们注意：“在这支拿着武器的军队后面，还有一支为爱献身的大军。”
在法国，自动员令颁布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15天。应征入伍的人必须按照年龄分组报到，年纪最小的最先报到，年纪最大的最后报到。军营处理起新兵来，速度快得吓人。一个人刚进来报到，只用20分钟就脱掉了平民的衣服，洗完澡，换上一身军装，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各自所在的单位。法国得到了殖民地雇佣兵团的增援，这些雇佣兵大多来自北非。法国一共集结了380万受训士兵，和德国兵力大体相当。伊弗雷姆·格勒纳杜是个农民，才17岁，刚刚参加完好友的葬礼，还在守灵。一群宪兵骑马跑进了他住的小镇厄尔·卢瓦尔圣卢，贴了一张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全民总动员。”“中学校长朝我们大声喊着，要我们去敲钟报警。现在正是农忙季节，所有人都丢下手里的农活，围在了镇公所前面。”男人们互相问着对方：“你什么时候动身？”“我明天就走。”“我？后天走。”“我是25日。”“什么，你不打算走了？25日我们都走了。”第二天，圣卢镇专门宣读公告的传报员阿奇里斯在镇里跑上跑下，一面吹着小号，一面大声宣读着最新的消息：“家里有靴子还能穿的，都记得带上。每人可以领到15法郎。”
列车缓缓驶出月台，把送行的人们抛在身后，渐行渐远。一个高个子士兵把身子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小艾芙丽德大声喊着：“再见！”那个士兵也报以善意的回答：“再见了，姑娘！”在312个小时之内，共有1.1万列火车横穿德国，将119754名军官、210万士兵和60万匹战马送往法、比、卢交界的各个集结区。毛奇麾下七个西部集团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一日之内便渡过了莱茵河，动用火车560列，每列均由54节车厢组成。
俄国的动员兵力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从未达到过完全的潜力。虽然就数字而言是各交战国中最大的，可大多数应征入伍的士兵对于到底该干什么完全一无所知。伊万·库切尼哥描述了村里发生的一幕：不知从哪里突然出来一个警察，挨家挨户敲门，把村民全都召集起来开会。村民们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一个个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答案。村里的长者突然开口要大家安静下来，说道：“孩子们，出大事了！敌人打过来了！敌人已经开始进攻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俄罗斯，伟大的父亲沙皇陛下需要我们的帮助，德国现在就是我们的敌人！”人群中发出一阵轰响：“德国人！是德国人！”长者提高了嗓门，要大家再次安静下来：“是的，孩子们，为了节约时间，就不要搞什么名单了。谁要是觉得自己身体健康，能够为国出力的，就去阿来斯加区指挥官办公室那里报名。我给大家提个醒，最好带上两套内衣，其他东西那边都会给你，大家手脚利索点，赶快行动吧。”人们四散开来，各自回家，田里的农活早被丢在脑后。库切尼哥写道：“上帝啊，临到不得不走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库切尼哥的女儿才刚刚五岁，坐在爸爸怀里，头倚着爸爸，说道：“爸爸，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你走了，谁来赚钱养活我们啊？”女儿抱着库切尼哥亲了又亲，库切尼哥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出来：“孩子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只好说，乖，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在俄国腹地，塞尔盖·孔杜拉什金看着一列接一列长长的火车从眼前驶过，满载着一车又一车士兵，缓缓朝北驶去，只听见车厢与车厢之间减震器碰撞发出的咔咔声：“女人们大声喊着，哭着，送别自己的男人。有的人因为悲伤，已经虚弱到站都站不起来，只能互相依偎着，靠在对方胸前，哭喊着：‘天啊，他是我的男人，我的爱人啊！’”列车载着萨姆斯科伊轻骑兵团的战马与骑兵，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穿过莫斯科城。一位路人在为士兵们祈求上天保佑，还把一座圣像送给了机枪排的指挥官。
作家塞尔盖·孔杜拉什金正与家人在俄罗斯南部度假，目睹了祖国大规模动员的场景，写道：“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记录下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号码，不管你是身在高加索的遥远群山之中，还是住在阿玛瑙斯的冰川之下，都能找到。信使快马加鞭，把电报送到医生、教授和工程师的家门——人人都要上战场！个人已经无法乘坐火车远行，邮件运送时断时续，有一阵子都不接受私人发送电报。几百年来习以为常的正常生活看上去已经陷入停顿，悄无声息的断了开来，被纳入了战争的轨道。”
弗拉迪米尔·利陶尔是一名陆军中尉，父母都住在圣彼得堡。利陶尔连跑一趟莫斯科中央电信局的时间也抽不出来，那里是他唯一的地方，能够打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出发上了前线。利陶尔后来写道，其实不管发生什么，父母也不会有多么难舍难分。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儿子选择了当兵这条路，那么打仗就是合同上写好了的事情。“他们只会希望我平安，简单说一句：‘上帝保佑’”。车站里头，不少马匹在拼命反抗，不愿往涂着深红色油漆的木头车厢里钻。不过，马是无论如何都要弄上车的。等到马儿上了车，整团人马也就动身出发了。火车一列接一列开出热泽夫车站，向西南驶去。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们朝窗外望去，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中士，头发已是斑白，正挺直腰杆站在那里举手敬礼，脸上淌满了泪水。
有一个中学教师，31岁，住在格拉茨附近，是一个狂热的奥地利民族主义支持者，在日记里签名的时候总会写上自己的简称“艾塔·吉”。有一天，朋友马萨跟艾塔说起有些人应征参军，感觉痛苦。艾塔越听越反感，于是大声反驳起来。“不好意思，”艾塔打断了朋友的话，“如果有谁因为这个诉苦，那可真是不可理喻。我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是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懦夫！”回到那个年代，引经据典几乎等于有文采的代名词。年轻的爱德华·比尔来自比利时，家中兄弟四人。他在应征加入比利时武装部队时无不骄傲地用上了凯撒大帝的名言：“比利时人才是高卢人中最勇敢的。”
催人泪下的场面不止这一幕。利赫诺夫斯基亲王在离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时一路上哭个不停。符腾堡大公看着自己的部队动身开赴前线的时候同样潸然泪下。温斯顿·丘吉尔在送别亨利·威尔逊前往法国的时候情难自已，嚎啕大哭，让这位参谋官好不感动，写道：“我从没这样喜欢过他。”虽然，有些即将出征的英国士兵已经算是老兵，参加过殖民地战争，可其他人对于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仍然一无所知。卡斯勒罗斯爵士是一名中尉，在爱尔兰近卫兵团当军官，这辈子几乎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是因为指挥官上司是家里的世交，碍于面子才答应带这个年轻人上战场。护卫队在招募人手方面自有一套。有个移居海外的英国人从加莱回国。此时此刻的英吉利海峡到处可见南下的汽船，船上满载着英国远征军士兵。这个英国人坐船经过一艘运兵船，只见数百士兵沿着船栏，一字排开，用洪亮的声音齐声高喊：“我们勇于赴死！”英国人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感慨，说话的口气依旧带着他这个年龄和身份特有的傲慢：“这样一场战争居然能让这帮傻大个嘴里发出这样伟大的声音，确实难得！”
虽然，对敌人的宽容很快就将从各交战国民众的生活中消失，可善意在8月份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英国全国自由教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全面大战的罪孽与恐怖已经降临到每一个欧洲人的头上。不要去纠缠到底是谁的责任，因为那样做没有意义。”亨利·W.内文森是《每日新闻报》的驻柏林记者，笔下描写了自己看着德国的年轻人离家远去、奔赴战场的情形：“小伙子们身体健壮、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我们英国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出身。”内文森赞颂了德国肥沃的乡野，孩子们穿得干干净净、行为举止规规矩矩，还有德国为推动世界进步做出的一切贡献。一些英国学者同样怀着赞许的心情，尽力让人们保留对德国的一丝敬意，即便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的死敌。“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愚蠢到去嘲笑德国的文化。”剑桥的一位神学家如是写道。
8月3日凌晨5点，比利时掷弹兵团的查尔斯·斯坦和战友们就被嘹亮的军号声给吵醒。两个小时之后，斯坦和战友们已经排好队伍，领到了各自的战地包扎包。团长上校对全团士兵进行了训话，告诉士兵们战争看来无法避免，比利时必须为了保卫自己，奋战到底。士兵们齐声高喊：“国王万岁！比利时万岁！上校万岁！”，随后迈着整齐的步子，从围观的人群面前走过。人群中有人在欢呼，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则在哭哭啼啼。
令塞尔维亚人感到郁闷的是自己的国家为形势所逼，不得不赶在收割季节之前动员应战，而不像前两次巴尔干战争一样等到秋天来临，那个时候粮仓早已堆满。让人难过的不只是看到男人们背井离乡，奔赴前线，就连马车和耕牛这些宝贵的生产资料也要被一一带走，送给军队。即便如此，按照塔迪加·佩约维奇的描述，身边的每一个人仍然在放声高歌，“因为这是塞尔维亚人的传统，在士兵们上战场之前要为他们高歌送行”。不管是年纪轻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没有人说得准这一走会要多长时间才能回来。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争相追问，自己的家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即便如此，打仗似乎仍然是一件让人不懂害怕，反而感觉兴奋的事情。约泽·切维尔巴是一名画家，年纪轻轻，颇有前途，此时此刻也成了一名奥匈帝国的步兵。他在信中向朋友吐露了心中的迷惑，写道：“我到底回不回得来，只有老天知道。不过，如果真的回来，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堂堂正正地回来。我知道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成熟……这一年里头有太多事情让我操心，让我常常从梦中醒来。我都已经计划好了去威尼斯旅行。”陆军中尉夏尔·戴高乐写道：“再见了，我的家，我的书，我熟悉的一切。一切或许就这样画上句号，生活看上去会比现在要紧张得多，最琐碎的小事也会蹦将出来，让人觉得慰藉。”话虽如此，可戴高乐承认自己并不害怕，有能力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在期待着这趟“未知的冒险之旅”，这场冒险自己“之前早就赞美过……毫不畏惧”。普略·德·迪于斯上尉属于那种心里怀着崇高快乐幻想的人。在他的笔下，“前线这样的词充满魔力，让人感觉无上光荣，豪情万丈，包含着所有美好的、高尚的人类优秀品质。一想到为了保卫祖国，能将自己化为一捧黄土……出发的时候就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手册接下来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各种各样具体的必要步骤，比如说如何向议会提交法案、控制外籍人士、引入审查制度、抢夺敌方商船、切断敌方潜艇电缆、在海峡群岛派驻民兵，以及通知中立国即将对敌方港口实行封锁，等等。有一条附录专门针对电报通信管理，写道：“应将电报按照数量多少、优先权的顺序标识出来，我们假设……联合王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很快发现必须面对三个同盟国的合力进攻。”手册对陆军部提出警告：“务必采取某些特定防御措施，以防敌方背信弃义、暗中偷袭。”海军部首席保密检查员的电报挂号被设定为“搜遍伦敦”。内政部收到的指令是向各郡警察局长发出警告，要求“对行踪可疑的外国人给予特别注意”。8月份的头几天里，就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
8月16日是星期天，波茨坦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一个个欢声笑语，热情洋溢，身上穿着灰色的军服，胸前的勋章闪闪发光。这些人即将登上列车。这11节车厢将载着德皇威廉二世、毛奇和一干随行人员前往科布伦茨，刚刚装修完毕的司令部就在那里。总参谋长毛奇几天前已经说了：“这个世界倘若还有一丝正义可言，那么我们就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毛奇直到此时脑子里仍然抱着这个念头。尽管，下属们颇有微词，可鉴于毛奇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妻子伊莱扎和贴身侍女依旧得到德皇亲许，随军同行，照顾毛奇的饮食起居，毕竟没有任何人要比毛奇对挑起这场战争担负更大责任。火车缓缓驶出车站，这一批身着军装的乘客们要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才能到达目的地。每一个人都对车上一丝不苟的安排啧啧称道——每一间包厢外面都写着乘客的名字；火车刚一发车，就餐座位顺序就已安排停当。不过，还是有那么几位对如此美酒佳肴、奢华享受感到些许不安。有人心有疑虑地写道：“我们到底是去打仗，还是去享受？”
就内容而言，政府制定的应急方案远不止动员机制这么简单。莫里斯·汉奇是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自1910年开始每年都对《战争手册》进行修订增补。《战争手册》是一本红色外皮的四开本，封面上的副标题用金色大字写着：“关系紧张及开战时部门行动协调所用。”最新修订完毕的《战争手册》从1914年6月30日开始在白厅内部分发。全书共318页，书页均为灰蓝色，书中详细写明政府各部门战时职责之所在。首先写的是“预防阶段”：“（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在预见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卷入战争威胁时必须提前向内阁发出警告。”《战争手册》在语句措辞上给人感觉总在拐弯抹角，好像生怕得罪人似的。书中强调了谨慎行事的重要，写道：“外务次官须对相关工作人员给予特别指令，指示其必须在关系紧张及一切与预防措施有关事务方面保持最大克制。”
有个10岁的男孩名叫伊夫斯·孔加尔，住在靠近色当的德法边境线上。他在7月29日写了这么一段兴高采烈的话：“我在想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好想当一名士兵去打仗。”谁知道就在几天之后，战争的残酷就降临到了孔加尔住的小镇头上——德军先头部队越过边界，进入法国。德军占领色当之后，把所有汽车、马匹，还有喝的吃的，就连家里的电话全都毫不留情地抢了过去。伊夫斯的爸爸也和其他人一样被抓了起来，扣作人质，防止镇上居民反抗。
放眼整个欧洲大陆，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伴随着开战宣言的到来，响起嘹亮的号声。这号声是那样动听，又是那样让人浮想联翩。在类似弗莱堡这样的小城里，只见一名号手在一位警官的陪同下，坐着汽车呼哧呼哧地在城里的大广场上转来转去，每见到一个路人便会停下来，把最新的消息再重复一遍。这些国家刚刚宣布参战，大多已经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态，迅速完成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格哈德·塔彭中校是毛奇手下的作战处处长。他承认自己在打开办公室保险箱，拿出德国《1914-1915年部署计划》的那一刻会产生某种“异样的感觉”。可是，军事动员代表了这位总参谋长一生最伟大的职业成就。战争尚未到来之际，柏林一度担心铁路工人会在社会党的鼓动之下举行罢工，干扰计划的实施，可是一切风平浪静，无事发生。召集的四百万大军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了逃兵。
总有一些人，不管再如何小心翼翼地踮着脚，都会踩进战争刚一开始的那一滩血泊之中。弗洛伦斯·法姆伯勒是英国人，在俄国自愿报名当了一名战地护士。她见到的第一个死掉的士兵是一个军官的马夫，名叫瓦西里，是个小个子，还没来得及上前线就被主人的马一脚踢中脑袋，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法姆伯勒偷偷跑到停尸房去看：“只见尸体又瘦又小，都已经干瘪得起了褶皱，看上去更像是个孩子，哪里像个成年人？僵硬的脸上惨白惨白，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脸色这样奇怪，两颊也陷了下去。”人们在死者眼睑上涂了些方糖，这样可以把眼睛闭上。从此以后，战死沙场的人再也不会有谁得到这样的优待。美好的序曲已经结束。战争伊始的美好幻想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有残酷的现实。
第一节 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