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终于在7月26日，也就是星期天迎来了第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英国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原定当天结束模拟军事演习之后解散。诺斯克里夫旗下《每日邮报》的全体工作人员相信自己在第一海军大臣当天提出的倡议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每日邮报》的工作人员眼看战事一触即发，于是给正在诺福克度假聚会的丘吉尔发去了一份电文，上面写着：“致在欧弗斯特兰德梨树小屋的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宣战，奥塞德三国正在集结舰队，请问英国舰队是否真的解散。每日邮报。”电报送到手中的时候，丘吉尔正在附近的海滩上信步闲游。丘吉尔虽然从未对电文做过回复，却在一个小时之内与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蒙巴顿亲王通了电话，并且乘坐当天下午的火车赶回了伦敦。当晚晚些时候，命令传来，取消解散舰队。舰队将在两天之后紧急调往奥克尼群岛斯卡帕湾的海军基地。保罗·康邦日后评价道，丘吉尔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大力支持采取干预，下令停止解散舰队，为法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丘吉尔的这份历史功绩我们（法国人）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得到”。
共有28人因为高喊反战口号，引起“民众骚乱”遭到逮捕。右派报纸在第二天发难，将参与游行示威的人叱为“暴徒”，把反战抗议人士骂作叛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参与反战游行示威的人数要比预期的多，这种估计也许没有问题。可是，德皇、毛奇还有贝特曼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受不同声音的左右。按照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判断也是对的——一旦德国投入战争，这些异议之声就会统统消失。比起四年前，人们走上街头，疾呼普鲁士推行选举改革，此次反战示威的人数明显少了许多。
即便如此，大部分英国人心目当中对于危险迫在眉睫仍然毫无意识。阿斯奎斯在28日写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说道：“我们昨天开了一次内阁会议……主要讨论了到底是战是和的问题。我担心格雷提出试着召开四方会谈的方案恐怕没有结果，德国人会拒绝参加。唯一真正的希望在于奥俄两国能够自己达成一致。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关头，情况不容乐观。更何况，温斯顿的斗志恐怕也已经起来了。”丘吉尔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上毫无顾忌，完全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和柏林做出这样政策的背后原因简直一模一样：“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我们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也是唯一机会，能够将法国、俄国和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丘吉尔在当天给妻子克莱门汀的信中写道：“我美丽的爱人，一切都在朝着一场灾难和毁灭发展。我感到非常兴奋，跃跃欲试，无比满足。”阿斯奎斯28日写信给维尼西娅·斯坦利，写到最后突然变得低调起来，用平淡的语气写道：“今晚在下院实在是无所事事，所以才会叫瓦奥莱特去找一两个人到家里来吃饭，打打桥牌。”首相在第二天，也就是29日的晚上还是显得一样平静：“我刚刚参加完陆军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挺有意思，能让你明白真正打仗的时候，首先要做些什么。”
28日是星期二，当晚在柏林，来自工人居住区的数千群众游行穿过市中心，齐声高唱社会主义歌曲，高喊口号“反对战争！”“社会民主党万岁！”游行人群遭到了手持马刀的骑警拦阻，禁止进入主干道。不过，还是有千余人在晚上10点左右冲破阻拦，冲进了菩提树大街。围观人群在人行道上高唱《坚守莱茵河》和《万岁，胜利者的桂冠！》等爱国主义歌曲，宣泄自己的不满。警察半个小时之后开始清理街上的人群。鲍尔咖啡馆和克兰兹勒咖啡馆阳台上有些客人端着杯子，在慢条斯理地享用热巧克力，对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有些人把大战将至视为天赐良机，抓紧时机捞取利益。火棉炸药公司的信纸抬头工工整整写着一行字，相当醒目，上面写着在肯特的车间“专门制造无烟火药、强棉药、爆炸火药、遇难求救信号器材以及雷管等”。该公司7月29日专门致函塞尔维亚陆军部长，表明公司董事会愿意提供1万发枪榴弹，“我们正在为另外一个国家政府准备一份8万发枪榴弹的合同，这只是那份合同的一部分……在本合同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份2.5万发的订单。所有枪榴弹已在实战中用光，效果十分满意……这1万发枪榴弹已经装箱，等待运输，24小时之内即可装船完毕。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榴弹也可以用手投掷，用于近战”。虽然并无记录证明贝尔格莱德方面是否下了这批订单，但火棉炸药公司作为英国企业代表，展现出的澎湃热情无可挑剔。
霞飞在27日自作主张，告诉俄国人可以得到法国的全面支持。这位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梅希米都在催促俄国抓紧时间，做好动员工作，尽快完成兵力部署应对德国。二人都非常清楚德国人的作战计划讲求在西线发动突袭，以快取胜。俄国人应该尽快让自己成为“实实在在的威胁”，迫使毛奇分兵两线，这对于保障法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在巴黎，人们开始疯狂储存黄金，引发股市一片恐慌。法国也好，整个欧洲也罢，信贷崩盘制造出一场巨大的财政危机，唯有政府出面干预才能稍稍缓解。人们要么在大街上四处闲逛，要么聚集在咖啡厅和餐馆里，寻找的不是乐子，而是最新的消息，还有能够倾听自己大倒苦水的对象。
7月28日晚，俄国军情部门报告奥地利已有四分之三的部队，也就是说16个军中有12个完成了动员——这已远远超过了对付塞尔维亚所需的兵力。虽然，沙皇尚未正式签署命令，但俄军总参谋长当晚便给所有军区的高级军官发去电报，提醒“7月30日将被正式宣布为总动员的第一天”。沙皇面对萨佐诺夫的一再催促，终于做出让步，同意自30日开始总动员。俄国实际上自7月24日就已开始进行军事准备，是除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外，其他国家中最早的一个。不过，俄军的所有决定都是针对奥地利试图武力攻击塞尔维亚所做。随着消息传来，奥地利人炮轰贝尔格莱德，圣彼得堡的和平希望终于在29日宣告破灭。
不少法国民众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有可能上战场打仗。26日是礼拜日，当天的巴黎街头到处都能见到人们聚在一起，群情激动。军乐队周末总会上街表演，一出现便受到人们喝彩欢迎。抗议者在奥地利大使馆门外焚烧了哈布斯堡帝国的旗帜。大多数巴黎市民面对战争即将到来，并未表现出多少狂热激情，更多是一种默默接受的无奈之情，纷纷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德国人。出版商路易·德雷纳离开自己在奥尔良的印刷厂时听见一群人在高喊：“德国佬去死！”这些人完全没有想过到目前为止，奥地利才是这场危机的主要推手。“我们正准备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里面充满了血腥与痛苦”，安德烈·纪德如是写道。虽然，直到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29日回到巴黎之前，政府都没有释放出任何明确信号，让公众明白政府的意图所在，但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俄国参战，法国也将参战。
俄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们一致认为俄国必须打这一仗。萨文斯基是俄国派驻索菲亚公使团的领导人，一向都是温和派。他在当天说道，如果俄国做出让步，“那么我们在斯拉夫世界和巴尔干半岛的威信将就此丧失殆尽，永远不复存在”。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亚历山大·吉尔斯声称，倘若俄国低头认输，那么土耳其和所有巴尔干国家将肯定倒向同盟国阵营。另外一位外交官尼古拉·德·巴西里在给友人的回信中——这位友人是一位奥地利武官，曾经警告巴西里，如果沙皇决定开战，俄国恐将陷入内乱——自豪地写道：“你们在算计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俄国会因为害怕革命，就不敢履行自己的国家使命。”
27日，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得知法国媒体对于二人久久不在巴黎早已义愤填膺，展开口诛笔伐。于是决定在哥本哈根加满燃料之后加快行程，赶紧回国，并于7月29日一早按时抵达了敦刻尔克。德国人虽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干扰巴黎与圣彼得堡，还有柏林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可这些小动作究竟能否改变结果走向，还很难得出结论。俄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只要奥地利胆敢进攻塞尔维亚，就要做出回应。法国政府之所以承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提供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情报影响，认为一旦开战，德国人将把进攻的矛头首先对准法国，率先发难。安装在埃菲尔铁塔上的无线电台功率极其强大，这样一来，俄国武官就能在危机时刻克服德国人的干扰，与圣彼得堡保持联系。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的这次波罗的海游艇之行对于改变历史走向应该并没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影响。总统向来倾向于对德采取“强硬”政策，不管他这一次在圣彼得堡有没有会见萨佐诺夫，都愿意领导自己的国家在七月危机中替俄国人撑腰。
贝特曼·霍尔维格警告圣彼得堡，除非俄国停止备战，否则德国就将开始动员。这条电文虽然让萨佐诺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定大战在所难免，却让沙皇再次产生动摇。沙皇实际上已经收到了德皇的亲笔致函。他在回信中主张俄国应该退后一步——哪怕退一步并不见得会起效果——转为采取部分动员。不过，萨佐诺夫坚持己见。就在第二天7月30日下午5点，尼古拉二世一边在感叹“要把成千上万的人送去当炮灰”，一边却签下了总动员令。总动员令将于次日一早正式生效。
陆军部长如此小心翼翼，其实是明智慎重的。可是，霞飞火气正旺，强调事态紧迫，法、俄、德三国正在通往战争舞台的道路上你推我搡，争唱主角。大战将临，每一位统领全军之人都明白如果让敌人做好准备，先发制人，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每一位统帅都会向各自的政治领袖频繁施压。俄国总参谋长就曾向国家杜马主席抱怨沙皇做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欧洲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应急计划并非战争的原因所在，只能算是征兆，而非诱因。可是，到了1914年7月的最后几天，这帮将军们却在把政府逼着走向深渊。这是因为将军们知道在战场上玩“奶奶走步的游戏”只能是自寻死路，一旦自己的国家在战场上输掉，那么承担所有罪责的就将是他们。
当晚，俄军不少部队被电话铃声惊醒，说有传令兵带来秘密指令。萨姆斯科伊轻骑兵团已经接到命令，整装待发，在36小时之内登上火车，开赴波兰与东普鲁士接壤的边境地区。同样驻扎在莫斯科郊外兵营的掷弹兵团则赶往奥地利边境。士兵们都分到了罐装应急口粮。号兵索科洛夫发现罐头上的生产日期写的是1904年，可他的话根本阻挡不了士兵们的好奇心。不到一个小时，军营里就丢满了空空如也的罐头盒子，让轻骑兵团的军官们好生面上无光。“这些士兵简直就像一群孩子”，弗拉迪米尔·利陶尔懊恼地写道。他把俄国士兵的行为和落单的德国兵做了比较。那些德国兵都是后来抓到的，有些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德皇的士兵果真军纪严明，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去碰随身带着的应急口粮。
我们姑且承认，这位法国总统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得要比他日后承认的更加积极主动，可欧洲的战火此时已经点燃，正在升起熊熊烈焰，他实在不应该还在欣赏波罗的海的沿途美景。在巴黎，霞飞和法兰西的战士们面对政治瘫痪的烂摊子，已经一筹莫展。霞飞将军愤怒地写道：“（那些部长们）一门心思想着的只是……万万莫要采取行动，切莫被人当作是对德国人先发制人的回应。如此胆小如鼠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府首脑齐齐不在才导致的。”28日发生的事情让霞飞感到更加震惊——梅希米在当天收到了康邦7月21日从柏林发来的急电，也就是说这封电文被耽搁了整整一个星期，简直“匪夷所思”。电文中写道，德国已经开始行动，准备动员。虽然，大使的话有些夸大其词，可法国人已经相信毛奇的军队在备战方面领先了一个星期。即便如此，梅希米在维维亚尼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7月30日，最后一列载着平民的列车穿过东普鲁士边境，进入俄国。车上有一位俄国乘客之前一直一言不发，保持沉默，此时突然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有多么失望，没能够在经过特切夫的时候往德国人的铁路桥上扔个炸弹。这个俄国人越说越来劲，嘲笑德国卫兵身上还穿着阅兵服，不是打仗的军装，言下之意那帮“德国猪”连上战场的准备都没做好。俄国领导人的内心清楚得很，自己正在参与的这场冒险已经超出了国力范围。俄国领导人倘若没有得到法国人的支援保证，很可能不会有如此胆量，敢在1914年跟同盟国一较高下。不管是在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可能会准备得更加充分，可能会一直等到奥地利军队开始进攻塞尔维亚才开始实施动员。可是，圣彼得堡的决策者们，尤其是萨佐诺夫，在担心面前没能沉得住气，生怕一拖再拖会让德国人抢得先机、先发制人。当然，不管俄国人在到底该用哪种方式动员的问题上有多么犹豫含糊，都肯定与欧洲战事的最终结果无关。只要圣彼得堡做出决定，不管对奥地利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德国人都定将做出回应。
回到巴黎，7月28日这一天最轰动的头条消息竟然不是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而是当天对卡约夫人做出的无罪判决——人人都知道是这位夫人杀害了加斯顿·卡尔梅特。陪审团在世人的一片哗然之中做出决定，认为正是由于《费加罗报》在卡约夫人还在做情人的那段日子里，对卡约夫人丈夫以及二人关系的报道，才导致卡约夫人开枪打死了《费加罗报》编辑，卡约夫人的做法并非全无理由。与此同时，法国的领导人们仍然还在波罗的海上继续航行，几乎完全无法取得联系。这趟旅程已经成了一场噩梦——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出于无奈，只好继续借道斯德哥尔摩。走的这条海路简直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才能上岸，殊不知战云此时已经扑向西欧。26日收到的好几份无线电报根本无法解密，总统与总理二人就如何处理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普因加莱写道：“维维亚尼先生和我聊着聊着，总会回到同一个问题：奥地利人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德国人又想得到什么？”
俄国人对于自己漫长的备战工作，不加丝毫掩饰。沙皇在7月29日晚与德皇通信的时候毫不遮掩——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尼基威利式”的沟通——“我们现在采取的军事措施是五天前就已经决定好的，是在考虑到奥地利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出于自卫才做出的”。时至今日，有些人试图将挑起战争的主要责任归于俄国，依赖的证据和德皇1914年7月指责俄国的话如出一辙：“……沙皇应该允许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在有限范围内开战，这样就能在更大范围之内保全欧洲的和平。”这样的话或许言之有理，但关键之处在于必须承认话中提到的几个条件，而非只想杜撰出一些不实的指控来指责俄国两面三刀。七月危机中有几个日子最为重要。第一个是7月23日。奥地利在这一天清楚表明要消灭塞尔维亚，还有一个就是24日，俄国在这一天开始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回应。除非，或者说只有等到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塞尔维亚政府参与了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阴谋，或者说俄国对于这场暴行事先有所知晓，否则沙皇承诺要与企图消灭塞尔维亚的势力斗争到底就说得过去。尼古拉二世之所以谨小慎微，不敢放手一搏，并不是因为沙皇本人对于俄国此举是否合法有所疑虑，而在于他担心一旦开战，将对自己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把电报上的寥寥数语看了一看，咖啡馆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他。首相随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把这封死亡宣判书递给了那位俄国朋友，站起身来，对周围的人们说道：“奥地利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正在此时，另外一位外交部官员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报告说有一份同样措辞的电报刚刚送抵克拉库耶伐次的陆军最高指挥部。此后不久，一封来自圣彼得堡的电文被交到斯特兰德曼手中。按照电文上的要求，斯特兰德曼必须将其亲自转交给帕西奇。电文上写有沙皇的亲笔签名，声称俄国虽然希望和平，但绝不会对塞尔维亚的命运坐视不管。帕西奇读完之后，再次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虔诚而夸张地说道：“上帝啊，感谢伟大仁慈的俄国沙皇！”
第三节 德国人在前进
当天午后两三点左右，开战宣言的复印件通过电报被送到了塞尔维亚外交部驻尼什的临时办公地点。外交部官员一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以为是作弄人的恶作剧。有位外交部官员名叫米兰·斯托雅迪诺维奇，日后回忆道：“这封电报在措辞上显得和平时不太一样，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是非常看重这方面的礼数规矩。”虽然，电报上的话读起来让人感觉粗鲁无礼，只有寥寥数语，完全不像外交措辞，塞尔维亚人最终还是认定电报千真万确、属实无误。有位外交部官员于是拿着电报，跑去街上的“欧罗巴咖啡馆”。首相正在咖啡馆里和俄国代理公使斯特兰德曼共进午餐。
关于这场七月危机，只有一个观点站不住脚，那便是这场危机是由一系列意外导致的。恰恰相反，列强的领导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合理合情，追求的一系列目标具有连续性，并且有实现的可能。即便如此，在德国到底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上依旧存在着一个大大的谜团，也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管德国？在过去十年里，这个国家纵使经济实力在稳步增加，可政治管理上暴露的问题愈演愈烈。新一代的政客通过选举开始崭露头角，其中不少是社会党人，在相互竞争，争夺宫廷之外的权力。宫墙之内则依旧被那些穿着带刺马靴的军事贵族牢牢把持。德皇虽然已经成为德国蒸蒸日上民族主义的象征，而非行政上的统治者，可是只要心血来潮，仍然会对国事朝政横加干涉。围在德皇身边的那些个人、机构和政党为了赢得权力，你争我斗，相互倾轧。陆海两军互不买账。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形同陌路，鲜有沟通。组成帝国的王国领地也会时不时冒出头来，和柏林作对。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决定必须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刻不容缓。他忧心忡忡地写道：“除非宣战，让局面变得明朗起来，否则协约国不大可能尝试和平解决争端。”毛奇在没有事先告知贝希托尔德的情况下，从柏林向维也纳发去电报，敦促奥地利抓紧时间，全面动员，拒绝调停。不过，奥地利人在解密看到电报的时候已经兑现承诺，开始进军了。7月28日，星期二上午11点，在巴德伊舍，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端坐在书房内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前，提笔签署了开战宣言。这一纸宣言将把他的帝国就此送上一条不归路。
有位德国作家在1910年预言道，但凡冲突发生之前总会出现政治军事紧张的局面，每每到了这个时期，“新闻报纸以及电报、电话这些关键的传播工具将会施加巨大的影响力，这也许是好事，也许又是坏事”。毛奇对此也表示认同。无论陆军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这位陆军总参谋长始终认为，要想吸引成千上万平民百姓应征入伍，投身一场20世纪的战争，这项事业就必须得到民众支持。“毛奇对我说过，”一位普鲁士军官在1908年说道，“……那个战争由王公大臣们做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场战争倘若为德国人民所不屑、为德国人民所不理解，那么这样的战争就不会赢得同情与共鸣，就将成为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人民认为打这样的仗只是出于毫无意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统治阶级从矛盾尴尬中脱身，那么这样的仗我们恐怕首先得朝自己人打起。”毛奇的这番话颇有深意，足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在之前的几次巴尔干半岛危机中一直拒绝与奥地利并肩作战。毛奇的话表明了他为什么在1914年7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确保德国在世人，尤其是德国人民眼中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受害者，而非穷兵黩武的侵略者。这场欧洲危机本就因国内动荡而不堪重负。劳工纷争、罢工频发，让柏林政府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一如同样的问题困扰着英国、法国和俄国一样，社会稳定叫人担心。
即使到了如此紧要关头，英国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对塞尔维亚的命运毫不关心，坚决反对采取干预。英国驻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在7月27日写道：“看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俄国政府竟然会为了出头，给塞尔维亚人当保护者，把欧洲拖到战争里去。”不少要人纷纷表示质疑，认为为了一个肮脏下作的小小塞尔维亚，居然要破坏欧洲和平，如此做法实在有欠明智。
要想对德皇个人行为做出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位皇帝脑筋变换得实在太快。政府文件上随心所欲写下的那一行行批文足以让人明白，这样一位陛下有多么放纵无常，无可救药——“萨佐诺夫先生，留着骗自己去吧！”“活见鬼！”“没门！”“这事由不得他说了算”“英国人，休要猖狂！”这一个又一个感叹号正是德皇在制定政策时最喜欢的工具。威廉二世当然也会回归正常、注意分寸，可这种时候总是姗姗来迟，根本无法弥补更多时候骄横傲慢造成的伤害与损失。德皇在7月5日还对贝特曼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演变成为一场国际冲突。”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给维也纳开出了“空头支票”。
可是就在7月26日，朱勒·康邦警告德国外交大臣雅各，英国这一次不会再像1870年那样保持中立。雅各耸了耸肩，说道：“您有您的消息，我们也有我们的，完全都不一样。我们有信心英国将继续保持中立。”康邦和不少人一样，这些人总在日后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误会，也就是说，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英国将要参战，很可能就不会冒险发动战争。然而，康邦的观点是错误的。德国的关键决策者们，尤其是毛奇，早就权衡过英国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多大可能采取干预，最终认为这将不会左右大局，因此不予考虑。一场大陆战争最终胜负如何，取决于对决双方的兵力多寡，英国陆军能够做出的那一点贡献实在微乎其微，英国皇家海军则更加插不上手，帮不了忙。
7月27日，德皇刚刚结束挪威的邮轮之旅回国，看了塞尔维亚人对奥地利人最后通牒低声下气做出的答复，德皇的第一反应是“现在已经没有开战的理由”。可是就在同一天，贝特曼却告诉德国驻奥地利大使：“我们必须装得好像被迫参战一样。”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是普鲁士陆军大臣，他在27日会晤了德皇和毛奇二人，后来回忆道：“已经决定好了，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干到底。”三天之后，也就是30日，巴伐利亚将军克拉夫特·冯·戴尔门辛根在日记中写道：“德皇陛下绝对是希望看到和平的，皇后也在利用自己的权威朝这方面努力。陛下甚至希望能够让奥地利回心转意，不要一意孤行。可这样做才是最可怕的灾难！我们将失去盟友的全部信任！”
有一个自由派记者在7月26日的《威悉报》上撰文指出：“我们绝不能眼看着奥地利失败，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自身就会受到威胁，成为庞大俄国野蛮欺辱的对象。为了确保拥有自由与和平，现在就必须奋起反抗。不管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风暴有多么令人害怕，我们军队的技术、勇气与牺牲终将取得最终胜利。每一个德国人都将感受到责任的光荣，证明自己无愧于在莱比锡和色当浴血奋战的父辈们。”话虽如此，即便是强硬的社论作家也希望法国和英国能够保持中立，这样德国就不用分心，可以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对付俄国。柏林政府也曾经心血来潮，表示过一些克制姿态，督促奥地利人一开始动员部队，只需足够对付塞尔维亚就可以了。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将军从宫里听来的那些小道消息已经过时了。德皇28日就已经放出话来，声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说话的样子来看，此话应当属实。人们或许会把德皇的反复无常、率性而为比作一个蹩脚的业余演员，正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演好莎翁历史剧中皇帝的角色。威廉二世虽然一方面竭尽全力，想和剧组中的其他演员保持同步，演好好战的皇帝这个角色，另一方面却从未弄明白，要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到底需要做些什么——总是要么接错了话，要么就是念错了台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小城弗莱堡的半官方报纸《弗莱堡日报》言之凿凿地确信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大战在即，“完全支配了我们的城市。人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不管是在家中，商店和公共场所，街头巷尾，还是电车车厢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要拔出剑来。这些真正的高尚情感深深植根在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弗莱堡报》这样写道：“一波爱国主义的热情如开春的洪水一般倾泻下来，流过整座城市。”即便是最主张和平的社会党人报纸也在说，如果战争要降临到德国的头上，那么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会拿起武器战斗，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德国如果战败，“将是无法想象、令人震惊的……我们绝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沦为哥萨克残忍暴行的牺牲品”。
不过，如果说德国的政策早先在7月还有变动的话，那么到了这个地步，通往战争的步伐已经越走越快，停不下来了。29日在柏林，法金汉试图加快德国人的步伐，宣称犹犹豫豫的时间已经到头，德国不可能坐以待毙，等着俄国人先下手为强，必须动员起来。贝特曼和毛奇虽然出于国内因素考虑，仍旧希望能够走在俄国人的后面，而不是先对手一步，却也知道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给中立国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也已写好，上面要求给予方便，让德军借道通过。贝特曼随后在外交上犯下大错。英国人心里原本还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没想到贝特曼竟然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发去一封急电，向英国提议能否承诺保持中立，以换取德国保证尊重比利时和法国的领土完整。如此提议简直就是敲诈勒索，摆明了德国人打算进攻西欧，立刻引起伦敦朝野震怒。“德国人在外交上不只粗鲁无礼，简直就是荒唐幼稚”，阿斯奎斯鄙夷地怒斥道。格雷的回答极其简单：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接受如此可耻的要求。
海军元帅提尔皮茨早在1914年就对一位外交官讲过这么一段话——此话是否当真，值得怀疑——说英国对报纸的管控要好过德国：“你们英国虽然口口声声什么‘新闻自由’，可是只要政府给个暗示，全国的报纸在谈到和你们国内政治无关的话题时就统统成了一个调子。”相比之下，德国的报纸，这位海军元帅不无鄙夷地说道，简直就像“远洋货轮，没个定准”，每一家都只替自己那一小撮人说话。德国共有3000家报纸，其中50家在柏林。此时此刻，《柏林邮报》在嚷着应该让奥地利一家单干，奥地利人自己想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莱茵—威斯特法伦报》在7月24日撰文指出：“我们不需要为哈布斯堡王朝发动侵略战争提供支持。”社会民主党刊物《前进报》则在7月27日轻蔑地宣称：“只有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才会被这场所谓的勇敢冒险吸引，这场冒险将把欧洲变成一个散发着血污和腐尸恶臭的大屠宰场。”
7月29日夜，英国拒绝中立的消息从伦敦传来，威廉二世和贝特曼心中不免紧张起来。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军事冲突，而英国很可能不会保持中立。德皇突然建议奥地利人在条件全部满足之前，仅仅答应先占领贝尔格莱德。30日凌晨2时55分，贝特曼急电维也纳，敦促奥地利接受外交斡旋。然而，待到贝特曼的电报送到贝希托尔德手中，奥地利已经开始实施动员。而且，奥地利人在同一天也收到了毛奇的电报，要求奥匈帝国拒绝调解，抓紧部署兵力对付俄国而非塞尔维亚。就这样，这位总参谋长在并不知晓俄国已经全面动员的情况下不仅许下了个人承诺，扩大战争，还强调自己胸有成竹，有足够能耐在外交圈子里施加影响，这一点早已超出任何一位陆军总参谋长的职权范围。贝希托尔德在读完这两封完全自相矛盾的电报之后，向康拉德问道：“柏林到底是谁在做主，是毛奇还是贝特曼？”两个奥地利人耸了耸肩，动作看上去或许夸张，倒也实在，接着便继续研究起如何好好动员和轰炸贝尔格莱德来。
德国民众也开始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上战场打仗。一想到这一点，社会党人便会感到难过失望，保守派分子则群情激昂。威廉·凯森当时只有27岁，住在不莱梅，是个泥水匠，也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员。他在7月26日写给女友海琳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欧洲前景的厌恶：“战争这两个字就像一片可怕的汪洋大海，海里全是鲜血和恐惧。只要一想到这两个字，我就不寒而栗。”不过，凯森倒是充满希望，认为“社会主义国际”会采取干涉，阻止战争爆发。即便干预无效，海森还预测会有兵变发生，尤其是“只要士兵们一看见那些杀人的飞机从天空中俯冲下来，夺人性命的时候”。在这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放眼整个欧洲，成千上万人由于害怕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选择匆匆举办婚礼。在距离汉诺威不远的小镇林登，结婚登记处在星期天晚上11点关门之前一共为46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而在汉诺威，喜结连理的新人更是多达200对。
至于贝希托尔德的问题答案，换作当时，当然只能是毛奇。贝特曼未做任何进一步努力去和这位总参谋长争个对错，任由后者坚持己见，说什么既然已经迈开了步子，就必须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不仅如此，这位帝国宰相还将很快开始鼓吹起什么伟大长远的战争目标，将目标明目张胆指向让欧洲臣服在德国的脚下。德皇和贝特曼尽管在7月份犹犹豫豫地瞎折腾过一阵子，可二人绝不会自己改变主意——即便这很可能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让德国收回对奥地利的承诺，不再支持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到了7月的最后几天，毛奇和法金汉二人都在强调军令如山，令出必行——既然大战在即，不可避免，那么士兵就应摆在决策过程的首位——态度之强硬，不容异议。威廉二世和自己的宰相一样，缺乏勇气在人前让步，收回成命，只能眼看着手下的将军们不断鼓吹什么身为一国之君，就有责任接受战争考验。法金汉有一回说过，决斗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军官之间解决个人矛盾的方法，并且重点提到了决斗对于保持“军队的光荣”极其重要。此时此刻，法金汉又用同样的语调断然打消了德皇姗姗来迟的疑虑，让对方无话可说：“我提醒陛下这些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了。”
7月的最后几天，各国政府之间联系空前频繁，相对简陋落后的国际通信网络一时陷入瘫痪，起关键作用的电报也频频处于迟迟不见消息到来的窘迫境地。只有一小部分政府信息通过外交无线电传送，绝大多数靠的是商用电报网络。举个例子，正是由于从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发出的每一份电文都必须由专人携带至两英里之外的公共电报局才能发出，俄军动员的具体细节才会迟迟不见送到法国政府的手中。英国外交部的密码员一共才四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密码员两两一组，一个人把密码字组读出来，另外一个把字组转写成邮电的常用语句。全部工作都是通过普通书写完成。由于五位数的密码字组发送起来更贵，密码员为了省钱，就让字组尽量简短精练。每写完一条电报，便用信封装好封存起来，再交给信使，由信使送往半英里之外、斯特兰德大街的伦敦中央邮局发送出去。
毛奇成为这场德国末日游戏中的关键人物。军队是德意志帝国最强有力的组织，而毛奇指挥着军队的一切动向。历史学家之所以会对这位总参谋长口诛笔伐，部分原因就在于即便对于毛奇从一开始就极力想要发动战争的指责有待商榷，可是此人一方面深深怀疑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德国是否有把握赢得胜利，另一方面又坚定不移地选择走这样一条道路。如果说是一个类似康拉德这般的蠢货在一门心思发动善恶大决战，还有充分理由让人无法容忍，那么像毛奇这般老谋深算的人物完全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偏偏还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让人觉得更加卑鄙可耻了。最能说得过去的解释——毛奇后来在战争压力之下的种种举动也证明了这样的解释——便是这位总参谋长也像他的主子一样，根本就是一个软弱之徒，只不过装出一副强者的面孔罢了。维也纳也好，柏林也好——圣彼得堡和巴黎也是一样，只是程度稍轻一点而已——各方各派此时此刻都在盼着来一次最终摊牌，好一了百了，不再像过去十余年间的那些危机，反反复复的悬而不决。
士兵们也开始陆续行动。莫斯科城外，萨姆斯科伊轻骑兵团已经从演习中召回，返回军营。马匹钉上了新的蹄铁，士兵们分到了战时军服，武器装备也一一进行了核对。士兵们将个人用品锁进各自的柜子里，贴上标签，写上每个人直系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军官食堂的银餐具被送往国家银行暂时保存起来，珍藏的团旗也被送往博物馆。按照塞尔维亚驻柏林武官的记录，自己在7月26日—27日横穿德国时并未观察到任何迹象预示战争即将来临，可一进入俄国境内，“就发现了正在大规模动员的场景”。乔治·布坎南爵士向萨佐诺夫问起俄军是否正在紧锣密鼓地匆忙备战，这位外交大臣用安慰的语气答道，士兵们只是在准备对付即将发生的工人闹事。不过，英国大使确信俄军正在备战。当天，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递交了英国就解决危机的有关提议，建议召开一场四国会议。柏林很快予以回绝，德国人相信召开这样的会议肯定是为了谴责奥地利。这也再次证明德国人对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毫无兴趣。
德国有不少军人，还有保守派政治人士都相信这样一场战争能够让人看到希望，扭转社会民主党蒸蒸日上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对德国伟大形象，也是对自身权威的严重威胁。军方将领同时预测，俄国将在两到三年内国力大幅提升，如此一来，德国人实现施里芬首先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进这一神奇设想的最后一丝希望将彻底破灭。不管英国人是否承诺参战，单靠威吓想要唬住对手，总将以失败告终。德国人相信自己在1914年拥有更好的机会击败协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对手，这个机会一旦错过，将不再拥有。柏林唯一需要尽力去做的只有确保让沙皇为了应对德皇强大的军事回应，背上率先动员，挑起战端的骂名。
同样是在26日，内务大臣下令禁止公开发布谈论与武装部队有关的一切信息，否则一律按照俄罗斯叛国法处置，同时下发通知，除内陆的里海和亚速海以外，俄国所有领海海域的灯塔及航行灯全部熄灭。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对外关闭，停止装运。海上的俄国船只接到指令，暂停无线电通信。一系列国内限令开始陆续实施。圣彼得堡市内所有餐馆晚上10点全部关门停业。次日，俄境内所有德国和奥地利人都必须按照指令，在打点好个人事务之后离开俄国。同样自27日，黑海上的船只接到警告，凡天黑以后试图近岸航行的船只都有可能遭到火力打击。
比利时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身处险境。比利时外交部政治处处长德·盖菲耶·埃斯特洛伊男爵正陪同爱人在恩加丁度假，突然接到命令，要求迅速回国，于是在7月29日立即动身，准备赶往布鲁塞尔，却在途中发现多辆列车要么被德国，要么被奥匈帝国的士兵征用，用作部队运输。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男爵才在一位比利时工业大亨订下的私人车厢里找了个位置，赶在30日早上抵达了布鲁塞尔。
欧洲此时此刻已经开战，只是规模大小尚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俄国人作何反应。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勒·康邦对比利时大使说道：“法国的命运，还有欧洲能否保留和平的希望，今时今日统统取决于另外一个国家打算怎么做，取决于沙皇打算怎么做。沙皇究竟会做出什么决定？是因为什么建议才做这样的决定？如果沙皇决定开战，那么法国就将成为俄法同盟的牺牲品，就得跟随盟友赴汤蹈火，奔赴战场。”人们都认为塞尔维亚若是没有把握得到俄国撑腰，断无这个胆量，对奥地利人的最后通牒哪怕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7月26日凌晨1点，圣彼得堡在波兰下达戒严令。当天晚些时候，关键的预先动员令也已发布。陆军需要14天左右才能做好战备，全部部署完毕则要大概一个月，可以说时间紧迫、分秒必争。萨佐诺夫希望只进行部分动员。俄国在1912年就采取过同样做法，并未加速战争的到来。避免直接挑衅德国人看上去不失为明智之举，要想这样，就得避免在华沙军区正式组建部队，因为那里离德国边境最近。可是，当军需主任丹尼洛夫当天从高加索地区赶回来的时候，他对外交大臣解释道，如果只是有限动员，恐对全部进程产生致命影响。
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在当天写了这么一段话，虽然判断有误，却反映了巴黎当时的气氛。话是这么写的：“到底是战是和，局势还处在微妙的平衡当中。我们被别人视作决定性因素。意大利人建议他们自己和我们英国都应当置身事外，站到一旁。法国人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本。我给格雷写了封信，告诉他在巴黎这里的感觉就是列强之间能否维持和平，一切取决于英国。只要英国宣布同法俄站在一起，就绝对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德国没有胆量面对海上运输被英国切断的危险。”7月30日当天下午，消息传来，一些法国人试图穿越边境，进入德国境内，结果被拦了回来，有些汽车，甚至就连铁路机车试图越境，也都遭到扣留。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在伦敦，爱德华·格雷爵士仍然抱着幻想不放——格雷的想法虽然谈不上丢人，却过于不切实际——还在指望着德国会对维也纳施加影响，莫让巴尔干半岛的口水仗升级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战。可是，就在25日当晚，外交部东西欧处处长艾尔·克劳爵士郑重警告局势目前已经相当严峻。克劳写道，当前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德国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打这一仗。”克劳敦促道，要想避免灾难，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英国明确表态，如果法俄卷入战争，英国绝对不会保持中立。不过，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无论内阁还是下院都不大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即便格雷亲自开口，也不大可能——更何况格雷没有这样做。
放眼整个法国，人们纷纷聚在一起，谈论事态的最新发展。在伊泽尔省的伯雷佩尔，小型工厂已经停工。人们一个个神情严肃，聚在街头，讨论着危机，脸上的神情与其说带着兴奋，还不如说面色凝重。借用某个当地人的话来说，“这就好像一场葬礼。我们的小镇感觉像在默哀”。7月30日，德国弗莱堡市储蓄银行的一千名客户清空了户头，逼得银行只好对取款数额严加限制。欧洲大多数银行门前同样排起了长龙。不少商铺店家拒绝接受纸币付款，还有一些干脆关门歇业。在勒阿弗尔，餐厅的侍应生会在点餐之前提前告诉客人，本店只接受金币，不接受纸币付款。
法国陆军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霞飞发现那帮文官政要一个个神情紧张，惶惶不安——这帮人当然会有如此表现，谁叫危机来势汹汹，总统总理又都不在国内。霞飞见状于是告诉陆军部长梅希米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总统与总理不在的情况下发布动员令。霞飞说道：“部长先生，如果我们非要开战的话，就得这么做。”梅希米情绪激动地回答道：“加油！”7月25日，这位陆军部长在没有事先通知霞飞的情况下，电令全体休假的高级军官立即返回各自岗位。霞飞对此大为光火，只好提醒陆军部长注意采取这样的措施得有恰当的程序，梅希米不要把它省掉。当晚，法国军情部门得知在瑞士休假的德国军官已被悉数召回，德国境内各战略要地的桥梁已有卫兵布防把守。即便如此，法国仍然没有决定征召休假的士兵归队，毕竟此时还有不少士兵家里正等着他们帮忙收割庄稼呢。
还是有人会不时表现出乐观来。30日晚上，成群记者聚集在波旁宫院内，将外交部的马尔维先生团团围住。马尔维向记者透露了圣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三方的最新交流情况。“只要外交官开始谈判，”马尔维说道，“我们就有希望达成和解。”可是，当晚晚些时候，拉蒙·雷库里正在为《费加罗报》写专栏，一个报社同事匆匆忙忙地跑进办公室，大声叫道：“亨利·德·罗斯柴尔德就在楼下。他在和外交部的一个高官吃饭。那个人跟他说距离开战只有几天，没准甚至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过了不一会儿，雷库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走了进来，问雷库里是否需要取消下周开车去比利时度假的计划。“这个没什么问题，”雷库里答道，“如果你真的定了开车去，要不换个地方，去比阿里茨或者马赛吧。”
25日晚上9点30分又出了一期新的增刊，报道说塞尔维亚人已经拒绝了维也纳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有几个人大肆庆祝，大多数人只是径直走开回家。不过，聚集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大使馆门前的人们还在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打倒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首相办公室门前齐声高唱。咖啡馆里的乐队首先演奏了一曲“德意志万岁”——用沃尔夫的话来说，“这些曲子如此动听，宛如天籁”——接着又演奏了奥地利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库尔特·里兹勒写道：“每每到了晚上，还有礼拜日，人们都会齐声高歌。首相对此感触良多，尤其是听到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激愤时更加情绪激动，勇气倍增。人群中有许多人也许还搞不清楚局势，总之都在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急切地盼望着全民行动起来……为了伟大的事业站起来，展现我们的力量。”
到了30日晚上，毛奇已经不愿继续坐等俄国发布动员令。他告诉贝特曼，德国必须采取行动。二人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无论沙皇做何反应，德国都将在第二天，也就是31日中午发布动员令。就在最后日期到来前的几分钟，圣彼得堡宣布动员开始，德国人如释重负。柏林已经达成了最关键的外交目的，看着俄国人继奥地利人之后第一个拔出剑来，如此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了。“受到战争威胁的声明”在31日正式发布，德军一刻也未拖延，立刻在德法边境展开巡逻。双方军队在未经下令的情况下发生了几次交火，主要集中在阿尔萨斯地区。德军轻工兵由于得到假情报，误以为法军近在咫尺，炸毁了伊尔渡口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不过，柏林直到8月3日才正式下令出兵进攻法国本土。
伊斯特万·布里安男爵写道：“我们将踏着大步，如滚滚惊雷一般席卷整个欧洲，真正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柏林日报》主编特尔多奥·沃尔夫声称每一期特刊只要一出来，便会引起首都人们的疯狂争抢，一睹为快。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新闻的渴求，也说明没有任何人希望置身事外，人人都渴望与他人分享内心的恐惧。“人群突然涌动起来。几辆送报车刚一出现，人们就一拥而上，围了起来。有的人手里拿着报纸，其他人围在一旁，伸长脖子瞅着……人们站在汽车和马车顶上，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街头看报纸……可是现在，不管是克兰兹勒咖啡馆门前的卖花人，还是咖啡馆里坐着的贵妇，人人手里都拿着报纸”。
德皇8月1日下午5点在柏林皇宫的星厅正式签署德意志帝国动员令。这位陛下随后一如往常地打了个错误的手势，订了香槟，送到自己的套房里来。巴伐利亚将军冯·温宁杰在接到俄国实施动员的消息后，很快去了一趟普鲁士陆军部——“到处都可以看见人们脸上的微笑，有人在走廊里握手，挨个互相祝贺，庆祝终于清除了障碍”。对于温宁杰、毛奇、法金汉及其同僚而言，俄国人的举动正中下怀，德国人热切期盼的愿望已经实现。由于德国人是在7月31日实行的预先动员措施，他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法国会否拒绝效仿，不往圈套里钻。威廉二世对法国人怀有鄙视，认为法国是“一个娘娘腔的民族，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条顿民族那般刚勇”。这样的观点无疑影响到了这位皇帝，让他没有考虑过一旦同法国人开战，后果将会如何。
次日清晨，贝希托尔德向奥皇进行了汇报，谎称塞尔维亚人向莱茵河上的奥地利邮轮开火。垂垂老矣的弗朗茨·约瑟夫立刻签署帝国动员令，义愤填膺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打吧！”自打危机开始，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们一直在围绕两件事情展开激烈辩论：其一，采取哪些外交举措才能确保得到德国支持；其二，击败塞尔维亚之后，又该如何对这个国家进行肢解。贝尔格莱德是这个国家唯一算得上大城市的地方，将连同其他一些地区并入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将按比例分配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蒙特内格罗，省得这些国家因为分赃不均吵来吵去。这样一来，塞尔维亚将不再让欧洲头疼，泛斯拉夫运动也将从此失去主要推手。奥地利和德国一直在不断撒谎，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好让俄国和欧洲各国相信哈布斯堡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意强行变更领土。
当天，柏林还发生了另外一场内部危机。毛奇在动员令签署仪式结束之后便离开了皇宫。就在此时，一封由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从伦敦发来的电报被送到了德皇手中。电报声称带来了格雷的承诺，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且保证如果德国放弃进攻法国的话，那么法国也将保持中立。威廉二世闻之大悦，立即将毛奇召了回来，告诉毛奇现在只需安心对付东线即可。二人接下来的对话可谓经典：这位总参谋长被消息吓了一跳，赶紧辩称动员令既然已经下达，计划就不可更改。朝令夕改将让军队在战场上变成一群乌合之众。毛奇显得极其愤怒，抱怨威廉二世本应在外交努力失败的时候采取干预，可当务之急是如何打仗，这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最后通牒没有被完全接受，消息传来，立刻在维也纳引发一阵骚动，人们涌上街头，载歌载舞，狂欢作乐，直至午夜时分才陆续散去。最近有研究暗示塞尔维亚的尼古拉·帕西奇对于发动战争也在暗中窃喜，一心指望战争能够让俄国人参与进来，帮助塞尔维亚人实现建立泛斯拉夫人国家的梦想。不过，帕西奇的这个想法距离成为现实太过遥远。这样的论断完全无法辨明真伪，也根本找不到证据证明。塞尔维亚人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答复不会让维也纳满意，所以早在当天下午2点，也就是提前4个小时发布了动员令。就在当晚，塞尔维亚政府官员约万·祖约维奇换上军装，登上列车。列车将带着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一路东行，驶往塞军集结区。与此同时，祖约维奇当医生的哥哥也去了一所师野战医院报到。塞尔维亚人刚刚经历过两场大战和一次动员，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加熟悉这一套流程。不过，塞军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没有完成重整军备。塞尔维亚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的武器储备有多么薄弱——之所以对帕西奇欢迎开战有所怀疑，这一点也不失为另外一个原因。
随着事态发展，真相很快明了，原来利赫诺夫斯基的急电只不过表明这位大使愚蠢地误解了英国人的立场。法国人已经在动员，德国必须两线作战。然而，与德皇威廉二世的这次谈话却对毛奇产生了毁灭性打击。毛奇回到总参大楼时简直可以说是怒火中烧，气得满脸通红，对手下的副官怒道：“我要打仗对付的是法国人和俄国人，不是这样一个皇帝。”毛奇的妻子后来承认自己感觉丈夫当晚可能有一点轻微中风。毛奇的健康状况本就不佳，经常神经兮兮，情绪不稳。现在，两军开战在即，毛奇费了多少苦心才走到这一步，偏偏在这紧要关头显出身心俱疲、精神憔悴的征兆，这些重荷将在六个星期之内把他彻底击垮。
眼看快到晚上6点，也就是奥地利在25日的截止时间，塞尔维亚的答复被塞国首相亲自交到了奥地利的吉斯尔·帕西奇男爵手中。首相深知此刻形势有多么严峻，脸上神情严肃阴郁，用并不流利的德语对吉斯尔说道：“贵国提出的要求有一部分我们接受，至于余下部分，我们希望您会让我们看到您身为一名奥地利将军的忠心与勇气。我们一直以来都对您十分信任。”塞尔维亚除了授权奥地利人在本国境内进行调查之外，几乎全盘接受了维也纳提出的苛刻条件。随着塞尔维亚的答复在西欧各国公之于众，有些人还误以为战争就此得以避免。“人们虽然纷纷松了一口气，可听到塞尔维亚做出让步，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安德烈·纪德如是写道。然而，维也纳可丝毫没有装出一副希望看到和平结果的假样子——不管塞尔维亚做出怎样的答复，吉斯尔男爵得到的指令是必须搭乘晚上6点30分的列车，速速赶往边境小镇泽蒙。
德国人在发布动员令的同时对俄宣战，奥地利紧随其后，六天之后对俄宣战。海因里希·希姆莱当时还是一名14岁的巴伐利亚中学生，他在8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在花园里玩了一上午，下午也是。7点半的时候，德国宣布要跟俄国打仗了。”法国接到照会，声称法国只有将德法边境的要塞作为“诚意的表现”交给德国，德国才会认可法国保持中立。贝特曼见军方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变得怒不可遏。原因就在于总参谋部的军官汉斯·冯·海夫顿少校。正是此人替德皇执笔起草了《致德国人民书》。这位帝国宰相和这位少将从来就互相看不顺眼，积怨已久。此事一出，二人之间的矛盾更是公开爆发。8月1日下午，德皇穿上近卫军的全副军装，身披半身铠甲，乘车自波茨坦经过柏林市内的菩提树大街，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呼。威廉二世感到无比扬眉吐气，说道：“看到这样的场面，真叫人充满信心……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新闻记者特尔多奥·沃尔夫也在场围观，谈到人们一看到德皇出现便变得群情激动起来，写道：“当天阳光和煦。在热烈的气氛当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带着汗味的狂热，还有刺鼻的血腥。”某右派报纸撰文声称，凡威廉二世所经之处，“身后的人群简直疯狂崇拜，堪称最为高潮的一刻”。就连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在相互握手欢呼。
为期一周的考斯赛艇节即将到来，主办方在乡间别墅举行盛大宴会。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原本应邀出席，不过鉴于目前局势紧张，亲王无法离开德国，到场参加。如果局势有所缓解，亲王有可能晚一些抵达。”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坎利夫在苏格兰高地的茵薇花园向到访的嘉宾们言之凿凿地保证大战绝对不会爆发，因为“德国人还没有拿到贷款”。克灵根戴尔靠近海牙，与英国一海之隔。乔治·卡佩尔夫人在此地举行别墅聚会，消夏狂欢，场面盛大，流光溢彩。金融家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在聚会上做出同样承诺，声称现在大家可没有钱去打一场全面欧洲战争。不过，有位年轻的女嘉宾宣称自己不管发生什么，都得回国——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只想和父亲一起待在唐宁街。几个年轻人从瓦奥莱特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在掷弹兵近卫团服役的拉塞尔斯伯爵对好友卡斯勒罗斯伯爵说道：“我们最好也回去。”二人于是乘车去了海滩，临时找了一条船。一同上船的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想法，感到惴惴不安，赶紧回了英国。
俄国人发布动员令替毛奇解决了一个关键的政治难题。倘若德国率先发难，那么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恐怕还会继续反战。现在可好，虽然德国政府早就在暗中密谋进军，可柏林现在能够振振有词地宣称是俄国人先动的手，德国只是做出回应而已——只是为了保卫德意志帝国不受斯拉夫人的侵略。海军上将穆勒在8月1日写道：“气氛简直再好不过。政府干得实在漂亮，让人还以为遭到侵略的是我们。”毛奇病倒之后写信给一位相识的陆军元帅，写道：“这场战争是我一手策划，也是我一手发动的，这个时候遭此厄运，不能有所作为，真是让人痛苦。”德国头面人物当中并非只有毛奇一人在恬不知耻地忙着邀功，把这场恐怖劫难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外交大臣哥特列布·雅各后来向一位女性密友透露道，自己满脑子都在想着德国“想要打仗”这件事情，简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1916年，船运大亨艾伯特·巴林拒绝与雅各会面，因为“自己不想和这样的人有任何更多牵连，这个人要为挑起这场可怕的灾难负责，要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
当天恰逢星期六，晚上在奥尔特灵厄姆举行了一场伯明翰自由党人聚会，检察总长约翰·西蒙爵士在会上致辞说道：“我们大家一心只想着国内的政局发展，有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目前的局势有多么严峻，正在威胁整个欧洲大陆……让我们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英国……应该自始至终作为一名调停者，推动国际关系向着更加友好、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面对如此振振有词的自我标榜，勿论敌友，想必不少欧洲国家都会自愧不如，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威廉·冯·斯图姆是雅各的密友，1915年曾向特奥多尔·沃尔夫说道：“我们都接受了事实，认为同俄国会有一仗……认为如果现在不动手开战，拖到两年之后再打，情况会对我们更加不利……没有任何人有先见之明，在军事上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按你想象的那样发展。”冯·比洛亲王之前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曾经指责贝特曼·霍尔维格7月5日给奥地利开出的“空头支票”。比洛亲王的言下之意并不在于要承认德国挑起战争，而是指责那位帝国宰相本应坚持立场，把维也纳给贝尔格莱德最后通牒里开出的条件先好好商量一番，同时也对柏林拒绝听从英国建议，召开外交谈判表示了谴责。
不过，英国民众更加操心的仍然是国内鸡毛蒜皮的小事，《泰晤士报》读者来信专栏就为了“汽车喇叭叫个不停，让人头疼”议论纷纷。阿斯奎斯7月24日向维尼西娅·斯坦利提起巴尔干局势，虽然也开始有些慢慢担心，可还是带着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语气：“俄国正想办法把我们也给卷进去……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算不是大多数，可至少在很多方面，奥地利是有道理的，塞尔维亚反而站不住脚。不过，奥地利人真算得上是欧洲头号蠢货……做事的方法太过简单粗暴，让大多数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大国在肆意妄为欺负小国。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过去四十年里最危险的时刻，不过没准碰巧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让人把北爱尔兰‘内战’的可怕画面抛到脑后。”阿斯奎斯告诉坎特伯雷大主教，塞尔维亚人活该“好好挨一顿痛打”。25日下午，阿斯奎斯在唐宁街10号主持了一个由外交界人士参加的花园酒会。弦乐队在一旁演奏，德国大使和塞尔维亚大使在窃窃私语，劳合·乔治也和各路同行交杯换盏，相谈甚欢。
在动员令发布前后的两天里，德国民众的情绪变得远不如之前那般高昂。7月31日，《法兰克福报》的一名记者写道：“一切事情都变得沉重起来，平静得让人害怕……女人和孩子们静静坐着，屋内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面色凝重地想着即将到来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人人都在担心那些可怕的事情有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社会民主党人威廉·希伯莱茵说道：在汉堡，人们对于下达动员令感到难过和担忧。“大多数人都很难过，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被砍掉脑袋一样”。据《汉堡回声报》报道，8月1日夜里，“这个星期的头几天还有几个没脑子的蠢货在吵吵闹闹、大肆庆祝，可现在这股热闹劲已经消失不见了踪影……几乎听不到任何一个人在街上嘻嘻哈哈，大声喧哗”。
《泰晤士报》25日首度公开承认事态严重，撰文——文章依旧排在第二条社论的位置——指出除非奥匈帝国缓和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否则我们就将站在战争边缘。这场战争蕴含的危险将让列强难以估量……奥匈帝国下达最后通牒的时候，只给一个小小的好事的巴尔干王国留了短短几小时来决定这场战争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这一次倘若再要爆发一场巴尔干战争，那么列强中将有一家从一开始便成为主要参战国”。到处都在传闻，说奥地利如果真的有意避免冲突，那么在最后通牒中就会给塞尔维亚人留下超过48小时再做答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争取时间进行外交斡旋。
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当天到费尔登市中心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想打听一些最新消息，直到晚上6点才看见张贴的动员令。斯卡德拉描述了周围邻居们复杂的心情：“我们感到有些开心，因为政府的行为是高尚而坚决的，也有一些担心，想哭出来，担心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斯卡德拉接着写道：“现在，所有担心都成为现实，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真实，却又那样不大可能……东边、西边，还有北边，到处都有敌人在无情地欺负我们。现在他们会看到我们奋起反抗！……我们并不想打仗——如果真的想打的话，那么在过去43年的和平日子里头，我们早就可以打上10回了。”8月2日是星期天，柏林警察发布警告，庆祝活动不得过头，比如说民众见到德皇专车出现时不得一拥而上。人们头一回见到公共建筑外面出现了士兵，身穿灰绿色作战军服，在把守警卫。从这场战争的一开始，德国就成了第一个带头的国家，让这场争斗打上的不仅是欧洲内乱，也是世界大战的标记。
不过，在24日当晚，没有几个英国人会在临睡之际念念不忘巴尔干半岛上演的这出大戏将对自己造成怎样的影响。正是因为欧洲大战把这场爱尔兰危机扫到了一边，让政府暂时、随后进而永久推迟地方自治——爱尔兰到了1921年就分裂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地方自治就此不复存在——才让那些狂热的仇恨，那些英国政治体制面临的巨大威胁在今天被人低估忽略。北爱尔兰乱局同时深深改变了柏林政府的态度。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本以为英国人会被国内动乱给牢牢牵住，压根就没有想到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牵挂内乱，竟然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大计。
德国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动员，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则在巴黎拜访了法国总理，发现总理“正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之下……显然，德国人打算趁着俄国人尚未做好准备，赶紧下手”。法国在军事准备上已经被德国落下了两天。霞飞告诫政府，每多耽误24小时，就意味着毛奇的进攻一旦开始，法国就有可能多失去12英里的领土。虽然，仍然有一些社会党人在坚决反对战争，可这些人的和平姿态已经被抛在一边，无人理睬。许多政府官员下了禁令，禁止公众举行抗议活动。伊泽尔省省长便是其中之一，他在7月31日下令禁止社会党人在维埃纳地区举行反战示威游行。当地工会原计划8月2日在格勒诺布尔举行类似集会游行，不过知道这样的活动明摆着得不到群众支持，而且怎么说都会遭到禁止，索性取消计划，不了了之。
7月22日，北爱尔兰危机虽然依旧占据着《泰晤士报》的专栏位置，口气已经有所变化，承认尽管“我们无意夸大危险……对危机严重程度的冷静观察会让各国趁着为时不晚，有所克制”，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不容忽视”。《泰晤士报》同时指出，战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显然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希望奥皇能够“理智”行事。24日下午，阿斯奎斯不得不通知下院，国王就北爱尔兰危机召开的会议未能达成决议，已经宣告破裂。内阁随即陷入一片骂战，开始讨论起地方自治法案一旦立即实施，预定清除出去的北爱尔兰六郡未来边界到底在哪里——此举算是新教叛乱分子用枪顶着做出的让步。不过，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随后向阁僚、议员的报告中谈到了奥地利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里提出的严苛条件。温斯顿·丘吉尔就此写下了一段不朽的名言：“正当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牧区渐渐消失在爱尔兰的迷蒙与狂飙之中，一道奇特的光亮突然在天空闪现，人们眼看那光越来越强，落下来，罩在了整个欧洲的版图上。”
让·饶勒斯是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饶勒斯7月31日坐出租车前往巴黎一家餐馆用餐，途中向同车的伙伴抱怨说，司机开车开得这么快，简直会害死他们。“不会，”同车的另外一个人挖苦道，“这个司机和巴黎的其他司机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好同志，都是我们工会的人”。不过，当天晚上让饶勒斯毙命的并非司机的超速驾驶，而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这个疯子趁饶勒斯用餐的时候，在他背后开了枪。刺杀事件很快在欧洲掀起了一场震惊与恐慌的狂潮，人们情绪之激动，要远远超出弗朗茨·斐迪南遇刺事件。饶勒斯在多个国家被视为政坛巨人。法国《时代报》无不惋惜地评价道，饶勒斯倒下了，“就在他的演说词即将成为保卫家国利器的那一刻……”
《泰晤士报》7月20日再发社论，标题叫作《英王与危机》，内容与北爱尔兰有关。天主教的热情正随着新教徒的节奏水涨船高。星期二，也就是21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消息，说都柏林火枪兵团的一些士兵刚从训练营回来，有人听见当中有人高喊“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争取自治！”“还我祖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位投稿人质问道，罗伯茨伯爵不假思索就发表公开宣言——罗伯茨的宣言旨在支持军队里同情爱尔兰的一派——宣称如果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穿着英军的卡其布军服，并且扬言自己有权如此穿着，那么就必须给士兵们权力按良心办事。这样的宣言后果将会如何？试想爱尔兰自治派的两大头面人物雷德蒙德和迪戎一同迈步走向白金汉宫，前去参加英王的会议，沿途身着军装的爱尔兰卫兵们夹道欢呼，这又是何等难得一见的场景？
拉蒙·雷库里在谈起31日那个周五晚上时说道：“我当时正和一位朋友出来，差不多将近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刚刚走到德鲁奥街拐角的地方，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过来一队骑兵。那家咖啡馆才刚刚关门，周围却聚集了很多人。马蹄踏在石子路上，显得声响更大了。只听见一个声音喊道：‘甲骑兵来了！’人群像被电流穿过一样，一下子乱了起来。每一层楼上的窗户都被打开。有人站在长椅上，有人站到了咖啡馆的桌子上。一个大个子出租车司机也不顾是否会把出租车车顶压垮，爬到了上头。骑兵队出现在了眼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孩子和年轻人。骑兵们一个个身穿作战装备，戴着头盔，披着长长的披风，显得身形庞大，把整条路都给占满了。每一个人的嘴里都在喊着同一句话，气势骇人：‘法兰西万岁！’‘军队万岁！’站在车顶的出租车司机看上去像疯了似的，比其他人喊得都要大声，把帽子抛向天空，疯狂地轮着双臂。”
回到那样一个时代，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以帝国领土的疆域大小来判断实力强弱，帝国扩张的支持者们倘若发现英伦群岛的某一部分能够拱手相让，这无疑将有损大英帝国的伟大形象。北爱尔兰危机的降临，对于一个本就因工人斗争蒙受打击的国家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建筑业在继续关门停业，煤矿、铁路，还有机器制造业冲突频发。劳合·乔治在7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警告人们，工业斗争与爱尔兰冲突是“过往数百年以来，历届政府必须直面的最严重问题”。劳合·乔治并未危言耸听。一场史无前例的宪法危机正在向人们招手。英王乔治五世将敌对各派请至白金汉宫，试图找出一条妥协之路，就等于承认了这一点。
当晚晚些时候，就在意大利人大街中央邮局的门口，一个《时代报》的报童看见有人在张贴动员令。8月1日将近凌晨4点的时候，这个小男孩飞一般地跑进了《时代报》的经理办公室，大声叫着：“贴出来了！”报社员工纷纷跑出室外，想亲眼看个究竟。只见一大群人聚集在邮局窗前，盯着一张小小的蓝纸看——俄国的动员令是紫色的。“动员并不代表非得打仗！”总理维维亚尼在签署动员令的时候一再强调。不过，正如拉蒙·雷库里所言，“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总理。就算动员令不代表非要打仗，那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法军接到指令，靠近德国或者比利时边境六英里范围之内不得进入，确保侵犯领土的口实稳稳落在柏林头上。
但凡搞政治的都清楚要胸有成竹地处理不止一件紧急事件，会有多么困难。这一条用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府在处理欧洲事务时总是不紧不慢、拖拖拉拉，大有用处。直到7月的最后一周，那帮高级大臣的脑子里还在一心想着北爱尔兰危机，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对于斐迪南遇刺的事情只提起过一次，是在给他亲爱的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那还是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等到再次提起已是7月24日的事情了。在此期间，这位首相大人的匈牙利女相好拜访了戴维·劳合·乔治，在后者面前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说什么英国人在处理萨拉热窝事件上太不上心，太过冷漠。斯坦利认为，除非奥地利人的愤怒能够得到平息，否则战争在所难免。财政大臣并没有把这位女士的话当一回事，后来还为此表示过歉意。《泰晤士报》7月3日发表社论，标题是《争取和平》，内容却和北爱尔兰，而非欧洲有关。联合王国看来完全有可能陷入一场内战，北爱尔兰新教徒们将和自由党政府决一死战。不单保守党，就连大部分英国贵族和陆军军官中的不少人都在积极支持叛乱分子。
随着法军开始集结，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写道：“民众表现得异常平静。今天这里有人喊‘英国万岁！’，明天那里就会有人嚷嚷‘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恩！’我本来要去埃德蒙德·德·罗斯柴尔德在塞纳河畔的布洛涅别墅吃饭，后来改成在巴黎碰面，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的所有马匹和汽车都被征用。他那台电动布鲁厄姆汽车现在连出城都困难——没有特别许可令，任何汽车一律不得出城。我们的四个男仆已经第一时间离开，找自己的部队去了。管家是十天前走的。还有另外三个仆人都已经参军入伍。我只好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把我的法国司机留下来。”像麦琪食品公司这样德国人开办的企业遭到了示威游行者的暴力冲击，这样做当然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恶意，因为法国乳制品的小型生产商们将这些巨头视为生意上的威胁。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开的商店被洗劫一空，警察就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维维亚尼在对众议院的发言中说道：“德国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我们的。现在真正遭到侵犯的是我们的独立、尊严和安全，这一切我们协约国为了欧洲的利益都将努力捍卫。”维维亚尼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25日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发动战争。贝特曼虽然拒绝了保守派提出禁止集会游行的要求，却同时下令一切集会只能在室内举行，不得上街造谣生事。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0万。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大声疾呼，声称奥地利正在挑起战争，德国不应卷入其中。
美国小说家伊迪丝·华顿当时住在法国，7月份还去了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旅行。华顿8月1日返回巴黎，原本计划继续前往英国，好在这个夏天南北都走一走，却发现不得不放弃计划。“一切都看着那么奇怪，让人产生某种不祥之兆，显得虚幻不实，就像风暴来临之前的黄色闪电。好些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死了，醒来发现身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结果真的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
翌日，星期六，德语教师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日记中写道，早上报纸刚一送来，家里人就忙不迭地抢了过来，争着看上面是否有最新的消息。斯卡德拉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都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可人们还是为奥地利的英勇举动鼓掌欢迎。杀害大公夫妇的恶行必须得到严惩。”即便早已设立了摊位和旋转木马，地方政府还是取消了射击游艺大会，以示当前国际局势之严峻。与此同时，无论大街小巷，自家花园，还是在诸如“俄国沙皇”这样的咖啡馆里，贝尔格莱德城内随处可见忧心忡忡的人们在窃窃私语。就像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家里的情形一样，大大小小各种报纸只要一出来就会被抢购一空。传言四起——说是传言，却都相当准确——说奥地利军队已经在边境集结。恐慌倒是没有出现。塞尔维亚人总有无尽的能力去自我安慰，相信命运总会放自己一条生路。
第四节 英国的决定
24日当天，就在整个欧洲屏住呼吸，静待塞尔维亚对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作何反应之际，一场狂风暴雨袭击了欧洲中部。据说，矗立在布达佩斯议会大楼外的久洛·安德拉什——此人正是二元君主制的缔造者——的雕像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人们感到惶恐不已，奔走相告，说是先人将风暴视为不吉之兆，有大祸将至。不过，就像财政部官员拉约什·塔洛奇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大祸？谁的大祸？”当天下午，惴惴不安的人们还聚集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可到了夜幕降临之时已经听不到新的消息。
此时此刻，全欧洲都在屏息凝神，等待阿斯奎斯政府下一步将作何行动。在维也纳，亚历山大·弗洛伊德写信给哥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难以置信的口吻提起英国竟然加入俄国的阵营与其并肩作战，认为：“一个文明开化的民族是不会和野蛮人站在一起的。”不少德国人同样难以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战斗，同自己作对，因为这场战斗在他们看来和英国毫无关系。理查德·斯图姆夫是德国帝国海军公海舰队的一名水兵。在他看来，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编队几个星期之前还在基尔赛艇会上受到德国人民的热情欢迎，这个国家现在竟然想着要与德国为敌，简直令人恶心：“只要一想到（英国人做出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因为嫉妒的驱使，就让人觉得痛苦，商业上的妒忌心是可耻的，是让人痛恨的！”德国人一心指望英国保持中立，为此一拖再拖，迟至8月3日才对法宣战。德皇还在一厢情愿地以为事情会有转机，自己的弟弟与英王乔治五世早些时候的那次谈话让他印象尤其深刻，简直有些走火入魔。海因里希亲王当时结束对伦敦的访问归国，为他带来了英王保证，说英国绝不插手欧洲大陆的任何争端。威廉二世以为英国会审时度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说到做到，还自作聪明地说道：“无畏舰可是没有轮子的啊。”
24日当晚，萨佐诺夫向塞尔维亚大使亲承俄国将保卫塞尔维亚国家独立。萨佐诺夫并未敦促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人最后通牒里的大部分条件。他给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可不是“空头支票”。萨佐诺夫的保证起到了重要作用，让塞尔维亚政府下定决心，对于维也纳提出要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予以拒绝——要知道，倘若没有俄国人，无条件投降是塞尔维亚唯一的选择。萨佐诺夫自认为俄国可以仰仗法国，对于英国的支持却完全不作指望。他不无失望地谈起，在英国除了《泰晤士报》，所有的报纸都在为奥地利撑腰。英国有不少人，其中一些还是政府要员，都对俄国的干预完全没有同情心。这帮人都和奥地利人一样，把塞尔维亚看成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祸害，只会制造麻烦。
一位来法国访问的游客写了这么一段话：“此时此刻若非身在巴黎，你是无法意识到法国人民这些日子该有多么着急，他们在焦急地等待英国人开口。”阿斯奎斯政府的态度仍然叫人难以辨明。《泰晤士报》在29日的社论中公开表扬了自己国家的大公无私，写道：“维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是我们英国不变的利益与传统政策之所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坚守”与法国的同盟协议。然而，法国人对于英国人信誓旦旦地表达友好愿望，除了感到愤怒，还是愤怒。法国人唯一想知道的只有英国军队是否会和自己并肩作战，而此时此刻的答案却是不会。
沙皇对战争前景依旧感到担忧，深知这场战争足以让自己的王朝垮台。沙皇在7月24日语重心长地写道：“（仗）一旦打起来，要停下来就难了。”即便如此，沙皇仍然对动员之前的准备工作感到满意。尼古拉二世一直在极力扮演一个强国统治者的角色——强国这个称号俄国似乎有些受之不起——为人处事上既不能说卑鄙下流，也谈不上阴险狡诈，只能说鲁莽冲动。他在步弗朗茨·约瑟夫的后尘，走上了一条王朝毁灭的道路——这一次，他毁掉的是自己的江山。
格雷、丘吉尔、哈尔登，还有阿斯奎斯都希望英国能够同其他签订协约的盟友堂堂正正站在一起。外交大臣早在7月29日就在私底下扬言，倘若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自己便甩手不干。第一海务大臣于是又是请客吃饭，又是连哄带骗，要好友财政大臣当一回说客，说服劳合·乔治不要那么顽固不化，拒绝承诺让英国参与欧洲大陆的争端。丘吉尔言下之意——这样的话简直荒唐——参战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能够推行宽松自由的社会政策……海军打仗的成本就会降下来。”不过，看到俄国开始动员，大部分英国人表示坚决反对，不让自己的国家步俄国人的后尘。《每日新闻报》在9月29日断言：“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所能做的最有效工作就是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为了俄国人统治斯拉夫世界的霸权去牺牲哪怕一个英国人的性命！”工党正在商量对策，一旦阿斯奎斯打算参战，就要工会立即发起全面大罢工。《每日邮报》7月30日的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全欧洲武装起来”，感觉像是在描述一件遥远的事情。两天之后，标题又换成了《欧洲正在走向灾难》。在7月31日的一场晚宴上，俄国驻英大使班肯多夫伯爵对英国作家莫里斯·巴林说道，自己和法国特使都认为英国不会参战，对此感到十分难过。
虽然，在外人看来也许有些不合常理，可最具分量的一番话竟然来自农业大臣。亚历山大·科里沃申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权臣政客，人脉极广。科里沃申声称：“民众恐怕不大会理解，为什么在与俄国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时刻，帝国政府却不愿敢作敢为。”科里沃申也承认危险存在，但认为妥协让步肯定是错的。沙皇与叔叔尼古拉大公进行了很长的私人谈话，大公当时身为圣彼得堡军区司令。虽然，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大公很可能表达了信心，相信法国会施以援手，俄军也具有这个战斗能力——看来大公对自己1912年的访法之行印象很深，他在那次访问中还检阅了霞飞的部队。不仅如此，大公和他的兄弟彼得还娶了一对姐妹，是蒙特内格罗国王的两个女儿，正是这两个女人在不遗余力地催着俄国人同奥地利人血战到底。
偏左的《每日纪事报》7月31日对于民众并未表现出好战倾向表示欢迎，写道：“完全没有出现反德情绪，着实令人高兴，比起前不久经历过的那些来，简直值得大加称赞。过去这几年的确起了不小作用，让英国人民开了眼界，重新看到我们与那些伟大民族在利益上同属一体。放眼欧洲，这些国家在不少方面与我们的文明程度最为相似。只要一想起我们之间发生战争，生灵涂炭，这样的想法放在现在或许要比一代人之前更加让人觉得恶心。”就在当天，《曼彻斯特卫报》成为第一家英国报纸，头一个建议如果法国遭到进攻，英国也许就该参战。不过，这家报纸对于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可能性予以了否定，认为这将破坏欧洲1839年签署的协定。该协定保障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柏林政府和伦敦政府当时都在协定上签了字。
俄国24日的内阁会议一共开了两个小时。萨佐诺夫重点谈到了柏林正在厉兵秣马、加紧战备——他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很可能有些危言耸听——还有以往的教训不堪回首，俄国人每次在奥地利人或者德国人的强硬面前做出让步，结果都被对手视为软弱无能。萨佐诺夫认为既然到了这个关头，就要挺直腰杆，如果任由塞尔维亚被人打垮，简直无异背叛，断然无法容忍。两位后勤大臣弗拉迪米尔·苏孔里诺夫和伊格尔·格里戈诺维奇先后发言，声称虽然全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尚未完成，但陆海两军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二人的此番发言非常重要，假设话说得更加谨慎，或者说更加实际一点，俄国也许就会把迈出的脚给收回来。
7月31日，星期五，正好赶上个大晴天，多切斯特郡治小城多赛特的营房之内，一名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士兵早上6点刚到就被吵醒，只听见团乐队正在屋外演奏《我就喜欢在海边》，这可是那些小调里面最欢快热闹的一首。诚然，不少英国人现在已经有所意识，承认战争距离英国的海岸近在咫尺。诺曼·麦克劳德是海军部的一名私人秘书，写道：“（我）感到非常焦虑，因为我完全反对打仗，担心引发财政和经济危机。人们正在大肆抢购囤积食品。银行利率已经涨到了10%……我想这些困难会让人不那么急着开战。”一个来自伦敦的代表团拜访了财政大臣，声称“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办法就在于让我们的国家远离战争，这样我们也许还能继续成为这个世上的伟大市场，经济霸主”。8月1日，《每日新闻报》登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该报主编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标题是《为什么我们不准参战》。作者在文中问道：“这个世界如此宽广，我们和德国到底有何利益冲突？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们和俄国有，我们和俄国的潜在冲突就在于整个东南欧和南亚。”保罗·康邦在星期六阁议结束之后告诉格雷——康邦这番话是通过翻译，用法语说的。他在官方交流场合只用自己的母语——说自己直截了当地拒绝向巴黎传达英国的决心，“或者，说得直接一点，根本就没有什么决心可言”。
无论是奥地利一心动武，还是德国答应提供支援的“空头支票”，每一步都要早于协约国的回应。早在先前1912-1913年冬的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俄罗斯就采取了与1914年7月24日同样的军事预防措施，只是没有挑起敌意而已。除非圣彼得堡方面有意默许奥地利侵犯塞尔维亚，否则下达给俄国各部队的预期警报命令代表的就不是急于在欧洲挑起战事，而是谨慎行事。然而，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变数。德国曾在1912-1913年拒绝为奥地利人在巴尔干半岛推行强硬路线提供支持，原因在于德国人自己在军事准备上还有好几个关键要素未能完成，比如说，莱茵河上的雷玛根大桥和卡文德尔的大桥尚未完工，无法通过上述两地将奥地利重型火炮运送北上，基尔运河还在改建拓宽当中。此外，还需新增军费开支。不过，现在这些环节都已完成，毛奇的战争机器已被调校到了接近完美的状态。圣彼得堡和欧洲其他国家都知道俄国一旦有所行动，德国肯定会做出回应。萨佐诺夫声称动员并不代表宣战，沙皇的军队可以保持待命好几个星期，就像之前的几次危机一样按兵不动。可是，德国的政策完全不同，也根本不是同一码事——德皇的军队一旦集结起来，就必须向前进发。
不少英国人认为倘若真要追究这场即将到来的噩梦因何而起，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贝尔格莱德和圣彼得堡。《经济学人》警告道：“塞尔维亚头一个发起挑衅，接下来轮到俄国。如果真要发生一场大战，那么俄国人实施动员就是最大的祸根。我们都在担心，生怕《泰晤士报》上那些煽阴风、点鬼火的文章会刺激沙皇，让沙皇以为英国会替他鼓气撑腰。”维也纳的约瑟夫·雷德里奇在写给《经济学人》的信中质问道：“无论何党何派，奥地利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激烈争论着同一个问题——像塞尔维亚这样的邻居，奥地利到底还要忍耐多久？”九位鼎鼎有名的剑桥学者向《泰晤士报》致函写道：“我们都将德国视为在艺术与科学上引领世界的国家，我们过去、现在都在向德国的学者们请教学习。倘若为了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对德宣战，不啻于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如果是出于光荣的责任，我们乐意参战，爱国主义将让我们停止寻找借口，可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抗议，拒绝因为别人而卷入争斗，与一个同我们有着如此紧密关系的国家自相残杀。”8月1日当晚，格雷与私人秘书在圣詹姆斯大街的布鲁克斯夜总会共进晚餐。二人饭后还一起打了一会儿台球。与此同时，那位首相却早已带着满肚子怨气和不满躺在了床上——由于危机压力过大，首相不得不取消了与维尼西娅·斯坦利去乡下共度周末的计划——即便不能共结连理，那位26岁的姑娘也是首相念念不忘的痴情爱人。“我要跟你实话实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阿斯奎斯在给斯坦利的信中写道，“我有些睡不安稳，”阿斯奎斯继续写道，“不过，说真的，虽然睡一阵子，醒一阵子，但也不是睡得不好。感谢上帝，你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浮现，为我带来安宁和平静。”不管首相在信中给斯坦利写了多少绵绵情话，倾诉了多少痴心衷肠，对于提升自己的声誉都毫无帮助，倒是给了人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好看一看他脑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
各国制订的1914年作战计划都相当复杂，其中又以俄国的为最，这是因为俄国人计划中涵盖的路途最为遥远。比起德国士兵平均200英里的行程，每一个接到动员令的沙俄士兵都必须长途跋涉平均700英里，才能到达自己所在的部队。战略铁路网需要12天的时间才能发出武装紧急集合号，部队集结无论如何都要比德国人慢得多。萨佐诺夫在得知接到最后通牒一个小时之后，下令部队装备进入战时编制。24日当天晚些时候，财政大臣彼得·巴克向外交部官员发出指令，要求做好准备，将存在柏林价值一亿卢布的国家资金调回国内。
名气最大的三家左翼报纸《每日纪事报》《每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仍然在不依不饶地反对英国干预。不过，政府的态度恰恰相反，正在变得愈加强硬起来。8月2日，星期日，阿斯奎斯与利赫诺夫斯基共进早餐，席间对这位情绪容易激动的德国大使提出警告，如果德军真的进攻中立国比利时，后果将十分严重。人们聚集在唐宁街和白厅外面，不少人脸上第一次露出焦急的神色。保守党党魁博纳·劳致函首相，承诺一旦英国宣战，自己领导的保守党将予以支持。写这样的信，无异于有意加速战争的到来。
七月危机在24日进入关键阶段。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条件对欧洲各国的王公大臣们来说此时已经不再是秘密。萨佐诺夫第一时间声称：“这是一场欧洲大战。”他对沙皇说奥地利人倘若没有德国的保证撑腰，绝无胆量乱开战端。尼古拉二世虽然反应比较谨慎，仍然在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内阁会议。萨佐诺夫随后接见了乔治·布坎南爵士。爵士敦促一定要留出余地，好做外交斡旋。帕莱奥洛格依旧保持一贯强硬主张。接下来四天里在圣彼得堡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相信，大战将至，遭殃的可不仅一个巴尔干半岛。
内阁随即开会商议，并从格雷那里得知法国舰队已经开始动员。格雷向各位阁僚宣布，法国指望英国能够守住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这样法国就能够按照1912年英法海军谈判时达成的秘密条款，集中力量应对地中海的局面。好几位大臣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甚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这是他们头一回听说英国跟法国达成过如此重大的条款。虽然，阁僚之间对此有着不同程度的异议，但内阁还是最终达成一致，同意按条款办事，部署军舰保卫法国北部沿海。德国人闻讯立即提出只要英国保持中立，德国就绝不侵犯英吉利海峡。可是，当保罗·康邦得知英国海军许下的承诺时立刻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说道：“这个决定我已经等了很久……一个伟大的国家不能在开战的问题上磨磨蹭蹭。从英国下定决心在海上开战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在陆上开始战斗。”
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还有塞尔维亚，数百万人屏住了呼吸。在格拉茨，一位中学教师在23日写了这么一番话：“所有人脑子里想的，嘴里谈的，除了这件事，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塞尔维亚此时正值一派绿意盎然的时节，花园里到处都绽放着玫瑰花、康乃馨、桂竹香、茉莉花，还有紫丁香。椴树和金合欢的芬芳扑鼻而来，走到哪里都能闻到。农民们从周边的乡村纷纷涌进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大城市，不少人带着家人一起进城，在大街小巷叫卖着煮鸡蛋、梅子白兰地、奶酪还有面包。夕阳西下，年轻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唱着歌儿，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旁静静倾听。在塞尔维亚首都，斯拉夫卡·米哈伊洛维奇大夫写下了自己在医院里听到最后通牒传来时的情形：“我们一个个全都镇住了，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可是还得回去工作……我们估计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的关系会紧张起来，却没有料到会有最后通牒……城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街上和咖啡馆里挤满了焦急的人们……塞尔维亚这么小一个国家，刚刚和土耳其，还有保加利亚打了两仗，死了那么多人，过去还不到一年。有些伤员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难道又要看到更多流血牺牲，更多悲剧发生吗？”
不过，英国内阁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建议。8月2日晚，约翰·弗伦奇爵士——弗伦奇3月份因为“克勒克兵变”辞职，之前一直担任大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打来一通奇怪的电话，声称自己不是从各位大臣，而是从《世界新闻报》的老板乔治·里德尔爵士那里得知政府军事意图的。这位小个子陆军元帅向里德尔问道：如果战争来了，是不是会派遣远征军去法国，又由谁负责指挥？里德尔把这个问题转达给了政府。劳合·乔治回话说法国人定好明天上午10点在唐宁街同自己会面。劳合·乔治回话的时候，还没有人跟他说过要考虑派遣英国军队赴欧洲大陆参战的问题。
虽然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可西欧各国及其领导人对于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回应却缓慢拖沓。法国总统与总理还在海上。按照《费加罗报》的拉蒙·雷库里的记述，自己当时身在巴黎，第一时间意识到事态严重，但并不是从大臣和外交官，而是从财经记者那里得到的消息。早在奥地利人动手之前，也就是7月12日到15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股票交易所很可能得到了内部消息，交易变得异常活跃。“人人都在抛售股票，管他什么价位，只要能抛的，全都抛了个干干净净”，《费加罗报》财经主编告诉雷库里。虽然，奥匈帝国在行动上有意注意节奏，可股票交易所才不会被那帮大臣们的骗术蒙骗。他们知道：要打仗了！
此时此刻，比利时已经成为英国人关注的焦点所在。8月2日下午3点，比利时驻科隆副领事抵达布鲁塞尔的外交部，汇报说自当天上午6点开始，看见每隔3到4分钟便有火车从这座位于莱茵河畔城市的车站驶出，车上装得满满的全是士兵。这些部队并非开往法国，而是前往亚琛和比利时边境。消息随后传来，德军已经进入卢森堡境内，据信很快就将对比利时发起进攻。比利时外交大臣让·达维尼翁对一同共事的盖菲耶男爵动情地说道：“让我们去做个弥撒，为我们可怜的国家祈祷吧。我们的国家从未如此需要上天的庇佑。”
王储是在俄国接受的教育。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开口说道：“好的，我的父王彼得会发电报的。”斯特兰德曼催促道：“你非得亲自告诉（沙皇）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你是如何看待目前局势的，向沙皇求援。签名的应该是你，而不是国王。”亚历山大敏感地问道：“此话怎讲？”斯特兰德曼说道：“因为沙皇了解你的为人。沙皇喜欢你，但他对于彼得国王就不怎么熟了。”二人就到底该谁签名，讨论了好几分钟。斯特兰德曼建议将电报复制一份，送给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玛努埃莱三世，后者是亚历山大姑姑的爱人。斯特兰德曼还答应自己立刻电报圣彼得堡，要求运送12万条步枪和其他军事装备过来，塞尔维亚人现在急需这些武器——俄国人此前答应送来，却并没有说到做到。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曾在1913年11月访问过柏林，当时就听出德皇与毛奇话中有话：“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如果希望保持独立，就应该审时度势，和强国站在一起。”8月2日，这位国王终于见识到了这番威胁的真实意图——德国直接要求比利时借道，为德军放行。法国人并不清楚布鲁塞尔政府会做何反应，因为法国人总觉得比利时大部分地区是亲德的。阿尔贝一世身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及比利时国王，亲自拍板，拒绝了柏林方面的无礼要求，国王的决定也得到了民众的全面支持。
俄国公使，也就是那个总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尼古拉·哈特维希7月10日心脏病突发，竟然就此一命呜呼。副手瓦西里·斯特兰德曼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公使馆的负责人，看到人手不足，于是把自己的老婆，还有哈特维希的女儿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也临时拉了过来，帮忙给电报加密。电报早已堆积如山，正等着赶快发给远在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此情此景，让人得以一瞥外交家们的家庭场景，不能不说有些怪异。当晚晚些时候，这一大家子正在忙着给电报加密，一个仆人走了进来，报告说26岁的王储亚历山大正在廊下等候，想谈一谈最后通牒的事情。年轻的王储看得出来情绪激动。俄国公使对他说：“条件非常苛刻，和平收场基本无望。”斯特兰德曼继续说道，除非塞尔维亚完全接受上面提出的条件，否则只能等待开战。王储点头认可，接着直接问了一句：“俄国那边会怎么做？”斯特兰德曼回答道：“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圣彼得堡那边还没有看到通牒，我也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个我知道，可您的个人看法呢？”斯特兰德曼说自己认为俄国应该会向塞尔维亚提供一些保护。亚历山大接着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俄国人于是要王储赶紧给沙皇发电报。
“起草（对柏林最后通牒的）回复并非难事，”盖菲耶男爵说道，“我们只需要把感受用简单的话语白纸黑字写下来，这份情感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已经正确表达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不过，就在当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比利时政府虽然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布鲁塞尔的人们似乎仍然处在一种什么也不知晓的情绪当中，那些卑微的民众更是如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日，随着夜幕降临，人们悠闲地从布鲁塞尔的乡间散步回来，成群结队走回城里，不少人唱着歌，手里还拿着鲜花。
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西奇7月23日并没有在贝尔格莱德参加大选——每逢危机来临，帕西奇都会选择远离首都。他有这样的习惯，恐怕并非偶然。由于帕西奇不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由塞尔维亚财政大臣拉扎·帕楚代为接受。接下来是一场手忙脚乱。“埃皮斯”作为最该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的一员，径直去了妹夫日万·日万诺维奇的家中，语气严肃地警告道：“局势现在十分严峻。奥地利发来最后通牒。消息已经传给俄国，动员令也已下达。”日万诺维奇和其他不少人一样，很快便将家人转移至乡下，临时躲了起来。
英国同样是1839年签订条约，保证比利时中立地位的签约国。条约是在比利时刚刚脱离荷兰，独立不久后签订的。8月2日晚些时候，德国人正告英国政府，不管英国同不同意，德军都打算通过阿尔贝一世国王的国土前进。次日早晨7时许，比利时拒绝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信函送达柏林。消息传来，布鲁塞尔满城都飘扬起了黑、黄、红三色国旗。大多数德国人用半是轻蔑、半是可怜的眼神看着比利时人的抗争表演。“哎，这帮可怜的傻瓜，”德国公使馆参赞一面怔怔地看着满街飞舞的比利时国旗，一面絮絮叨叨地念道，“哎，这帮可怜的傻瓜。明明看到压路机开过来，为什么就不知道让个道呢？我们又不想伤害他们，可他们非得挡在路上，难道不怕被压得稀巴烂么？哎，这帮可怜的傻瓜！”
第二节 俄国人的反应
有一段时间出现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如果阿尔贝国王懂得低头认命，让德军自由通过，那么国王子民的日子可能会要好过得多。可是，比利时国王凭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又有哪一位主权国家的统治者这样做过？纵观近代历史，保护小国免遭侵略往往被视为民主大国道德责任之所在。回到1914年，这股不可抗力对局势的影响要远比国际法更加强大。无论大多数英国民众，还是英国政府，在他们眼中，德国入侵比利时不仅是对道义的侵犯，也是对欧洲秩序的践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一旦打定主意，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就像他们过去十年以来一直偷偷摸摸干的那样——就最好下定决心干到底，不用发什么最后通牒就直接进攻。德国人从开口威胁，到发起进攻，给了阿尔贝国王时间来团结本国人民，赢得外国舆论的支持，做好抵抗的准备。比利时人展开大规模铁路隧道破坏计划，效果明显，足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效限制敌军火车在自己国家的行动。
最后通牒于7月23日晚6点送达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制造恐惧和谋杀予以谴责。通牒指控“黑手会”参与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这一条在绝大程度上所言不虚。不过，第5条和第6条要求授予奥地利人充分权力，让奥方在塞尔维亚国内进行调查与仲裁，这两点意味着交出主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妥协接受的——当然，维也纳根本就没有指望塞尔维亚会这样做。贝希托尔德的火箭就这样发射升空，飞向了远方。
那些为德国入侵行径大加辩护的人到了现在会说——就像柏林政府当时宣称的那样——即便德皇的军队没有兴兵犯境，侵犯中立国比利时，协约国也会轻易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样的论断要想言之成理，依据只有一个，那便是英国人曾经讨论过必要时封锁安特卫普，防止安特卫普落入德国人手中，以作通道之用。只是，这个应急方案随着局势发展就此作罢，最后不了了之。英国人反复告诫法国人切莫染指比利时领土，霞飞对此表示默认。有了俄国的先发举动，到目前为止，只要避免成为那个主动发起进攻的侵略者，在这场控制局面的博弈之中就是明白无误的赢家。然而，毛奇没能保持这份定力，他的军队跨过了比利时国境。俾斯麦早就警告过同胞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预计到此举对于国际舆论有何影响。阿斯奎斯政府中有一些人早就认定英国在欧洲必有一战。对于这些人来说，德国侵犯比利时无异于天赐良机。倘若没有比利时，英国纵使真的参战，国内也会分成两派，难以齐心。毛奇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太过相信英国会打这一仗，压根就未想过破坏比利时中立一事会左右英国参战，结果大错特错。当英国人看到阿尔贝国王准备领导人民光荣赴死、英勇殉国，成千上万此前还在一直反对战争的人们就此被团结在了为正义而战的事业中。
奥地利人最终下定决心，不顾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提出要求的回应，悍然兴兵入侵塞尔维亚。这个决定是7月19日在贝希托尔德宅邸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出的。第萨伯爵之前是唯一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也已妥协，接受了外交大臣的方案。匈牙利的舆论变得和奥地利一样狂热起来，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大肆抨击。穆苏林男爵是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起草人，日后不无骄傲地谈起自己“像打磨宝石一样字斟句酌”，这样“才能用雄辩的谴责之词震惊世界”。最后通牒发出的前一天，通牒草案被送到柏林。德国政府既没有打算修改措辞，也无意缓和语气，只是事后编了一套谎言，声称通牒公布之前从未见过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英国如此忙着拯救“英勇的小国比利时”，着实是一件相当讽刺的事情。布尔战争期间，阿尔贝的国家可是热情洋溢地高举着反英大旗。比利时人在殖民刚果的过程中犯下的非人罪行罄竹难书，唯一与之堪比的恐怕只有德国在西南非洲的累累恶行了。英法两国士兵都对比利时军队报以蔑视，将比利时军官视为一帮只知装腔作势的纨绔子弟。不仅如此，就在一个月前，比利时的天主教报纸还在强烈支持奥匈帝国，认为奥匈帝国有权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其中有一份报纸，列日的《快报》就对俄法同盟大加抨击，斥其为“所有心中对于自由、民主和人类文明怀有美好憧憬的人们的噩梦……这样的同盟简直违反人性”。
俄国的确是在和德国激烈竞争，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和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此言不假。可是，后面这件事情对于1914年事件的影响仅仅在于这场争斗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意与猜疑。沙俄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推迟摊牌。7月份在圣彼得堡，法俄这两个加入了三国协约的国家讨论的并非两国应该如何在军事上先发制人，而是怎样合理应对奥地利的率先发难，因为对手一举一动的背后显然有德国人在撑腰。无论是说俄国会默认塞尔维亚就这样被人占领，还是说巴黎会丢下圣彼得堡孤军奋战，不施以援手，这两种说法永远都说不过去。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之所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却双双拒绝就此收手，那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有本事打赢这一仗。
可是，这并不重要。在伦敦，仍然有一些大臣坚持认为，倘若只是让德军假道通过，仅凭这一点尚构不成理由开战。可是，大多数英国人民已经在这场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乱局之中认清了自身义不容辞的道义所在。8月2日是星期天，格雷正在与哈尔登共进晚餐，一封电报被送到手中。电报上警告德国进攻比利时迫在眉睫。二人迅速乘车去了唐宁街，把正在会客的阿斯奎斯给叫了回来。格雷与哈尔登告诉了阿斯奎斯消息，要求授权动员军队。哈尔登考虑到阿斯奎斯如果继续兼任陆军大臣恐怕忙不过来，于是自告奋勇，愿意临时承担陆军大臣一职。首相对两点建议都表示了肯定。
令人诧异的是，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二人从7月14日开始，直到25日，在此期间竟然完全没有收到来自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的任何急电。究其原因，其实是公使病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在圣彼得堡一个劲地催着萨佐诺夫“硬起来”。在那段日子里，各国大使一个个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既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时甚至还要唱主角。帕莱奥洛格为人捉摸不定，他并不害怕刀兵相见，相信军事实力的天平现在还是朝向俄法一边倾斜。不过，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想要证明此次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应当受到谴责，是在背后不怀好意、鬼鬼祟祟的搞名堂，这一点还是让人看不明白。
8月3日，星期一，这一天是英国的银行休假日。《泰晤士报》当天一早宣布：“欧洲即将面临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惨烈的一场大战……罪魁祸首就是德国。德国倘若真有诚意，在维也纳开口的时候就会出声阻止灾难发生。可是德国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当天阳光灿烂，白厅外面挤得水泄不通，密密麻麻地围满了等待消息的人们。上午11点，内阁得知了阿尔贝一世的决定，比利时将会奋起反抗。即便如此，部分大臣仍在发愁。约翰·西蒙爵士与博尚伯爵先后发表声明，声称宁可辞职，也不让英国卷入战争。不过，劳合·乔治才是关键人物。他最终打消疑虑，接受了英国参战的事实。一位自由党人失望地抱怨道，首相“缺乏勇气坚持信念”。事情的真实原因很可能在于劳合·乔治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后果，比起为了协约国这点事情闹出乱子来，更加担心政府和自由党的内部分裂，因为这样会让保守党在党争之中坐收渔翁之利。阿斯奎斯给多佛通电，要求基奇纳伯爵暂时推掉访问埃及的行程。基奇纳是英国声名显赫的军人。首相要求这位陆军元帅返回伦敦，以便必要时借他一臂之力。
普因加莱23日在“法兰西”号的迎宾甲板上举办了一场晚宴。虽然，撑起了雨篷，可一场暴风雨还是扫了宾客们的兴致，俄国皇后和几位公主都被淋得浑身透湿。不过，让总统感到不悦的却是自己的海军军官竟然在当晚的节目安排上毫无新意。总统抱怨当晚晚餐的手艺还不如一个厨娘。不过，法国代表团在几个小时之后动身离开圣彼得堡之际却信心满满，自信访问不仅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进一步确认法国对俄承诺不变。的确，我们虽然在这方面还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维维亚尼之所以让人一看就觉得不自在，很可能是因为担心总统在许愿承诺的时候不知会夸下怎样的海口。普因加莱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德国人在这段关键的日子里费尽心机，让自己得不到信息情报，原因就在于德国人害怕如果不这样做，俄法两国有可能策划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和平方案，抢得先机。虽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可奥地利人推迟时间，直到确信法国总统代表团已经远远驶离俄国海岸，到了公海，才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这是不争的事实。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直到次日才陆续得到业已送达的奥地利最后通牒的节选内容。
海军部王室代表乔治·兰伯特并不知晓事态的最新发展，他在当天上午对财政司司长说道：“我希望内阁能够不再犹豫，做出明确决定。”借用一位目击者的话来说，财政司司长“看上去脸色苍白，忧心忡忡，和星期六完全换了个样子”，答道：“我想他们已经决定好了。”不过，英国民众态度分歧依旧明显。诺曼·麦克劳德是个公务员，他在8月3日写道：人们即使知道了比利时方面传来的消息，“也对事态变化感到非常难过，害怕达成什么秘密外交协定，欺骗人民，迫使人民卷入到战争里去。要不是考虑到要赚钱，我早就辞职不干了”。《世界新闻报》的老板乔治·里德尔爵士告诉劳合·乔治：“自己只要一想起政府打算参战，就气不打一处来。”盖伊·弗里特伍德-威尔逊在《泰晤士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文章抗议道：“我以一个‘平常百姓’的身份写这封信。毫无疑问，我是特别蠢的那一个，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在我这辈子，我的祖国要被拖进这样一场战争里去。”塞尔维亚这种国家，盖伊强调道：“连牺牲哪怕一个英国掷弹兵的生命都不值得。”
巴黎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德国正在为奥匈帝国提供支持。按照维维亚尼和普因加莱的说法，二人一致认为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虚张声势，借此增加塞尔维亚方面的压力。话虽如此，两位法国领导人还是觉得手头信息太少、时间拖得太久，感到惴惴不安。此后不久，德国人便开始干扰法国外交方面的无线电通信。柏林政府在这场七月危机中采取这种手段，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仅凭这一点就完全不值得同情，勿论在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时不断撒谎诡辩。如果德国真的希望看到和平的结果，就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把法国领导人蒙在鼓里，不让对方不知道事态发展，也不会在自己掌握的情报上面遮遮掩掩、谎话连篇。
不过，英国境内的所有军事组织都接到了动员令。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莫里斯·菲斯廷上尉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小城迪尔郊外的海军陆战队基地打板球比赛。菲斯廷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他打了66次不出局，刚刚还完成夙愿，把球从窗户直接打进了军士长们用餐的食堂。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上校正在参加晚宴，侍应说传令兵带着电报在外等候。在场宾客几乎都对电报内容心里有数，不过宴会照常进行。送信的士兵一直等到宴会结束，女士们全部退场，才得到许可，把给团里的动员电报送了进来。
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斯扎帕里冷冷地对普因加莱说道：“总统先生，我们奥地利是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外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策划阴谋，反对我们自己的！”据说总统当时敦促欧洲各国务必保持谨慎，接着说道：“只要拿出一点点善意来，塞尔维亚这次的事情就能够轻易解决。不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很容易变得不可收拾。塞尔维亚在俄国有许多非常热心的朋友。俄国还有我们法国这个盟友。有太多复杂的事情让人担心！”斯扎帕里鞠了一躬，再也没有多说一句便径直退了下去。按照帕莱奥格洛的记录，普因加莱对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格洛说道：“我对刚才的谈话很不满意。奥地利大使显然得到了指示，什么也不肯谈……奥地利肯定留了一手，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萨佐诺夫必须硬起来，我们必须给他支持……”帕莱奥格洛的这番记叙虽然并非原话，还是应该捕捉到了总统讲话的语气。
英国是几个大国当中唯一一个就参战一事展开议会辩论的。8月3日下午3点，格雷现身下院。此时的格雷一眼便能看出早已筋疲力尽、面容憔悴。格雷代表政府，就危机首度发表正式声明。格雷天生不善言辞，原本有机会好好准备一下演讲稿，结果时间却被利赫诺夫斯基亲王占去。亲王专程去了格雷的办公室拜访，尽最后努力希望英国不要将德军借道比利时的小小一隅视为开战理由。这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法国总统一行21日接见了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大使，还和大部分使节说了一堆老掉牙的套话。各国大使身着绣有金线的制服和齐膝的短裤。其中，德国特使表达了意愿，期待能与自己的法国妻子夏天晚些时候拜访法国。英国大使是乔治·布坎南爵士，用总统的话来说，“一脸冷冰冰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英使表示了对于欧洲局势的担忧，建议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直接对话。普因加莱回答大使，认为事态照此发展将会非常危险。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次谈话让我感到相当悲观。”哈布斯堡帝国大使弗雷德里希·斯扎帕里的话让这位法国总统感到更加不安。总统回忆道：“此人给我的印象是奥匈帝国打算让全体塞尔维亚人承担（在萨拉热窝）犯下罪行的责任，很有可能想把这个小小的邻国好好羞辱一番。如果我一句话都不开口，他会以为我们法国容忍率先动武。我只好回答说塞尔维亚在俄国是有朋友的，这些俄国朋友听到您讲这些话肯定会相当吃惊。其他地方也会有人和他们一样感到惊讶的。”
下院当天座无虚席，就连留给外交官和公众的旁听席也被挤得水泄不通。阿斯奎斯面无表情，听着格雷发言。格雷希望下院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还有英国的责任”三个方面好好考虑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这位外交大臣告诉议员们英国已经与法国达成秘密海军协定，还有政府为何决心不能坐视不管，任凭德国的炮舰跑到英国的门口，在法国北部沿海肆意妄为。听到这里，保守党议员们纷纷高声欢呼起来，自由党党员们则坐在座位上，一语不发，一看就知道不少人并不买账。格雷谈到了英国的利益和贸易通道的问题，不过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接着突然提高声调，用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义愤之情，谈起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不容侵犯，厉声说道：“难道我们可以忍心袖手旁观，眼看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在眼前发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也成了罪孽深重的共犯？”
不过，法俄一致商定，即便俄国需要像上一次巴尔干危机那样采取预防性动员，双方都要就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做出强硬回应，但又不要让自己背上促使欧洲大战爆发的罪名。这样说不难理解。沙皇肯定对于打这样一场大仗毫无兴趣，沙皇手下的将军们明白如果到了1916年再同德国人兵戎相见，自己的军事位置会稳固得多。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送达之前，俄国驻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大使，连同俄国陆军军需主任，军中性格最为强硬的尤里·丹尼洛夫将军都不在岗，这无疑进一步表明圣彼得堡无意激起对手的敌意。关于这些会议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沙皇亲自提出在1915年访问法国。法俄两国代表团随后乘船沿涅瓦河而上，观光旅行，途中经过造船厂，新建的战列舰就停泊在厂内，工人们却在罢工闹事。尼古拉二世赶紧解释，声称这一幕其实是德国人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试图借机破坏这次国事访问。普因加莱听了后耸了耸肩，说了一句：“纯粹自作多情。”
格雷接着话锋一转，回到欧洲势力均衡的问题上来，这是英国政府几个世纪以来的基本路线，再令人熟悉不过。格雷说道，英国必须表明态度，“反对任何国家一切毫无节制的扩张行径”。在经过长达75分钟的演讲之后，格雷以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方式作了总结陈词，呼吁道：“有那么一刻，我根本就不相信即便我们置身事外，待到战争结束就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就能够避免让对面的西欧大陆落入敌手，为一国独占统治……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在世人面前放下我们的骄傲自负，放下我们的名声美誉，无论后果多么严重，多么可怕，我们都不应该选择逃避。”
法俄代表团很可能就巴尔干半岛危机进行了深入交谈，并且达成一致，决定共同采取强硬路线。普因加莱认为德国人只是虚张声势，说道：“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对德国人表示出和解姿态，德国人总是恶语相向。反过来，每次只要我们表现强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强硬被视为是一招妙棋，相当管用，有力地影响着1914年7月危机中列强的行为举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普因加莱此次圣彼得堡之行让萨佐诺夫坚定了开战的决心——在英国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看来，萨佐诺夫是一个“让人失望、摇摆不定的家伙”。法国大使馆有一回举行国宴，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法国总统说了一番话，语气措辞像极了另一边的康拉德。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危机加剧，俄国正赶上农忙收割的季节，可能会在兵力动员上面临很大困难。法国总统之所以在回忆录中对与这种突发状况有关的谈话记上一笔，表明在他和萨佐诺夫看来，巴尔干半岛局势要更加严重，而不像两个人后来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格雷的最后一段发言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英国到底应不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的焦点。下院当天下午用满场掌声与欢呼来欢迎格雷的这段讲话。格雷在其长达29年的首相生涯中以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为人熟知，正因为如此，他这一刻的雄辩才起到了如此美妙的效果。西蒙与博尚在听完格雷的演说之后双双收回辞呈。虽然，议会从未要求在最后关头进行投票表决，但即便是一向主张和平的自由党党内气氛也发生了戏剧性反转，变得支持参战起来。
换作今天，我们会把这次会晤称作“法俄两国首脑峰会”。可是，要想对这样一场会谈做出评价，可以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会议记录留存下来，与之有关的政府公报也少之又少。几位主要当事人日后写的回忆录对于当时到底谈了什么，多在闪烁其词，甚至也许有意欺瞒。普因加莱和萨佐诺夫都声称谈的只是一些笼统的事情，因为二人对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布最后通牒一事一无所知。这个说法很可能并不属实，因为俄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破解了维也纳的外交通信。沙皇的总参谋部也已完全掌握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计划与军事动向。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是奥地利情报首脑，有同性癖好，在1913年自杀身亡。此人是圣彼得堡安插的特工网络中最为有名的人物。俄国人虽然从一名间谍手中以10000卢布的价钱买到了德国陆军1905年的模拟作战方案，对于德国人打算在西线发动大规模两翼合围的作战计划已经没有疑虑，可手头有关德国的情报相比之下确实要少很多。
“现在应该怎么做？”丘吉尔与格雷并肩走出下院时问了一句。我们要给柏林政府送去最后通牒，这位外交大臣答道，要求德国24小时之内把军队撤出比利时。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写道：“格雷的演讲……非常精彩，比我预期的还要（让巴黎）满意。德国早就决心发动战争，不惜一切手段诱骗我们不要插手争端。”朱勒·康邦在战后说道：“当时英国政府执政的是自由党，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要是换了其他反对党，英国很可能就会推迟干预。”康邦此言也许不错。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倘若台上坐的是保守党，政府还会不会这样急着参战，自由党没准也只能调整步伐、亦步亦趋。自由党或许还是叛逆性太强，两位自由党下级内阁成员莫莱子爵和约翰·伯恩斯一起选择了辞职走人。
普因加莱对三国协约可谓满腔热情，带头和俄国人商讨起了对策。他在日记中用夸张的笔调辩解道：“我已经承担起了维维亚尼应该承担的责任，担心他有些犹犹豫豫、胆小怕事。”帕莱奥格洛注意到“每次主动开口的总是普因加莱。过不多久，就只剩他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了。沙皇虽然只是默默点头，可脸上的表情表明发自内心地认可，散发出来的是信任和同情”。虽然，这位大使的话不见得句句属实，可在谈话气氛双方意气相投这一点上倒是没有说错。
诚然，白天的一幕堪称波澜壮阔，可人们当晚依旧无法确定英国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军事措施才切合实际。外交大臣格雷在下院发言声称，英国作为一个海军强国，参战的话，“当然会有所损失，但这点损失和袖手旁观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格雷的这番话让后人看到他在政治上幼稚到何种离谱的地步，从而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正是由于英国政府对这样的幻想念念不忘，才没有一位大臣下令授权立即调派陆军，赴欧洲大陆作战。这样的搪塞推诿令军事将领们大为光火，军方深知时不待人，必须争分夺秒，赶快下令召集英国远征军，赶在德军铁蹄踏破比利时和法国之前起航赴欧。
勒内·维维亚尼属于英国人心目中那种理想的正儿八经的法国人形象——说话口齿伶俐，为人难以捉摸，容易感情用事，冲动随性，时不时会按捺不住脾气，口无遮拦，冒出几句污言秽语来。此次访俄期间，维维亚尼脑子里显然更多想着的是国内的事情，而非外交事务——他一方面担心卡约那件案子到底审理得如何，生怕乱哄哄的法庭上万一冒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证据来，自己面子挂不住，另一方面还得牵挂着自己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女演员。随着消息从巴黎传来，普因加莱变得越发没有耐心，无法坐等欧洲危机出现什么解决之道，而维维亚尼似乎只在乎巴黎又有哪些闲言碎语、小道传闻。维维亚尼说了，塞尔维亚这件事情既然明摆着要有个结果，急着回家也就毫无意义。
库独里哀·德·夏西涅是《费加罗报》派驻伦敦的记者，他给《每日邮报》的新闻编辑汤姆·克拉克打了个电话，希望打听一些最新动态。“你们是不是打算帮法国一把？”夏西涅焦急地问道，“我知道全英国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可你们的政府还在‘等着看’，简直一点用也没有。那帮人到底什么时候动手？时间很快就要来不及了。局面会变得不可收拾，如果……诺斯克里夫爵士和你们《每日邮报》就不能帮点忙吗？”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站在尼斯当地的报社外面，看着门口贴着的海报，厌恶地大声说道：“英国太不关心我们了，真不要脸！”8月3日傍晚，德国驻巴黎大使拜访勒内·维维亚尼，高声宣读了开战宣言。这是一份因满是谎言而在道义上毫无力量的宣言。宣言宣称法国飞机轰炸了纽伦堡和卡尔斯鲁厄，由于飞机从比利时上空飞过，因此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维维亚尼对指控全盘否认，二人随后再未多说一句，相互鞠躬，各自离开。霞飞将军在动身前往司令部之前和普因加莱正式道别。这位将军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坐镇统帅部，发布军令，他将拥有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位指挥官都要绝对的权力。
法国代表团于20日抵达彼得霍夫宫的栈桥码头，受到俄国皇室成员以及尼古拉二世手下几位大臣的欢迎。根据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的报告，他听见沙皇在等待接见来访的法国客人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简直无法相信（德皇）居然想要打仗……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德皇……（就知道）他这个人装出这副样子完全是在演戏！紧要关头能够指望英国帮忙，还是这个对我们更加重要。除非德国人昏了脑袋，否则是绝不会同时进攻俄、法、英三家的。”宾主双方首先客套了一番，普因加莱随后请塞尔盖·萨佐诺夫谈谈他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看法。根据总统的回忆录记载，这位俄国外交大臣表现得极其不屑。从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传来消息，警告奥地利人似乎有可能采取过激行动，可是消息过了好几天还没有送到圣彼得堡。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帕莱奥格洛随着访问深入，也变得越发兴致高涨，情绪激动，写道：“女人脖子上挂着的珠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有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黄宝石，还有绿柱石，应有尽有，美不胜收。”这一幕也成了欧洲旧统治阶级志得意满，享受平静安逸生活的最后盛景。
8月4日早上8点刚过，德军首批部队就从盖默里希越过比利时边境，这里距离列日仅有30英里。比利时宪兵撤退之前下令对德军开火。抵抗虽然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中午时分，国王阿尔贝一世正式向英国发出呼吁，要求英国作为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保卫者出兵支援。国王随后穿上戎装，踩蹬扶鞍，骑上战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跟着一小队马车，其中一辆车内坐着国王的妻子和孩子，一行人动身前往布鲁塞尔的议会大厦。国王下马走进议会大厅，向议员们大声说道：“先生们，你们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动摇，坚决捍卫父辈留给我们的神圣遗产了吗？”全体议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高声答道：“是的！是的！是的！”此情此景，令人激动。
法国1911年至1914年先后经历了七届政府更迭，此后长期政局不稳，一直忙于处理零乱琐碎的国内事务，约瑟夫·卡约的妻子亨丽埃特射杀《费加罗报》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一案便是其中之一。总统雷蒙·普因加莱和临时总理勒内·维维亚尼7月16日一早搭乘“法兰西”号战列舰，从敦刻尔克出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统与临时总理声称要将此次出访当成一次度假旅行。普因加莱后来写道“自己是带着和平幻想起航的”。船上的无线电设备相当简陋，海上航行期间，二人发现竟然处于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境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起了浓雾，仿佛把欧洲的海岸藏了起来。”
在柏林，德皇威廉将帝国议会的全体议员们召至行宫。德皇头戴头盔，身着全套军礼服，在贝特曼的陪同下接见了议员。贝特曼同样戎装在身，一身龙骑兵近卫队的装扮。德皇对比利时只字未提，只是宣称战争由塞尔维亚挑起，并且得到了俄国支持：“我们拔剑而战，我们的良心是干净的，我们的双手也是干净的。”德皇的一席话赢得了到场议员经久不息的掌声。相比之下，贝特曼后来在帝国议会的发言则是完全另外一码事。贝特曼的直言不讳日后被提尔皮茨斥为疯狂作死。贝特曼说道：“不错，我们入侵比利时是违反了国际法。可是，只要能够达成我们的军事目的，我们犯下的这个错误——我现在公开地说——我们就能够让这个错误变成一件正确的事情。”社会民主党议员对此给予了热情的掌声，保守党议员也鼓起掌来。
西欧各国并未对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这场口水仗给予足够关注。《泰晤士报》7月3日在王室和社会版面上发布消息，声称：“家庭佣人问题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为了帮助改善现在的状况，《泰晤士报》几个月前便制定计划，由女性专家帮助夫人小姐们挑选既能干又可靠的仆人……”16日的《泰晤士报》在第二条社论中讨论了欧洲局势，敦促塞尔维亚应该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主动展开调查。该报最后得出的结论相当轻率，认为无论是动用武力，还是威胁使用武力，都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外交接触中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任何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都将对欧洲和平构成新的威胁。我们相信，奥皇陛下和他最足智多谋的顾问们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两天之后《泰晤士报》外国版面的头条新闻是一条和墨西哥有关的消息，唯一一条关于欧洲的消息标题是《塞尔维亚人怕了》。7月17日，劳合·乔治在面向伦敦商界的一次讲话中谈道：“虽然我们在外交事务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片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但有些乌云似乎已经散去。”劳合·乔治强调自己有信心，欧洲的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自从事发，英国政坛与新闻界——不管怎么样，新闻界此时关注的焦点在于北爱尔兰危机——都认为如果真要为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吹胡子、瞪眼睛这么一点小事大动干戈、付诸武力，简直匪夷所思，实在不值。
阿斯奎斯和格雷8月4日一直匆忙奔走于下院和白厅之间，他们受到了民众的欢呼喝彩。首相在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写道：“温斯顿现在已经披挂齐整，准备上阵了。他盼着明天一早就开始海战……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感到无比难过与忧伤。”当天下午，下院宣读了英王乔治五世颁布的动员法令，阿斯奎斯随后在下院宣读了英国对德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当晚午夜，也就是伦敦时间晚上11点之前做出答复。最后通牒直到当晚7点，也就是格雷得知德军已经进入比利时境内之后才最终发出。贝特曼从英使手中接过最后通牒时愤愤说道：“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竟然在比利时身上大做文章，简直虚伪之极，这根本就不是英国参战的原因！”这位帝国宰相向爱德华·戈申爵士喋喋不休地抱怨了一通，斥责英国要为开战以及之后的一切灾难负责，最后还说：“一切就是为了一个词——‘中立’——一切就是为了一张废纸。”贝特曼的这句话被载入史册。许多德国人承认自己将英国人插手干预视为背信弃义。
7月14日，贝希托尔德伯爵主持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会上就帝国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做出决定。康拉德提出开战时机的问题，考虑到正值农忙收割季节，动员后备役兵员恐引发经济困难，因此希望将开战时间推迟到8月12日之后。外交大臣拒绝了推迟开战的提议，对这位陆军参谋长说道：“外交上我们拖不了那么久。”言下之意，协约国保持和平的压力维也纳方面恐怕难以承受。德国大使得到消息，贝希托尔德的幕僚正在对送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进行文字措辞上的修改，好确保贝尔格莱德方面肯定拒绝接受。
回到伦敦，天色将晚，内阁再次召开会议，宣布德国已经接受与英国开战的消息。阁僚们先是进行了一番讨论，接着便全都静静地坐在唐宁街的议事厅里，等待时钟敲响。大本钟响起了午夜11点的第一声钟声，政府知道木已成舟。二十分钟之后，开战电文被传给了英国陆军。电文写得相当简明扼要。在诺曼·麦克劳德看来，在此之前的20个小时里，“民众情感发生了非比寻常的变化。直到星期一还是情绪激烈的反战派‘中立联盟’占上风。然而，德国人拒绝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彻底毁掉了这一切”。麦克劳德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显著变化。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时候，伦敦城内还可以见到恐慌情绪，人们在抢购食品储备。（可是到了星期一），人们已经表现出对政府的完全信任——我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至少在布尔战争期间哪怕连一回都没见过”。
仗是大家都想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宿命论的论调在哈布斯堡帝国要更加明显。1914年3月，颇具影响力的军事刊物《但泽军报》宣称，国际局势很少像今天看上去这样严峻。巴尔干半岛战乱不断，意大利1911年吞并利比亚，这些都只是前奏和序曲，“一场大战即将到来，在不可避免地等着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备竞赛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再是维持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相反已经变得丧心病狂、毫不掩饰，都在为战争抓紧准备，而战争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将到来”。《但泽军报》同时着重提到俄国还需花费数年功夫，才能完成战略铁路网络建设，而这对于实现快速动员必不可少，因此提前开战“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将是极其不利的”。文章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失去主动权之前先发制人最符合奥地利及其盟友的利益：“今天，胜利的天平倒向我们。可是，天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是这样！迟也罢，早也罢，流血牺牲终将到来。所以，让我们抓紧时机。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只是决心！”
8月4日晚，在位于查塔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基地餐厅内，一名服务员将一份电报交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手中。司令大声宣读起了电文：“立刻开始对德作战。”赢得了聚集在餐厅内军官们的齐声喝彩。他们中的不少人将在此后的一年内战死沙场。至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南非这些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及殖民地，没有任何人在有关开战决定的问题上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只是由各自的总督签署了代表官方权威的声明，宣布与母国一道与德意志帝国就此进入战争状态。发出抗议声音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布尔人。其中一位名叫雅各布斯·迪芬特尔。迪芬特尔将手下的突击队员召集起来，然后发了一封电报给以前的老上司路易斯·博塔，后者此时已经当上了南非总理。迪芬特尔在电报中写道：“我的人全都武装好了，也上了马，只等开打。不过，我们到底是跟谁打，是打英国人，还是德国人？”迪芬特尔最终接到命令，加入一支另外集结的部队进攻德属西南非洲。另外一些人举起枪开始反英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托马斯·曼在笔下写道：德国的知识分子在高唱战争的颂歌，“就像在互相比赛一样，唱得豪情万丈，仿佛这些人自己，还有德国人民——知识分子不就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么？——除了与这么多国家为敌，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看不到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一面”。有些保守派人士对191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爱不释手。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名叫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书名叫作《德国：下一仗该怎么打》（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作者在书中宣称德国“有责任开战……战争是具有第一重要性的生物本能……没有战争，那些低等腐朽的民族就会轻易阻碍健康新鲜生命的成长，世界的没落就将接踵而至……上天赐予了我们权利去征服，去占领”！伯恩哈迪虽然并未得到毛奇赏识，被毛奇斥为“一个只会白日做梦的蠢货”，可他的这本书却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人进行了强烈抨击，其中就包括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不过，英国舆论之所以哗然，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把所有征服和占领该干的事情，早就已经干完了。
即便对于不少灵机善变、消息灵通的欧洲人来说，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干的这件事情后果到底有多严重。这一点从英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便可得到验证。英国领导人还在谢天谢地，感谢这场战争让自己的国家得以从爱尔兰脱身，不用流血摊牌。格雷在8月3日的下院演讲中说了一小段离题话，听来幼稚可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附带说一句：爱尔兰的局势现在这么糟糕，开战这件事也算是件好事。”威廉·波德伍德男爵是英印政府的军事秘书，写道：“考虑到爱尔兰局势，这场战争机遇难得，正好避免了内战。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也累了，不想再打了。”
贝特曼、德皇威廉二世，还有毛奇，三个人就这样在相互纠结与制约当中做出了关键决定。德国在积极鼓动奥地利人进攻塞尔维亚，身在柏林的这三位主要角色从未做过任何努力去控制事态发展，避免扩大成为一场灾难。正因为如此，这三个人才要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承担罪责。诚然，如果说三人在七月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处心积虑，企图加速欧洲全面战争的到来，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可是，正是德国人对这样一个结果普遍笃信不疑的宿命论思想，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全面大战的发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数百万产业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爆发之后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说道：“每个国家都将进一步武装自己，迎接战争的到来。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开口说道：‘哪怕落得个痛苦的下场，也要好过这样没有结果的痛苦下去。’（有的国家也许还会说）‘如果拖得再久一点，我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弱小，而非更加强大。’接着，灾难就会发生；接着，欧洲就将开始实施大规模动员计划，动员1600万甚至1800万人，这些人都是不少国家的精华，就这样被最致命的杀人武器武装起来，走上战场，相互厮杀。资产阶级的世界啊，你们的黄昏到来了！”
拉姆齐·麦克唐纳由于支持者——一如他们在德国的工人同志们一样——投票支持发行战争债券，宣布辞去工党主席。麦克唐纳在下院发言声称英国应该保持中立时还赢得了一些喝彩。不过，他接着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保持中立才是对的，因为只有保持中立，才与我们国家的传统，才与目前执政党的传统一致。”此言一出，立时激起一阵嘲笑。对于那些敏感的在场人士来说，如此笑场显然不合时宜。庞森比先生是斯特灵自治市的代表议员，评论道：“我们正处在大战边缘，而他讨厌看到人们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战争。”庞森比的话赢得了一些赞许的声音。另外一位议员韦奇伍德先生则声称，这次开战不会“像18世纪那些令人怀念的老战争……而是事关文明存续的大事，这个文明耗费了数百年历史才走到今天”。下面这段话虽然在当时鲜有掌声，却恐怕算得上最睿智的评论。这段话同样出自拉姆齐·麦克唐纳之口：“没有哪场战争是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的。”
贝特曼的判断能力并没有因为独处有所提高。久病的妻子在1914年5月去世，留下他一个人将闲暇时间消磨在柏拉图的希腊文原著上。贝特曼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尤其是在帝国议会当中。毛奇根本就没有功夫搭理贝特曼，因为对毛奇来说，自己职业生涯成败与否，完全掌握在主子德皇一人手中。这位帝国宰相在七月危机中一开始还以为找到了机会，如果在外交上有所举动，就能重塑个人权威与声誉。贝特曼是鼓励德皇支持奥地利的幕后推手，在到底给主子看哪些电报通信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挑剔，这样才能显出自己是多么沉着镇定，目标坚定。贝特曼相信不管圣彼得堡做出怎样自认为合适的回应，德国都应该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不用担心惧怕。
危机进入最后几天，不少头面人物，也就是那帮各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人物，那帮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经历了畏缩的时刻。这帮人依稀看到自己正在走的这条路倘若继续走下去，下场会有多么可怕，于是一个个回过头来，渴望找到来时的路。这样的形容放在德皇、贝特曼和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再贴切不过，可是如果用来描述奥地利人、毛奇，或者萨佐诺夫，就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了。法国人坚信支持俄国是自己的宿命，其信念之坚决，让人匪夷所思。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确信——法国人这样想也没多少不对——既然自己身为协约三国中的一员，那么德国军队无论如何都会对自己下手。反观英国，除了丘吉尔这样几个为数不多的野心家之外，恐怕是最不愿意参战的一个。不过，英国人在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事实中找到了参战理由。正是由于英国是一个大国，所以英国人才会觉得每当有大事需要解决的时候，自己必须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贝特曼天生是一个官僚，而非领袖。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起自己1908年访德研究健康保险法时曾与贝特曼有过几次谈话，如此评价道：“他这个人虽然挺有意思，却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个聪明、勤奋，也很明事理的官员。不过，他并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并未让我觉得好像遇见了什么非常强大、有朝一日能够改变命运的人。”贝特曼同样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尤其是在战和的利弊问题上摇摆不定。1912年，贝特曼访俄归来，对俄国国力蒸蒸日上的迹象深感吃惊，第二年就开始大声鼓噪着要挑起战端，先下手为强。1913年4月，贝特曼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大谈斯拉夫人与条顿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并且警告维也纳，只要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俄国肯定会掺和进来。不过，这位帝国宰相赶上脑子稍微好使的时候，又会承认武装冲突的确会带来危险。1914年6月4日，贝特曼就对巴伐利亚公使说过：保守派幻想通过一场战争，就能够让自己重掌国内权威，打垮令人讨厌的社会党人，这种想法简直荒唐。“一场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会让社会民主党人的势力大大加强。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懂得和平有多么珍贵”。战争，贝特曼接着还说，能够随随便便就让某些人丢掉王座。
在剩下的最后几天和平日子里，英国保密局军情五处处长弗隆·凯尔待在水门大厦的办公室里24小时足不出户，忙着组织缉拿已经查明的德国间谍。弗隆手下的这个组织虽然成立不久，只有17名员工，却已经和各郡警察厅长建立起了强有力的联系。从8月3日开始，直到16日，一共有22名间谍被逮捕归案。有些间谍用了沃尔特·李曼的方法成功逃脱——李曼是个外语教师，住在赫尔市，是在泽布吕赫坐渡轮逃走的。英国人相信虽然还有间谍未被发现，即便如此，这一小撮人也帮不了德国什么忙。
然而，偏执与妄想恰恰是那个时期德国人在心理上最显著的特征。国内，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国外，三国协约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使得德国人以为本国的战略地位远未逐步加强，反而正在不断削弱。不少德国银行家与实业家病态地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绞杀德国的贸易。柏林驻维也纳大使起初还试图平息奥地利政府的怒气，谁料德皇在大使报告上竟然批了这么几句话：“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做？简直愚蠢之极！”德国人知道沙皇势必将塞尔维亚置于俄国的保护伞下，因为尼古拉二世之前早就承诺过要这么做。可是，毛奇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己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二人坚持将俄国视为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与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注定有此一战，那么不如趁早动手。1914年5月20日，这位总参谋长在从波茨坦到柏林的路上，对同坐一列列车包厢的外交大臣雅高说道，俄国只需几年工夫，就将赢得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赶在俄国人赢得优势之前先发制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同法国，也就是毛奇预料之中俄国的盟友同时兵戎相见，那么这位总参谋长已经为此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并且口口声声承诺有信心赢得胜利。
被捕的大多数间谍都是通过截取通信的方式得以确认的。内政部下达授权令，专门截取这些间谍与德国情报机构、德意志帝国海军情报处之间的通信往来。整个监视系统由温斯顿·丘吉尔一手扶持培养。德皇见手下的间谍头目们如此不堪重用，不禁火冒三丈。威廉二世有一次对英国间谍网总负责人古斯塔夫·施泰因豪尔大发雷霆，怒道：“我身边是不是都是一群傻子？到底谁在负责？”德国陆军军情部门集中精力对付法国，英国则留给海军对付。施泰因豪尔战前多次出入英国，主要通过向移居英国的德国侨民主动写信来招募人手做间谍。施泰因豪尔手下最能干的“邮递员”当数卡尔·恩斯特。此人住在本顿维尔，是一名理发师，通过在给水兵理发的时候套近乎，搜集情报。德国在英国的战时情报网络自从1914年被端掉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害得柏林直到8月21日才得知消息，英国远征军已被派往法国。
问题的答案看来不止一个。首先，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和同时代的不少人一样，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野心与展现国家力量自然而然的手段。毕竟，普鲁士在19世纪后期就先后三次采用过这种成本低廉的方法。德皇威廉二世麾下帝国海军办公厅主任格奥尔·穆勒曾在1911年向他的主子说过：“战争在所有罪行当中并非最恶的一个。”正是这样的想法左右了柏林政府的思路。德皇及其主要顾问低估了自己的国家，没有意识到德国凭借经济与工业发展，同样可以获得统治地位，完全无须与他国兵戎相见。德皇及其大臣以为只有靠着在战场上兴兵动武，才能赢得霸权，其实大错特错。
与此同时，萧伯纳也给自己作品的德语译者发去电报，上面写着：“你我战时无法继续合作。无论如何都送上我最友好的祝福。”诺斯克里夫勋爵在给自己以前在维也纳的通信记者威克姆·斯蒂德的信中写道：“好吧，该来的终于来了！”斯蒂德回信写道：“是的，感谢上帝！”好些俄国人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念念不忘，总把英国称作“英国女人”。有个农民在1914年8月说“自己很高兴见到英国女人终于和俄国站在一起，因为首先英国女人很聪明，又愿意帮忙，还有，如果俄国情况不妙，英国女人很善良，愿意帮忙；再有，如果要谈和的话，英国女人意志坚强，不会让步。”
于是乎，一场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战争在劫难逃。可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局部战争难道真的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吗？塞尔维亚真的值得让人伸出援手，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裁定的命运当中解救出来吗？诚然，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极不负责，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不容争议。可是，单单以此作为证据，就把这个国家定义为流氓国家，就要亡国灭族，这听上去又显得言过其实。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是因为自身的虚弱无能，才会如此躁动不安，才会为了惩罚“埃皮斯”及其同党，悍然发动一场战争，那么哈布斯堡帝国的邻居，那个国力强大、蒸蒸日上的德国竟然也会为了这么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甘冒全面大战的危险，这就着实让人匪夷所思了。
弗兰·苏克利是斯洛文尼亚家喻户晓的智者哲人，1914年的时候已经65岁。8月4日这一天，这位不愿在哈布斯堡王朝面前低头臣服的老人正坐在堪迪哈有名的斯滕伯尔花园的树下，读着英国对德宣战的消息。老人对围坐身边的一小群信众说道：“你们最好现在感谢上帝，祈祷这场战争三年之内赶快结束。”苏克利的话很快传遍了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人人都以为我肯定疯了。大家一心指望着只要三个星期就会有结果出来，顶多不超过三个月”。在柏林，《每日邮报》的弗雷德里克·威尔斯描述了当天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一幕：“当德国人意识到英国对德宣战，立刻变成了愤怒的暴徒……石头、钥匙、棍子、刀子，还有雨伞，凡是能扔的东西都从窗口扔了进去，上面的玻璃全被砸了个稀巴烂。”
不少奥地利军人不仅毫不担心可能与俄国开战，反而将这次摊牌视为天赐良机，正好彻底铲除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沃尔夫冈·海勒是总参谋部的一名参谋官，他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自己有绝对的信心，塞尔维亚肯定会拒绝维也纳的最后通牒，唯一担心的只是俄国人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上钩——“除非我们实施‘攻俄计划’，否则无法真正赢得胜利。只有当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斯拉夫）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只对塞尔维亚开战，却不将这个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将毫无意义。打什么所谓的讨逆战争毫无价值，纯粹是浪费子弹。南斯拉夫问题必须得到彻底清算，这样才能让全体南斯拉夫人紧密团结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之下。”海勒的观点在当时的奥地利王公贵族、军事将领，政坛人士和外交官员当中可以说大行其道、颇有市场。
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当时正在英国参加一个乡村网球俱乐部的聚会。他表达了自己的宽慰与感激之情，写道：“……我真的很害怕格雷到了最后一刻会顶不住。……让我感觉没有信心的是阿斯奎斯。我没有想到这个老人会有这样坚定的决心……感谢上帝，接下来会有一段时间看不到‘德国制造’这几个字了。”8月4日晚，大批民众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齐声高喊口号，唱着歌曲。莫里斯·巴林看见一个男人喝得醉醺醺的，穿着晚礼服，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停着的一辆出租车顶上，对着一旁路过的行人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
相比之下，奥地利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却在不断敦促采取行动，发动入侵。奥约斯伯爵在大战结束之后写道：“今时今日，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相信德国人实力强大，相信德国军队战无不胜，正是这些才让我们打定主意，一心以为一旦对塞尔维亚动武引发欧洲大战，德国肯定会在更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即便英国已经宣战，仍然有人对此拒不认同，表现得情绪异常激动。8月5日，查尔斯·P.斯科特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文章，写道：“英国签下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协定，如此一来就能够以符合法律的名义，在背后干这些只有疯子才干得出来的蠢事，让自己掺和到两大军事同盟的疯狂战争赌博中去……我们将为这场战争赌上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家当，却什么也赢不回来……终有一天，我们将为此后悔不已。”时至21世纪，不少英国人都对斯科特的话表示认同，这不仅仅是主要因为接下来经历的一切过于惨痛，还在于这些人并不理解为什么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去和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作对。
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7日告知奥地利内阁“即便我们对塞尔维亚开战可能引发大战”，德国人仍然没有对于采取过激措施给予足够支持。就在当天，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特使乌拉第米尔·吉斯尔男爵在维也纳参加完会议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从外交大臣那里带来了明确指令：“无论塞尔维亚对（尚在起草之中的）最后通牒作何回应，都必须撕破脸皮，坚决开战！”唯有匈牙利总理大臣伊斯特万·第萨伯爵对“欧洲大战的悲惨后果”表示担忧，建议谨慎行事。第萨告诉尤里乌斯·安德拉什伯爵，杀害大公的是一小撮目无法纪之徒，不该因为一小部分人犯下的罪行就迁怒于整个国家。第萨直到7月中旬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诚然，塞尔维亚政府或许没有卷入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行动，可塞尔维亚军队却与这件事情瓜葛极深。协约国三巨头倘若事先有知，其中任何一个是否又会做出不同的举动呢？答案是几乎肯定不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兴兵犯境的真正理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做出回应的原因所在。俄国人只是觉得仅仅因为一个普林西普，还有“埃皮斯”犯下的罪行，就要把一个小小的斯拉夫国家彻底消灭，这样的惩罚未免太过严重，让人实在无法忍受。法国人除非老老实实宣布保持中立，并且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把边境上的堡垒要塞乖乖交出来，否则法俄同盟必然会让毛奇在西线发起进攻。英国人其实对塞尔维亚大祸临头，毫无触动，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并且对法国构成威胁，才必须有所回应。这场冲突很快就将演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参战各方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动机，在作战目标上也鲜有相同之处。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将关系到东欧局势；欧洲大陆战争将决定德国人能否赢得统治权；德国还要挑战英国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这三场争斗将最终演变为一场大战。随着以日本、土耳其和意大利为首的其他国家卷入争斗，其他方面，尤其是领土方面的争夺也将一一融入这场大战。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演戏骗人，可是如果说德国人到了这一刻，就算知道局面压不下去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早就听天由命，他们也真的相信自己有本事将这场奥塞之战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做这样的推断才更加符合情理。海军少将艾伯特·霍普曼性格强势，消息灵通，经过一番观察，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当前局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既然如此，一个政治家倘若真有远大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就应当好好把握，充分利用。”霍普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柏林有不少人与他看法相同——认为德国在这场巴尔干危机中只需付出小小成本，就能赚取宝贵的外交资本。7月16日，霍普曼在日记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为我们会卷入战争。”到了21日，他又写道：“欧洲是不会因为一个塞尔维亚就真的打起来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有不少英国人一直认为代价太过高昂，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替参战加以粉饰。不少人指责是爱德华·格雷爵士让英国卷入了大战。可是，假设德国人真的赢得欧洲大陆统治权，进而可能获得对英霸权，那么这位外交大臣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避免这样的结果，又是否应该对此负责呢？
奥约斯回到维也纳之后，德国领导人反倒表现得无动于衷起来。阴谋论者认为这纯粹就是在演戏。贝特曼也曾偷偷去过几次柏林，与军方交换意见，不过他在7月余下的大部分日子里一直待在奥德河畔霍亨菲诺的私宅当中。毛奇去了卡尔斯巴德疗养——他这已是一年当中第二回去那里疗养了。7月25日，毛奇返回柏林，正好赶上维也纳与贝尔格莱德摊牌。德皇7月6日乘船去了北海，开始一年一度的夏季游艇旅行，直到27日才返程结束。包括普鲁士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在内的一众高级军官全都放了假。各大报纸也被勒令不得发布煽动性文章，以免激怒法国人。
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提出了另外一个反对参战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当时颇为吃香。他将矛头对准了那帮自己看不顺眼的军人：“要不是那帮军事人员满脑子什么职业热情，缺乏耐心，匆匆忙忙把军队之间之前商量好的计划拿出来付诸实施，政府间的谈判也许能够继续下去。这些谈判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始，就没了下文。若非如此，这场战争很可能也会因此得以避免。”劳合·乔治的话纯属强词夺理。这根本就不是一场“意外导致的战争”，而是一场奥地利人在德国支持之下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战争。
里兹勒试图让贝特曼把心放宽，建议单走外交渠道兴许能够迫使塞尔维亚就范，当然最后也不忘加上一句，给贝特曼打气鼓劲：“如果战争真要到来，（遮掩两国之间不共戴天仇恨的）友好面纱终究要被扯掉，那么全体德国人民都会在紧迫感与威胁感的驱使之下追随阁下。胜利就是解放。”正是在这种瓦格纳式的长吁短叹和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之中，德国的政治领袖们投入了这场七月危机。走到这一步，贝特曼和德皇为国家该做的一切都做了，该说的一切也都说了。虽然，毛奇曾向德皇保证帝国军队已经准备万全，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可是有些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在向奥地利做出关键保证之前，并没有人直接征求过毛奇本人的意见。
即便时至今日，也和1914年一样，要想对有关英国是否有必要参战的问题进行任何评判，都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即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虽然，今天有一小部分人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会说如果当年德国获胜，那么就会提早半个世纪创造出一个类似欧盟的政治实体来。这样的说辞听起来敷衍草率。即便德皇统治不能与纳粹政权相提并论，可在治国理政方面也丝毫谈不上明智开化。统治压迫才是德皇的目的所在，能够以和平手段达成目的固然不错，但若有必要，挑起战端也未尝不可。德国人生就的偏执让他们将一切试图遏制或者质疑其自身在国际事务中强势行为的举动统统视为敌意。不仅如此，七月危机期间，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在不断撒谎，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与行为。相比之下，不管英国人做事有多么不如人意，阿斯奎斯政府不管是对盟友，还是可能刀兵相见的敌人，至少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德国人敦促奥地利人加快进度，不给塞尔维亚人时间获得外交和军事支持。德国人希望维也纳速战速决，派遣哈布斯堡帝国军队占领塞尔维亚首都，待到生米做成熟饭，好让圣彼得堡无计可施。奥约斯归国之时，德国外交次官亚瑟·齐默尔曼预测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在九成左右。而在接下来直至维也纳递交最终通牒的几周之内，德国人看见奥地利人拖拖拉拉，不禁大为光火。帝国宰相贝特曼也让人看出在这慌乱时刻显得定力不足。库尔特·里兹勒身为贝特曼的亲信秘书兼主要顾问，看见主子被眼前的局势弄得焦虑不安，在7月6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难过之情：“对塞尔维亚动武将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不管战争结果如何，首相都希望能够改变现存的一切……周围全是虚幻的错觉，浓雾笼罩在人们心头。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俄国人将赢得未来。这样的担忧……压在我们心头，就像一场噩梦，变得越发沉重。”
翻看德意志帝国在海外他国犯下的罪行，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称得上惨无人道，泯灭人性。1904-1907年，德国人在德属西南非洲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展开种族屠杀。屠杀本为奉命行事，杀完之后又大肆庆祝，其罪行之发指远超英国人在殖民地干过的丑事。诚然，德国人1914年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犯下的暴行，包括尽可能大规模屠杀平民，这些都不能与“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因为这些暴行中并未包含种族灭绝的意图，可是，这些恶行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恶劣印象，让人无法忘记这个一心想要统治欧洲的国家是何等残忍。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亲笔致函德皇威廉二世，写道：“在波斯尼亚近来发生如此悲惨的事件之后，想必您也一定认为我们两国与塞尔维亚之间要想达成（和平）调解，避免争端，已无可能。”7月4日，贝希托尔德派奥约斯火速赶往柏林。这位外交官在抵达柏林之后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奥约斯得到承诺：无论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给予无条件支持——这番承诺将在日后成为一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也是人们认为德国要为“一战”爆发承担责任的关键所在。7月5日晚，这位奥地利特使在报告中写道，德皇声称“倘若德奥两国真的觉得有必要对塞尔维亚动武，那么如不好好把握当下的良机，他将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现在的局势正对我们两国有利”。
有人认为倘若大英帝国能够在1914年恪守中立，那么最后的结果会要好得多。这个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德国领导者向来独断专行、贪得无厌，其本性恐怕不会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而有所收敛。诚然，德国参战之时带着的并非一副统治世界的宏大蓝图，可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们毫无疑问希望通过赢得胜利来攫取巨大的战利品作为回报。1914年9月9日，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天草拟了一份清单，在上面列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此时的柏林似乎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唾手可得。“这场战争的目的”，贝特曼写道，“在于削弱我们的敌人，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贝希托尔德的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外交官，其中包括雅诺斯·福尔加什伯爵、亚历山大·冯·穆苏林男爵，还有亚历山大·奥约斯公爵。这帮人深信强硬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不失为一剂良药，足以解决帝国面临的内部矛盾。福尔加什是力主打垮塞尔维亚的主要推手。奥约斯肩负着确保得到德国支持的重任，强调维也纳做事要不顾后果，扬言道：“这么做是否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穆苏林则起草了关键的通信文书。这个“冲动的话匣子”后来骄傲地把自己比作“挑起战争的那个人”。
法国将把布里埃的铁矿割让给德国，一同让给德国的还包括贝尔福，从敦刻尔克到布伦沿海的狭长一线，连同孚日山脉的西侧。法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堡垒要塞将被统统拆毁。就像1870年之后那样，法国必须支付大笔战争赔款，足够确保“法国在接下来18-20年内无力承担足够的军费开支”。其他方面，卢森堡将被直接并入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将成为帝国的附庸；俄国的边境线将大大缩短；还要在非洲成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一个德国治下，北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至土耳其的庞大经济联盟即将形成。
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军事行动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正道，对象不只针对塞尔维亚，还包括本国治下那帮不安分的臣民。财政大臣李特·冯·比宁斯基后来回忆道：“我们很早就决定了开战。”维也纳派驻贝尔格莱德的武官报告，此次刺杀行动塞尔维亚情报部门头子精心策划已久。虽然，维也纳方面并不见得能比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找出更多证据来证明此事与塞尔维亚国王或者塞尔维亚民选政府有所牵连，可奥地利的统治者仍然认为，既然如此，那么刺杀行动就等于对奥地利宣战。奥地利陆军大臣亚历山大·冯·柯洛巴廷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总司令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也在敦促尽快采取军事行动。贝希托尔德虽然平日里总被同僚讽刺遇事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这一次却一反常态，表现得坚定决绝，还在6月30日私下谈到了必须和塞尔维亚“好好算一算总账”。
乔治·亨利·苏图曾经说过一番话，相当令人信服：贝特曼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提出的领土要求，像在欧洲大陆推行关税联盟一样认认真真当一回事——贝特曼曾经极力劝说德皇打消吞并比利时的念头。不过，不管柏林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手段，目的确凿无疑。借用苏图的话来说，“必须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关税联盟将使德国实现对欧洲的控制”。虽然，德国其他领导人各有各的“购物清单”，可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德国没有在领土和经济两方面得到自认为“合适的”回报，那么这场仗就没有打完。德国既然已经击败了欧洲大陆上那几个有实力挑战自己的对手，那么接下来做个顺水人情，和保持中立的大不列颠和平相处，对英国的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有何说不过去？
一切战争，只要交战国在两个以上，那么让参战各方下定决心，投入战斗的动机就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在1914年得到验证。七个国家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怀着不尽相同的野心和担心。虽然，战争接下来在世界不少地方、主要是欧洲上演，各交战国都信誓旦旦地承诺攻守同盟，可是各国的作战动机显然绝非一致。奥地利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之后，几乎第一时间便做出回应，兵发塞尔维亚。奥地利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其领导人有多么在乎斐迪南大公和那位丢人现眼的大公夫人，而是因为这场刺杀事件给了他们一个一直以来都在苦苦找寻的绝佳借口，好和那位总爱添麻烦的邻居清算总账。
人们常常批评阿斯奎斯政府在七月危机期间处理欧洲事务时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一点既像1906-1914年一样体现在宏观的战略层面，也体现在战术细节层面。英国虽然已经加入三国协约，可欧洲各国政府，包括伦敦在内，对于英国会否加入欧洲大战的问题均无明确把握。英国人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力掌控局势发展。虽然，德国人并不希望和英国人兵戎相见，可在德国人眼里，英国人只是欧洲大陆武力交锋的边缘角色。英国唯有组建一支兵力强大的常备军——这一点在英国国内是不可接受的——才有可能在1914年起到有效威慑作用。英国人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自以为有能力维持自己一直以来倍加重视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却没有一支足够兵力的军队来替自己的外交政策保驾护航。不过，没本事征兵组建军队是不会被视为战争贩子的。
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代办威廉·冯·斯托克在6月30日给维也纳的报告中愤怒地说：“人们在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咖啡馆里都在拿我们的痛苦大肆庆祝，幸灾乐祸。把这场悲剧说成是上帝的安排，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犯下所有罪行的正义惩罚。”塞尔维亚反对派报纸完全无视本国利益与声誉，对大公被杀事件拍手称快。约万·蒂尼奇是一名学生，那天匆匆跑到贝尔格莱德的大广场上，刚想和朋友谈论这件大新闻，却惊讶地发现同学们非但没有感到震惊，反而一个个显得骄傲无比，侃侃而谈。有一位律师十分聪明、年轻有为，高调宣称奥地利在波斯尼亚搞军事演习，早就让人难以容忍，纯属挑衅，是对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直接威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现在就要“赴汤蹈火”，和塞尔维亚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误会令怨恨进一步加深。就在同一天，蒙特内格罗边境小镇梅托尔卡插满了彩旗，奥地利人还以为他们的邻居正在庆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简直气急败坏，直到过了一个星期才恍然大悟，原来梅托尔卡当天是在庆祝蒙特内格罗王储的生日。就这样，奥地利面对大公遇刺之后接踵而来的挑衅，真真假假，叫人难以分辨，有的无足轻重，只是奥地利人一厢情愿地想当然罢了，有的则实实在在、声势浩大。
有人声称英国应该趁着1914年危机尚未爆发，提前宣布不管俄法同盟与德国发生任何冲突，英国都将坚决参战。这种说法显然无视了什么叫作民主，忽视了谨慎治国到底需要什么。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能够在无视欧洲大局的情况下号召议会支持，承诺无条件加入一场欧洲战争，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这样做。倘若阿斯奎斯1914年7月答应为法俄提供无条件支持，他才该为自己的鲁莽承担责任，才该为为何开出这样一张“空头支票”感到羞愧。德国正是因为对奥匈帝国许下的空口承诺受到谴责，法国人对俄国的承诺同样是句空话，只是程度稍微轻了那么一点而已。
在维也纳，萨拉热窝事件一开始贴上的是“波斯尼亚人”的标签，后来干脆换成了“塞尔维亚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示威席卷整个帝国。在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开的欧罗巴酒店遭到打砸，损毁严重，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一所塞尔维亚学校。德国领事写道：这座城市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圣巴托罗缪之夜”。6月30日，在维也纳，大约200名学生聚集在塞尔维亚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学生们高喊着“塞尔维亚去死！奥地利万岁！哈布斯堡王朝万岁！”的口号，并且焚烧了塞尔维亚国旗。这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反复上演。
英国之所以一心希望维持现状，承诺维系和平，是因为英国还在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世界的领头羊。阿斯奎斯政府始终对俄国放心不下，这一点明显能够感觉得到，总在担心俄国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来，同时又无意激惹法国的敌意。于是乎，阿斯奎斯政府在战前十年，特别是在1914年7月唯一能做的合乎情理的选择就只有向盟友表达善意，要么提供一些临时支援，至于支援多少，怎样支援，这些问题一律得视事态发展和具体情况而定。执行这样的政策，失败显然是迟早的事情。英国人在履行对欧洲，尤其是协约国承诺的义务时畏手畏脚，这样做足以让自己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冲突中去，却又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话虽如此，可英国要想在战前外交政策上找出其他办法，既可以在国内赢得政治支持，又能够说服德国接受战争代价过于高昂，难以承受，进而回心转意，看来也不大可能。
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对于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并未表示出多少真诚的哀悼之情，那么奥地利人对于谋杀者的愤怒显而易见。约文·阿瓦库莫维奇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律师，小有名气，也是自由派反对党的一员。那一天，他正准备带着家人度假，刚刚跟着提行李的服务员进了蒂罗尔酒店房间，服务员就递过来一份报纸，上面写的正是萨拉热窝事件。阿瓦库莫维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对妻子和女儿说，这件事情肯定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重要影响。当晚，阿瓦库莫维奇用完晚餐之后坐在休息室里，静静地听着几位客人谈论。这几位客人同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人声称塞尔维亚参与了刺杀，必须承担责任。“我注意到有一个男人穿得相当体面，举止也颇有教养，狠狠说道：‘塞尔维亚有罪，必须受到惩罚。’另外三个人也跟着附和，‘就要这样！’……我后来才从门童那里得知，原来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员。”
有些人直到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之后还在高谈阔论，说什么全面冲突能够避免，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俄国要对之后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些人说这些话，言下之意就该放任奥地利人和他们的德国担保人为所欲为，拿着枪在巴尔干半岛和比利时，乃至整个欧洲横行霸道。是德国对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让英国内阁的主战派获得了授权。有时候人们会说这只是一个说辞、一块遮羞布，因为格雷、丘吉尔还有他们的好几位同僚早在比利时中立地位遭受侵犯之前就已经跃跃欲试，一心开战了。可是，若非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帮人原本可以达成所愿，这种说法疑点依旧存在。下院也好，民众也好，大部分英国人把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这件事情拿来当作对德开战的正当理由，此举看似并无什么不光彩之处，也谈不上不懂审时度势。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打起了退堂鼓，不愿为了支持塞尔维亚奔赴战场，或者说不愿为了这件事情履行对协约国不明不白的义务。即便德国有意在1914年挑起全面欧洲大战的罪名不予成立，德国看上去仍然要承担最大的指责，因为德国有能力阻止大战发生，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
第一节 奥地利人的威胁
8月3日，德皇吩咐勤务兵把自己的灰色野战服、长筒靴、棕色手套，还有不带羽毛的头盔一一准备停当，他明天要对帝国议会发表讲话。不过，德皇随后又改了主意，认为这样的场面应该打扮得更加隆重一些才够得体。他决定身着盛装，所有身在柏林的高官都要佩戴勋章绶带，陪同出席。这位德国皇帝次日以德意志帝国最高军事领袖的身份华丽出场，用充满热情的语调向到场的全体帝国议员们说道：“我衷心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戴与忠诚。战斗就在眼前，我看到我的人民不再持有分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德国人。”威廉二世接下来将要享受几个星期的快乐时光，好好体会一下梦寐以求的军事胜利是个什么滋味。不过，待到这几个星期过去，阴影就将笼罩在他的头上，也将笼罩在整个欧洲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