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金融资本家属于新出现的富豪阶层，鲜有责任感可言，而一直以来，正是这种责任意识制约着英国有产地主阶级的权力。这类人纯粹就是国际人物，或者说看上去很国际化，金钱是他们的语言……这些人的钱从何而来？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反正，钱就摆在那里，任由这些人花销，任由这帮人用你能想到的最铺张浪费的方式挥霍，因为是这些钱的新主人订立的时尚标准……战前的英国社会，富豪财阀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中产阶级开始安于现状，沦为依附。被剥夺了分享财富权利的看来只剩下了工人……中产阶级……眼巴巴地看着这帮英格兰的创造者们，眼神里带着妒忌、畏惧和仇恨。
英国是协约三国中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也是第三大支柱。虽然，大英帝国疆域之辽阔，为前世所未见，并且依旧保持着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可那个时代的人们只要眼光稍微敏锐一点，就能看出英国的统治地位早已江河日下、日渐衰败。国内创造出大量的新兴财富，社会政治分歧却变得日益尖锐。英国最富有的500万人享受着8.3亿英镑的收入，剩下的3800万人一年却只能挣8.8亿英镑，勉强打个平手。新闻记者乔治·丹杰菲尔德1935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自由英国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中，回顾了爱德华七世时代及其后英国的状况。
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1926年出版自传性小说《不公》（Rough Justice），对1914年之前的那个时代所持看法相同。他在书中写道：“那个让人喜爱、叫人放心的英国社会看来正在崩溃，从社会顶层开始垮掉……老骑士们似乎和自己的马儿闹翻了，开始害怕起来，即使马儿愿意，也不敢靠近。搞懂马儿要什么，明白马儿脑子里慢慢转着的友好想法，本是这些人的老本行，可是他们选择了逃避……一直以来，旧有统治阶级之所以有权拥有这样的地位与头衔，理由只有一个，就在于这个阶级的成员有能力去爱护、去关心那些佃农、工人、仆人、水手还有列兵。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同路人，跟了他们一辈子，一同干农活、玩游戏、养孩子，一起上战场冲锋陷阵、同生共死、不畏艰险。”蒙塔古的话虽然只是一种情感宣泄，并无实际意义，却反映了当时的现状——上流贵族和保守党在竭尽全力抵抗自由党1909年开始推行的基本社会改革。
法国的政治家们念念不忘如何扭转德国在人口上的优势。不少日后参加“一战”的人都出生在1890至1896年间。德皇威廉二世的臣民们同期制造出来的人口要比法兰西共和国制造出来的多出一倍。1907年人口普查显示法国人口只有3900万，这意味着德法两国的人口比例为3:2。在法国，有工作的母亲能够获得带薪产假，愿意母乳喂养的还可以拿到现金奖励。虽然，卫生标准自20世纪开始大幅提高，那个年代入伍新兵每十人当中只有一个身高不足5英尺1英寸，不少资产阶级家庭还是选择公然与神父作对，一家只生一个孩子。普因加莱把自己1913年制定的三年强制兵役法当成一项关键的国防举措。法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恢复了往昔的大国地位。即便如此，没有任何人，哪怕法国人自己也不会认为法国在孤军作战的情况下，能够与德国在兵力上分庭抗礼，这也成为法国寻求与俄国结盟的原因所在。
好也罢、歹也罢，那个年代的政府和底下的官僚机构其实很难妨碍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就算没有护照，照样可以出国旅行；你想兑换多少货币，就能兑换多少，没有任何人会出面干涉或阻止。一个外国人不用经过任何程序，得到官方许可，就可以在伦敦找个房子住下来。虽然，自由党从1905年上台执政以来，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翻了一番，达到2亿英镑，可这笔钱由1913年至1914年各类税收得来，不及国民收入的8%。义务教育年龄达到13岁。英国公民年满70便可享有一份微薄的退休金。1911年，劳合·乔治创立了最初的保险制度，用以照顾生病和失业人群。
农村条件依旧落后，农民与牲口混居一起，相隔不远。外国人总是嘲笑法国人的卫生标准太低：大多数人一周只洗一次澡，中产阶级地位更显卑微，抛头露面的时候总会穿上假领子，戴上假袖口。虽然，人们对于妓院的存在持有争议，不知这样做到底体现的是社会开明还是道德败坏，可法国人在这方面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加宽容。酗酒问题相当严重，贫困人口的增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平均每一个法国男子一年要喝掉162升的酒。有些矿工为了减轻工作压力，一天可以喝掉整整6升。法国拥有50万家酒吧，也就是说，平均每82个法国人就有一家酒吧。据说母亲甚至把酒装在婴儿的奶瓶里，医生给病人，哪怕是孩子治病时都常常把酒开进处方。烈酒被认为代表着男人的阳刚，二者密不可分，喝啤酒或白开水则意味着没有爱国主义精神。
即便如此，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工人实际上比1900年还要贫穷，不满的情绪随之而来。劳资争议与停产罢工频频上演，煤矿业闹得尤其厉害。1910年，海员和码头工人发起罢工，要求提供最低工资保障，改善工作待遇。运输业同年也爆发罢工。伯蒙德塞糖果厂的女工一周只能挣到7至9先令，年轻女孩挣得更少，仅有3先令。女工们经过罢工争取，周工资增加了1至4先令不等。1911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超过1000万天——比比2011年140万个工作日的数据就知道局势有多严重。工人阶级战斗精神如此之高，并非工会领导有方，而是来自阶级底层。就连不少工会领导人当上雇主之后也被吓了一跳。某位工会秘书曾经神情沮丧地向一位仲裁人诉苦，说自己也搞不明白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看上去都跟疯了一样。”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被称作“农民的共和国”。社会不公虽然仍旧存在，可地主阶级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小。法国人的社会福利在不断进步，自愿退休计划和意外保险法相继出台，公共卫生也在不断改善。法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大。普因加莱是公务员的儿子，他本人是一名律师。乔治·克列孟梭之前当过首相，日后还将担任首相，而他的本行是医生，他的父亲同样是医生出身。虽然，1914至1918年法国的几大干将约瑟夫·霞飞、斐迪南·福煦还有菲利普·贝当个个出身平凡，可倘若非要说贵族势力还在哪个行业起作用的话，恐怕非军队莫属。教会在农民和工人大众当中的影响力在飞速减退，残存势力主要集中在贵族和资产阶级身上。社会变得日益开明。《拿破仑法典》第213条规定妻子在法律上必须服从丈夫，法令虽然仍然有效，但一小部分女性已经踏足法律和医疗行业，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最有名的当数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
国家这只大手究竟有多么厉害，只有在动用武力镇压劳工阶级造反的时候才让人看得清楚。1910年，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罗达谷煤矿工人大罢工，轻骑兵和兰开夏火枪兵被派往托纳潘迪。时任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紧急调遣骑兵分队前往伦敦东区平乱，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罢工的码头工人。有一回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切斯特菲尔德市市长命令部队开火，阻止罢工人群破坏市火车站。带队的军官经过一番考虑，拒绝执行命令。
法国自从1870年败在普鲁士手中以来，元气恢复得相当不错。俾斯麦当年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原本属于法国的省份收入囊中，作为莱茵河以西的战略缓冲区，虽然依旧令法国人愤愤不平，却已不再是这个国家国民意识中流血的伤口。诚然，法国治下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北非地区，对法国统治长期不满，可法兰西三色旗下的庞大地区正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虽然，过去十多年来，法国高级军官表现出来的残忍、势利、蠢笨无能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反犹行为，令法军威信一落千丈，但法军仍然被认为——尽管，没有得到德皇的认可——是欧洲大陆最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从世界上首个电话亭，到实现铁路电气化，再到米其林城市地图，无一不代表着这个国家飞速增长的财富以及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投入。卢米埃尔兄弟率先发明了电影。交通运输正在实现机械化，巴黎成为世界上第四座拥有地铁的城市，年客流量很快就将达到四亿人次。巴黎作为举世公认的文化之都，是地球上最前卫、最具艺术天赋的画家们挥洒自如、尽情创作的天堂。
煤矿主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剥削最为残酷无情的代表。1912年，工会提出要求，建议成年男子每班薪金5先令，男童2先令，这一提议后来被称作“5+2”提案。煤矿主对此一口回绝。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伦敦酒商贝里兄弟的一打“凯歌”香槟卖96先令，一打1898年产的“圣乔治之夜”香槟酒也要卖到60先令。1912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超过3800万个。当然，工人们的痛苦不难理解。1913年10月，圣亨尼德煤矿发生大爆炸，事故起因在于安全管理严重疏忽，最终439人遇难。时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下院发表讲话时泪流满面，呼吁罢工工人回到煤矿。阿斯奎斯的夫人玛格特为人粗俗之极，不懂审时度势却又个性强势，竟然打算与矿工领导人私下协商，解决争端。矿工领袖拒绝了玛格特的提议，玛格特随后愤怒地写道：“我搞不懂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见过面、谈过话。”1910至1914年，工会成员人数从270万增加到将近400万。大战爆发之后的七个月内，英国共发生罢工937起，令国家蒙受沉重打击。
在西欧，巴尔干半岛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即便发生什么新的大事，也只会让人提不起精神，听着厌烦罢了。回到1914年6月的巴黎，人们想象中的欧洲整体局势并不如1905年和1911年那么危险，毕竟三个同盟国与三个协约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在那两年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改善。雷蒙·普因加莱当时53岁，原为保守派总理，1913年当选法国总统，也让自己的位置头一回有了实权，不再是个摆设。普因加莱虽然是1870年以来首位前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赴宴的法国总统，可他对德皇统治的这个国家又恨又怕，为此大力推动援俄，以此作为法国外交政策的重心。诚然，几乎没有哪一位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会认为法国希望在1914年打一场欧洲大战，可正是普因加莱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国家在参加这样一场大战的问题上放弃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德国人是法国人的宿敌。人人都知道德国人的战争计划在于在对付俄国之前，先对法国下手，发动突然袭击。普因加莱认为协约国必须同心协力——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没错——否则德国人就会把他们各个击破。
不过，至少还有一件事情能在严重程度上和这场工业战争相提并论，那便是北爱尔兰危机。这场危机在1912年至1914年间差点就让这个联合王国爆发内战。爱尔兰自治是阿斯奎斯付出的代价，借以换取爱尔兰议员通过自己提出的1909年预案——这份预案在当时引起各派激烈斗争，也为英国日后成为一个福利国家播下了种子。北爱尔兰地区的新教徒此后拿起武器，坚决反抗，绝不甘心委身于一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沦为少数派。北爱尔兰新教徒拒绝接受议会通过的自治法案，赢得了保守党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甚至准备采取暴力手段，反对法案推行。由于不少英国贵族在爱尔兰拥有家产，这也让这些贵族对阿斯奎斯萌生出一种特别的仇恨。
咖啡馆里，男人们喝着土耳其咖啡，嚼着黄油干酪。每逢周日，村民们便会聚集在村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结婚、受洗，就连每次选举集会跳的舞都不尽相同。村民们唱的歌往往带有政治意味——“如果你愿意替我交税，我就给你投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让奥地利人忧心忡忡，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又让俄国人关怀备至，保护有加。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塞尔维亚在1914年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很难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受苦受难是完全无辜的。
1914年3月，“克勒克兵变”爆发，一些陆军军官明确表示拒绝参与镇压北爱尔兰叛乱，结果英国陆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与陆军部长杰克·西利上校双双引咎辞职。杰克·西利盛怒之下向总司令进言，指出凡是不愿在北爱尔兰服役的军官都可以“消失”。时任陆军部军事行动处处长的少将亨利·威尔逊准男爵在日记里兴高采烈地写道：“我们的士兵挫败了阿斯奎斯和他的那套鬼把戏。”英国首相无奈之下，只好临时接任陆军部长一职。
车站里，人们走来走去，形形色色。男人们有的裹着头巾，有的戴着土耳其毡帽，还有的头上顶着一顶圆锥形的棕色皮帽；有的穿着土耳其式样的长裤；有的穿着长衬和紧身裤，裤子是用手织麻布制成的，柔软光滑，皮革背心上面密密麻麻地绣着轮子和花朵的彩色图案；有的穿的就是深棕色的羊毛外套，饰有黑色穗带图案，鲜红的腰带在腰上缠了一圈又一圈，脚上的皮凉鞋在大脚趾的位置缝了一个圆孔，用皮带系在腿肚子上，一直缠到膝盖上去。女人们用土耳其面纱遮住面庞，穿着及膝的灯笼短裤；要么就是一身皮夹克或者羊毛外套，上面绣着色彩鲜艳的图案，胸衣用的丝非常稀有，丝都是村里人自己编织的，衬裙是麻布做的，上面绣着花纹，黑色的围裙上绣着花，厚厚的罩裙上面编织着彩色条纹，显得艳丽夺目，扣子要从背后才能扣上；头上戴的是黄色或者白色的丝织方巾。
阿斯奎斯领导的那一批自由党人组成了英国历史上最才华横溢的内阁领导，1914年名头最响的大人物包括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理查德·哈尔登。哈尔登之前当过陆军大臣，力主改革旧弊，后来当上了大法官。阿斯奎斯身为先前那个时代的亲历者，1864年目睹了五个谋杀犯的下场——这位首相当时虽然只有12岁，还是一个孩子，却足以看懂眼前的一切——看着五具尸首吊在新门监狱外的绞刑架上晃来晃去，头上蒙着白色头罩。作为一位出身平凡中产阶级的律师，“阿斯奎斯身上总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罗马式的矜持与拘谨，”阿斯奎斯传记作者写道，“每每有更加强烈的情感需要抒发，总会极力克制。”乔治·丹杰菲尔德说得更加不留情面，直言阿斯奎斯这个人缺乏机智与热情，虽然聪明过人，可执政期间处理英国面对的每一场危机，都没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回应，“他这个人足智多谋，却不够细心，即便按照别人的计划办事，也能够漂亮地临机应变。身上带着那么一点点帝国主义的味道，一点点改革的色彩，一点点幽默感，而且作为自由党政客当中最挑剔的一个，还有那么一点点模棱两可”。如果说丹杰菲尔德的这番评论有些冷嘲热讽，那么说阿斯奎斯到了1914年8月已经垂垂老矣，心力交瘁，肯定不会过分。
塞尔维亚虽然只是一个农业国家，却充满经济活力，拥有一批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位知识分子充满干劲、见多识广，对一个造访塞尔维亚的外国人热情说道：“我太爱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到处充满了田园风光，难道你不觉得吗？每次总让我想起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知识分子说完还随口哼了一两段：“哦，不，我唱错了。刚才唱的应该是《第三交响曲》才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为这个国家留下了一份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遗产。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道：
此时的英国政坛已经变得充满火气，做事往往不负责任。哈尔斯伯里伯爵是一位经验老到的保守派律师，对于“受到一个由社会党人把持的内阁领导”大加斥责。一位托利党议员在下院图书馆里把一本规则手册扔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面前，还扇了丘吉尔一耳光。北爱尔兰暴乱之前还经常有人看见两党领袖同在一个房间休息，可是现在两党党魁和追随者们已经不再往来。玛格特·阿斯奎斯曾经写信抗议自己没有接到邀请，参加寇松侯爵的五月舞会，这场舞会就连英王与王后都应邀到场。寇松在回信中用傲慢的语气写道：“我绝大部分朋友都对这样的一届政府持坚定的反对立场，如果邀请这届政府首脑的妻子和女儿到场，哪怕是一次普通的社交聚会，我认为也是有失体统的。”
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塞尔维亚远没有这般美好。这是一个带有典型巴尔干传统的国家，暴力动荡充斥国内，王朝更替要靠暗杀篡位才能实现。1903年6月11日，一群塞尔维亚年轻军官趁着夜色，冲进暴君亚历山大和德拉加王后在皇宫内的住所。二人尸首后来被人在花园里发现，上面布满了弹孔与刀伤。行刺者中就有日后策划萨拉热窝枪杀案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迪米特里耶维奇当晚在与皇家卫兵的冲突中负伤，就此为自己赢得了民族英雄的地位。塞尔维亚国王彼得结束在瑞士的长期流放生涯，归国继位，名义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塞尔维亚依旧处于派系相争的动荡之中。彼得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德约杰，在俄国受的教育，是一个生性粗暴、玩世不恭的家伙，1908年竟然将自己的男仆活活刺死，丑闻曝光后迫于压力，只好放弃王位继承权。德约杰的弟弟亚历山大虽然成为王位继承人，却涉嫌暗中下毒，谋害兄长。塞尔维亚王族家庭从未有过一天和平共处的日子，军队干政之频繁堪比今天的某个非洲小国。
博纳·劳是加拿大人，拥有苏格兰血统，1911年11月取代阿瑟·贝尔福成为托利党旗手，打出北爱尔兰这张“橙色底牌”，作为一招妙棋来钳制自由党人，不能不说用心险恶。1913年11月28日，这位“英王陛下的少数派反对党”领导人向英军发出公开号召，号召军队不要在北爱尔兰地区强制推行地方自治。此举既要赢得己党和多数贵族的支持，又要同时避免引发英王责难，公然违宪，令人吃惊不小。北爱尔兰统一党成员当中的头面人物当数律师出身的爱德华·卡尔森爵士。此人曾与奥斯卡·王尔德在法庭上针锋相对，被人恰到好处地称为“聪明的疯子”。詹姆斯·克雷格上尉是反叛组织“北爱尔兰人”的党首，对此写道：“就我个人所知，我敢保证有一种看法在国外到处流传，认为德国和德国皇帝更愿意看到约翰·雷德蒙德（和他的爱尔兰自治党）来治理这个国家。”
塞尔维亚人口不过450万，却生活在面积8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里既有肥沃的农田，也有贫瘠的山地，是一个比罗马尼亚或者希腊还要小的小国。五分之四的塞尔维亚人依靠土地为生。由于长期受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个国家依旧保留着有别于西方的东方传统。诸如面坊、锯木厂、炼糖厂、烟厂等仅有的一些工业也要依赖农产品才能发展。“（这里）坐火车到伦敦不过两天行程，”一位英国旅行者在大战爆发之前用充满热情的笔触写道，“这里有着大片尚未开发的土地，土壤极其肥沃，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这里的历史比任何一个童话故事都要奇妙；这里藏龙卧虎、爱国群雄并起，有朝一日终将震惊整个欧洲……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如此美不胜收，让人过目难忘，能够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世纪的味道。整个国家都带着一股浪漫的氛围，令人怦然心动。人们总爱谈论那些千钧一发、死里逃生的奇闻轶事，讲述那些充满骑士风度的英雄事迹……初到此地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热情款待，英国人更是特别受到欢迎”。
陆军元帅罗伯茨伯爵是英国最具威望的老兵，他对1914年4月为新教徒叛乱分子提供枪炮一事表示公开支持，声称任何试图胁迫北爱尔兰就范的举动都将“毁掉军队”。成千上万人公然手持武器，走上贝尔法斯特街头，倾听卡尔森、克雷格和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等人的讲话，后者堪称保守党最具煽动性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却束手无策。在爱尔兰南部，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眼看卡尔森公然藐视议会，从中得到暗示，开始想方设法准备武器。英国陆军对待强悍好战的民族主义分子，远不如对待北爱尔兰人的过分之举那么宽容。1914年7月26日是星期天，英军在都柏林的单身汉步道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这些人据说参与了私运军火——造成3死38伤。
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是一位坚定的泛斯拉夫主义支持者。虽然，圣彼得堡肯定不希望看到塞尔维亚与奥地利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但人们相信哈特维希1914年6月正在积极促成这一切发生。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抱怨“哈特维希这个昔日专栏作家的所作所为，看上去像极了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塞尔维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878年才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像一颗毒瘤一样，紧紧贴在哈布斯堡帝国的东南边境上。西方政治家用不屑和狐疑的眼光打量着这块地方。这个民族总是自以为是，成日里嚷嚷着“塞尔维亚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塞尔维亚”，正是这样的话让巴尔干半岛充满变数。欧洲各国的大臣官员们只要一听到什么“小塞尔维亚”这种以受难为荣的调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塞尔维亚人对于本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穆斯林压迫之残忍简直深恶痛绝。每一个欧洲大国都承认塞尔维亚只要能够击败弗朗茨·约瑟夫的帝国，就可以实现夙愿，让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两百万塞尔维亚同胞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大英帝国在世人眼中象征着富裕强大，那么阿斯奎斯政府从来就是软弱无能的代表。这届政府最明显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无力遏制业界的暴力行径和北爱尔兰的狂热动乱。阿斯奎斯政府看上去甚至连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都处理不好，这些运动沸沸扬扬，震耳欲聋。好事之徒在伦敦到处打砸窗户，把酸水泼在高尔夫俱乐部的草地上，烧出标语来，还在狱中发起绝食斗争。1913年6月，艾米莉·戴维森在一场马赛上被英王的赛马撞倒，不治身亡。1914年头七个月，就有107栋房屋遭到女性参政运动人士焚烧。
南部斯拉夫人生活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分别是哈布斯堡帝国、塞尔维亚、蒙特内格罗和保加利亚，由八个不同的政府管理。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斯拉夫人总人口的16%，差不多两百万人，包括妇孺儿童在内，在1918年停战日到来之前的六年中死于非命。塞尔维亚为了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手中抢得一些松散领土，扩大地盘，增强国力，在1912和1913年先后打了两场巴尔干战争。1912年，俄国外交大臣对外宣称如果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战胜土耳其人，那么这将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因为这会让这两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把斗争矛头从穆斯林转向日耳曼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打一场惊天动地、不死不休的全面欧洲大战。”谁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真的打赢了战争。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人接下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再次获胜——打这一仗是为了抢夺第一次遗留的胜利果实——让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塞尔维亚吞并马其顿和科索沃，领土面积翻了一番。塞尔维亚人开始变得无比骄傲、雄心勃勃、自信爆棚，以为战争总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不过，阿斯奎斯的批评者们显然忽略了一点，那便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遏制或者压制这股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撼动英国。乔治·丹杰菲尔德写道：“历史上鲜有哪位首相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头，经历如此之多的劫难。”爱尔兰自治派著名领袖约翰·迪戎曾对英国作家威尔弗里德·斯卡文·布朗特说过：“这个国家正在面临革命的威胁。”国内冲突频发，纷争不断，也让国外舆论界感触颇深。有人写道：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正在陷入衰败与没落。英国的两大盟友法国和俄国对此深感失望，而那些将来的敌人，尤其是德国，则觉得简直难以置信，试想一个国家如此动荡，军队本来规模就小，还因为派系不和四分五裂，这样又怎能对欧洲大陆诸国构成威胁，动摇对手称霸大陆的野心呢？
俄国人对于能够向巴尔干半岛人民伸出援手，帮助其中一部分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深感自豪与光荣，因此下定决心，决不能坐视不管，任由巴尔干人民再次落入奥匈帝国或者德国的魔掌之中。圣彼得堡的半官方报纸《新时代报》在1908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任由德国在南欧和东欧占据文化上的统治地位，那么“俄罗斯要想避免不成其为俄罗斯”将不大可能。1913年，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巴克莱写道：“塞尔维亚这个地方，说得实在一点，就是俄国的一个行省。”巴克莱此言未免有些过头，毕竟塞尔维亚领导人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不过，圣彼得堡也把话说得很清楚：塞尔维亚受俄国保护。俄国对塞尔维亚做出安全保证，可以说是对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这和德国支持奥地利是同一个道理，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属于防御性质，而后者具有攻击性。不过，俄国以获得军事支持为代价，没有坚决阻止塞尔维亚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进行颠覆活动，怎么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节 作战计划
沙皇俄国拥有和平时期欧洲规模最为庞大的陆军，总兵力多达142万人，动员时可达500万。可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军队能否真正应战？不少外国人士对此表示怀疑。英国武官有一回看完俄军对抗演习之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确欣赏了不少精彩的军事表演，可是在现代化战争中派得上用场的训练却几乎一点也没见着。”法国将军约瑟夫·霞飞1913年8月应邀参加检阅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对此也持相同看法。霞飞发现沙皇手下一些顾问，包括陆军大臣在内，对专门请来的法国盟友怀有明显敌意。俄国军队深受领导无方，长期内耗所累。有位历史学家撰文指出俄军还保留着“某些皇家卫队的特征”。虽然，俄军指挥官相信手下的士兵如果为了斯拉夫人的事业打仗的话，表现会比1904-1905年对阵日本人要好一些，可这支军队在精神特质上只是一味强调残酷严苛的军事纪律，而非作战技能或斗志士气。
两大敌对国家联盟兵戎相见、一较高下，这是迟早的事情。不少欧洲人都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只是各人期望的热切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在人们眼中，一场席卷欧洲的大陆战争不是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反倒是国际局势紧张的产物，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绝不会让人无法忍受。欧洲诸国拥有2000万常备军和后备役部队，各自已经制订方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兵力部署。但凡打算参战的国家都主张采取进攻态势。英国陆军1909年制定了《野战勤务条例》。条例大部分由道格拉斯·黑格伯爵起草，其中明文写道：“要想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只有一个方法，那便是大力进攻。”1914年2月，俄国军情部门向政府发去两份来自德国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讨论的是如何为两线作战做好舆论准备。意大利是三国同盟中最后一个加进来的，名义上得同德国和奥地利并肩作战，这就意味着法国人在兵力分拨上不单要考虑如何迎战德国人，还得想想怎样保卫法国的东南边境。不过，一旦战争真正开始，意大利到底会做何举动，这一点别说欧洲列强没有一个说得准，就连意大利人自己也说不清。看上去比较靠谱的说法应该是不管哪一方，只要能够满足意大利人扩张领土的野心，罗马政府就会提供支持。
法国同俄国的新关系始于1894年。两国于当年签署了一份军事公约。俄法之所以重新交好，源于彼此都相信仅凭一己之力无法与德国抗衡。德国是共同的敌人，唯有两国携手，才能提供安全保障，挫败德皇的扩张野心。法国此后向圣彼得堡提供了大量贷款，主要用于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法俄两国在文化上联系紧密，谢尔盖·达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便是典型，这可是最受巴黎人推崇的艺术团。两国在军事上的紧密联系《两国协约》（the Dual Entente）也取得进展。1901年，俄法达成协议，一旦以任何形式宣战，俄军将在18天之后对德作战。来自法国的资金支撑着一个重整军备的庞大计划。俄国人甚至盼着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建立起一支世界一流的海军。
在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906年继承了前任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制订的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发动大规模进攻，横扫法国北部，包围巴黎，击溃法军，然后掉头向东，对付俄国。过去一个世纪，有关德国倘若在1914年开战，胜算几何的争论核心就在于“施里芬计划”。德国领导层之所以对发动一场全面欧洲大战充满信心，依赖的完全就是施里芬的计划，或者说得更加准确一些，胜负成败全都取决于毛奇如何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
俄国的知识分子自然对这样的王权统治嗤之以鼻、感到厌恶。法国上尉朗格卢瓦对沙皇俄国了如指掌，堪称专家。他在1913年写道：“不幸的是，俄国的年轻一代在他们老师的支持甚至怂恿之下，接纳了带有反战甚至是反爱国主义色彩的思想。这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随着战争来临，不少受过良好教育家庭的孩子纷纷逃避兵役，体现出这一类人有多么冷漠和自私。俄国文学界是不会产生吉卜林这样的人物来为帝国歌功颂德的。自信不足，却又侵略成性，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人民族性格中最显著的矛盾。尼古拉二世的臣子们并非没有脑子，这帮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国家在战场上已经接二连三吃过多少败仗——先是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后来又轮到了日本人。对后者的失利也代表着近代史上一个欧洲国家破天荒败给了一个亚洲国家，让这种耻辱进一步加深。1876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亲王就愁容满面地对另一位亲王说道：“我们的国家伟大归伟大，却没有力量。”1909年，季里耶夫将军在日记中哀叹道：“我们已经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在季里耶夫看来，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团结与道德凝聚力已经崩坏。他在目睹俄国默许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之后更加痛苦万分，慨叹道：“耻辱啊，耻辱！与其忍受这样的耻辱，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德皇总喜欢装出一副假样子，让人以为是他一个人在治理德国——某些时候的确是他一个人在管理这个国家。贝特曼·霍尔维格身为德皇任命的帝国宰相，属于保守派里的自由分子，在努力维系日渐对立的帝国国会的同时，也在多多少少施加影响。不过，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最具影响力的人只有一个，那便是毛奇，此人手中掌握着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毛奇能够成为将军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本是一个科学家，笃信上帝，喜欢拉大提琴，对《悲伤的尤里乌斯》这样极其忧郁的曲子百听不厌。毛奇一生为人所津津乐道之处，一在于对妻子忠诚不渝，二在于对于来世、灵魂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极其痴迷，这也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和鼓励。毛奇相信自己坐着普天之下最光荣的位置，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从不听命于政客，只效忠于德皇。
俄国政坛分为东西两派。有一派倾向于将新的重心置于俄国在亚洲的领土之上，开发那里的矿产资源。外交官罗森男爵就曾提醒沙皇注意自己的帝国除了边境之外，在欧洲毫无利益可图，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大打出手。不过，罗森遭到了另外一派皇室顾问的挖苦与嘲讽，说他“简直就不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二世本人对德国崇拜有加，这让他在情感上将大部分敌意对准了奥匈帝国。沙皇虽然并不认同泛斯拉夫主义，却下定决心要在巴尔干半岛捍卫俄国影响力的合法存在。不过，究竟该如何为这种观点在道德或政治层面正名，这才是备受争议的关键所在。
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堪称德国最受人敬仰的机构，一切运作都在毛奇的指挥之下。帝国总参谋部下辖军官625人，全部在位于柏林国王广场的一栋大楼里工作。毛奇和家人就住在楼内的一间公寓里。大楼安保戒备森严。这里见不到一个秘书或文员，一切文件均由参谋人员起草。每天早上，待到清洁工离开，除伊莱扎·毛奇及其贴身侍女之外的任何女性都不得进入大楼。一旦新的动员计划准备完毕，多余的复印件都会被小心翼翼地销毁干净。总参谋部对科技设备并不仰仗：楼内见不到一辆汽车，即便是颇有势力的铁路科也只有一台打字机。要想拨打紧急电话，得去走廊上唯一的一间电话亭。大楼内部不设餐厅。由于工作日工作时间长达12-14个小时，大部分参谋人员会将午餐装在随身携带的餐盒内，在各自的办公桌前用餐。总参谋部的每一位成员都经过反复教育，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圣精英组织中的一员，一丝不苟地严格遵守社交规则，比如说，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社会主义分子经常光顾的酒吧。
如果说在1914年，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谈得上有什么凝聚力的话，那么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就更加明显，纯粹是个烂摊子，一盘散沙。兰斯多恩爵士用讥讽的语调调侃沙皇软弱的性格：“和沙皇打交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争取最后一个离开他的房间。”尼古拉二世最为器重的政治顾问当数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萨佐诺夫当年53岁，属于级别较低的贵族，在欧洲游历甚广，曾在俄国驻伦敦大使馆任职，对英国人的真实意图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怀疑。萨佐诺夫此时负责外交部已有四年，可他领导的这个部门——人们一般以外交部所在的“克里斯特桥”来指代，就像法国外交部常被人称作“奥赛码头”一样——几乎从来就没有跟陆军部和陆军部的首脑弗拉迪米尔·苏孔里诺夫打过招呼通过气，苏孔里诺夫对于国际局势也差不多一无所知。
毛奇本人一心想给人某种个人权威的印象，虽然这种印象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却对德国一步步走向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毛奇为人极其聪明，颇有涵养，靠着和德皇的亲密联系一步步晋升。毛奇的发迹之路还要从当年替叔叔“伟大的老毛奇”当人事行政参谋算起，后者可是1870-1871年击败法国的胜利英雄。德皇威廉二世发现自己与这位民族英雄的侄子意气相投，深信老毛奇的军事天赋一定能够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传承。不过，任命毛奇为总参谋长的决定却颇具争议，事实上甚至引起了不小震动。以前教过毛奇的一位军事教官写道：“此人将来必生祸端。”威廉二世的选择纯粹出于他和毛奇的私人关系——他发现这位将军是一位心仪的伴侣，侍奉床前，让人愉悦。上下古今，此为成为宠臣的必要条件。毛奇虽然也让人看到他有胜任军官职务的能力，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天赋，要么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展示自己的军事天才。
尼古拉二世身为一国之君，堪称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凡是国外发来的急信电报总要亲自过目，不少军情报告上都留有他的亲笔批注。可是，这位沙皇生活在一个自命为神、与民隔绝的环境之中；环侍左右的那帮王公大臣鲜有真才实学；加之一心只想维持自己的极权统治，这一切注定了他的能力与才华只能到此为止。沙皇总是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家长做派，每每出访农村，看到农民兴高采烈地三呼万岁，还以为自己这个皇帝深受爱戴，其实完全是自欺欺人，他穷其一生也从未真正接触了解过这些农民。沙皇总以为只有犹太人、学生、无地的农民和一些产业工人才会怀有革命或者说是改良的思想。即便换作德皇本人，在藐视民意方面也不敢像沙皇这般大胆造次。想当年，杜马投票反对斥资为波罗的海舰队建造四艘战列舰，尼古拉二世只不过微微耸了耸肩，便颁布君令：无论如何，必须把四艘战舰给造出来。国家委员会几乎全部由大贵族大地主把持，可即便是215名成员一致通过的决议，对于沙皇来说也分量有限。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老毛奇在1890年之后一改初衷，认为欧洲的命运从今往后应该通过外交渠道，而非在战场上一较高下来决定。战争对于德国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不曾料想，他那位天资差了不止一截的侄儿从1906年开始，就口口声声说施里芬两翼合围的构想让人看到了希望，能够确保德国征服欧洲。1913年2月毛奇向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表示：“奥地利的国运并不取决于布格河，而在莱茵河。”他认为军事气球和机动车辆等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自己对德军实行高度集中的战场控制，让德军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则要谨慎得多，卡尔·冯·埃内姆尤为如此。埃内姆曾经警告过，指挥调动将近300万人的大军并非易事，后备役装备有限、训练不足，在作战上很有可能难以施展。埃内姆预测在对法国发动大规模快速进攻之后，德军将逐步失去动能，难以继续前进。他的预见不能不说颇有先见之明。
尼古拉二世为人生性敏感，纵使不能说比德皇更加聪明，但至少更有理智。沙皇目睹了1905年日俄战争在俄国国内引发的革命——这场仗就是威廉二世怂恿他打的——懂得一场全面欧洲战争就算不对所有，但至少对绝大多数参战国来说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可是，沙皇始终不肯放弃天真幼稚的想法，一心幻想建立一个符合欧洲各国君王共同利益的同盟会，还以为自己和威廉二世惺惺相惜，互相理解，两个人都一心想着共同维护和平。然而，沙皇的内心又是矛盾的，需要同时忍受俄国这些年来接连遭受羞辱的刺激——先是1905年在战场上吃了日本人的败仗，接着又在1908年被奥地利人在外交上戏弄了一番，让哈布斯堡帝国轻轻松松便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吞进肚中，后面这件事尤其让人怒气难消。1914年1月，沙皇向法国原外交大臣泰奥菲尔·德尔卡塞正色说道：“我们绝不会再让人踩在脚下。”
然而，在德国与俄法不可避免终有一战这个问题上，毛奇即使不是一个狂热分子，至少也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宿命论者。1912年10月，已是64岁的毛奇说道：“要是战争终要来临，我就希望能够来得早一点，趁我还不太老，还能够把事情处理妥当。”毛奇在向德皇的报告中透露自己有信心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并且在1914年7月危机爆发之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位总参谋长让人最难以参透的一点就在于内心始终同时存在疑虑和担心，一旦真正开战，这些疑虑和担心将以最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毛奇的理性告诉自己，大国之间一旦发生大战，势必旷日持久，无法轻易决出胜负。毛奇有一回对德皇说过：“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国家战争。不会仅凭一场决定性战役就分出胜负，而将是一场让人筋疲力尽的长期争斗，敌人不到所有的部队被击败，是不会服输的……这样的战争我们即使赢得胜利，也将被消耗殆尽。”
欧洲其他国家的皇室和贵族成员与俄国的王公贵族交往起来轻松自如，毫无障碍，这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后者在巴黎、比亚里茨还有伦敦，过着跟在圣彼得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是，沙皇统治及其背后极度享乐的贵族阶级面临着尖锐的内部矛盾。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的棘手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矛盾，那么罗曼诺夫王朝的麻烦则要严重得多。强硬推行同化政策，尤其是在语言上强迫使用俄语，在芬兰、波兰、巴尔干半岛以及高加索山的穆斯林地区激起了强烈反抗。不仅如此，俄国还要面对因产业工人不满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单单1910年一年里头，这个国家就发生了222起停产罢工事件。俄国警方把一切统统归结于经济而非政治因素。到了1913年，罢工次数猛增至2404起，其中1034起被认为是出于政治目的。翌年，数字达到3534起，其中2565起被认为具有政治原因。尼古拉·弗兰格尔男爵颇有先见之明，观察写道：“我们正处在大祸将至的前夕。如此祸事自从文明世界遭到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用不了多久，今天的一切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一个野蛮落后的时代即将开始，并将持续好几十年。”
可是，毛奇在1914年之前的所作所为却与他这番谨小慎微的话语完全不符。毛奇默认欧洲终将爆发大战，心态从容淡定，而诸如贝特曼和德皇在内的其他人则有时不免动摇。这位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指挥官最终在一种病态的念头面前败下阵来，这种病态是不少国家，不少时代高级将领共有的一种通病——这些人太希望向自己的政府和人民展示，自己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打造而成的武装部队有足够能力实现祖国和人民的愿望。毛奇曾向冯·比洛亲王说过这么一番话——有人说这是一段名言，也有人认为这番话令人作呕——“我从不缺少个人勇气，却缺少当机立断的力量。我这个人就是顾虑太多，太过瞻前顾后，换句话说，我就是对自己的职位太过认真负责，缺少那种抛开一切危险不顾，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能耐。”话虽如此，毛奇的举动却与其职业应有的自知之明背道而驰。他一心想为祖国赢得胜利，让人看到自己配得上这份责任，因为在大部分同僚看来，他担不起这个担子。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动员集中兵力；必须部署一支小规模牵制部队拖住俄国人，然后趁机倾举国之兵，以压倒性的力量在四十天之内打败法国，然后掉过头来，挥师东进。
绝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要比19世纪末有了明显提高。人均收入在1898-1913年间增长了56%。随着学校的增加，识字率也在同期翻了一番，达到将近40%，新生儿死亡率以及整体死亡率都在急剧下降。虽然对于政府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这是因为政府仍然把持在地主贵族们的手中——可商人阶层已经开始扩大。俄国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开始吸引西欧的目光。英国专供上流社会品评的时尚杂志《女士》（The Lady）用浪漫甚至煽情的笔调对尼古拉二世治下的这个帝国进行了一番描述，写道：“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不仅拥有宏伟的城市，还有干旱的草原，贫富悬殊巨大。不少英国的绅士贵妇都为之深深吸引，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大体说来，英国人是受到俄国人喜欢和欢迎的。传闻有钱人家的女儿从小受到精心栽培，从托儿所到学校都严加管教，过着简朴健康的生活，学习多门外语，英语和法语也在其中……这些俄罗斯姑娘都受过良好教育，聪明睿智，仪表大方，举手投足让人感到愉悦稳重。”
奥匈帝国的作战计划要更加灵活，要么说得实在一点，其实就是一团乱麻，毫无章法。这是因为奥匈帝国无法确定究竟是与塞尔维亚单独作战——这是奥地利人一心希望看到的——还是在加利西亚边境再开辟一条战线，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上一仗。1914年的欧洲舞台上引人注目的奇怪角色其实不少，不过最受关注的当数康拉德·赫岑多夫。丘吉尔描述起此人来说道“这个军官皮肤黝黑、个子不大、一脸病容、身形瘦削，苦行僧般不苟言笑的脸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表情丰富的眼睛”。很难想象还有谁比赫岑多夫更不适合自己扮演的角色：此人不仅毫无能力可言，还是一个极端的帝国扩张支持者，一心希望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把亚德里亚海、地中海东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统统收入囊中。赫岑多夫完美诠释了老毛奇口中关于那一类最危险军官的名言：这类人不仅没有脑子，而且精力无限。赫岑多夫的妻子十多年前过世，他和母亲同住在一套房子里，不久前爱上了一位酒业大亨的妻子弗吉尼亚·冯·赖宁豪斯，简直一见倾心、痴迷不已。赫岑多夫自信倘若有朝一日，领导奥地利赢得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那么凭借个人荣耀，就可以说服亲爱的赖宁豪斯和老公离婚，与自己结为连理。赫岑多夫在写给情人的信中袒露自己希望“能够打上一仗，待到凯旋，就可以冲破我俩之间的一切障碍……名正言顺地娶你做我最亲爱的妻子”。
俄国在决战到来的前几年里发展迅速，让德奥两大死敌倍感失望。虽然，1917年之后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捏造了一个沙皇时代经济凋敝的谎言，可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在当时世界排名第四，年增长率差不多达到10%。俄国1913年的国民收入几乎可以媲美英国，是法国的1.71倍。即便分摊到更加广大的人口之上——毕竟沙皇统治着两亿臣民，而德皇统治下只有6500万人口——这个数字仍然达到了德国的83.5%。俄国同时拥有欧洲最大的农业产量，谷物产量差不多是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得益于连续几年收成不错，俄国财政收入迅速增加。1910年，俄国在欧洲的国土铁路密度尚不及英国或德国的十分之一，在得到法国贷款注资之后迅速增加。俄国在铁、钢、煤以及棉花制品产量上虽然仍落后于德国和英国，但已经足够同法国一较高下。
康拉德从1906年开始就在一直要求对塞尔维亚动武。从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6月1日这17个月里头，这位总参谋长总共26次敦促奥地利政府开战。1914年情人节当天，康拉德致函毛奇，强调奥地利迫切需要“打破再一次套在头上的包围圈”。对于康拉德而言——其实应该是对于贝希托尔德来说——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无异于提供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天赐良机。康拉德目睹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过去三年的地区战争中是如何被那一帮年轻强硬的巴尔干国家弄得摇摇欲坠，一点一点失去领土的。他相信萨拉热窝给了奥地利最后的机会，只要能够打掉以塞尔维亚为首的斯拉夫国家的强势威胁，就能够避免落得和奥斯曼帝国的同样下场。赫岑多夫为此说道：“（像我们哈布斯堡王朝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王朝和一支拥有辉煌过去的军队是不会就这样甘心耻辱失败的。”
李曼赴土耳其就任引起了圣彼得堡的恐慌。俄杜马主席敦促沙皇尼古拉二世做事果敢一些，趁着德国人不及下手，把达达尼尔海峡从土耳其人手中抢过来：“海峡必须归俄国所有。打仗我们欢迎得很，这样还可以提升我们俄国的国家声誉。”1913年12月，俄罗斯王公大臣们齐聚一堂，召开枢密会议，海陆两军大臣在接受质询，被问道是否已经做好开战准备时答道：“俄罗斯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只待与德国一决高下，至于与奥匈帝国兵戎相见，更加不在话下。”翌年2月，俄国军情部门向政府发去一封德国的秘密备忘录，令圣彼得堡闻之色变。密报强调柏林志在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确保把守海峡炮兵连队的指挥权由德皇的军官掌握。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如果说俄国人为了赢得黑海出海口，希望在1914年开战，这种说法不免夸大其词。但是，倘若说俄国人为了阻止德国人获得出海口，不惜拼死一战，这个说法绝对站得住脚。
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1914年7月对康拉德的政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战争，战争，还是战争。”这位外交大臣一心希望将1866年兵败普鲁士的耻辱洗刷干净，长吁短叹道：“这令人恶心的和平，就这样一直拖着拖着。”贝希托尔德如此强烈渴望军事冲突的到来，让他很少考虑过仗一旦真正打起来，到底该如何作战这些实际问题。多年以来，奥地利的军队一直落后于邻国，可以说已经烂得发霉。议会拒绝征收更高的税赋，这样一来也就无法获得更多财政预算，而相当一部分用得上的钱又被花在了海军身上。尽管，奥地利本国的工厂也能够制造出精良的武器，尤其是重型火炮和M95步枪，可是军队还是没钱购买足够的枪支弹药。
俄国的统治者们与德皇都有一个共同信念，都认为两国注定要卷入一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历史对决。德国人毫不掩饰对于俄国人的轻蔑，对对方总是爱理不理。与此同时，沙皇的臣民们则对德国人在文化与工业上的优势地位嫉恨不已。这两个国家最惹人注意的摩擦点，也是最有可能爆发冲突之处就在土耳其。俄德两国均将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当作盘中餐，都在努力确保得到自己想要吃到嘴里的那一块肉。达达尼尔海峡是通往黑海的要道，俄国37%的出口货物都要从此经过，谁能控制海峡成为尤为关键的问题。若是由衰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掌管，圣彼得堡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落入德国人之手却万万不能接受，而扼住达达尼尔海峡恰恰又是德皇外交策略的重要目标之一。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The Young Turks）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对来自德国的援助，尤其是派遣军事顾问表示欢迎，意图借此帮助祖国实现近代化。反观柏林，李曼·冯·桑德斯将军1913年前往君士坦丁堡指挥卫戍部队时，德皇威廉二世说了这么一番话：“你去给我打造一支新的部队，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要听我的指挥。”
奥匈帝国由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组成，各族之间经常因为矛盾爆发冲突。从1911年的数据来看，每1000名奥匈帝国士兵中有267个日耳曼人，233个匈牙利人，135个捷克人，85个波兰人，81个乌克兰人，67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人，45个罗马尼亚人，38个斯洛伐克人，26个斯洛文尼亚人，还有14个是意大利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军官团中日耳曼人占到76.1%，奥地利人占10.7%，捷克人为5.2%。就人口比例而言，日耳曼军官的人数要比应该的比例多了三倍，匈牙利人只有一半，斯拉夫人更少，仅占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军队只好按照殖民地军队的方法管理，指挥斯拉夫步兵冲锋陷阵的当然是日耳曼军官，就像英国军官领着一帮印度人打仗一样。在欧洲列强当中，奥地利是最没有资格在战场上耀武扬威的一个。康拉德只是简单地想当然，以为只要俄国胆敢掺和进来，干涉塞尔维亚，那么德国人就会出马，好好教训教训俄国人。
奥地利人苦心经营着与德国、土耳其和希腊的友好关系，试图借此挫败塞尔维亚人的野心。后者雄心勃勃，企图建立一个名叫“南斯拉夫”的泛斯拉夫人国家，将数百万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纳入其中。在1914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奥匈帝国也开始习惯时不时利用军事威胁为外交服务。奥匈帝国的将军对于打仗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不顾后果，草莽行事，将战争简单视为谋取国家利益的工具，全然不顾人民士卒的死活。随着少数民族在哈布斯堡帝国日益孤立，压迫也变得愈加沉重。维也纳有意在统治的穆斯林、塞族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挑起纷争，制造隔阂。绝大多数少数族裔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却要承受沉重的赋税剥削。维也纳兴许算得上一段轻松欢快的华尔兹，可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下的其他地方却毫无恩惠与仁慈可言。倘若要找个理由辩白，顶多只能说是周围的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柏林政府一直以来都在敦促维也纳采取严厉措施，对塞尔维亚人严加管教。威廉二世和毛奇早在1912年就做出保证，要弗朗茨·斐迪南和康拉德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可以完全依靠德国的支持”。这番话也被某些历史学家戏称为“第一号空头支票”。柏林政府对于自己许下的承诺从不遮遮掩掩。同年11月28日，德国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克特在向帝国议会的报告中说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奥地利受到胁迫，为了保全自身的强国地位，我们就必须和奥地利站在一起。”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2月2日重提了这番旧话，声称如果奥地利人因为捍卫在巴尔干半岛的合法权益，遭到俄国进攻，“那么我们就将为保护我们在欧洲的地位而战，捍卫我们自身的文化与安全”。
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德国人要在奥地利人面前高一等，可每次只要踏上那帮哈布斯堡达官贵人的土地，就会不由自主地感觉自己在社交礼仪方面捉襟见肘。威克姆·斯蒂德长期以来担任《泰晤士报》记者，在描述维也纳时如是写道：“（这里）庄严与温馨并存，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相比之下，基本见不到丑陋难看的建筑，意大利风格的影响随处可见，女人们个个仪态万方，风姿绰约；当地人热情好客，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口音浓厚，感觉温馨，足以让每一个到访此地的游客看得开心、听得舒服。”不过，斯蒂德也发现维也纳人势利虚荣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感觉“人人都过着不切实际的生活”，抱怨这个城市缺少灵魂。
1912年12月8日，德皇与一帮军事领袖在皇宫齐集一堂，召开会议——贝特曼与外交大臣哥特列布·冯·雅各因故未能出席。消息一经传出，此次会议立时成为老中青三代关注的焦点。威廉二世与帝国陆海两军的主要将领讨论了哈尔登报告中所说英国坚决维护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问题。虽然，此次会议并无记录可查，但帝国海军办公厅主任格奥尔·穆勒在会后不久的日记中写道：毛奇扬言“开战一事，越快越好”。这位海军上将随后加了一番评论，写道：“毛奇说出这样的话，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开战的最后通牒到底是单独送给俄国或者法国，还是两家一起送呢，这会让我们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站在正义的一方。”
奥地利的权贵们过着欧洲最讲究礼仪的社交生活，在皇家大戏院和皇家歌剧院的正厅包厢里抛头露面是常事，在家款待客人则是每周必做的大事。每一个上流社会的维也纳人都知道星期天下午要去克洛伊夫人家拜访；星期一要去豪格维茨伯爵夫人家；星期二是贝希托尔德伯爵夫人家；星期三则属于布阔伊伯爵夫人。斯滕伯格伯爵夫人会在塞默灵的高山雪场举行周末滑雪比赛；拉里施伯爵夫人会组织桥牌聚会；波林·梅特涅公主由于款待的犹太银行家实在太多，人送雅号“犹太圣母”。要知道，维也纳拥有全欧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犹太人群体，与之相对的反犹势力自然同样强大。
另有三份材料可以证明穆勒所述属实，其中包括萨克森州驻柏林军事权代表的记叙。后者在11日写给萨克森州陆军大臣的信中写道：“冯·毛奇阁下希望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冯·提尔皮茨殿下希望如果真要打仗，最好就在一年之内开战，因为届时基尔运河和黑尔戈兰岛的潜艇基地都将完工。”继12月8日会议之后，德国领导人商定对全国人民发动新闻攻势，为同俄国开战做好准备。不过，新闻攻势最终并未落实。穆勒致函贝特曼，告诉了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诚然，有人对1912年的这次军事会议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持怀疑态度，对费舍尔极尽抹黑德国的论调不置可否，并不认为是德国之后调整政策导向，才加快了全面欧洲战争的到来。即便如此，德国此后的所作所为表明柏林政府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完全没有感到丝毫困惑，着实令人吃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赶在俄国1916年完成重整军备之前发动战争，德国必将赢得胜利。穆勒感到有必要向德皇汇报，让德皇知道有些高级军官由于确信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把存款股票兑换成了黄金。
奥匈帝国虽然是个农业国家，但是维也纳却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文化气息、最有国际氛围的首都，深得弗朗茨·莱哈尔和托马斯·曼的喜爱。列宁也把维也纳比作一座“雄伟庄严、风景如画，充满活力的城市”。在维也纳，你能听到当地人用英语歌唱欧文·柏林的“亚历山大的雷格泰姆爵士乐队”。1913年，萧伯纳的“卖花女”在维也纳成功举办世界首演。同样是在这一年，斯大林、托洛茨基、铁托和希特勒等人也在维也纳或多或少住了几个月，如此巧合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奇妙。伟大的美国拳击手杰克·约翰逊成了当年冬天阿波罗大剧院的当家明星。在维也纳，咖啡厅随处可见，宾客流连忘返。其中的朗特曼咖啡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爱光顾的地方。这座城市足以让人看见世人趋炎附势到何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店家老板们一个个点头哈腰，忙着为客人掸去身上的灰尘，甚至亲吻手背，为了讨好那帮中产阶级客人，不忘在客人名字中加上“冯”这样象征贵族身份的敬称，将客人亲切称为“大人”或者“夫人”。家仆佣人几乎完全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章行事。雇佣法规定女仆每两周有一个星期天放假一次，每次只有七个小时。维也纳的上流社会每逢新年总有一个习惯，将一滴烧熔的铅水滴进一桶冰镇香槟里面，看看铅液最后凝固成什么形状，借此推断来年的运数。
贝特曼此后时不时地表现出摇摆不定的迹象。好比他在1913年6月就说过：“战争和挑衅的话语，还有永无休止的扩军备战，这些我已见得太多太多。现在正是时候，让各个大国坐下来，为寻求和平好好努力。不然的话，局面肯定会变得不可收拾，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话虽如此，这位帝国宰相却在激起德国战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贝特曼在和陆军元帅威廉·冯·德·戈尔茨的谈话中向这位老兵和军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透露，说自己在军费问题上肯定能够得到帝国议会的支持，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戈尔茨回答说：“既然如此，那么军队最好赶快把采购清单呈报上去。”“是的，”这位帝国宰相说道，“不过您如果开口要一大笔钱的话，就得让别人看到您把这笔钱很快花出去——您得打仗！”戈尔茨高兴地连连称是。贝特曼先是习惯性地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可是，即便是俾斯麦在1875年也没有选择先发制人。”贝特曼非常清楚那位铁血宰相晚年极力敦促德国应该停止战争。戈尔茨不无嘲讽地说道：“俾斯麦之前已经打赢了三场战争，他说这样的话当然轻松。”贝特曼是促使帝国国会通过1913年军费开支的重要推手，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将让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奥皇年轻时参过几年军，打过一些小仗，平日里差不多总爱一身戎装。他将军队视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强大力量。军中的军官团成员清一色全由贵族组成，其中大多数都是骄傲自大，蠢笨无能之辈。弗朗茨·约瑟夫年轻时，有一次举行实兵演习，校场上结着厚厚的冰，这位君王不顾天寒地冻，坚持继续演习，结果不少马匹打滑摔倒，摔死了两名骑兵。弗朗茨·约瑟夫的倔强恰好体现了他的治国之道。从更大的层面来看，他正是凭借这份倔强才得以和不可阻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公然对抗，让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诺曼·斯通曾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体制定义为“一个在制度上逃避现实的体制”。生活在这个帝国首都的穷人与无业流民不比欧洲任何一个大城市少，而生活困苦之让人绝望要远在大多数其他城市之上。1913年一年当中，维也纳就有将近1500人企图自杀，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成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说到民意呼声，有位作家是这样描述奥地利议会的：“这与其说是一个立法机构，还不如说更像是一个专门唱反调的地方。不过，考虑到是在维也纳唱反调，尖叫声和争吵声中多少还带着一些音乐天赋。”1914年3月，由于议会吵得太过厉害，弗朗茨·约瑟夫实在听不下去，索性宣布休会，从此由自己和大臣发号施令，管理国事。
与此同时，从1912年12月召开军事会议开始，直到1914年8月大战爆发，这19个月内，对发动一场欧洲大决战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德国军事将领可不止一位。毛奇只不过是其中最招人耳目的那个罢了。1914年5月，帝国陆军军需主任格奥尔·冯·瓦德西伯爵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自己一方面对于德国当下的战略前景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对今后长期作战感到忧虑：“德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在不久的将来遭到敌人进攻，但是……德国不仅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管这个理由是什么——避免战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在今天抓住机会，迅速赢得一场欧洲大战的胜利，这个机会对于我们德国和三国同盟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只是，情况很快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还有大量历史文献证据证明德国领导人愿意在1914年开战，而不是像近些年提出来的那些假象所说的那样无动于衷，等着接受其他情况。
哈布斯堡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来自11个不同民族，占据的领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波兰的一部分以及意大利的东北部。弗朗茨·约瑟夫当时已是83岁高龄，1848年登基即位，1867年创立二元君主体制。这位老皇帝与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保持了长达28年的亲密关系。约瑟夫在信中将施拉特称为“我亲爱的好朋友”，施拉特则在回信中将约瑟夫称作“皇帝陛下，我最尊敬的主人”。施拉特1914年已有51岁，二人之前就双宿双飞，过上了卿卿我我的小日子。约瑟夫每次下榻伊舍的夏日寝宫，总会一个人溜达着去费利希塔斯别墅，施拉特就住在那里。约瑟夫有时候晚上7点才到，会提前派人送去便条，上面写着“替我留着小门，不要上锁”。
协约三国和同盟三国倒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三个盟友当中都只有两家下定决心，共同作战。这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善意的表示，也让军事合作成为可能——不过，军事合作这种事情绝对谈不上板上钉钉、有什么保证可言——这种合作会比法俄之间的合作多那么一点点，英国在这方面也会做得少那么一点点。俄国人心里清楚不管仗怎么打，自己都得应对从波兰发起的进攻，因为那个突出部无险可守，北西两面都受到德国威胁，南面则容易遭到哈布斯堡帝国的进攻。在俄国人看来，动员之后能够以多快的速度部署兵力，代表着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守住波兰，而俄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保住边境。
德国与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堪称三国同盟的两大支柱，意大利虽说是三号成员，但一旦开战，没人指望它能靠得住。回首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欧洲的病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国力日衰，领土也遭到蚕食。谁知到了这个时代，陷入这种尴尬境地的已经换成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这个帝国自身社会矛盾尖锐，少数族裔情绪不满，难保有朝一日不分崩离析，这早已成为各国王公大臣和报纸新闻议论的焦点，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在德国尤为如此。不过，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却把保全这样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盟友，提升到了本国外交政策核心目标的高度。德皇及其顾问之所以把自己和哈布斯堡王朝拴在一起，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奥匈帝国一旦土崩瓦解，受益的一方将会是德奥两国的宿敌：俄国还有那些得到俄国庇护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德皇反复表达了对于“斯拉夫人国家”的不置可否，对于所谓俄国领导之下反对“日耳曼人国家”的统一战线严词谴责。1912年12月10日，德皇就对瑞士驻柏林大使亲口说道：“我们不会抛下奥地利，任由奥地利垮掉。如果外交达不到目的，那么我们就打一场种族战争。”
俄国人早在1900年就订出了计划，在东普鲁士对德国发难的同时在加利西亚进攻奥匈帝国。俄国人虽然在1905年打过退堂鼓，可到了1912年还是重新回到了原先定好的计划上，此后一直坚持不改。要知道，俄国人对于占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加利西亚一直颇有兴趣，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赢得一条新的稳固的山区边境。俄国人有两个备选方案。第一个方案被称为“G计划”，旨在针对德国将大部分兵力部署东线做出应对，不过这一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另外一个方案被称作“A计划”，在1914年付诸实施。按照该计划要求，两个集团军向东普鲁士境内推进，作为进攻德国本土之前的必要步骤。与此同时，另外三个集团军对奥地利人发起主要攻势，把对手赶回喀尔巴阡山。
哈尔登的警告通过这位大使传到了柏林，德国人对此不以为然。在帝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看来，英国陆军不过是一支小小的帝国宪兵队而已，成不了气候，至于英国皇家海军，等到两军兵戎相见的时候，也只能无计可施。德皇在大使送来的报告上御批了几个大字，认为英国人所谓的势力均衡不过是“愚蠢的看法”，只会让英国“永远成为我们的敌人”。德皇给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写了封信，在信中将哈尔登的言论说成“全是一派恶毒攻击，是对我们（德奥）两国同盟以及我们两国良好发展势头的仇恨与嫉妒”。有好几位英国学者也提出警告，要提防德国大学院校里鼓吹德皇领导的人民与英国人必有一战的言论，历史对决不可避免，还把德国比喻成蒸蒸日上的罗马帝国，把英国形容为迦太基人，败局已定，劫数难逃。
法国为了对付德国，打算实施自己的“第17号计划”。该计划虽然由霞飞最后完善，却远不如毛奇的安排那么具体，要知道施里芬甚至为大规模进攻法国该走哪条路线画了草图。反观法国总参谋部，虽然也曾预想到了之后该如何深入德国，却只是设计了针对德军的军事行动而已。“第17号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边境后方部队集中时的后勤问题，丝毫没有涉及作战时间安排，也没有制定明确的领地目标。比计划本身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与信念，法军总参谋部将此视为救星，热情饱满地大力提倡。霞飞在制定的《1913年军规》中明文写道：“法国陆军要回归传统，从今往后，只知进攻，别无二心。”“17号特工”是柏林政府在巴黎最好的情报来源。此人是个奥地利人，人称施鲁加·冯·塔斯滕菲尔德男爵，成日游手好闲，在巴黎街头的林荫大道闲逛，手里相当一部分情报都是靠着在社交沙龙里交际厮混得来的。“17号特工”向毛奇透露——这一回他的情报是正确的——霞飞打算将主攻方向集中在战线中路的阿登山区。
哈尔登爵士曾经对利赫诺夫斯基亲王说过这么一段话。沿用这位德国驻英大使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进攻法国，那么英国将无条件地站在法国一边，因为英国绝不会允许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被人打破”。不过，柏林方面从来不把利赫诺夫斯基当一回事，部分原因在于他这个人只要一提到英国，就什么事情都来劲。英国人可不这样认为。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在给红颜知己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提到利赫诺夫斯基一家时写道：“（这一家人）很难招待。不懂礼数，他这个人话还特别多，喜欢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问个没完没了。”
这位法军总参谋长其实是一个搞技术，而非玩谋略的人。由于总是一脸严肃，自打儿童时代便得了个绰号，叫作“霞飞老爹”。德国情报部门虽然对霞飞的评价是工作认真负责，却判断此人应变过于缓慢迟钝，面对类似施里芬侧翼合围这样出人意料的先发进攻时无法有效应对。不过，法国政界人士对霞飞倒是颇为认可，这是因为霞飞与他的不少同辈不同，没有政治私心。法国的政客们还发现霞飞为人直率，这放在法国政坛可算是件稀罕事。传闻阿加迪尔危机爆发之际，时任法国领导人约瑟夫·卡约在这位总参谋长刚刚上任的时候，问过对方这样一个问题：“将军，人们说拿破仑只有觉得有七成把握打赢战争时才会开战。我们现在有没有七成把握？”霞飞的回答短小精炼：“没有，总理先生。”
话说回来，德国就算对英国心存敬意，却也在同时处处挑衅英国的权威。表面上看来最招人耳目的是建造舰队，争取在实力上与英国皇家海军分庭抗礼——大力发展海军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德皇的一厢情愿，遭到了首相与军方的强烈反对——更加根本的一点则在于拒不接受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理念，这个才是英国人的心头大患。1914年在基尔，英国海军中将乔治·沃伦德爵士试图恭维提尔皮茨。这位英伦绅士说道：“您可是欧洲最响当当的大人物啊。”提尔皮茨答道：“这种事情我可从没听说过。”沃伦德接着又说：“至少在我们英国是这样的。”这位海军元帅听完愤愤不平地嘟囔起来：“你们英国人总把我看作怪物，说我老是欺负你们英国。”提尔皮茨的确是个让英国人害怕的怪物，德皇也是如此。不管德国如何欲盖弥彰，德国的领导者们急切渴望着将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然后再将手伸向大洋彼岸。
姑且不论这位总参谋长在1911年是否真的如此谨小慎微，他在此之后都变得越发自信。霞飞相信只要有了俄国的协同合作，法军就有力量，更加重要的是有了斗志去战胜德国人。霞飞此举可以说是犯下了一个1914年全欧洲所有军人都会犯的错误——太过相信人的勇气的力量，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法国人将这种勇气称为“斗志”——也就是胆量——和“干劲”，军事训练中强调取胜的信念高于一切。法国陆军虽然准备了大量75毫米快发野战炮，却对榴弹炮和重型火炮不闻不问，认为与进攻的作战原则毫无关系。虽然，战事发展最终会让人看到75毫米火炮和“斗志”并不能构建起有效的作战体系，可回到1914年夏天，霞飞和绝大多数同僚却以为仅凭这些就能够构建起有效的作战体系。
这样的话语倘若放在这代人之后的外交报告之中，足以让人觉得尴尬，势必要删去。然而，亲王的思想却在那个夜晚得到了迎合和认可。当晚，德英两国海军官员共坐一席，推杯换盏，敬酒词只有一句，便是这“两个白人国家”。在1914年的基尔赛艇会上，一些德国海员还与前来造访的英国皇家海军水兵信誓旦旦地共祝两国友谊万古长存。“波美”号指挥官对“南安普敦”号巡洋舰上的海军军官说道：“我们正在努力让自己尽力融入贵国的海军传统当中。我看到有些报纸上说什么需要好好考虑我们两国可能开战的问题，这种文章我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两家要是真打起来，那可是手足相残的内战啊！”帝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为女儿请了一位英国女家庭教师，他的几个女儿都是在英国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读的书。
至于法国人对德国人作战意图的评估，法国军情二局的情报官员们可以说严重低估了德军的整体实力。法国人没有料到毛奇会将后备役和常备军部署在一起，还以为毛奇会调派22个师去对付俄国人，事实上毛奇只用了仅仅7个师。诚然，法国人准确预测到了德国人会尝试两翼合围，却由于错误地低估了敌人兵力，因此在地域范围上做出了误判。法国人原以为德国人只能从比利时的某个角上打进来，而非横扫整个比利时。按照霞飞的估算，德军如果集中在北部和南部，那么毛奇的中路势必成为薄弱之处，法军在此推进，将有机可乘。在这一点上霞飞犯下了大错。
虽然，英德“海军军备竞赛”严重损害了双边关系，德国宰相特奥巴登·贝特曼·霍尔维格和英国大法官理查德·霍尔丹还是跌跌撞撞地为改善两国关系做了一些努力。贝特曼试图寻求英方保证一旦欧洲大陆爆发战事，英国能够保持中立。贝特曼为了取得突破，甚至不惜牺牲德国国家利益，结果被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视为亲英派，从而失去信任。与此同时，德皇的弟弟普鲁斯亲王海因里希1914年1月在柏林会见英国海军随员威尔弗雷德·亨德森上尉。海因里希在谈话中专门提到“其他欧洲海军大国都不是白人国家”。这句话带着鲜明的英国味，个中含义想必放到伦敦任何一场晚宴聚会上，都能听得明白。海因里希的一番话把英德两国排在了那些皮肤略带浅白的俄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和匈牙利人，还有法国人前头，自然赢得亨德森的热情赞扬。亨德森在写给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中引述了亲王的话语，写道：“亲王陛下的话让我不禁想起这是一种多么典型的英国式表述，亲王的看法不正道出了我们大英帝国海军部一直以来的心声吗？”
法德指挥官都严重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虽说，作战双方精心制定的动员与部署计划并不能成为1914年开战的理由，可是如果两军将士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进攻作战原则上存在根本缺陷，那么这两大强敌也许就不会那么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战争中去了。所有国家在进行评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日本人的重要影响，后者1905年面对俄国人的机关枪，最终赢得了进攻的胜利。每个国家得出的结论都认为日本人的胜利说明只要充分发扬精神斗志，就能战胜现代科技。
1914年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并非坚如磐石，各国在结盟问题上或逡巡不前，或摇摆不定，有的甚至背信弃义，转投他方。法国人在20世纪初的战争计划书上谋划着万一逮到机会，应该如何入侵英格兰，而英国人直到1905年还保留着一份应急方案，以便有朝一日与法国一决雌雄。英法两国有一段时期都认为俄国很可能退出三国协约，转而加入三国同盟。1912年，奥地利的贝希托尔德伯爵在正儿八经地考虑与圣彼得堡重修旧好。不过，这一计划最终因为双方在巴尔干问题上分歧太大，不可调和，最终搁置。翌年，德国慷慨解囊，向塞尔维亚提供贷款。牛津大学首批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当中就有不少是德国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代表了英国对于德国文化的尊敬，甚至是崇拜。再将目光转向工业方面。英国的维克斯公司直到1911年还在和德国的克虏伯集团合作设计生产炮弹引信。
1914年初夏，热情高涨的英国爱国人士正在翘首以盼6月的到来，他们将在这个月迎来滑铁卢战役胜利一百周年纪念。爱国人士打算利用这一纪念日好好庆祝一番，庆祝在过去一百年里，英国军队再也没有在西欧的土地上流血牺牲。话虽如此，英国人早就小心翼翼地制定好了应急方案，打算再一次在西欧的土地上挥洒热血。英法两军的参谋官对话始于1906年，英国到了第二年还同俄国签订了协定。然而，当俄国人1912年看见一家英国造船厂开始为土耳其人建造两艘战列舰时，却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这位新盟友到底安的是何居心，要知道这两艘战列舰代表着对沙皇黑海统治地位的致命威胁。英国外交部面对来自圣彼得堡的质问，回答含糊不清，声称英国无权干涉私人商业合作。与此同时，还有一支英国海军代表团在帮助土耳其人打造舰队，而李曼·冯·桑德斯正在帮着训练土耳其陆军。
霍亨索伦家族在处理社会关系上一塌糊涂。威廉皇储1913年从英国结束猎狐之旅归国，自以为德国颇受英国统治阶级欢迎，其实大错特错。皇储的父皇虽然一只胳膊早就萎缩，却成天想着穿军装、立军规这些琐事，为人敏感易怒，一心想要赢得别人尊敬，不惜软硬兼施，结果在继承人问题上产生错判。威廉二世有一回向塞西尔·约翰·罗兹这位皇权统治的拥护者请教：“罗兹，你现在就告诉我，我这个人为什么在英国不受人欢迎？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喜欢？”罗兹答道：“要不，您什么也不做试试看？”德皇犹豫片刻，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要想让他这种人听取这样的建议，是做不到的。1908年，威廉二世在德国驻伦敦大使发来的急电上草草写上了这样一行批注：“如果英国人想要打仗，就叫他们尽管放马过来，我们可不怕！”
贝特曼·霍尔维格1908年有一次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这位宰相大人吃着吃着突然提高嗓门，连连摆手，痛斥敌人正在组成“铁圈”，企图包围自己的国家：“你们英国和法国抱团，还跟俄国拉帮结派。不过，你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互相喜欢对方，而是因为都讨厌德国！”贝特曼此言差矣。英国之所以遵守协约，与其说是为了拉拢俄法做盟友，共同对付德国，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英国自己减少一个敌人。人们看得越发清楚——至少百姓心里明白——那个让英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的庞大帝国正在日渐成为经济和战略上的沉重负担，而非财富的来源。俄国在中亚的实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大博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开支去应对。英国1898年与法国在上尼罗河流域的法绍达展开对抗，让骨子里藏着的妒忌与敌意又一次苏醒萌动。20世纪头十年里发生的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三国之间的攻守同盟，英国从中扮演着一个忠诚伙伴的角色，倒不如说是两场平行发展的缓和好戏。
诚然，欧洲的所有君王在1914年上演的这场末日游戏里都只是一张“变牌”，而最大的变数就在威廉二世。俾斯麦留给祖国的宝贵遗产在政治体制上根本行不通。在这种体制之下，德国人民的意愿本应通过帝国议会组织的形式表达，却被德皇还有钦定的大臣和陆军参谋长等人利用手中权力窃取。威廉二世登基不久，就在1890年解除了铁血宰相的职务，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乔纳森·斯泰贝格对此是如此评价的：“俾斯麦……留下的体制只有他自己（这样异于常人的人）才有能力驾驭，或者说如果在他之上的那个皇帝是一个行事正常的人，那么也无大碍。可是，（之后）两个条件都无法满足，这个制度也就落入了那帮只知趋炎附势、玩弄诡计、夸夸其谈之徒的手中，德意志帝国也就成了邻国的心腹大患。”马克斯·韦伯恰好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俾斯麦也持同样看法：“他留下的这个国家毫无政治素养可言……完全没有政治决心。这个国家已经变成无论任何事情，一旦打着皇权君令的名义做了决定，就得耐着性子，低头认命地委屈接受。”民主的影响力在国内经济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外交政策层面则最无足轻重。外交这一块儿总是讳莫如深，制定政策的几位大臣都是德皇亲自任命的近臣，毫不顾及帝国议会中各方代表的势力平衡，军方虽然不见得次次总要出面说话，可只要开了口，说的话句句分量十足。
身在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深知自己的国家和法国多么需要英国的一臂之力。他在1913年12月31日的信中写道：“两军交战，胜负难料，本是兵家常事。更何况（法俄）两国即便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也很难给予德国人致命一击。可是，一旦英国也加入进来，那么这场争斗对于德国来说也许就在劫难逃了。”正因为如此，这位俄国外交大臣才会对伦敦“在政策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感到愤怒不已，将这种姿态视为严重阻碍，无法威慑对手。不过，英国人对俄国由始至终不冷不热。不少民主派强硬人士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国家要和一个贵族统治的专制国家牵扯在一起，更加糟糕的是还要和这个专制国家手下的巴尔干仆从交际往来，就感觉颜面扫地。回到巴黎，1914年7月危机即将爆发之际，《费加罗报》的拉蒙·雷库里看见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正要步入“奥赛码头”，于是赶紧上前采访。伯迪在同僚当中外号“公牛”，正为欧洲局势前途未卜感到忧心忡忡，答道：“你们相信俄国人吗？我们可不信，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信！”伯迪接着又说：“对于塞尔维亚人我也是这么个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英国一想到要掺和到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的扯皮当中去，就感觉不舒服。”不仅如此，不少英国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不管打什么仗，只要一想到和法国站在一起，顿时就没了兴致。回想1904年罗斯伯里男爵的保守党同僚对英法协约表示欢迎的时候，男爵就曾愤愤不平地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统统错了。这样做意味着到了最后要同德国人开战！”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女、老妇人朗兹伯勒1914年对作家奥斯伯特·西特维尔说道：“我怕的可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人！”
虽然，与威廉二世过分亲密的圈内人士对这种荒诞怪癖颇有兴趣，可这位皇帝在追求自身喜好时却总是显得缺乏判断力。与之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包括欧洲各国政坛人士都觉得威廉二世这个人有那么一点儿神经错乱，这在临床上很可能也正是这么一回事。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曾经写过：“威廉二世是属于英王爱德华七世那个时代范畴的极端典型，是夜总会里让人讨厌的那一类人，会跟坐在隔壁的人絮叨自己喜欢的那点破事，一说起来就喋喋不休，没完没了。难怪那么多欧洲皇室成员，只要一听说要被德皇拖着吃午餐晚宴，推托不了，一个个就胆战心惊。”海军少将艾伯特·霍普曼是位个性强悍、反对传统的海军将领，1914年5月写过这么一段话来描述这位皇帝：“他这个人本身就代表了虚荣，只图自己心情好坏，开幼稚的玩笑，不惜牺牲任何东西。只要他想做，就没有任何人管得住他。我曾扪心自问，但凡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伺候在这样的人身旁，如何忍受得了？”霍普曼还在日记里写道自己在1914年6月18日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站在一座城堡面前……看见老皇帝威廉一世就在那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正在对一些人说着什么，手里还握着一把剑，剑插在剑鞘里。我朝老皇帝走过去，把他搀扶起来，牵着走进了城堡。老皇帝边走边说：‘你必须把剑拔出来……我那个孙子（威廉二世）太没用了（拔不出来）。’”
不信是相互的。法国总统普因加莱之所以下定决心要跟俄国拉拢关系，成为军事盟友，主要原因就在于担心有朝一日，战争打响，英国人届时恐怕不会和法国站在一起。法俄两国倒是签订了双边协议，承诺在遭到攻击时互相支援，可英国对于这样关系紧密的拉帮结派毫无兴趣，只是表示了一下良好意愿，举办了几轮陆海军参谋人员的会谈。关于可能对法派遣英国远征军的首次讨论于1908年12月举行。皇家防务委员会在1911年8月23日召开专门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阿斯奎斯和丘吉尔。会上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欧洲一旦有事，英国可能被迫介入的问题。某位现代历史学家指出，此次会议“为英德之间的军事对抗定了方向”。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着边际，因为没有人比阿斯奎斯更加清楚，自己的党派和议会是多么不愿做出承诺，卷进欧洲大陆的纷争里去。
威廉二世一手掌控的这个国家其实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才归于统一的。这个国家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却仍然面临着存亡安危，而这种危险恰好来自这位一国之君。德皇虽然对于血腥杀戮并无真正嗜好，却喜欢一身戎装，扭捏作态，一门心思想着建立军功伟业。此君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就像肯尼斯·格雷厄姆笔下的那位癞蛤蟆先生，只不过套上了一身军装而已。但凡拜访过德皇的人都会对宫中弥漫的同性相好之风念念不忘，每每见到德皇与符腾堡公爵等男性宠臣见面时互相亲吻嘴唇总会议论纷纷。20世纪的头十年，宫墙之内，军帐之中，同性丑闻层出不穷，一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般，把整个帝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1908年，德皇御下军务大臣迪特里希伯爵冯·许尔森·黑泽勒在晚宴之后献上独舞一曲，谁知竟然心脏病突发，不治而亡。黑泽勒当时身穿一条芭蕾舞女演员穿的短裙，正在黑林山的一间狩猎小屋内当着众人表演，德皇就坐在观众当中。
首相在皇家防务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语气严肃地写道：“一切和政策有关的问题都必须留待内阁定夺，向来如此，现在亦得如此。对这些问题做出预判，根本就不是陆海军军官应该插手的事情。”某位高级参谋官对此非常生气——此人就是亨利·威尔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和法国结盟的具体协定。政府极不情愿授权总参谋部处理最终合作的事宜，可是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威尔逊的怨气看上去不无道理。外交部主任亚瑟·尼科尔森在1914年8月提醒外交大臣格雷注意：“您已经答应过（法国大使）康邦先生不止一回了，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您会站在法国一边。”格雷答道：“我是说过，不过康邦他什么书面记录也没有”——这样的回答足以让人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总是指责英国人表里不一、搞两面派，这并非偏见，确有道理。
然而，德国即使说不再被视为一个类似俄国的专制国家，却仍然更像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而非民主国家。德意志帝国国家机器最强有力的一环在于军队，德皇最喜欢的也是武官将校围伺左右、簇拥身旁的感觉。1913年10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纪念在莱比锡战役中击败拿破仑·波拿巴一百周年。全国各大百货商店谨遵君令，以皇室为榜样，在商场腾出大片地方布置纪念展览。市场上摆着大量带有军事色彩的产品，供人挑选。有一种口琴名叫“候鸟”，意在纪念彼时风靡奥地利和德国的一项同名青年爬山运动。这种口琴就是通过军事邮政信箱对外销售。有一款竖琴最为畅销，上面刻着一行文字，写着“通过战斗，赢得胜利”。格特鲁德·斯卡德拉是一名教师，当时27岁，住在距离不莱梅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她在1914年5月的一篇日记里记叙了一场为红十字会募捐的活动，写道：“我对做这个很感兴趣——想想三个哥哥弟弟都有可能应征入伍，我又怎么会不感兴趣呢？不但如此，我还认识到红十字会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了解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平，保罗·罗尔巴克写的《德国世界策略》那本书也非常好看，这些让我懂得了我们现在时刻面临战争威胁，局势严峻。”
有位近年来专门研究“一战”的历史学家指出，阿斯奎斯领导之下的文职大臣和军事将领们自从1911年开了那次会议之后，就“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制订作战计划中去了”。英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肯定采取了一些预防步骤，还制定出了应对方案，好比将牛津大学考试学校指定为医院所用。话虽如此，可要把这些举措视为“满怀热情”，似乎不大说得过去。英国在加入三国协约的过程中，与一切决策有关让人感觉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就在于——这一点已经在1911年皇家防务委员会会议中有所体现——英国政府虽然一方面承认确有可能卷入欧洲大陆战争，另一方面却打算只动用少得离谱的兵力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按照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他在19世纪80年代那会儿还是一名年轻的骑兵军官，和同僚当时都明显意识到就凭英国陆军那一点微薄兵力，和欧洲大陆的对手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任你是如何好战的陆军军官，还是动辄喊打喊杀的参谋人员……这些人哪怕处在最乐观的阶段，也不会相信我们小小的陆军会被再次派往欧洲作战”。15年过去了，虽然，哈尔登对英军进行了体制改革，可这支军队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来看依旧兵力薄弱。1913年《陆军评估报告》对于一旦欧洲开战，英国陆军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只字不提。英国远征军之所以会被当作假定存在，原因就在于根本没人说得清楚这支军队究竟会被部署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大家心里想着兴许是在印度，没准非洲，要不就是中东。
不过，与邻国的想法恰恰相反，许多德国人对于打仗毫无兴趣。这个国家正在面临一场宪法危机。帝国议会中的头号大党社会民主党——德国发生了当时世界上声势最为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坚决反对滥用武力。早在1914年，英国海军随员就在报告中不无惊讶地提到，德国帝国议会只要赶上海军辩论，就几乎没有几个人参加，出头露脸的只有区区20到50个议员，别人在台上发言，他们一个个在底下叽叽喳喳，聊个没完。产业工人阶级与政府之间隔阂相当之深。德国政府由一帮保守派大臣组成，这帮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委任上台，完全取决于德皇一人的喜好。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英国人在历史上是如此荒唐，这种英国式愚蠢多少个世纪以来，甚至包括21世纪在内，都在一直不断重复上演——首先，在战略上摆个姿态，做做样子；接着投入一小股力量，权当表示一下善意；最后全然不顾这一点儿兵马根本无法满足当前的军事需求。诺斯克里夫勋爵自1907年开始，就一直在自己的《每日邮报》上疾呼招兵买马，要让英军在兵力规模上与欧洲大陆列强不相上下。可是，勋爵的一片苦心鲜有人响应。人们之所以指责阿斯奎斯政府办事不力，尤其将矛头公然对准时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子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二人采取的政策让人明显觉得，一方面承认英国在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之际不大可能保持中立，因为德国赢得欧洲霸权的结果对于英国来说断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又拒绝采取恰当而实在的措施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斗争中去。
其他国家对此耿耿于怀。1912年5月，英国驻柏林武官、陆军中校亚历克·拉塞尔表达了对亲眼所见的狂热情绪的担忧。拉塞尔认为“德国民众内心深处怀有不满，认为自己国家的军队越来越不愿上阵打仗，看着法国人在眼前趾高气扬、傲慢无礼，又明摆着处处与我们作对，与我们为敌，心中愤恨不已”。拉塞尔最后总结道：“我们激起了一些民族情绪，等到战和问题悬而不决的时刻，这种情绪就有可能打破平衡。”拉塞尔心忧德国人的反复无常，这种民族情绪有时甚至变得近乎歇斯底里。这种担心在他发回的每一封急件中都能感受得到，此后两年之中变得越发严重。
格雷常常被人描绘成一个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的人，时常就1914年大战将至发表一些哀国忧民的感叹，话说得动情到让人听着都觉得不大像他，平时还会就观鸟钓鱼写一些美文。52岁的格雷虽然早年丧偶，但个人生活并不像同时代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爱情生活虽然比起同僚劳合·乔治来要拘谨得多，却也一直丰富多彩。最近有位作家写了一本有关格雷生平的传记，指出格雷育有两个私生子。同时代的人当中有一些颇看不起格雷。艾尔·克罗爵士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外交官，平素酗酒无度，尽人皆知。此君就把格雷唤作“一个蠢笨无能、性格软弱的傻子”。还有一回，由于格雷总是习惯沉默寡言，劳合·乔治于是得出结论，说外交大臣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之所以不愿开口，反映出来的不是性格有多强势，而是软弱。格雷既不会说一门外语，也不喜欢在国外生活，虽然算得上极聪明的一个人，却属于见识狭隘之辈，常常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
1815年至1870年间，俄、普、奥、法四国位居英国之后，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大同小异。此后，新兴的德国在国力上迎头赶上，被视为当时最成功的欧洲大陆国家，从制药工艺到造车技术，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推动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待遇等社会改革方面也是先驱。虽然，英国某些好战分子拿着大英帝国王土辽阔当幌子自欺欺人，吹嘘自己小小的母国天下第一，可经济学家们冷静预判英国终将走向没落，在制造业和商业贸易两方面都落到美国和德国后面，法国则将排名第四。几大强国都在极尽所能地壮大国力，扩张领土。唯有英法两国由于开疆扩土的帝国野心已经得到满足，所以更加醉心于维持海外现状。
即便如此，格雷仍然在1905年至1916年间一直打理英国的外交政策，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兴趣和爱好。劳合·乔治写道：“大战爆发之前的8年里面，内阁在考虑外交事务上花的时间简直少得离谱。”阿斯奎斯政府对待外交事务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道德自负，一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样子，尤其让德国人感到不悦。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不无讽刺地说道：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倘若发现自己的利益竟然和全人类的利益相同，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个更让他感到快乐，“而且就算达不成一致的话，他还会竭尽全力，去创造一致”。有一次举办一场晚宴，好几位政府阁僚都到场，诺斯克里夫爵士用轻蔑的口气说道：就连英国的报纸编辑都比内阁大臣们对外交事务了解得多。大使馆一等秘书对外交大臣如此评价道：“爱德华·格雷爵士属于这么一类人，这种人既是天生如此，也是习惯使然，希望在法官的座席上找个位置坐下来，高高在上地把自己的同胞好好审判一番。当然，在此之前，他是不会给自己的同胞任何机会，搞清楚审的究竟是怎么一桩案子。”
打着翼领的欧洲政治官僚们发现在思想和行动上难以适应，不足为奇，毕竟这个新时代来得太快；通信手段突飞猛进，改变着人们的行事方式；军事破坏力在迅速增加，却鲜有人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马车时代的老式外交方式，例如依靠王公贵族治国理政，好坏与否皆由出身决定，已经被证明完全无法应对电气时代的危机。温斯顿·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我们从小长大学到的那些永恒不变，或者不可或缺的东西，不管物质上的，还是制度上的，几乎没有一样能够保留下来。以前自己满以为不大可能，或者大人说过不会实现的事情，现在统统变成了现实。”
诚然，这番话属于典型的恶意嘲讽。不过，亨利·威尔逊1911年与各位大臣就作战方案谈过一次，之后写道：自己“对于格雷和（时任陆军大臣）哈尔登把握局势的能力并未留下什么印象。格雷在两个人当中显得更加糊涂，也更加粗心。这个人不单对于战争意味着什么毫无概念，更让我吃惊的是，居然连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想知道……这是一个无知、自负而且软弱的人。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只比葡萄牙大那么一点的国家，像他这种人都不适合当外交大臣。”萧伯纳对格雷深恶痛绝，把对方描绘成“从头发尖到脚趾头，都像一个骄横狭隘的容克……而且喜欢撒谎”。萧伯纳的这番批评无疑与1906年发生在埃及一个小村子里的争议事件有关。村里当时因为军官是否有权打鸽子，引发争议，英国人最后的回应方式极其粗暴。
这一切发生之快，若论时间长短，与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至今也差不了多少。查尔斯·马斯特曼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1909年思索扑朔迷离的未来走向时写道：“人类文明究竟是会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还是会像一堆枯枝败叶，或者褪色的黄金一样破败凋零？……我们到底会坠入一个喧嚣动荡的新时代，还是会有一扇大门突然打开，让人看到门里那令人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功？”奥地利作家卡尔·冯·朗格在1914年初写道：“我有一种感觉，马上会有大事发生。只是不能确定这些事情会在何时开始。没准还能多过几年和平日子。可是，剧烈动荡一夜之间降临，也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说这样的话属于萧伯纳式的夸张，那么格雷的秘密外交无疑是专横粗暴的——那个年代的英国处理外交事务向来如此。1904年8月，佩尔西勋爵代表执政的保守党，对下院有关新近结成英法协约的问题做了一番回应，口气还蛮有一些贵族气派：“对国际条约中是否存在秘密条款进行推断与猜测，这是一项公共特权。这项权利能否得以保留，取决于官方是否保持节制。”不过，阿斯奎斯在1911年9月5日致函格雷，提醒这位外交大臣注意，授权允许英法两军总参谋部进行对话存在风险。阿斯奎斯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格雷，类似霞飞将军和菲尔霍姆上校之间那样的对话，在我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谈到英国可能提供援助的部分。考虑到当下的情况，我们不应该鼓励法国人，让他们产生某种类似的错觉，做出错误的计划。阿斯奎斯。”
社会主义成为一股主要力量，开始影响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自由主义则陷入历史低潮。女性对男尊女卑的从属地位发起反抗，成为颇有意义的大事，英国尤其如此。纵观欧洲各国，1890至1912年间实际工资增长了差不多50%，儿童死亡率逐步下降，人们的营养状况大幅改善。然而，即便取得如此进步——要么换句话说，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贫穷只有不再是生活必须承受的一部分时才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正是因为取得了这样的社会进步，数百万产业工人才不甘于接受社会不公。俄、法、英、德，罢工频发，震惊业界，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令统治阶级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俄国在1905年经历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德国取代法俄，成为大英帝国眼中最有可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头号敌人。英国虽然一直以来是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但全球工业产量所占份额已经从1870年的三分之一跌落到1913年的七分之一。
话虽如此，首相面临国内的棘手难题堆积如山，却在外交事务上给了格雷几乎完全的自由，不能不说糊涂。这位外交大臣自以为可以就英国在战时提供支援一事，向法国方面做出保证，无需向全体内阁或者下院有所交代。这种做法不仅与现代民主施政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就连那个年代的标准都达不到，可能只有1956年英法串通一气，入侵埃及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毕竟后一件事更加说不过去。格雷之所以喜欢偷偷摸摸、秘密行事，原因在于他心里清楚自己从议会那里得不到任何授权。七月危机期间，格雷希望英国能够与法国并肩作战的想法远远走在了绝大多数政府同僚和英国民众的前头。
1903年，人类首次实现动力飞行。五年之后，斐迪南·齐柏林伯爵用抒情的笔调勾勒出实现人类不受限制、翱翔蓝天的使命——这样的梦想将一步一步成为现实——“唯于此方可完成那神圣的古老命令……万物众生皆应匍匐于人类脚下”。在海上，自从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无畏舰下水后，但凡动力传动炮塔上没有安装重炮的主力舰都不再适合加入前线舰队作战，将统统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一干海军上将们还在军校当士官生那会儿，海军中队交火的距离不过区区数千码，现在却已增至十数英里。潜艇已经得到认可，成为战争武器，前景可待。回到岸上，虽说工业时代首场大仗并非“一战”，而是美国内战，可在这两场战争之间的那些年里，具有毁灭威力的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枪变得越加可靠好用，火炮杀伤力大大增强。人们意识到带刺的铁丝也能用来限制步兵行动，跟对付牲口一样有效。然而，未来的战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依旧扑朔迷离，大多猜测都被证明只是谬误。1908年，德国杂志《军事周报》（Militär-Wochenblatt）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文章认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满洲的经验“证明了只要具备充足的勇气，懂得巧妙利用地形，哪怕是毫无遮掩的开阔地，防卫再加森严的工事堡垒与堑壕堑沟也并非固若金汤……国与国之间殊死一战，直至消耗殆尽，这样的理念是欧洲各国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不过，我们很难就此轻下断言，认为正是因为格雷既没有在最后几年的和平日子里把这件事情向英国民众公开，也没有明确警告柏林政府英国不会永远保持中立不变，才要为开战背负重大责任。德国人一直在沿着为1914年设定好的道路前进，既没有料到英国会真的进行干涉，也没有把英国陆军放在眼里，因为这是一支他们看不上眼的军队。虽然，英国在全球商船运输方面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有能力实施海上封锁，但德国人之所以没有在由此可能引发的经济危机面前退却，是因为他们打定主意，速战速决。事实上，即便换了另外一个人来当外交大臣，在英国参战的问题上采纳其他观点，阿斯奎斯政府无论采取何种举措，都不大可能避免欧洲大战在1914年爆发。
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总会有人理所当然地以为，身处一个经历史无前例飞速剧变的时代的人们总是活得身不由己，国家领袖们也只能顺应时势，做出决定。这其实不过是一派臆想罢了。回望1900年至1914年，科技、社会与政治进步席卷欧美。这十数年虽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只是短短一瞬，可变革规模之大，为历代所不及：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居里夫人成功分离出镭；里奥·贝克兰发明酚醛塑料并为人类第一次制造出合成聚合物。电话、留声机、汽车、电影相继问世，电力走进家庭。在这世上更加富有的国家，这些对于衣食无忧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报纸大量发行，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与政治影响。
筹备之中的英国远征军就自身规模而言，装备已经算得上相当精良。不过，兵力不足还是反映出了英国人不愿意在陆军上花大手笔，毕竟皇家海军已经耗去了四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支出。亨利·威尔逊1910-1914年担任军事行动处处长时就调侃过“我们的那支陆军实在是小得可笑”。威尔逊不无嘲讽地说道，欧洲大陆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军事麻烦可言，我们英国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有一个，就是6个师。话虽如此，可这样的局面政府上下都能接受，而政府的政策又反映了民众的情感——海军才是深受英国人民爱戴和珍视的。相比之下，无论常备军还是本土防卫义勇军都招不到足够人手，参军服役的热情在农村和威尔士地区尤其低下。
话虽如此，可是即便庞德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没有，他的观点也难以让人接受。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只有对这世上翻天覆地巨大变化故意视而不见的人才会想当然地认为20世纪早年虽然比不上今天称心如意，却是一个平静安详的时代。事实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热情与失望积聚酝酿的时代，科技与工业新成就层出不穷，各方各派政治欲望难以调和，不少领袖人物意识到旧有秩序已经无法维系下去。诚然，围侍在王公贵族身旁的男仆们头上仍然染着白色的发粉；上流体面的家庭依旧习惯每日的晚餐总有十到十二道菜式；比武决斗在欧洲大陆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都已走到穷途末路，明天与未来将由人民大众，或者说将由那些懂得如何操控民众意志的人主宰，即便大权在握的人们极力阻止这股历史洪流的到来，传统的统治阶级也再无法为所欲为。
威尔逊在拉拢与法国的军事关系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英法两国的军事关系要比绝大多数英国士兵希望的更要近乎，这一点也是内阁所不知情的。威尔逊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串，看待事物常常反复不定，做起事来往往不顾后果，前后五次没能通过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威尔逊一直以来都是征兵制的倡导者。他把本土防卫义勇军里的那些兼职志愿兵形容为“英国最优秀，也是最爱国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想努力干出一点名堂来”。1910年，威尔逊当时还在英国陆军参谋学院当院长，就断言欧洲必有一场大战发生，认为英国若是审时度势，唯一的胜算就在于和法国结盟，联手抗德。有位学生斗胆进言，指出只有“那帮搞政治的人干出什么愚不可及的蠢事来”，才会导致全面冲突爆发。此言一出，不禁惹得威尔逊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愚不可及的蠢事’不正是你们马上将要看到的么？”伊舍子爵后来回忆道：威尔逊要学员归队时“必须带着一种（大战）大祸将至、迫在眉睫的感觉”。首相在向维尼西娅·斯坦利提到威尔逊时，说他这个人“是个恶棍，虽然令人讨厌，倒也聪明”。首相的话似乎说到了点子上。威尔逊的确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阴谋家，凡事都要插上一手，甚至不惜为威胁叛乱的北爱尔兰新教徒提供支援。不过，话说回来，差不多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英国陆军才开始制订计划，准备向欧洲大陆派遣部队。这份计划被称为“W.F.计划”（“With France”Scheme），即《与法国并肩作战计划》。
年轻小伙们唇上蓄着胡子，抽着烟斗，头上戴的不用多说肯定是一顶草帽，手里握着船篙，撑着平底船。姑娘们斜倚在船边，留着齐耳的短发，竖着高高的衣领，此情此景足以让人想起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田园浪漫。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即便开口说话也得多加小心。“见鬼”“该死”诸如此类的字眼是绝不允许出现的。至于更加过头的外号，除非是最亲密的关系，否则不大可能出现在男女之间的对话当中。“不错”这个形容词意味着高度褒奖，“浑蛋”这样的字眼则无异于严词谴责。五十年过去了，已是作家的英国“一战”老兵雷金纳德·庞德言之凿凿地写道：“我们这派历史学家习惯了冷嘲热讽的客观论调，可是我们无法看透，也无法驱散环绕在那个时代头上的金色光环，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尽管社会不公无处不在；房租利息节节飙升；多少人穷困潦倒、贫苦度日；酒鬼醉汉随处可见。可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懂得体会一种不曾被污染过的幸福，这种快乐从此不再，不可复得。”
1911年，威尔逊从格雷那里征得同意，由自己出面同英国各大铁路公司联系，制订一个方案，以便战时能够将部队各单位运送至各个港口，并且制定出了一份合适的时间表。同年7月末，劳合·乔治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讲话，声称无论与德国产生任何争端，英国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法国一边。威尔逊成了准备兑现承诺的英国第一人。1913年，威尔逊一年之内先后七次访问法国，同霞飞及其幕僚会晤，承诺英国将在动员后的13日之内派遣15万人，在阿拉斯至圣康坦一线与康布雷之间作战。这样的设想虽然不切实际，有一名英国高级军官却为此创造了一份军事协定。威尔逊坚持认为，英国远征军规模虽小，但在道义上贡献重大。他在这一点上大大低估了德国的潜力。即便如此，威尔逊当时虽然只是一名准将，却发挥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令阿斯奎斯有所触动，即使不必坚决执行，至少也得好好考虑向欧洲大陆做出的军事承诺。这一点似乎让人看到威尔逊身上带有某种政治家般的审慎，而非战争贩子的味道。
1895年的一天，一位年轻的英国陆军军官正在伦敦与政坛元老威廉·哈考特爵士共进午餐。宾主二人边吃边聊。按照受邀一方的亲身描述，整顿饭都是他一个人在说个不停。待到谈话完了，这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陆军中尉——是的，丘吉尔当时就是一名中尉——迫不及待地问了哈考特爵士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款待丘吉尔的老爵士用维多利亚时代那份独有的自信说道：“亲爱的温斯顿，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凭我的经验，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那些深褐色的老照片对于年轻一代总是充满吸引力，对拍摄对象进行长曝光带来的静谧感令这些照片魅力倍增。人们总是珍惜缅怀大战爆发之前的最后几年那个老旧欧洲留下的印象：王公贵族们要么头戴王冠，身着礼袍，要么打着白领结，穿着燕尾服；巴尔干农民脚蹬宽大的灯笼裤，头戴红色黑缨的圆筒无边毡帽；皇室成员出出进进总是成群结队，虽然看上去高高在上，其实早就气数已尽，在劫难逃。
与此同时，在1914年举行的英俄海军参谋对话当中，英方讨论了俄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时，英军为俄军提供支援的问题。这本是所有武装部队都喜欢的那一类战争博弈游戏，不想消息被一位俄国外交官泄露给了柏林，德国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三国协约的偏执敌意。遗憾的是，在波美拉尼亚登陆的作战方案缺乏可行性。英国皇家海军为了准备最终决战，将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了海上封锁之上，却对封锁在外交层面可能引起的复杂后果并未给予充分考虑。一如英国人制定过的所有作战计划一样，这一次的计划同样在规模上有所限制，在内容上缺乏连贯，在政治上也没有动力想把计划做大。欧洲大陆诸强都在盼着有朝一日兵戎相见，这样的心理也让列强的期盼最终成真。可是，这个近海的岛国却还在想着还是让那几个大陆国家赶紧自相残杀，这样兴许会更加靠谱一些。
第一节 变革与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