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历一段不确定时期：一年级结束时，我通过九月份的补考才最终通过考试。这让我感到惊恐。我决定坚持下去。但面对我前文中提到的老师们所代表的某种大学的平庸，我产生一种感觉：尼赞（Nizan）在书中描绘过1920年代和1930年代索邦大学的老师，他“面对这些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感到愤怒”，每想到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可乐。但情况并不相同：尼赞如此残酷批评的哲学家们是一些聪明而优秀的教授，他们设法加固这些统治阶级的年轻人对于保持既有规则的愿望。但我的老师们！他们没什么才华，只会重复知识并抽离它们的实质使之变得无用，他们也没有能力对任何东西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没有传达给学生任何东西，而这些学生，也是一些没有任何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进入统治阶层的人。什么都没有！除非其中某些学生会有欲望观看和阅读其他东西，即便他们只拥有这样的老师，即便这意味着与老师对着干。
当我进入哲学系（这里被一种懒散和令人气馁的麻木所笼罩，与校园中其他学科生机勃勃的景象彻底相反），我就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在这里，外界的声音和色彩似乎都被禁止了。这里，时间凝固了，只有永恒的静止：在这里，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伴随这场大型反抗运动的社会、政治、理论批评都不曾存在。当时的我渴望学习和发掘历史上及当下的思想，把握它们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事实是我们被那些平庸而冗长的对于作者和文章的解释压垮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来获得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比那些拿着工资、应该向我们揭示这些内容的老师们更好地把握这些作者和著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透露着教育系统的本意，而这是从最凄凉最恼人的意义上讲的。当时，全法国到处都在新建大学，我认为人们在新聘教师时并不太注重质量。这一行为被证明是打击人心的：学生数量逐月递减，我在第一年结束时也险些被这场退学潮席卷。事实上退学潮只是一个更普遍现象的放大版，相同点在于，相当一部分坚持到大学的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需要自己安排学习生活，在经过高中的约束后，他们并没有养成勤奋的习惯，再加上家人不会给他们压力使其继续读书，相反地，淘汰机制会很快在他们身上生效，这一机制的主要原理就是将缺乏兴趣和自动放弃作为离心力。
显然，构成我思想视野的那些东西对于我的老师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会导致一些离奇可笑的事情。例如有一天，当我在报告中提到弗洛伊德时，老师提出异议说他“将一切都归于人类最低级的本能”。还有一次，我提到了西蒙·波伏娃，我被同一位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哲学系的主任）打断，他用生硬的语气说道：“您好像不知道波伏娃小姐并不尊重她的母亲。”我想他将波伏娃称作“小姐”（然而这是多么美的称呼）是想要暗示《宁静而死》（Une mort très douce）！对于他指称波伏娃著作（讲述了她母亲的死，以及生）的方式，我笑了好几个月。
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用一种深思熟虑之后才宣布决定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可以帮你付两年的学费，之后，你就得工作了。两年已经不错了。”在她眼里（父亲也一样这么想），进入大学学习到20岁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外省大学中学习文科只是——或者说在那时几乎已经是——一条被遗弃之路了。但我当时知道，两年的学习时间对于要找到一条职业出路来说太短，因为要三年时间才能拿到学士学位，四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这些文凭的名称让我感觉棒极了，我不知道它们已经开始失去几乎所有价值。但因为我想成为中学老师，要参加中学教师招聘考试，也就是中学师资合格证书和教师资格会考，就必须拥有大学文凭。而且，我不能那么快就离开大学，因为我已经开始对哲学产生强烈的热情。这个哲学当然不是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个陈旧、无趣的哲学，而是我自学的哲学，在当时来说，主要是萨特和梅洛·庞蒂。我还对东方国家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les marxistes humanistes）颇具热情，尤其是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他的著作《具体的辩证法》（La Dialectique du concret）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吸引力，虽然已经不记得这本书的样子，但我记得我是如此喜欢它以至于在两三年间从头到尾读过数次。我还欣赏我读到的第一本卢卡奇（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ire et conscience de classe）〔我不能接受第二本《理性的毁灭》（La Destruction de la raison）〕，还有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以及其他几位拥护开放式而非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如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他是一位被当代人遗忘的社会学家（这种遗忘可能是错误的），但他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隐藏的上帝》（Le Dieu caché）和《人文科学与哲学》（Science humaines et philosophie）在我看来是诸多社会学著作中的高峰……我的论文中充斥着对这些作者的引用，这对当时审阅论文的具有反动倾向的老师们来说似乎非常不礼貌〔他们中有两位共同签署过一本叫作《堕胎是一种犯罪》（Un crime, L’avortement）的书〕，就像其中一位老师对我说过的一样，他们确定我远远不是他们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但他们在发回论文时会附加“有原创性的思考”这样的评语，不过他们只能将分数限定在10分（20分满分）之下——于是我习惯了这个10分。有时，如果我想玩一下，在文章中引用拉韦尔（Lavelle）、内东塞尔（Nédoncelle）、乐赛尼（Le Senne）或者其他老师们偏爱的作家，足够幸运的话我能获得12分。我只能靠复现哲学史获得青睐，即便我所还原的柏拉图和康德总是让老师们觉得带有浓重的我热爱的思想家们的痕迹。
我们有权上关于普洛丁（Plotin）和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课程，但无权了解斯宾诺莎（Spinoza）、黑格尔（Hegel）或者胡塞尔（Husserl），似乎这些思想家从未存在过。至于“现代哲学”，课程便止于存在主义（有一名老师在一门学理性很强但信息量很大的课上讲述了“伯格森与存在主义”，展示了所有萨特对于伯格森主义的援引）。在哲学系的四年中，我从未听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杜梅齐尔（Dumézil）、布罗代尔（Braudel）、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拉康（Lacan）等人的内容，然而他们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公认的，更不用说其他的作家如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尔特……他们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一切是发生在巴黎的事情，而过去我们是在兰斯。如果我们住在距离首都哪怕只有150公里的地方，我们与智性活动（la vie intellectuelle）之间就会存在一道鸿沟，“二战”结束后，智性活动在首都的发展密度已经变得无可比拟。我知道，从根本上讲，我青年时对于哲学的热情与我外省的地域出身以及阶级出身相关联。我选择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事实上是由我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如果我的大学生活在巴黎度过，或者至少离中心地带（新兴思想与理论生发并受到鼓舞的地方）更近一些的话，我的兴趣点可能会落在阿尔都塞、福柯，或者德里达身上，并且会带着轻蔑看待萨特，因为我之后发现这是巴黎圈中的规矩，在这里，人们更喜欢梅洛·庞蒂，认为他更严肃，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没那么出名（阿尔都塞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然而我今天仍然认为萨特远比梅洛·庞蒂更为有力和新颖，梅洛·庞蒂更是一位教师，一位非常古典的大学教员，再者，在他尚未与萨特决裂时，他的理论在很长时间内都来自萨特理念的启发。更笼统地讲，我会更加执着于跟随现代理论中那些最新成果的步伐。但身处当时当地，我只笃信萨特。他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就是神圣的萨特。再度回首，我并不为这段过往的痴迷感到遗憾，我更希望自己曾是萨特的信徒而非阿尔都塞的信徒。此外，在经历过这些最初对于理论的热爱许久之后，在我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存在主义”的倾向还是会在我的内心被唤起，这时，萨特会与我之后阅读的福柯和布尔迪厄相遇、融合。
3
但为了继续热爱我心仪的思想家，当时的我必须先赚钱谋生。当时有许多学生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养活自己。如果我不想让自己对于学术的渴望被经济条件（现实的基础）构成的铜墙铁壁彻底拦下，我就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的家庭情况每天都在提醒着我这一点。
后来我报了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我还需要选择一个专业，我在英语和哲学中间摇摆不定。后来我选择了哲学，这一选择符合我想象中自己的形象，也将自此占据我的生命并塑造我的人格。无论如何，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成为“哲学系学生”让我内心充斥着天真的喜悦。我不知道有高等商学院（grandes écoles）预备班，或是文科预科一年级（hypokhâgnes）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khâgnes），也不知道高等师范学校的竞赛招考。在我读毕业班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事实并不单纯只是这些机构过去，而且现在依然（甚至可能更甚）不接收平民阶级出身的学生，而是这些学生甚至不知道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所以问题并不止在于我一个人。当我听说它们的时候，我已经进入大学了，我当时认为（多么无知！）我要比那些学生优越，他们在我眼里是一群奇怪的人，竟然在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依然留在高中学习，“进入大学”才应该是所有学生渴望的事情。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学校中有等级的存在，也没有掌握正确的选择机制，所以我的选择是最具有反作用的，是一条死胡同，与此同时，我还在惊喜于自己的选择，那个知情者们小心避开的选择。事实上，弱势阶级会认为自己实现了过去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可能性，但是，当他们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这些选择本身已经失去了在先前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位置。遗弃的过程是漫长的，淘汰是许久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差距是不变的：它通过自我移动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结构的位移⑪”。人们使用“民主化”这一词所描述的，是一种结构的位移，在位移过程中，结构除了外表发生变化之外，事实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状态，几乎与之前一样严苛。
但一起偶然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知道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想法致使我做出尝试。大学二年级结束时，我报名并通过了IPES考试〔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学教育师范学校（Institut pédagogique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但我并不确定〕。笔试内容是一道综合论述题和对一篇文章的评论。今天，我很难回忆起论述题的题目了。需要评论的文章则是一段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volonté et représentation）的摘录。当时我刚读过几部尼采的著作，尤其包括他与叔本华之间关系的内容，怀揣着这些刚刚获得的知识，我很轻松就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候选人也许被这一陌生而晦涩的段落难住了，没有取得好成绩。成绩公布时，我惊喜地发现录取名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作为唯一一个进入复试的候选人，我还须通过两次口试，但基本已胜券在握。我的社会学成绩只有中等，但外语考试中（我选择了英语），我毫不费力地准确翻译了马尔库塞（Marcuse）的一篇文章，在对文章的评论中，我讨论了他关于萨特的个体“原子化”概念的意见，获得负责面试的英语系老师的表扬，并获得了很高的分数。于是我克服阻碍，将要成为一名“预备老师”：我至少可以领取两年的工资，如果我的硕士论文获得足够高的评分，领取工资的期限甚至可以长达三年（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最让人惊讶的是，在整个学习期间，学生不需要付出什么：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通过招考（中学师资合格证书和教师资格会考），此后就必须在学中任教至少十年。但当时岗位数量十分有限（我曾两次参加中学教师资格会考，第一年名额升至16名，第二年名额为14名，但候选人有一千多人），所以我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职位。要获得职位，反而需要（从那时到现在，这点没有改变）先从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我的失败是早已注定的。之后我才明白这一事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一新的境况最大的意义，以及它带给我的快乐在于：我可以获得一份工资，以此来继续我的学习之路。
我进入了“文科”毕业班。可惜，那时我接受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令人痛苦的，甚至是可笑的：一名年轻但无趣的老师，刚刚获得中学师资合格证书（CAPES），他在课上介绍各种概念。有一次，他认真地在课上给我们分段听写：“小写a，贝格松的论文，小写b，……的论文。”关于每个主题，他会给我们读他的资料卡片，并提供一些说教式的乏味总结和一些他自己也许也只是从教学手册上了解到、但没有读过的著作。他丝毫没有问题意识，于是真正重要的部分便消失了。这些内容没有任何意义，他自己也很难对之提起兴趣。他欣赏并向学生们推荐一些可笑的书籍（他借给一些同学路易·鲍威尔的《魔术师的早晨》，和一些类似的荒谬书籍！）。我渴望学会思考和研究，我本打算充满热情地学习，但扁平而老套的教学方式堵住了我的热情。现在轮到你们来厌恶哲学了。我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他的热情会带动整个班级，他让学生永生难忘；他会给同学们介绍许多作家，于是学生们开始狼吞虎咽地阅读他们的著作。不，什么都没有，如果不能说只有无聊，至少可以说是没有色彩。只要有机会，我就翘课。对我来说，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援引过的作家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我开始对哲学思想史充满热情。我读了很多书，于是在中学毕业会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学科也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课上，老师向我提问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什么都知道！），通过考试对我来说没有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被搞得一头雾水。
我在银行开了户，一收到钱，便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虽然父母并不情愿我这样做，他们希望我继续与他们同住，“上交工资”。母亲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既然过去他们一直供养我，我为什么会一有能力养活自己便离开家庭，而不是反过来帮助他们。这件事一定很困扰她。她犹豫过，这是肯定的。但即便我当时仍然未成年（21岁成年），即便她对此很气愤，她也没有试图阻止我。不久之后，我决定前往巴黎居住。当时我20岁，内心充满幻想。我为波伏娃的回忆录以及书中提及的一切着迷，我渴望身处那些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还有她说起的那些街道，她描绘过的那些社区。现在我明白，那属于一种英雄传奇，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神秘化的视角。但这个传奇使我惊叹，使我着迷。事实是，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以及他们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拥有一种磁性，使人想要加入那个思想者的世界。我们崇拜大人物，我们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热望着参与到这项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将某个知识分子作为对未来自己的想象，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写书，可以在激情澎湃的讨论中与他人交换思想，我们希望自己涉身政治，既在实践层面也在理论层面……可以说，西蒙·波伏娃著作的影响，以及自由地作为同性恋者生活的渴望是我移居巴黎的两个主要原因。
我在学业上的选择也带着弱势阶级的印记。对于应该选择哪些方向，我们完全不了解必要的相关信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优等学科的策略：我选择的是文科，而实际上理科才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的优等班级是理科班，不过我确实在三年级时就放弃了数学，而对“文学”更感兴趣），我在五、六年级时古希腊语非常出色，但四年级时放弃了古希腊语的学习，我说服自己这没什么用——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个男孩决定放弃这门课，而我会通过他的选择来判断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我把和他留在一个班级当作首要目标——只留了拉丁语，但我对它的兴趣也越来越淡；不过也有一次，我与我的“指路明灯”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我将西班牙语选为我的第二语言，而没有选择德语（资产阶级的孩子以及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选择）。从学习成绩上看，西班牙语班级集合了学校中最弱的学生，从阶级构成上看，它尤其集合了来自弱势阶级的学生（统计数据显示，这两个因素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这个选择并不是预兆，而是一次直接的淘汰，它意味着或早或晚脱离教育体制，或者说它是一种抛弃（reléguation），它将人们弃至这些以“教育大众化（démocratisation）”为名建立的、低能收容所式的学科，显然，它带来的结果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陷阱。当然，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这些，我只听从自己的喜恶。我被南方、西班牙所吸引，所以想要学习西班牙语。（就在最近，当我嘲笑母亲想象自己与安达卢西亚有血缘关系时，母亲提醒我：“但你也是这样的，虽然你没去过西班牙，但你小时候老是提起那儿。这其中肯定有原因。”）德国和德语带给我一种深深的不悦，甚至是厌恶。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在阅读尼采，了解《看这个人》（Ecco homo）和《瓦格纳事件》（Le Cas Wagner）之前就是一个尼采信徒了：将地中海作为地平线，用温暖对抗寒冷，用轻盈对抗沉重，用活泼对抗严肃，用午间的愉悦对抗夜晚的忧伤。我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事实上，我是被选择了，或者说我被那些早已为我准备好的东西选择了。当一位文学老师表示出对我学业的担忧时，我意识到学习西班牙语这个选择让我进入了一个二流学科，并迫使我每天和学校中的不良分子混日子。不管怎么说，我很快明白了，我选择的这条路，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人，而不属于那些和我拥有相同学习成绩的人（这意味着，一个平民阶级的孩子哪怕成绩优异，也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也就是说，总是与优秀——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学业意义上的——有一段距离，相比之下总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我当时仍然是兰斯大学的学生，因为我领取的工资由这所大学发放，所以我几乎每周都要回学校上课，或者可以说是签到。我是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的。我的论文内容是“法国存在主义思想中的我和他人”，在论文中，我讨论了萨特早期著作，包括《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还探讨了这些著作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我没有保存这篇论文，如今对它的内容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我记得，在引言末尾，我批评了结构主义，并提到了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词与物》，我当时认为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否认历史”。我当时没有读过这两位作者的著作，但我表达了那些对我影响至深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共有的主张，特别是吕西安·戈德曼和萨特，其中萨特不断地通过肯定主体的自由性（la liberté du sujet）来反对结构主义思想，他在1960年代将主体自由性重新命名为“实践（praxis）”，通过这一重新命名，他试图重新提出（保留）《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哲学原则，使之与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相调和，也就是为历史决定论留出一席之地的同时保留这一本体论：意识可以彻底摆脱（也就是“虚无化”）历史的束缚、系统逻辑、规则、结构……
那个给予我如此之多的男孩后来怎样了呢？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几个月之前上网做了调查。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却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他一直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似乎因为成功地改编过几张专辑而在音乐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也就是说没什么遗憾了：少年时期的友谊早已结束，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毕竟，这段关系只持续了三四年。而且我猜测，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并没有对我来说重要。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位，同时，得益于中学教育师范学校（IPES）多出的一年，我离开了这所在当时显然属于第三区域的大学，并进入索邦大学（巴黎一大）攻读DEA⑫（大学第三阶段课程），同时准备教师资格会考。因为一些我今天已经无法回忆起的原因，虽然兰斯大学一直向我发放补助，但我已经不需要再回到那里了。也许是因为DEA属于论文准备的第一年，所以学生不再遵守“学区分配”的地理限制。这时我已经来巴黎两年，我终于有机会也成为一名巴黎的大学生……兰斯已经成为过往。我没有理由再回到那儿。我后来便没有再回去过。我的生活已经巴黎化。当时的我很幸福。在索邦大学，我遇到一些优秀的，甚至是极出色的、令人叹服的老师。兰斯的老师与他们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在两三年间，我以不间断的方式参加了几个老师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在这时，我成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需要赶上进度（我可以通过与那些和我坐在同一阶梯教室的同学相比较来估计这一进度），我把时间花在阅读上。可以说这是被延迟的哲学教育。我毫无保留地沉浸其中：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重新变得生气勃勃，而且我终于可以认真理解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了……
仍然是那个只在高中短暂交往过的男孩赋予我对于阅读的兴趣，改变了我与文字的关系，这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一开始只是闹着玩儿，后来则变得越来越真实了。从根本上讲，试图探索一切的热情和渴望最为重要，具体的内容会随之而来。多亏这段友谊，我本能的对于学校文化的反叛（它来源于我的社会出身）没有简单地演化为对文化的拒绝，而是转变为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一开始，杜拉斯和贝克特吸引我，但萨特和波伏娃很快就取代了他们在我心中的至上地位，以至于我必须亲自见到这些作家并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喜欢他们通常是因为我在某份请愿书的名单中发现了他们，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和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在1969年《毁灭吧，她说》（Détruire dit-elle）刚出版时就买下了它，当时Minuit出版社版本的封皮给我一种奇妙之感，后来我又爱上了波伏娃的回忆录）。于是我毫无过渡地从儿童时期的阅读习惯——“玫瑰色书房”的“五人俱乐部”系列丛书，在我进入高中之前，里面每一册书都让我享受——跨越至怀着热情阅读现代文学和理论书籍。我掩藏着我对文化、经典著作的无知，我掩饰这一事实：我几乎没有读过我的同龄人读过的书（《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我怀着优越感和对他们的鄙视，嘲笑他们过于保守：他们则将我看作“冒充高雅的人”，而这件事显然让我很开心。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文化，同时也发明了一种个性和人物形象。
DEA期间我的学习很顺利，我的论文主题是尼采和语言（我是如何写的？我不记得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还留着论文副本）。而后，就像注定的那样，我没有通过教师资格会考。我并未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之前就明白自己没有达到这一水准。
然而这段友谊，以及这个男孩给予我的帮助，在不经意间，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开始，我的阶级“习惯”让我反抗学校文化，反抗学校强加于人的纪律。我喜欢大吵大闹，不听话，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毫不费力地使我走上了彻底叛逆的道路。而他则完全相反：文化就是属于他的世界，一直都是。他写小说——幻想类小说，我想跟他走同一条路，也开始写小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我也决定起一个。当我告诉他时，他嘲笑我，因为我的名字完全是杜撰的（过分雕琢而且荒唐可笑），但他的笔名由他的中间名和他母亲原来的姓氏组成。我无法与之媲美。我不断地被抛至比他低级的位置。他总是不自愿、不自知地对我很残忍。我之后总是遇到相似的情况：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现实化的结果。友谊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脱历史的负担：一对朋友，就是两段社会史试图共存的过程，有时在一段关系的发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阶级“习惯”的惰性作用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伤害。即便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话语并不具有很强攻击性，也没有故意想要伤害对方，上述事实依然成立。比如，如果我们成长于资产阶级或者只是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就会经常被假定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就像异性恋人群总是在谈论同性恋，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他们谈论的人可能就是他们曾嘲笑和中伤的弱势群体，也如同资产阶级成员同别人谈话时会摆出一副自己有和他们同样的现实和文化经历的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是对你的挑衅（即便这使你感到愉快，并在你心中唤起——这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的状态——一种骄傲，你感到自己“被看作”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一个资产阶级孩子）。这一状况有时出现在最亲近、最长久、最信任的朋友关系中：当我父亲去世时，我对一个朋友（一个继承遗产的人！）说我不会参加葬礼，但我还是应该回到兰斯看望母亲，他说：“是的，公证人打开遗嘱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应该在场。”这句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的话，如此深切地提醒我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即便是在朋友之间。“打开遗嘱”！天哪！什么遗嘱？说得好像我家人有写遗嘱并托付给公证人的习惯似的！再说，要让人继承什么呢？对于平民阶级，各代人之间不会有什么东西要传承，既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财产，没有别墅，也没有公寓，没有老家具，也没有值钱玩意儿⑩……父母亲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积蓄，那是年复一年，勉强在存钱箱里攒下的。而且不管怎样，母亲认为那应该属于她，因为那是她和父亲共同从他们的收入中抽取出来，以备不时之需，“存起来”的。想到这笔钱，他们的钱，会落在除她之外的人手里，即便是自己的孩子，她也会觉得这不可理喻，无法忍受。当银行告诉她他们共同账户上的这几千块钱应该被分给孩子们，只有一小部分会分给她自己的时候，她口吻中带着愤怒宣称：“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钱！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这点钱是怕以后万一用得着……”最后她只得让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来证明这份“遗产”归她所有。
之后我投入到论文的准备当中，我选择研究历史上的哲学家，从黑格尔到写下《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的萨特。那时我没有想到去研究福柯和《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但我不想，也没有想到要读这本书。不过在不久之后，我阅读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第一本书，以及福柯的第一本书（已经得到公认）。我的理论世界开始晃动。而萨特，顺理成章地，被推至我思想的一处角落，最后在经过大约十五年的内心煎熬后，终于消失。但在当时，为了很好地实施我的论文计划，为了可以第二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在DEA这一年结束时我没能通过资格考试，我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接收工资，所以需要赚些钱养活自己。我成为一间位于雷恩街的旅馆的守夜人，每周工作数次（我清晨八点从旅馆出发直接前往索邦大学上课，下午再回来睡觉。这很是累人，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只坚持了几个月）。之后我找到一份夜班工作，工作时间是18点至午夜。地点位于近郊，工作职责是维护电脑，当时电脑的样子像高高的金属壁橱，我的工作就是维护那些在机器中轰鸣着的，被存贮在那些像电影胶卷盘一样大的磁条中的数据。午夜时，我得赶到火车站搭乘最后一班回巴黎的列车。这份工作没什么意思，但至少我有时间读书，我把这些关在办公室里的时间用来认真研读需要阅读的作家（我能回忆起那些整夜整夜阅读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日子）。当我第二次在教师资格考试中落榜时（虽然笔试成绩很高），我沮丧极了。在有可能成为中学教师这样的希望的支撑下，我在这场考试中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希望，但这些都没用。国家教育机构不愿接受我作为中学教师——于是我便免除了在教育体制中服务十年以上的义务，因为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份“助理教师”的岗位，也就是非正式的候补教师。我也没有办法继续深造以便进入大学工作，我明白这一显然的事实：只有“遗产继承者”，或者在社会身份和经济条件方面均属优越者，才能选择这一职业方向。我试图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次它再次将我擒拿：我必须放弃自己的论文写作，放弃学术志向，放弃所有与这一志向相关的幻想。我所否认的、关于我身份的事实重新浮出水面，相应的社会规律再次作用于我：我应该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但如何寻找？寻找怎样的工作？我这时发现文凭的价值与个人社会身份紧密相关：我的DEA教育经历没能让我像其他人一样通向获得博士论文的道路，因为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必要的经济条件保证生活（如果一定要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坚持写论文，总有一天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不止如此，我在这里揭露了一个事实，因为这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所以无须再推迟对它的揭露：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进行职业规划所必要的）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说到社会资源，我得说，当时我几乎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当时完全没有社会资源。我也不掌握相关信息。所以，我的文凭没什么价值，或者说，没有很大的价值。
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却很平庸。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和他之间的社会差距。他和家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优等社区，那是一栋很大的住宅。去他家时，我被震慑住了。我不愿让他知道我住在城郊的新建社区中，每当他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总是含糊其词。然而有一次，也许是因为好奇我住在哪里、什么地方，他在没有提前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来敲我家的门。虽然这一举动是友好的，虽然我应该将之理解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我仍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有年长的哥哥姐姐在巴黎读书，在家庭环境的浸染下，他在谈话时经常提到电影人和作家们的名字：他和我谈论戈达尔的电影，贝克特的小说……在他身边，我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无知。他让我知道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欣赏它们。他让我着迷，我渴望变成他的样子。于是我也开始在谈话中提起戈达尔、贝克特，虽然我从没看过戈达尔的电影，也从没读过贝克特的书。他很显然是一个优等生，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无意全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我也试图上演同样的戏码，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学着作弊。我装作学富五车的样子。真相重要吗？只有我尽力为自己营造的那个外在形象才是重要的。我甚至模仿他的书写方式（我的意思是，他的书法），直至今日，我书写的信函依然会透露这段距今久远的关系。这段关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才刚刚看到它的模样，就失去了它。当时是1960年代末，这一时期在我们两个年轻的灵魂之上印下深刻的、却截然不同的烙印。他热爱凯鲁亚克，喜欢弹吉他，认同嬉皮文化……而我，深深被1968年五月风暴和政治反抗运动所影响：1969年，刚刚16岁的我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一身份成为我主要的生活方式。我保持这一身份直到20岁，它也让我开始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经历，因为是它将我引向了哲学之路。
在高中阶段，13或14岁时，我与一个同班男孩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他是城市里大学教师（虽然是初级的）的儿子。说我当时爱上了他并不过分，这是一种属于那个年龄的爱。但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所以显然我不可能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觉（这是青少年时期——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人生阶段——同性恋情愫中最让人痛苦的部分：我们不能向同性表达自己的爱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定的交往地点，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日常的规则完全翻转了，只要我们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而且我们处于造访这些场所的年纪）。我写到“不可能向他表达”这些感受。当然了。但首先，这种表达是对我自身状态的形容。我那时太年轻了，当时（在今天仍旧如此），整个社会文化的组织方式都使得我们在这个年龄不会具有可供我们理解这种超出“友谊”范畴的强烈爱慕情绪的参照系、参照形象和话语体系。一天，音乐老师要求学生们辨认他放给我们的一段音乐，我惊讶地看到这个男孩在音乐放了几个小节之后就举起手，得意地回答道：“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而对我来说，这门课程只是一个笑话，这种音乐让我难以忍受，我从来不会觉得创作嘲笑它的段子是件困难的事，但此时的我，首先想要取悦他，于是我面对这一发现哑口无言。他所了解和喜好的，恰恰是我觉得只能作为笑料和排斥对象的东西，是我家里人称之为“高雅音乐”的东西，每当收音机里恰好播放它们时，家人便急匆匆地关掉它并说道：“又不是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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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里的高中让我直接接触到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尤其是资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子，因为当时的教学机构还没有开始混合招收男女生）。班上其他有文化（我的意思是：他们携带着正统的文化）的男孩子们的说话方式、衣着，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闯入者，一个走错房间的人。音乐课可能是最狡猾也是最残忍的测试，它检测人是否具有我们所说的“文化”，它使人暴露自己与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性，抑或是生疏感：老师会带许多碟片到课堂上，他不停地让学生试听乐曲片段，当出身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忘情地跟唱时，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则私下互相讲些傻乎乎的笑话，或者忍不住放声说话，或者扑嗤一下笑出声。学校系统通过它所有的机构，向它的受众施加一系列社会指令，所有因素会共同作用于那些在屈从指令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自己并不属于此地的隔阂感。事实上，我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继续这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没有特定主题，只是表现为总体的倔强态度，包括不顺从、不得体的举止、反感、讽刺、固执的拒绝，最后，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因为外力作用而被无声地剔除出教育系统，但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由我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二，便是屈从于学校体制，适应它，接受它的要求，从而成功地将自己留在校园内部。反抗，意味着失败。屈从，意味着自救。
事实证明，对我来说，学习校园文化秩序是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一个自然人绝对无法满足它对于身体和精神的约束和训练，如果人们没有机会自童年开始就进行相关训练，甚至意识不到这一规则的存在，那么要获得这种纪律性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苦行：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再教育，一次通过忘却过去的自己来进行的再教育。对于别人来说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若要获得，则需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接触那样一种时间观念、语言和其他所有将深深改变我的行为习惯、我这个人，并使得我每天回到家中时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简单地说：学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种自处方式，与我在家获得的方式不兼容，学校教育成功地占领了我，作为条件，我必须和我的故地，也是我仍然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甚至完全逃离。而这彻底的逃离，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但我并未感知到，因为我的许可伴随着这一过程。不脱离（不被排斥出）学校系统，就意味着与我的家庭分离，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曾经有好几年，我得不断在两个身份、两个世界中辗转，这两种我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两个社会身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共处，这让分身乏术的我疲惫不堪，这压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至少让我完全失去了平衡。
他在著作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少年时期一方面不适应学校体系，另一方面越来越依赖它。如果说，我在其中的很多方面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么我的经历与他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高中的几年间，虽然我依然有冲动想要顺从我的社会阶级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念，但在中学教育开始后的不久，这种冲动便消失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扮演强悍男性角色的游戏（这种攻击型气质一点都不适合我，为了获得它我只能模仿我的兄长和家里的男人们——也有女人们），并越来越明显地脱离了这种典型的平民阶级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过去与那些，就像布尔迪厄描述的，喜欢大吵大闹、拒绝归顺于校园秩序的人们为伍，后来我开始努力变得与那些拉小提琴的、从事“审美活动”且无意归属于“体育运动”圈子的人们为伍，虽然当时我还在坚持从事体育活动（不久之后我就放弃了体育活动，以此来完全融入我渴望进入的群体，甚至因为体育运动让我变得不再羸弱娇瘦而内心充满苦楚和悔恨，因为在我心中那是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就是说我选择了与平民阶级崇尚男子气概的价值观念相斥的文化归属。因为这是一种“区隔”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让自己变得与他人不同，与他人保持距离，建立一种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归属于青年同性恋、尤其是出身平民阶级的青年同性恋文化，这是一种给自己的“特殊”之处找到依靠和意义的主体化方式，它使得人们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打造一种有别于相同阶级人群的行事方式⑨。
我不禁认为，布尔迪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用这些相同的感知模式进行思考和表达，或者更甚，出于这些相同的倾向（这倾向根植于他过去的身份），他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几乎快要消极地将福柯描述为一个从事“审美活动”的人，依照他自己在最后一章中创立的极端化结构，这一标签将我们带至“运动员”和“同性恋”、橄榄球运动员和音乐爱好者的对立，从而也就带至某种社会与性别的无意识状态。当他向我展示他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我惊讶于他并没有被看作恐惧同性恋的人⑦。还是在这里，他的自我分析应该更进一步。当他试图在书中解释自己是如何“客观和主观”地看待福柯时，他强调，在所有恰当合理的特征上，他与福柯是相同的，但同时说：“只有两个例外，但这两点在我看来对于福柯学术思想的建构起着重大作用：他来自外省一个优越的资产阶级家庭，以及他是同性恋。”他还补充了第三条，“他是、而且称自己为哲学家”，他说，但是这一条可能只是“前面提到的几个因素的结果”。我认为这些评价十分正确，甚至是无可辩驳的。但它的反面也同样成立：布尔迪厄选择成为社会学家的事实，甚至他作品的面貌，可能都与他的社会出身和性向有关。尤其像我们在他对哲学的更普泛的评价中看到的那样，他以社会学和“科学”之名，用一套建立在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体系之上的语汇来评价哲学，而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必定是自知的，因为他曾在对卡比利亚的研究和对大学环境及大学中学科划分的分析中，出色地研究过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⑧。
他没有提到任何一本他阅读过的书籍，也没有透露任何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赋予他知识和思想品味的东西，因为他可能正沉浸于对这些思想和知识的完全排斥中，就像以下类似的情况：他并不掩饰自己完全认同平民阶级崇尚运动和男性特征的文化，但他拒绝那些与他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反智的人们③。此外他还强调，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与他阶级相同、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孩子一个一个地从校园景观中消失④。他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因为读者已经知道他后来的样子，所以他只需要在书的最后用几页的内容讲述他过去的样子就足够了，也就是那个喜欢闹事，同时又的的确确热爱学习、阅读、知识的青年人。如果他企图清楚地表达，那么他对于自己的描绘就是不完整的。发生在他身上的，逐年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一个来自贝阿恩⑤乡村的孩子，一个会因为在学校学习过“一些文化知识”而困惑不堪的孩子，如何进入为精英准备的巴黎预备班级，然后进入乌尔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一蜕变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他又是如何处理双重口音（与父亲讲话时使用的贝阿恩口音和在学校讲的标准法语）的问题，他一到巴黎就会立刻想要改掉自己的口音（伴随着羞耻心，这羞耻既来自社会出身，也来自地域出身），而这口音又会时不时地在谈话中透露出来。性向的问题呢？如果不是相应地短暂地提到了一个“被看作同性恋”的拉小提琴的同班同学应该会承受来自其他人的迫害，因为遵循经典的审美活动和体育运动二元对立的逻辑，他们需要展示自己属于后者而非前者（依照布尔迪厄的描述，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应该和与他一同打橄榄球并渐渐脱离教学体制的人们属于同一阵营⑥），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异性恋取向是不是使得他认为根本无须提及或展示与性向相关的一切？
例如，他没有解释他是如何成功地协调他的社会地位无法满足学校要求以及他渴望学习、成功之间的冲突和压力，也没有解释后者是如何压倒前者的（关于这段经历，后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保留了明显的痕迹，尤其体现在他显然不遵守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而这规范在大学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它试图让所有人——违反者就会被驱逐出“学者社群”——遵守一套“科学辩论”的规范，而这套实行的规范实际上是关于政治斗争的），也没有讲述他是如何克服障碍并成功地留在这个他全身心排斥，而又不希望离开的世界中的（他没有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虽然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但却很好地适应于其中”的人，不是吗？②）。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他成为他如今的样子，也正是这种双重性激发他的学术研究和他后来所有的行为：通过学术的方式继续他的反抗（“顽固的愤怒”）。福柯会称之为“深思熟虑后的反抗”。
可惜，布尔迪厄没能在这里将自我分析更进一步。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就提醒读者，他只提供一些“从社会学角度看恰当的思路”并且“仅此而已”，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是必要的。但是人们会问，他是如何替读者筛选哪些是理解那些决定了他研究计划和思想建构的趋向和原则的必要因素的？尤其，人们难以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也就是描述自己青年时光的部分，他选择书写的内容以及书写这些内容的方式，让人觉得这本书的目的对他来说是描绘他个人的（不良）性格，而非社会驱力构成的逻辑。书中有太多的保留和克制——可能这部分之前的开场语的目的便是为这一精打细算的谨慎进行申辩。他没有胆量继续揭开面纱，他提供的信息是断断续续的，且无疑省略了一些关键方面。他没有说出的事实比说出来的更多。
我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去世前一个月完成并寄给他的德国编辑的一本小书《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中发现了一个形象，他就是少年时期的我的放大版。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处在违法边缘的叛逆的”少年和青年形象，喜欢“违反纪律”，于是他获得一种“顽固的愤怒”，这使得他在即将参加中学毕业会考时被学校开除。同时，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热爱学习，喜欢安静地连续读几个小时的书，读书时，他便忘记了那些他很少缺席，且常常是煽动者的起哄事件①。
我初入高中的几年过得太艰难了！我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总是处在被教育体系彻底抛弃的危险之中。如果学校接收的主要是与我同一阶级的学生，而不像实际情况那样主要接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我想我可能会被自动淘汰系统的齿轮绊住。当时，每次起哄都有我的身影，我蛮横无理，我跟给我警告的老师顶嘴并且嘲笑他们。我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使我更应该被归入坏痞子而不是模范学生的行列。我不记得是怎样的俏皮话让我们班上的一名同学（法官的儿子）在受辱之后对我说道：“注意你的言辞！”他惊愕于平民阶级所使用的粗话，他并不习惯听到这些，但他的反应和语气（显然是从他资产阶级家庭的语言宝库中搜索出来的）让我觉得滑稽，于是我变本加厉地使用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攻击他。一种强大的社会逻辑让我变成这样一个人，我天真地扬扬自得于自己只是一个命运被提前安排好的角色，这个很早就被设计好的命运就是：过早地退出教育体系。六年级时，一位老师对我说：“中学结束后你不会继续读书了。”在我通过这一等级之前，这句评论一直让我处于恐惧中。但从根本上讲，这句蠢话表现出了某种清晰的逻辑：我被认为不能走得更远，或者可能连当时已经达到的等级都不应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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