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我们应该试图理解为什么平民阶级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自己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必然支持左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认为自己显然应该支持右派。应该将以下一些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有地区范围和国际范围的经济状况，发生倾向转变的个体在工作上和与人的关系上有何变化，但也需要考虑，而且尤其需要考虑政治话语和讨论时所使用的范畴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塑造政治主体化过程的。政党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能说是基础性作用的话），因为我们发现，那些如果没有发言人替他们说话（为了他们的利益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就难以表达自己的人们，正是通过政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⑳。它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那些经过组织的政治话语，为人们创造了用于感知社会的范畴、他们将自己视作政治主体的方式，并且定义了人们认知自身“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选择的方式㉑。所以永远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平民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除了极少数选举时刻），以及平民阶级拒绝被代理人剥夺权益并因此放弃原有代理人、寻找新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悖论。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永远提防所有政党天然地试图保证其对于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权的倾向，以及所有政党领导想要保证自身定义何为正当政治行为的权力㉒。
那么，在不陷入祈求“阶级斗争”彰显其魔幻性和神秘性（“阶级斗争”如今会让宣扬“回归马克思”的人们心潮澎湃，他们认为政治主张必须也只能来源于阶级地位，而且人们拥有的政治主张必然会导致“工人阶级”进行有意识、有组织的对抗，以此来摆脱异化，实现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资产阶级，因为不明白这样似乎有现实指向的概念以及臆想出的现实的意涵，于是也就对它们蕴藏的危险一无所知）的前提下如何对上一章中提到的实际存在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甚至客观存在的“战争”进行思考？
于是我们被引向这一问题：谁有权说话，谁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决定的过程（不仅是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还为人们决定了哪些问题是合理的、重要的）。当左派政党无力提出问题并承担人们的渴望和精力时，右派和极右势力就会成功地吸引他们，将他们集合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满足于宣扬所有人先天“平等”并反复强调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的“权能（compétence）”的“民主”思想（即便这一思想的作者们赞叹自己发明了这种“丑恶”的思想）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种解放的思想，它从不反思这些理念的形成方式，也不反思这种“权能”引发的结果可以彻底颠覆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在不同的地点、情形，在不同的谈话方式中——比如，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观点可以被看作是绝对首要的政治价值，在另一种讨论中，它也可以被认为与政治认同完全没有关系），即便将它使用在同一人或同一政治群体身上⑱。我不喜欢母亲和兄弟们通过“抽签”的方式，以他们拥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权能”的名义，担任社区管理者（他们自己也不是特别渴望）：他们做出的选择也不会与他们在投票选举时表达的观点相异，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大多数人的立场。如果我的保留意见冒犯了雅典民主传统的信徒，很遗憾。如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可能是充满善意的，那么这件事就更让我担忧了⑲。
于是这样的任务就落在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批评家头上：建立这样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方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不是清除，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团体尤其是平民阶级此刻具有的消极的热情，并且提供与之相异的视角，勾画另一种未来图景，使之可以重新被称作左派。
就像家族中所有他们的同代人一样，我的父母在投票给右派和极右政党（也不是每次都投给右派）之前也自称是左派（我经常在家族圈子里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左派……”似乎人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的兄弟们，就像家族中部分他们的同代人一样，向右派寻求身份认同（在很长的时间内给极右势力投票），他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很奇怪：自从他们达到投票年龄，就一直反对左派。过去曾经是左派尤其是共产党选票支柱的工人区，如今成为极右政党一贯的、主要的支持者。那些知识分子宣扬着阶级优越性，并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平民阶级身上，他们声称自己关心平民阶级的诉求，热爱平民阶级“本能的智慧”（正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个平民阶级成员——如果在阅读19世纪的文字时读到他们不算数的话——他们对此更加富有热情），但我想，他们恐怕要面对尖锐的真相以及残酷而令人失望的事实了。正是这一神话和骗局，让一些人（为了炫耀他们的新激进主义）像前文中提到的新保守主义所犯的错误一样，坚持认为左派如果想要理解是什么导致了左派的失败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它重新取得胜利的话，就应该现在放弃挣扎。但“本能的智慧”并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本能的智慧”并没有固定意义，它并不会自然地与这样或那样一种政治形态相联系：个人在社会以及工作组织中的位置不足以决定他的“阶级倾向”或者不足以让他认识到这种倾向（如果没有理论作为媒介；这理论是社会运动以及政党提供给他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经历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它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⑰。
当我们解释平民阶级在这个或那个时刻将选票投给右派的原因时，我们还应该自问：我们是否假设了平民阶级天然地应该支持左派，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投票给左派，他们从来不是只投票给左派。毕竟，即便是在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选票上大获全胜时，也只有30%的工人阶级给他们投票，即便没有更多，至少也有同样数量的工人阶级投票给了右派候选人（在两派总票数上比较）。这不仅涉及投票，甚至在平民和工人的动员方面，也就是共同参与运动方面，他们也曾经站在右派一边，或者说至少反对左派的主张：例如20世纪初的“黄色”运动，或者同时代爆发于法国南部的种族主义骚乱，或者为反对雇用外国工人所组织的罢工运动⑮……许久以来，许多左派思想家试图解密这一现象：他们援引葛兰西，葛兰西曾在他的著作《狱中札记》中讨论了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意大利，虽然促使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条件似乎都具备，但革命还是流产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法西斯革命的形式爆发了；他们还援引威廉·赖希，赖希在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分析了平民阶级转向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因此，工人阶级和左派之间看起来很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它更应该被解释为是一些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在战胜另外一些理论时历史地塑造了这一现象，这些理论塑造了我们看待社会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政治范畴⑯。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语言中，已经出现两种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方式了：阶级的划分（富人和穷人）和种族的划分（“法国人”和“外国人”）。但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场景中，话题会更多地转向其中某种划分法。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大罢工将所有“工作者”不分种族地联合起来，一同对抗“雇主”阶级。当时流行的漂亮口号是：“法国工人、移民工人，共同的雇主，同一场战斗。”在后来更加地区化的小型罢工中，这一理念仍然占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边界线转移至罢工者和“不愿罢工的工人”，也就是“黄色工人”之间）。萨特强调这点是有道理的：在大罢工之前，法国工人具有本能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鄙视外来移民，但罢工运动一旦开始，这些不良情绪便消散了，团结一致成为主流（即便这是部分的、临时的）。所以正是缺乏动员，或者说缺乏将自己看作一个团结的、因为可能被动员所以总是在精神上被动员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才导致了用种族主义的观点划分你我的方式代替了用阶级的观点来划分你我的方式。此后，这一团体（动员性曾经是他们自我认识的基本面，但现在它被左派消解了）围绕在这一新的原则周围，这次是国家的原则：自己“合法地”占有这块土地，却感到被剥夺、被驱赶——人们居住的社区代替了工作单位和社会环境在自我定义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定义中充当的位置。更笼统地说，人们将自己看作一个国家天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于是人们要求成为这一国家所给予的权利的唯一享有者。人们变得无法忍受“他人”获得这些权利（即便只获得很少一点）以至于认为当“他人”分割一部分权利时，自己获得的就会更少。人们通过否认他人合法属于一个“国家”，通过否认他人拥有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们自己希望获得的，但同时，当局和那些替他们发声的人却在否认他们的权利）的方式来获得自我肯定。
种族主义情绪于1960年代在平民阶级中变得日常化，并且在70、80年代进一步加强，我的家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们不停地（母亲如今依然）使用贬义的、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来自北非的打工者，以及来法国与他们团聚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在当地组建的家庭，以及他们出生在法国的后代（这些后代已经具有法国国籍，但依然被视作“移民”，至少是“外国人”）。这些辱骂可能在任何时间出现，他们每次聚会都会强调它们，以便叠加这种尖刻的敌意：“毛鬼”“老阿”……因为我的皮肤发棕，母亲过去经常对我说：“你长得像个老阿。”或者“你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黑鬼。”我知道，那时我的阶级出身之所以让我感到恐惧，与我每天听到好几次类似用语之后产生的沮丧甚至是厌恶有关。就在最近，我邀请母亲来巴黎过周末，她在谈话过程中不断使用那些词，我很少反驳，我的生活经历正让我无力反驳：“老阿”“黑鬼”“中国佬”……我们聊到她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巴尔贝斯社区（那一街区在很早之前就几乎只有非洲裔和马格里布裔的居民了），她说自己不喜欢住在那里，原因是：“在那里，不像在我们这里。”我试图在压制自己不快的同时进行简短的辩驳：“但是，妈妈，巴尔贝斯区就是我们这里，它是巴黎的一部分。”她只是简单地回答道：“可能吧，但我这么说有我的理由……”我只能嘟囔着：“我不同意。”我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已经开始书写的这段“回归故里”之旅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无法完成的精神、社会之旅。但思考过后，我开始问自己，母亲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她表现出的对于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贯的恶毒的鄙夷，对她（一个总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会成员）来说，是否是一种通过贬低比她更加悲惨的人来获得优越感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父母离开他们原来的住处，搬家至米伊宗，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社区的新环境了，他们要逃离那些他们眼中的大量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让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一点点地不再属于他们。母亲首先抱怨“一大帮”新来移民的孩子们，他们在楼梯上随意小便大便，长成青少年后又让整个社区处于违法乱纪的笼罩之中，他们让整个区域充满不安、恐惧。她气愤大楼设施总是被破坏，包括楼梯间的墙面、私人地下室的门、大楼入口的信箱柜（刚一修好，马上又被破坏），以及总是莫名消失的信件和报纸。更不用说停在街上的汽车所遭受的破坏：后视镜被打碎、车漆被划出痕……她不能再忍受各个厨房不停传出的噪音和气味，也不能忍受宰牲节期间他们楼上的一家人在浴室宰羊时传出的羊叫声。她的描述是基于事实还是幻想？也许两者兼有。因为我当时已经不和他们同住，也从来不去探望，所以我无法做出判断。每当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她太夸张了（她几乎想不起谈论别的事情），她就会回答：“我知道你住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你住的社区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能如何作答？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世界观和政治思考体系的陈述，改变邻里矛盾（我愿意相信它们确实那样严重）在人们头脑中的样貌。这一邻里矛盾与怎样的历史事实相连接？它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它凝结和具体化为这样的形态：投票给极右派政党，投票给那些只会鼓励大家用粗暴的愤怒来回应问题的候选人。这具体化的过程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主体自我构成的新方式之上的？既然这种方式已经在政治媒介空间中被允许、被传播，由它产生的本能的理解范畴和划分社会的方式（“法国人”对抗“外国人”）越来越明显地占领了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广泛地蔓延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小家庭、大家庭、商人之间、街头巷尾、工厂里……于是我们见证了过去被法共影响的那些社会、政治阶层中间出现了种族主义的具体化，还见证了一种政治转向：它声称自己在回应人民的声音及爱国情绪，但实际上它只是为这些情绪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讨论框架却并没有改变它们，它只是使恶的冲动和先在的厌恶感合法化了。“法国”平民阶级中流行的“常识”已经被深刻地改变，因为，具体地说，“法国人”的生活质量取代了“工人”或者“左派”男男女女的生活质量，成了他们最关切的事。
事实上，当人们给左派投票时，是在用某种方式抵抗这种本能的冲动，也就是抵抗自身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的感受无疑是非常猛烈的，再者，法国共产党在很多场合也没少讨好它。但共产党并没有将其视作其政治追求的核心部分。甚至，当人们处于小家庭之外的圈子时，有时会感到必须为此解释。人们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句话：“我从来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也经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讲话：“所以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或者人们把这样的解释插入句子：“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那儿也有这样的人……”然后举出工厂中某一个“男孩”的例子，等等。包含着一般种族主义情绪的日常用语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变成更加直接的意识形态和一致的看待社会的方式，这一过程是在一套设计出的政治主张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一政治主张的目的是鼓励这种行为并给予这种行为以政治意义。
然而我知道，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让平民阶级热血沸腾的感受，从很多角度看，推动甚至催生了国民阵线的政治主张和它在政坛的成功。如果试图从那一时期我的家人们日复一日的言谈中总结出一套政治纲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当时选择了左派政党，但这一政治纲领并不会与后来他们在80、90年代选择极右政党时有太大差别：排斥移民，支持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国民优先⑨”政策，主张在刑事犯罪的处罚上加强力度，支持死刑原则并主张在广泛的领域运用死刑原则，主张公民可以选择在14岁离开教学系统，等等。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事实使得极右政党可能，或者说是轻易地获得了过去共产党的选民群体（或者说是更年轻的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国民阵线的选民群体，因为似乎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容易也更一贯地选择极右政党⑩）。流行于80年代的攻击马格里布⑪裔家庭的话语如“我们被侵占了，国家都不是我们的了”“只有他们有，他们都有家庭补助，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了”等类似的抱怨持续了至少三十年，人们在看待马格里布地区来的工作者并与之谈话、交往的过程中，都带着彻底的敌对情绪⑫。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既然他们想获得独立，他们只要待在自己的国家就好了”）和阿国获得独立之后（“他们想独立，独立了！那现在就回去吧”），这种敌对情绪就已经展现出来，但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这种情绪又成倍增加了。法国人对他们的蔑视体现在法国人那时一直用“你”⑬来称呼他们（只对他们如此），用“山羊”“老鼠”或类似的词来称呼他们。当时，移民主要是男性，他们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合租房和旅馆中，那些房东通过给他们提供迫使人放弃尊严的生活条件赚了一大笔钱。而一大批新一代移民的到来（同时伴随着组建家庭、生孩子）改变了既有秩序：所有外来人口都住进了不久之前才新建的公租房社区，而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几乎只有法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居住。在1960年代中期，当我的父母搬进市郊的公租房，也就是我度过13岁到20岁的地方时，大楼里只有白人居民。在70年代末（那时我已经离开那里很久了），马格里布地区来的家庭开始住进大楼，并迅速成为整个社区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转变大大加深了一直以来就存在的、通过日常语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因为涉及两种不同层面的、绝少相交的意识，种族主义并不会干扰他们的政治选择，即便他们要选择的这个政党（那个“党”）曾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即便他们要加入的这个公会（la CGT，法国总工会）的官方态度是批判种族主义，即便他们，更泛泛地说，需要将自己归入左派工人的阵营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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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对立的政治景象（投票给共产党或是国民阵线），这两种将自己建构为政治主体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及社会的分裂之上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但除了时间因素，当我们处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日常生活结构中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我们在工厂中感受到共同行动的力量，或是因为感受到他人的竞争而要保护自己的职位，或是当我们去学校接孩子时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非正式的家长关系群中，或是当我们因为社区发生的事情而被激怒……不同的情形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这是两种相反，或者至少是相异的、使社会事实显现以及影响统治者政策的方式，但两者并不总是完全相互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国民阵线的选民之间有着多么持久和让人错愕的联盟关系，这些选民中的一部分（只有一部分）并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在或近或远的将来支持极左政党。这当然不意味着极左党派会变得像极右党派一样，而一些想要维护自己对“合理的政治”解释权的人却将所有不符合他们定义的观点和自我表达都指责为“民粹主义”，他们急迫地指控极左党派会成为极右政党，但这一指责只能反映这一事实：当面对他们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为”，也就是他们认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为时，他们并不理解阶级是什么。变化的不是党派，而是选民群体（工人阶级、平民阶级），一旦大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在政治这盘大棋中的位置，从而归入另一“历史集团”，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但也许这种重新组合的发生会伴随一些如罢工、社会运动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为人们无法轻易解除一段他们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归属（无论这种归属是稳定还是不确定的），而且人们不能在一天之内便建立起另一种归属，也就是另外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生活主张。
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研究在何种情况下，选票只能更多地被解释为（对于所有选民均适用）对于所选择的政党或候选人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或计划只有部分的，或间接的认同。当母亲投票给勒庞时，我问她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反对堕胎权利的政党，因为母亲曾经堕过胎，母亲对我说：“这两件事没有关系，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投票给她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选择那些自己在意的因素并因此确定自己的选择，而无视另外一些因素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感到自己和这个群体被代表了，哪怕这种代表是不完整、不完美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支持一些人，从而感到自己也被支持了，他们通过投票，通过那一果断的投票行为，感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并拥有一席之地。
我们可以倾向于将这一群体看作一个以非自然方式集合的团体——它建立在本能的冲动之上，选民拥有相同的意见，但这种意见是外界强加的，它不是建立在共同思考出的利益诉求或者在实践指导下产生的意见之上的，它更多地涉及一种充满敌意的世界观（反对外国人）而不是一种政治理念（对抗统治阶级）。但这一群体仍然通过共同投票给某一政党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团体，过程中，这一政党利用了他们的投票（在选民的允许下），选民则利用他们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⑧。
对于相当一部分选民来说，投票给国民阵线可能与过去投票给共产党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相对临时，且没那么忠实的选择，他们将自己交付给党派发言人、将自己的话语权赋予党派代表以便在政治舞台上发声的程度也没有过去那么牢固和深入。通过投票给共产党，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状态，共产党既表达着他们，也塑造着他们，通过共产党表达出来的集体观点完全不反映选民们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在投票给国民阵线的情况中，选民个体并没有发生改变，通过政党进行的集体发声只是个体本能的偏见的集合，政党只是将这些意见捕捉，而后将其纳入相应的政治纲领之中。即便给它投票的选民并不完全赞同它的政治纲领，但获得选票同时获得力量的政党已经有能力让公众相信它的选民完全支持它的主张。
萨特聪明地将投票和选期比作个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观点的非政治化过程，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队列（sérialité）”，相反的情况是，人们在运动或者动员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团体（group）”。他的比喻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客观现实⑥。无疑，他举出的例子是震动人心的：参加过1968年五月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拯救了戴高乐派的政治体制。但这也不应该让我们忘记：选举行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行为，但实际上也可以作为集体动员的方式来存在，它是一次我们与他人采取相同动作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甚至符合“普遍选举”的原则，也就是说被聚合起来的诸多个体意志最后被看作、表达为“集体意志”，而这一“集体意志”应该处于比个人意志更高的位置。在我之前描述的状况中（给共产党投票或者给国民阵线投票），情况是相反的：这是一场通过书写选票进行的阶级战争，这是通过一场场的选举进行的对抗，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阶级（至少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努力证明自己像其他阶级一样存在，努力将其力量组织起来。梅洛·庞蒂承认“投票反映的是休息中的、工作之外的、生活之外的人的意见”，也就是遵循抽象的、个人化的逻辑的，但他同时强调“我们的投票充斥着暴力”：“每个人都拒绝接受他人的投票。”工人阶级远远没有去追求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可能描述的任何意义，他们远远没有去试图促成共同意见的达成，或者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实现一个结果，相反地，工人阶级，或者部分工人阶级（就像所有其他阶级：每次左派政党当权，我们可以在资产阶级的反应中看到相同的现象），他们指责选票结果可以反映“共同”意见这样一种自负的逻辑，他们将“大多数”的意见视为那些与工人阶级有着相反利益诉求的敌方阵营的意见。当人们将选票投给国民阵线时，这一建构政治主体身份的过程就是通过与那些过去被他们看作“敌人”的阶级拉帮结派来实现的（至少在选举期间如此）。“工人阶级”和工人（更广泛地说是平民阶级）在政治话语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结果，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过去所拥有的与另外一些社会阶层（公共部门职员、教师等）的联系断裂了，从而导致了新的“历史集团”（葛兰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历史集团”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阶级，以及商人群体或法国南部生活优渥的退休人群，甚至还有法西斯主义的军人群体和旧式传统天主教家庭，于是这一“历史集团”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右派甚至极右势力结合了。⑦ 或许在特定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对当权左派，或更准确地说，是对由左派代表的那一政权的指控（因为是左派，所以上述逻辑更加成立）。是的，这一行为被看作唯一的选择。但显然，这一群体（指的是过去积极投票给共产党的那一团体的一部分）在进入新的联盟、新的政治环境时，自身也变得与过去不同了。这一团体中的成员现在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身，思考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他们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共产党的投票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对“国民阵线”的投票则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肯定。（在第一种情况中，他们与政党的整个支持者队伍、领导人、政治话语的关系，以及阶级身份的契合度都是非常深入而确定的；在第二种情况中，这些关系便几乎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选举结果都表现为，或者说在实际上变成一个公共群体的宣示，这一群体正是通过个人投票，但同时也是集体投票的方式，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自身成为一个公共群体的一员。给共产党投票的人形成了这样一个集体，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群体的存在，这一群体在必须面对自身客观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与这一政治传统连接在了一起。同时，还有其他阶层的、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主体来发声）有着共同世界观和诉求的人们加入这一团体。人们相信，将社会阶级对立的相关理念从左派的政治话语中抹除（甚至将其中的关于社会对抗性的基本肯定——原本应该支持对抗中的工人群体一方的诉求——置换为了对于社会运动的控诉，人们将社会运动看作历史遗留物，批判它以及支持它的人太过陈旧，或是将社会运动看作割断社会连接的、政府应该加以制裁的行为），就可以成功剥夺共产党原有选民群体将其自身看作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诉求的牢固团体的可能性；人们将个人主义带回他们的观点，并消解他们原有理念所拥有的力量感，将其与无能连接在了一起。但这种无能变成了愤怒。这样的结果无可避免：这一团体的构成发生了改变，被左派新保守主义话语所摧毁的社会阶级找到了新的自我组织和表达观点的方式。
那么，他们的求助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应该归咎于谁呢？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和建构的“我们”的定义是否已经将“法国人”对“外国人”的对抗置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对抗之上了呢？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下等人”和“上等人”这样的形式来延续的“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这两者并不等同，它们带来的政治结果也不相同）是否又将纳入一个新的维度：国家和种族的维度，“上等人”被解释为鼓励移民的人，“下等人”被解释为在日常生活中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们所有痛苦的来源？
人们给共产党投票时，总是确信自己的选择，并乐于公开自己的选择，但投票给极右政党总是一个遮遮掩掩的过程，人们甚至会在面对“外界” （我在家人眼中就是“外界”的一员）的指责时否认自己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确定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中，人们通过给“工人的政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来建构自己的阶级身份，并为此身份感到骄傲；在第二种情况中，人们默默守护着这一身份中仅存的那些东西，它们不是被忽略，就是被进入政坛的左派官僚所贬低，这些左派官僚都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ENA）或者是其他专家治国派（technocratique）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学校，这些学校生产并教授“统治者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超出政治范畴（“现代”——经常是基督教的——左派分子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右派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人们如何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当人们看到以下情形时并不应该惊讶：一位社会党前任领导人——当然，他在法国北部任职，所以它具有另外一种社会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在2002年总统大选时急着提醒自己的朋友，“劳动者”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我确定对“国民阵线”的投票应该被解释为，至少部分解释为平民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共同的身份，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尊严而做出的举动，因为过去曾替他们代表和维护这种尊严的那群人，后来开始践踏它了。尊严是一种脆弱的、不自信的情绪：它需要一些现实的证明和保证。作为产生尊严的条件，首先，人们不能感觉自己属于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者只是一些干巴巴的统计数据和文件，也就是政治决定中存在的一些无声客体。于是，如果他们过去非常信任的人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将自己的信任放置在另一些人身上。于是他们转向了其他代表，虽然这种支持也是临时的⑤。
这一政治话语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就改变了社会本身，因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思想的范畴所建构的，这思想便是人们对于社会的看待方式。但是仅仅让“阶级”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政治话语中消失，或者在理论范畴和认知范畴中将它们抹去，并不能阻止那些活在“下层阶级”所指的那种客观环境中的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群体被整个地抛弃了，那些抛弃他们的人便是向他们兜售“社会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好处，并让他们相信福利国家必然败落的人④。于是所有非特权阶层的人转向了那个唯一看起来仍然关注他们，并试图在演说中赋予他们（非特权阶级）的历史经验以新意义的政党。虽然这一政党的领导层中并没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远远不是工人阶级），不像共产党总是特意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选入党派，为了使他们的选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与她过去声称的相反，母亲终于承认她曾经给“国民阵线”投票（她特意说明：“只有一次。”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她。为了承认得不那么尴尬，她解释：“只是为了给他们个教训，因为他们做得不好。”奇怪的是，对于自己在第一轮投票时投给勒庞（Marine Le Pen，玛丽娜·勒庞，曾任国民阵线主席）的行为，她说：“给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让她当选。第二轮投票时我们才正常投票。”）。
社会党左派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逐年加深，它还怀着一种可疑的热情将自己置于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披着革新左派思想的外衣，实则试图抹除那些让左派成为左派的东西）的影响之下。事实上，知识分子中的风气和思想根基已经发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的话题取代了阶级关系的话题；“个体责任”的话题取代了社会对于个人命运影响的话题。压迫的概念，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结构上的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政党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兴起的是“社会契约”“社会共识”这样中性的概念，在这些概念搭建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平等”？多么可耻的笑话！），人们应该忘掉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们得在这件事上保持缄默，并任由统治者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整个媒体、政界、思想界都趋之若鹜的，并同时受到左派和右派青睐的（宣扬这一理论的人们通过强调左派和右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看法而竭力抹除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界限，将左派变成了右派）这一“政治哲学”想要达到怎样的意识形态上的效果呢？其中的利害关系几乎非常明显：一方面鼓吹“自由个体”的概念，一方面试图用历史和社会决定论的想法来消解“自由个体”的理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已有的关于社会团体的（也就是“阶级”）意识，并以工作权利、教育系统、分配体系中必须实行个人化（或者去集体化、去社会化）来解释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消解。过去右派不断提及的这种老旧的说辞和规划，如今也构成左派主张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如今的形势：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党派内部的和属于国家政府的）开始用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他们替统治者（或者与统治者一同）发言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或与被统治者一同）发言，于是他们采用统治者视角来看待世界，并轻蔑地（被统治者可以感觉到左派通过暴力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轻蔑）排斥被统治者视角。他们所做的至多是在那些充满基督教意味和非功利意味的新保守主义论调中将过去的被领导者和被压迫者（和他们进行的战斗）这样的表达置换为今天的“边缘人群”（和他们似乎本来就有的消极、被动），并在演讲中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他们提出一系列致力于帮助“穷人”以及“不安定因素”和“公司解雇”的受害者的治国措施，将他们视为这些措施潜在而沉默的施用对象。而这一切只是一个聪明、伪善、奸诈的策略，它消除了一切人们对压迫与抵抗、社会制度的再生产与其变革、阶级对立的惯性及其产生的动力这些概念进行研究的途径。③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终于给左派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他成功获得了四分之一共产党选民的支持，共产党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只获得了15%的选票，而即使在1977年的立法投票中共产党还曾获得20%或21%的选票。这一在未来彻底崩塌之前的风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工人阶级政党”没有能力切断与苏维埃政权的联系并进行自身发展（政党的确受到了苏联政权很大的资助）。还因为它无力将沿着1968年五月风暴发展出来的新运动纳入自己的考量范围内。我们至少可以说，它几乎不符合标志着60年代和7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于1981年的社会变革及政治革新的愿望。但左派取得胜利，也就是左派组建政府（共产党参与其中）之后，这种胜利转而使平民阶级的幻想彻底破灭，平民阶级之前因为信任将选票投给那些政客，但如今他们却对这些政客彻底失望，他们感到被忽视和背叛了。我经常听到这句话（每次母亲有机会就会对我说）：“左派，右派，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
上中学时，我是左派（托洛茨基主义），那时父亲经常怒斥那些“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和“十年后想领导我们”的“大学生们”。他那毫不妥协和出于本能的反应在我看来与“历史上工人阶级的主张”相反，这种反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领导工人阶级的是一个仍然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老派共产党，这一党派首先想要做的就是阻碍那不可避免的革命发生。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鼓吹内战、将无产阶级起义看作神圣事件的那群人后来变成了什么模样，我如何还能认为我父亲是错误的呢？他们总是非常自信，充满激情，只有少数例外，也就是当他们现在想要抹杀平民阶级最微小的反抗欲望时。他们的变化是社会所容许的，他们变成了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他们过去声称是那些人的先锋队，现在成了那些人的敌人，他们变成了自己过去批评为过分保守和过分“资产阶级化”的人。据说68年五月风暴时，马塞尔·菇昂多看到路上的学生游行队伍，向他们喊道：“回家吧！20年后你们都会成为公证员的。”这或多或少就是我父亲的所想所感，虽然他们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他说出了实情。他们可能没变成公证员，而是变成了重要人物，在政治、学术、个人生活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的人生轨迹让人惊讶，他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下如鱼得水，他们维护着世界现有的模样，非常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他们本能地对自己认定的阶级敌人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感，他们还会乐于隔着电视机屏幕痛骂那些人（这种反抗方式有些奇怪，但作为拥有这样身份以及这样想法的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很有效的对抗方式了），但这样一群人，后来是如何开始给“国民阵线”投票的呢？我的父亲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确定。为什么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第二轮投票时将选票转投给那些传统右派候选人（过去他们总是被鄙视的对象）了呢（在最后一轮投票，他们还是最终选择了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择的，具有漫画般形象的商业资产阶级代表，这一代表也依靠这些选票最终当选了法国总统）？在这过程中，左派官方承担了什么重担呢？他们先是因为青年集体骚乱而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重要官职，而后就搁置了自己在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承诺，并尽力通过抹除左派的职责（左派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拥有的主要职责之一，甚至是左派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也就是对于压迫及社会冲突的关注，或者说仅仅是希望给予被压迫者一些政治空间）来传达右派思想，他们承担了何种责任呢？不仅是“工人运动”以及它的传统、它的斗争，还有工人阶级本身、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渴望……在政治领域、知识领域、公共空间中消失了。①
如前所述，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一家子都支持“共产党”，共产党构成了我们唯一的政治视野，以及我们的组织原则。既然如此，投票给极右党派或者右派的情况为什么会在我的家庭里变得可能，甚至有时是非常自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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