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搬进一栋刚刚完工的公租房（HLM）大楼，这间公寓是母亲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安插于城市结构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城市内部的社会公租房：整个项目包括三个“大块”，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共四层楼；处于一大片独立住房中间，整个街区位于工业区和几个香槟酒庄（Taittinger, Mumm, Louis Roederer）之间。公寓包括一个餐厅，一个厨房，还有（终于！）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孩子们一间。另外，我们有了浴室。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学。每个周四，我去圣女贞德教堂上教理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平民阶级中流行的、怪异而荒谬的传统宗教教规？还是一种在孩子们没课的时候把他们管住的方式？可能两者皆有！我的父母并不信教，甚至是反对教权的。父亲从来不进教堂，每当有家庭典礼（洗礼、婚礼、葬礼等），女人们在教堂里参加典礼时，他总是和其他男人们待在教堂外的广场上。但是父母却坚持给我们做洗礼，让我们上教理课——那个教堂的神父会让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抚摸他们的大腿（他在社区里有这个坏名声，有一次我听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对这个神父厌恶透顶，他还说：“如果让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干掉他不可。”）。我们的教理课一直延续到领圣体的那一天——那天我们穿着白袍，在胸前戴上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⑪。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那天，我在母亲家里发现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里还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们。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它们”是指，那些饭后的仪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来一首歌！”“勒内，来一首歌！”，于是每个人分别唱了自己的歌，歌声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夸张，那是这个场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后，每年如此，还有每年一样的猥琐笑话、舞蹈、没用的愚蠢伎俩，还有聚餐结束后的争吵——有时会演变成初级阶段的斗殴，因为那些关于怀疑某人通奸的老矛盾被挖了出来。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归属。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阶级，但不代表这个阶级一定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阶级，或是“定义明确的群体”。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现实状况。比如，当我和哥哥放假时，母亲会把我们带到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工作时，我们就待在餐厅，我们会听到女主人指使母亲做这做那，还会表扬或者责骂她（一天，女主人对她说：“我太失望了，我没法相信你了。”接着母亲泪流满面地走进厨房，我和哥哥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坏了。当我回想起这场景——啊！那雇主的语气！——我对这世界——这个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对于这种权利关系、阶级差异，我内心充满了憎恨）。我猜，雷蒙·阿隆家里也有一个女佣，当他打网球时，她会在他母亲的指使下给他熨烫衬衫并且清洗浴室地板，当他准备进入漫长而体面的求学生涯时，她与他同龄的孩子却准备进入工厂工作，或者已经进入工厂工作；但他可能从来没想到，她，这个女佣，会“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属于一个与他不同的社会群体。当我看到他青少年时的家庭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身状态非常满足的资产阶级家庭（无疑，这是一种自觉的满足感）。他却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回顾过去时也没有意识到？好一个社会学家！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因而，这段评论也展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属于特权阶级的作者天真地承认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没有阶级意识，而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会身份。我只见过这位人物一面，见到他后我立刻觉得反感。我讨厌他虚伪的笑容和柔和的声音，他用这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沉着、理性，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展示着他作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文章却不乏暴力的言辞，而且这暴力总是有着明确的对象，如果这些对象有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只需读读那篇关于1950年工人罢工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人们称赞他头脑清醒是因为当其他人参与到了支持苏联的队伍中时他仍然反对共产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憎恨工人运动，他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而发声的，他反对一切可以给工人阶级希望或者可以动员他们的东西。说到底，他是为钱而写的人：一个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贡献力量的士兵。萨特在1968年五月风暴这件事上对他的责难十分正确。他理应得到这样的批评。萨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违背人们在进行学术“讨论”时遵守的规则，即提倡“有理有据”的正统观念、排斥非传统思想和批判精神，他能在必要时“咒骂那些咒骂别人的人”，就像热内提出的这个漂亮的说法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箴言）。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当我们还是只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时，就打心眼里明白自己的阶级归属。我在写关于保守革命（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书时，曾经在图书馆借阅雷蒙·阿隆（Reymond Aron）的几本书，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那批试图用左翼思想占领法国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是推崇雷蒙·阿隆的（这种推崇倒是十分有理有据）。在阅读这位肤浅而喜欢说教的教授所作的几篇毫无层次和亮点的文章时，我看到了这句话：“如果我努力回忆自己在学习社会学之前是否产生了‘阶级意识’，我几乎回忆不起来，而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⑩”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也许扔瓶子的行为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我想它带给我的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厌恶、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还有因为要永远背负这段记忆而产生的，秘密的，但永远鲜活的内心伤口。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当时我4岁或5岁，父亲27岁或28岁。他无法摆脱这种属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男性）的社交方式（他在长成一个男人之后才发现这种方式）：下班之后，几个伙计一起到小酒馆喝酒、聚会。他有时几天都不回家，也许在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他21岁结婚，3年之内生了两个孩子。他大概渴望时不时地摆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束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享受作为一个自由青年的乐趣。我想，也许是父亲在少年时代因为家庭状况的束缚，再加上承担了太多的家庭重担，没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于是他终于想要放纵一下。他当年从一名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直接过渡为一位丈夫和父亲。这应该让人难以承受吧。他应该很难接受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被家庭责任所束缚吧。于是，放纵的行为（这一表达方式的消极内涵并不能包含它所有复杂的意义）成为让他透口气、找点乐子的方式。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每天忙着照看孩子的母亲看来是绝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再说，父亲永远不会容忍母亲去咖啡馆寻乐，更别说夜不归宿了（他会杀掉她——在砸烂家里的一切之后！）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伙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的歌，而我却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我偏爱滚石（Rolling Stones）和冯丝华·哈蒂（Françoise Hardy）（她的《所有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孤独的同性恋者的），然后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欧·费亥（Léo Ferré），或者鲍勃·迪伦（Bob Dylan）、多诺万（Donovan）和琼·贝兹（Joan Baez），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我们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连接起来，而我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它让我远离平民阶级（16岁时，我穿带帽粗呢大衣，脚穿其乐沙漠靴，留长发）。甚至连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他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却很早就开始就“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些问题长篇大论了。
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从未属于过这个阶级，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就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这种形象。“这是爱弥儿·左拉式的。”母亲对我讲道，虽然她没有读过一丁点左拉。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承认自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又非常困难。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书写这本书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首先假设了我本人在社会归属上并不属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我在书中竭力描绘和还原的，是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因为我上高中，需要读书，所以独占一间卧室；哥哥与另外一个弟弟同住一间房，最小的弟弟与父母睡一间房）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
我是否还保留着对那时的记忆？这记忆不多，而且隐隐约约。但我对这件事却有着清晰而持久的印象：在消失了两三天后，父亲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每个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他要到小酒馆去寻欢作乐，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对我讲），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父亲去世后不久，当我向母亲讲起这件事，以此来解释我不愿参加父亲葬礼的原因时，她惊讶地说：“你还记得这个？当时你还很小。”是的，我记得。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这就像“原初场景”（Scène primitive）⑧会给孩子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但是在这里尤其不能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一旦我们开始用俄狄浦斯情节来解释这一切，我们就很难用社会的和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主体化的过程了：一出家庭情节剧就会取代实际上存在的历史和地理（城市的）因素，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因素。在这里回溯这件往事，并不是要借用拉康主义者惯用的解释方法，在这种父亲意象的衰弱或是对父亲认同的缺失（无论是实际意义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之中找到导致我成为同性恋的关键因素（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当然首先要将我成为同性恋的事实放置在这段历史中去考量）。不是的，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拥趸者不断提及的概念，我无意援引⑨。我更愿意将之看作一个社会镜像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处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社会召唤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召唤），通过使人们发觉自身阶级所处的社会状况并赋予我们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实现了这种召唤；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它让我内心萌生了一种顽固的意念，即与那个属于我的未来相对抗；然而同时，我的出身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这是任何思想转变、社会习得、乔装打扮，以及谎言与借口都无法抹去的印记。对于这段早期经历，我至少可以赋予它上述意义，虽然我知道，对这段早期经历的解读如同其他所有的解读（尤其是那些极易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重构。个体归属的实现和个体的转变、个体身份的建立和对这一身份的反抗，对我来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相互对抗并牵制的。于是最初的社会身份认同（将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响，这种身份抗拒不断地从我们所拒绝接受的身份中获得能量。
4
1950年，父母在结婚之后住进一间出租屋。当时，在兰斯找到住处并不容易，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就是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给我们做了一张床，我们俩头挨脚地睡在这张床上。后来，一家社会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区，于是我们搬去那里。“住房”这样的字眼和它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混凝土制作的方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在两边分别有一条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样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层，包括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像原来一样，四个人睡在一间卧室）。房间里没有浴室，但客厅有自来水管和洗菜池，平时做饭和洗漱都在这里。冬天，取暖用的煤炉不足以烧热两个房间，家里总是冷飕飕的。门口几平米的花园增添了一点点绿意，父亲会耐心地种几棵蔬菜出来。
在之后的35年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哥哥，这个与我共度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光的哥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搬运动物骨架的工作伤了他的肩膀，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再当屠夫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我们不再联系，自然这要归咎于我，就像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样。
3
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形同陌路。之后，在我们分开之后的两三年内，我们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再次相见，那时我们之间的联系也无非是我们过去共处的时光，以及我们各自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他与父母非常亲近，我则与他们疏远得多。
当我18岁、20岁时，我在母亲眼里还没有变成“像你一样的人”，但她依然感到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剧烈，我令她感到困窘。但我对此丝毫不担心，因为那时的我已经离她、他们以及他们的世界很远了。
我发现，对于我讨厌的、想要远离的一切，他心满意足地接受着。为了描述我对于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Brothers and Keepers）一书中的原话：“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似乎没有更好的形容了。通过某种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为我人生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不想成为他。韦德曼在自己的想象中询问兄弟：“我对于你来说，也像你对于我一样陌生吗？”我当时会思考同样的问题吗？那时的我知道答案，我也为这答案感到高兴，因为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他不同。在韦德曼这句话里，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在节假日，家庭聚会会让我们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个地方，但你的在场让我感到不舒服。⑫”事实上对我来说，家庭聚会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我哥哥又和这个我已经离开的世界那么契合。对于韦德曼来说，“离开匹兹堡，离开贫穷，离开黑人身份”，并且进入大学是一条自主选择的逃亡之路，当然定期地在这条路上开倒车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每次回家，他只能一再地置身于那个不变的、让他想要逃离的现实——同时，他也可以发现，随时间推移，他远离家庭的努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成功了。但这一切不妨碍他在面对他抛弃的人们时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还会伴随着恐惧：“害怕自己因为回到匹兹堡，因为重新回到那个环境，自身所携带的贫穷、祸害的标签显露出来。”是的，害怕“在逃跑的过程中周身沾染、连带着那些晦物。害怕人们发现隐藏于我身体内部的怪物，并因此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抛弃我”。他对于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实相当简单：“那是你的世界。那个会让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⑬”我可以直接引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当时我对哥哥的印象：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露身份，我担心即便我疯狂逃跑，它们还是会残留在我身上。我必须将体内的这个怪物驱除，让它离我远远的，或者让它变得隐形，使得人们无法在我身上发现它的踪迹。在很多年间，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
这同时也证明，家庭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它充满了变数：如果我的兄弟们成为律师、艺术家、作家……我就会经常与他们来往，就算关系并不亲密，我还是会努力维系兄弟之情，并打心眼里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对于我的叔叔、婶婶、堂兄妹、表兄妹、侄子侄女，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说，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由人们所维系的、可调动的家庭关系构成的话，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以及其间我与家人关系的断裂）让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我所经历的不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是抹杀它们。在很多资产阶级家庭，人们会与远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而我，曾经试图远离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当我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困难、需要帮扶时，我无人可以求救。
只需引用韦德曼的这几行话，就可以形容在少年时代，甚至后来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的重担：这些话就是对我的形容（虽然我也知道，我必须指明这种置换的局限性：虽然我在韦德曼关于家庭关系破裂，尤其是与兄弟关系破裂，或更准确地说是这些关系随他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和对家庭的抛弃过程中的变化的描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事实上他的情形与我显然大不相同，因为他出生于一个匹兹堡贫穷的黑人社区，之后成为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而他的兄弟因为谋杀罪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他在这本非常优秀的著作中是要试图理解这个悲剧故事）。
即便他们对我的印象与我的穿着打扮不无关系（也就是我想赋予自己的那种形象：留很长的头发。父亲为此苦恼了好多年，他总是拍着桌子重复道：“你给我去剪头发！”），即便我的形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我独特的性向（我不久之后就出柜了），“不正常”“奇特”“怪异”……这些词毕竟没有任何间接或直接的性暗示。我的母亲在几年之后才发现我属于她不知该如何称呼的那一类人——“像你一样的那种人”，她只能这样说。她不想使用任何贬义词，也对这件事不大了解，因此她无法找到一个正常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只能使用这样一种拙劣的代用语。最近，我在母亲家发现一张印有三个年轻人的照片，就问母亲他们是谁，母亲告诉我：“是B的孩子们。”B是我最小的弟弟的妻子。她还说：“中间的是D，他和你一样。”我一时间没有理解她指的是什么。她补充道：“当他告诉他妈妈自己是……你懂……和你一样，他妈妈把他赶出了家门……后来是他爸爸说服了她，他说，如果他自己也抱这种态度，就得把自己的亲哥哥拒之门外了……”母亲的话让我对弟弟刮目相看——过去的他并不是如此宽容。无疑，他在这点上改变很大。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家接待过我，因为我从不主动拜访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拜访他们……不仅因为我是同性恋，也同样因为（如果不是更因为）他属于工人阶级，这一点也正是本书力图表达的。当他开始接受我的性取向后，我仍然没有试图和他重新建立联系，原因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社会身份。因此，我如今应该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冷漠，原因更多地在于我而不是他。历史难以被轻易抹去，曾经分道扬镳的两条人生轨迹难以再次相交。
韦德曼的确应该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必须选择而且确实做出了选择。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像他一样，我选择了自己。另外，我只是间歇性产生他提到的罪恶感。自由的感觉让我飘飘然，逃离宿命的快乐充斥着我，这些美好的感觉让我无暇悔恨。我毫不清楚哥哥现在如何看待这一切，也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关系他会发表怎样的意见。比如，如果有人在电视上看到我（我平时尽量不上电视），问他这是不是他的家人，他会怎么说。
进入大学之后，我更加特立独行。我选择哲学系这件事在母亲看来一定很荒唐。当我向她宣布这个消息时，她愣着没有反应。她更希望我选择英文或者西班牙文（他们对医学和法律没什么概念，我也是；他们认为选择外语是保证我可以在毕业之后做中学老师的最好方式）。她感觉到了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我所变成的样子让她感到难以理解，她主动说我是一个“脱离常轨”的人。她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怪异、离奇的家伙……在她眼中，我越来越远离正常人的世界。她常常用这样的句式对我讲话：“……这再怎么说也不能算正常行为。”就像我父亲一样。
当母亲告诉我，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小我8岁，一个小我14岁）认为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为此非常难过（至少对于其中一个来说是这样的，他一直都很难过）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如何看待我与他们越来越疏离，最后完全断绝的关系？他们对此有何感受？他们如何看待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谁？我变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幽灵。之后，他们会向妻子、孩子说起我……但弟媳与侄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一面。我的其中一个弟弟闹离婚时，他的妻子（从未见过我）在对他的一长串抱怨中提到：“你的哥哥迪迪埃，不就是个抛弃自己家庭的同性恋吗？”怎么能说她说得不对呢？她难道不是仅仅用几个字就道出了关于我的真相吗？
有一点是确定的：她认为我没有“爱学习”的样子。高中时，我曾加入一个极左组织，我把许多时间都花在了这件事上。校长曾经把父亲叫到学校，向他描述了我是如何在校门口和学校里面进行“宣传”活动的。那天晚上，家里像演了一出真实的心理剧，他们用退学来威胁我，让我乖乖听话。母亲害怕我这样下去会无法通过中学会考，但父母最不能接受的是我没有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因为他们为了让我有机会读书，已经工作到快要累死。这件事让他们怒火中烧。我被勒令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放弃政治活动，要么退学。我宣称我宁愿退学，他们便不再和我说话了。最后，母亲还是坚持让我继续读书。
我很自私。我当时20岁，只想着解救自己，却丝毫没有顾忌我的离开会给家庭造成怎样的损失。在上学方面，两个弟弟的命运与我的哥哥几乎相同：他们11岁进入初中（后来，所有学生都学同样的课程），因为这是义务教育，而在他们16岁的时候，在其中一个勉强在职业高中上了一段时间的“职业”课程，另一个上了几节文学课之后，他们离开了学校（我因为要写这本书的缘故，与其中一个弟弟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交流。就在最近，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我不是上学的料。”）。两个人都没有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其中一个想当机械工程师，现在在展会卖汽车。母亲告诉我他挣的钱足够养家。另一个17岁便参了军。他一直留在部队，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获得了一个小军衔后加入了宪兵队。他们当然都投票给右派，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国民阵线”⑭的忠实选民，这一状态持续了很久。因此，当我声称反对极右政党当选，或者当我维护移民及无证件人员的利益时，我就是在反对我的家庭啊！但是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是我的家庭反对我所支持和维护的一切，他们反对我，以及我在他们眼中代表的一切（一个不切实际的、无视人民群众遇到的问题的巴黎知识分子）。弟弟们先是给一个引起我深深恐惧感的政党投票，而后又将票投给一个右派政党（这是一个十分善于骗取选票的、更加传统的右派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行为却似乎符合社会规律，并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必然性（而我的政治选择也符合这个规律），对于这种规律我一直感到困惑。于是，我对这种事情的判断不再像从前那么确定无疑了。我们很容易在理论上否定给极右势力投票这件事，我们可以轻易地决定不与“国民阵线”的选民交谈或是握手……但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家人把选票投给了他们，我们应该作何反应？说什么？做什么？作何感想？
我母亲不太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不太理解我从事的职业。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一切在她看起来都很遥远而陌生。再者我也绝少向她提及我的兴趣，因为她并不了解这些我热爱的作家。有一次，在我十五六岁时，她从我的书桌上拿起一本萨特的小说，捧在手里，嘴里蹦出一句评论：“我觉得这本书太露骨了。”她听雇自己做家务的太太这样说过（这是一位资产阶级太太，她认为萨特是一个邪恶的作家），她天真地重复着这句评论，以此来表明她至少知道我所阅读的作家中的一个。
我的两个弟弟在生存条件上相较于父母有所提升，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地位的上升，虽然这种上升仍然在根本上受制于他们的出身。这种上升因为他们的出身，以及这种出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变得十分有限，这些必然结果就是：主动离开学校，然后在非常有限的几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这些职业是给这些辍学生准备的，不过他们认为辍学、工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最近，母亲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以前总是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你总是爱说这类蠢话，”她补充道，“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至少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我看来，父母背叛了他们原本应该保持的形象，而我轻蔑的称呼只是表达我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同时，我也不希望自己变成我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无产阶级”是书本上的概念，是抽象的思想，而我的父母并不能归入其中。我之所以满足于感叹“真实的阶级”与“幻想的阶级”之间的差距，或者被边缘化的工人是如何没有阶级意识，那是因为这个具有“革命性”的政治观点可以掩盖我对于我的父母、我的家庭，以及我逃离家庭的渴望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在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时，我相信人民的先锋性。我进入了特权阶级的世界，也就是那些有兴趣拜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人的世界，走进了他们的历史观和主体化的方式。我对萨特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十分着迷，却讨厌我身处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限制我视野的工人阶级。我对马克思和萨特感兴趣，并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父亲感觉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看到我正在读《世界报》（这是我表现自己对政治有着严肃兴趣的方式之一），而父亲并不认为这份报纸的读者应该是像他一样的人，甚至认为它就是资产阶级的喉舌（父亲竟然比我更了解这一点！），于是他气愤地向我嚷道：“你正在读一份蛊惑人心的报纸！”说完，他便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于是我问自己：我关心他们吗？我曾经在学业上帮助过他们吗？我曾经尝试过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吗？因为在思想上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并且热爱书籍、渴望读书，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而它们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就像这个环境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们拥有的社会条件使得他们拒绝和放弃了那些让我通往奇迹的东西。我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奇迹可以被复制，我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奇迹不再那么难以实现，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已经实现了，并且可以将学到的东西以及学习的欲望传授给后来者？但这一切的实现不仅需要耐心和时间，而且需要我和我的家庭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遵循那一必然规律——离开学校——了吗？这样就足以抵抗社会结构再生产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阶级“习惯”造成的惰性之上的）了吗？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兄弟们的“守护者”，于是我很难没有负罪感（但已经迟了）。
实话讲，当时的我对工人们在工厂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不关心，如果这里不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关心。当时，我刚刚开始沉浸在文化、文学、哲学的世界中，兴奋不已，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相反，我对于父母的身份满怀怨恨，而不是将不满投射在我所期望可以对话的那些人身上，我对父母的态度与我的一些同学们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完全不同。家庭，让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上坡路，但年少的我并未试图理解父母的生活，更没有试图探寻他们的真实生活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如果我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在求学期间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左派思想，只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美化工人阶级、将其看作一个神秘的群体，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当时的我认为父母的生活方式应该受到批判。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获得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在这种悲惨的现实中，在他们想要获得已经被剥夺良久的物质条件的热切渴望中，我看到他们一方面被边缘化，一方面变得“资产阶级化”。父母曾经是工人，曾经经历困苦，并且就像家里其他的成员，以及我们所有的邻居，以及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一样，他们渴望拥有那些之前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拥有的东西，这种渴望鼓舞着他们。一旦他们有能力，就会不断贷款，购买那些他们梦想得到的东西：一辆二手汽车，再后来是新汽车，还有电视机，以及在产品目录上选购的家具（在餐厅放一张弗米加塑料桌子，在客厅放一套仿皮沙发……）。看到他们被单纯的物质需求，甚至只是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也有权拥有”）所驱使，看到他们在政治投票过程中依然被这种欲望和嫉妒所控制（即使他们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悲哀。我家里面的所有人，都喜欢吹嘘某样物品的价格，以此展现自己并不需要什么，自己过得很好。他们将自己的骄傲和荣誉感寄托在这种吹嘘价钱的爱好中。这些显然与塞满我大脑的那些关于“工人运动”的宏大叙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种政治观念对于它所解读的群体的真实生活毫不关心，还因为他们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评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念？无论如何，应该改变这种叙述，改变它的单一性，增加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将历史事实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阶级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到1970年间的工人阶级与1930年到1950年间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⑦
在感受到“负罪感”之前，我将自己看作教育系统中“被圣迹拯救”的人，也就是说我很快发现我的三个兄弟和我的命运并不相同或相似，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生效的社会判决对他们比对我要残忍得多。韦德曼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法农》（Fanon）中以精妙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判决的强大力量，以及他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这种力量的清醒认识，同时讲述了他认为自己被圣迹拯救的感受（他逃脱了预先为他设定的命运）。他的兄弟在坐牢，韦德曼和他的母亲要去监狱探望他。韦德曼意识到自己原本可能成为铁窗后面的那个人，并自问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他可以逃过对于贫民区年轻黑人来说仿佛是不可逃离的命运：“监狱中一共有多少黑人，他们被判了多久，我们会被这些统计数字弄得摸不着头脑，我们会被悲剧性的黑人犯罪率以及明显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而激怒。我们很难给这骇人的、庞大的、赤裸裸的统计数字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有时，我可以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它——如果我和我哥哥一样进了监狱，这不会是什么惊人的事，甚至是相当简单的事。我们的命运可以互换，我成为他，他成为我。我记得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的那么多顿饭，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度过的那么多个夜晚，我们有共同的父母，共同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的叔叔舅舅、姑姑姨姨，共同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我想说的，以及统计数字显示的是：如果是我进了监狱，这也完全没什么好奇怪的。”韦德曼迫使我们相信以下事实：虽然有些人（可能数量很多）的道路脱离了“统计数据”，突破了那个可怕的逻辑，但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否定掉那个“统计数据”所揭示出的社会真相，就像“个人奋斗至上”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事情并不真实。如果我和兄弟们走一样的道路，我会像他们一样吗？我是说，我会投票给“国民阵线”吗？我也会参加反对外国移民占领我们的国家，“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吗？对于他们认为社会、国家、“精英”、“权贵”、“其他人”……做出的侵犯了他们的行为，我也会做出像他们一样的反应，持有像他们一样的说辞吗？我会属于哪一个“我们”？我会反对哪个“他们”？简单地说，我会有怎样的政治倾向？我会用怎样的方式反抗或者适应社会规则？
1967年，母亲生下了最小的孩子，于是在做了很长时间清洁女工之后，她停止了工作。但这并未持续多久：经济压力让她不得不在工厂找了一份需要每天辛苦劳作8小时的工作（中学毕业会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那里待过一个月，于是我目睹了这份“工作”真实的样子），以此来保证我可以继续在高中课堂上学习蒙田和巴尔扎克，并且可以进入大学，整天整天地在房间里研读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4点便要起床工作，而我会研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i）、波伏娃和热内直到天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尔诺在提到她开杂货店的母亲时所使用的简单描述，来揭示这赤裸裸的现实：“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⑥”在母亲工作的15年中，她每天都要站在组装流水线前，不停地把盖子盖在广口瓶上，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离开去卫生间，如今，当我看到她因为多年的高强度劳作而身体痛得动弹不得，便理解了社会不公最为具体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公平”这个词本身也相当委婉，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这个工厂里的工作节奏快得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其他工厂也是一样：管理者会在某天花几分钟记录一个女工的工作速度，然后就把它规定为工人们的最低工作速率。这规定已经足够夸张，甚至不人道了，但更有甚者：工人的报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奖金，这奖金来源于个人的日平均工作量。母亲对我讲，她和她的工友们甚至企图达到标准速率的两倍。晚上，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就像她自己形容的，但她很高兴，因为她赚到的钱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像点样子。我不能理解这样的工作强度和抗议这种工作强度的口号（“打倒严酷的工作速率”）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从左派言论中，甚至从他们的世界观中消失，因为这样的事实是如此具体地涉及每个人的生存状况，比如：健康。
韦德曼毫不迟疑地讲述着一场指向黑人的战争（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美国社会的人：这种观念存在于相当长的思想史以及具体的历史经验中）。他对母亲说：“一场指向黑人的世界性战争正在进行，这个监狱的接待室就是其中一个战场。”他的母亲说他太夸张了，她并不这么看问题，她更愿意在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时将个人责任放在首位。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敌人是谁，这是一场由一群毫不留情的敌人发动的全面战争。⑮”正是这样的观念催生了这部小说，在这本书中，他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极端分裂的美国，同时对弗朗茨·法农的观点进行了思考，并探讨了法农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对于黑人的意识觉醒、自我肯定，对于自己的骄傲感、政治上的自觉或者简单地说，对于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敌人的“剧烈的愤怒之情⑯”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他的兄弟在少年时期，在被捕之前，在口袋里装着一本《黑色皮肤、白色面具》，他决心有一天要把它读完：这是一本在被阅读之前就已经具有丰富含义的书……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曾有心信任并依靠那些他认为亲近的人。
有一次，她想重新开始学习，但结果再次让她跌入失望的深渊！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一家新开的私人学校（这可能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行骗）专门教授信息技术，来帮助想要转行的成年人。她便报了名，为了上课花掉许多钱。她白天上完班，晚上去上课，一周要上好几次。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懂，或者几乎听不懂。她还固执地坚持着，总说自己不会放弃，自己会赶上进度。最后，当她意识到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时，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她放弃了，内心充满痛苦，又气又恼。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
是否可以延续我之前进行的“置换”，是否可以说社会（用它日常机制中最普通的运行方式）、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不可见的或过于显见的敌人们，正在与平民阶级进行残酷的战争？只要看看法国或欧洲监狱中平民阶级的数量就可以肯定这一点：“数据”会非常有说服力，它会显示那些住在贫民郊区的年轻男子（尤其是我们称为“移民后代”的那些人）走进监狱的“悲剧性概率”。将法国城市周边的那些“居住区”描绘为上演酝酿中的内战的舞台并不夸张：这些城市隔离区的状况不停展示着我们如何对待国民中的某些阶级，我们如何将他们置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我们如何让他们陷入贫困、不稳定、毫无未来的状态；而那些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这些区域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只是暗潮涌动的、不间断的碎片式战役积累和压缩的结果。
那次突如其来的愤怒，是母亲在发泄因为不能继续学习而产生的挫败感。这类事情之后也发生过多次，每次的发泄方式有所不同：有时是一种让我想要反驳的直接批评、一种反对意见的表达。比如：“你虽然上了高中，但这不代表你比我们高级。”或者“你以为你是谁？你觉得自己比我们都有能耐是吗？”有多少次，我还会回想起来，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母亲只是会提醒我，她年轻时没有我所拥有的机会：“我没能……”或者“我从来没有机会……”对上学这件事，父亲只是通过不断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境遇来表达他对于孩子们今天可以获得的机会的惊异（他有时甚至不赞成我们继续读书）；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总是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来间接地承认我们拥有比她更广阔的视野，而她的视野却总是封闭的，或者说是半开半合的。她总是坚持让我完完全全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当她说：“我从来没机会……”其实是在说：“但是你有机会……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还想补充，诸如平民阶级遭到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排斥，以及平民阶级在各种体制的强力之下必然遭受的歧视和压迫，这些可以被统计数据证明的事实不能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知道人们会批评我落入了社会阴谋论的陷阱，说我假想出了那些居心不良的、黑暗无比的社会机构。就像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说的：“这一理论倾向于用最坏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切。”他写道，机制被理解为一种作恶多端的、人们因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机器，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于阴谋的幻象，这种将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邪恶意图的思考方式妨碍着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⑰。也许他说得有道理！不能否认，阿尔都塞的理论将我们带至一出老旧的马克思主义戏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出老旧的论战），台上，各种社会实体就像演出戏剧（纯粹是学术性的）一般相互对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布尔迪厄的一些表达方式惊人地与他自己极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相近，虽然他更多地使用“客观结果”而非隐蔽的主观意愿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例如，当他写道：“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⑱”
是因为母亲，我才有机会进入高中继续学习。她从来没有直说，但我猜她想通过让我继续读书，来弥补她年轻时的遗憾。她没有实现的梦想通过我实现了，但这件事勾起许多她心底的辛酸和积怨。在我刚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在课上学了一首英文圣诞儿歌。回到家，我对母亲说（当时我11岁）：“我学了一首诗。”然后开始背诵。我仍记得：“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 horse and a gig, and a good fat pig, to kill next year.”我还没有朗诵完，母亲就突然开始生气，甚至可以说暴怒。她是否认为我是在嘲笑她、贬低她？她是否觉得我这个进入中学仅仅一个月的小孩已经开始在她面前展现自己的优越性了？她像疯子一样大叫起来：“你知道我不会英语……你马上给我翻译！”我翻译了。诗很短，她的歇斯底里也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但自此我意识到，家之外的世界，也就是以学校为代表的外部空间，与家庭内部空间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当然，这道鸿沟只会越来越深）。
“实际功能”！当然了。无可反驳。但就像韦德曼不能因为听到母亲合理的意见就放弃自己对于世界最直接的感受，我没法不将教育系统（它就光明正大地在大家眼皮之下运行着）看作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即便它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特意设计的，它至少导致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正在进行，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对于社会秩序（它一方面以隐蔽的方式运行，一方面又光明正大；它对社会中的一切施压）所拥有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威力，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或者说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
然而，如果我们单单使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难以看到完整的事实（女性主义可以让我们看到并理解许多事物，因而，也就可以成为某种我们认识事物的障碍）。我的母亲也很暴力，也许比父亲更甚，据我所知，他们唯一一次打架是母亲让父亲挂了彩。她拿起做汤要用的电动搅拌器朝父亲的胳膊打了上去，造成父亲两处骨裂。她对这次动武很是骄傲，讲到这件事时，她好像在描述一场自己获胜的体育比赛，这胜利向所有人证明了她永远不会“任人宰割”。但无论原因为何，无论谁对谁错，长期的暴力氛围总是沉重、令人痛苦的，甚至让人难以忍受。我之所以想要摆脱我的阶级和家庭（很长时间内，我对家庭、伴侣、稳定关系、共同生活这样的概念唯恐避之不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见证了夫妻暴力——日复一日的言语冲突、大喊大叫、疯疯癫癫。
他们结婚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厌恶父亲，这种持续不断的厌恶表现在母亲与父亲吵架时经常叫喊、大声摔门、往地上扔盘子，更根本地讲，这种厌恶几乎渗透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程中的每分每秒。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出永无止境的家庭闹剧，除了用最恶毒、最伤人的话语攻击对方，他们似乎没有能力用其他方式交流。有几次，她想要离婚，并咨询了律师。律师劝她在最终判决下达之前不要离开家，因为她这样做会把错误揽在自己身上（抛弃家庭），这可能让她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她担心父亲在知道了这件事后对她使用暴力，担心在这段漫长而价格不菲的诉讼过程中，父亲会让她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她还担心自己没法单独应对这一切，而且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此失去什么，于是放弃了。生活继续：争吵、大喊大叫、相互谩骂就像从前一样继续着。对另一半的憎恶上升为一种生活模式。他们的相处模式与斯坦利·卡维尔所讲的“对话式夫妻”刚好相反，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一对奇怪而可悲的“对话式夫妻”。
她1950年与我父亲结婚，当时20岁。随后几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哥哥和我。当时家里极其贫穷，如果不用几近悲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的话。为了不让情况更加糟糕，母亲决定不再生孩子，所以她无奈之下便去堕胎，我估计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他们当然只能求助非法堕胎机构，这类地方很危险，它们既没有合法资质，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条件。（我记得有一天，父母前往一个巴黎郊区的小镇——奥尔日河畔的瑞维西，准备出行时，全家都被一股悲凉的气氛所笼罩，上路以后，母亲脸上写满焦虑，父亲沉默不语。到达巴黎后，他们把哥哥和我留在外祖母家里。几小时后他们回来了，母亲对外祖母低声嘟囔了几句，说一切顺利。哥哥和我当时还很小，但奇怪的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抑或是我后来了解事情原委之后，重新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想象？）不过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分别比我小8岁和14岁。
于是母亲没能完成学业，直到今天，她还在为此感到痛苦。“这都是因为我母亲和我遭了厄运。”她以这样的方式解释一切不幸和苦难。她肩负这段个人悲剧，继续生活；她原本有机会摆脱命运的安排，但战争一下子击碎了她童年时期的梦想。她明白自己天资聪慧，所以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这份不平等。这份灾难还使她无法奢望找到比我父亲更好的丈夫：阶级之间互不通婚的规律与教育制度中的规律一样强大，后者也是前者的原因。母亲深谙这些道理。她从来没有停止想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并遇到一个“更聪明的人”，但事实是，她是一个清洁工，她与一个工人组成了家庭，她的丈夫同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甚至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自此，每当我在照片上看到这些屈辱的场景（同时我知道，很多高层、资产阶级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们既没有经受耻辱，其权力也未受到威胁，也没有遭到公众的暴力反抗），我就不禁感到疑惑：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我的外祖母就在她们中间吗？那些在人群中露出惊恐面容的人是否就是她的家人？她是怎样忘记这场景的？她花了多长时间才得以“走出永恒（sortir de l’éternité）”（仍然是引用杜拉斯）？当然了，我更希望她曾经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希望她曾冒着生命危险解救犹太同胞，或者仅仅是在德国工厂工作时暗中搞破坏，再或者是做过另一些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拥有一个光辉荣耀的家庭，无论是哪方面的荣耀。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至多可以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这段屈辱史的关系？当我们不情愿地，同时无论如何不得不接受这段家族历史时，我们如何面对这骇人的过去？我尽可以安慰自己这些历史与我无关，因为我不久前才得知这些事（如果我很早就知道，我会怎样看待外祖母呢？我还敢和她聊天吗？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感到异常沉重）。但这一系列事件——外祖母抛弃自己的孩子，定居德国，等等——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母亲的生活，影响了她的个性、她主体化的方式，于是，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的童年，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
解放战争期间，外祖母与那些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有着相同的遭遇。在经历这场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广岛之恋》中称为“仓促而愚蠢的正义行动”“完完全全的暴行、蠢事”④的事件时（这一刻必定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她是单独一人吗？抑或，像关于战后的纪录片中演的那样，一群女人被迫游街，一边走一边接受民众的谩骂、唾弃？我不知道。母亲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她说她只知道这些。她只是从兄弟那里得知这些残酷而赤裸裸的事实：他们的母亲被剃光了头发。在战败、被占领的时代过去之后，通过惩罚那些不守妇道的女人（的确如此的，以及被猜测如此的）并重新肯定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国家得以重振雄风⑤。
2
1940年，法国北部被德军占领，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当时27岁的外祖母，不仅主动到德国工作，据人们传言，她还与一名德国军官私通（不知是否真实）……我试图想象她的处境：她想要活下去，想要有口饭吃，想要摆脱为生计发愁的悲惨生活。这名敌军军官是谁？她是否爱上了他？抑或，她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原来好一点？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矛盾。她又是如何决定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的？我永远也给不出答案。就像我不知道她在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时，当她因此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受害者”时，当她经历艾吕雅（Éluard）在一首著名的悲情忏悔诗中写到的“马路上发生的悲剧”“剃发、殴打”③时，作何感想。
当时，我能感受到外祖母和母亲之间关系紧张，但直到外祖母去世，我才知道原因。母亲对我讲述了她过去一直或多或少隐瞒着的真相：战后，外祖母曾经抛弃她，使她成为孤儿……她此前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段历史。她用自己在电视里听来的精神分析术语解释，“我下意识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她一直都记得这些事，只是不愿提起，但同时又不禁时不时地影射这段历史（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每当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抱怨时，她就会愤怒地说：“你想进孤儿院是吗？”）。同时，母亲还披露了另一段不堪的历史，让原本已经不大光彩的家族图谱显得更加灰暗，仿佛家族史是一连串羞耻制成的牢笼，一个套一个。这些丑事不仅难以对外人言说，就是在家庭内部，大家也讳莫如深。母亲是在她的兄弟向她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承担外祖母的养老费用时才得知此事，他不仅提到了外祖母曾经抛弃我的母亲，还提到另外一些母亲不知道的事。几个月之后，外祖母去世了，母亲把这些事告诉了我。是否因为外祖母已经离世，母亲才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和盘托出这些历史了呢？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外祖母，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虽然和蔼可亲，但她的目光与声调仍会透露出她的冷酷。也许她从未忘记那天的恐怖场景，有嘶吼，也许还有殴打；以及接下来的那几个星期，也就是她头发重新长出来的那段时间；还有后来，邻居们渐渐淡忘这件事，它最后变成了人们偶尔提起的流言蜚语。她喜欢“吃喝玩乐”。如果我没理解错母亲的意思，外祖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喜欢晚上出门，喜欢寻欢作乐，她身边的男人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想和某个人建立更加密切而长久的关系。她的孩子对她来说必然是一个累赘，而成为母亲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命运。在当时，避孕措施尚未普及，而堕胎则可以把人送进监狱。她在战后就曾因为堕胎进了监狱。她被判了多久的刑期？我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男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但女人不行。在工人阶级中间，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无疑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种性自由是存在的，于是这些想要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便被一些道德卫士称作放荡下流。而对于女性来说，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还具有危险性。
外祖父很喜欢喝酒（人们说他“很能喝”），在喝过几杯劣质红酒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如同今天的郊区少年们那样妙语连珠，这是一种平民阶级展现口才的方式。他并非没有文化，他知道不少东西，而且，他想象中的自己比他本人更加见多识广，他在抛出自己的论断时总是斩钉截铁，从不妥协——虽然他的论断常常是错误的。他支持共产党，就像资产阶级支持右派那样自然而然：这一政治归属在他出生时就已随基因嵌入体内。在我父亲还支持共产党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或者说，即便他不再支持共产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他仍然如此。“我们这些工人……”他说话时总是这样开头。外祖父曾经给我讲，有一天早上5点，他在圣日耳曼大街上骑着车去上班时，遇到一群刚从晚间聚会或者夜总会出来的资产阶级醉汉，他们对他嚷道：“可怜的穷鬼！”阶级对立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有明确的所指。他做梦都希望革命浪潮赶紧到来。定居巴黎后，我经常去外祖母家吃午饭，有时父母也从兰斯过来一起聚餐，偶尔还会带着我的两个弟弟。然而，如果我认识的人，或者我后来的同事知道了他们的住址，我就会感到十分羞耻。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向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我要么回避，要么撒谎。
我在1960年代认识的这个外祖父（我没有在外祖父二字上加引号，因为他的确是我的外祖父，理由在于，无论这个家庭是否符合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在法律上的规定，真正的家庭应该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应该是事实上的家庭），他的工作是擦玻璃。他每天带着自己的梯子和水桶，骑着摩托车，到街上给咖啡馆和商店擦玻璃，有时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工作。有一次，我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走着，他正好经过那里，当他看到我，就在人行道边停了下来，很高兴跟我偶遇。而我却非常尴尬，害怕别人看到我和这个倚靠在奇怪挂车上的人站在一起。“和你说话的人是谁？”如果别人这么问我，我会怎样回答？此后的好几天，我心中萦绕着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为什么我会排斥自己，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何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同时，我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多么不幸，”我重复道，“生在这样的阶级。”我在这两种心情之间摇摆着，有时责怪自己，有时责怪他们（但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吗？又是为什么而负责呢？）。我有一种分裂感，很不自在。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我甚至不能说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因为没有谁强迫我信奉它，我是自愿地接受了这种统治阶级的理念与评判标准。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如果我不是平民家庭出身（我过去是工人家庭的一员，现在无论如何依旧是工人家庭的一员），那么我的“平民”立场就不会使我的内心如此纠结，也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精神危机了。
一直以来，我完全不了解——或者几乎不了解——母亲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这段经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就是1960至1970年间，我很喜欢我的外祖母。她当时住在巴黎（事实上，我印象中的外祖母总是住在巴黎，她喜欢这座城市；当她1950年彻底离开自己在兰斯的丈夫后，她坚持来到巴黎生活）。她的工作是门卫，工作地点在13区，一开始在帕斯卡尔街（rue Pascal），后来又到一条名叫阿勒斯（Halles）的窄巷工作〔那时叫作阿勒斯街，现在叫作蒂克东（Tiquetonne）街，很难找到了〕。再后来，她来到了一个更加富有的街区，在12区（泰纳街）。她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她退休后搬去巴尔贝斯的公寓。她在这里与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我总是叫他“外公”——事实上的家庭和血缘关系上的家庭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一致，更不要说法律意义上的家庭了。“继亲家庭”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在工人阶级的世界中，夫妻及家庭结构一直以来——在任何时代——都充斥着复杂、多样、中断、重组、多次重组等情况（姘居情侣、在多个家庭中交替生活的孩子，以及各自尚未离婚就开始同居的半路夫妻等类似情况屡见不鲜）。我的外祖母和她的新伴侣就从未结婚，而且她也没有与1946年嫁的这任丈夫离婚，他直到1970或1980年代才去世，但她一直没有与他再见过面。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为自己“混乱”的家庭状况感到羞耻：在外祖母和母亲的年龄问题上，我会对别人撒谎，因为这样别人就无法计算出外祖母生母亲时只有17岁；当谈到我称之为外公的这个人，我会假装他是外祖母的第二任丈夫……社会规则会对所处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响，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充满“理性”、符合“标准”的人便可以将我们自幼年开始习得的社会规范视为圣旨。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也就是当我们成长的环境与法律、政治规定下的完美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处不在，它被当作唯一的可能性以及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状况，即便这套名义上的家庭规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相符时感到的那种羞愧——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今天，如果有人试图将他自己对于亲密关系和家庭的定义强加于他人，或者用一套社会道德及法律准则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再或者，将那些与现实脱离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保守而专横的价值观视为真理，我一定会非常反感；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个人的历史：过去，我曾因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它无疑也解释了我为何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此不屑：将这套标准施加给我们的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确实为大众建立了标准），却是一群可以以正当名义“破坏”规则、享有非标准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后，我知道了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我还知道违反社会规则的人不单要时时生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还很有可能为此遭遇身体上的折磨，因而就会强烈地渴望进入那个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强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渴望②）。
外祖母从德国回到法国后，回到她战前的伴侣身边，并且领回了她和他生的三个孩子，对她最大的女儿却不闻不问，甚至没有试着打听她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母亲在战前的确和他们以及她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住在一起；战后母亲便开始住在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很想把继父看作自己的亲生父亲，她的继父是做煤炭生意的：每天坐在一辆马拉的货车上走街串巷，叫喊着“送煤嘞！送煤嘞！”，那些想要买袋装煤的人就从窗口喊他。战后，他依然做这份生意，只是马拉货车变成了小卡车。1946年，外祖母和他结婚时，没有邀请自己的大女儿参加婚礼，我母亲是从她同母异父的兄弟（她和兄弟还保持着联系）那里得到的消息。随后不久，因为母亲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不幸，所以还是决定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尽管她对待她的方式如此恶劣（“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我没有其他亲人了”）。但她的母亲并不在家，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巴黎投靠她姐姐了。在巴黎，或者说在她居住的巴黎郊区，她似乎又开始了好几段艳遇。有一次，别人向我母亲这样描述她：“她是个破坏家庭的女人。”后来，外祖母又回到兰斯，重新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我的母亲最后又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她18岁时，却在努力地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她母亲接受了她，照她的说法是“重新收留”了她。我的母亲可以原谅一切。她很高兴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但她永远不可能完全忘记母亲对自己满不在乎的态度，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也不足以成为借口。相反的，50年后，当我的外祖母因为没法照顾自己而离开了她的小公寓（地处最贫穷的巴黎18区中央，在一条简陋的名叫巴尔贝斯的街道上）时，是我母亲为她在兰斯找到一间单人公寓并且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外祖母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几乎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当她坚持要回巴黎度过晚年时，是母亲为她在巴黎安排了养老院。因为外祖母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社保又不负责报销，于是母亲和我一直承担着大部分养老院的费用，一直到外祖母去世。
做佣人并不容易，性骚扰几乎就是惯例。有好几次，雇用她的男主人试图和她幽会。因为她没有接受，第二天就被女主人打发走了，因为男主人对他的妻子说佣人勾引自己。甚至有一次，雇主的父辈对她动手动脚。她一下子躲开了，但忍住了抱怨，她不想再次失去工作并重新找工作。“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我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工，而他是市里有钱的工厂老板。”母亲同意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我这样说道。我注意到，即使六十年过去了，谈起这段经历时，她前所未有地被一种冷酷而悲凉的愤怒所笼罩。她补充道：“这种事情总在发生，但没人敢说。过去不比现在，女人们什么权利都没有……男人说话才算数。”十六七岁时，她已经了解了男人，所以当她结婚时，她并没有对男性，尤其是她要嫁的这个男人抱有任何幻想。
母亲一开始在一户教师家庭做工，雇主一家都是好人，而且他们很喜欢母亲。母亲回忆起他们时充满感激：她在这户人家工作期间，他们资助她上速记课，希望她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秘书。母亲学得非常出色。她想继续学习，因为一年的学习并不足以让她从事这份工作，但孤儿院不允许女孩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超过一年，只要满一年，就要更换雇主。母亲再一次被迫放弃梦想。她一直作为女仆工作着。
他们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我的外祖母每天从早到晚从事农场劳动。孩子们也竭尽所能地帮忙，在院子里，或者家里面干活儿。停战协议签订后，所有人都回去了。外祖母在当地找到一份金属加工厂的工作，当人们开始寻找去德国工作的志愿者时，她报了名。于是她离开自己的伴侣，把四个孩子托付给一户当地人家。几个月后，她就不再寄钱了，这户人家把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送进了慈善孤儿院，那里专门收留孤儿和弃儿。对我母亲来说，进高中继续学习已经变得不现实。她考取了初等教育证书，这让她很骄傲（这一直让她很骄傲），不久之后，她就被安排去做佣人了。事实上，在孩子们长到14岁的时候，孤儿院就会让他们去工作，男孩们去农场（母亲最年长的哥哥就是如此），女孩们去做佣人。
我对这种血统的神话并不热衷（我不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关于基因流传的幻想，抑或是一种关于家族渊源的心理反应），但我意识到，母亲直到今天，一直在经受着自己没有父亲这件事的折磨，所以她通过拼凑现实的碎片，想象有一个西班牙存在于自己身体深处，它犹如一道阳光，带她逃离北方的阴霾以及她生命中的灰暗现实。她一辈子渴望的，不是财富，而是阳光、自由。如果她过去坚持上学，也许有机会获得这份自由。“我本来想做小学老师，”今天她说道，因为，“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上完学，只能去做小学老师。”她的理想并不高远。即便这样，这一理想也难以实现。在她快上高中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在她所处的环境中已经很少见了。她当时成绩优异，甚至还被允许跳级，在10岁就进入了本应11岁才能进入的六年级）①，全家必须离开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德军步步逼近，所有平民都被要求撤离。居民们被大汽车载着运往南方，留下的只有趁火打劫之徒和想要保护财产的人（我母亲是这样讲述这段灾祸的）。他们逃难到勃艮第（Bourgogne）的一个农场里。
我母亲出生时，她的母亲还不到17岁。那个“诱骗”她的男孩子也不会比她大多少。当外祖母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怀孕，就把她赶出了家门，“和你的私生子离开这儿！你们两个会下地狱的！”他对她大叫。于是她就离开了家。不久之后，她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原因，但可能是因为她母亲不能忍受不再与女儿见面，于是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这个年轻女人的情人也没有忍受多久（他们的公寓可能很小），他对她说：“你选，是你妈还是我。”她选择了自己的母亲；他离开了她，然后就杳无音信了。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在我母亲对他产生记忆之前，他就彻底地从她——这个私生女——的生命中消失了。不久之后，我的外祖母就和另外一个男人成立了家庭，并且和他又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战争爆发，而这场战争永久地改变了母亲的生命轨迹。后来，母亲恳求外祖母告诉她那个未曾谋面的父亲的名字，她想知道他的下落，但外祖母总是说：“揪着过去不放没用的。”关于自己的父亲，母亲掌握的唯一信息就是：他长相帅气，当时是个泥瓦匠。再有就是，他是个西班牙人。“安达卢西亚人。”最近她肯定地对我说道。她乐于幻想自己的父亲是吉卜赛人，似乎这段自己编写的家庭浪漫史能让失去父亲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痛苦变得可以忍受（她还在上小学时，有一次被例行问到关于父母的问题，她说她没有爸爸，老师笑着说：“每个人都有爸爸呀……”她把老师的话看作一种残忍的嘲讽，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她还会主动地向我们提起这段让她耿耿于怀的伤心事）。再说，这段吉卜赛传奇故事并非一定是假的。当我看到照片里15、16岁的自己：棕色皮肤、黑色长卷发，我就会想，这是因为我遗传了吉卜赛基因。几年前，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组织旅行时，母亲和父亲一起游览了安达卢西亚。当客车靠近格勒纳德（Grenade）时，她激动到发抖，“太奇怪了，我都发抖了。”她对我讲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猜一定是因为那里是我的家乡。另外，有一次我去餐厅吃饭，饭店里有一群玩吉他的吉卜赛人，其中一个坐到我身旁，对我说：‘你也是个吉卜赛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