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私语》中记录了这段时光：
到了一九三七年，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因为关心张爱玲的学业，母亲黄逸梵再度回国。
“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当家庭不能再挡风遮雨，所有外界的触碰便能轻而易举衍生出伤害。张爱玲愈发敏感、沉默，她不爱交朋友，不爱参与聚会、活动。总之只要人多的地方总是让她生厌，或是惧怕。她将冷漠视为保护自己的利剑，让孤独成为最衷心的“玩伴”。
那时的后母只是刻薄，真正将这场矛盾愈演激化的是在那年夏天。淞沪会战爆发，因张家紧临苏州河，轰鸣的炮声让张爱玲难以入眠，她便在父亲的允许下搬去母亲家中住了两周。
某次放假，回到家中的张爱玲着实被吓了一跳，曾经温顺可爱的弟弟不见了。如今的张子静几度逃学、甚是忤逆，终日游手好闲，没了一丝曾经的雄图壮志。张爱玲伤心又气愤，她知道是什么将弟弟堕入此般境况，但她连自己都无从保护，又能拿什么去据理抗争？
这次后母终于可以借题发挥了，天知道她已克制了多久，又有多少次想要将张爱玲欺辱打骂，却因找不到恰当的缘由只得讪讪作罢。在张爱玲回家那天，后母咄咄质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之后一个巴掌落在了张爱玲的脸上。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闻声赶来女佣拉了下来。
由于长期吸食鸦片，被荼毒了心智的后母，变得神经兮兮，她冷血阴鸷，并且手握张家的经济大权。张爱玲的衣服，永远是她穿剩的几件；甚至学校要求交的每项费用，无论多少，张爱玲都需要小心翼翼，摇尾乞怜般请求，才能勉强获得。自从那时起，张爱玲便极少回家，而是在学校里吃住，就算迫不得已回到家中，也只是与后母客气敷衍几句。她是幸运的，因为有处可逃，可弟弟张子静却无法如此。
再之后这后母的举动便更加荒唐。
“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后母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可张爱玲却并不喜欢这里。她曾在此出生，十余年后，再度归来，心中无有怀念，却只剩灰霾。《私语》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张爱玲此时早已感受不到疼痛，极致的心灰意冷让她失去了最原始的感知。她没再做任何抵抗，也没有辩解，只是转头走回了房间。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被打得血红，高高肿起，早就失了原来的模样。
后母才刚刚进门，便提出了一个过分破线的要求，她嫌洋房不够气派，只有豪宅才衬得上她的身份。于是就这样，一家人搬进了李菊耦在世时所住的别墅。这座仿欧建筑也的确奢华庞大，总共有二十余间卧房，内外装潢都不盛气派。
她委屈、愤怒，她想将这一切报到巡捕房去。让父亲和后母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也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可刚走到门口，张爱玲就被看门的巡警拦下，只冷声地告诉她，门已上锁，钥匙在张父那。她哪肯就此作罢，于是便在门口一直撒泼哭闹。可无论她怎样挣扎，终究无济于事。此时，张家的一切都是那般冷血、凶恶、霸道得不容反抗，卑劣得无从拒绝。
同张爱玲看过的所有关于凶恶后母的小说一样，孙用蕃也没能成为温柔的特例。她的出现，让张爱玲自此的时光再也难得平静。她尖酸刻薄、张扬跋扈、用自己的不可一世掌控着一个家庭，也摧毁了两颗还未懂得反抗便暗自消亡的青涩灵魂。
回到屋内，把一切都看在眼底的张父，又再次被激怒。一只花瓶径直就朝张爱玲飞来，她倾身躲过，刹那间，只见那飞了一房的碎片。后来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走回的房间，只觉得脚步沉重，呼吸沉重，心情也是沉重。那天她把自己关在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夜，却仍是哭不去那满腔委屈。
新的张太太名叫孙用蕃，她同样出身名门。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曾出任法国大使，同时还兼任西班牙大使。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孙用蕃也十分精明能干，她善于交际且处理事物井井有条。但为张家所不知的是：这位孙家小姐，同张廷重一样，早已吸食鸦片成瘾。
第二天，姑姑张茂渊前来说情，可不等她开口，就被张廷重劈头打了下去，她受伤进了医院。张父的无名之火在后母的煽动下愈烧愈烈。后来他竟扬言，要用手枪将张爱玲打死。好在他还尚有几分理智，只是将张爱玲监禁在了一间空房里。
不似梦想里的炽烈，那时的张家更多的还是平静，堪称乏味的平静，平静到让人无法安享，无法适从甚至无法立足。终于，父亲张廷重决定将其打破，只因他已寂寞了太久。当姑姑张茂渊将父亲即将再婚的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她伏在阳台上，留下了久违的眼泪，这一天还是来了。
这一关就是数个星期，也让张爱玲渐渐接近崩溃。在她眼里，那月光下的粉墙都是活物是癫狂的、片面的。那倾泻在楼板上的柔软月光，不是温柔明快，而是遍藏杀机。她双手紧握栏杆，她想嘶吼，想破发，想将所有桎梏挣脱，让所有囚牢崩坏。
也许是疑问了太久，好奇了太久，也憧憬了太久。于是，同母亲一样，张爱玲也勾勒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远方的异国梦。她有着海阔天空的计划，她要去英国读书；还要学习卡通绘画；要将自己的画风介绍到美国，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她要最别致的衣服，也要尝试浓妆艳抹；她要环游世界，在上海也要有属于她的房子；她要永远的利落干脆，她也要尽情耀眼过活。
就在谋划着出路之时，张爱玲突然生了严重的痢疾，她每天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没人为她请医生，也没人敢将她惦记。这场大病一生便是半年，再望向窗外已是深秋，本就心忧，放眼又尽是苍凉，张爱玲想到了死亡。自说着埋在这所园子里也是不错的归宿，风景总是无辜，有它们相伴长眠或许也就不会寂寥。她就这样想着……想着……继而冷笑着自己也能将死生看淡，不明境况者或许还会赞她豁达，殊不知她曾有过怎样的挣扎。
到了一九三四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就读。那时她开始成长，也开始知晓更多。张爱玲时常因为想念，便在脑海勾勒出远方母亲的模样。她也会轻声问起那大洋彼岸究竟有什么值得母亲如此痴迷爱恋，那远方的风景将会是怎样的不同，或是怎样的温柔，或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不过每每那时，回答她的只有落寞，还有那抖不落的寂寞。
上苍自然不会如此决绝，她还没肆意盛放，定不会就此凋零。终于，在某个隆冬的夜晚，趁着两个巡警换班之时，张爱玲扶墙悄声摸出了门去。当真正走在人行道上时，她竟又乱了步伐，张爱玲努力尝试着不慌不忙的前行，让每一步都踏出声响与铿锵，原来一切可以这般真实，声声脚步便是与大地的深深亲吻。此刻的冷风也是亲近，虽然刺痛了她的每个毛孔，却也胜似一寸寸真切的抚慰。张爱玲上了不远处的一个黄包车，她要黄包车载着她永远逃离……
但张爱玲始终是善良的，她也会强装无事以保护那座脆弱的“洋房”。她也害怕那些支离破碎的残忍，害怕那些突如其来的伤害。她知道父亲是寂寞的，甚至寂寞甚她，于是父亲的书房里便总是会有她的身影，父女二人一起谈杂事、论诗画。鸦片生出丝丝云雾，雾中似乎也曾有过阳光柔软。
一路欣喜、一路胆战心惊，张爱玲逃到了母亲家，而她在张家留下的一切，都被后母拿去送了人，这一场无烟之战，无论赢得漂亮或卑鄙她都大获全胜。接下来，她的对手便是另一个更好对付的张子静。终究没挨过多少时日，张爱玲的弟弟也逃到了母亲家，陪同逃难的还有一双篮球鞋。
没有母亲的家空落、冷清，张爱玲再寻不到一丝从前的祥和温存。于是，那般强烈的对立也将她的世界分割两立。一面曾有光明，一面彻骨阴暗；一面纯善，一面至恶；一面是神灵的显贵，一面是邪魔的凶恶。所以张家于她，曾为前者，此时或以后将永远归于后者。
黄逸梵只说她的经济能力仅能负担起一个人的教养费，无从再将他收留。母亲说的决绝又狠心。弟弟哭了，张爱玲也跟着哭了。后来他还是走了，带着来时的那双球鞋，还有一身的失望，与归后的无数吵嚷。也从那刻起，在张爱玲心里，“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人都说生命是条长河，那些终能流归赴海的，才是最成功的执着。但蝴蝶终究飞不过沧海，就像溪水穿不透雄山。那些渐趋干涸的存在，无非是不曾被幸运眷顾过的落败。没人可以责怪，就更无人忍心责难。那些生命里的伤害，也会酿成后半世的悲哀。
要历经多少哀伤，才会换得半晌宁静；要踏过多少险峰，才能一览眼底壮阔；要穿越多少泥泞，才能终得一片祥和。谁不曾期望毕生坦途，谁会不爱柳绿花红；谁不曾体味人心易冷，谁又在独赏暮色苍茫；谁不曾几度孤标傲世，谁又终落得冷月残妆。多少往事和着哀伤，多少流年被泪水埋藏，世间至明，无非桃李不言、润物无声。
当生活只是为了求生与苟活，那将会是怎样身不由己的悲哀，又该怎样心酸过活？当梦想只是黄粱一梦和臆断妄想，那所谓远方与彼时境况，又有哪个所处所依才能叫做临时天堂？
向往天涯的异国梦
听闻生命总是柔情，却未拥有时光赐的柔软。
寻寻觅觅中失而复得，风雨兼程路也曾藏梦想。
看遍岁月里的幽暗，却望不见年华里的悠远。
悲悲戚戚里自知冷暖，经年求索凝噎再踏归程。
哭给自己看
敢问苍生何辜？此年彼年更改了多少容颜，再叹深情难赋，曾有衷心痴心却终不得甘心。
彼时年少，却阅尽了无数的世故与苍凉；竹西佳处，却不见那祥和里的烂漫与清明。一场泪雨，一帘幽梦，一段深情难赋。谁在伤春悲秋？谁在欲说还休？谁在欲语泪先流？且在潇洒里放歌，歌尽繁华，歌尽落寞，歌尽一世漂泊。
本以为是一场绝处逢生的逃离，方知晓那只是穷途末路的挣扎。有些美好只适合存留在记忆中，只因那寸温暖是想象才能赋予的神奇。时间总会蹉跎太多，所以那不复从前的不单是母亲的家，也还有几经更改的她自己。
那时的张爱玲和母亲一样，她们都善于逞强，善于隐藏。即便再彻骨的哀伤，也总要明晃一笑，然后再昭告天下，自己是这般坚强。这对强作欢笑的母女要有多努力才会将离别之苦紧紧埋藏，好在她们足够默契，都选择了在转身后一刻泪流成殇。
从逃离张家的那刻起，张爱玲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但在张爱玲的心里，虽然母亲的家不似张宅富庶，但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感受到一丝家庭本该有的温暖，才能恍然，自己不是孑然孤苦，也有人可以任她依靠。所以，她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她再也承受不起一丝笞心的残忍。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那些游离着的梦想，那些祈盼着的渴望，还有那些心向远方的流浪。也许是美好得太过纯粹决绝，所以它们不懂释怀，它们不愿谦让。不知那暗涌着的他方力量，是怎样猝不及防的膺惩，怎样不可一世的狂妄。
她曾在《私语》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黄逸梵自立独行了多年，面对突然闯入并与自己朝夕同处的张爱玲，偶尔也会生出几分无所适从与不知所措。终究紧系着她们的是深入骨血的惦念与亲情，所以黄逸梵也逼迫自己努力地适应着母亲这个角色。
恢复自由的黄逸梵又想到了远走，她的血液里流淌的也尽是漂泊。或许她注定属于远方，那些世俗的囚禁也是为她的独行找着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好让她抛下彷徨，放心飞扬。
黄逸梵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十分注重个人的举止与仪态，而恰恰这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待人接物正是张爱玲所不擅长的，她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总是迷路，还爱露齿而笑，这些让黄逸梵深感头疼无奈。
最后，双方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张爱玲的父母选择了协议离婚，她的姑姑向来与张廷重意见不合，便跟着黄逸梵一起搬出了张家。张廷重又再度吸起了鸦片。好像有什么又在重演，故事不曾更改，人物不曾更改，甚至连言语都不曾更改。对于父母的离婚，张爱玲并未有一丝异议，并非她绝情，只不过是她太清楚，有些坚持是最无用的执着。当断则断，无需优柔寡断。
黄逸梵不相信如此赋灵聪慧的张爱玲竟会短人于此。于是她便开始了对女儿悉心的教育培养，从洗衣、煮饭、到站姿、坐态；从察言观色再到先思后行，黄逸梵的言传身教可谓无微不至。偏偏禀性难移，数月之后，张爱玲还是让黄逸梵大失所望了。
张廷重的另一劣事便是不出生活费，而是想叫黄逸梵出钱贴补家用，从而将她的钱全部败光，到时哪怕她再想远走也无力脱身。如此不算高明的阴谋，自然被黄逸梵一眼看透，他们又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两个幼子被仆人拉至室外。那时正值晚春，阳光和煦，微风轻柔，张家却难归肃静。
在那期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因炒股出现了巨大的亏损，不得不变卖了汽车及家中的珍稀古物，还辞退了不少佣人。就这样母亲的家愈发困顿，而每每伸手要钱之时，张爱玲也愈发胆怯与自责。她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成了她的负担，那种心里的挣扎与压抑，更让她脆弱、难堪。她在《私语》中说道：
那时的张爱玲还叫“张煐”，在填写入学证时，母亲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便将其英文名字Eileen译成了中文的“爱玲”，随手填上。黄逸梵想着，日后可再细做琢磨更改。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挥笔一改，也改出了日后叱咤上海文坛的民国才女响当当的名号。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后来，张廷重治愈归家，可是本性难移，好景不长，他又开始了恶少的做派。起初是因为黄逸梵想将女儿送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而张廷重则固执于旧式的思想，认为没有必要将钱浪费于此。二人几番争吵，后来黄逸梵索性不理，直接将张爱玲送进了教会创办的黄氏小学。
再到后来，黄逸梵已不堪家庭的重负，她不得不仔细计算着，为她所剩无几的积蓄寻到更具价值的去处。于是，她将两个选择摆在了张爱玲的面前，要么读书，要么嫁人。看似是两条路出路，实则是两种人生，何去何从由她做主，可前方的风景、境遇却由不得她定夺。
黄逸梵还喜欢教女儿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在她心里，女性就该如此优雅、自立、甚至深赋才华。那时母女二人最快乐的时光，便是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一面笑，一面读着在《小说月报》上刊载的老舍的文章《二马》，而张爱玲则靠在门框上几番插科打诨，再换来一阵捧腹开怀。
好在那时的张爱玲早就有了自己的渴望与信仰。那个属于远方的异国梦早已在她心底扎根埋藏，甚至从未停止过疯长。唯一不同以往的，便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目标更加明确，那个囫囵的远方渐趋清晰——她要去英国留学。
黄逸梵时刻都是高傲唯美的，美得纤尘不染，美得无有瑕疵。“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母亲的锦衣华服让那时的张爱玲心生向往。她也想拥有那般姿态，还有那些衣衫。也从那时起，她对美的渴求便与日俱增，她的世界里任何色彩的碰撞都不会荒唐，没有标新立异也便没了遗世独立。
黄逸梵喜欢女儿的这个梦想，两个心怀远方的人自然会彼此默契体谅。黄逸梵为张爱玲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为她补习，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对于早已困窘多时的家里又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黄逸梵依旧倾囊支持，她知道为了梦想，哪怕贫瘠也不算卑微。
那样轻松的环境自然也会让她任意轻松地想象。她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也在阑珊温暖里翻来覆去。
张爱玲也甚是争气，她本就聪慧，再加上后天的刻苦勤勉。终于，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远东区招生考试中，张爱玲从来自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众多国家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远东地区第一名。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但逐梦之旅哪会这般轻松，造物弄人，奄奄一息了多少希望。那些似有终无的追逐，或许曾经美好，却不曾将故人青睐。那“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又会是怎样悲情的无奈？
她在《私语》中这样描述：
算来算去，算不出光阴的斗转变迁；思前想后，逃不出命理的地网天罗。那一年，她为了梦想倾其所有，百般求索。也在那一年，梦想没有眷顾于她的执着，她能与自己抗争，却无法将苍生主宰。二战爆发，伦敦梦碎。
张廷重被送到了医院戒毒，张家再无争吵，而是生出了真正的温馨、真正的平静。全家搬到了一所花园洋房，惬意得似默片里才有的浪漫轻松。肆意荼蘼的鲜花，四蹄生风的大狗，还有张爱玲最爱的童话书。
好在天不绝人，那年伦敦大学的入学成绩同香港大学一样。张爱玲便毅然选择独自离乡，乘船直奔香港。这一路上，她卸下了一身的狼狈与疲惫，前方陌生的一切让她好奇又期待，还有一种名为自由之感呼之欲出。那陌生的风景与情怀将是明媚或是隐痛，她从未有过此般好似期待又好似不安之感，宛然失笑。
黄逸梵离家之时，张爱玲尚未谙世事，自然不懂其间悲恸与伤情，不知为何要哭，为何要恋恋舍不得。而黄逸梵归家之后，张爱玲却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亲情，她知道此时应该欣喜，此后会增加欢愉。
当双脚踏上香港土地的刹那，张爱玲恍若隔世。这里是如此张扬的不同，涌入眼底的尽是她不曾想象的新鲜，只一瞥便爱上了那“物欲横流”的烂漫，还有那绝世而立的繁华。香港果真没有让她失望，就在这片土地上，她也要让自己完满似瑶华。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在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就这样，在港大这座美丽的象牙塔里，张爱玲愈加奋发图强。她将自己隔绝，不去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一有时间便匆匆赶去图书馆，那时在别人眼中，她成了怪胎，成了只会学习不懂娱乐的机器。可没人知道，她只是拿不出来回的路费，更没钱去支付一条体面的新裙子。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
有些梦想或许会被击碎，但残存着的那抹信念会再次催生新的理想。因为有了渴望，也便有了执着的方向。她曾几度因贫穷而衍生自卑，于是便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辉煌闪耀，背井离乡只是荣归故里的序章前奏，她的骄傲、她的固执，也让她不容被质疑，不会被超越，不能被动摇。
张廷重终于决意悔改，赶走了姨太太后，他便给远在彼岸的妻子邮寄了一封书信，答应戒掉鸦片，不再纳妾，为了不让妻子再忆往事，他又决定迁居，把家移至上海。
张爱玲的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回报，她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名，仅在两年内便获得了两项奖学金，并且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肯定，直说他教了十多年书，从未见过如此高分。
浑然不觉间，经年已过。张家也几度更改，几度物是人非。张廷重因整日醉生梦死、吃喝嫖赌落得声名狼藉，丢掉了英文秘书的官差；他的身体也因吸食大烟而每况愈下，再加上姨太太的蛮横无理，更让他甚是头疼。他开始怀恋起从前那份安然平静，好似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已在远方的妻子黄逸梵，成了他此时的最大牵挂。
在港大的收获也不单单如此，张爱玲还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挚友——炎樱。炎樱是位美丽的混血，她的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在上海开珠宝店，她的母亲是天津人。炎樱活泼可爱也独一无二，她常常做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之事，而一旁的张爱玲却总能表示理解或大声叫好。她们都“孤独”地独特了太久，所以这场相识，在彼此眼里，更像是一场“英雄”相惜。
黄逸梵离开后，姨太太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张家。这位姨太太初期还算收敛，只是偶尔办办舞会，宴请宾客，对张爱玲也还算爱护照顾。可到了后期，本性便开始一览无余，她的脾气极坏，甚至几近暴力，她常常将自己的侄儿打得鼻青脸肿，就连家中仆人每日也都要承受她的数度责骂，甚至连张廷重也曾被她掷来的痰盂砸破过额头。终于，族人在无从旁观，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外姓人在张家作威作福。最后，姨太太被逼走了，两辆塌车乘着她来时的银器家什，载着她去后的狼狈一身。
张爱玲喜欢听炎樱讲故事，或明快或悲伤的故事，那些发生在繁华里的哀伤，还有那些被埋藏在时光里的过往。在那些如真似幻的故事里，张爱玲体验着别人的人生，也多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炎樱喜欢带着张爱玲穿街走巷，带她见识那些她未曾耳闻的风土人情，介绍她认识自己的知己故友。那些时光也因为愉快而显得匆忙。
上船那天，直面别离，黄逸梵还是哭出了声音。她几度将自己保护隐藏，用一身孤傲包裹了遍体鳞伤。可真正需要割舍时，所有的坚毅外壳分崩离析得连她自己也未曾预料。佣人几次催促到了开船时间，黄逸梵却仍是不肯离去。最后，佣人叫张爱玲上前劝说，尚未明世事的她只道说：“婶婶，时候不早了。”黄逸梵又哭得愈发悲怆。那时张爱玲是被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在黄逸梵临行之前，也未听见张爱玲叫起一声母亲。她应该还是恨极了张家，恨极了迂腐的道德伦常。
再来已是一九四二年，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香港的平静被瞬间打破，一并被击碎的还有张爱玲的读书梦。就在那年夏天，已是一身飘零，一身破碎的张爱玲离开了香港。她没有如愿荣归故里，而是连大学都没能念完。
黄逸梵终于忍无可忍，张爱玲四岁那年，她的姑姑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逸梵便趁此时机借口照顾陪同，与小姑共同离了家。若非到了极境，想必她也不会做出此般抉择。对于那时的她来讲，再未知可怖的远方也好过勉强称之为家的张宅。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彼岸的等待但愿不似此地的哀愁。
也许是历经了太多的世情薄、人情恶，她已经习惯了那累累伤痕，早已多了份宠辱不惊的超脱与淡然。此时，抱怨无用、衔恨无补，本就满身风雨，又何苦再为难自己。
那份近似病态的静谧，终究还是被时光之刃，切肤割损。张廷重由于始终生活在自由之中，不顾伦常约束，没有妻子管束，他便越发的肆无忌惮，恣意妄为。他终日豪赌、吸烟，甚至还在外娶了另一房姨太太。
有些存在，如胭脂烫、指上砂，他人眼中是轻描淡写的无关痛痒，只有拥有者，才知道那里曾有着怎样竭力焦灼着的铭心刻骨。时光辜负了太多梦想，岁月涣散了多少流年。为何不能让春光将故人温柔以待？为何不能让生命痛舞一场尽态极妍？那场慌不择路的逃跑，又是听信了谁的谗言？
张爱玲哪会理解个中滋味，彼时的她还属于那份纯粹的惨白。可那副白叟哀哭的画面，却在她的脑海就此定格，她被感染了那不可名状的哀伤，被刻下了那无有归期的荒凉。她感受到了诗文的震慑，还有历史的沧桑。在那一瞬间，她不似孩童，却有着孩童对这世界最深邃的认知与诉求。
就这样淡淡地来，淡淡地归，潇洒如你，春风不亏。
张爱玲与母亲极少温存，母亲的个性太过冷清寡薄。每每母女二人相处之时，黄逸梵便只是教张爱玲习字背诗，再无他话。到四岁时，张爱玲时常跟着家中长辈去拜访一位老者，即祖父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曾任两广总督，最终被辛亥革命革去了官职。从万人之上到亡国之臣，起落之间，判若云泥。张爱玲只记得每当向他背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时，这位苍凉老人总会泪眼迷蒙。
两炉香醉遍上海滩
那些日子，总是宁静，宁静得连呼吸都显得太喧嚣。张廷重极少归家，黄逸梵自作自事，张爱玲与张子静姐弟二人在各自佣人的照顾下安逸成长。那时，小小的张爱玲总是喜欢跟在一个男底下人身边，不为其他，只因这个被她取名为“毛物”的下人，精通文墨，且踌躇满志。他常给张爱玲绘声绘色地讲《三国演义》，或者提笔蘸水给张爱玲表演在青石砧上书字挥毫。
提笔千言，执文墨蘸上年轮的万般斗转。
人总是习惯挣扎，哪怕是从起始便能预料终尾的定局，她们不甘沉寂、她们屡次反抗，她们赌上自己、她们输了终生。于是，那连波秋色里，再寻不得那柔情绰态；那晓风残月下，再觅不出那双瞳剪水；那弥天烟雨中，再见不到那婉转峨眉。
盛才极富，托指尖划过岁月的一剪轻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事事斗转变换自有它的道理，人间因果轮回也定有它的原委。自上古到如今，唯一不会改变的便是改变本身，唯一不会叛逃的便是叛逃自身。
每个时代会有属于每个时代的使命，那些逐流在历史洪潮里的生灵，纵使有千种不愿，百般无奈，却都阻挡不了那熙来攘往的沧桑更改，还有那滚滚而至的飘摇激荡。
追逐着远方的迷离，不再留恋深亭广苑，决绝割舍母子亲情。
有多少昔日豪情在残破旧岁里忘记了垂死也该挣扎，有多少清高自持在被蛊惑利诱时就此沉沦入了奢靡。有无数人轻易忘却了那些被时光刻在骨血里的伤害，也还好有人记下了几番耳濡的满目疮痍。
氤氲着破发的渴望，不愿再睹疮痍满目，无力复看遍野哀鸿。
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父辈，张氏家族看似一直都在渐趋衰败没落，但张家人一脉相承下来的，对文学的悟性还有对文字的驾驭，却至今未消，甚至渐趋弥彰。
迷离在烟雨中的往事
张爱玲自小就有着惊人的文学天赋，她总能轻易地背会母亲新教的诗歌；并且每每读书，她都能生出不同于人的自己的感悟。在她刚满十二岁那年就在圣玛利亚女校年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著作《不幸的她》，这是让许多同龄人都望尘莫及之事。
古今多少旧事，有豪情满腔，或曾提马纵剑，几经绿舞飞红，终归复孤风叶凋，看尽朝霞尽染，再至回西风照晚。走过了半世悲喜，无人能终生落得逍遥，看尽了晴空万里，却望不见那秋水天长。她自古贯今的高傲，还有那遗世独立的飘摇，也将素弦声断，锦瑟声消。
父亲张廷重是最早发现张爱玲天赋的人，她十分喜欢女儿身上散发的这种灵气，不单如此，他还几度悉心培养。在张爱玲幼时曾写过一篇名为《摩登红楼梦》的长篇小说，其回目就为张父所拟，其间几句：“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遣词造句间足见张廷重的文字功底，以及他为张爱玲所书的认真与支持。
年幼的张爱玲便在这穷奢极侈中成长，满目尽是豪华富庶，她自然看不懂那份雍容背后的渐趋没落，也自然不会知晓所谓宁静里暗涌着的是怎样的挣扎与渴望。唯一能被她读懂的便是母亲的与世异同，黄逸梵的清冷与高傲，将张爱玲深深吸引。她爱极了母亲的性格，爱她的冷眼睥睨，更爱她的傲视尘寰。
同是在圣玛利亚女校时期，张爱玲的老师汪宏声组织出版了一个名为《国光》的小型刊物。他本人对张爱玲的才学文风也很是欣赏。同期，张爱玲的两篇小说《牛》、《霸王别姬》便都先后登上了杂志《国光》。此时张爱玲的语言风格与意境勾勒便渐趋成型，初具了她日后的大家风范。
此时张廷重与黄逸梵已育有一女一子，女孩便是张爱玲，男童就是她的胞弟张子静。张家所居宅院是其祖母留下的房产。碧瓦朱甍、层台累榭，其间有正房、偏房数十居。屋内所置，尽是稀世之珍的名画古董，还有镶金嵌银的豪华陈设。
张爱玲一直笔耕不辍，她的文章越写便越发深刻，文字在她的驾驭下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哀梨并剪间又现笔底烟花。她的故事愈发饱满深刻，不再注重华而不实的辞藻炫耀，而是将所想所感融入笔尖，刻画出沉甸甸的怨念，不理睬那轻飘飘的流年。
就这样，她为自己觅得了另一番天地，在那里也只有她自己，没有旁人能够约束打扰，也无需顾及现世的遍体哀伤。好似不惹纤尘的孤傲，又有惊世脱俗的萧条。一身背影，一痕憔悴，更一场泪雨双行。
在一九三九年底，张爱玲为参加《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写下了《天才梦》一文。这篇文章是以自叙形式展开的，文笔老练，思想纯熟，主旨清晰，遣词恰切。看似完满，可其所取的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张爱玲只获得了第十三名，这个名次的取得，也使她耿耿于怀了多年。
婚后的生活让黄逸梵深感无望失落，她便开始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让指尖在钢琴上跳跃，将心绪跟着乐音一起飞扬；拾起一块绸料，精裁细剪，继而缝出一件件华服，以便在满足感里寻到一丝存在感；翻出被堆置在书箱底侧，落满了尘土的外文读物，轻声念起，好似再度魂归那无忧的习语时光。
好在后来《西风》只刊出了两篇获奖文章，期中一篇便是张爱玲的《天才梦》。她最经典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便是出自于此。她从不认为生命完满，但她却执着于爱着自己的不完美。或许她过太喜欢那些残缺着的窒息，于是她的作品里便多了份更压抑的争执，让人看到了真实。
她与张廷重向来话不投机，又讨厌与其争斗，便常常沉默寡言。哪怕再看不惯丈夫所为，她也克制自己不予理睬。所以这段不幸福的婚姻，却也在安静中走过几许时光。再到后来，张廷重托人为自己觅得了一份在京浦铁路局任英文秘书的职位，随后便与其大哥张志潜分了家，携妻女从上海迁至天津。
后来就是张爱玲从港大肄业回了上海之事，虽然让人几度唏嘘惋惜，但她与香港的缘分并未竭尽于此。在香港的三年，她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知识，还收集了许多的创作素材。历经起起伏伏、走走停停，辗转间早让她多了一份深邃，增了几许阅历。颇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之态。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生得寡淡清冽。发色并非黝黑，皮肤也不是粉白，眼窝深陷，鼻根高挺，好似拉丁人的后裔。她的表情里也尽是清高孤傲，眉目侧有一种不屑世俗的轻蔑，举止间更加一份不与世同的冷冽。
所以，在这之后，张爱玲所写作品，便开始以香港或港战为时代的大背景。她的散文《烬余录》就以讲述她的在港生活为主。又如她的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其间所叙故事的展开、发展，均是在香港。值得一提的是，伴着这“两炉香”的燃起，张爱玲这颗文坛之星也正在冉冉升起。
作为新式女性的黄逸梵，自然不会满意包办婚姻的方式，更何况与自己所许之人又是这般扞格不入。可她终究身单力薄，无力反抗那家族赋予她的使命，也无力顽抗那血统赋予她的职司。就这样，一纸婚书，捆绑了貌合神离的两颗灵魂。
再到后来，张爱玲的文笔才华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叹与关注。其间便包括《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那时的文坛充斥的尽是风花雪月烂漫清明的肤浅浮躁之气，柯灵早就想挣脱于此，力求创办一刊以新文学为主的进步杂志。而张爱玲的文笔，让他有如沐春风之感，也正是他此时最需招纳的作家。
而那个不幸嫁其为妻的女人，便是张爱玲之母——黄逸梵。那时讲求门当户对，黄逸梵自然也为名门之后。她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发道黄宗炎的女儿，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由于接受过新式教育，黄逸梵身上洋溢的蓬勃朝气与张廷重的陈腐老气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在柯灵苦恼于如何联系约稿之时，张爱玲竟不期而至，带着她的小说《心经》敲开了杂志社的大门。于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万象》刊出了《心经》。自此之后，张爱玲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的小说《琉璃瓦》、长篇小说《连环套》也相继连载在了杂志《万象》上。
清朝亡后，再无用武之地的张廷重自此一蹶不振。他带着父母所留的万贯家财，还有弥散周身的没落贵族的陈腐之气，开始了游手好闲、肆意挥霍的奢靡生活。抽大烟、逛窑院，久而久之，斑斑劣行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所以，纵使张廷重娶妻生子也再无力将那劣迹弃置更改。
正如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她在上海滩的影响愈发扩大。她也体味了一场扶摇直上，上演了一场宛若惊鸿。
张廷重便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被前朝愚弄，又被后世抛弃。他自小便熟读八股，终日举头吟哦，只等那科考之日，同父亲一样，一举中的，衣锦还乡。可偏偏历史的激流毫不留情便将那迂腐颠覆，也将张廷重的后半生自此倾覆。
在同期，张爱玲还与另一家杂志社进行了合作，也是这本《杂志》让张爱玲更加的名声大噪。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创世纪》等名作就都刊出于此。《杂志》还不惜重金，为张爱玲出版了作品集，并召开张爱玲作品座谈会。自此之后，张爱玲再无从沉寂，盛名颇负，也就注定了置身喧嚣。
此时，已是清朝覆灭，山河更改。无人再看那流景闲草，也无心再爱那月影灯摇。时事为光阴刻下了一纸荒年，时局让故人沾染了一身流离。似一场断肠风景，诉一腔断肠心事，谁又将做断肠之人孤苦而去？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还曾专门撰文抱怨：
后来，张佩纶与李菊耦也有了自己的一双子女，男孩便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女孩则是与张爱玲共同生活十余年的姑姑张茂渊。到了一九零三年，张佩纶因心绪不佳郁郁而终。李菊耦也因过度怀恋亡夫，在一九一二年病殁了。那时，张廷重年仅十六岁，张茂渊也才十一岁。两个孩童失去了依靠，无从过活，便投奔了同父异母的大哥张志潜。
“从前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因为要被认出来，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太古怪或者是这么小气的逃避捐税，所以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可惜的是张佩纶并未如李鸿章所想，能够东山再起。而是在某次与岳父意见向左时，带着妻儿，告老还乡，归彼了素净。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不过张佩纶纵使有此般心境，李鸿章也不会让他落得如此贫瘠之境。于是，他带走的还有李家所赠的数亩田地、数座洋房，还有那数不清的古董金银。
炎樱的字里行间，看似是不愿为名所累的抱怨，但更多的还是一份呼之欲出的骄傲与甜蜜之感。
所以，没过多久，张佩纶就被李鸿章招致幕下，坐了西席。不单如此，李鸿章还将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长女李菊耦许给了已年逾四十的张佩纶，全然不在意其曾娶两房妻子，独带一双幼子的境况。他还对张佩纶赞赏有加：“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
在一九四三年，张爱玲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女作家苏青，苏青一手创办了杂志《天地》，而《天地》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苏青与张爱玲的缘分便开始于此。那时张爱玲已颇有名气，苏青为约稿便寄予了张爱玲一纸亲函，上述：“叨于同性，希望赐稿。”
再来，已是四年荏苒。张佩纶刑满入关，此时他正处丧妻离殇之痛，又是尘面鬓霜落魄之态。好在有一人始终将他关切牵挂，那人便是清朝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时任中堂的李鸿章。究其缘由，首先，李鸿章十分惜才，而张佩纶正是经纶满腹且一身正气；其次，李鸿章很是重感情，张佩纶是其故交之后，自然要多加赐顾。
张爱玲欣然作允，将《封锁》、《私语》、《童言无忌》、《我看苏青》等文章都发表在了杂志《天地》上。一来二往间，彼此更加了解，也都钦佩着彼此的才学。苏青曾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惺惺相惜，张爱玲也直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再归朝廷，他已是戴罪之臣，没了往日的激昂慷慨，也再无从把江上挥毫指点。张佩纶被革了职，流放到边疆充军，大势已去，盛年不再。关外的凄楚寒凉，也让他添了几分感慨。于是写下了《居庸》一诗。“落日黄沙古堠台，清时词客几人来？八陉列戍风雨阔，重驿通商锁钥开。暮禽晓兽吹旅梦，长枪大戟论边才。从今咫尺天都远，疲马当关首屡回。”足见其斐然文采，还有其凄然无奈。
像她出色独特的文风一样，关于审美，张爱玲也始终有着自己的一套风格，成名之后的她，便更喜“奇装异服”。在某次去印刷所校稿时，她的所衣所着让整个印刷所的工人都不禁停工侧视；她还时常穿起西装，想象着自己从遥远的中世纪而来；她还几度穿起旧式旗袍，甘愿把自己打扮得甚是苍老；在某次去苏青家做客的途中，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更是让整条巷子都为之轰动。
但官场之事并非能事事皆如他愿。到了一八八四年，法国殖民军觊觎台湾，并将军舰停靠在福建马尾，以示挑衅。此时，张佩纶奉光绪之意，亲往福建主持战事。本以为这会是其大展经纶，肆耀雄才的良机。可他实非武将，再多的学识也仅为纸上谈兵。只在一夜间，便被法军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自乱了阵脚，只得临阵脱逃。也在那一刻才深谙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道理。
很多人认为张爱玲标新立异，她也说得坦然：“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再到后来她又提及：“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眩人’的‘美名’。”
这位张大才子，在为官处世上也有自己的道理原则。哪怕身居高位，他仍是洁己奉公，清风两袖。而对于那些碧屋金堂、轻裘肥马的所谓达官显贵，但凡有劣迹由他手握，都会被参上一本，其笔锋犀利，有理有据，深得皇帝嘉许。
两相比较，后者更像是她内心的独白，但她本人或许更钟爱前期的解释，因为那里带着骄傲，而后者太过卑微。她习惯了伪装，习惯了自诩高曼，习惯了自我暗示说着从不孤独。或许她那句：“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才是对张爱玲所为最好的概括与注解。
再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从小便才思敏捷，文采斐然。年仅二十二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又在随后的朝廷大考中，获取第一名，被授翰林院侍讲，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伴随光绪左右。仕途之顺畅，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十七岁那年，她写下了：
如今所忆还不算遥远，若真要追溯，还需再度倒回数载时光。且在那纵马河山的残破旧年里，窥探几番因果。自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那辈起，张家便有史可查。其为同治年间安徽按察使，并且与李鸿章为石友世交。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
她从出生那刻起便注定了一生的卓殊。她是簪缨世族，又为名门之后，那骨血里的高贵也让她毕生为其所累。以致如今，再提张爱玲，也都还是会从她那显赫家世开始道起。她的光环着实太过耀眼，耀眼到年华想再添几分刺眼；她的生活着实太过优渥，优渥到宿命都不愿再将她眷顾。
偏偏多年之后，她在无力重归那片欢愉。她叱咤上海文坛，着遍锦衣华服、也曾沾染一身落魄尘土，也曾遗憾几度望洋兴叹。历尽千辛，洗尽铅华，不知那颗初心是否仍在，那缕宁静是否也跟着浮世漂泊摇摆。
恰在此时此地，一九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上海张家公馆，她在繁华兼济萧条中如期降生。带着秋的寒凉冷清，也带着月的暂满还盈。这个被唤为“小煐”的女童，便是日后那个倾人倾城的民国才女——张爱玲。
“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
彼年，已是不复和暖之时。上个世纪20年代，几近没落却不甘沉寂的大上海，依旧着它的燕舞莺歌，如故着它的酒绿灯红。在那一片寒凉秋意中，再瞥不见一川烟草，也散去了满城风絮。
张爱玲便是那暮色下的花，是最剧烈的盛放，最高傲的鲜艳，她是黑暗里的唯一猩红，是苍茫下的与世异同。
青烟几许阑珊，千丝百缕藏朱颜的半世惊鸿。
乱世中的书香倩影，浮华里又转瞬成空。归去来兮，唱晚渔舟，弦音再起，浮生未歇。倾城的才学继续着惊艳，满腹的诗书诉说着风流。她高曼着轻狂，不拘着疏狂，不愿准备，不甘逗留，不去预言遥远，不想预览苍茫。是是非非后她是否依旧从容，风风雨雨中，谁又在倾诉愁肠？
荼蘼复归凋落，百转千回是历史的暮鼓晨钟。
曾经是潇洒，之后多寂寥。上阕行云流水，下阕遍野哀鸿。
不惹纤尘的孤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