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因素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发展以移动终端为基础。在中国，智能手机经历了普及化，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也在过去的十年间统统换上了智能机。手机深度嵌入劳动实践，并通过智能技术与算法实现远程掌控。技术的高可及性和就业的低门槛，使大量劳动力涌入成为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外卖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和就业。
第三个因素是过去十年间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千禧年前后，中国是著名的“世界工厂”，拥有大量的就业人口和低成本劳动力，但近些年，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动，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所在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加，制造业所在的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截至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 总量超过一半，而第二产业为37.8%。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制造业，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大量的工厂工人开始谋求就业的转型，这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尽管只有十余年的发展，但中国的外卖产业增长迅猛，已经成为当下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和劳动形态，外卖经济有很多的别名，包括“新业态经济”“共享经济”“新型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等。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外卖产业高效地完成了一个产业周期所需要经历的多个阶段，并开始趋向稳定化发展。概括来说，外卖产业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初始创业期、平台扩张期、竞争兼并期、寡头垄断期（参见表1）。
第二个因素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这一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了拯救市场、提振经济，全球开启了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家担保的金融资产来重建金融信誉，并向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如此一来，一大批“热钱”游走于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标的，而此时的互联网成为金融资本一个重要的去处。千禧之年前后的互联网已历经十余年的飞速发展，风投资本的注入更是为诸多互联网创业公司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促成了包括外卖产业在内的平台经济商业模式的大发展。
外卖行业自2009年起步，在2014—2016年迎来发展高峰，并从2019年开始趋于平稳。在外卖平台的发展初期，外卖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自2014年“价格战”开始后，外卖平台普遍通过“烧钱”赚取市场占有率，一些资金链薄弱的企业被迫退出。因为平台之间打“价格战”，所以消费者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到一份不错的外卖餐品。我还记得当时一个朋友向我夸耀，他只用了五元就买到了一份原价四十多元的肯德基套餐。用大家的话来讲，那是一个红包、奖励、补贴满天飞的时候。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外卖骑手开始变成一个热门职业，大街小巷开始流传“外卖小哥月入过万”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广泛传播，并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连锁反应，一些农民工或赋闲的人听说送外卖很赚钱，纷纷开始进入外卖业，做起了骑手。
外卖骑手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主要归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市场经济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提升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灵活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企改制和市场竞争迅速影响到了社会人口就业。在这一语境下，市场弹性的增加表现为国企改革和“铁饭碗”的终结。20世纪末出现了工人“下岗潮”，也有不少人放弃稳定工作主动“下海”。恰在此时，我国正在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大量农民工群体进城务工。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2020年已达到63.89%。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也催生了弹性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大量劳动者成为“朝不保夕者”。
那么，外卖骑手真的可以月入过万吗？我们的调查显示，确有其事，但这样的比例并不高。在2021年我们调研小组的问卷反馈中，仅有8.85%的人表示自己每月可以拿到9000元以上的收入。其实外卖产业“先烧钱后垄断”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骑手的收入增加。相反，不少骑手都表示自己的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只是，在外卖产业的后续发展中，“月入过万”确实成为平台招工的有效宣传语。直到2020年，我问一些骑手为什么进入外卖行业时，仍旧有人告诉我，因为他们听老乡说“外卖行业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多”，虽然那时他们的月均收入仅仅能到4000元上下。对于来自广大农村的流动人口，“月入过万”构筑了他们对于外卖劳动美好的初始想象，也在无形中构筑了他们对于一个新兴产业的希冀和自我实现的目标。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讲，外卖骑手是一个新职业。2023年初，外卖骑手才以“网约配送员”的称谓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而这一工作人群的大规模出现，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外卖骑手奔走于大街小巷，身着各种颜色的工作服。那么，这群人是如何出现的？他们的出现与当下社会的运转有怎样的关系？
于是，外卖骑手这个职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高频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同网购带动了快递行业一样，外卖经济的快速扩张迅速带动了配送就业。截止到2020年6月，“饿了么”在线外卖平台已经覆盖全国2000个城市，其入驻餐厅达300万家，日均配送450万单，用户量达2.6亿，服务于蜂鸟即时配送平台的注册配送员超过300万人。美团的内部参阅则提及，在2020—2021年，有470万骑手从美团平台获得了收入。由于目前缺乏官方数据，我将主要的外卖平台就业人口进行加总后发现，国内外卖骑手数量实际已突破1000万人，而且这一数字在疫情后仍在继续增加。下一章将展示，随着外卖组织和管理的完善，外卖骑手依据工种的不同被分为了专职、众包、乐跑（优选）等类别。这些骑手有的属于站点管，有的是“散养”模式。自2018年后，已经不存在与平台具有直接劳动关系的骑手了，大部分骑手都是与中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保障的不连续和不稳定使“干几个月就走人”成为常态。
2022年，中国线上订外卖的人数就已超过5亿。相应地，“外卖骑手”也逐步演变为一种容纳庞大就业人口的新工作。
外卖行业的进入门槛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有健康证。对于想挣点零花钱的多数人来说，这样的门槛非常容易达到。我所在的十几个外卖骑手的微信群里，每天都有大量中介发广告，表示可以快速帮办理健康证、开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他们将自己办理过的成堆的健康证拍成照片，发到群里，配上“你还在等什么”“不要犹豫，机不可失”等话语，鼓励大家来跑外卖，并借此赚取收入。群里只要有人询问与外卖就业相关的问题，就会有一大堆人“跑出来”答疑解惑，并主动要求添加提问人的微信，声称自己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在这样一种熙熙攘攘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流水线和工地，拿起手机、骑上电动车，跑起了外卖。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是，过去十年间全球范围内点外卖的人口数量陡增了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这一数字在不同的地区变化不同。2004年，Grubhub外卖平台在美国出现，成为世界上第一家线上外卖平台。2009年，国内第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正式成立。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全球外卖平台市场遍地开花，中国、美国、巴西、印度、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线上点餐平台。预计到2024年，外卖市场的收入额将达到1.22万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卖平台。从2015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将外卖消费列入统计以来，中国线上订外卖的人口就增加了4倍之多（见图1）。
按照既往学者的分析，平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面存在两类劳动者：核心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前者多负责技术性工作，通过软件研发、产品运营和市场公关等来帮助平台确立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地位，比如我们俗称的“大厂”员工；后者则被安排了劳动密集且繁重的工作，通过数字化的管理被控制在一个动态的物流网络之中，比如骑手——他们通过繁重的身体劳动将这样一套外卖配送的系统变为现实。
“外卖文化”由来已久。早在中国宋代《东京梦华录》中便有记载，“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盒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甚至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人发现了最早的“外卖员”的身影。店伙计或挑着担杖，或两手各执餐盒餐具，步履匆匆，外出送餐。遥想宋朝文人思潮兴盛，街市商业发达，餐饮外送出现也不足为奇。进入到近现代史，从事外卖服务最著名的案例是印度孟买出现的“达巴瓦拉”（dabbawala）。“达巴瓦拉”意为“运送盒子的人”。由于当时孟买出现了大量英国人，他们无法适应印度的餐食，就出现了帮助把提前准备的午餐送至工作地点的服务。该服务一天可运送20万个左右的餐盒，据说配送错误率极低，每600万次运送中只有一次差错。这在纯人工运输的商业案例中也算是一个奇迹。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吃外卖多是地位和阶层的象征，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享受的服务。而外卖真正成为全球社会的主角，也就是过去十年间的事情。
虽然他们在劳动分工中相对来说处于边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样一份劳动注入希望。很多人希望通过跑外卖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他们的话语中总会出现“将来”“等到有一天”“未来的时候”等。但是，他们确实并不知晓自己会工作到何时，没有明确的规划正是他们的常态。可以说，他们是资本产业催生的新一代“朝不保夕者”。他们的劳作和生活与技术紧密相连，他们带着愿景、梦想和希望，与资本协商、合作、博弈，有时候，骑手劳动与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紧密纠缠；有时候，骑手劳动也会与社会、技术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融合，留下自己短暂却值得记录的数字痕迹。
我相信多数读者对于外卖骑手相当熟悉，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间，没有吃过外卖的人少之又少。这一部分的写作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讲述这一人群出现的政治经济学动因，二是简述过去十年左右中国外卖经济的发展状况，三是对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做些介绍，方便后续讨论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