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田野调查以“偶遇”和“捕捉”为主，逮到愿意与我多聊的骑手就尽可能多地与他们交流。其他骑手看了，会在一旁盯着我，并不上前，看得出来他们十分好奇但又不好意思多问。随着田野时间的增加，周边骑手的戒备少了很多。一些骑手甚至开始主动打招呼：“你们又来了？这次调查什么？”慢慢地，我们与其中一些骑手变成了朋友，他们开始主动给我介绍愿意聊天的人。甚至有段时间，一些骑手以接受我们的访谈为荣：“孙老师的调查，自然是要来的！”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倾诉和表达得到了重视，让他们感到欣慰。有的骑手知道我是学者和大学老师，研究外卖骑手，就夸赞我，说我有同情心；也有的骑手在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做田野的时候，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认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老师应该落地一些，多多关注社会上的真问题而不是跟随网上的‘专家’胡说八道”。有好几次，一些爱琢磨事情的骑手反问我：“你不是研究骑手的吗？不是能帮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派单时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短？”“你做这个研究有用吗？真的有人关注我们这些人吗？”
送外卖是一项太过生动的数字劳动，每天奔跑在街头巷尾的骑手会让我产生一种数据唾手可得的乐观。可实际情况是，在街上“捕捉”骑手并不容易。他们像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极易受到惊吓。静止的时候你扑上去，他们会立马躲开或逃跑。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道去陕西渭南调研。在一家肯德基店里，我们发现了几个正在玩手机等餐的骑手。一个同学跑上前去询问其中一个骑手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可能是同学说得太正式，那个骑手连连拒绝，甚至吓得跌倒在地，爬起来之后立马跑了出去。在一次次被拒绝的尝试中，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们不断地学习、摸索“打开”这群人的方式，逐渐有了经验。多次拒绝让我开始变得厚脸皮、自来熟，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打足了鸡血的销售冠军，即便被拒绝也可以笑嘻嘻地站在那里，淡定且从容，继续等待“捕捉”下一个骑手。
学者下到田野中被认为是有资源、有人脉关系，这种情况我和调研小组的同学也遇到过。在此过程中，骑手遇到一些具体困难时会求助我们。他们有的遭遇不公，愤愤不平，希望我们能够联系媒体替他发声；有的遇到困难，希望我们能够动用关系，联系外卖平台帮助其解决；也有的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说“保不齐有一天可以上新闻，就出名了”。对此，我时而努力帮忙联络协调充当问题解决者，时而又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而哭笑不得。
与千禧年前后出来务工的大批农民工一样，骑手们多是通过老乡、熟人、亲戚关系等跑来特定的城市打工，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的不安全感。根据调研小组2021年对北京市外卖员的调查，通过老乡或朋友介绍进入外卖行业的骑手占被调查总人数比例的74.03%；网站招聘次之，占10.67%；通过微信群招聘广告、微信朋友圈、劳务中介、QQ群、广播等渠道加入外卖员行列的人数占比均不足5%。但与农民工群体略有不同的是，加入骑手队伍的劳动者似乎更愿意“赚快钱”。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一些劳动者头脑更灵活，想要乘着快速崛起的互联网之风赚一波红利；也有一些劳动者迫于现状，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不得不送外卖。同年的问卷调查发现，外卖骑手多背负债务，负债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2.94%。其中，84.91%的负债骑手负债金额在1万元以上，12.47% 的负债骑手负债金额在30万元以上。在背负债务的骑手群体中，近半数（48.16%）骑手因买房/买车而负债，有些因养育小孩/赡养老人（37.40%）和创业失败（36.61%）而负债。外卖骑手的负债原因多来自住房与家庭，这也让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对农村人群的影响日益增强。
外卖田野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过程，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与大多数骑手相处。作为一名来自象牙塔的“青椒”女性，在多数骑手是男性的情况下，深入和融入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取得信任需要时间。人是复杂的，骑手当然也是。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等待被限定在特定苦难框架里的二维存在。我时而倾听，时而抉择。在田野里，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体验和理解这个江湖，也体会到了经验的重要性。人的经验是复杂的，它有感受、有思想。每一次的田野，都让我有所进步。有时候是我的嗅觉、触觉、听觉等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有时候是我理解空间、地方、流动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这不禁使我想到稻盛和夫所说的“现场有神灵”，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美妙的体验。
我关注的大多数骑手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济南等地跑单，与此同时我也访谈了一部分在县城，如陕西渭南和宜君、江西景德镇、云南勐海、山东菏泽曹县等地跑单的骑手。骑手是一群十分具有流动性的人，大城市的骑手来自五湖四海，这样的地域多样性帮我更好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者境况。他们有的家里还在务农，秋收时需要赶回老家收粮食；有的已经举家搬来大城市，几乎与老家断了联系。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让父母带，有的让孩子进了寄宿学校，也有的即使吃力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也有的才十几岁就跑来大城市“看世界”。家庭和未来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非常不同。我们调研小组分析了在北京地区所做的外卖骑手问卷发现，骑手几乎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多以农村地区为主。骑手最多的一个身份，依旧是农民工。跨越两个时代的两份职业有着鲜明的连续性，这让我在后续的分析中多少有了一些历史的延续思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外卖骑手不仅包括送餐的骑手，也包括送文件、药品、生活用品的骑手，如“闪送”和“UU 跑腿”等细分业务的骑手等，但不包括快递配送员。
“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正因为如此，我在本书中并不甘于仅仅强调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而是希望看到劳动所联结的千千万万的生命历程和个体命运。在具体论述中，本书采用自下而上的展开方式，将话语的主体性重新归还给个体劳动者，从他们的视角窥探过渡劳动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引发的社会影响。
除了外卖骑手，我也尽可能地采访了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加盟商、代理商、消费者、餐饮店家以及骑手家人，并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和数据。其中，我对三十余人进行了正式采访，其他大多是日常闲聊和交流。在这些信息中，有的是一手数据，有的是来自政府、媒体、市场机构或者个体观察者的二手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拼凑整个外卖行业“过渡劳动”的故事十分重要。
作为一名观察者，我有幸在田野中认识了很多乐于助人的骑手，甚至与其中不少骑手成为彼此信任、交心的朋友。这对于我而言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我自认不是一个熟稔于开拓社会关系的人，但是外卖的田野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伴随着外卖骑手的生命历程，我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关注和记录数字劳动者的使命。感谢我在2017年至2024年期间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学术资助，因为有这些资助，我可以力所能及地给骑手一些误工费。数目虽然不大，但大致抵得了他们因为与我聊天而耽误的本可以获得的劳动报酬。这让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与我聊天，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解骑手的工作和他们的心思。对于既无个人魅力也无熟人关系的我来说，访谈劳务费的存在是我进入田野、获得大量一手资料不可或缺的支撑。出于对受访者和支持者的尊重与保护，本书提及的所有访谈者姓名均为化名。
中国的外卖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重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本书的田野数据来自我在2017年5月至2024年3月间对外卖员的持续观察。其间，我所在的调研小组以访谈、田野观察、问卷、跟跑单等形式参与对外卖产业尤其是外卖骑手的观察。问卷调查地点以北京地区为主，在2018年到2023年6年间连续发放。参与问卷的外卖骑手人数分别为N（2018）=1339，N（2019）=771，N（2020）=1306，N（2021）=1209，N（2022）=1208，N（2023）=1264。访谈则伴随田野调查，每年不间断进行。截止到2024年3月，我访谈了两百余位骑手，其中包括三十余位女骑手，也包括二十余位站长、调度员、骑手小组长等。调查的时间维度跨越了新冠疫情，所以疫情期间的访谈多在线上进行。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外卖骑手作为“朝不保夕者”的身份更加凸显，“手停”“脚停”意味着“嘴停”，没有收入给他们带来的冲击极大。因此，本文的部分内容也记录了疫情期间外卖骑手的劳动与其面临的困难。
写作的时间断断续续已有三年，细细算来并不算短。作为一名青年学者，中间总有诸多或细碎、或重要的工作任务需要处理，时常感叹千头万绪，无法集中精力全力书写。在编辑顾晓清老师的催促和帮助下，总算在时间的碎片中完成此书。每每做完新的访谈、见过更多的人、读到内容好的材料，总希望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也是因此，文稿一推再推，历经反复修改删减，终成为现在的样子。虽不够完美，也已尽力。至于一应缺憾，皆归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