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
对于骑手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等待消费者的订单，而订单到来的时间并不确定；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消费者在订单配送过程中对时间的掌握感，平台会向消费者展现订单派送的全流程。外卖员执行接单、到店、送单、送达这四个步骤，都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确认，这种同步性操作确保顾客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订餐进度，从而根据订单来安排时间。“即时满足”是平台对时间使用进行层级划分的结果，利用一部分人的时间去服务另外一部分人而实现“时间套利”的盈利逻辑。正如杰森·法尔曼（Jason Farman）所言，关于“等待”的技术性更新中内隐着“谁该等待”以及“如何等待”的文化期许。外卖员是平台语境下“该等待”的人群，他们在时间的支配上看似具有自主权，实则被平台切分成了具有随机性和随时性的存在。这在无形之中建构了骑手与消费者的区隔感。
电动车
对于送外卖这样的随选、按需劳动来说，时间已成为一种十分严苛的管理机制。这里的机制，指的是时间作为一种规训结构如何在与个人、机构、社会交互的过程中明确并强化规则和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工人劳动时间的塑造成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对于时间的掌控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互动场景和劳动形态。例如，加里·艾伦·法恩（Gary Alan Fine）在对餐厅厨房的研究中发现，厨房工作人员会根据餐厅制定的上菜流程和实际情况来对工作的节奏、周期、时长和时机进行管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监控时间的诸多手段和工具，如帮助工作人员提高产出效率的 App、上下班的打卡制度、实时追踪产品产出的工作软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对于时间的具体感知。结构性机制使个人不得不认同并按照结构性时间设置开展社会实践，“同步性”和“重新考量”成了时间机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电动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电动车以其便捷、灵巧的特性迅速成为人们的重要交通工具。随着外卖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电动车成为人们餐饮路上“解决最后几公里”的得力助手。现如今，电动车已经成为外卖骑手鲜明的职业标志。街角巷头，骑手们的聚集处也迅速衍生出了“电动车社群”，一排排带着餐箱的电动车停靠在拥挤的路边，成为一道城市独特的传播景观。
类似的关于时间的抱怨我经常能听到。我无从考证平台上的时间计算是否比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更快，但是骑手对于时间体验的不满背后，是平台重建“消费者-骑手”权力关系的写照。毫无疑问，消费者的实时需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一种消费者需要被“即时满足”的逻辑得以建立。在时间的分配和协调中，外卖骑手的时间安排往往需要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认为，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高效、快速的传输成为可能，同时也将一种“立即执行”的意识观点带到人们的工作实践中。当信息传输的速度足够快，人们开始变得不耐烦，对“即刻享乐”和“实时裁决”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而这种“对于高效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成了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主流时间秩序。
作为现代社会的物流媒介，电动车联结并参与形塑了复杂多元的空间、边界关系。其中既包括骑手本身，也包括一系列关注、强调边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我的调查发现，基于电动车的流动性是创造骑手与其他人群尤其是消费者空间区隔的重要来源。
我发现，平台上的秒快，秒针走得快。你知道不？一分钟比咱们平常快一些，一会儿就没了。这样更容易超时。
骑手的送餐路径展示了从餐饮店到顾客位置的移动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地理转移。在此过程中，空间的准入权和使用权往往会成为问题，而门禁、楼梯或者电梯往往会阻碍电动车的流动。高档小区、写字楼等地理空间往往会限制外卖员和电动车的进入；商业大厦、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虽然允许电动车进入并停放，但不允许其停靠在消费者、客户的停车区，而是要求骑手将电动车停放在后门、侧门等其他不显眼的区域。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避免“阻碍交通”或“影响市容市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骑手则不得不走路进入门禁，将餐品送至顾客手中。
众包骑手一旦超时，配送费扣50%；如果超过10分钟，配送费扣70%。一趟下来，本来就没有几块钱，相当于白跑了！
在山东青岛的一些区域，外卖骑手的车上除了配备餐箱，还绑着一个双轮的平衡车。这是因为有些小区面积太大，步行送餐耗时耗力，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骑手自掏腰包购置了平衡车。到了小区门口，当他们的电动车被拦下时，就骑上平衡车，可以快速找到顾客所在地址。但是平衡车价格不菲，并不是所有骑手都有钱购置。
算法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数据思维而非共情思维。这种数据思维所展现出来的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计算、预测与匹配能力，而且随着数据资源的不断积累，人工智能算法依然在拓展它的应用边界。但是这样的算法思维终究只是一种“数据主义”思维，它将所有的人、物、事和关系化约为简单、平面、可计算的理性逻辑，排除了与人交互的共情感和伦理性。例如，在平台算法的计算逻辑中，并没有包含一种算法素养——这种算法素养能够告知算法系统，骑手的配送时间无法被无限制地压缩。也是因此，在实际送餐过程中，一些外卖骑手对后台算法的时间管理非常不满。
大型商场不允许外卖员将电动车停在门口，而要求放在商场后门等区域。但这些区域无人看管，容易发生偷车问题，这令骑手在送单时提心吊胆。马兰是北京东四环大郊亭的外卖员。她头发乌黑，梳一个长马尾，戴上头盔依然能被轻易地认出来。2019年秋天，她在北京东四环附近送餐，三天之内被偷了两辆电动车。第二辆车被偷后，马兰无可奈何选择了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她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而放声大哭。她的同事说，遭遇偷车、偷电池是常事，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两辆车被偷，马兰的确“有些倒霉”。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这样的场景：如果一个派单系统一开始设定的送单时长为50分钟，超过50分钟，骑手将面临配送费的扣除或者其他惩罚。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骑手会提早一点到达，例如他们会花费45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把餐品送到。在后台的数据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骑手的配送时间都低于 50分钟。当这些数据被“投喂”给算法后，它发现大多数骑手的配送耗时都低于50分钟。于是，它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把配送时间由50分钟改为45分钟。当配送时间变为45分钟后，骑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惩罚，仍旧会提早一点送达。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人机交互的“有趣”矛盾：算法不断缩减配送时间，骑手不得不越跑越快，于是就出现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恶性循环。
这是我好几个月的工钱。那天我在写字楼送餐，进去（写字楼）之前上锁了。坐电梯上去，送了餐。正在走廊上走，手机上我装的GPS警报响了。当时我在20层。跑下来，车没了。应该是把车头上的线剪了，骑走了。
由于明确知道“提前点送达”对自身不利，多数骑手都会通过努力提高自身送单速度来避免超时。关于骑手的加速问题，我想先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外卖骑手越跑越快？平台的送单时间为什么被不断压缩？调查发现，骑手送餐时间的不断缩短与平台算法对骑手的“规训”密不可分。其中的“奥秘”在于算法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进化。成长性是人工智能算法最重要的特点。平台算法是一项基于深度学习逻辑而形成的人工智能体系，它的一大特点是自我攫取数据、吸收数据并进行自我训练。在外卖订单的匹配与配送管理中，随着外卖员的订单数不断增加，平台的后台有关送餐信息的数据记录不断增多。相应地，投喂给算法的“数据养料”也变得越来越多。有了每日源源不断的“养料”作为学习基础，后台的算法可以不断地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实现更高效、准确的订单派送和时间管理。
对电动车停放地域的规制使空间意义上的“不可见”成为阶层和身份的重要体现。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讲过，外卖骑手在城市空间的快速移动和电动车的“无声”都使这一群体面临频发的交通事故，这也使骑手被定义为私人空间和封闭公共空间内不受欢迎的“异类人群”。隐藏在这一背后的逻辑话语是：外卖劳动和电动车是草根、底层劳动者的标识，由于会破坏交通秩序、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需要被加以空间上的管制和防范。
除非是特殊情况（我一般不会提前点“送达”）。被罚了，好几天白干。平台觉得（提前点“送达”）非常伤害顾客。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想（快一点）送，你说三四公里怎么能送不到？很多时候是出不来餐，餐厅太慢了。最后超时了，都怪到我们头上。
到了冬天，尤其是在北方城市，电动车的电池蓄电量因为气温下降而降低，待机时长大大缩短。因此，骑手需要时时关注电池电量并预估换电池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专送骑手而言，由于流动范围有限，他们需要精确地计算好换电池的时间，以保证自己高峰时段在线；对于兼职的众包骑手来说，“派到哪里去哪里”是他们的流动特点，因此，在电动车电量不足的时候，寻找充电柜变成了首要任务。多数骑手在遇到电量告急时，往往会变得又担忧又着急，既害怕自己在路上“抛锚”，又害怕完不成高峰送单任务。一些骑手也会遇上距离充电柜太远或者换电排队人数过多的情况，无人帮助时，只能自己推着电动车走上几公里，直到找到可以充电的地方。
如果不想加速奔跑，也不想订单超时，骑手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提前点送达”，即骑手在尚未到达送餐点时点击“送达”。但是这样的操作风险极高，因为一旦骑手点击“送达”，系统会自动发送通知给顾客，告知顾客餐品已经被接收。这往往会引起顾客的误解。一旦顾客因反感而投诉，骑手将面临500元以上的罚款。赵艳对于“提前点送达”十分忌惮，她师父曾经多次嘱咐她，这是一个极大的“禁忌”，触碰不得：
关于电动车政策的变化也可能会限制骑手的流动。由于电动车肉眼可见地增多，交通、租房、电动车充电等相关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动，且这样的政策倾向于对外卖骑手的流动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2018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又称“新国标”），将电动车最高时速从 1999年老国标规定的20km/h提高至25km/h，最大功率由240w提高至400w，同时要求所有电动车上牌。尽管新国标提高了电动车的最高时速，但这样的时速远远无法满足骑手高峰时段的送餐需求。我的田野调查发现，高峰时段，外卖骑手的电动车时速可达40—50km/h，甚至有些会达到60—70km/h。为了最大限度适应北京城区的地面交通和平台的时间要求，大部分外卖员的电动车都进行了改装。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包括两点：一是剪断电阻线，提高时速；二是加装电瓶数量，延长续航。新国标的出台正在从政策层面限制骑手的流动速度。至2021年11月1日，所有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车将无法上牌。一些骑手为了不受时速的限制，购买了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或者改换了摩托车。
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加速奔跑是避免超时的唯一选择，这种“追赶时间”的做法会带来大量的体力消耗。赵艳说自己上班的第一周，因为要经常上上下下爬楼梯，腿和膝盖都很疼，“下楼的时候不得不侧着走，哎哟哎哟地往下”。两周之后，可能是身体适应了这样快节奏的体力活动，赵艳的腿慢慢好起来。
病毒VS流动
使劲跑，跑，就是跑！一个高峰下来，觉得自己半条命都没了。心脏要跳出来了！
如果说电动车政策带来的流动限制是确定的、明了的，那么，因为新冠疫情的防控带来的流动限制则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场爆发于2020年初的疫情给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互动带来了巨大挑战，带来了诸多国家和地区间的孤立与分隔。病毒的高传染性和危险程度加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也给外卖骑手这样需要流转于不同区域的工作人群带来了不少困难。
赵艳所在的区域有几个大型商场。商场具有写字楼和高档小区的双重属性，其面积大、楼层高，取餐送餐耗时更长。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紧张感。我问她高峰时段怎么办，她说：
2020年4月，经历了三个月左右的居家防控后，人们开始渐渐待不住了，骑手尤其如此。多数人在年底从大城市回到老家过年，因为疫情的突然到来而无法回到之前的城市继续工作。在家无所事事和没有收入的压力让很多骑手感到有些焦急。但与此同时，担心“被感染”也让他们对于“送外卖”这份工作变得十分纠结。2020年3月到5月，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们一起在线上采访了二十余名骑手。他们普遍展现出了对送外卖这一工作的纠结。出于对新冠病毒的未知，一些骑手表示自己虽然十分害怕被传染，但相比较没有收入，后者的影响更大。
太忙了。你一看手机，发现还剩下几分钟就超时了，肯定着急，就得赶紧跑了。有时候看见人家老骑手从身边嗖地穿过去，对路线那么熟悉，我很羡慕，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情愿出去工作。在家待着没意思，也没钱。家里人要吃要喝，孩子也要花钱。真赶上了，那也没办法。做好防护呗。……现在不是不想干，是根本回不去。村口封了，火车不通，高速也封了。回不去，根本。
赵艳是美团众包的外卖员，2019年我们在北京朝阳区十里河一家餐馆的门口相遇，当时她正气喘吁吁地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我走上前寒暄，她说自己刚跟着师父跑单回来。彼时赵艳刚入职“美团”一个月，对于周边商区还不熟悉，时常跑错路。一开始跑单，她只能一单一单地跑，因为要准确地找到楼号和单元号对于她来说十分耗时。一到高峰时段，过量的单子加上顾客的催促经常让她变得十分慌乱：
董昊是北京回龙观一个“饿了么”站点的专职骑手。2019年底，他跟站长请了两周的假，带着送外卖攒下的一万多块钱欢欢喜喜地回了山东老家。没想到，疫情的突然爆发让他在家一待就是四个月。虽然这段时间董昊能够和孩子多在一起，但是生活的压力也让他发愁。连续四个月家中没有收入，妻子带着两岁的小孩，买菜做饭，每日的花销让她变得焦躁。两人总是吵架。2020年5月初，董昊坐不住了，他设法联系到了附近村里一辆去北京的面包车，并托了一点关系，搭乘面包车回到了北京，准备继续跑外卖。按照他说的，路上的查询点并不少，但是也没有极力阻拦，他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开回了北京。
事实证明，外卖平台送餐的速度确实在加快。在过去的四年间，我的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从50分钟缩减到了30分钟以内。整个外卖业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对于速度的追求，而时间缩短的背后是外卖骑手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时间赛跑”正在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曾经试图寻找外卖骑手“不断加速”的原因所在，却发现其层次多元且复杂，它映射出了时间感、流动性和劳动过程在技术媒介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充满张力和冲突的现实。
回到北京的董昊迅速投入工作。彼时北京城中骑手不多，但是单子不少。马路上的骑手个个防护森严，十分忙碌。访谈中，董昊与其他骑手一样，用“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人”“底下干外卖的”等话语来表达自己在疫情严重期间依然坚持出来跑外卖的无奈。这种无奈既带有生存的压力，也带有作为“底层人”的认同。疫情初期跑单的骑手，一方面认为参与跑单工作、获得收入是正常的，但是又觉得自己“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跑单”是一种无奈、被迫的选择。限制与流动在疫情的背景下变成了一种个人阶层化的展现和选择，在外流动还是居家隔离变成了一种彰显阶层等级化的体现。
加速的时间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平台经济的运作中，满足顾客的即时需求成为平台运转的首要任务。为了吸引客源，各外卖平台纷纷将时间元素纳入广告语以凸显送餐服务的快速、高效。例如“××外卖，叫啥都快”“高效、品质、安全”等。或许平台已经做过关于订餐消费人群的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订单都是来自写字楼、办公室的白领，他们在工作中追求效率。所以平台紧紧抓住“速度”这一关键词来主打宣传。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外卖骑手被媒体列为“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甚至有些媒体将骑手称为“城市英雄”。这与董昊对自己的认知差异相当大。我想知道他的看法。他说：“贡献肯定是有的！但也有很多无奈！”他没有完全按照媒体的逻辑来理解自己。从他个人的视角来说，虽然他们是“英雄”，但是疫情期间骑手的劳动体验也加深了他们对于自己是“底层人群”的认同感。其中的劳动实践不断验证着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阶层差异，这种“非常态化的流动”也衬托出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苦苦寻找自洽位置的努力挣扎。
加速奔跑
躲避红码
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的确，在平台服务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力关系越来越体现为时间层面上的分配格局，时间的商业化使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分界。以外卖员为例，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大部分外卖员每日劳动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等待”状态。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生产必要产品、通过价值交换来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在此之外、不为工人生产任何价值的额外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是资本获利的重要方式。当雇佣关系被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所取代时，资本的计算更胜一筹。因为按单计价并没有将劳动者“等待”的时间计算在内，而是模糊了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时间。这种工作时间的模糊边界和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骑手的“平台黏性”（platform adhesion）。学会日夜兼程是一名“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
一旦骑手选择在疫情期间流动起来，那么他们与疫情的较量便鲜明地凸显了出来。这里体现出后疫情时代劳动生产矛盾性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城市要运转，骑手要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流动化的生产劳动可能带来病毒扩散的风险。为了更加有效地平衡此种冲突，防疫政策变得越来越细致、精确。健康码、行程码、中高风险区等流调大数据统统上马，开始强化新冠疫情的精准防控。
这就跟开盲盒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来，没办法就打包了去送单。有时候一下午没有。
这些精准防控的措施深刻地影响着骑手的流动。例如在很多地区，个人如果驻足、停留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超过4小时，或者大数据捕捉到其进入并经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则个人的健康码和行程码会变红。对于骑手来说，这是致命的。一旦健康码或行程码出现问题，他们会立刻被系统强制下线，甚至会被所在社区隔离。在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主要城市均存在中高风险地区，它可能是一座城，也可能是一个街道、一个小区或者一栋楼。虽然骑手们也会查看送单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但是数字化监控和大数据流调的范围往往趋向于扩大化，一不小心路过，骑手就会被列为“密接”或者“时空伴随者”，于是被迫下线隔离。因此，避免红码成为骑手疫情流动下的首要任务。但很多时候，它就像开盲盒一样，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单子不一定派给谁。有时候一堆人一下午一个单子都没有，有时候都出去送单。
2020年5月，大强哥的同事老张在大兴区附近送单，因为不知道送餐所在地已成为中高风险地区，送了两单之后，他的健康码突然变红。老张不得不按要求停工，隔离两周，并定期做核酸。在家等待的14天对老张来说十分漫长。他每日无须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日三餐也要在家对付，这让他十分不适应。老张租的房子在房山周边的一个村庄，单人间，只有十平米。没有电视、电脑，除了刷“抖音”、与家人聊聊天，老张不知道干什么。老张说自己“像一个蘑菇，等得都快长毛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就找个凉快地方待着。
当越来越多的骑手有过被疫情管控“牵连”的经历之后，大家开始变得有经验起来。对于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订单，骑手们十分警惕，哪怕价格再高，也少有人接单。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被牵连，就意味着自己要连续14天甚至更多天没有任何收入。“不但没收入，吃饭还要订外卖，贵。”老张说。
如果仔细窥探骑手的送餐劳动，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项带有明显“餐点效应”的峰谷劳动，即每天的早中晚餐时间成为骑手来回奔波、匆忙送单的高峰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则是骑手等单的低谷期。平台扩张，骑手增加，订单稀少，大部分骑手不得不选择持续“在线等单”。在早餐结束和午饭过后，骑手们会将自己的接单软件调至“接单模式”，然后找一个小吃店或街边角落，一边吃饭，一边等单。午后的等单时间尤为漫长，有的骑手会去树下倚靠在电动车上小憩，也有的会打游戏、看直播、抽烟或聊天。打游戏的骑手三五成群，他们把手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并不时在线下打招呼。有时候来了订单，他们慌忙地从游戏中“出逃”，免不了被周边一起打游戏的骑手一通抱怨。
2022年4月，北京房山窦店镇发生疫情。此时，正值众包骑手最难熬的日子——因为疫情隔离与管控的影响，房山地区的总体单量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经济压力走上街头开始跑外卖。单量减少，骑手增多，僧多粥少，众包骑手的人均日收入从三四百元下降到了一二百。大强哥独自坐在楸树街旁的马路牙子上抽烟，边等单边叹气。我看了他的订单系统，却发现里面有很多订单没有人抢。我问他为什么。大强哥抱怨道：
我是旁边村上的。现在住在渭南。我爸妈、媳妇、孩子，租的房子，因为付不起首付，买不上。租房一个月700。一天能跑个四五十单，我干晚班。一单4块多一点，一晚上挣不到300吧。光运里头有一些店是24小时的。晚上一直有单，只要想送。但我一般干不了那么久，到凌晨3点就回家睡觉了。还有其他一些花销。一般白天睡觉，下午5点左右出来，干到七八点，回家吃饭。
这里的大部分单都是窦店的。平常从这里去窦店，一个单也就二十块，现在都涨到五十多了，也没人去。大家都不敢去！不是怕传染，是怕（健康）码变红，怕（行程）码带星。一变红，先把你隔离。谁愿意隔离？还要自己掏钱。
在访谈中，外卖骑手会用“我们这样的人”“不好好上学”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在对工作时间的描述中，他们传递了因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的自卑和无奈。社会分工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时间的使用带有鲜明的秩序和等级。作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社会资本的真正“打工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建构如他们的工作一般，是一种“底层的时间”或“非正规时间”，这种时间被排除在“朝九晚五”“带薪加班”等正规社会工作时间之外。也正因为他们对于自我时间的“非正规化”认知，骑手才会心甘情愿地黏在平台上，并愿意忍受变得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
除了不接中高风险地区的订单，大强哥也不轻易去饭馆。他给出的解释是：餐馆一般邻近小区，一旦小区发现病例、被设为中高风险区，经过或在此吃饭的人健康码会翻红，随后会被要求隔离。大强哥的谨慎令我没有想到。为了减少去餐馆的频率，大强哥开始自己带饭。他的午餐盒用一个塑料袋装着、系紧，放在车后餐箱的一角。餐箱里面有时候也会有烤馍、面包之类的零食。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他们好不容易从老家回到北京，一路兜兜转转、走走停停，都不想失去挣钱的机会。因此，在送餐过程中，他们对扫码非常谨慎。说到这里，大强哥还嘲笑自己的同事老刘前些日子出去跑单，结果那片区域后来变成了中风险地区，“被搂进去了，在家隔离了七天。七天没挣钱，老刘都悔死了”。
说不准，状态不好的话，就十来个小时；状态好，一直干，晚上10点左右收工，回家吃饭。
勇闯SKP
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干这个，也没有学问。不好好上学，学不进去，就跑单呗。
空间区隔是送餐劳动的重要表现形式。社会学家韩爱梅曾提出“区隔劳动”的概念，她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服务业中存在着鲜明的阶层性，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服务业的交互中重新表演和认同自己的阶层位置，并呈现出区隔性劳动。对于外卖员来说，这样的区隔劳动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空间的区隔和阻滞，尤其是对于“进入权限”的剥夺。
做骑手就这样，时间灵活，不是说干活少，是一直都在干活。
例如，在高档写字楼、商场和住宅区等区域，外卖骑手的进入受到管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电动车作为劳动媒介被污名化地传播为农民工、打工者等草根阶层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具身体现，因此，外卖骑手的电动车被许多私人空间排除在使用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外卖骑手的服装和装备作为一种被标签化的、具有高识别度的服饰配置，也多被贴上了“底层”“扰乱秩序”这样的标签，被尤其注重秩序、层级的场所禁足。SKP便是其中一家。这是一家时尚百货商场，在北京、深圳、杭州、西安都有门店，主打高端、奢华路线。但是在众多骑手眼中，这家商场却并不友好，因为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骑手进入。
老刘确实是一名“跑单战士”。下面的表格记录了老刘一天的跑单日程（参见表6）。细细算来，老刘平均每天有15个小时在路上跑单。除去睡觉和吃饭，老刘的生活里只剩下跑单这一项工作。外卖劳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时间严重挤压社会再生产时间。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在2021年的问卷中，六成以上的骑手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成为骑手后，大部分人会表现得十分适应这样一种长时间劳动，认为“做骑手就是这样”。也许是他们之前的工作就经常加班，也许是他们已经十分习惯这样的劳动模式，朝九晚五、周末、年假等时间概念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单，成为骑手的人生写照。
吴之峰第一次去SKP时，是去商场里面的一家品牌鞋店取一个订单，订单显示是一双旅游鞋。走到商场门口，吴之峰被保安拦下了。看到他穿着“闪送”的衣服，保安不准他进。吴之峰给下单的商家打电话，商家让他换个门试试。他找了另一个入口，也被拦了下来。商家嫌路远，不愿意送货出来。没有办法，吴之峰只好找个地方把工作服脱了，裹进随身背的大挎包里，混进了SKP。这一遭遇让吴之峰很不痛快。他问保安凭什么骑手和配送员穿着工作服不可以进，但是脱下工作服就可以。保安丢给他四个字：“这是规定。”吴之峰想和保安理论，无奈配送时间紧，只好作罢。
刘良国和吴之峰是好朋友。在吴之峰眼里，老刘是一个勤劳肯干、努力踏实的老大哥。他跑单速度快、体力好、可以“超长待机”。吴之峰在送单之余喜欢拍短视频，曾经专门给老刘做了他一天送单过程的 Vlog发在“抖音”上。视频一开始，老刘坐在一间低矮的平房木桌前低着头吃早饭。老刘的妻子端来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面条蒸腾的水汽把老刘的眼镜弄得模糊发白。吴之峰拿着手机边拍边问：“老刘，请问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少？是因为跑单的缘故吗？”老刘抬起头，扶了扶眼镜，一本正经地说：“那是被风吹得。”
慢慢地，吴之峰发现来此取单、送单的骑手都会采取换衣服的做法。过了一阵子，吴之峰穿着蓝色的“闪送”工作服，骑着摩托车又来到SKP。这一次，他决定穿着工作服“闯一下”。与往常一样，他在门口遇到保安的阻拦。吴之峰说自己不取件，只是想“进去买东西”。保安不让进，依旧强调“这是规定”。吴之峰不打算让步，问保安这是商场的规定还是物业的规定，双方争执不下。吴之峰报了警。警察到了之后让双方叙述理由，开始调解。吴之峰回忆：
第三章中提到，近些年骑手送外卖的工作时长不断增加，已远远超过八小时。由于外卖采用的是按单计价、多劳多得的用工机制，大部分骑手非但不介意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还会自己主动增加劳动时长以谋求更多的收入。这种“黏性劳动”在当下十分普遍。或者可以说，劳动者从来都吃苦耐劳，只要能赚钱，他们便愿意慷慨拿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日夜兼程或者昼夜颠倒似乎也都不算什么。高收入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我说我想去买点东西，看看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他们（指保安）不让我进。为什么不让我进？（因为）我穿的“闪送”的衣服，他们说穿这种衣服不能进，我认为这是在歧视我。对，我必须得要进去，我去购物。警察说你去买啥，我说这你管不着，我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我就看看。
在田野调查中，我经常听到站长对于骑手或“勤快”或“懒散”的评价。大部分站长秉承“努力”“勤劳”的理念，鼓励骑手多加班、多跑单，并在每日的早会上不断地把这样的认知灌输给骑手。年轻的骑手喜欢睡懒觉，站长对此多不以为然。有些站长还会使用“树典型”的策略，例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骑手刘力敦，站长经常请他给年轻骑手分享自己的经验。他勤快能干、坚持超长待机在平台接单，最终换来了高收入和高资历，这让很多骑手羡慕不已。
警察到了之后，SKP的物业管理部门匆匆赶来。此时门口七七八八围了一圈人，加上进进出出的顾客，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吴之峰听到其中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这都好几次了”，他知道这应该不是SKP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人越来越多，物业顶不住压力，其中一个看起来像负责人的走出来，答应让吴之峰进去，并解释说：
在平台化的信息传播和互动关系中，时间成为形塑权力关系的实验场。围绕着平台管理、人口流动和物流运输等一系列社会关系，时间被赋予了鲜明的阶层性和秩序性。时间秩序的建立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社会权力网相互协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博弈生态”，是多方利益集团和社会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关注时间性（temporality）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关注时间的秩序和逻辑是如何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在平台市场逻辑的语境下，这种权力的体现之一是对忙碌、加班的鼓励和对慵懒、闲暇的鄙夷。
也不是不让（骑手）进。有些骑手进去了横冲直撞，影响到了商场秩序。有消费者投诉。到了中午，骑手到处乱跑，不像那么回事。没办法，我们就开始限制，这才说不让进。
社会学家皮特林·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曾经说过：“人类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对于时间的无休止竞争，通过各种带有目的和目标的活动展现出来。”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描述十分精准。时间在商业化的当下具有鲜明的意义生成，不仅其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社会的组织生产中，其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越来越敏感。人类历经奴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步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加速占有更多时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统治性的生存秩序。在现有平台劳动中，“随选服务”“加速”“及时”等具有明确时间指向性的词汇已成为日常劳动用语，但是平台劳动的时间性问题之前鲜有研究关注，关于时间与劳动的问题也没有被充分讨论。
人群散了，吴之峰终于可以穿着工作服光明正大地走进SKP。进去之后，他到SKP的超市买了两盒草莓、一个木瓜，还有一些零食，竟然花了七百多元。我问他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东西。他的回答是给孩子们买点喜欢的东西。我猜，吴之峰应该是不想落人口实。既然费了很大周折、以购物为由进来，他还是信守承诺买了些东西。他用挂在胸前的小摄像机拍下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放在了自己的“抖音”号上。视频的最后，他说：“SKP不让我进去，绕着弯子让我脱衣服。等到我以后有钱了，把这儿买下来，让他们也脱衣服进！”
日夜兼程
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曾经探讨了权力和资本在空间向度上的展现。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了空间的生产性，尤其是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生产体制中，空间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谁拥有对空间的表征权力，以及如何来表征空间，这无疑伴随着权力的生产过程”。如果说平台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资本主义链条，那么外卖骑手则是这个链条上重要的空间扩展者。外卖骑手的流动空间既囊括了公共性交通区域如马路、街道、胡同等，也包括了小区、办公楼、写字楼等相对私人的空间。他们想要穿越的种种阻隔，在某些程度上展现出了空间权力的竞争与斗争关系。精英的、知识的、政治的、上层的人群通过征用、宣布等方式实现对于社会公共、私域空间的再治理，违背其规则的人则被认为是秩序的妨碍者、破坏者。他们试图通过空间的阻碍来制造并彰显这一区隔。骑手有时候不得不为了工作而成为这些空间的争取者甚至破坏者，两者的矛盾冲突彰显着社会层面对于阶层划分的协商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