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流动劳动也时常因为疫情管理而变得更加琐碎、间歇。病毒传染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骑手送餐的风险。疫情初期，这种风险来自个体对可能被传染的担忧，而到了疫情后期，更多的担忧则来自因为疫情管理无法正常外出送单。没有收入来源变成了最需要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小区或城中村执行“只出不进”的政策。为了逃离封锁，许多骑手不得不选择“睡大街”或者“住帐篷”，送外卖的劳动者失去了歇息之地，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居无定所的流动劳动。同时，这样的流动劳动，也让不少骑手有了难忘的经历。一些骑手以此作为谈资，与我分享。
如果说前文我们探究的是结构性的、主流的空间如何被征用和彰显社会不同人群的权力关系，那么在这一章，我们更希望看到平台市场经济生产语境下的“空间盲点区域”。它们是一些被忽视的、不可见的“碎片空间”，往往是模糊的、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极其混乱而不安全的，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极力想要避免与其产生交集的。它们是“城中村”，是遥远的农村，是帐篷下的栖身之地，是疫情期间“蜗居”的屋子。
2022年5月，因为疫情，吴之峰所在的周口村被封。他无法正常出来跑单。他去找村大队，要求做志愿者。在后面的二十多天里，他每天跑到村口，协助村委管理人员出入、登记车辆、检测体温核酸。5月底，北京城区解封，村委为了确保安全，要求“只出不进”。吴之峰与妻子、两个孩子、丈母娘住在一起。一家人等着吃饭。他十分想出去跑单。通过做志愿者的关系，村大队给吴之峰开了“出村不返回”证明。吴之峰带了一床毛毯和几件换洗的衣物，告别家人，从六环外的周口村赶进城区，开始跑单。吴之峰每天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10点。下线后，他就找个户外的地方睡下。
帐篷下的家园
我是特别“扛造”的一个人。本来想着就不住帐篷了，因为带（到摩托车）上太麻烦。南四环边上有条小河，河边是个公园，那儿有个凉亭，我就在那儿睡。现在不冷，也没蚊子，睡在公园里很舒服的。好多人都知道说我是在外边住。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家不能回”本身也构成了区隔劳动的一部分。正如蓝佩嘉在描述东南亚女佣时所强调的，她们之所以不顾家人的反对而出国工作，是因为空间上的转移使她们从家庭领域的无酬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力。对于骑手而言，空间上的跨越和分离是其获得高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选择流动。在此过程中，“老家”是承载其寄托和希望的港湾，对于老家未来的美好想象与建构支撑着外卖骑手在大城市的空间拓展。送单劳动是一种阶层化的空间转移劳动，它用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供给填补了城市发展中对于便利的需求。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不得不变成“城乡两栖人”，服务于空间上同时等候的两批人——客人与家人，并不得不更加偏向于前者。
吴之峰的哥哥和妹妹都在北京城区，但是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的摩托车后座上一直都用蓝色的线绳捆着一个瑜伽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个瑜伽垫就是他睡觉的行当。吴之峰在外借宿并不喜欢搭帐篷，他觉得五六月份的北京天气爽朗，让人睡得香甜。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大男人’，没什么好怕的”。可是偏偏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给吴之峰不小的冲击，让他不得不在后续街头宿营的日子里加倍小心。下面是他的自述。
与其他骑手相比，张文友的婚姻家庭略显复杂。他经历了婚姻重组，这使他不得不更加用心地维护现有的家庭。对于很多已婚骑手来说，来大城市送外卖意味着长期的异地分居，这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了挑战。但即便如此，调解家庭矛盾、与妻子和儿子沟通依然是他在北京努力奋斗的动力。亲情的联结与对于家乡的空间想象让他觉得安心。等单的时候，张文友偶尔会与孩子视频。他对着屏幕笑，儿子喊他爸爸，有时候会眼泪汪汪，看得他难受。
那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深睡眠状态，说实在的，在家里都没有睡那么舒服。我发现有人拉我的裤子，特别夸张的那种。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在做梦。对，然后我感觉眼前有一张脸，热乎乎的，谁的嘴在靠近我。我睁眼一看，直接跳起来了。我直接一个锁喉，立马伸手掐住那人脖子。他个子挺高的，比我都高。我估计最多也就一秒钟的时间，不到两秒钟，我心里的善念已经出来了。（毕竟）这个是公共场合，谁都可以来，我还不知道对方是恶意还是善意。所以我心里就想不能掐得太严重了。我要掐太重死了，到时候一报警，我就有麻烦，是吧？所以就掐得比较松。
也想过把老婆孩子接来。不是时候。爸妈年纪很大了，需要她照顾。她父母年纪也大了，小儿子也很小。不方便。租金也会很贵，还不如在老家。（但）这样就是两地分居，感情会变淡。不过我俩都是离异的，我跟她说我们不要吵架。我们基本不吵架，挺好的。
那人回话也比较及时。他说我不是图你钱财的，就直接这么说。我当时手下去一摸，兜里的俩手机都在。一看手机没事，然后我说你要干什么。他给我来一句，我喜欢你。妈的太到位了，突然之间的表白。我跟你说我的头炸了，浑身嗖地一下，寒毛炸起来。觉得这辈子就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来到北京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文友从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对北京无比熟悉。“不夸张，整个北京城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替人跑腿，送餐、送文件、送鲜花、代办事……与其他我遇到的骑手不同，张文友喜欢全城跑，因为这样接到的单子路程远、金额大。他每天六点半出门，晚上十点回家。一日三餐在跑单路上解决。他给自己定的额度是每天跑200公里。这样可以保证每天有400—500元的收入。在跑长距离的订单时，张文友会走神，会想家。他会想他的孩子，他的婚姻，还有他在西藏当兵那些年吃过的苦。
我说你赶快走吧，赶快走。他不走，说，哥，我就喜欢你这款式的。我靠！你说怎么弄，我说你赶快走。我跟你说，我直接崩溃了，就那种刺激……后来他走了，离开200米左右的时候，我还给拍了个视频，就是背影离开的那种。我怕回头万一需要证据。后面的时候，我就没敢睡，不敢睡，听到有人走过去我噌地就坐起来。一直挨到凌晨四点多，实在扛不住了，睡了两个小时。六点卖菜的商贩经过，我就醒了。
我使劲儿说他。我说：“爸爸给你钱，是为了让你好好吃饭。我还特地给粉店的老板交代，多给你加点肉。我怕你吃不饱。……爸爸在北京打工很辛苦，你也知道，你这样，我很生气。人要讲理，不能撒谎。你撒谎骗我，这样好吗？”他也不吭声，后来就说：“好，我知道了，以后不了。”儿子还是有些怕我，他听进去了。
第二天，吴之峰立马联系了妹妹，要了一个帐篷。之后的露营，他都睡在帐篷里。“拉上拉链，就没有人敢轻易动我了”。又过了几天，吴之峰的同事说另外一个闪送员的小区也封闭了，他没法回家。吴之峰听到了，觉得应该帮他。吴之峰与那个闪送员加了微信，两人一起搭伴过夜。这样吴之峰的心里也踏实一些。吴之峰从小在外打工，随遇而安是早已养成的本事。虽然经历了被骚扰的惊险，但是这仍旧没有打消他在外露营的想法。最长的一次，他有四个月在外露营过夜，用他的话说，就是“四个月没见过屋顶”。
张文友的大儿子上六年级，与后妈一起生活，难免叛逆。张文友在外务工，觉得愧对大儿子。为了减少母子间的摩擦，张文友在学校附近餐馆给儿子订了午饭，放学后他可以过去吃饭，不用回家。张文友还给儿子买了儿童手表，保证儿子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大儿子隔三差五就跟张文友要零花钱买些瓜子糖果之类的，张文友也不过问，一般都会给钱。有一次，儿子打来电话，告诉张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块钱的粉，让他付钱。他加了米粉店老板的微信，转给老板11块钱。后来打电话过去，老板告诉张文友，他儿子只吃了3块钱的粉，把剩下的8块钱“套现”拿走买零食了。这让张文友十分生气。
我在2022年 5月的时候找他吃饭，那段日子他正好“露宿街头”。我们聊天，他热情地向我传授野地住宿的注意事项和经验。他在五金店买了一个便携卡式炉和一口小锅，每天给自己做两顿饭。他计算好了每顿饭需要的火候，两顿饭一小罐燃气正好够。大部分时候，吴之峰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他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他笑着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天傍晚，他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视频，视频中他把车停在一片建筑工地的外围，周边七七八八长着野草，他在露出的黄土地上铺开瑜伽垫，用卡式炉烧水，煮了一些燕麦和螺蛳粉，并配音说“这个搭配味道好极了”。
张文友挂念着老家的亲人。父母年纪大了，和两个儿子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为与当地政府谈不妥搬迁费用，他们没有搬下山，如今变成了村里唯一一户住在山里的人家。“下暴雨的时候，山体会动，安在我们家旁边的山体地动仪会响，房子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体滑坡，连着我们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时候，我和学生们给他出主意，让他拨打当地政府的市长热线，他摸摸后脑勺，为难地说“回头试试吧”。
除了吴之峰，我也听说过其他骑手“露宿街头”的精彩故事。他们普遍对“睡大街”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好感甚至赞许。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苦难，恰恰相反，他们会怀念一起在公园的长凳上躺着聊天的时刻，会时常想起黑夜里的寂静和天上闪亮的星星。还有的骑手会在深夜等单无聊的时候，跑去旁边郊外的河边钓鱼。他说，一天的吵闹可以通过钓鱼时的安静被消化，自己也可以有个喘气的机会。
省了钱，可以给儿子交学费。之前在县城买了房，还有房贷。今年7月份回家，我又贷了10万装修贷。一个月加起来要还5000多吧。压力不小的。但是我真的感谢这个众包。北京的单子真的多。别看骑手是最底层的服务业，挣得不少。现在还完了贷款，还能剩下一两千。
吴之峰和其他骑手“露宿街头”或者寻找安静时刻的故事道出了许多外卖骑手在疫情期间的共同经历，他们一方面受到空间上的管束，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不被管控的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有时会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我时常在晚间写作的时候禁不住想，此时吴之峰和他的骑手朋友，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聊什么，又在担忧什么。很明显，骑手诸如此类的空间流动并不符合主流意义上城镇化的要求，它也很少与城市中的居民发生交互。骑手的露营之地多是地下通道、天桥走廊、工地或者市郊荒地等少有人驻足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被打扰，也不希望被管理。这样的区隔，与其说是被动形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骑手主动创造空间的过程。这既是一种谋求生计的探险，也是生命历程中丰富自我的体验。
几经周折，张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绍下开始跑美团众包，并在小武基村河东侧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元，网费30元。他对于自己的小单间十分满意，主要是因为便宜。的确，这应该算城中村里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两三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够了。”张文友笑着说。我几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间，他显得十分不好意思，说“没啥可看的”。房间里外都没有厨卫。平日张文友使用村里的公共厕所；想要洗澡的话，就去桥对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张文友舍不得花钱，有时就会找个脸盆在屋子里擦擦身，隔几天再去澡堂。
上海疫情
认识张文友是在202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是美团同城核心的众包骑手，也在小武基村住。我通过电动车店的孟天河联系到了他。张文友四十岁，曾经在西藏昌都当过16年兵，退役后去山东潍坊找到了一份消防工作。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历了一段并不顺利的婚姻。2020年，他离了婚，带着九岁的大儿子回到了老家贵州，而小儿子被法院判给了前妻。在毕节，他与兄弟贩了一段时间的水果，生意并不如意。2021年，张文友再婚了，找了一个附近寨子里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子。他听说那女子也是离异，便主动找她搭伙过日子。两人很快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2022年春节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张文友想来想去，鼓起勇气只身来到北京，决定在这里闯一闯。
上海爆发疫情后，日感染人数破万，很快进入了封闭管理。虹口区被列为重点封控区，所有居民居家隔离，不得外出。这可急坏了赫小川。他是虹口区一个外卖站点的站长。区域封闭执行得十分迅速，当时他正好人在站点，当即就被要求就地隔离。赫小川就这样被封在站点里面。周边有疫情的小区逐渐多起来，封控管理使越来越多的骑手无法送餐。到了3月底，整个站点彻底停滞，没有骑手可以上线跑单。中间有七八个骑手尝试申请通行证出去跑单，都因为小区先后出现病例而被召回。
尽管外卖骑手这样的过渡职业由五花八门的人群组成，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跨省流动务工人员。这样的人口来源决定了外卖骑手大多要奔走于老家与城市之间，成为“城乡两栖人”。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往往使大部分骑手对于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挣了钱回老家”是他们最本真而朴实的愿望。因此，他们在大城市并不讲究居住条件，更愿意省下租金来补贴远在家乡的老人、孩子、配偶等。老家对于骑手们来说，是一个拥有美好憧憬的空间。他们在地化的辛勤劳动往往寄托于有朝一日自己能够攒出足够多的钱，回到老家，翻新老屋、购买县城的房子，或者让老人、子女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老家这条线牵引着骑手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是骑手在重复而又忙碌的送单劳动之余为数不多的情感慰藉。
赫小川独自一人守着昔日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的外卖站，有些发懵。忽然被封控在了站点，况且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他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第一步是解决吃的。他在杂物间找到一口小锅，想办法修好了许久不开火的炉灶，开始筹划一日三餐。周边社区陆续被封，商店关门，食物不好买，赫小川把一日三餐缩减成两餐，到后来变成一餐。由于没有太多厨具，面条和方便面成为赫小川的主食。过了一段时间，居委会开始每隔三四天给赫小川送一次补给物料，包括蔬菜、面条、口罩。赫小川逐渐放下心来，不再为吃食担心。
遥远的老家
但是另一头，一个巨大的问题正在显现。作为站长，赫小川站点里的六十多号骑手陆续被封控，没法跑单。没有单就没有收入，骑手的吃住和生活维持成了大问题。尤其是对于站里刚开始干外卖的骑手，还没工作多少日子就赶上封控，没有收入，囊中羞涩，生计受到威胁，他们变得十分焦躁，闷在小屋里除了刷手机，不知道干什么。果然，封控不到两周，赫小川就收到了站里骑手的求助信息。有的给他打电话，有的给他发微信，还有的直接在微信的工作群里求他帮忙解决租金问题。赫小川知道站里兄弟们很难，只要骑手开口，他都会借钱，少则两三百，多则上千。不到两周，赫小川已经借出去了五千多。“没办法，非常时期，能帮一点算一点”。
2019年以来，老赵已经换了五六个住处。最终，他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小武基村，结束了自己长达半年的“游击战”。老赵现在住在一栋联排的二层小楼的楼上，房间大约15平米，卫生间和厨房与其他十人共享。他觉得小武基村合适，这里户外有给电池充电的地方，也有换电箱，不用因为电动车的问题担惊受怕。
到了4月中旬，赫小川站里的骑手已经待在家里近一个月。随着收入断流的压力增加，骑手的负面情绪越来越重。站里的一名骑手小宋，刚入职两天便碰上了疫情。这一个月对他来讲充满煎熬。他从赫小川那里得知有一个来自北京的调研小组要采访骑手，只要聊天就可以有误工费，小宋很积极地报名。
（地方）不好找，到处都在拆。主要还得能给电动车充电。楼里不行，村里行。（因为楼里）不让放家里。
3月中旬来的上海。刚入职，干了两天，就疫情了。买了电动车、餐箱和工服，交了房租，身上剩了不到五百块钱。想着做外卖反正来钱快，先干着应该没事。谁能想到封城了。刚租的房子，家里没有东西。幸亏（4月）5号的时候，一个骑手给我带了两盒自加热的米饭，还有几袋方便面。够吃几天。站长说这栋楼四楼也住着一个骑手。（他）有时候给我送些炒米饭、菜。一天一顿，好的时候两顿。……就是没钱，不踏实，心里着急。
平日不敢把电瓶拿出来充电，一般就是放在床底下或者柜子里。有人敲门就赶紧藏起来。被他们（城管）看见就没收了。只要楼下有电动车，每天就都会有人敲你门，不给开门就一直敲，你知道是他们（保安、城管等）。后来就拍门。拍不开就找房东，房东拿钥匙直接把门打开。进来二话不说就翻你的床底、柜子，找电瓶。……每天活得心惊胆战，挣分钱就这么难。
赫小川能够体会小宋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却被封锁的苦楚。他主动借给小宋500块钱，小宋十分感激。拿到这个钱，他急忙去网上订购食品，却发现许多线上 App的食物早已被抢购一空。他说，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有钱花不出去的感觉是什么样。
在既往的研究中，城中村一直被视为一个需要整治、规范的杂乱空间。一方面，政府对违规建筑、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间歇式整治加剧了人员的不确定性流动；另一方面，城中村经常出现的“蜗居”情况，也让大部分寄居于此的人成为被治理的对象。2017年11月 18日，北京大兴一场因电气线路引起的火灾致 19人死亡，8人受伤。这起严重的事故使政府开始大规模整治违规经营和违规出租，其中，对于电池、电线、电动车的违规操作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对于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不得不时常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
在很多大城市，骑手的居住地与其说是一个稳定住所，不如说是一个临时寄居地。多数骑手的住处面积小、卫生差、缺少厨具，很难有什么空间来储备食物。他们把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跑单，吃饭也主要在外解决。住所变成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别无他用。也是因此，疫情居家隔离对他们来讲无聊却也充满了挑战，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在狭小的空间中排挤无聊和寂寞，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整日面对缺少餐食的内心恐惧。站点的另外一个骑手小胡，也遇到了食物短缺危机。
现如今的小武基村，外来流动人口已经远远超过原村居民，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底层劳动者的社群空间。来到这里，拥挤而热闹的街头、哗哗流淌且略带杂物的小河，让人有一种自己还生活在乡村的错觉。伴随着北京诸多城中村的拆除，像小武基村这样能够为大量流动人口提供住宿的村落正在减少。疫情时期的管理也使得流动性急剧减少，如今，留在小武基村的骑手主要是长期在北京生存的打工者。
原先通知4月1号到3号是临时封控，我准备的食物只到5号。结果5号才通知要继续封控，到6号早上。我没吃的，很饿，就一直找人帮忙。我的同事跑遍三个区，找到一个小超市开门，那天找了水果和食品，给我了一部分，这才有口吃的。那天他也没跑单，就是给我买这些东西。
都是来打工的。想干了在这里干一阵子，不想干了卷铺盖走人。谁也拦不住。这个村里还行，住得还行，就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没回得来。估计也不会回来了。有些去了南方，有些留在家里。……来修车的不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对于按单计价的外卖劳动来说，疫情的阻滞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居家隔离使他们无法正常劳作，而这意味着劳动收入的彻底断绝。那些隔离在家的骑手十分羡慕能够在外跑单的骑手。甚至在访谈的过程中屡次问及调研小组得以上街跑单的骑手的外出策略。
孟天河曾经是“饿了么”的一名骑手，一直住在小武基村。不干骑手之后，他在小武基村村口开了一家电动车店，主要给村里的骑手修理、出租电动车。因为一直没有拿到营业执照，他的店面一直没挂招牌，头顶着一块破旧的美容美发招牌。他之前干过骑手，认识不少人，生意渐渐地为人所知。周边的骑手也都会找他租车、换电池。村里骑手的来来去去他最清楚，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来去与离别：
通过私人关系，我和调研小组的同学有幸采访到了一些外出跑单的骑手。他们愿意在每日高强度的工作之余，与我和小组同学们聊天交流，这使我们非常感动。在外出跑单的骑手中，吴晓苓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32岁，四川人，是上海宝山区的一名骑手。从微信头像的自拍照看，她长得白净，笑起来两只眼睛弯弯的像月牙。这个来自西南地区的妹子不但能吃苦，也很有闯劲。
北京城在过去二十年急速扩张，不得不在近些年采取人口严控的政策。其中有两条“红线”不得突破：2300万的常住人口总量不能突破、城区人口总量1080万不得突破。在过去的十年间，北京的房价增长了5—10倍之多，高昂的房价与租房成本成为其限制外来人口的重要工具。为了养家糊口，外来流动人口自动聚集在诸如小武基村这样的城中村中。这里有相对低廉的房租和熟人关系。在小武基村住，一个单间一个月大约在600—1000元，根据面积、是否有独立厨卫而存在差异。也有的骑手与自己的配偶、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租的房屋面积相对大一些，租金在1000—2000元左右。我们对历年北京骑手的租金状况做了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间，月租金在1000元以下的骑手占比在四五成左右，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骑手占三四成。选择月租金在1000-2000元的骑手中，七成以上都是与家人、老乡或者朋友共同租房。此外，在调研中，80%以上的骑手认为北京的租金正变得越来越贵。
隔离期间，她接到公司通知，说有两家超市和一家药店亟需骑手。由于她所在的小区疫情并不严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吴晓苓果断报了名。小区仍旧实行封闭管理，只进不出。所以，公司安排她与另外报名的骑手住在临时租用的一个培训学校里。培训学校上家公司的租赁期已到，当时空置。外卖公司与地方政府商量了一下，将其改为骑手临时借宿点。这个建筑物共有三层，二层住女生，三层住男生，一层空着。一栋不太大的楼里上上下下塞了五十多人。根据情况，每个屋子住2—4人，符合外出跑单要求的骑手自带被褥、自负餐食。离开家的时候，吴晓苓带了一套被褥、一点洗护用品和一口煮面的小锅。住进临时宿舍，吴晓苓发现屋子很小且闷热，住在里面让她觉得头疼，所以她不愿意待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出去跑单。“现在整个宝山区，就靠我们这五十多个骑手。”吴晓苓心情复杂地说。
听村里开电动车行的老板说，数千人的小武基村里，大约住着三四百号外卖骑手。随着疫情的到来，做骑手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以前做小生意的、摆路边摊的，因为疫情生意惨淡，都加入了跑外卖的行列。路过小武基村，我们会不时地看到配备餐箱的电动车和摩托车停靠在路边。
封控期间，符合条件上岗的骑手十分有限，这使订单价格一度飙升，骑手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看到单量比平时多，单价也每单提升了一元，吴晓苓既高兴又有干劲。她平均一天跑六十多单，收入在五六百元。晓苓心直口快，说话不隐藏。“超市那些人看着我拎那么多东西，说我真厉害。我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不怕累，就怕没钱。（笑）……平常我也没什么烦心事，就怕没单，没单我就烦得很。”我问她吃饭如何解决，她说：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学生第一次来到小武基村。相较于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小武基村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站在村口，除了听到萧太后河水流的哗哗声，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烟雾缭绕的烧烤摊，听到偶尔传来的水果叫卖声。与珠三角地区的“握手楼”类似，小武基村里的建筑密集，纵横交错。但历经多轮城建改造，小武基村剩下的大多是两三层的建筑。这些建筑多由当地村民建造，为了出租方便，一般是建成联排的出租屋。走廊狭长，站在楼梯口能够一眼望到头。大部分出租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稍微好一点的有单独的厨卫。走进村里，扑入眼帘的是拥挤感和烟火气。楼梯附近的电线杆上缠绕着一圈圈杂乱无章的电线，电线杆之间的细绳上晒满了各色衣物，窗户外的护栏边堆放着装在编织袋里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杂物。街道望过去一片漆黑，只有路灯下的一圈亮着，大人找了野餐垫铺在地上，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在旁边打闹。走过一排排出租屋，可以看见已经收工回家的人蹲在水龙头前洗脸或者在布满油污的炉灶前炒菜。
老公做给我，他做好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小区门口。他隔着栅栏把饭递给我，我吃完再把碗筷递回去。我蹲在小区门口，他等我吃完，收走碗筷。……大家说我像个要饭的。
大城市中现代都市风貌与星罗棋布的城中村的共生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特色。据传，小武基村旧时有集市，每月初五赶集，“五集”的谐音是“武基”，又因为其东南处有一个叫作“大武基”的地方，因此得名“小武基”。小武基村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位于东四环外。从地图上看，小武基村的背面是北京欢乐谷，一个主题公园，村中有一条名叫“萧太后”的小河，历史上说此河通航运，现如今几乎变成了一条小溪。河两岸稀稀疏疏地有一些饭馆、修车铺、水果摊。听住在村里的骑手说，村落很大，有数千人。
说到这里，她哈哈大笑起来。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从小区楼上拍到她蹲在门口吃饭的情景，并转给周边的骑手看。大家在微信群里纷纷评论，觉得既好笑又心酸。吴晓苓对此并不在意，她觉得自己能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出来跑单很幸运。同时，她觉得自己能够在大家都需要骑手的时候为大家服务，也很开心。她分享了自己如何跑了很多地方，给住院的老人买到药品并免费送过去的事情。“做点好事，心里舒服”。
小武基村是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城中村。在土地规划、城市地理学的范畴内，“城中村”主要指在城市化扩张中转型不完善而兼具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社区。之所以得名“城中村”，主要是因为其坐落于城市区域内，但其内部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依旧延续了乡村的生产生活传统。城中村伴随着中国加速的城镇化、农民工群体的大量流动而出现。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边缘地区用地被大范围纳入城市规划之中，大量的村落因此被包围其中，但因为村民补偿和土地安置费用巨大，城市政府大多选择“获取农村耕地、绕开村落居民点及村民”的办法。于是，城中村成为中国大城市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大量外来人口寄居于此，原住村落逐步聚集起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流动社群。
如果既往的论述是在强调骑手的流动劳动如何制造了他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时间、空间和风险并最终使他们进一步对城市产生一种疏离感，那么这场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骑手开始尝试感受并认识自己与城市的联结感。在大难面前，情感的联结再一次涌现出来。
城中村
一个刚从成都跑来上海打工的19岁骑手，在疫情期间，除了外出跑单，每天下午都会坚持在小区做义工，他说，“挣钱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互相帮助”。毫无疑问，即便所来之处是临时的生存空间，做义工的这位外卖骑手仍旧带着自己的责任感和行动力。疫情防控的共同困难让一些骑手更加积极而努力地融入到城市服务中。送单服务和城市生活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联结，这种联结感随即转化成了他们的自豪感，即当大多数人无法走上街头之际，骑手的流动劳动能够帮到很多人，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上海疫情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与调研小组希望一起记录下这一特殊时期的骑手劳动。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回头观望骑手的区隔劳动时，仍旧能够记得，疫情如何短暂地成为外卖骑手融入城市和社区的催化剂，让他们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