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峰在出事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表行的老板和警察也在，柜台前围了一大圈人。吴之峰尝试与表行老板沟通，但老板看他穿着“闪送”服装，并不怎么搭理。警察取证后，撂下一句“等通知”，便让大家散了。一个多钟头过去，老刘依旧没能平复心情。他坐在街边的板凳上，像是丢了魂，一言不发。吴之峰让老刘先回家。他待在表行，继续尝试和老板沟通。可能是因为他很有礼貌，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坚持，表行老板终于愿意开口和他聊天。内容主要关于手表和老刘的后续赔偿。表行老板一口咬定问题出在骑手身上。老板和店员已经联系了平台，平台表示会继续调查。
突如其来的事故给刘良国带来很大的打击。跑“闪送”五六年，这次是老刘遇到的最大纠纷。一百多万的赔偿，对老刘这样的打工人来说是天文数字。老刘来自山东菏泽，年过半百依旧和媳妇在北京打拼。老家有三个儿子，都没结婚，在未来几年给儿子们买上房子、娶上媳妇是两口子的“重要任务”。为了多挣钱，老刘跑单非常卖力，经常从早上干到深夜。
吴之峰从与老板的谈话中得到了几条重要的线索：首先，破碎的手表属于二手商品转售，实际价值无法达到之前所说的一百多万；其次，如此贵重的手表，寄送的表行的包装却显得十分简单，只是用塑料袋简单地进行了包裹，并未装盒；最后，平台对刘良国的处理，除了看警察的判断，主要还是看表行的态度。这些线索让吴之峰觉得这件事情像个“陷阱”。
老刘当时又害怕又着急，拼命跟表行的人解释。他说话快、模糊，人家不听，也不理会，一口咬定是他（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老刘白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快要哭出来（了）。
当我说老刘就是一个打工的，没多少钱，家里有三个孩子的时候，老板的态度开始出现松动。他变得支支吾吾，说如果给不了原价赔偿，也可以按照二手商品的二十多万进行赔偿。我坚持称老刘没有那么多钱。说到后面，老板又说，可以按照成本价赔偿，大约是十三万，他们可以开发票。……我觉得这中间有些蹊跷，为什么这么贵的表可以反复折价。这不奇怪吗？
老刘说自己在路上骑车一直比较安稳，也没遇上大的颠簸。收货方打电话给表行，表行立即投诉了刘良国，并报了警。他的平台账号立马被封了。接下来，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店家说碎掉的表是江诗丹顿的，名牌手表，价值一百多万。老刘自己估计都没听说过。表行说，包装的时候好好的，到了就碎了，肯定是送货员的责任。那就是老刘的责任。
吴之峰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当晚，我找了几个律师朋友做了一些简单的咨询。律师朋友给出的各种法条解释起来十分繁琐，一时难以完全说道清楚。但确实有一些疑点：手表尤其是表壳的包装、手表本身的质量和价格以及拆封的过程，都存在可以进一步确认的细节。
我们看了监控。店家当时拍了照片。老刘到了，看见（店家）正在打包。表行那人用了一个塑料袋，先放进一只表，然后缠几道，再放进另外一只（表），缠起来，两只表打包在一个袋子（里）。另外两只也是这样。老刘拿了表，放进背包，去送了。跟平常没什么两样。……送到目的地，人家说行了，老刘就转身走了，刚走出门口又被收货（的）那人喊回来，说表碎了。刘良国看到那只表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表壳全碎了，表壳玻璃变成了一点一点的渣粒，像是很严重的撞击那种。
当天回到家，老刘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账号里预存的2000元保险金已被平台扣除，后台显示的余额变成了“负28万多”。“我当然知道这是手表，又不是没送过。走的过程很仔细。表盘就算碎了，也应该是有裂痕，为什么碎成了玻璃渣渣一样？……要是罚我这些，我可能一年都白干了。也不想活了。”老刘说。可能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老刘回家后头晕目眩、呼吸困难，他的家人打了急救电话，120来了后发现老刘血压蹿到了两百多，当晚就让他办理了住院。
那天跟平常一样，他（指刘良国）接到一个订单。客户是一家表行，要配送四只手表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第二天，当我们与表行提出对手表材质进行重新核查时，表行表示事情已经解决。根据表行老板的说法，他们已经与平台进行协商，不再要求赔付。第二天，平台发来消息说已与顾客协商解决。三天后，刘良国的账号解封，又可以正常跑单了。
电话那头，他有些着急地告诉我，老刘碰到了事情。老刘叫刘良国，五十岁上下，是吴之峰跑“闪送”的同事、好朋友。两人都是最早一批加入“闪送”的骑手，经常一起等单、吃饭。按照吴之峰的说法，老刘在跑单的时候打碎了一块价值百万的手表，现在店家要求他赔偿。老刘慌了神。吴之峰希望我帮忙找律师咨询，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后期可能要闹官司。我让他慢慢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当时我并不认识老刘，下面是吴之峰的转述：
当我再次回忆起事情的解决过程时，总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原本以为会持续很久的纠纷，竟然在几天之内忽然消失。还没等老刘从悲伤中回过神来，这件事情便已经过去了。在与表行的后续交流中，他们也并没有像当天那样死死咬住老刘要求他进行赔付，而只是表示“会去修复一下表壳”。
2020年12月末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吴之峰的求助电话。他与我在2019年的一次线上访谈时相识，每次回答问题时，他都十分真诚、认真地作答。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其社会阅历已经十分丰富。吴之峰小学三年级辍学，在做“闪送”骑手之前，做过建筑工地小工、装修工、蛋糕店送单小哥、理疗师、代驾员等十几种工作。虽然只上过三年学，但他逻辑缜密，表达清晰，对于做田野的学者而言是一名理想的访谈对象。吴之峰为人热心，在了解到我的研究之后，曾与我多次进行讨论，并将周边的骑手朋友介绍给我认识。我们后来变成了朋友，经常一起聊天、吃饭。吴之峰跑“闪送”已有七年，积累了不少人脉，有时候也会出镜公司或者媒体活动。
吴之峰后来又去找人询问修理这款手表的价格，一位业内朋友告诉他修复表壳只需要千元左右。我们后面聊天，吴之峰戏称表行的人是“骗子”，来“组团忽悠可怜的老刘”。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场骗局，但是老刘关于表壳破碎的质疑以及吴之峰关于赔偿金不断降低的质疑，的确让我看到了骑手承担的另外一重风险，那就是一部分人刻意创造出来的对于骑手的恶意欺诈。这样的情况不会天天发生，但一旦遇到，对于个人的伤害将是巨大的。吴之峰还给我列举了骑手送电脑、手机、相机的种种风险陷阱。
恶意
如果老刘真的被要求赔偿几十万或者十几万，我们很难想象他将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在访谈中，我也碰到过不少受骗的骑手。他们或是在找工作时被骗钱，或是在劳动过程中被误解、要求赔付。有些时候他们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但大部分时候，面对这些恶意，他们无路可循，只能默默忍受。这样的“被伤害”记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随着他们，有时也让他们心生厌恶和愤懑。走在路上的骑手们，历经摸爬滚打，内心始终装着这是一个“风险社会”的自我提醒，过于热情和友好并不被鼓励。
骑手交通事故频发这一现象引发了众多关注和讨论，工伤认定难的问题首先引起了关注。很多骑手尤其是众包骑手，并未与平台或者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于工伤认定的前提必须是用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在发生交通事故时，骑手个人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承担“在交通事故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风险，也要承担事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身心伤害。为此，国家近些年也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旨在降低骑手事故率，规范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责任险认定和保障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是“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职业伤害保障尝试在劳动关系之外建立一个新险种，绕开劳动关系认定的难点，优先解决交通事故的难题。第一批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七个省市首先展开。这种“单工伤”的保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交通事故的后果，但也有骑手反映，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险较为类似，存在手续繁琐、报销时间长等问题。
变身“个体工商户”
卡萝尔·乌帕德亚（Carol Upadhya）和 A. R. 瓦萨维（A.R. Vasavi）在论述印度的IT 产业时，认为现代化使程序员的劳动与工作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缺少集体认同。任务未能完成会被归因为个体的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同样的道理，事故之于骑手，也成了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正在慢慢进化成“跑外卖”所带来的一种附加风险，不可避免却又无可奈何。在某种程度上，甘愿承担身体受伤的风险以赚取较高收入成为外卖骑手区别于其他社会劳动者的特征之一。在其他职业的人看来，外卖骑手所承担的风险表明他们是一群勇敢的、敢于挑战生活的“孤勇者”，但社会和个体对于这样一种“承担风险”的话语阐释却往往带有无可奈何的意味，正如李烨的妻子郭霞感慨，“不是被逼无奈谁干这个”。骑手深知跑外卖有很高的风险，这也是其污名化的一个方面。骑手工作的风险带来了这个职业与社会其他职业的区隔，长此以往，这种区隔也会带来个人身份方面的区隔。
2020年的秋天，陈化兵刚刚入职北京一个新的站点。有一天早会，站长突然召集大家，并要求大家提交材料，说公司有任务要大家配合完成。陈化兵听得没有那么仔细，但从站长的传达中，他知道需要扫描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把骑手注册成商户。站长解释说，注册成商户之后，个人到手的钱会变多。陈化兵稀里糊涂搞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还是“随大流”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
上面的话是外卖骑手在访谈时回顾的自己遇到事故时的情境。几乎在每一个访谈中，我们都会谈到交通事故和伤痛。在下雨天，我也经常有意无意地发现有骑手摔倒，他们的餐车倒在一旁，餐食也撒出来了。骑手一方面非常鲜明、直接地知晓送外卖遭遇交通事故给个人可能带来的伤害，另一方面对于病痛和事故则采取非常个人化的应对方式和策略，例如停止工作、在家休养或者忍受因为事故带来的后遗症等。我询问骑手是否可以走保险，得到的答案多是“比较麻烦”“提交的材料太多”“不太清楚怎么走流程”等。多数情况下，骑手会选择自己应对“小打小闹”的交通事故。
有骑手对此提出疑问，一些地方的加盟商和代理商的回应十分强硬，说不弄就不给发工资。这让原本就搞不清缘由的骑手更加反感。部分骑手把自己的遭遇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到了网上，引起了不少媒体的讨论。一位“饿了么”的专职骑手在完成注册后，发现自己被下发了一个“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他十分不解，在“抖音”上发了一个短视频质疑此事：
干外卖这行，摔下、跌下（是）家常便饭。尤其雨天、雪天的时候，速度快了就会摔倒，骑车的话，特别容易伤到膝盖，留下后遗症。
这个“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到底干嘛用的，我要搞明白。在入职的时候，站点要求我们注册了一个叫“好活”的微信小程序。注册完了，里头有一个营业执照，以我的名字（注册的）。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我就是一个员工；如果是合作的关系，它（指平台和合作商公司）就不应该用管理员工的方式管理我。
刚开始干的时候，抢不到单。好不容易半夜的时候抢着一个，困得要死，迷糊着出去送。有个木头桩子在地上，没看清，没刹车。两只手套都摔破了，裤子也破了，脚就是疼。第二天还疼，去医院说骨裂了，医生让我休息。
骑手变身个体工商户这件事确实存在争议。一方面它帮助一些骑手减少了交税额度，但另一方面，它也让骑手面临身份上的困惑。“我到底给谁干活”成为他们的一大疑惑。这正是当下平台劳动者面临的一大困境——劳动关系的认定。平台、合作商公司与骑手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从合作模式上讲，诸如配送这样的在地劳动模式，平台以外包的形式将人力管理交给人力资源公司，而后者多采用“自愿合作”的方式招募劳动者，即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这样的情形可能适用于时间灵活的兼职骑手，但平台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行全天候劳动，遵从人力资源公司和平台的双重管理，存在并具有实质发生的劳动关系用工特征。对于专送骑手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变成“个体工商户”，就有了一种权责自负的意味。这让诸多原本有社保记录转来从事骑手工作的劳动者难以接受。
有一次过一个很窄的地方，脚被挤了。当时就麻了，感觉自己的脚没了一样，还是坚持送完了当时那一单才回家。没上医院，脚肿得像个鸡蛋，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才下床。
2021年，我们的调研小组针对北京市外卖骑手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23.49%的骑手不清楚自己是否签订了劳动协议，16.9%的骑手不知道自己所签订的劳动协议类型（如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等）。一位骑手开玩笑说虽然自己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但并没有什么工商资产，“就是光杆司令，一无所有”。
我采访的骑手大多对“事故”的认知比较平和，都表示希望尽量避免，如果真遇到了也没有办法。令他们较为苦恼的是，当下的交通事故伤害险赔付多是“顾大不顾小”。遇到较大的事故，劳务方和平台公司多会出面，而诸如摔倒、剐蹭等一般性的交通事故则倾向于个人解决。现实就是，日常“小打小闹”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
变身“个体工商户”并不是外卖平台的独创，而是当下众多外包公司组织化运营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现象，按照学者的观点，它源于帮手学徒制。从事工商业的手艺人会带徒弟或者邀请别人帮忙，这种情况下的各方是协作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实质雇佣。而在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不断发展、经营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个体工商户”逐步成为一些市场经营主体用以模糊劳动关系、提升自我市场效益的重要手段。将骑手变成个体工商户，是出于经营成本和市场利益的考虑。根据平台代理商易欣的说法，其核心原因在于“规避劳动关系，从而规避社保义务”。骑手被转成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月收入三万以下的免税优惠，同时也具有了自行购买社保的资格。一旦骑手转变成个体工商户，便意味着与平台、合作商公司无法构成劳动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平台无须承担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保障。
外卖劳动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劳动。我们在2021年的问卷调查显示，47.8%的受访骑手表示自己曾经有过交通事故的经历，包括一般性的剐蹭、摔倒等。在跑外卖的整个过程中，一旦接单，“将订单送达”便成为外卖骑手的全权责任。高峰时段，高速的流动状态和多单量的身心压力让外卖骑手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威胁人身安全。平台公司深知其中的危险性，因此在骑手入职时，便通过劳务协议、站长训话、同事交流、平台培训等各种渠道将这样的风险意识充分传达给骑手。骑手知晓其中的严肃性，并且对于“自己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预设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正如郭霞所说的：“知道有危险是一回事，真摊上了，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
个体工商户登记时并没有注册资金的要求，申请门槛低。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话，平台公司可以通过委托业务的“服务费”来给骑手算工资。骑手就可以给平台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这样平台的税负也降低了。相当于说是双赢。
因事态紧急，出事当晚撞倒李烨的汽车车主垫付了四万元手术费，之后便拒绝继续垫付。双方在责任认定上起了争执。因为事态严重，公安部门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查。2022年6月，距离事故已经过去近两年。我托人打听李烨的情况，之前跑单的同事说李烨至今没能醒来，仍处于昏迷状态，医药费已高达三十多万。李烨的家人和车主、平台打官司，至今未有说法。
（转个体工商户）最早是一批做人力资源和财税业务的人想出来的，打一些政策的擦边球，试探灰色地带。……在家政、保安等行业用得比较多。一开始很多加盟商也不知道。后来逐渐用的人多了，平台公司知道了，也开始引导，定了一个官方供应商名录，必须用那几个供应商。
我们和郭霞聊天。她嘴里一直念叨，不相信李烨会出事。事故发生一天后，郭霞依旧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她说，李烨平日骑车是一个自己都瞧不上的“胆小鬼”，“肉得很，速度不快”，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出事。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三口之家，摆在面前的压力是巨大的：家里的主劳力命悬一线，需要支付巨额的医疗费，而且因为没有社保，赔付问题陷入僵局。家里还有四位老人和一个上小学的女儿。
截止到2021年9月，我国现存“外卖”相关企业达到197万家，而其中个体工商户为183万家，占比超过92%。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媒体讨论不断发酵，平台公司开始对此问题进行回应。2021年9月 15日，“饿了么”发布公告表示“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各地有关部门的合规要求”，禁止合作商“以任何形式诱导或强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转为个体工商户”。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入内，李烨的家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在走廊里打转。李烨的弟弟也在北京打工，当晚赶来守夜班。他买了一些泡沫垫子，带了一床被子，睡在医院ICU 外走廊的一个拐角处。李烨的妻子郭霞也来了。出事当晚，她带了几万块钱，匆匆从河北坐火车赶来。做CT 的时间到了，医生把李烨从病房推出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李烨。他的半个脑袋被纱布包裹着，有些血迹渗出来，身上横七竖八地插着管子。郭霞看到时，眼里含着泪珠，弯着腰喊：“李烨，李烨，你能听见吗？没事哈，治治就好了！”李烨被迅速推进电梯，见面的时间大约只有几十秒。这是郭霞和李烨的弟弟每天唯一的盼头。
将参与用工的人员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些年卡车司机和一些制造业零工也会被企业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求避税。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并不违法。如平台代理商易欣所言：“平台从财税管理的角度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巧妙地躲避了自己的责任。”学者史蒂文·瓦拉斯（Steven Vallas）和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在其分析中指出，平台善于将自己打扮成“机构化的变色龙”（institutional chameleons），根据周边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策略，不断确证自己的盈利机会。将骑手转变为个体工商户的做法正是这样一种策略化的“变色”，通过财税方面的变革调整并增强自身对于劳动者责任的“免疫”，从而拓展自身的盈利边界。
2020年10月的最后一天，我和调研小组的一位同学赶往医院探望出事的李烨。他是一名“闪送”骑手。一周前，他在北京房山区良乡镇的一个岔路口被小汽车撞倒，头盔飞了出去。李烨脑袋着地，失去了意识。路过的“闪送”骑手将他送进附近医院。医生打开他的脑颅，从里面抽出了一托盘的淤血凝块。医生走出手术室的第一句话是，“再晚来几分钟，人就没了”。由于陷入重度昏迷，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变身“个体工商户”，将缴纳社保的决定和责任给了劳动者自己。调查发现，出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外卖骑手并不会主动缴纳社保。他们大多漂泊不定，停留在一个固定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也更看重眼前的生计而不是未来。2021年北京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表示自己并不缴纳社保。
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