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区隔劳动”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它是一种差异化的体现。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中，社会中上阶层的品味、习性、资本等带有明显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地位，因此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一个阶层对另外一个阶层的评判和审视。“区隔”也就意味着展现不同和差异，甚至利用这些所谓不同和差异再造不平等。骑手的劳动区隔可能会围绕政治、文化和职业身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个人职责、劳动任务等展开。送餐是一种充满制度化约束的劳动，服务身份和个体责任的划归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骑手顺从与忍耐的职业特性，也基于此形成了不同人群间鲜明的区隔感。这样的区隔感既可以说是来自不同人群，也可以说是来自不同阶层。它代表着一种无从逃脱的身份限制，因为缺少必要的支持与协助，往往会令个体感到无助与无奈。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章尝试论述的“区隔劳动”的概念不再局限于文化品味的范畴，而是希望围绕流动人群的个体故事，拓展到平台化劳动、城市生计、个人感知与认同等诸多方面。在时空组合的视野中，城市更像是一个由多维差序格局组成的时空体，上层的时空使用与底层完全不同，其时空感也完全不同。
其次，区隔劳动代表了一种阻碍。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的时空规则治理之中。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带其基础设施化的规则，这些规则通过对外卖骑手的身体、劳动工具、流动过程进行规范、干预而彰显自己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设立了基于时间或空间的诸多“拦截”，不允许骑手跨越边界；有时候，依附城市或者现代化规则生产出来的诸多规制也会变为深深的“恶意”或伤害，以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给个体化的生活或家庭以阻隔和困顿。时间和空间因素在其中与个体劳动感知紧紧纠缠，成为“阻碍”的重要组成要素。
本章试图论述的是“区隔劳动”这一概念。具体来说，它想展现外卖骑手这样“流动的人群”如何经历、感知城镇化带给他们的疏离感，并最终形成了他们与城市间并不十分融洽的关系。当然，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区隔感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代农民工奔赴大城市打工时便已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者多以城乡二元的视角来分析和阐释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城乡二元的问题确实存在，在中国的语境下，它既是历史发展的问题，也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本章希望在观照这一框架的前提下，看到外卖劳动在城市中的独特情境。对于外卖骑手而言，这种区隔感一方面包含静态的宏观制度“区隔”，如户口、教育、保障等机制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动态的、微观的日常劳作中，与骑手的劳动紧密捆绑，包括他们如何在流动的时空下体验一些固有的城乡差异，以及借由资本扩张所带来的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差异等。“区隔”一词最早出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于法国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调查。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迪厄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趣味”“品位”等文化因素和生活风格如何变成不同社会阶层划分的基础。虽然布迪厄最早是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讨论民众在习性、趣味和品位上的“区隔”的，但随着这一概念影响力的扩大，区隔的定义不再局限于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美学”，而是将社会、经济、历史等因素包含在内，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本”或“文化符号”。其中身份区隔成为城镇化研究中讨论的重要议题。有研究发现，因为“非市民”的身份，农民工、流动人口、异乡人等在劳动工作时会面临更多的压榨与不平等。他们缺少“市民”身份所享有的法律、地方政策和文化资本的保护，这种有意的区分成为建构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韩爱梅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服装销售员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买衣服的服务交互场景展现了鲜明的“区别工作”。尤其是在高档羊毛衣物商店中，消费者的优越感和服务员的顺从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种社会角色在空间、话语和身体互动的过程中彰显着不平等的阶层体验，这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
本章试图阐释外卖劳动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一项“区隔劳动”，以及此种“区隔劳动”如何在身体、流动、监管等不同层面上加剧了外卖骑手的劳动过渡性。外卖骑手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他们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此种区隔。正如理查德·霍加特在论述工人群体的身份认知时所说：工人民众有一种感觉，“即自己常常处于一种劣势，法律在一些情况下多半是用来对付自己而不是别人，各种清规戒律更偏重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其他群体”。劳动者所体验到的区隔感不仅仅是一种既定事实，而是嵌入在他们的日常劳动和生产生活中。它可能是一项政策、一个规定、一种体验或者仅仅是一段对话。在本章的论述中，“区隔”更多地指向过程而非结果。我将尝试从风险区隔、时空区隔、流动区隔三个层面来阐释外卖骑手的经历如何形塑了区隔劳动。风险区隔主要代表基于个人职业身份、工作身份以及相关的劳动职责所形塑的一种差异，时空区隔重点阐释了时间和空间如何在外卖劳动中形塑阶层差异感，而流动区隔则主要从新冠疫情管理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探究阻滞流动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信息化进程见证了浩浩荡荡的劳动力大转移。农民、建筑工人、工厂工人等开始离开土地和制造业，逐渐向大城市的服务业聚集。平台经济顺应互联网的资本与人口红利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不同产业间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在人口转移的过程中，空间和地理的流动成为务工人员劳动生计的重要特征，相关论点也已经在劳动社会学和乡村研究等领域被广泛讨论。伴随着数字经济一同崛起的有劳动人群在空间位移层面的变化，也有社会民众对于新经济发展在时间层面的认知改变。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数字平台化运动，可以被看作一个由诸多利益方展开角逐的时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