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我拿到了英国华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这所大学的传媒专业排名全英第一。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傍晚，我把我暗恋许久的男生叫到北大街天桥上说：“我要去英国了，临走前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你。”
时光在北大街十字天桥上流淌，低头看书不看路的我、吃着炸串的我、奔跑欢笑的我、倚着栏杆发呆的我蒙太奇般闪动，转眼已长大。
当时夜幕已垂，灯火阑珊下，看着俊美少年一脸的错愕，我有一种将偶像剧剧情推向高潮的成就感。那晚桥下涌动的车流、耳边的风、脚下略微震动着的熟悉的天桥，让这条我行走了千百回的路，终于有了特殊的意义。
商场门外的天桥上，常年有老太太摆地摊。我每天走过天桥都会忍不住在地摊前逗留，看上面摆满五颜六色的鞋垫、塑料镜子和发饰。最早只有黑色一字卡和橡皮筋，后来有了弹簧夹，有了塑料电线发箍。我见证着这场如同蒸汽机到电力机车的伟大技术革命，在天桥地摊上悄然发生。
后来我最终放弃了英国，留在了我认为更好的中国的大学。俊美少年陪我在这座天桥上走完高三的暑假，然后搭上去北京的火车，从此未再相见。只听说他在北京有过很低落的时期，曾在寒冬腊月醉在苏州桥下，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不知那时他眼中的苏州桥，可曾令他有一时的恍惚或熟悉？
长大以后的某日，当我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波道夫·古道曼百货（Bergdorf Goodman）里看到周仰杰（Jimmy Choo）和克里斯蒂·卢布坦（Christian Louboutin）设计的高跟鞋被散置在开放的货架上供人随意试穿时，我突然回忆起小时候在北大街商场买白球鞋的场景。售货员戴着白手套打开鞋盒，取出鞋里的填充物，把鞋盒盖子放在地上让我踩在上面，鞋底不能沾上丝毫尘埃。售货员对商品精心呵护的样子印在我心里，影响着我。那个时候的我会蹲在阳台上认真刷洗球鞋，洗完后还要在鞋面上贴一层卫生纸，这样鞋就不会因为日光暴晒而泛黄。而我长大后买过不少名牌高跟鞋，却从未费心擦过一次。
我曾认为北大街天桥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但其实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2008年某个凌晨，北大街天桥被拆除了。
最早的北大街天桥连接着的是北大街商场的入口，推开沉重的皮门帘，仿佛至今仍看得到那个生机勃勃的90年代。窗户朝东，太阳光直泻在水磨石地面上，光可鉴人。不同质地的衣料柜台背后站着面若银盆的售货员，手里拿着一节木尺，量布时上下翻飞如同耍棍，来往的持家女人单靠手指一捻便能判断出布料是全毛还是混纺。
我当时在美国，没有看到它轰然倒塌的瞬间，没有机会踩着它的废墟再过一次马路，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卡车拉走了它的残骸。
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和同院子高年级的姐姐一起走路上学，我妈规定必须走天桥，不许横穿马路。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她犟嘴：“如果天桥塌了呢？”“那你们就踩着废墟过马路！”“那如果废墟被运走了呢？”“那就让拉废墟的卡车载你们去学校！”
恩师
我家住在莲湖路，北大街十字路口是我以前每天上学必经的地方，偌大的十字路口，被两座过街天桥连接起来。天桥栏杆每隔两年就会重新粉刷，而且配色总能丑出新高度，比如姜黄和荧光绿。
当年的西安中学是西安几所名校里唯一一所位于城墙里的，而且管理宽松，没有校服，没有晚自习。那时的西工大附中和铁一中，在我们眼中都是郊区寒门。
北大街天桥
我们毕业后不久，西安中学也迁校城外了，从此城墙内再无名校。富丽堂皇得像大学一般的新校园，却再也没有西七路上的巧嫂米线、和平电影院，学生们也不能闭着眼睛倒退着一路挪到钟楼了。
“我希望你记得，我们分开的日子里，你不在我身边，我才是最爱你。”
最近看到新闻报道，说西安中学整治“男女生非正常交往”，据说成立了学生纠察队，看到男女生一起买早餐就带走。我们在校友群里悲叹，为什么时代变迁，环境却越来越不自由。
我人生中最幸福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一个炎热的暑假，我和三两好友抱着零食和汽水钻进和平电影院，坐在第一排正对着柜式空调的位置，从早到晚，把《玻璃之城》连着看了五遍，也哭了五遍。那是最初也最打动我的爱情电影。舒淇对黎明说过的台词，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清晰。
属于我们的那个年代，西安中学就像一个乌托邦，我就像乌托邦里的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
坐在漆黑的大厅里，一定是第一排，从荧幕亮起的那一刻开始，我便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世界的旅者。我可以很放心地把我的心交给导演，让他带我在另一个时空里肆意飞行。
我上学总迟到，同学们叫我“李踩铃”，有一次眼看赶不上晨会升国旗，我把书包塞在教导主任怀里就跑；我去英国旅行三个月，某日突然穿着人字拖、梳着黑人小辫走进寂静的教室，大家一片哗然；高三的课堂上，我突然嗖地站起来对全班大声宣布：“今天我成年了，祝福我吧！”同桌很敬业地举起摄像机，录下了全班同学错愕的表情和稀稀拉拉的掌声。
和平电影院就在西安中学附近，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四周爬满了厚厚实实的爬山虎。在我生活的年代，和平电影院只有一个大放映厅，所以大厅上映什么，我就看什么。一直到高中毕业，学生票价都是6元，完全是我可以承受的价格，大厅的电影平均两周一换，好片子我基本从未错过。
做出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其他中学恐怕会被视为异类，但我却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在那个乌托邦式的时代，青春原本就是自由的，只要学习成绩好，任何类型的存在都是正确的。
了解越深，越觉得电影是理性的艺术，未曾知，我最初关于电影的快乐记忆不过是中学时代坐在和平电影院里看舒淇和黎明罢了。
如今回想，那时高大深邃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极其简单和善良的人。他们守在中学校园里，用一种少年式的节奏去对待生活。
我上大学以后加入了电影协会，看了很多诸如《穆赫兰道》《蓝丝绒》等烧脑和压抑的影片，和一群文艺青年在一起写影评，喝啤酒，聊库布里克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传播学的时候，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的总顾问是我们的电影课教授，我学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民粹主义、人文关怀。
“你们以后就是钟楼上的巧（鸟）。”初中的数学老师总是操着陕西话这样说。这是一句歇后语，意思是站得高，看得远。
我心想，看电影真的是我曾经最真挚的爱好啊。
有一次西安发生地震，当时我们的教室在五楼，这位数学老师惊起，就像跳骑马舞一样挥动着双臂大吼：“快刨（跑）！快刨（跑）！”一直哑着嗓子吼到最后一名同学离开教室。当时他滑稽的姿态，成了我们一生珍藏的感动记忆。
看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女主在古驰公司面试时说自己的兴趣爱好是看电影，结果被女老板痛斥：“那就等于没有爱好！”
大家逃下楼后聚集在操场上，学校广播宣布，初中下午停课，高中继续上课。当时有调皮的男生跑到数学老师那里撒娇说：“我们也是祖国的花朵呀！”数学老师拉下脸说：“你就是个二俅。”
和平电影院
后来我们都纷纷离开学校，渐行渐远。那些和蔼的面孔就留在原地，逐渐幻化成远方的小黑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喜欢把梦想变大，而有的人觉得一生守着一件事就很好。
我们高中毕业后，西安中学的老师们随着学校迁址，也都终于告别了20平方米的平房宿舍，迁入了新校区附近的单元房。我记得我们去探望高中的班主任，他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一尘不染，每个插座都用花布包了起来，墙上挂着全家福。
却不然。发小说：“还是那家店，又脏又破人又多，地上油腻腻，走进去就打滑。得和别人拼桌，去买一瓶冰峰汽水，回来位置就被别人占了。”
“我估计后半生就住在这里了。”他当时这样说，脸上全是满足。的确，至今他依然住在那里。
转眼已是多年，当平娃烤肉摊都成了大酒楼，贾永信腊牛肉都上了天猫网站，我想巧嫂一定也是遍地分店的景象吧。
人都是虚荣的生物。奋斗路上经历酸甜苦辣，日子久了，就会想起最初的恩师，想要坐在恩师的脚边，给他讲大千世界、人世纷争，想要得到恩师的肯定，想要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一句“孩子你不容易”，然后在恩师家好好哭一场。
巧嫂米线除了味道好，最初也赢在针对我们这些“长尾”的营销策略，一句话：米线可以无限加。这下故事就来了，中学男生中的大胃王不在少数，巧嫂米线就成了男生们比赛饭量的擂台。我记得某同班男生的纪录是加了11碗米线，原本的底汤都已经被涮成清水。据传，从此老板不让该男生入内，至今不知真假。
我也不免俗。我有班主任的微信，上次写了《待渡香港》反馈不错，便特意发给他，内心希望得到他的表扬。
巧嫂米线是一家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米线店，就开在我们中学斜对面。菜单非常简单，口味只有三鲜、微辣和麻辣，和大部分米线店一样，按照配菜盘碟多少分为12元、18元、26元、36元几个档位。大部分同学都吃12元的；家境殷实的女生会选择多一份鸡肉和鹌鹑蛋的18元的；26元是男生追女生才会吃的；至于36元的，我记得只有初中毕业答谢恩师时点过。
但他只是回了一句话：“我很羡慕你。”
“咱俩是十几年前一起吃的，我不知道这种吃法，我觉得你一定也不知道。”发小对自己的惊天发现甚是得意。
心酸。当时恰逢春节，于是我又发了一个微信红包给他，祝他新年快乐。
“你一定不知道巧嫂米线还有一种吃法，”这位发小突然跟我说，“以前只知道有三鲜和麻辣，却不知道可以单独要一份辣汁，把三鲜米线撂到辣汁里泡着吃。这样既可以吃到麻辣的米线，又可以喝到三鲜的汤。”
但他说：“谢谢，我的手机版本低，领不到你的红包。”
巧嫂米线
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能再做些什么。
“相信我，一般喝酒前准备哭死的人，最后往往都是笑到脸抽筋，最先嗨死的。”听上去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希阿荣博堪布在回忆上师法王如意宝的文章中写道：“每一段清净无染的师徒传承都源于殊胜无比的累世因缘。”
“咱们去釜山喝死哭死，追忆似水年华去。”我憧憬道。
如今我却找不到力量，去维系这段累世的因缘。
她说的一些话，突然就让我模糊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原来这些记忆就在我心里，打开灯，就是亮闪闪的一片。
我的故城，那些让我感到安闲的街道、店铺、天桥、故人，如今都尘封在时光里了。
直到前两天，因为自己心情寂寥，突然想到曾有一个极度乐天的女发小已多年未见，于是发微信联系了一下。结果我们一拍即合，当场双双定下机票，相约两周后一起去釜山喝酒。
我们在平行的空间里忙于应付自己眼前的境遇，只是不知今天为之劳碌的人和事，数年之后，是否也值得这样去怀念。
朋友们看了《西安故城在》和《待渡香港》，说：“你写香港写得具体，写西安反倒写意了。”我顿时觉察，那些我自以为清晰如昨的记忆，其实大多只空余一具情绪的骨架，细节已无从追索。
唯愿此生还可以有很多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