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有钱的内地人，还有一批来港的内地人则和电影《甜蜜蜜》里的张曼玉一样，在八九十年代时怀着淘金的梦想来到香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
一位女邻居在一次夜聊中特别真诚地对我说：“我卖保险，一年坐在家里赚100万元并不难。但我转念一想，100万元也干不了什么啊！”我无言以对。
香港单身汉一度流行去内地“买老婆”，如今有许多福建和广东的内地女人就是二十年前随只见过一面的“港台富商”来到这里的。
男人们太拼命，女人们就纷纷退居二线，在家相夫教子。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家庭妇女。随着内地资本外流的热潮，在香港的内地妈妈们卖保险蔚然成风。然而，拿到保险经纪执照者众，真的认真跑业务的却寥寥无几。
“买来的老婆也要疼啊！花钱越多，反而越珍惜！”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讲，他当年花了全部积蓄去台山娶了老婆，如今孩子都成年了，老婆却一个人回内地去住了。“她说香港没有她想的好！她宁可抛下孩子也要回去！”
在激烈的同辈竞争中，怎能不埋头工作，不攒个几百万都不好意思生孩子。在香港的人普遍要孩子晚，幼儿园家长会就像领袖峰会，家长都是40岁上下的人，具有儒雅成熟的风范。偶尔遇到30岁左右的父母，大家都会围观惊呼：“好年轻！”
反过来，也有给男人钱的内地女人，只为假结婚来香港。我在足疗店遇到当年假结婚来港的内地女人，她一边熟练地给我搓脚，一边讲：“真结婚又怎样，还不是嫁给香港的泥瓦工！香港这些男人来了内地装成富商，其实个个都是穷鬼！”
大家觉得工作努力是一种美德，已经忘了停下来的感觉。我问一位年薪千万的领导：“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看到客户给予肯定的眼神。”我心想，完了，又是一位被洗脑者。
“广东话里情和钱的发音是一样的，普通话也一样吗？”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我。我说当然不一样。他说：“哦，不一样好。情是情，钱是钱。”
年薪100万元的人觉得自己很穷，年薪1000万元的人依然觉得自己很穷。不论存折上的数字多大，大家都西装革履地在中环写字楼挑灯夜战，夹着笔记本电脑健步如飞地穿梭于各个客户办公室。
香港的昼与夜
大家在乎钱，也确实有钱。和香港本地人的贫富分化不同，在港工作的内地人绝大部分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层，收入不菲却无法放松。在美国，年薪10万美元就可以满足地安度一生了。但在香港，这个收入水平的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鬼。
中环是香港现代社会的心脏，它的英文名很直白，就叫Centra（中心）。
移民香港的人则不然。没有人是为了来香港而来香港，每个人都是被职业和业务所驱使，聚集在这座拥挤的岛屿上。所以大家的目标简单清晰，那就是赚钱。
白天的中环像一部机器，夜里的中环像个疯子。
对移民美国的人来说，“移民美国”本身就是终极目标，至于去美国干什么，不那么重要。阳光、沙滩、住房、教育已经足以构成理由，其他都是附加值。
我去过世界大部分主要城市，却从未见过哪里比香港更“城市”。冯唐在其文章中描述：建成的高楼仿佛德国造的万宝龙笔，每个细节都在不露声色中被精确地照顾到，每一寸土地都被顶级的建筑师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和工艺压榨出最大的功效。高楼之间游廊相连，人车全部分流，商务会晤步行可达无须坐车，打雷下雨不用打伞。
来了香港，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谈论钱。
每个人都带着早期抑郁症的表情，穿着紧绷到无法喘气的衬衫西装，穿行在钢筋水泥中。如果你衣着宽松，表情明快，那你一定不属于中环，你是游客。
香港是很多元化的，但多元化的是人种、语言、收入，不是价值观。
回到办公室，中环人们便瞪着斗鸡眼死盯屏幕。中环大部分写字楼都有着无敌海景。但我在办公室里从未看到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窗前瞭望。碧海蓝天只是背景，千篇一律的曲线图界面屏幕才是真正的风景。
内地移民向钱看
香港的办公室里从没有人闲谈，第一是因为大家都很忙很忙很忙，第二是因为文化如此，第三是因为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共同语言有限。办公室、厨房的清洁工阿姨是整个公司性格最开朗的人，拥有办公室里最多的熟人，因为只有当人们到厨房倒咖啡，才会短暂地回到人间，有片刻的闲聊时间。
还有无数老无所依的老人被囚禁在囹圄般的养老院中。香港有900多家私营养老院，近6万床位，住在这里的人接近香港总人口数的1%。养老院格局类似。一层楼用木板隔成无数四平方米见方的狭窄空间，只能摆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间隔用的木板墙上挂着三两件衣物，抑或是家人的合影。老人们担心自己健忘，却无法阻止被遗忘。
而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才睡眼惺忪地苏醒。
香港的巴士分官方和私营，私营小巴俗称“亡命小巴”，每日像疯狂的老鼠一般在狭窄的道路上疾行，要下车的人必须大喊“要落唔该”，司机则潇洒地伸一下左手，以示知晓。我曾问过一位司机开了多少年车，他说三十年。他说他想转做出租车司机，但现在香港一个出租车车牌已经被炒到1000万港元，开出租车成了他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炊烟袅袅升起，饥肠辘辘的人们让这座城市突然有了人间气。
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有无数港人依旧从事着延续百年的老业，日日撑船出海捕鱼，然后将捕来的鱼用推车拉进香港仔或西贡的鱼市场。
人间气也分三六九等。香港人气最旺的餐厅有三类：米其林三星餐厅（通常要提前两周预订），中环的商务餐厅（午餐晚餐时间都人满为患），旺角或香港仔的鱼蛋大排档（摊位前永远人头攒动）。
不是每个港人都能走进中环。大部分香港毕业生只能走进湾仔、尖沙咀的老楼，摇摇欲坠的电梯缓慢而昏暗，办公室墙皮脱落，转椅都没有足够空间旋转。
土豪要和土豪拼手快，中产要和中产抢座位，贫民要和贫民比嗓门。在香港，不论是谁，要轻松吃一顿心满意足的饭都并非易事。
香港人很拼，勤奋是他们的生存技巧。在投资银行里一直眉头紧锁、戴着耳机接电话和加班的永远是香港人。他们知道要在这座拥挤的岛屿胜出有多难。他们没有白人的语言优势，也没有内地人的人际关系优势（香港企业大多面向内地市场），他们除了更努力，别无选择。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香港白领努力和内地的客户打成一片，送孩子去普通话教学的学校，也兴冲冲地在内地中产阶层聚居的社区买房，似乎觉得这样更为“主流”。
但吃罢，你一定觉得这些努力都值得。香港的每一家米其林餐厅都不是浪得虚名。若是如志魂、柏屋等的日本料理店，定是采用来自日本筑地的食材、新潟的米、鱼腹部最上乘的大脂。若是如Pierre、L’Atelier de Joel Robuchon等法国餐厅，定是摆盘如艺术品且不会辜负味蕾，婆罗门参、鱼子酱、芝士和松露，一定是从法国空运而来。若是如龙景轩等粤菜馆，则是地处最昂贵地段的酒店，以银箔天花板衬托壮丽夺目的维多利亚海景，将最寻常的粤菜用最昂贵的食材烹制而成：烧卖用松露烧制，肠粉用石斑鱼灌装，叉烧用扇贝搭配。
这也是每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本地人”的纠结：看似出身优渥，实则生来没有退路。除了被汹涌人流挟着往前挣扎，别无选择。
鱼蛋大排档也有绝不输米其林餐厅的气势。走在铜锣湾狭窄的街道上，耳畔都是像板船调子一样的吆喝声，两侧的小格子摊位闪烁着温暖的灯光，照亮着热腾腾的鱼蛋、花枝丸、贡丸、章鱼丸……10港元就可以买到满满一碗，挤上香浓的麻酱、红油、麻辣粉，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然后不知是因为辣还是烫而龇牙咧嘴。
但这些能保证的只是生存，不是生活。
酒足饭饱，却离回家尚早。
低廉的住房按揭、免费医疗、完善的失业救济和老人补贴，给香港百姓设置了体面的安全线。
港人和内地人喜欢徜徉在商场里，香港的店铺几乎都开到晚上10点。铜锣湾越晚越热闹，在随时可能发生踩踏事故的街道上，竟然还会时不时挤过一只荧光夜巡的杂技团。
我曾经问过一个香港小妹，香港房子这么贵，年轻人结婚怎么买得起。小妹说，租房啊，或者去新界买一套二三百平方尺（合二三十平方米）的老屋。“这样一套老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很宽敞啦！300万港元左右，首付只要一成！”
但最晚睡觉的是白人。兰桂坊在晚上10点以后就成了纽约的布鲁克林。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喝酒的白人，一个个满脸通红，兴奋不已，手舞足蹈。街边摁喇叭无法通行的车辆、戴着魔鬼面具到处吓人的小丑，乃至地上横流的污水，都无法干扰他们的雅兴。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香港有超过20万人住在笼屋、劏房、板间房等狭窄空间。“劏”字在粤语中有宰杀的意思，是指切开动物肚皮，再去除内脏。顾名思义，“劏房”指的是把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几个独立单位。有的“劏房”里住着一家几口，所有的吃喝拉撒就在这几平方米里解决。
我不知道住在香港的白人为什么如此热爱酒精。兴许是因为原本不受约束的种族，却阴错阳差被困在了严肃高压的香港中环，野马没了草原，只能在深夜对酒当歌，释放白天的迷失和压抑。
而大量的香港普通民众，则居住在密密麻麻的笼屋里。
贵一些的酒吧集中在更高的楼层。在加州大厦的顶层，有熊熊燃烧的假火，还有雾状喷射的冷气。衣着光鲜的人们坐拥着半山的霓虹灯火，优雅地品评赤霞珠红酒、有新鲜薄荷叶的莫吉托，或者朗姆为基酒的加州宾治。那一刻，这夜美好得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港人有富有贫，极少数的贵族牢牢把守着自己的“保留地”——深水湾、浅水湾、半山和山顶。这些区域就像北京的四合院、英国的贵族宅邸，尽管年久陈旧，却始终象征尊贵雍容。
长夜长，有人欢笑，亦有人哭泣。
他们的排斥不无道理。随着大量外籍人士的涌入，暴涨的房价和物价让香港平民无处栖身。在中环的写字楼里，港人寥寥。港岛和九龙主要的大型新楼盘里，例如贝沙湾、一号银海、君汇港，鲜见港人踪迹。在远离尘嚣的舒适离岛，例如愉景湾、柏丽湾，则是与港人无关的白人世界。
我曾在晚上11点在中环的写字楼下遇到一个满身酒气的白人。他把西服甩在空中，大声吼叫：“Why I’m fucking on this island!”（为什么我在这个该死的岛上！）就这样吼叫着一路向东，消失在夜色深处。
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表面风平浪静，内心却暗流汹涌。不同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或不歧视，不同于富人对穷人的怜悯或不怜悯。港人（主要是底层百姓）对内地人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时而将其想象为信德中心大巴车上涌动的小红旗旅游团，时而将其想象为抽雪茄、戴墨镜、一掷千金，不断将香港的财物吸入囊中的横行者。他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不解、轻蔑和畏惧。
有多少写字楼的厕所隔间里，不堪重负的实习生号啕大哭，又擦干眼泪回到工位上。
从不安、烦躁到沉默，就像湾仔高楼林立间不可忽略的棚户与油污，香港摩登美学的矛盾性也是彼时香港人复杂心性的隐喻：在悲观中保持遐想，勠力向上但又不知根系。熊熊烈火只能暗烧于巷尾的焚炉中，激烈却无法冲破。曾经看过一个比喻，港人的心犹如面朝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只能待渡，却不能问渡轮将把他们带到何处。
假结婚来香港的女人给最后一位客人洗完脚，忆起二十年前踌躇满志的自己，一声苦笑。
它毕竟只是一座小岛，一座被安排了太多戏份的小岛。
深巷的老人院里，有人望着木板墙上的全家福一声叹息，默然熄灯。
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喧哗，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孤独。
香港的昼与夜，就像《百年孤独》里写的那样，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
港人寻路
唯有孤独永恒。
这篇文字，承载着我过去近200个在这座岛屿上的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