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一年，我调查的是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IT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2000年1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
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看到了一束光芒。那些从事IT的职业人士，如何通过中介代理从印度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
豁然开朗
“如果你不加入NIIT（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印度村庄墙上的IT培训广告。/作者摄影
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
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年，我申请了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
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研究焦点转向IT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我们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调查对象——现在被明确界定为IT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IT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
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s 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
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应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和我详细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re search students），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做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厚实论文”。
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同时我也想过非洲。非洲是英国社会人类学、甚至是全世界的社会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基本的人类学理论。非洲对我也很神秘，因此很“正宗”。但是考虑到我学英文已经困难到这个地步，再学第三种语言并不现实。最后在综合考虑下，我选择了印度。对语言的考虑也促使我将“技术移民”确定为目标群体，因为那样我可以完全用英文采访。而我选择悉尼作为移民城市的案例代表，则是因为我听说那儿的生活费用要低于绝大多数印度移民聚居的城市。而且从直觉上判断，我认为研究澳大利亚应该比已经引起广泛兴趣的美国更有趣。
但是“猎身”绝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并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地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和理解。
博士生到了牛津之后不久，就要决定自己的论文选题。我要做非中国研究的心不死。当时我对印度或者澳大利亚所知甚少，甚至毫无兴趣。我本来想做东南亚，但是担心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现在又有大量华人在，怕别人认为我去外国找中国的影子。我也因此觉得，东南亚和我自己的背景差别不够大，不能达到我想象的要直面不同、文化震撼、大彻大悟的效果。
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牛津在表面上满足了我的理论饥渴。当时的西方人类学正流行所谓“流散国外”（diaspora）的说法。“流散国外”宣称要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历史、认同等等。它把人类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学化或者文本化趋势推向极端，用相当复杂的语言层层缠绕，无穷辨证。我事后体会到，这些研究经常没有什么关怀或者问题。它们要说的是一种状况，一种情景，和这个情景下的个人体验。它拒绝清晰的定义，拒绝严密的推理，强调一切真义都蕴藏于文本的叙述之间，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我去那些研讨会或讲座，只能听懂其中三分之一的句子，但是这并没有使我对这个范式做重新的思考，反而让我变得更为焦虑。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的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IT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2001年早期开始的IT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IT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IT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比如，对一个事实现象应该怎样在概念上界定，在方法上从哪里开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于是导致了对西方理论的深切渴望，和对自己不足的莫大焦虑。“海归”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学生的额外尊敬。“你用的是谁的理论？”成为了一个甚至在闲谈中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说不出一些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一种尴尬。大量的西方理论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不少翻译生吞活剥，无法卒读。（比如，我发现的一个令人吃惊又叫人捧腹的例子是，哈贝马斯一本书中的“后现代主义”被译成了“邮政现代主义”！）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对理论和貌似理论的说法似懂非懂，反而更觉得神秘莫测，妙不可言。因此，到牛津读博士在当时也不算是件小事，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把它看成是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要去寻求人类学的“真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
但是居于哲学思辩和政策设计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处在边缘地位。到我进大学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控制，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巨大的风波之后，也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争论失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技术官僚的道路一度受阻，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工作者视专业化的实证学术研究为其主流活动，专业上的自主性成为主要的追求。当建构自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相当有限。
其次是学术立场。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的是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对前一个问题的探讨多半集中在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通常是宏大叙事，高度抽象。而后一个问题则要直接干预政策的设计，要做方案，出规划，其中最活跃的通常是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两者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并存而不矛盾，很多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精英，就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产生巨大影响。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
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二，如何重建国民经济和社会规范？
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及时反应。
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一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平台，给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小，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密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
印度海阔天空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现在才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更轻。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到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IT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共访谈了124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25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首先是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1]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调查时，看到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后来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IT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1999年的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职业人士中，有23%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与我同住的IT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IT人聚集的一个中心。
到牛津大学，而没有到北美学习，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所以，对于这项研究，泰卢固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质，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这个原因，我并没有着力划分出泰卢固人与其它印度IT人之间的界限，没有把泰卢固人的文化特殊性当作一个单独题目来考查。我关注的是制度安排，泰卢固社会的种种特殊风俗和观念被看作是呈现制度安排的具体场景。泰卢固人成为IT技术人员，主要是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什么区域文化。我们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偶然性中如何蕴含了制度和结构的作用。
牛津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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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的“浙江村”，到印度IT人士，年轻的人类学者在寻找自身体验与世界的联系。
本文是作者《生产虚拟：全球IT产业中的印度“猎身”劳动体系》（Global“Body Shopping”: An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跋》的一部分。
文/项飚
[1] 指作者在1992～1998期间所做的关于北京“浙江村”的调查，也是他最早的学术成就，以此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