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状是，我们现在对日本的理解太少，这个理解少不是因为信息少，我们到书店里去，我们去看杂志报纸，每天都有关于日本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仔细去琢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同意我的判断，就是大量的相互矛盾的信息，被强行地塞进一些非常简化的框架。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谈日本想象，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工作是调整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在量上去追求信息。
那么，中日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沟通？日本人是不是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日本人？其实我不是很有把握。我接触的一些年轻的中国朋友，大家对日本是有几个相互分裂的想象。第一是说日本人很危险，他们随时会有军国主义出来；第二说日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程度很高。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太细想，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都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就得问了，当民主制度和军国主义结合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法西斯？这就都变成了一些问题。
提问：我一直有个疑问，日本在向中国开战前，他们国内发生过非常激烈的论辩，甚至为此死了好几个人。我的感觉是，就像您刚才讲的不是只有一个日本，是好多个日本叠加在一起，所以在政治层面上至少就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左派的，一个是军国主义的，这两类人简直就是非常不同的极端。后来我再想想，联系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我有一种猜测，会不会军国主义是由武士那一派系传下来，还有一支是士族承传下来的？我觉得这比我想象的还有趣。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沉默的多数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有两个特征：一是他对左右的分类不感兴趣，其实左派对日本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右派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真正的右翼基本上都是恐怖分子，好战分子，日本老百姓喜欢这个吗？当然不喜欢。事实上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了军队到伊拉克，当时整个日本反战的呼声很高。所以很多日本人跟我开玩笑说，其实你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放心，日本人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打仗。当然这只是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日本有没有能力打仗？它当然有，一旦宪法第九条被取消——实际上即使不取消，日本军队已经合法了。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再打仗的话，不需要打游击战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只要去按电钮就行了。但老百姓并不支持，老百姓希望和平，日本老百姓战后6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已经适应了和平的生活方式，在多数老百姓心里，其实不愿意再承受一次战争。
孙歌：简单回答的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硬说的话，只能说这里面关系非常复杂，要拐很多的弯，才能拐到你说的武士阶层的问题上。
这样一个多元的声音群体，对社会结构是不是有影响？其实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曾经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一起聊过，大家知道大江先生在日本发起一个叫做“宪法第九条研究会”，是一个发动群众阅读宪法和保护和平宪法的组织，但是大江先生他很坦率地承认说，日本左翼其实没有能够真正地影响日本社会，右翼是不是就真的能影响日本社会呢？其实也不尽然。日本有一个组织专门负责编写新教科书，他们曾经篡改日本历史的。我在东京教书时就问我的学生，我说你们怎么看这个教材？一个学生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右派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说没有南京大屠杀就没有了？当然有！我们只是觉得多少年来左派老爷子的教条我们听腻了，所以现在换个说法也挺好玩儿的，我们也就看看，并没有真信。我说你们的态度好象不太负责啊，你不去批教科书派，那日本要是真变成了一个右翼社会，你们没有责任吗？那个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不认为这种教科书真会有多大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我们现在等待的是一个既不是左派不是右派的第三条可行性的路能够出现。
其实有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亚洲主义。我个人在做思想史研究的时候，遇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了解的亚洲主义是亚洲主义发展到最后的一个怪胎，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所以很多中国学者拒绝去研究，因为感情上有点受不了。但是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有一批人他们叫做大陆浪人，在我们的辛亥革命之前，他们就自称为“志士”，并且发展出一些组织，比较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叫宣扬社，一个叫黑龙会。这两个组织到后来都发展成了现在所谓的恐怖组织，但是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们在早期是有理念的，就是联合黄色人种来对抗白种人。当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背后就有一连串的日本大陆浪人作后援，这些大陆浪人觉得中国清朝政府太腐败，怎么办？说我们日本人去推翻清政府，然后交给好的中国人去管理，但是中国太大他们没做出什么。然后在朝鲜，他们发动过一次“乙未政变”，当时还是李氏政权，日本浪人就说，要把朝鲜也要交给好的朝鲜人来管。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台湾被割让了，当时黑龙会就站出来说，日本打的是圣战，我们不能要中国的领土，否则就有贪小便宜的嫌疑。所以大家看到，早期的亚洲主义里面有比较健康的因素。但是到了后来，经过了日俄战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侵华战争和殖民朝鲜的经验，亚洲主义慢慢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最后就变成了“大东亚共荣圈”。
但是跟日本具体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二分法不够用。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是每一届都是右的，比如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中，田中角荣有过很多努力，田中内阁对中国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政策的。另外，甚至包括中曾根康弘这样一个相对右翼这样的首相，也有过谢罪的正面的表示。而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分很多种的，我们可以说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比如说你看报纸，像《朝日新闻》是左派的，《产经新闻》是保守派里面偏右的，还有一些杂志是极右的，然后像《读卖新闻》《每日新闻》这样的报纸，是属于应和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政治上你不知道他有时候会往哪边歪一下。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日本国内的争论。从1931年算起的日本侵华战争局部的爆发，日本国内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一直有一派强烈地主张说不能够把战事扩大。当然，他们的反对很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也包括他们内部的军事权力的对抗。所以我觉得简单地说，日本关于侵华战争的争论，如果其中尚存理性，那我觉得应该是连接到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
孙歌：先看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沿用一个大家比较习惯的，也是当年毛泽东的分类，叫做“左中右”。但其实一直到“文革”结束为止，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二分法，就是把日本分成政府和人民。大家都知道，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时候，周恩来要求日本必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协议上写上这么一条：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如果不这样，我没法跟人民交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战争赔款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被迫去赔偿，他们的人民要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周恩来实际上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给苏联还债的痛苦经验，我们不愿意日本人民再遭受这样的一个经验。文革的时候实行的是这种二分法。
提问：一次吃饭时，大家都在聊天开玩笑，一个日本朋友突然很严肃，忧心忡忡地说：看过中国的反日游行，你们中国人真的那么讨厌我们日本人吗？这个朋友是一个搞技术的人，从工作到学历背景，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但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中国为什么会讨厌日本人。
提问：据说，日本当年二战时期的老兵都是有抚恤金的，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作为公民他只能服从国家义务，这是民间的通常想法。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日关系之所形成现在这样一个胶着的状态，是不是跟民间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日本朋友我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他听说现在很多中国人都买房买车后非常吃惊，因为他对中国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心理，觉得中国人穷，只有日本人是富的，现在你们居然也买房买车。
之所以谈到《东京审判》这部电影，是为了想有一个共识：当我们去想象日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角度，有虚构的也有历史的，而关于历史的想象也是各种各样，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日本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我听到过不同的声音，并不是单纯的反日，更多的是疑问，日本为什么是这样？我相信这样的疑问正越来越成为日本想象的核心问题，而“反日”我觉得会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如果仅仅是反日，我们没办法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
所以我就想问您，日本的普通民众，他们一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据说现在在在日本的外国人，好像中国人已经排在第二位，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研究者都在日本。而且日本跟中国那么近，文化渊源那些长，为什么两个民族那么相互不理解，因为很多连了解都谈不上。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有没有什么途径能让他们有一种更简易有效的沟通和了解？
那么，这样一整段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网，需要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比如说从法学、从政治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我们才能够精准地看懂这段历史。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东京审判和电影里给我们的东京审判是不太一样的事件，现实的历史结构和电影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孙歌：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民众怎么来想象中国？其实日本老百姓有很多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在日本大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中文。但是，接触中国人不等于形成中国想象。因为第一，在日本的中国人很多会隐藏中国人的习性，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习惯于鞠躬，看上去跟日本人差不多，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看着不顺眼，说你为什么要点头哈腰的，可是在日本的社会里，那是整体社会的节拍和氛围，所以日本老百姓确实没多少机会去接触真正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可以由自身的经验去推想，比如说有多少中国人想说，我们必须很紧迫地去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老百姓首先想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第一位的，日本老百姓也是一样。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东京审判结束以后，美国合理合法地进驻了日本，紧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中国大陆形成的威胁，我想现在因为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要找一两本书来看，就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由于美国顺利地进入了日本，带来了战后东北亚的冷战格局，那么日本的问题无论是从东京审判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从东京审判之后的战后处理问题，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一向是和美国绑在一起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我说，是因为他们发了两次战争财：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日本作为美军军需物品的生产基地，作为美军的军事基地，他没有军事预算了，同时大发战争财。
至于他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想象，基本上是从传媒里来的，而传媒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从右跳到左、从左跳到右的宣传模式。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它只看到中国旧的破的一面，老百姓穿得非常旧，街道非常脏，拍北京他一定会拍自行车流，然后日本人就很优越地说：你们的自行车真多。可是现在，他拍摄北京的时候一定会拍金融街，拍交通时他一定拍二环三环主路，于是马上就有好多日本人说中国现在真富。所以说，媒体决定了老百姓的想象。
还有一个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原子弹轰炸今天来看，这应该是反人类罪里面最严重、而且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在东京审判里面，这一部分虽然被提出来，但因为美国人当时任审判长，就被驳回，这一部分就没办法审理了。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日本活该，谁让他们发动战争的？这是非常朴素的感情。但如果你要严肃地面对历史时，你就要面对法律的公正性。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伤害，成为整个日本战后社会重建的一个基本伤痛。这个伤痛甚至影响了日本左翼在战后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努力，而右翼正好利用这一部分来重新整合日本国内最保守的、最狭隘的民族主义。
但我觉得，更丰富和多元的想象正在慢慢在形成，而且我最寄希望的其实不是做学问的人，我最看好的还是传媒。我观察日本的传媒，是知识生产里面调节最快的，虽然他有可能简化问题，而调节最慢的是学院里的学术，日本的中国学家他们反应得很慢，甚至现在学院里还保存着一些冷战想象。
接下来还有，大家知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圣战”，汉奸管日本军人叫皇军，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当时的裕仁天皇并不是现在的象征天皇，他有实权，而美国为了有效地掌控战后的日本，所以他们故意给天皇免罪，天皇这个最大的罪犯反而无罪。这个决定是谁做出来的？是东京审判的结果。接下来一步一步，是在日本建立象征天皇制这样一个过程。
提问：刚才听您讲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战争索赔，另一个是对于日本我们还在沿用的二分法，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面临一个最根本的瓶颈：言论的瓶颈。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2002、2003年我们有一个新闻人物王选，她一直在做细菌战的诉讼，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忽略细菌战的审判？东京审判中谈到了南京大屠杀，但为什么要回避日本人当年的细菌战？我们现在到天坛公园去看，天坛公园这样一个中国古文化的圣地，当年就曾被日本人改成细菌实验室。另外，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在中国各地还有幸存者，他们还在痛苦地挣扎，谁来给他们伸张正义？大家知道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说法叫“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卫生要跟爱国连起来？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展开了细菌战，他们整个的技术、数据和资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日本细菌战的细菌部队那里来的。这部分资料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美国完全垄断，所以日本细菌部队的头领石井次郎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无罪开释。
我们对日本的想象无疑是最主要是通过传媒，就跟日本老百姓对中国想象一样。相比而言，日本的传媒受制于商业因素的影响会大一些，而中国则更加复杂，除了商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对于前一个历史问题，海外都已经把历史档案公开了，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早已经公开了，可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看到国内公开的档案。我觉得阻碍我们想象一个更加真实、更加贴近事实的日本的最大的瓶颈反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状况，比如舆论的自由度的问题。不知道孙老师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审判忽略掉了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处理东北亚或者是东亚的“二战”战后问题的审判里面，朝鲜半岛是缺席的，所以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朝鲜慰安妇和朝鲜雇佣兵的问题，在“东京审判”里是被遮蔽掉的。
孙歌：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言论的禁区是很多的。刚才关于日本的想象讲了那么多，有一个前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强调一个想象力的问题，是假如我们有了想象力，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谈言论是不是自由，我们通常是把事情锁定在一些很具体的事件上，比如说哪个网站被关掉了，或者是哪个杂志被禁了被封了，等等，然后你就问为什么不能放开，就说不自由。
第一个问题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持续两年？两年中那十一个国家的审判检察官和律师到底在干什么？事实上这两年中，除了大量地搜集资料、阅读资料，每位法官都要写一个自己的判决书，另外，还有非常多的辩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英美法合法性的辩论。为什么东京审判到了最后，会有那么多国家的检察官反对审判结果，他们主张日本战犯无罪，这对中国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几乎接近半数——他们要支持日本战犯无罪？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判断，首先它是一个法律上的判断。这个问题我觉得将来会有国际法的学者出来研究，我现在也在呼吁，希望国际法，特别是亚洲法领域的朋友们能够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严肃地谨慎地对待那段历史。
在一些我们不自由的环节上，日本人可能比我们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一些日本人不自由的环节上，我们可能自由。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但首先我要强调一个前提，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自由，而是要说明言论自由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东京审判”这个事件在结构上是一张什么样的网，我还不敢正面来谈，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深入的研究。我只能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状况。
大概是在2001、2002年前后，有一个日本的民间模拟法庭审判慰安妇。这个法庭宣布天皇有罪，这是非常划时代的，被右翼攻击得很厉害。当时一个支持这个法庭的日本学者叫做高桥哲哉，那时候他回家的时候，都要左右看好了，他才敢开门进屋。那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这只是一个比喻，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结构。“东京审判”也是在这样一张网里，那么排座位、溥仪来作证，包括后来中国的审判官和印度审判官之间的辩论……这些问题在局部意义上都是真实的，它相当于那张网上的网扣，但网扣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他们结成了网，并在海水中动荡起来，这些网扣才发生意义。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而这个关系在历史里面是看不见的，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说历史真实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地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历史里面的这个网扣那个网眼并不是固定在那里，你得跳到海里去，想办法去接近这张网，而且最后你发现，你接近的可能只是网的一小部分。
当时NHK制作了一个节目，打算要报道这次审判，结果节目一审二审审到最后，连日本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参与了审查，到播出的时候节目被改得面目全非。因为那是一个女性法庭，几位日本的女性主义者非常愤怒，就写文章来攻击NHK的这几个人，但是这几个做节目的人后来私下里交流，虽然它被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能把这个节目做出来就已经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了，已经尽到责任。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日本很多。
其实“结构”这个词很有问题，因为它让我们想象，什么是结构，就是盖房子我们要有脚手架，要有钢筋水泥，可是历史里面的结构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象历史的结构的话，我们得说他像飘在海里的一张网——飘在海里的网是什么意思，海水在动，不断地动，网在海里也在不断地动，动来动去就有一些鱼就游进来了，游到一定程度，网就收起来了。网有形状吗？有形状。但是这个形状固定吗？不固定，它一会是圆的，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长的，一会儿是扁的，可是这张网每时每刻都在动，它的关系也在调整，而且它有连续性。
再比如，日本学校在开学的时候，都有一个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有一些日本中小学的老师，就在那个时候故意不起立。我觉得其实日本人挺了不起的，他可以公然地对自己的国旗国歌表示憎恶。当然他们不起立的后果通常是被开除，失掉教师的工作。
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它无可指摘，而且它有某种启蒙的功能，但是作为历史叙述，它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我说它不准确？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要素被抽离出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确实发生了中国法官梅汝璈争中国代表的座位次序这件事，我把它拿出来，就代表我是在讲历史。历史必须在结构里面来谈，而且结构是每一阶段的历史发展的那样一个力学关系的综合。
但是我现在讲这些问题，只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当我们想象一个社会的言论是否自由的时候，我们要进行通盘的考察，他在什么方面是自由的，什么方面是不自由的。你会发现每个社会都有他自身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这部电影也提供了一个想象，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想象。电影是怎么想象的呢？它告诉我们说，东京审判是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由美国人来排座次的、代表了正义的审判。而中国代表由于据理力争，使得这次审判不只是以英美为主导，中国人的愿望也得以申张，最终使得日本战犯受到了惩罚。
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判断每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这是今天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时候最欠缺的一环。每一个社会并不都是靠言论、靠所谓的舆论压力来运作他的政治过程的。当我们谈民主的时候，觉得只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那这个社会肯定是理想社会。但这是一个非常短路的想象。
接下来，我想谈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看日本，怎么去想象日本。当然，我能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想象。我想谈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电影《东京审判》，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导演非常有责任感，而且电影浅显易懂。我没时间去电影院，所以就想去买一盘VCD回家来看，我去正版的店里，发现他们居然卖光了，这是非常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实际上每个社会的运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用典型的西方政治学的模式来说，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压力集团。不同的压力集团都给这个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影响他的决策，这是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学的基本设想。但“9·11”之后发现其实连美国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压力集团其实不是对等的，真正能够左右美国决策的，只有很少的寡头集团，我们看到美国人游行很自由，言论很自由，但是你看高层的决策受不受这些制。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身边很小的场所，所有的真实都是复数的。当讨论一件事情时，你必须有取舍，你只能在某个结构、某个脉络中讨论真实，换一个脉络，你说的可能就不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讨论“日本想象”，而不是说讨论“日本”，这更像是一种自我限定。
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民主程序的问题，一定要和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结合起来讨论，特别是中国的运作模式，我觉得我们知识界还看不清楚，而一味套用美国的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日本的模式更不可以用。
如果承认这样的分析，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麻烦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日本问题，那么，日本问题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我们面对的是很多不同的想象？——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拒绝一些想象，或者接受一些想象。另外，真实的日本是不是只有一个？我曾经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我说我们现在想象的日本是单数，但我建议大家把日本想象成复数。
提问：在日本期间，根据您对日本学者以及高端人才的观察，他们最主要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另外，日本的学者对中国的高端人才和老百姓的评价又是什么？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那我们的想象跟现实是不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非典”，我们也都经历过、看到过反日游行，那是不是现实呢，肯定是。可是如果我们坐在一起来说，好，这个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叙述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非常大，我们每个人活动的空间又非常小。你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怎么把握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借助什么呢？主要借助传媒。传媒生产的信息其实就是一种想象。大家不要以为想象是坐在板凳上捏造，想象是对一个你要表达的对象所进行的取舍，我们所说的现实，其实都是取舍之后呈现出来的意象，我们很难说，那个意象就等于那个发生的事。
孙歌：我跟日本的学界接触比较多，跟政界没什么接触，所以我只能谈学术界。我觉得日本人不管学术成就如何，他们的优点是大部分人很敬业，日本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非常认真。当然这不等于他的学术就很优秀，其实日本优秀的学者为数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恰恰不是这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当我们使用“现实”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怎么想象。当我们说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哪位朋友想一想，我们说的“日本”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稍微追究一下的话，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关于日本的讨论，未必是关于那个现实存在的日本。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对日本的想象。
其次，他的缺点就是日本有屈强凌弱的本能。二战之后，日本人是只佩服美国，并不服中国，他觉得是败给了美国。所以日本一直是跟着美国走，小泉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是今天你看日本人在调整，特别是普通日本人，他们发现中国在强大的时候，他立刻开始调整，说中国好像要强了，我们要跟着中国走。这个是他的弱点，这使得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很难独立地承担政治责任，所以他永远是政治上的三流国家，成不了大国。我觉得这是它致命的地方。
其实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我想每一个愿意动脑筋的中国人都会有很深的忧虑。比如日本首相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中日关系紧张了，那么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现实中有很多的导火索，哪一个导火索一旦被点燃，那么所有的紧张关系，可能就引发战争，那我们怎么办？
至于日本人看中国，最突出的是，他们感觉出了中国的日渐强大，这是日本比较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统一认识。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日本的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他们把中国的大作为探求中国原理的一个入口，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知道，大国和小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原理肯定是不一样。
现在我言归正传。为什么我要谈“日本想象”，而不是谈“日本”？
所以日本的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来说，日本要回归小日本的位置。我知道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日本发表过一篇很不得日本人心的文章，叫做《二十一世纪与小日本》，他说日本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说日本就是小日本，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我还真不认为沟口先生是一个亲华派，他只是出于学者的良知，在陈述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
可是现实社会的状况，历史的状况，都不是一两个学科可以处理得了的。很多问题是在学院学术的领域之外，那由谁来承担？所以，我觉得像单向街这样的平台和公共空间，如果在中国社会多起来，而且这个空间里的主体是自由人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的思考和使用，会在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我个人的非常大的期待。
至于短处，我想日本普通老百姓会认为中国很乱，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说他们到了北京都不敢走路，因为中国人过马路都不看红绿灯的。那么在学术界，日本人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不老实，比如论文抄袭，在日本很少有人敢这么做。我通常会解释说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过渡期，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有一个评价说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好像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国家，每次学术讨论会上都会有人说，什么中国五千年的泱泱大国，什么中国的文化多么多么伟大，听到最后你发现他一句实在的学术语言都没有。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很蔑视。
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学者。在日本，我基本上是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跟日本的同行交流，但是回到国内，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说我在挂羊头卖狗肉。但这是学院和学术的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把学术分成了非常细非常窄的学科，你如果不用某一个学科的方式来操作，就根本没有地方安身立命，我想这是今天中国每一个学人都在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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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有花香有阳光的地方和大家交流。刚才跟单向街几个年轻的朋友聊了一下，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空间，它有什么功能？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非常看中这个词，我觉得“公共平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受控制地、进行自我训练。
（本文根据孙歌女士在单向街书店的演讲整理而成。）
演讲人/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