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三个多月才有第一次。因为当时不愿意嫁给他。感觉挺伤心。哭了一夜。
村里有一些女人的初次性行为是与其他女人不大一样的。荣是因为跟丈夫感情不好而一再拖延和丈夫同床的：
树则是因为换亲，对丈夫没好感，心里觉得委屈，一开始不愿意跟丈夫过性生活，她说：
在众多女性主义的理论中，最值得注意到是关于什么是“自然”的讨论。有很多一般人看似天经地义的“自然”规则其实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比如关于女人“自然”守贞、男人“自然”花心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规则和习俗的塑造和压抑，也许女人会像男人一样的花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套用波伏瓦名言式的句式：贞节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第一次是19岁吧。有嘛（什么）说的呀，你这是问起来了。光记得结婚以后，过了好几天，才在一起。又赶上换亲，反正觉得挺委屈的，感觉被他欺负了，就自己哭，不说话。他吓坏了，给我擦眼泪，叫我“妹妹”。我想起俺哥也这样对他妹妹，就不哭了。
在贞节规范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麦金农的疑惑在于：男性有权多妻或不忠诚，而妇女却被要求忠诚；这样的事实使人疑惑妇女究竟从这种重新安排中赢得了什么。她认为，断言频繁多变的性交对妇女而言一定意味着羞耻和压迫，并不能解释一个本来如此的社会的起源。结果被表述为原因。对社会变化的解释是：贞节的妇女需要丈夫（不贞节的妇女或许正在和不忠诚的丈夫交往），男人却随时准备着迎接“事实上的群婚所带来的愉悦”。[1]
灯也是因为感情问题，一开始对性生活有抵触情绪，她对这个问题先是不回答，沉默许久后说：
在后村，婚前贞节仍然是一个被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一旦违背，会造成人们的坏印象，带来不利后果。31岁的深，丈夫有4个姐姐，大姐远嫁他乡，四姐眼有残疾，另两个姐姐在少女时代即与有妇之夫有染，家风不好，导致丈夫二十大几娶不到媳妇。阎云翔所描述的东北村庄中“先有后嫁”的情况在后村还是比较少见的，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东北农村，男权制传统保留得比华北农村要少，在婚前贞节观念的灌输和渗透上，中原地区也比东北地区更加源远流长。
俺俩没嘛（什么）感情。结婚前，他喜欢过他初中的一个同学，人家考上师范类，毕业又分到乡中学教书，非农业有工资，人家看不上他这个农民。他心里委屈。和我订婚也是家里逼着他去的。结婚过后好长时间，俺俩一直分居。后来公公病了，他不在家，是我伺候的。他回来时，俺们才在一起。就那样吧。农村人结婚前都没感情基础，结婚后现培养，想培养成嘛（什么）样就培养成嘛（什么）样，想培养多深就培养多深。
在后村，大多数女人正是这样做的，她们保持了婚前的贞节，而且认为当然应当这样做，不能想象其他的做法。还是有少数女人是在婚前就发生了性行为的，她们大都比较年轻。
绘画/岑骏
根据资料，有七成左右的农村女性仍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只有三成上下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她们可能只是觉得跟生命相比，贞操重要性略低些，不见得不赞成婚前保持贞节的价值。最值得注意到是，这种观念从60岁到20岁的女人，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变化。这一点让人觉得非常可悲。因为生命和贞操及其他个人品质相比，无疑是更加重要的价值，这是任何少有现代理性的人都会作出的判断。而有七成的农村妇女竟然认为贞操比生命还重要，令人感到传统社会的贞节牌坊不只是作为实物矗立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而且已经作为精神渗透到了传统中国女人的血液之中。
[三]
调查还问及了后村女人的婚前贞节观念，问到了她们初次性行为是多大年龄，感觉如何。绝大多数被问到的女人没有过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但是，在最年轻的女人中开始出现婚前性行为。对处女贞节的坚持随时代远去，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坚定了。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这样谈到过贞节的问题：“因为贞节也许只是什么团体、组织为了不知什么理由而发明的一种偶像，但是贞节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包住，若想隔开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这也是在后村调查中的印象：婚前贞节似乎有一种宗教的重要性和约束力。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禁欲主义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是比较艰难的。农村女性是如何获取性知识的？她们如何理解性行为？在对待性话题和性禁忌时，她们与男性的态度是否相同？她们是否遭遇过性侵犯？在观念保守、信息闭塞的农村，是否存在非主流的性现象（比如同性恋）？
[二]
在对性事的了解方面，农村孩子虽然信息渠道较城市孩子少，但并不比城市孩子了解得晚，了解得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被访问到的后村女人，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还和父母同睡一个大土炕。而这个给整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大炕，就成为农村成年人完成性事和青少年了解性事的所在。
还行吧，年轻的十八九的闺女，让人拉拉手，都觉得怪好的。现在俺们这老太太们，老了，还能有嘛感觉？
全家人同睡一个大土炕（少数是大床）的现象很普遍，这既和住房缺少有关，更和农村冬季取暖方式有关。冬天到来，一般家庭家里只生一个煤炉，做饭要靠这只炉子，冬季取暖也主要靠它。煤炉有一条烟道与一墙之隔的土炕相连，热气从煤炉出来，在土炕抗体中的暗道中回旋一圈，再经由墙体中的烟囱排到室外。一般一个核心家庭，冬季只有一个热炕，这个家庭自然而然的睡在一起。但被褥是有区别的：一般父母共用一条被子，子女（不分性别）共用一条被子。
44岁的中自称“老太太”（在后村，凡已婚女子无论老少，称为“老太太”、“老娘们儿”。——作者注），问她性的感觉，她说：
孩子半夜醒来，偶尔会撞见父母夜间的“活动”，父母间不同于白日的声音或者奇怪的动作，给孩子一些朦胧而新奇的印象。这些印象，多多少少会使孩子联想到神秘的性事，而这些印象和信息，会很快在与同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得以交流。通过交流，孩子们验证并深化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灯（30岁）：平时他不在家。过年他回家时，才在一起。有过高潮。可以主动地要求。一般不拒绝他。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在一起。
所以许多农村女孩虽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但很早就知道，在夫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仪式。这种仪式和生育有关，并且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但人们又乐此不疲地进行夜间活动。而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正是通过夜间的发现和同侪们的交流、模仿获取的。
树（45岁）：有过高潮，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感觉过“好”。也可拒绝丈夫，不方便的时候。
村妇燕，31岁，在了解到我们的调查情况后，她很认真地说起小时候和同伴们最爱玩的“过家家”游戏，她说：
连（44岁）：稳定，一周两次，有过性高潮，有过主动要求，特殊情况下拒绝过丈夫的要求。
玩过家家时，我们就是模仿大人们的行动。男孩当爸爸，女孩当妈妈。衣服里装进一整块砖，然后取出来，就说“生孩子”了。还有的时候，在场（指打麦场）里玩，有时候就到麦秸垛上玩，六七岁的男女小孩，一会儿男孩子把女孩压在身下，一会儿女孩把男孩压在身下。其实，只是模仿大人的姿势，不知道大人们究竟干了嘛（什么）事。小孩子们就是好奇这事，虽然谁压谁一会儿，没带来嘛（什么）好事，就是干这个事本身，让小孩子们心里很刺激、新鲜。
海（26岁）：性生活很好，有主动要求过，可以拒绝他的要求。
在后村，20岁以上的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童年与父母（或祖父母）同睡大炕，只有到一定年龄（一般是10～12岁），才自己独居一室，或者与同辈的姐妹、兄弟同睡一室。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供给宽裕的家庭陆续安装了土暖气，女孩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年龄提前了几岁，但与长辈同睡大炕仍是童年必经的一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到现象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提前两三年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经历，女孩比男孩早熟可能是原因之一。
洪（22岁）：性生活好，一周两次，有高潮，有过主动提出性要求，可以拒绝他的性要求。
农妇英说到她在少年时代最害怕的事情：
学（29岁）：性生活适当，有过性高潮，没有主动提出过性生活，但是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
我们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小时候看的书多，了解精子、卵子的事，我那时候最害怕的是，爸爸或者哥哥的精子会顺着被子爬到我身上，害怕它们钻进我肚子里。
从性生活怎样、频率如何、是否有过性高潮、有没有主动要求过性生活、可不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这些问题上看，男女平权的性关系在后村已经出现，大都在年轻一代的村民中：
后村人谈及性事，一般会顾忌女孩在场，但却忽略男孩。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后村学龄前的男孩，夏天几乎都是光屁股的，而女孩从出生就得至少穿个短裤。几乎每位妇女都有过拿自家和邻居家小男孩生殖器开玩笑的经历，但没有人对自家和邻居家女孩的生殖器官开玩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女孩的家人会非常生气，会骂街，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在西方基督伦理框架下，性总是正确和错误、正常和反常、善行和罪恶等评价联系在一起，性总是和罪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农村，性却处于一个混沌自然的状态，它一般只同人品的高尚卑下、正派下流有关，人们对性的看法往往同羞耻感联系在一起。
别问了！这么丢人的事，各家还不差不多啊。你是大学生，你好意思问；俺是农民，俺可不好意思说。
性及性事，如果男孩了解得多，大人们会怀着善意甚至窃喜的心理呵斥这个男孩“真坏”，但并不影响大人们对男孩的印象，反而会高兴地认为，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同样年龄的女孩对性或性事了解得多一些，那么大人们会吓得变色，认为这个女孩思想不健康，并马上产生“作风不好”的联想。如果是自家女儿如此，父母会大骂她，并勒令她以后必须远离这些想法；如果是村里别人家女儿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女孩未来的婚嫁，除非这女孩考上大学，远离后村，到城市中去生活。
有的女人对性相当反感，觉得“丢人”。33岁的生对我的调查员说：
村里的时尚女人永，回忆起自己何时变得与身边的人不同时是这样说的：
这个怎么说啊，怪不好意思的。我只是觉得纳闷，有时候几个老娘们儿（已婚妇女）坐到一块，也说到那个。她们说那个感觉多么多么好。谁知道呢，俺反正不知道有嘛（什么）好。没感觉。
上初三时，发下课本，有《生理卫生》，我正翻着看，同桌大呼小叫地说，你看这个干吗，听说那书上讲小孩是怎么变出来的，还讲小孩在妈妈肚子里怎么长的——可真恶心死了！你怎么看这个！我一听她说这个就来气。我傻，坐在教室里看，她们聪明，嘴里说不看，背后比谁看得也多。
37岁的星从来不了解性高潮，但是女人在一起时在快感问题上的确是有交流的：
农妇军在提到自己少年时的一个同伴时，念念不忘这样一件事：
我没有主动过，也不可以拒绝丈夫的要求。
上小学时，邻居家的姐姐，大我一岁，在一起上学，我们常在一起玩，有天大人不让我和她玩了。因为大人们听说，那个姐姐有一次穿裙子，里面没有穿裤衩。人们认为她作风不好，也不让我跟她玩了，怕跟着学坏。（那个姐姐当时十二三岁。——作者注）
38岁的世说：
在这种男女双重标准的熏陶下，农村人认为，男孩是“皮实”的，不易受坏影响的，可以早些了解性事，而女孩是易受坏影响的，不该了解性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村女孩了解性事的过程要比同龄的男孩更为隐蔽，性事对她们来讲自然也成为具有更多神秘色彩的禁忌话题。
那时候没有感觉。年轻懂嘛（什么）？和婆婆住同一套房子，婆婆住隔壁。俺像死狗一样不动，也不吱声。十年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感觉。拒绝过，被打了几巴掌。打哭了，哭了只好同意。后来就不敢拒绝了。现在有感觉了，人也老了。
[四]
菊的性生活很不快乐，有住房紧张的原因，也有丈夫男权的原因。她说：
按照几率，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人群，就应当由一些性倾向异常的人存在。后村的女人里也有几位女同性恋者（自己认同女性，喜欢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认同男性，喜欢女性）。
几天有一次。有过高潮。主动要过。没拒绝过——不敢拒绝啊，要是拒绝他肯定会打我。
一位是很T（女同性恋中的男角）很“锃”（方言，指有勇无谋、行动冒失的楞头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恋和易性特质。
秀的性生活虽然质量还不算太差，但是决不能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她说：
萍姓王，在村里算是大户。她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是那种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头发，身材矮胖，皮肤黑，性格偏执。小学五年级时，她到邻村读小学，认识了班主任琪。
没嘛（什么）感觉。不能拒绝，丈夫脾气坏，如果拒绝就打。
琪那时三十来岁，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两年。在萍到乡政府驻地读初中时，琪被借调到乡政府做干部。
37岁的爱的性关系是男权模式，她说：
琪开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称呼“老师”，而是称呼她“姐姐”，字里行间是思念、想念。琪读信时面目尴尬，她的同事们就抢过信，大声念，内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在乡政府前面摆个小摊卖东西，这样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么希望你能恰好出门，能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每天放了学，同学们都飞奔回家，只有我孤独地在路上，我骑车总是很慢很慢，多么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们可以同路一会儿……”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红着脸解释这是个女学生写的。琪不断地收到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学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劝说萍“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琪也曾很纳闷地问萍：“你想见我，都到我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萍低着头不说话。而让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稳，身体总是无意识地扭来扭曲。
我对这个事没嘛（什么）感觉，也不喜欢。丈夫光要求，不能拒绝，拒绝就挨打。他从小没有爸爸，脾气很暴，说干嘛都得依着他，要是不依着，马上就打。有一回我身上不方便，他要，我不同意，他就打，打得我的牙都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张开嘴）你看这边，牙窟窿还有呢！
琪把困惑讲给几个人听，这些人当笑话说给许多人。萍减少了对琪的纠缠。她的成绩越来越差。上初二时，学校来了个女实习老师，虽然长得很丑，但歌唱得很好。那时快开亚运会了，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学校里还要举行歌咏比赛。萍也喜欢唱歌，她学得最快。那时候，她下了课常和这位老师一起练习唱歌，也教同学们唱。不久，女实习老师任务结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长时间，还给女老师写了许多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
45岁的来遭遇过性暴力，后果相当严重，她说：
萍在初三那年辍学回村。19岁时嫁到离村很远的外乡。但同年，她把后村的另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人在那个村里做起了邻居。
传统男权的夫妻关系中性方面还有不少表现，尤其是性暴力：
据村里人讲，她们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后村女人们的性生活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男权的，被动的，为男人服务的，另一类是男女平权的，相互服务的，快乐的。
有丈夫和这位女伴在身边，萍不会干家务活，至今不会蒸馒头，不会纳鞋底，而这些是农村女人必须学会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经到后村对丈母娘抱怨：“平时也不知道她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刀哪里，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来让我洗！”
作为计划生育另一个没有预期的后果，它改变了人们性活动的意义：在生育的意义之外，增加了快乐的意义，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这一改变对农村性文化与性观念的影响不容低估。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女人从被动地接受男人性要求、为男人的性要求服务，转变成为男女两性相互的性要求和相互的满足。卢宾曾将男权制下的女性性欲归结为：“为有利于这样一种制度的顺利和持续进行，女人对于她想跟谁谁就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注意。从制度的立场看，更可取的女性性欲是对其他人的欲望做出反应的那种，而不是主动地渴望和追求。”
村里人们用“锃”来形容萍。因为，萍有力气，有胆量，大大咧咧，她现在市场开着拖拉机，拉着一满车石油气罐，像男人一样到周边的村里吆喝换气做买卖。
统计资料表明，农村妇女是在城乡和男女两个维度中性活动中最被动的一群。在农村，性活动的首要功能当然是生育。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农村妇女的生活模式被动地改变了：过去是根据家庭经济能力和个人生理能力，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特别是一定要生男孩，多生男孩。现在，从规则上说，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虽然计划生育的直接目的是控制人口出生过多，但是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改变了所有农村妇女的生活：除了生养两个孩子，可以用她们的生命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还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孤独“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块头）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里表现平常，不受重视，但她却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因为春大概是后村有史以来长得最高的女人了，据说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人们纳闷她怎么长得这么“楞怪”。她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这种观念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女性的性仅仅是为了男性服务，而不是双方共同享受性的快乐；还表现为女性只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性活动，而不会主动地寻求性活动。调查结果证实，女性认为性只是为了满足对方的人数大大多于男性，而女性主动向对方表示性要求的人数则大大少于男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她那过高的身躯，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找到婆家。更让人们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来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波伏瓦指出，至今人们仍然同意做爱是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他获得他的快感，所以他应付给她一定的报酬。女人的身体是他购置的某种物品；而对于她，他是资本，她有权利用。她有权接受赡养，传统道德甚至也鼓励她这样做。
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砖窑住，砖窑是她的一个堂兄开的，荒废了多年。春就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就连女性的性器官都会被认为是讨厌的、肮脏的、可耻的。许多女性对于自身的性欲如果不是过于无知，便是过于窘迫。仅仅谈性便很窘迫，更不要说做了。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竟然有26%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80%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10%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居然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
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即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波伏瓦出：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女人对性快感的要求也仍会让男性感到愤怒。一位学者在论述女性性高潮的文章中说：一个正常的、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没有性高潮。性感受区是人为的、非自然的，它们是堕落的标志；它们的产生是无益于健康的、愚蠢的，因为女人因此会变成贪婪的、和以前不一样的怪物，有了犯罪能力等等。
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
在性的领域，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是女性的性权利问题。在女性享受性权利方面，男权制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法国学者伊丽加瑞是女性主义中最早关注性问题的学者之一，她说，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从未被承认过。
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一]
这个凄婉的农村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开放，然后悄然凋谢。像这样无声无息凋谢的生命之花还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伤的无调的歌曲，又像一声深深的叹息，是对社会监控个人行为、个人快乐的一个无声的抗议。
社会学家李银河对华北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福柯对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性控制机制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机制包括四种话语：赋予儿童性的特征；将女人的身体性征化；对生殖加以控制；对不规则性行为进行精神病理化。这些话语通过教育、医学、人口统计和经济学得到贯彻，以国家机构为后盾和支撑物，尤其将目光瞄准家庭。它们的作用是将这些形象和知识模式散布和“植播”到个人、家庭和机构中。福柯认为，这一机制使性不仅成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成为国家关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性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事。在这一严密的监督之下，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将感到无形的压迫，最终窒息。而一个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宽容、仁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丰富的充满差异的人性将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禀性各异的人们将能够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萍和春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实现。
中国农村女性的性状况到底是怎样？
[1] 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女性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文/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