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她显得精神还不错，不过我记忆中她确实有几次显露了疲态。她脸上的神采不见了，她强撑着不让疲惫的双眼闭上。然而，不过一瞬间，仿佛有人转动了开关，她脸上的神采又恢复了，双眼睁大，也有了劲头。本来她都撑不住了却又在片刻间恢复正常，微笑还依然那么迷人。
我记不太清感恩节的晚餐了，不过我记得晚餐前，母亲和我说，她和父亲去看了教堂里的骨灰安置处，想瞧瞧日后自己的骨灰会放在何处。我印象中那天很冷，这么久以来母亲第一次因为食物而兴奋，虽然主要是剩菜。她和我说她准备用火鸡骨架熬汤，再将豌豆、蘑菇和奶油加进去，最后放入火鸡肉。
感恩节过完了，又有更多的亲人和朋友围绕在母亲身边大家基本都以她为中心。在她刚开始生病时，偶尔她会想要独处，但是现在她完全没有独处的机会，不过她认为这样也不错。
杜普利的乐观让母亲增添了很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邮件，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每天她都为大卫祈祷，每周上教堂做礼拜时也会提起他，还动员教堂里全体人员一起为大卫祈祷，只是不称呼他的全名，只说“大卫”。母亲费了多半年的心思在奥巴马的大选上，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方面来讲，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母亲和大卫彼此并不熟识，认识时间也并不算久，但对母亲来说，大卫是她新交往的忠诚朋友之一，她认为所有老派记者都这样，他们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十四岁时，有一天突发奇想，独自跑到林肯中心，坐在长凳上。旁边是没有喷水的喷泉，我脑子里满是浪漫的孤独感。天很晴，我坐在那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到全身暖洋洋的。我坐在那儿，非常佩服自己，我观察着人群，品味着孤独。后来有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坐到了我身边，她年纪大概七十岁，也或许八十多岁了。她显得脏兮兮的，我在心里祈祷她别对我开口，可她还是说话了。
母亲始终和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停地打听大卫的消息。不过所有人都觉得，救回大卫的最佳办法是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因此她不能向其他人透露这件事。杜普利从某些渠道获悉，从塔利班的绑架案例看，大卫的情况应该还不错，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搭救他都会耗时很久。母亲现在已经不提大卫的名字了，只以“我们的年轻朋友”称呼他，她也提醒我这件事对谁也别说。杜普利非常确信大卫肯定能回来，不过她也和母亲说，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况愈下。她曾在白沙瓦待了很久，她称那里为“绑架之都”，非迫不得已，她肯定不会出门。
“你有朋友吗？”她问。
“若是我感觉不舒服，我就会回房间休息。今年我想感谢的事情太多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能活到如今。我也考虑到了那些没办法来这的人。我始终在为大卫·罗德祈祷，希望他可以回家过感恩节，不过目前看来没希望了。因此，现在我祈求他能在圣诞节回来，与他的妻子团聚。”
我说有，我的朋友很多。
“妈妈，你确信能独自主理晚餐吗？”我们都这么问她。
“那你为什么独自坐在这里呢？你应当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的新工作是做一个烹饪网站，所以我时常会聊一些厨师和菜谱的话题，这一切都围绕着母亲进行，因为她的食欲愈发差了。一个朋友从威尼斯带了热巧克力给她，她非常喜欢，我们找遍了全城，想给她买到类似的巧克力。此外，她还喜欢果冻和清汤。她依然坚持参加晚宴，也会尽量吃东西。母亲决定在今年的感恩节举办一个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参加的小型晚宴。去年她由于身体疲乏，没去参加汤姆和安迪家的感恩节聚餐，今年她想要亲手主理一顿晚餐。哥哥的前任妻子法比恩和我们处得很好，甚至两年前母亲还飞往欧洲参加了她和继任丈夫的婚礼，今年她专程从巴黎来看母亲，感恩节晚宴她也会参加。我们打算早些开始，然后早些结束，不过如火鸡、派、球芽甘蓝和红薯这类美味一个都不会缺。
当我和母亲坐在那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段回忆。不过我们身边也有人是一个人坐着。当需要去抽血时，他们不得不自己拿着大衣，或者请一个陌生人帮他们看着。
偶尔我和母亲一道坐着，喝着摩卡，凝望灰色的11月的天空，若是没有可聊的话题，我就拿出手机，查看股票行情，随时把坏消息告诉母亲（坐在我们身边的几个人对此也很好奇）：今天股指跌了100点、200点，乃至300点。股市的消息令母亲爱恨交加。她非常想知道，而知道后她只会愈发苦恼。她打算留些钱作为我们和孙子们的教育基金，以及她最热爱的慈善事业。她曾经交给我一个慈善团体的表单，上面的人收到消息后能给慈善机构捐款。而限制名单中的慈善团体的数量对她来说是件难事。因为除了她曾提供过服务的那些机构外，她又曾在很多的董事会中任职。所以她时常会让我补充一个慈善机构的名称，一次又一次，而再三权衡后，她又再次把数量削减到四五个。她一直打算填上不同的机构，并把过去几年她无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几家放进去。
最近我经常会想到孤独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看1914年出版的前东京皇家大学教授夏目漱石的作品《心》，是夏目漱石退休后撰写的十五本小说之一。我在上大学时看过这本书，当时我正在上这本书的译者埃底温·麦克莱伦的课。夏目漱石对友谊的复杂本质，尤其是身份、地位不对等的师生情谊的研究，让我惊诧不已。我想让母亲读下这本书，自己也打算重温一遍。
我和母亲读书会上的很多时间被用来探讨市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报纸上每天到处都是这种报道，我们还都喜欢看报纸，因此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了我，因为我正在为才建成的网站募集资金。不消说，那个阶段谁都不想拿钱出来，我甚至对自己屡次从个人存款中拿钱出来是否理智感到怀疑。
当我和母亲就这本书进行讨论时，我们发觉书里有一句话让我们俩都深受震撼。那是一句老师向年轻的学生论述孤独的话，老师说：“如今我们享有充分的自由、独立和自利，为此必须要付出孤独的代价。”这句话令年轻人哑口无言，因为真相对他们而言太残酷了。
对于2008年11月的情况来说，《司事》具有讽刺的警示意味。那时，金融界开始衰败，股市突然崩溃，雷曼兄弟一蹶不振，乃至美国汽车产业也接近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一位银行家鼓动成了富人的主人公将手上的现金全部购买“金边债券”，侥幸的是，他不想这样干，后面的故事提到，实际上他也没可能这样干。
我问母亲是否觉得孤单过。“不曾。”她说。在她任妇女委员会理事长的时候，有一次她去西非，被困在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她不能按原计划回家，因此她有段时间曾厌倦旅行，特别想待在家里不出门。但她说，思念其他人和孤单一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看完《司事》，你会像看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样，会心一笑故事以一个谦虚的男人突然被解雇为开端。那份工作是他唯一会做的，新工作的要求他也不可企及。我觉得母亲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叙及命运和人生中金钱或其他方面可能会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惊喜。主人公在丢掉工作后，周边的所有事情居然开始神奇地变好了。在母亲相识的人中，很多人命运坎坷，因此这些描述生活重返美好的故事对她来说始终有着别样的魅力。
我对母亲说，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搬到香港居住的时候我觉得很孤独，当时我还没与大卫相识。某天早晨睡醒后，我意识到我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只渴望有人能自动前来与我相识，而不用勉强我自己去认识其他人。
我和母亲对毛姆书里的故事《司事》都特别感兴趣。
“你怎么会觉得孤独呢？”母亲说，“有那么多人打算与你分享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生活、家人、梦想和计划。此时母亲控制不了自己去想大卫·罗德，想到他离开了妻子和书籍，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见到那些打算与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会多么孤单啊。
大选才结束的那个秋天，我们的读书会依然进行着，井然有序，看书的间隙，偶尔我们会穿插看短篇故事集，例如《纽约客》上刊载的故事、选集，以及我在维罗海滩买的《毛姆短篇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