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派翠西亚·海史密斯以笔名出版了《盐的代价》,这本书创造了超过100万本的销售纪录。海史密斯(根据她的后记)的处女作《火车上的陌生人》写于她三十岁之前,是一部悬疑小说,后来被希区柯克改编成了电影。出版社希望她再写一本类似的作品,之后就有了《盐的代价》。从某方面而言,她大致上满足了出版社的要求,《盐的代价》也有对悬疑的描写,不过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同性之爱。原来的出版社不肯出版这本书,后来改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之后没多久,海史密斯就推出了最众所周知的小说雷普利系列。虽然我看过《天才雷普利》,却对派翠西亚·海史密斯一无所知。母亲很喜欢派翠西亚的书,但不曾看过这本《盐的代价》。
2008年12月,在等候奥赖利医生时,我才把《盐的代价》拿到手,母亲已经看过了。每当我把书放下去买一杯摩卡、接收一下我的邮件,或者去打个电话,回来时我总会瞥见母亲悄悄地拿起书,迫不及待地读着,仿佛我放在那儿的并非是一本书,而是一袋饼干,她趁我没在的时候可劲偷吃我的饼干。
《盐的代价》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女人,名叫特雷莎,她最开始梦想当一名舞台设计师,但她最后却成了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的临时售货员,和海史密斯的经历类似。她觉得孤独又空虚无聊,她交了个男朋友,却并不爱他,她和店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同事消磨了令人沮丧的一晚,她悲观地想,或许自己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了。
在我们讨论的开头,母亲说:“当你信步走在纽约或别的地方时,你会看到很多类似书里这个年轻女人的人,他们谈不上绝望,但依然悲伤、孤独。好书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们不仅让你看到不同的世界,而且让你从不同的方面观察近旁的所有人。”
在小说中,顾客们来了又走,而突然有一个人对特雷莎说了一句改变了她们两个人命运的话:“圣诞快乐。”以前不曾有顾客和她打招呼,因为她不过是一个站在柜台后卖东西的女孩。但一位美丽迷人的已婚女性对她说了这句带着善意的问候——圣诞快乐。后来,特蕾莎开始去自助旅行,旅途中她会找到自我,发现真爱。
读完这段后,我放下书,开始思索母亲对待别人的态度她用温和的目光和一句感谢的话语对待每一个进入她身处的化疗室的人,不管是那些帮她拿果汁、围巾、枕头或检查化疗药物的人,或是急匆匆拿着仪器进门的护士,或是帮助母亲确认门诊日期的接待员和保安员,母亲都一视同仁。
在我们长大成人的阶段,母亲始终重视感谢的重要性。我们有三个姨妈,都很疼爱我们,她们一直认为只要寄了礼物给我们,立刻就会从信箱里拿到感谢信。假如没有立刻寄感谢信,那么家里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都会了解到你不知感恩(这也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礼物可收了),并且这件事还会让你自己知道。感谢信也不能写得马马虎虎,必须要为每一份礼物费尽心思写一封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的信。因此圣诞节下午就代表着要紧赶慢赶地写感谢信。在小孩子眼里,这件事让我们非常头疼。而当我在医院里看见母亲笑容满面地感谢别人时,我意识到她始终在试图教给我们一件事:感谢自身就会带来巨大的愉悦。
在《盐的代价》中,故事一开始描写的圣诞节成为特雷莎人生重要的时刻。圣诞节在我们家一直是件大事,我们会彼此庆贺,虽然有时的确很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差不多没过圣诞节。
那年我八岁,哥哥九岁,妹妹四岁,我们住在一栋很有风情的木式阁楼里,在美丽的剑桥街上。当时下着雪,我们点着了壁炉,圣诞袜挂于壁炉前。我们本应坐在客厅里,周围布满书籍,高高的圣诞树下放着很多礼物,不久圣诞老人还能送来一些。
从壁炉前略微离开一会儿都会感到冷,由于父亲觉得多穿衣服比开暖气管用,所以我们家的温度总是介于冷藏和冷冻之间。
每年母亲都会在睡觉前给我们讲圣诞故事。她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腿惬意地弯着,妮娜坐在母亲身旁,道格和我坐在另一个带绣花靠垫的矮凳子上。
这年,和以前一样,母亲开始念道:“那些时日奥古斯都·恺撒发布了一条新命令……”
由于我从事出版行业长达几十年,很多时候我能够听到别人朗诵,而大部分时候这种朗诵令我讨厌。许多作家对一种类似做作或者唱歌一样的朗诵方式情有独钟,像念咒似的,让人听后心惊肉跳。自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托尼·墨里森、戴夫·艾格斯、大卫·希德莉斯、尼基·乔凡尼和约翰·欧文良朗诵《为欧文·米尼祈祷》时,完全让人如痴如醉,我和母亲都喜欢那本书。大部分文学活动最糟的情况之一是,基本没有一个作者清楚何时该停下朗读,何时该住口坐下来。
而母亲有一副好嗓子,不在于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的声音确实非常动听,她朗读书时,就像在讲故事,这或许缘于她在伦敦时接受过表演课培训。我猜她对自己朗读的本事深感自豪,她的声音清晰而响亮,听着兼具英、美发音风格。
壁炉里火烧得旺旺的,我们三个孩子都围着母亲,听她朗读。忽然,一个孩子开始傻笑,我不敢肯定是谁,嗯,实际上我是清楚的,即使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但说出他的名字还会有些背叛兄弟姐妹的感觉。母亲没有中断朗读,我不知道当时她有没有听到或留意到这个笑声,也许她只想一心念书,不愿意情绪受到干扰。
接着,又一个孩子开始傻笑,然后是第三个。我们明白这样做不对,却控制不住。我们并不清楚在笑什么,只是因为兴奋过头、傻气、期待……或者都有。我们越是竭力想要停下来却笑得越剧烈,最后我们哄堂大笑起来。
《圣经》被“啪”的一声用力地合上了,笑容凝固在我们脸上。屋里的空气霎时冻结,我们不曾见过母亲这么生气。
“或许今年不该有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都有,而那年圣诞节,我们过得忐忑不安、万分紧张。我们既担心没有圣诞礼物,也对破坏了圣诞夜极度后悔,还愈加害怕母亲的怒气。
“妈妈,你对有一次我们对着圣诞故事大笑不止,你把我们都赶回去睡觉的那件事还有印象吗?”在讨论《盐的代价》时,我这么问母亲。
一些事会让人回忆起来不由得微笑,而这件并不会。
事后孩子们会通过父母的举止进行讨论,得出自己的结论。有兄弟姐妹最大的益处就是,你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
成人后我和妹妹就这件事进行过讨论,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1.母亲觉得即便是小孩子,教给他们负责的态度也是必要的,让他们明白:言语、笑声,乃至随意的一眼,都能形成某种后果。
2.母亲觉得不能拿宗教开玩笑,虽然她认为不必强制这样做。
3.母亲不喜欢装傻的行为。
4.文字应该得到我们最大的尊重,不管是写出来的、印刷出来的还是朗读出来的。
像这样能让母亲大发脾气的事情没有几件,不过我记得的还有一件。大约在我九岁时,受一个捣蛋鬼鼓动,在手臂上贴了一张印着纳粹党党徽的文身贴。母亲发现后气得全身打战,她向我讲述了这个标志意味着的那段历史,并和我说,假如那些历经大屠杀或亲人死于那场巨大灾难的朋友发现我身上有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感到多么悲痛。母亲使劲擦洗我的胳膊,那种疼痛像蹭到了骨头上似的,她还规定在一切痕迹彻底干净之前,我不能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和家人一起过节吗?”12月间,陌生人会这样问我,这很正常。熟悉我的朋友也会问,之后会打听一下母亲的情况。当碰到和母亲相关的问题,我会告诉他们去看博客——当然是用我的口气,不过却是母亲写的。一般我仅仅会写一句:“总体说来还好。”或者差不多这样的话,之后我再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会过来,母亲开心得很。”再熟悉一些的朋友也许会问:“你过得如何?”这让我不好回答,因此我会说母亲期待我说的那句话:“我们运气非常好,能受到如此好的照顾,还剩下如此多的时间,这本来都是奢望啊。”
我注意到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语气有点不一样,特别是在他们的父母中刚有人因癌症逝世的时候,如同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看得快,很早就看完了,而我才看了一半,那句“你过得如何?”的真正意思是“我大约明白你当前的体会”。
母亲尚在世间,我不该显得过于悲伤,仿佛她很快就会去世一样。母亲并非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并非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如同我们在看同一本书,其中有人超过了其他人:他们也许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还在看书中的某一部分。一句“你过得如何?”真正意思是“我想我应当明白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部分时间,当朋友问我母亲生病我有何感想时,我一直感到不自在和难堪,马上转换话题,即便面对的不过是一些纯粹的问候。还有一件事,一旦遇到某个人即将去世的话题,人们都会觉得很奇怪,似乎只该在医院或私下里谈起将死之人,而且没人想要具体深究。
在以前的校园里太过依靠母亲还被看作一种耻辱。也许现在不像我小时候那样严重了,不过还是存在。我认识的大部分男性都承认自己喜爱看父子重新和好的书,比如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而假如这些男性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觉得略有些难堪。或许说到《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与种族有关的书,说到《温柔酒吧》会说它描写的是酒吧生活的情趣,而其实这两本书说的都是母子间热烈而深沉的感情。坦白讲,这两本书都被认为表现的主题有些同性恋的意味,应归咎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点也许是造成我在谈及悲伤之事时感到不自在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偏向于这样回答:“没错,我会和家人一起过节;整体说来,母亲很好,我也很好。”
2008年圣诞前夜,母亲领着全部孩子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孩子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听牧师讲圣诞故事,一脸害怕的表情。感谢上帝,期间一个孩子也没有傻笑。哥哥和南茜预备了圣诞晚餐,和往年一样,以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做甜点。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全体女性每年会聚在一起,严格遵循世代相传的手写菜单共同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参加过六十多次了,今年也没破例,只是她略微做了一些改变:也邀请了所有的男士参加。她希望自己的儿孙也能参加这个活动,要是小男孩都可以参加,那么男人们应该也可以。
新年夜和圣诞夜相比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很早就进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瓶母亲的学生(如今成了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到哈佛读书期间寄住在我们家。母亲一直和学生们说,她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会尽心关照他们,当他们成年后,不必送别的东西表达感谢,只需给她买吃的就行了。学生们不只努力做到,还给母亲寄了数不清的卡片和各种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新年夜前夕,母亲谈到她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能在确诊后神奇地挺到第二个新年,也充满了感激。之后母亲说了一句我以前不曾听她说过的话:
“我去世之后,我不想你们任何人悲伤。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彼此关照,假如我听说你们中有谁吵架,我会很生气。假如有谁搞破坏的话,我将从坟墓里钻出来教训他。”
和以前一样,母亲送了很多圣诞礼物出去: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送的是缅甸难民做的袋子;给我的是她和父亲一道买的套装名牌古董玻璃杯,可以装我最喜欢的威士忌。节日过完后,我开始给母亲写感谢信,虽然没在圣诞节的下午写——像儿时被教导的那样——不过也没相差多久。我发觉这可比以前的感谢信要难写多了。我想要对他们表达的感谢太多了,不仅仅是玻璃杯而已。信写得越来越长,无法结束。我打了多篇草稿,越看越感觉像是给母亲写的悼词。母亲已经明白地表达过,她依然活着,没有逝去,不论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都别以悲伤的情绪去过。而我想要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样的机会还能有几次呢?
忽然我知道了,感谢信并非你收到礼物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很多孩子这样认为,而实际上,感谢信不过是极小的回馈。感恩并非指一定要回馈什么东西,而是对你获得祝福时的感受的表达。感受家人与朋友对你的关心,期待你获得幸福。当你感受到这些时,你的心里会盈满快乐。这才是感恩的真义。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卡巴金的书和正念的含义,我也由此想到大卫·K.雷诺兹的书。20世纪80年代大卫提出了“建设性人生”的概念,这个概念将西方思想和两种日本的心理疗法结合起来,其一是让人们别再将感情作为行为的借口,其二是学会感恩。感恩疗法源自吉本伊信提出的“内观”思想“内观”告诉人们要对一切事物都心怀感激之心。假设你坐在一把椅子上,你要想到是有人制作了这把椅子,有人销售它又把它运到家中,你现在才能坐在这把椅子上,享受着所有的付出。尽管并不是专门做给你的,却并不表示你在使用和享受时没有获得祝福。就是说,当你进行了建设性人生内观练习时,你的人生会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小奇迹,你也会开始留意生活中顺遂的事,而不单单留意那些不好的事。
我又拿出一张新纸,重新写下感恩的文字:
“亲爱的妈妈、爸爸,我确实非常幸运……”
有意思的是,我忆起幸福的事越多,我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悲伤的情绪也越来越少。或许母亲也像大卫·K.雷诺兹一样,有心理治疗师的本事。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恰好翻了下《盐的代价》,里面夹着一张母亲写的纸条: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得益于其他人的恩泽。而这与欠债于某人并不相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每一个人。人生也许会瞬息万变,因此每一个让你人生步入正途、稳步前进的人,都应该感激,不管他们饰演的角色如何卑微。只要给予别人友情和爱,那么你近旁的人就不会轻言放弃。无论哪种友情和爱的表示都会让一切变得美好。
我不明白这张纸怎么会出现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