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调整好剂量，我认为副作用不会过于严重。嘴巴应当不会像用希罗达时破得那么厉害。你也用不着取消原定去佛罗里达州的计划，我了解你有多喜欢那里的天气。”
他们打算当天就进行新的治疗。奥赖利医生告诉了我们治疗的副作用，听起来与前面治疗的副作用差不多：手指麻木、皮疹、腹泻、口腔溃疡、脱发。母亲写了张纸条，以便提醒自己从给她修改假发的朋友那里取回假发。
“太棒了，我还可以去佛罗里达州。”母亲说，之后她又补充道：“我很开心嘴巴不会破得那么厉害，我确实非常不喜欢那样。”她的语气仿佛口腔疼痛是某种口味，仿佛谁会喜欢似的。
2009年1月中旬，坏消息从奥赖利医生的检查室传出——肿瘤又一次迅速增长。虽然它们和母亲首次治疗时相比，还是没那时大，但也表明新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法控制癌细胞，需要换其他种治疗方法了。检查室中没有过多的家具或装饰，无法分散人的注意力。铺着地毯的地板，一把塑料椅子，一个用来放置用过器具的容器，上面印着“生物性危害”，一个金属洗涤槽，还有纸巾、检查台、帘子。在听到坏消息时，母亲安静地看着奥赖利医生，似乎在说：“没关系，我能承受，这并不是医生的错。”
“这次不会了。”奥赖利医生笑着说，“太难受了，是吧？”
“你无法一直准确地判断出谁可以信任。有时你以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过后发现还是错的。但当你和他们一道旅行、一道工作，察觉他们的人品，就会留意：他们想找寻何种信息？会不会说给别人听？之后你还需自己判断：他们做这些有意义吗？要是你还是无法做出决定，就再多了解一些。你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
“不过你给我的漱口水很管用。”母亲说。
“但是你怎样才会了解哪些人能够一起共事呢？怎样才会在一开始就防止犯错？”我忆起母亲担任妇女委员会理事长时候的旅行经历——在查尔斯·泰勒的叛军进击时前往蒙罗维亚，去往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不得不去判断谁可以信任，哪些决定能相信。
“你还有别的问题要问我吗？”奥赖利医生问。
我问母亲阿富汗和邻国是否还有希望共事，“自然有希望，但是不能只是动动嘴而已。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课。你必须和大家共同努力，通过和他人共事的方式了解对方，也许你还会判断失误，但这个方式能使你了解更多。这是真理不管你身在哪里都适用。”母亲回答。
母亲摇了摇头。
我和母亲提起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一年正是1969年，在我们争吵个不停的时候，她就会对我们说“孩子们，要是在这你们都做不到相互间和谐相处，又如何与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们和平相处？”虽然那时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认为这句话有些太幼稚了。然而，威廉太太的确说得没错。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奥赖利医生问，“你孙子会从日内瓦去佛罗里达州看望你吗？”
虽然我费了些时间才接受这种不置可否的结局，哈米德的小说让我再次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审视，什么可以相信，偏见又是怎样形成的。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还是没有大卫·罗德的消息，这令人感到特别伤感。母亲和我说，大卫并不笨，他不会和一个他不相信的人出去，况且他的直觉和对当地的认识都是绝好的。即便如此，一个人还是会由于不谨慎而铸成大错。这样说来，政客们如何了解在这个区域能够相信谁？军官们了解吗？当地的人又如何了解我们中的哪个人可以相信？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即使选择相信美国人，那么又能相信哪些人呢？
母亲笑了：“哦，是的，巴黎和纽约的那些也会去。”
我们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意见分歧很大，那年我们经常在许多事上各持己见。小说的结尾，很显然能够看出两个人物中会死掉一个，只是不好判定是哪一个罢了。我觉得结局只有一种，不过目前还无法想明白。而母亲觉得是作者故意安排了这种不置可否的结局，因为你的选择会透露出你内心的想法。我现在确信母亲是对的，只是那时弄得非常不愉快。
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她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她可以感觉到肿瘤在长大。因此她如今只盼望能去佛罗里达州，大家会去看她，她还能和那里的朋友相聚，再享受一下温暖的天气。
关于小说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尾，我和母亲的看法绝对不同。我们又一次去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时讨论了这本书，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只有电视区才有座位，我们压低了音量，害怕影响别人看电视。当电视上播放充斥世界各地金融界的坏消息时，我和母亲也会瞥上一眼。
那天在化疗室，我们又一次谈到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结尾。“我把结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特别想知道最终死掉的是哪个人。我非常讨厌搞不清楚状况。”我说。
1月的读书会讨论的第一本书是三十七岁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莫欣生于巴基斯坦，后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后从事管理顾问的工作，2001年搬到伦敦。有两个人都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母亲，虽然这本书出版已一年多了，不过很显然，这本书就像是专门给她写的。母亲不歇气地读完了，又和我用了几个小时讨论这本书令人迷惑的结尾。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巴基斯坦，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学生，他用尽办法融入纽约生活，最终却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母亲很喜欢这本书的独白部分，读者通过主人公的独白能够了解他们的内心。书中对“9·11”事件也有大量的描写。每个人都想寻回某样东西——逝去的男朋友，一个能够接受他的地方——但是回到过去是不现实的。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我也是，因此我总会先看结局。不过有时候，人生就是无法事先知道结局，即便你了解整个过程。所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没看过的书她也会收到很多本。她会送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后可能再送给其他人。
我们最后离开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时恰逢寒冷的1月，天气不怎么好。但母亲坚持要坐公交车，因此我陪着她一起等。
有很多人送书给母亲。那些书她大部分都已经读过了，而她从不会和送礼物的人说这一点，她觉得那是很不礼貌的。要是她收到同样的礼物，多余的那份她会送给其他人，但绝对不会对送礼物的人说她已经有这样东西了。圣诞节期间，母亲会收到同样的书，有很多本。她会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然后把书送给朋友或护士，又或者放在公寓楼里的图书交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