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和别人攀谈？在等待化疗时，在出租车上，机场、市场、难民营还有晚餐会上，这类人始终有一大堆话想说。“妈妈，难道不存在那种时刻吗？你就想一个人待着，独处或是只和你相识的人聊天？”我问，“好像你在任何地方始终在和人见面。”
我不想看可卡犬，也不想见从圣地亚哥来的女人，更不想了解和她女儿有关的事。我不想和母亲以外的任何人说话。我想和母亲讨论书或大海，然后沉溺在轻柔的海浪声中我自然是喜欢狗的。但那些陌生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于我而言，这一切是会使美景失色的。伴随时光的渐渐逝去，这些人干扰了我和母亲所剩不多的对话，我觉得愤怒。
“我并不是始终和人见面。”
“你瞧，有一只非常漂亮的英国可卡犬在那边。主人是一位从圣地亚哥来的女人，她给有学习障碍的孩子们提供服务。她的女儿是军人。”
“不是才怪，你一直想要认识人。”
通常我们会睡午觉，之后看书到四点。母亲最喜欢这个时段。当时钟准时指到四点的时候，我们按时出门去海边散步。读书会现在变成可移动的了。母亲喜欢海滩的自然风光，她怎么都看不厌，也盼望着其他人出来散步，或是带着他们的狗慢跑。母亲不光和一些人点头问候，她还向很多人致意。
“不是的，偶尔我也不想。但认识人并非难事。只有先去认识某人，和他聊天，最主要的是向他提问，然后才好决定你是否想结识这个人。况且我不认为这对我来说是种打扰——他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话题，好似书一样。”她停顿一会儿，“不过我确实并非始终想要认识人。”
早餐后是去电脑中心，母亲会在那儿接收她的e-mail，然后去售酒的小店买瓶红酒或者威士忌，之后去熟食店买晚餐所需的东西，接着去逛超市。
一只可卡犬突然在午后的微风中进入我们的眼帘。它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我们在这儿可以买一间小公寓，大家都能过来住，孩子们肯定非常喜欢。”
“你好，苏珊，这是我儿子，威尔。”
看过了海牛，我们返回公寓吃早餐。母亲坐在我身旁，陪着我吃饭，她会尽量吃一些燕麦片或英式麦芬蛋糕，只是她食欲确实不好。《纽约时报》要过一会儿才送来，我们吃早餐时会先看本地的报纸，母亲非常喜欢看出售房屋或公寓的广告。
“很高兴认识你。我刚从纽约来，”我说着客套话，又问，“妈妈和我说你在圣地亚哥工作，给需要特殊服务的孩子提供服务。你女儿怎么样？她参军在部队里，是吗？”
“它们被汽艇划伤了。”母亲说，“太恐怖了。”
返回家后，我努力回想自己从何时开始，放学后刚到家就会问母亲一天过得怎么样，或是问父亲他声音沙哑是否是感冒了……类似的话。我还想起来从寄宿学校回家后总这样问他们，不过当时仅仅是在结束谈话时象征性地问一下。
而后我看见了海牛，先是一只，接着另一只又一只。港口满是胡乱停放的汽艇，昏暗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衬托着白色的艇身。这些船无人驾驶，安静地停靠在岸边。海牛们缓慢地在船只之间游动。稍远处，是开足马力行驶的汽艇。当你注视海牛的身影时，会看见它们的背部被划开一条条巨大的结痂的伤口。
我不了解应该怎样问问题和聆听（指实实在在地用心聆听），也常常用积极的答案去麻痹自己，认为全部事情都会有所好转，不至于从糟糕变到更糟糕。我的母亲却令我失望了，我期望她的病情能好转一些，但令我失望的是，怎么会变得更差了？
回忆这一年半的时间，各种荒诞的迷信想法总会突然向我袭来，也许这就是琼·狄第恩说的“不可思议的想法”吧。我当时脑子里全是如下这样荒诞的想法：假如海牛出现，那么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母亲会觉得“好多了”；假如海牛不出现，那么今天就是个“不太好”的日子。我远远地望向海面期待可以看见一只海牛。我看到母亲正抿着嘴唇，类似女生把口红弄匀时的动作。只是她并不曾涂口红，干裂的嘴唇被风吹到肯定很疼。
我到佛罗里达州时带来了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打算再看一遍。狄第恩在书中写到丈夫突然离世后自己的生活，在书的前几页她对此做了描述。书中还写到她的女儿曾病危，快要死了，后来又痊愈了。悲哀的是，她的女儿死于这本书完稿之后、出版之前，原因是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涉及死亡、悲伤和疾病的书。
“我特别盼望今天可以看见海牛。”母亲说。
狄第恩对丈夫去世的悲伤和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受加以比较：
早上喝完一杯母亲事先准备好的咖啡，而后出门，经过喷泉、大门、街道，到达港口。我们站在码头边沿，等待着这种灰色的海洋生物出现，它们身体粗壮、模样奇特、行动笨拙。
没有人能够预见悲伤何时来袭。这和我父母死的时候不同：我爸爸去世于85岁生日前夕，妈妈去世于91岁生日前几个月，两人在去世之前都度过了好几年的渐渐衰弱的过程。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孤独（不管孩子年龄多大，在被父母舍弃时都会感到孤独），为以前的时光，没有说出口的话，为不能分享的，乃至不能用一切现实的手段表示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海牛。艾德里安、米洛、露西、塞伊都特别喜欢海牛。”
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并且不断回头去看那一段话。母亲并不曾去世，她还努力活着。我即使难过也并不孤独。况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会感到遗憾和后悔。我有机会表达感激和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还有生理上的羞耻感。
“但那应当留给确实需要的人。”她说。母亲乘坐公交车时依然会给比她年纪大的人，以及孕妇和孩子让座，因为在汽车拐弯时，她知道这些人可能抓不紧。她也会冲那些身体健康却不让座的年轻人怒目而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和往常一样，母亲在佛罗里达州暂住时还安排了不少活动。我才到达她在维罗海滩上租的别墅，她就急不可待地和我讲述她的计划。在我陪伴母亲时，父亲可以回纽约待一周处理他工作上的事情，去年我们就是这样配合的。几天后大卫也会来。我的哥哥、妹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也都来看过母亲了。
只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母亲虽然活着，但也面临着死亡。她打算谈论朋友、工作、孙子们、房地产和我们正在读的书（尤其是狄第恩的书，我才看完母亲就又重温了一遍）音乐、电影、交通、让人发笑的故事、旧时光还有我的工作……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她打算与我和所有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但也打算结识新朋友。
“妈妈，你应该使用机场的轮椅啊。”我在电话里提醒她。
我感受到狄第恩使用字词方面的聪明之处：分享和接受。我发觉，只要我乐意跟母亲讨论她想谈的任何话题，或是只是默默地坐在她身边，安静地陪她看书，都属于分享。我甚至没有通过讨论、追问或凝视以表示对她的接受。
母亲到达维罗海滩时，她的身体情况很糟糕，以至于她认为跑到那里完全是个非常大的错误。她发起高烧、全身战栗、腹泻、手脚麻木、恶心呕吐。然而一天后，在战胜了随着飞行而来的各种不舒服后，她觉得好了不少。她还对那些在机场把轮椅当作插队借口的人进行了嘲弄，他们完全用不上轮椅，却让和她一样确实要用轮椅的人，在长长的队伍里排队。
那一天过得很愉快。天黑下来，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我们将从熟食店买的火鸡和面条热了一起吃了。晚饭后，我们一起观看了与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有关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我们都非常喜欢，但是影片里有一些他饱受病痛摧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镜头，还以他死于癌症结尾。
直到现在母亲也没有一个同胰腺癌病人聊天的机会，也没机会认识病友，缘于大多数病人都挺不了几周或几个月就过世了。如今她才感到她终于碰到了一个病友，即使仅仅在电视上。她说她去佛罗里达州会带上斯威兹的访谈录像带，她还会给那儿的朋友们播放。
在观看电影过程中，我几次抬头，打算观察母亲在做什么。看完影片后，我问她感觉怎么样。我不断努力用从《疾病的礼仪》中学到的方式提问：你打算和我说出你的感受吗？我还是觉得这个建议特别不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提问方式看起来有些虚伪，因为过于正式了。好比教室里仅有你和老师两个人，你还依然举手提问。这种提问方式适用于打电话时，而当我和她在佛罗里达州的家里时，这样问听起来有点奇怪。
“他是不是非常棒？”我自然明白母亲说的是斯威兹。“和我想的完全一样。”她特别称赞了斯威兹的直率和一点儿不忌讳谈论治疗引起的肠道问题的态度。母亲也一样直率地谈论过——抽搐、腹泻，还有便秘，这些话题往往会使大家不怎么愉快。不过她坚持要这样做。母亲在难民营的经历使她对于谈论这些事情不会感到太拘束，她也并不觉得别人要对此如此忌讳。
“好点了。”她说。
访谈才播完，电话就响了。
我期待这是真话。因为我们确实看见海牛了。
在母亲被确诊得了胰腺癌几个月后，《人鬼情未了》和《辣身舞》的主演，明星帕特里克·斯威兹也得了这种病。他比母亲年轻多了，母亲挺喜欢他演的电影，只是在他生病之前对他不曾有过过多的关注。一个月前，就在母亲正要起程去佛罗里达州暂住时，电视上播出了一段芭芭拉·沃尔特斯对帕特里克的专访。不过我把这事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像往常一样换台时，正好碰到播出。这段专访感人至深斯威兹像母亲一样，特别坦然地表现出他的希望与决心，他会和癌症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便他明白自己终会因癌症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