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立刻让科特知晓，对于他给予母亲的关照，我有多感激，对于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人和那些爱着她的人而言，这些“小爆发”让我们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我想让他知道。
“好的，谢谢你，科特。”
在斯隆-凯特琳医院漫长的一天过去了，我不得不花时间赶工作进度了，之后的几天将很忙，每天晚上都有应酬而后我还得去奥斯汀参加一个技术会议。我迫不及待要飞过去，这意味着来回有五小时的看书时间。母亲已经看完了《奥丽芙·基特里奇》，并把她的那本给了我。因此我会在去奥斯汀的途中风卷残云地看完这本书，回程时我会看缪努丁那本。
“差不多要结束了。你想喝杯苹果汁吗？”
母亲的回诊时间定在2009年3月24日，医生果真证实了她的猜测——扫描结果显示新的治疗药物没有一点儿效果肿瘤不但接着长大，而且扩散的速度加快了。而现在的治疗已是唯一可用的标准治疗方法了。下面能考虑的只有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治疗方法了。
我刚把书看完，科特就进来了。
正在实验中的治疗方法也分多个不同的阶段。奥赖利医生推荐的这种治疗方法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很多：是否有空余的治疗室；母亲的癌症类型；她是否甘愿被来回拨弄，承受穿刺测试去尝试这些实验方法；是否甘愿忍受尝试实验治疗的人必然经历的各种副作用。在母亲做完另一项检查后，我们有两周的时间考虑。
奥丽芙说：“孤独能够杀人，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置人于死地。”奥丽芙的看法是：人生建立在“大爆发”和“小爆发”上。“大爆发”指的是结婚、生育、亲密关系这些让你游移不定的隐秘私事，而在这些“大爆发”中暗藏危机，涌动着不可见的暗流。这正是为什么同时需要“小爆发”来平衡的原因：比如，对你非常热情的小店员，或是快餐店里记得你喝哪一种咖啡的服务员，一句话，奥妙无穷。
奥赖利医生始终态度非常和蔼。但这一次她的声音轻柔得多，她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明显了一些。她特意和我们多待了一会儿。
“我很喜欢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也许一部分归因于奥丽芙也是一名教师，而她和大多数书里描写的教师并不一样：她具备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个性，像我许多优秀的同事那样，新英格兰人作风的代表。我也喜欢她无论对自己还是家人都有许许多多不想承认的恐惧。书里有一段论述孤独的言论，写得太好了。如同我们讨论过的《心》和《盐的代价》一样。就在这儿，这一段。”她用手指着要我看的那一段。
“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新药实验，在延缓肿瘤扩散方面有一些疗效。”她说。到家后母亲对我们说：“医生并没有放弃你们知道吗？这意味着下面有整个月的时间我都不用做化疗了。18个月以来这可是头一次。”这不愧是个令她高兴的好消息。一整个月不用做化疗，就意味着一整个月没有副作用，能够开开心心地举行生日派对了。至于还在长大的肿瘤，等过两周再说吧。
周围安静极了。人们输着液，交谈时尽量不发出一点儿声音，只听见机器哔哔作响。护士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轻盈地穿梭。依据输液的情况，我们大约要用去五个小时。这次的治疗也许会增加到六七个小时。由于这天医院人多，每个环节都被往后拖了。做完这次化疗，还要再做一次扫描，看一次医生。她非常确信新的治疗无效了。不是由于悲观或是迷信宿命论，而是事实。她感觉自己病得越发重了，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
见过奥赖利医生后，我们还要等一些流程走完才可以离开，我趁着这个空当又和母亲多聊了一会儿。
“不用麻烦了，谢谢你，科特。你的确太贴心了。”母亲说的话让人觉得科特是在乡村接待她过周末，而她历经跋山涉水后，正准备在铺了羽绒被的床上小憩片刻。
“你有没有感到很失落？”我问她。
“还需要我给你拿点什么吗？”科特问。
“没有。”她说，“我早就想到这一天。不过还没到最后呢。我想为夏天制订一些完美的计划，至于秋天，我就量力而行了。”
总有一大堆问题需要母亲回答：感觉如何？累吗？肠胃好不好？这时会有另外一个护士进行化疗检查，母亲向她重复一遍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护士再向我们复述一遍，以此证明病人和输液药品相对应。而后，护士将输液包挂到钩子上再倒吊起来，仿佛墨索里尼被倒吊在肉钩上。生理盐水准备好了，我们会小心注意它注射的情况。
我们沉默了片刻。
“那好吧。”
“你读过缪努丁的书了吗？”她问。
“没事的，我去要。”
“你会爱上那些故事的。”我说，“尽管很黑暗，却很令人着迷。”
“不用。”她说，有点生气，“我并非每次都非喝不可。”
“这些故事发生在哪儿？”母亲问。
“妈妈，用不用让他们拿一杯苹果汁过来？”
“发生在很多地方。如巴基斯坦的乡下，拉合尔和伊斯兰堡，还有巴黎的。那个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写得太棒了。”
母亲喜欢盖着毯子（她始终感到冷），也喜欢在手臂下面放一个枕头，外加一杯温热的苹果汁。她不曾主动提要求，但每次如果获得这些东西她都会表示真诚的感谢，差不多是惊喜地接过来。若是这些东西不是近在咫尺，她从不开口要求，但有时她会试着问一下：“通常我到这儿时，他们会给我一杯苹果汁。我是否该喝点什么？”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她什么都不问。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或许因为这两本书都是在往返奥斯汀的飞机上看完的，看《其他房间，其他奇迹》时我会时常想到《奥丽芙·基特里奇》，不仅因为这两本书均是由互有联系的故事组成的小说集，而且因为它们使用了相同的语气尖锐又有些苦涩。缪努丁笔下的很多角色都直率又固执，比如奥丽芙。
科特的脸给人严肃的感觉，他做事认真，下巴紧绷着，不过他很明白自己和每一位病人相处的时间很有限。因此他做事的时候，会和病人聊一下自己在做什么，但不会聊很多。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每次在纽约的餐厅用餐时，必定会先和服务生做一番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爱德，这是苏西，我们来自南达科他州。”每次他爸爸一张嘴，我的朋友就感到尴尬。在母亲和科特攀谈的时候，我也有同感，我认为科特并不愿和她攀谈，他只想认真做好手头的事情，而她不过是另一个将会死于癌症的老人。然而这并非事实，这不过是我们所有人由于父母的孩子气引发的尴尬：他们热情过了头，太不淡定了。
“在曾走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渴望再去一次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不过我认为不可能实现了。杜普利还有我在那里的别的朋友说，那儿现在比阿富汗还危险。我担心的大卫并非会被杀死。”母亲微笑着说，“不过我认为我也许已经不能再去旅行了。看情况吧，也许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显得很悲伤，又有些挫败。每当她忍受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能做的只是默默地陪她坐着。
母亲坐在躺椅上，我坐在她身旁，大衣叠放于椅子下面进入治疗室不久就会有人进来，我期待今天会是科特，他是母亲特别喜欢的护士。科特高出我几厘米，非常帅——并非电影明星那种帅，而是你会设想他在电影里扮演一名充满吸引力的陆军分队成员，或是在一个与医院有关的戏剧里扮演一名男护士，就是那种帅。母亲一看见进来的是科特，就会笑起来，还会询问他公寓的情形，去没去度假，他好不好等。
生日派对的时间一日日接近了，母亲却病得越发严重。她对我说自己得服用多少止泻药，得去多少趟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这种情况是否有一些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否让肠胃有所缓解。母亲那周没心思看书，不过正像我预见到的，她的确非常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故事是《莉莉》，描写了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也是这个故事。那段感情的破裂，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我们也会看到，就算双方社会地位匹配，如果成长环境不同婚姻也可能陷入困境。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差距之大，而她想要的并不是这个。
我们坐在等候室的椅子上，看书，或者随意聊天，偶尔有护士会叫名字。没过多久就轮到母亲了。“玛丽·安？玛丽·安·施瓦尔贝？”我们拿起大衣、书还有喝了一半的摩卡咖啡，跟随护士穿过边开边关的门进入治疗室。
“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一个。”我说。
母亲接着接受化疗，不过是新的化疗组合。如今不需要在胸前挂输液瓶了，而是再次采用旧式的点滴方式，但依然通过接口注入药水。这些我们都很熟悉。
“我也一样。”母亲说，“没有一件好事，他们确实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最令人痛心的是最初他们怀着那么多希望，制订了那么多计划。”
我们选了两本下次读书会要讨论的书，分头看完后再进行交换。一本是丹尼瓦尔·缪努丁才出版的小说《其他房间，其他奇迹》，另一本是普利策奖获得者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一年前出版的《奥丽芙·基特里奇》。两本书均属于短篇故事集，均独立成篇却又相互联系。母亲打算先看斯特劳特那本我先看缪努丁那本。
后来我们的谈话从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还有图书馆的进展上，现在已经具体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便是大卫·罗德怎样了，他还被阿富汗人绑架着，我们对他的健康、身处的环境，乃至他是否还活着，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始终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天天如此，也一直在查收邮件，希望能得到哪怕一点儿与他有关的消息。
离3月31日举行生日派对还有好几天。期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包括去门诊看几次医生，不过这会让我和母亲有很多看书、讨论书的时间。她还需要给孙子艾德里安挑选一份礼物。经过一番寻找，母亲选了《霍比特人》的第一版作为他的九岁生日礼物。“别再买塑料玩具了。”她说，“就送书给他。”
派对前一天，家里收到一个巨大的花束——是母亲在南丁格尔学校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届学生们送的。在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在南丁格尔学校执教，还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共同送给母亲一个漂亮无比的花束，还附有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在每封邀请函上我都标明了两项规则，是必定要遵守的：不送礼、不敬酒。母亲在身后看着我用电脑制作电子邀请函（我建议的），写参加规则，她摇着头说这么写不好，之后自己把“不送礼、不敬酒”改成大写字母，说这样看起来好一些。
那次是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接下来，她的脸上神采飞扬，好像可以状态很好地迎接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不久，客人们陆续到来。她站着的时候不少于两个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到来，之后又和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没遵照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实际上那个晚上父亲显得更为虚弱——我忽然意识到，所有压力和担忧都是父亲在承受。
安排如下：母亲会请一个朋友帮忙准备简单的自助式食物，时间从晚上六点到八点，即两个小时。我们喝香槟时，母亲会呷一口，那口酒会是她自确诊之后喝的第一口。
或是肾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间里遍布的意志力带来的正能量，那个晚上母亲显得比她在以往几个月的状态要好得多。假如是不认识她的人，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由于胰腺癌已经做了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而连医生都断定常规治疗方法已经不管用了。有位朋友的妻子几年前死于癌症，他在离开前对她母亲说：“你肯定累坏了。”
月底，我们要给母亲庆祝七十五岁生日——随之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母亲一年半以前初次诊断得了癌症时，我想她认为自己也许活不到过这个生日的那一天，我们也一样。所以她打算举办一个派对，但是有些担心自己精力不足。随后她认为规模也许太大了，妮莎也赞同这一看法。她们讨论之后，觉得要是不请太多客人，她就可以在家开派对，不论何时都能在有必要时去洗手间或她自己的房间。不过这样的话，只能邀请为数不多的人来参加了。因此我们需要列一个名单——家人是肯定在内的，还有几个同事，母亲不愿意因为邀请的人太多或根本不邀请而得罪其他人。她不想麻烦大家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因此最终邀请的只是居住在纽约且从去年开始始终有联系的人。“这并非《这是你的人生》。”她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非常出名的电视节目，“而是为了以往一年我碰到的人举办的，也为了感谢那些对我不错的人。”她明白她会不记得邀请某些人，然而“他们会理解我的。”她说。
母亲没有回答。她仅是微笑着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举办派对了。”
妮莎给母亲提了个建议，在她觉得体力充沛时，应该去做那些对她而言比较紧要的事。假如母亲打算给每个孙子辈都写一封信，希望他们将来在某个时刻看到，那么现在写最佳。假如她打算去某处看某样东西，也最好立刻就去。假如只想待在家里，享受安静，听听音乐，那也行。妮莎还建议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约在早晨见面，或用喝下午茶来代替就餐，这样就无须担心不饿的时候还要装作吃饭。妮莎明白在其他人面前硬挺着很困难，母亲对此非常高兴。因此无论我们有何问题要问（谁可以在洗手间里支一个护栏？要去哪里寻找聪慧的治疗师？该如何告诉某个朋友他来访次数太多了？），都会向妮莎打电话咨询。
派对结束了，留下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剩下的三明治太多了。最近几个月，母亲不管看见任何浪费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看着盘子里装满三明治她就感到悲伤。
妮莎每次给出的建议都有用，这样我们就不必碰到一点儿小事就去叨扰奥赖利医生了。她会给我们分析哪些问题是需要奥赖利医生留意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对付的。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渐渐明白妮莎的角色。我感到震惊：运动员需要教练，从另一方面说，妮莎同样是教练，纵然我们都曾失去过深爱的人，而她的智慧是我们所不及的。渐渐地我不再只是把她看作死亡教练，还看作是生活教练。
我看见大卫和嫂子南茜小声商量着，之后走向母亲，问她是否介意他们带一些三明治回去。
不管我们何时见到妮莎，她都会温和地和我们打招呼，不过基本都是她和母亲在对话。她习惯于把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我提及这两点的原因在于，在母亲确诊为癌症的那段日子里，我时常发现人们会避免碰到她，或者避免和她说话，所有的评论或询问都是冲着我们来的，即便母亲在场，比如：“你母亲想喝点什么吗？”
危机解除了。
然而，我们无须自己去发现这些变化。妮娜有个朋友是医生，叫凯瑟琳·弗礼，是临终护理方面的专家，她给母亲介绍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护士妮莎·科伊尔。弗礼医生和妮莎是奥赖利医生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伙伴，他们的工作是确保癌症患者及其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生活品质，也是临终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妮莎是英国人，个子很高，身材很苗条，有一头浓密的灰白色头发，嗓音柔和，笑容甜美。我第一次看见妮莎时，联想到了英国童话故事里的保姆。后来我获悉，我的判断没有太出格，她最初开始接受护理培训时凭借的是助产士的身份。
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昨晚是她过得最快活的一晚，她的高烧也好了。
如同父母无法真正观察到自己孩子的细微变化——那个摇摇摆摆学走路的孩子怎么一下长高了30厘米？我也不曾观察到母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孱弱。只是在看照片时（包括圣诞节时才拍的照片），才注意到，像她自己说的，正在枯萎。母亲不舒服的时候愈发多起来，每次过后她都会变得愈加衰老、虚弱。在不舒服的时候，她的胃也一直闹毛病——一天需要跑10次、11次，乃至12次洗手间。偶尔她的脚会肿得基本不能走路。但她依然不曾中止看排练、与人共进午餐、看孙子们、参观博物馆、去办公室。
“高烧？”我疑惑地问。
我给她此时的评价是：一个日渐虚弱却执意不肯表现出来的人。每天她都要出门，或是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或是去不远处的亚洲协会约人会面，或是去看音乐会的彩排，欣赏芭蕾舞表演。她尽量使体重保持在45千克以上。有一次我还看到她在人行道上走路的身影，她穿着一件棉外套，丝巾下隐约露出几缕白发，那是细得像玉米须一样的白发。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以免在冰块上摔倒，只是没有人去搀扶她当其他人快步走过时，她必须小心而坚定地缓慢迈好每一步。我想叫住她，又不想把她吓一跳，因为我明白走在冰上必须目不斜视。因此，我慢慢地走向她，和她打招呼，接着轻轻地扶住她的手，陪她走完剩下的路。
“当时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实际上我当时烧到了39℃。”
2009年3月，母亲返回了纽约，恰适淤泥、风雪和冻雨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