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0月末，母亲才开始觉得好了一些。新的抗生素药最终起效了。父亲陪母亲去医院，由医生给她置入人工血管。在母亲第一次挂上药瓶的时候，我全天都陪在她身边。医生们向我演示在药水滴完后怎样取下药瓶。虽然我非常讨厌操作机械，但我学得很用心，也成功办到了。
母亲和所有的朋友尽量保持联系，他们通过e-mail互相问候，偶尔还会见面。她很喜欢约见朋友，还会按照见面的时间调整作息时间。要是有朋友来访，母亲会将服药时间做些调整，以便自己能有精力陪客人。她最喜欢坐在沙发一隅，桌上放些准备好的零食，白天是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则是苏打水或葡萄酒。如果客人和母亲聊天超过半个小时，那么就会发现她的精力正渐渐消散，脸部绷得紧紧的，这是由于她正尽量集中精力和客人聊天造成的。
那天由于无尽的等待，时间似乎变得非常难熬。我等待了差不多八小时，喝了许多杯摩卡，同时我和母亲也聊了很多。我们最近都看了玛莉莲·罗宾逊（《吉利德》的作者）的新书《家园》。对于托马斯·曼，得再往后推了，因为我还没看完他那长达1500页的大作。《家园》属于当代小说，又一次描写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品以《圣经》为原型，又加上罗宾逊的创新，使那些打算和父母推心置腹的儿女们忧心忡忡。
由于化疗会停一段时间，下面的几周理当一切顺利，母亲可以趁这个空当去度假，将身体调理得好一些，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治疗。然而她仍旧时常发高烧，每次都必须去医院一次母亲又得了葡萄状球菌感染，那天晚上，父亲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症的、售价高达600美元的抗生素转遍了附近的药房。几天后，父亲才和我们提起这件事。母亲的体温在几个小时后又急速上升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那时早已关门了。
“我始终很难认同浪子的故事。”我对母亲说，“那个不孝子回家后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得归咎于他制造的麻烦太多了，而不是原谅了他所做的事。按我的理解，假如他带着满身荣光回到家乡，并不是穷困潦倒地回来，人们还能宰杀肥牛来祝贺他回家吗？我认为不会。”
“你看过前言吗？就算译者也提出不要从开头开始看。他建议你从一百页开始看，看完之后再转回来看开头。”
“我觉得会的。”母亲说，“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浪子回头，讲的是救赎而非饥饿。”
“是吗？”我满是疑惑地问。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不赞同母亲的观点。
“能读完这本书的确挺不容易的。”她说，“然而它十分精彩，况且还非常有意思。”
我哥哥并算不上是浪子，他始终都在工作，养育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不过他的野心依然比我大，他更爱好自由，也许还更爽快。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使得他显得有些像《飘》里的瑞德，我则比较像艾希礼（嗯，他不是克拉克·盖博，我也不是莱斯利·霍华德，不过我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完全不一样）。偶尔他会离家出走，比我走得还要远。有时，他也会因为看法不一致而和父母发生激烈的争吵，其程度是我难以达到的。他会在离家出走后几小时，或者几天后回来，一旦他恢复了从前的热情，变成早先那样的好儿子，一家人都会放松下来，之后大家又高高兴兴的了，以至于令我特别嫉妒。在母亲和我讨论《家园》后，我和哥哥开玩笑，说要是我再坏一些就好了。道格告诉我那些赞美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还和我说了一件事情，是被我忽视了的：母亲多年来始终希望我能够阅读宗教和信仰方面的书籍，乃至《圣经》故事，最后母亲还是成功了。
我为了读完这本书试了好几次，却老是半途而废，最后我不得不向母亲坦白这一点。
母亲的胸口位置现在置入了人工血管，这代表着她用不着每隔几周就去医院做长达几个小时的化疗了，只需每隔两周挂几天药瓶，她就能够在家和城里随意活动。她和大家开玩笑说，她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枚人体炸弹，不过立刻又补充道：“这并不是在抱怨哦！”
母亲对利他林的效果非常满意，另外她发现这种药还有一种很奇妙的作用——它有助于母亲更好地看书。在母亲第一次试服利他林那天，她本是又累又疲倦，无法集中注意力。服用利他林后，她就拿起托马斯·曼一本长达1500页的作品《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开始阅读。自从朋友送给她那天起，1926年到1942年间，她始终在时断时续地看，直到今天还没看完。这些年里，托马斯·曼又写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奥·克律格》《魔山》以及《马里奥与魔术师》。托利他林的福，母亲发觉自己沉醉在书的世界里，完全没空起身走到外面去歇一会儿。而在同一时间段，我正在公寓里竭力寻找那本不见了的卡巴金的书。母亲看完《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后，就把书给了我，我们下一次读书会准备讨论这本书，然而她却不记得把利他林也给了我。
我还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神经兮兮的。这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新的治疗方法，而是因为几周后就要进行美国总统大选，她变得格外焦虑。母亲有一位出名的心理学家朋友，是特别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她儿子同样在为奥巴马拉选票。她常和母亲分析选票的情况，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还屡次对母亲说局面对奥巴马很不利。要是少了安眠药相助，我认为母亲肯定完全睡不着。她和我们所有人说，假如奥巴马没有当上总统她就离开美国，不论她是否患了癌症。
“嗯，这个建议不错。”奥赖利医生说，“很多病人都认为它有效果。我给你开张处方单。”她对母亲说：“如果你哪天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以试着吃一片，看看效果怎么样。”
“奥巴马的自传你看过吗？”某个早晨通话时，她这样问道。
高中阶段我大量地服用过这种药，有很多朋友直到今天还在服用，因此我得以了解。利他林是一种速效药，它可以使婴儿情绪稳定，也可以使成年人精神起来。
我没看过。
“她确实特别想参加，还想使自己显得精神焕发。”我继续道，“据说利他林也许有效，真是这样吗？”
“你一定得看看。”她说。
“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聚餐。”母亲补充道。
我承诺我肯定会去看。
“11月12日我妈妈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宴。”我说。
“我是认真的，威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还不曾看过，你肯定会喜欢上这本书的。”
“别再给医生添麻烦了。”母亲说着，同时因为我没领悟她的暗示而生起气来。
从大选前直到选举落幕，在某种意义上，我不得不承认，奥巴马是否能当上总统和母亲的病情是否能好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并非迷信，假如奥巴马竞选失败，母亲会万分沮丧，这一点是我所担忧的。我特地关注了卡巴金的研究，还有已被科学证明了的抑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奥赖利医生想了解一下母亲想问什么。
获悉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我明白母亲的病不可能治愈，而我确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母亲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可能这并非迷信。
“不用了，威尔。”母亲说。
在随后的一周里，母亲没服用利他林，依然精神百倍，就连去医院也不曾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点脱水，是她所服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聚餐不过几天时间了，她十分自信，认定她那天精神会很好。
我提醒母亲，她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
最后，我在晚宴的前一天在床下找到了那本找了许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还是一部鸿篇巨制。
这个“书”字我非常喜欢。现在制药厂的家伙们写的药品说明书也被列入我们读书会的书目中。母亲接过了说明书，和平时一样再次向奥赖利医生道谢，而后打算离开。
我标示出来打算让母亲看的那页，内容与“打扰”有关。卡巴金在此处指出，我们都清楚打断别人是错误的，而我们自己却在不停地打断自己。我们检查来信的方式是不断地查阅邮件，就算手头正忙着一件十分惬意的事也会中断去接电话，怎样都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也许我们不乐意把一件事想得明明白白，所以允许突发事件或欲望来捣乱。
要是我们认为有必要，还可以看下说明书。
我意识到，我得愈加专心和小心，不论我陪在母亲身边所余时间还有多久，都不能让别的事情中断我们之间的谈话。我发现每一家医院都是一个制造干扰的工厂，会有很多人打扰你、催促你、问你问题。而现代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干扰电话、e-mail、短信、新闻、电视，还有我们永远活跃的大脑当你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别人身上时，你就给了他们最好的礼物。我的注意力一直不集中，不曾有一个人能得到我的全部注意力，即使是我自己。
奥赖利医生觉得母亲应该试着使用药品5-FU，和亚叶酸搭配着使用，会是最理想的选择，能够使抗癌效果显著。奥赖利医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治疗方法的副作用有口腔疼痛、腹泻、手脚疼痛敏感等，但是其疼痛程度会比之前略轻。
国际救援委员会举行聚餐晚会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给母亲打电话，问她准备何时出席。她说：“上正餐之前，因为要保持体力。让我在前面的鸡尾酒会上始终站着我做不到。晚宴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富丽堂皇的大厅举行，晚宴和颁奖仪式像往常一样令人感动至深。我眼看着母亲整个晚上都在接待客人，一拨又一拨。
奥赖利医生和母亲有话要说，她在椅子上坐下，询问母亲打了那么多针是什么感觉。母亲显得像个使用针剂的吸毒者，胳膊上满是针眼。那是不间断的抽血化验和化疗导致的。奥赖利医生说她打算在母亲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个人工血管，这能让打针容易一些，在新一轮的治疗中也能派上用场。因为在新一轮治疗中会给母亲置入一个装化疗药品的小瓶子，挂几天药水，等药物滴完了再拿下来，医生会教我们怎样把小瓶子挂上去，再怎样拆下来，诊所的工作人员不论何时都会提供帮助，如果母亲需要的话。
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能和五十个人乃至上百个人谈话，但却能做到不打扰别人也不会被打断？我一下子明白了卡巴金所谓“正念”的含义，它既不是魔术也不是骗人的手法，而是活在当下。当我和你在一起的这一刻，我的眼中看到的全是你。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说到肿瘤，和一年前母亲第一次做检查时相比，还是要小一些——目前约占她肝脏面积的8%。在奥赖利医生讲话时，我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提问。每次我都如此，若是我没有逐条记下，我就一点儿都记不住。
在上甜点之前，大会放映了一部影片，名为《从伤害中返回家园》。影片结尾的场景是难民重新团聚后互相拥抱，影片中母亲将孩子们抱得紧紧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厅在场的一千人都泪流满面，我们这一桌的朋友也在啜泣着。那个夜晚是深深令人感动的。卡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你制止不了波浪翻腾，不过你能够学会悠游其上。”
当我和母亲又去找奥赖利医生做检查时，拿到了母亲上一次住院的所有报告。上次引起母亲生不如死症状的并不是癌症，只是她的结肠发炎了。基本能够确定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那是一种治疗起来很麻烦的病菌，是母亲在前面的一次住院过程中感染上的。母亲的化疗得暂停一段时间，歇一阵再进行新的化疗，近来化疗药物副作用太大，令病人无法忍受，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奥巴马竞选总统和自由奖颁奖晚宴的成功，使母亲特别开心。葡萄状球菌感染很神奇地消失了。在自己几个月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和我的网站合伙人（一个人我相识在上大学时，是电子商务方面的专家；一个是出版业的朋友，才认识不长时间）使烹饪网站成功上线了，太棒了。而且，同一时间我最喜欢的节日感恩节也即将来临了。
“我知道。”母亲说，声调有点上扬，“但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暂停片刻，又接着说，“我想起了罗杰第一次告诉过我的话，他提醒我，我将会生不如死。”后来她和罗杰又聊过很多回，罗杰到纽约那回，他们还见过面。几年前，罗杰结束了照料得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的工作，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繁忙的生活，搬到丹佛，在同性恋权益基金会上班，这项工作极富挑战性。我和母亲不曾告诉罗杰，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曾经怎样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情谊也未减分毫。“实际上，我认为那次吓人的谈话也算是件好事，可能他是故意那样做的。不管目前我有多难受，我常会想，好吧，这还不像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我倒是有点担心罗杰，他背痛得很厉害，人们不明白他每时每刻忍受着背痛之苦，他和我情况还不一样，我是好日子和坏日子换着来，他却只有持续的疼痛。”
我、哥哥还有妹妹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显示，得了胰腺癌的人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但母亲已经坚持了一年。周五我将陪母亲去医院，给她挂一个“人体炸弹”药瓶，我们也会在那天继续读书会。母亲都等不及告诉医生她的使用体会了，她想奥赖利医生会很高兴听到这些的。还要感谢利他林，因为在它的帮助下，母亲才能够享受整个晚宴。
“妈妈，你得了癌症。你请求吃止痛片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关系。”
母亲约的门诊时间是11点15分。我在10点45分到了医院，假如医生允许，我们可以提前看病。当我到达等候室时，母亲已经坐在她惯常坐的椅子上。只是她整个人都没有精神，有点儿不太对头。
我和父亲站在那，明明知道不该笑，却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你听说了大卫的事吗？”她问我。我认识的人里有很多叫大卫的，我不得不问母亲是哪个。“大卫·罗德，那个《纽约时报》的年轻记者。”她说，“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成员。”
“我认为自己成了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说。
“没听说，发生什么事？”
总的来说母亲在初秋那段日子状态还不错，自然难受的时候也不少。从她确诊之后，到目前为止几乎过了一年了。她发了几次高烧，屡次出入医院，偶尔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2008年9月的那次住院治疗，让我们第一次眼见母亲的痛苦，她自己都说很难受。那场景让人不忍直视：她紧咬下唇，双眼紧闭，痛得整个身子弓了起来。在疼痛缓解一些后，母亲马上吃了一片止痛药。此前，母亲未曾请求吃任何药效比雅维强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之后她才感觉好了点。
“他在阿富汗被绑架了。他本来在那里进行研究工作，这太恐怖了，大家都快急疯了。你不要和任何人提及这件事，要完全保密，这样或许才能把大卫救出来。”
“你显得累坏了。”每当母亲看见我总会如此说道。我确实很累，因为我下了决心要开办一个做菜方面的网站。我在城里跑来跑去，四处开会，酷暑和精神紧张弄得我汗流浃背。我得和合作伙伴商讨网站设计、投资结构的事，得在从朋友处租来的四层办公室间跑上跑下，还得在他们的葡萄酒馆里略微耽搁一会儿，简单聊个天，而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去吃晚餐。我对哥哥妹妹提起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如此忙碌，只是因为要是我们一下子放慢节奏，就会突然与母亲多了很多相处的时光，这也许会导致她认为我们以为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况且母亲也并不愿意我们围在她周围。在她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她自己还有想见的人和要做的事。
“你是如何获知这个消息的？”
我把卡巴金新作《恢复理智》中的一段话标出来，想让母亲看。很可惜的是，我忘了标记在哪一段和为什么做标记，而且连书放于何处都给忘了。我特别生气不能找到这本书，因为我还帮忙编辑过。我非常肯定最终能在公寓的某个杂纸堆里发现它，只是目前我过于激动以至于完全发现不了，这也许证明了母亲的话。
“其他董事会成员从杜普利那里打听到的。”母亲说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目前在阿富汗，正为阿富汗图书馆的计划忙碌着。“前几天大卫和杜普利还在喀布尔一起吃了晚饭。杜普利说她告诫过大卫，有的地方有危险，不要去为好。但大卫说他写书需要更多的素材，况且他对那些帮助他的人特别信赖。该死的！”她说。母亲以前不曾说过“该死的”这个骂人的字。
“也许吧。”母亲说，“不过必然和真正去做瑜伽不一样。
我们默默地坐着，谁都没有说话。她咬起了嘴唇。
“我明白。”我回答，“但我没空。”此话一出，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回答显得如此荒谬，和母亲相比，我的时间多极了。“不过看这种书我认为也会有所助益。”我带着一丝希望补充道，“可能阅读这种书本身就算一种禅修了。”
“抱歉。”等了片刻，她说，“我今天确实很想跟你讨论奥巴马和托马斯·曼的书。只是目前我也许不能再谈论其他事情了。你知道吗？几个月前大卫才结婚，克里斯蒂现在肯定非常伤心。我回家后会赶紧给她写封信，再问下杜普利我能帮上什么忙。这些事都做完后，我会为他祈祷的。”
“你可以试下瑜伽，或者禅修。我认为确实有益。”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母亲会做祷告，我只好试试正念。除此之外，我们帮不上大卫任何忙，只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
夏天刚来临，我们阅读了很多本和时事、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还有涉及奥巴马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和尊敬也越加深沉。不过母亲想要我们的8月读书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与正念和冥想相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对禅修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解压方法都有具体的介绍，这些都对疗愈有益。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同时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该书初版于1990年，介绍了他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给出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法。我们读了他出版于1994年的《正念》，主要内容涉及正念与禅修讲的是活在当下，不单纯依靠减压加强疗愈的效果，而且使人生的每一分钟都感觉到内心的安定。“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能使人们获得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阿富汗的情况越糟糕，我们就越要坚持盖图书馆的信念。这也许算不上一件伟大的事，但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母亲继续说。
2008年8月那顶假发又一次出现了。母亲以前根本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依然很多，出门时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然而随着化疗愈发频繁，她认为还是改一下那顶假发比较好。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成了朋友，且关系不错，她引导母亲进行整体疗法，例如生物回授疗法和冥想。这位老师认识一个人可以将假发改得好看点，颜色改得更接近母亲原来的发色，大小也改小些。
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母亲能够集中注意力而我却做不到，为什么她能够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任何人身上，这就是原因所在，也是诀窍。甚至她会利用情绪使自己振作，使自己专注。母亲关注的永远是那些需要完成的事情。在她尚在人世，还能教导我的时候，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