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并不那么确定。给母亲看病的医生都是很优秀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比较麻烦。医生怎么能告诉病人一切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怎么能告诉病人其他的方法即便尝试也一点儿用都没有？又怎么能说假如你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活得久一点儿，那很容易，后面已经不需要做任何事了？大多数医生压根不会说这类话。
母亲摇着头说：“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确信医生会告诉我们怎么做。”
据我所知有些病人会向医生请求，甚至向医生保证说，他们不过是想获悉疾病的实情，不管病情怎样吓人，他们都承受得起，绝不会为了多活几周或几个月而尝试各种难以忍受的治疗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人依然无法假装坚强，他们没办法承受不幸的消息，不愿意了结生命，他们为了推迟死亡的到来，即使只有几天，也情愿忍受医疗方面的各种痛苦。还有什么能够比求生欲更人性的呢？
“你会不会为怎么下这个决心而担心？”
奥赖利医生不曾给过母亲时间表。她聆听母亲的需求，尽量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然后依据情况再随时调整，使母亲在后面的时间舒服一些，无须为了延长生命而放弃生活质量。奥赖利医生给母亲看病时，只会问母亲感觉怎么样以及治疗是否有效。我们的下一次看病时间往后了，母亲可以趁这个空当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如伦敦、日内瓦、佛罗里达州等奥赖利医生会尽力配合，使母亲能够如愿以偿。
母亲很快就要进检查室了，此前她对我说，近来当我们谈起那些敢于持不同立场、提出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勇士时，她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人——贝克特。我们接着坐在那等着，走廊上人声嘈杂，有来回踱步的，有患者小声低哼，有护士跑来跑去。母亲继续说：“他也一样可以接受死亡。即使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止一切治疗那一刻，就意味着结束的时候到了。”
不久母亲就去看急诊医生了。我在等候室等待，猜测医生会让母亲留院还是回家。答案只能是一个，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中间没有模糊的界线。
选好《大教堂谋杀案》几周后，由于母亲突发高烧，我和她一起去了急诊中心，坐到了等候室里。我们边坐边等待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待在医院里治疗。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是否想要怀念过去才选择重读艾略特的戏剧。她回答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原因有两个：一是欣赏作品中优美的文字；二是作品中对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刻画，他宁愿殉教，也不愿昧着良心。“我认为这部戏剧十分发人深省。”她说。
我的心思又跑到了《不适之地》上，想起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微妙的交流方式把握得非常到位。一个读者，可以同时体察多个人物的内心，即便他们不曾言语或说得极其含糊，书中的其他人物不知其所云，你却能体会他们的内心感受。读者可以看到书中人物嘴里所说与心中所想实际上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会对人物的动作、语调和用词尤其敏感。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媒介来表现自我。这就好比打扑克牌时，你需要留意别人的一些信息，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窥探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
自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摆了一套装帧精美的《大教堂谋杀案》以及其他值得收藏的书籍，其中有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我对此记忆深刻，缘于我在儿童时期对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作品非常痴迷，在读完了他的全部作品后，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看，这时《大教堂谋杀案》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这个书名听起来仿佛《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如同天书一般，因此我又把它放了回去，也由此推测它很枯燥无味，如同边上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般。
母亲不光是阅读者，还是个倾听者。何时母亲应当不再治疗？我忆起母亲的原话，她说她确信医生会告诉我们，她的意思是医生并非会直接说给我们听，而是会让我们利用观察了解到何时该不再治疗了，只要留意观察就行了。
在我们思考下一本要看什么书时，母亲再次提出，她特别想重读一遍之前看过且很喜欢的书。考虑了一会儿，她选了1935年出版的T.S.爱略特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大学期间参加的哈佛与拉德克利夫学院联合主办的戏剧演出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就医的结果出来了，母亲因为感染得厉害，必须住院六天。不过最后一次的扫描显示，虽然肿瘤没有继续缩小，不过也未再扩散，这是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春天来了。暖和的天气对母亲的身体益处多多，虽然她目前唯有通过病房的窗户欣赏窗外的春色。由于支架阻碍了胆汁从胰腺流往肝脏，引发了感染。医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支架里塞入塑料套。出院前，母亲做了静脉注射抗生素，并输了两次血。
母亲和我讨论了在茱帕很多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主题——两代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以及移民与难民家庭的子女在他乡生活时面对的艰难困苦。我们把茱帕作品中的人物当作朋友及至亲的人来讨论。为何这个人物不说出来？为何不让其他人知道他（她）身陷巨大的不幸、孤独和恐惧之中？茱帕笔下的人物仿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他们不断地相互倾诉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见得都要运用语言的方式。
后来母亲又住了好几次院，每一次都让人提心吊胆。人生病时，最不愿意待的地方估计就是医院。我们一直担心母亲在医院里会不会被感染，她曾经在医院被感染了很多次：有几次是葡萄状球菌感染，还有一次很吓人，是会复发的细菌感染。
这本书开头的故事讲到一个妻子刚去世的男人，马上去投奔结了婚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结尾贯穿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其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母亲死于癌症。我和母亲讨论这些故事，不过并未具体谈论一些细节，也不曾将死亡或癌症作为重点。在开头的故事中，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死亡；在结尾的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母亲得了癌症，却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不过，这两个故事着重描写的都是活着的人，一个是父亲和女儿，另一个是父亲和儿子。还描写了他们在已经变化了的或正在变化的环境中，相互间有着怎样的沟通障碍。
在母亲住院期间，直到探视时间结束，父亲一直在病床旁陪伴。道格和我会尽量多地去看望她（妮娜要是在纽约也会如此），母亲总会让我们带父亲离开医院，去外面吃个汉堡，让他有个地方能够休息一会儿。午餐时间，我们会和父亲聊一下工作和生活情况，之后猜测母亲还有几天才能出院。我们跟奥赖利医生一样，也不想提及母亲出院后的时间表，我们能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预计还有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不是因为无从知晓，而是谈论这个过于痛苦。
茱帕的新书对移民和难民之间的共同点描写得无比直接。在对书中一个战争摄影家进行描述时，她写道：“不管这个摄影家何时造访不同的难民营，看到一家子无论老少都在废墟中搜寻自己需要的东西时，他总会想到自己搬家的情形。一般说来，生活就是这样：几个盘子、最喜欢的梳子、一双拖鞋、一条孩子的玩具项链。”
我对这次住院记忆深深，因为母亲着急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出院，随着时间临近，母亲越发焦躁不安。
我和母亲都特别喜欢茱帕·拉希里和她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同名同姓》及第一本故事选集《疾病解说者》，因此我们就选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作为下次读书会的对象。1999年茱帕因《疾病解说者》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67年茱帕生于伦敦，儿时便与父母一起移民美国。她述及的移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母亲的难民朋友非常相似。这些移民在两种文化间游移，既想保留原有文化，又想融入新的文化之中。
5月16日，玛丽蒙曼哈顿学院将为母亲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母亲曾任那的理事长。宗教历史学家伊莲·佩吉、慈善家特丽萨·郎与她同获此殊荣。仪式在林肯中心的埃弗里·费雪大厅举行。母亲会由一名受过她帮助，之后到玛丽蒙学校学习的难民介绍出场，接着母亲会做一段简短的演讲。母亲获此殊荣深感激动，她十分渴望能到场。
刚一到家，母亲又忙于召开阿富汗图书馆的董事会。整个计划由于那100万美元的捐助而从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这笔钱占到所需资金的1/3，让他们不但可以在喀布尔建立图书馆，还能建立一些移动图书馆。母亲又没有遵守她的诺言，她没有停下来歇一歇，甚至比以前更忙了。
母亲的生日庆祝会曾经让我紧张个没完没了，这次颁发荣誉学位的典礼又令我的神经愈发绷紧。不过，我实在是庸人自扰。母亲常常说她始终是个幸运儿，这句话又再次得到验证。她出院的时候正逢颁奖典礼。这周妮娜也回来了，她始终陪在母亲身边，除了护理方面帮了大忙，因为有她的陪伴母亲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虽然母亲的身体依旧非常虚弱（体重只有45千克），她依然认为自己能够站在埃弗里·费雪大厅里演讲。
2008年4月，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日内瓦。母亲在旅程中一直深受高烧和寒冷的折磨。到了日内瓦后，她仍一再地去医院看病，而尽管身体虚弱，可她依然与米洛、塞伊多待了几天。最后母亲不得不提前飞回纽约。母亲和父亲热衷于一起旅行，他们都喜欢（只是父亲更喜欢舒适一些的旅行，去难民营和发展中国家旅行时母亲会独自前往）造访新地方，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约见朋友、认识新朋友。因此这回他们都因提早返回而很沮丧，接着又规划着将来出国旅行的行程。
我曾经因为欣赏交响乐而去过几次那个富丽堂皇的音乐厅。这回，整个大厅里都坐满了戴着学位帽、穿着长袍的毕业生，他们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家人坐在一起。在灯火灿烂的舞台上，讲台后的母亲看起来瘦弱而娇小。首先，她说玛丽蒙曼哈顿学院是她最喜欢的美国高等学术殿堂，话音刚落，观众席中马上响起一片欢呼声，因为人们都清楚她曾经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院任职。而后母亲讲起了那个失去一条腿的孩子的故事，以及那个坚持要走在前面，穿过地雷区也要投票的波斯尼亚一家人的故事。还有一个我不曾听过的趣闻——一个难民营的小男孩请求她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男孩说：“由于男孩子整天无事可做，就会到处惹是生非。”
这件事情便是母亲本来忘了，后来又记起来的——当她去世后，怎样回复别人寄来的悼函。
母亲最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美国总统大选。母亲这次发言最后以一张传单做了结尾。那是她在非洲时收到的一张传单，当时非洲国家的人民第一次获得投票的自由，传单的标题是《选民十戒》，她向下面的人大声宣读了其中几条。母亲站在那里，几乎快被淹没了。她的头发显得越发稀疏，身上宽大的袍子掩饰了她的瘦弱。而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清晰，她读道：
“我认为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感谢那些寄来悼函的人，不过必须把‘异常悲痛’去掉，不然听起来太忧伤了，而且直接写我们的姓名比较亲切。你也可以按照那些悼函的内容，再在卡片上写点别的。另外，不要用黑墨水，用蓝墨水写，黑色显得过于严肃了。”
1.无须畏怯。要知道，你的投票是保密的，只有你和上帝明白你的选票投给了谁。
“哦，对了。我想让你看个东西。”她从厨房离开，没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拿着一张卡片，是打印好的，上面写着：“在这个异常悲痛的时刻，我们全家感激您给予的问候。”母亲将“异常悲痛”划掉了，又把“我们全家”改成“施瓦尔贝全家”。
2.许下承诺却又不能兑现的人，如同云和风，无法带来甘霖，别让这些承诺欺骗你。
这可不是因为化疗的副作用。母亲经常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和我们说，记不起来才算正常。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她眼前一亮——想起了她要告诉我的事情了。
3.你手中的选票代表着力量，要利用这种力量改变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国家。
“要是你得考虑是不是要参加的话，那你就应当去。要是你确实去不了，就不要去了，而后尽快写一封不错的悼函。”母亲有些走神了，“唉，我原本想告诉你一件事，可现在我给忘了。”
大部分学生和母亲一样是奥巴马的热情支持者，他们明白母亲说的是什么，他们激动地欢呼起来。
“你依据什么判断是不是要参加某个人的葬礼呢？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和那个人不相熟或者完全不认识，只认识他（她）的另一半或孩子？”
母亲接着说：“在以往的十八年里，我从遇到的难民身上学会了对未来满怀希望——这种信念助我走完人生之路，我也很明了这对2008届毕业生而言的重大意义。我由衷地祝你们每一位都会比我更坚定这一信念。”
“葬礼和追悼会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恒的生命是存在的。”昔日母亲会说她“相信”存在永恒的生命。那天，我留意到她用的词是“知道”。
我的眼泪滑落。我身旁是1000名骄傲的父母，其中的大部分人眼中也含着泪水，不过那是目睹孩子毕业的喜悦之泪。支持母亲的家人和朋友们坐了好几排，我记起母亲说过的有关她去世后怎样回复悼函的话，我看着这些人，明白不久之后他们将会给我寄悼函，我也会逐一回复，按母亲的要求不表现得太悲伤，用亲切的署名，而且要用蓝墨水。
母亲肯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一边问她会不会觉得参加葬礼和追悼会让人过于情绪低落，特别在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的情况下。
毕业典礼的独特之处就是，许多人都觉得这意味着某一阶段的结束，给高中时代或大学阶段画上了句号。而实际上它的意义并非是结束，而是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出现了。
自从获悉阿富汗图书馆的建立将得到100万美元的捐款后，母亲的心情一直特别愉快，这是她生病以来最高兴的日子但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她一直不断发高烧，打了几个疗程的抗生素都没有效果。在她计划出发到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前一周，母亲的一个朋友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