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没忘了给我讲另一个波斯尼亚家庭的英勇故事，她是在那担任选举监督员时遇到的这家人。他们为了投一张选票，不怕艰难险阻，穿越布满地雷的危险区。母亲的同伴是一个年轻的荷兰志愿者，他们想走在前面，让这家人跟在后面。但是，这家人坚决不同意。“不可以。”他们说，“我们必须在前面走，你们是来援助我们的，而不是来接受我们援助的，要是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们。”
母亲还会谈起约翰。他是一名利比亚难民，她是在一个难民营结识的他，还给他拍过照片。过了一年，约翰获悉母亲即将再次到利比亚访问，但他已经被转移到了另一处营地。他因为害怕母亲找不到他而偷溜出了营地，跑到蒙罗维亚机场，渴望见上她一面。他对封锁线上的士兵撒谎说，他要去接自己的母亲，他极力游说，希望士兵允许他进入守备严密的航站。士兵们警告他，要是发现他说谎话，马上就枪毙他。母亲刚下飞机，就听见一个声音冲她大喊：“妈妈！”她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何事，她也冲约翰大喊：“儿子！”并上前拥抱他。后来约翰在母亲的帮助下到了美国主修刑事司法专业。
后来母亲又提起她的朋友朱迪·马约特。朱迪在上大学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她凭借自己的毅力得以再次站起来，在做了十年修女后，她成了闻名全世界的难民方面的专家。她一直担任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的主席，长达几年。
母亲总会提到在阿富汗医院里碰到的一个男孩，他被地雷炸掉了一条腿。母亲对他说，她替纽约学校孩子们给他带来慰问，“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小男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母亲说，“我还有另一条腿呢！”
1993年，朱迪对苏丹南部一个急需食物的社区进行援助本来计划好用空投的方式进行投递食物，没承想飞机从另一个方向飞来，没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一袋重量超过90千克的食物从天上掉落，重重地砸到了朱迪腿上，整条腿当即碎成十段。幸运的是，正好有一位负责救援工作的医生在场，马上做了急救，当时朱迪流血过多，一度没了脉搏。后来，朱迪在非洲做了小腿截肢术，回到美国进入梅奥诊所时，她的大腿也无法留下来了。但朱迪活了下来，又接着从事难民工作。
那天不论我怎样努力，依然无法让母亲认同她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她觉得那些她主动去帮助和提供服务的人，才是勇敢的人。
“真幸运，被砸中的恰好是我那条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坏腿，我一直都如此幸运。”朱迪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这样说道。
母亲毫不犹豫地说：“上次那个年轻女子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她想买药却付不起钱，又不想让她的母亲知晓。”她说的应该是她那次在医院帮忙垫付了药费的女人，她们目前还有联系。“我获得了世界上最好、最昂贵的治疗，我不觉得这称得上勇敢。假如我真的勇敢，就应该放弃治疗，把治疗费投到医学研究上。”
这些所有上面提及的人，在母亲心中都是勇者。
“嗯，当大家觉得你和癌症斗争的勇气值得称赞时，你是什么感觉？”
“我明白，妈妈，我也认同这些故事都是勇气值得称赞又令人感动的。只是，莫非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闭时穿越伯尔山口，不需要勇气吗？莫非你搭乘装满圆木的直升机飞离佛罗里达州时，看着没被绑结实的圆木在机舱里滚来滚去，不需要勇气吗？”
现在许多人总会不停对母亲面对疾病的勇气加以赞叹，对她说：“你果然勇敢。”偶尔还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实在让我们快要疯掉了。
“不，实际不能算。”母亲坚决否认，“我不过是自己想要去那些地方，又怎么称得上勇敢呢？我提到的那些人，他们却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对的。那个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亚那家人，以及约翰和朱迪，他们才是真正的勇者。”
“不，根本不是这样。”母亲的语气略微带着怒气，“我把麻风病人做的手工艺品送给大家，只是因为它们做得十分精美。”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旅馆和二十三个圣战士合住一个房间，又怎么算？”
“因此你才会将麻风病人做的手工艺品送给其他人吗？如此你就得到一个告诉他们这些常识的机会？”我问。我和哥哥都曾和母亲开过关于送礼的玩笑。
“那二十三个圣战士更勇敢。”母亲笑着说，“我认为他们很害怕我。”
“后面那个问题特别令我生气。”母亲说，“每个人都应该明白麻风病轻易不会传染，并且能够彻底治愈。接触流感患者才需要更多的勇气！”
天慢慢黑下来了，气温也下降了。这次化疗的时间很长。我们两个人同时抬头看生理盐水是不是够用。生理盐水和化疗药像是两条小溪，交汇融合后一起进入母亲的身体。护士告诉我们，假如生理盐水滴完了，而化疗药物还有，那么化疗药物单独流入身体也许会造成烧灼感。这样的事未曾发生过，但却让陪护的人非常感谢能够有事可做。我盯着塑料输液管，不断察看生理盐水还剩下多少，觉得自己也像为母亲做了点事。好比幼儿园里的聪明老师会交给每个孩子一个小任务一样，让这个小朋友去擦黑板，让那个去喂兔子。因此，我猜测护士故意把一些小事安排家属去做，让我们认为自己还能起点作用。看好药水，不时检查。盐水就快滴完时，化疗药物也基本用光了。
谢谢毛姆，同样谢谢凯蒂，因为我和母亲又可以继续谈及普通人的勇气问题了，尤其是母亲的。这正是我一直想谈的话题。当其他人称赞母亲勇敢时，她都会马上予以否认。人们总会问她怎么会有勇气去波斯尼亚等武装分子占领的区域或麻风病院。
“我认为那些勇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人，是另一类真正勇敢的人。肉体的勇敢只是一方面，而有时，太好胜逞强反而是愚蠢的行为，特别是为了救一个莽撞的人，反而让其他人陷入险境。不管哪一回，凡是我去难民营行动，我会反复和当地的同事确认，躲开不必要的冒险，也一定不会让他们做任何难以应付的事。这一点很重要。”母亲接着说。
“凯蒂佩服修女们的勇气，实际上她自己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修女们的行为是因为无畏，而凯蒂显然害怕却依然要坚持下去。因此，我认为这也是她的朋友之所以会提及‘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原因。而且无论今生还是后世，修女们做出的牺牲都会受到奖赏，她们根本没有被洗脑，也没有上当受骗。”
没多久，化疗药品和盐水都打完了，护士过来拔掉母亲手上的针头。一般母亲会马上站起来，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但那天她却没这么做，她依然坐在椅子上。
母亲眉头蹙了起来，而后开始劝导我，和书里一个人物劝导凯蒂一般。小说中有人劝导凯蒂先去感受一下修女们的生活态度，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这种生活方式自身就像完美的艺术品；后来那个人又让凯蒂拿交响乐做比喻，以此为观察的出发点，论及若是交响乐团中每位成员都尽其所能地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无论是否有观众倾听，他们的劲头一点儿也不会减退；最后，那个人让凯蒂思考“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道理。
“你没事吧，妈妈？”我问。她显得有点儿憔悴。
这段话我曾背诵过，直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后面的情节。所以，我对母亲说：“不过凯蒂也对修女们是否被洗了脑持怀疑态度，如果根本没有永恒的生命呢？修女们白白放弃了一切还有意义吗？”
“我觉得有点伤心。虽然我相信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在有生之年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说不出在修道院里的所见所闻多么打动了我。她们太出色了，那些修女们，相形之下我一文不值。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家，她们的祖国，她们的爱，孩子，自由，还有许多点点滴滴的、在我现在看来都难以割舍的事，鲜花，碧绿的田野，秋日里的漫步，书籍和音乐，还有舒适。所有的东西她们都放弃了，所有的。而她们为之投入的又是什么呢？牺牲贫穷，听从吩咐，繁重的活计，祈祷。
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只好说：“我明白。”
“给你看我最喜欢的那段话。”母亲说着把《面纱》递给我。她坐在治疗室那把舒适的椅子上，枕头垫在手臂下，边上还有一杯果汁。母亲把凯蒂亲眼看见修女们的工作情形后发出的一段感叹指给我：
“不过，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不久我会收到很好的消息。”
《面纱》是一部杰作，故事内容非常精彩。书中对不忠宽恕、美德和勇气进行了描写。读者可以和主角凯蒂一起发现她深藏于心中的勇气，她慢慢意识到，勇气并非生来就有的或不能改变的，勇气是能够逐渐培养的。这是本书最令人感动之处。
母亲近来和她的哈佛老朋友联络越发频繁，正是那个朋友送了她《每日的力量》，那是他送给母亲的第一份礼物。后面几个月，母亲和他说起阿富汗的事情，还表达了她对教育的热忱，使他深受感动。他也和母亲一样深爱书籍，或者比母亲更甚。有一天，他提了一个建议：假如他捐些钱去建造阿富汗图书馆的话，母亲是否可以多休息一下，不必让自己那么操劳？
毛姆的短篇故事使我们忆起他的经典小说。毛姆受过专门的医学教育又有六年医务工作经历，所以他笔下的医生刻画得特别生动。我们不准备再看一遍他的成名作，即他的代表作《人性的枷锁》，而是决定重读一遍《面纱》。《面纱》描写了一个医生因为各种原因，带着他背叛了婚姻的妻子凯蒂到中国乡下治疗霍乱的故事。这本书写于毛姆五十一岁时，即1925年。小说的一些创作灵感源不超过他在香港旅行时听到的一个妻子不忠于丈夫的丑闻故事。另外，毛姆还承认，但丁的《炼狱》也使他受到了启发。在那本书的第五部分，一个怀疑妻子出轨的男人将妻子带到四处散发着“败德之气”的城堡，想要凭借此气将妻子毒死。
当然，她是这么向他保证的。
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里，母亲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谈到医生和书籍的话题。这次的读书会我们谈论的对象是书里的医生。一谈到萨姆塞特·毛姆，这个话题总难以错过。上次在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买的那本毛姆短篇故事精选集我看完了，之后就把它给了母亲。
在读书会讨论过《面纱》之后，过了几天，母亲打电话给我。通常都是我给她打电话，不过这回她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分享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2008年4月初，她当月只需进行一次治疗，因此我们将下次的读书会安排在那时。这时离她确诊为癌症已经过去了六个多月，期间她不断地做化疗，不曾停歇。她觉得“不太好”的时候越发多起来，因此奥赖利医生做出了权且延缓一段时间的决定，从而使她的身体可以歇一下。
“你一定不肯相信。”那个早晨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一定不肯相信……你肯定会吓得无法言语，那个不愿意我对图书馆的事太操劳的朋友……”
现在母亲不得不经常看医生了，比如，奥赖利医生、家庭医生、帮她做血管支架的医生、突发高烧时给她看病的急诊医生，还有各种类型的专家。
“对，我想起来了，怎么了？”我问。
母亲身体一向十分健康，除了几年前做过胆囊手术外她极少生大病，只在出差时有时会有咳嗽、皮疹或肠胃炎的症状虽然她未曾参加过为癌症患者举行的活动，也不曾听她说自己是乳腺癌的幸存者，不过她却把它看作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母亲为自己能够战胜乳腺癌而庆幸，说自己有福气，她并不认为那是一件倒霉事。
“他刚才和我说，他准备捐100万美元援建阿富汗图书馆。”
母亲在患病之前并不乐意去看医生。在她的家庭医生退休后，她曾告诉新医生，说她再来看医生就是她快死了的时候不曾想一语成谶。她曾在新医生那做过体检，不过她第一次找他看病是刚从阿富汗回来之时，当时她的病的确已经无可救药，只是她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