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那些书里的人物或是死去或是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没有。”
“是的。”
我记得我们搬回纽约之后，母亲曾做过多年英语老师，教高中生。我问母亲有没有认为哪本书让人过于情绪低落而无法教给孩子们。
“即使那些书里的主角遭遇厄运？”
“因为只有当你读过之后，你才更容易对残暴进行识别最让人不忍的时候，是在难民营听到那些人被强奸、被侮辱，或者被逼着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姐妹、孩子被强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难以去直视这种残暴。只是人表现残暴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形式由于很细微而难以看出来。因此我倡导通过读书来进行认识。我认为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是集残暴之大成者。作者善于对残暴的场景进行细腻的描写，与《欲望号街车》中斯坦利对待布兰琪的方式类似。故事开关是低声细语、凝视、贬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类似的例子也多得很，如贡纳莉折磨李尔王，或是伊阿古和奥赛罗说话的口气。我喜欢狄更斯的原因，也是由于他表现了各种各样形式的残暴。你有必要从头学会识别这种残暴，因为大奸大恶起初不过是非常小的残暴。”
“是的。”
“为什么重要？”
“好吧，我们下次就看这个。”那是拉塞尔·班克斯的作品《大陆漂移》，这本书多年来评价很高，只是向来放在我书架的一角。它的出名得益于内容的残酷和阴郁。我把自己那本给了母亲，然后又买了一本。
“是的，一点儿也不在意。虽然对我来说，会觉得很残酷。而阅读与残酷有关的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陆漂移》和《相约萨马拉》有些相似，说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完全能够毁掉一切。在看此书时，你会亲见生命的脆弱。对于书中的人物奥夏娜来说，恶果不仅是那个错误决定引发的，脆弱和固执也起了作用。书中人物的命运有时是注定了的，他们不仅没办法阻止就要发生的事情，也没办法扭转命运的轨迹。班克斯刻画了一个冰球运动员，为了让他的美国梦成真，带着妻子和孩子从新罕布什尔搬到佛罗里达州，他虽犯过错但富有同情心，希望为家人和自己寻求到好一点儿的生活。书中也描写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带着新生儿和侄子逃难到美国，想尝试让他们三人过上新的生活，想去的依然是佛罗里达州。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偷渡船上，搭船的途中，他们都遭遇了可怕的事情。书中对恐怖的性暴力的描写，是世界各地在战时打击对方时利用的手段。其他的暴力、愤怒与残暴也有所涉及。这本书里满是对错失机会的描写，写到人们曾拥有机会，但又骤然错过良机，也许任何的失误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因此你不在意阅读令人沮丧的书吗？”我问。
班克斯比母亲小六岁，1940年生于曼彻斯特。他上大学靠的是奖学金，不过还没有毕业就休学去了古巴，中途在圣彼得堡市与佛罗里达州停留。他十九岁时在佛罗里达州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又在1962年离婚。《大陆漂移》是班克斯的第二本书，出版于1985年，被评论界人士大加称赞。
母亲摇了摇头，说：“抽象地阅读死亡并不困难。当然我喜欢的人物死去时，我是难以接受的。你会由衷地怀念那些人物，即使不同于你怀念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你还是会怀念书中的人物。我觉得我一直都无法从《飘》里梅兰尼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对于那些提及癌症的书……”她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我不认为死于癌症更不幸，相比于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以及意外或任何其他事情而言。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生活。假如排除掉与死亡相关的书，那么就没有几本书是我们能看的了。”
我和母亲很快就读了《大陆漂移》，但还没有时间进行讨论。离母亲下次的化疗预约还有好几周的时间。之后就到了母亲的生日，因此我们目前要做的事就是定下来怎样庆祝母亲的生日。检查结果又一次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母亲依然在向死亡靠近，但是不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快，这特别值得感激。她将在未来的某个日子离开我们，或者换个比较让人舒服的说法，她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活在我们身边。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庆祝母亲这个生日，不同之处就在于要怎样庆祝。
“可是——”我看向地板，因为我即将提起的话题是我从未准备在此时此地谈论的，“阅读关于死亡的书会很困难吧？”我停顿了一下，“尤其是书中人物得了癌症的书。”
作为一个基本毫无食欲的人，母亲对这个生日抱以特别奇怪的期待。一年前或较早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家提供美味烧烤的餐厅，叫戴西·梅。餐厅位于曼哈顿一处萧条之地，在11街往前，那边分布着汽车销售店、修理店、停车场、工业大楼，偶尔会有家酒吧。当然那并不是危险地区，只是很萧条。母亲想要在那庆祝她七十四岁的生日。她不想要一件华丽而昂贵的礼物，只希望大家外出用餐，那么餐后就不用做一点儿清洁工作了。
“刘易斯·卡罗尔肯定不傻。这本书里有些部分傻，不过它更是一本复杂、完美、令人着迷的书。我不喜欢的书，指的是人物呆板，引发不了你关心他们的想法，你也不注意他们关心什么的那些书。我绝对不会看这种书，因为有太多的书涉及的人物和事情是你关心的，谈论生与死。”
这是个小型派对，参加人只限直系亲属、父亲的两个姐姐和一些朋友。我订了一头重达二十七斤的烤猪和诸如通心粉、奶酪、红薯、奶油玉米加切德干酪、羽衣甘蓝和得克萨斯吐司面包等。既然说要吃烧烤，那就大吃一顿，要不索性别吃。烤猪是提前两天预订的。每天早晨，我给母亲打电话报告各种细节，并征询她的意见：该安排谁坐在哪个位置？既然有红薯了，还需要土豆泥吗？晚餐什么时候开始？
“那像《爱丽丝漫游仙境》这样的书呢？愚蠢吗？”
晚餐日期愈发近了，但我发觉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看到检查结果的喜悦过后，我们从“好多了”又回到了“不是很好”。在她生日之前要做四天治疗，会有一个朋友始终陪伴她。她寄望于化疗时给她使用的类固醇能起作用，一般情况下这些药能助她一臂之力，但这次它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我可没时间去看那些无知的书了，还有那么多好书等着我去读或者重读。况且我发现，要是一本书过于无知，往往是因为作者确实无话可说了，或许那本书毫无价值，又或许整本书自始至终只是一个玩弄的伎俩。要是你先看了结尾，你就不愿意浪费时间看这本书了，即使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也会是无知和浪费时间的。不过伍德霍斯的大多数书却并非如此。我并未发现他的故事傻。我喜欢他笔下的人物，比如博迪、吉夫斯。他们有点荒唐却又招人喜欢。我也喜欢伍德霍斯笔下的人物们收集的奇怪东西，比如袜子、银子、单片眼镜。这令我记起我的那些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将牌做成的首饰，以及女子仪仗乐队的明信片。他特别满足于那个由晚餐、订婚、贵妇姨妈构成的世界，这是显然易见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威尔。这本书有趣，却不愚蠹。这两者是不同的。”
派对的那天早晨，我打电话给母亲确定最终的细节。是否听起来我对一切问题有点较真？没错，就是有点较真了。我希望那只烤猪和所有配菜都鲜美可口，座位安排恰当，时机掌握得刚刚好；我希望天气晴朗，大家都能在晚餐后打到出租车（那附近没有地铁）；我希望晚餐不会太吵，但也不要过于安静；而我真实的想法是希望母亲不要死去，这样我就不会觉得为她庆祝生日只剩下一两次机会了。只是这是无可选择的，所以我认为我必须让所有细节达到完美。
“我就是喜欢这本书。”我的辩解并没有说服力，“可是你不认为看一些无知的书，能够将注意力从别的事情上转移过来吗？”
但这是项复杂的工作。谁可以做到承担起那种压力呢？无论如何我是做不到。我不禁想起了宣称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的迪斯尼乐园，但在那儿我也看见几家人怒气冲冲，拉开打架的阵势。孩子们由于贪心和疲倦以及承受的那些压力而抽噎，大人们互相怒目而视，孩子中大些的揉着眼睛或者漫不经心。你会不断听到类似以下句子的各种版本：“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花了那么多钱，你就得好好地玩，听到了没有？你现在就必须给我开心地玩，该死的，不然我就马上开车带全家人回去，我们以后再不会来了。”
母亲评价那本小说令人吃惊的结尾是绝对可以猜得到的，但即使她未曾先去看结尾，也不会觉得惊讶。此外，她还认为书里面的人物特别无聊。这个评价令我有些生气。
与庆祝会有关的所有古怪问题我就这样问完了，又绞尽脑汁思考一切细节，并祈祷那天不会下雨，出租车之神会微笑地看着我们。
“我原先对看伍德霍斯的书缺乏耐心。”母亲说，“现在不同了。我认为故事很精彩，幸福多于做蠢事，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么蠢。我依然搞不懂你为什么那样喜欢那本书。”我在佛罗里达州看的约瑟芬·铁伊那本书，是母亲和我为数不多的看法不同的书之一。
那天没有下雨，所有的细节都按时实现，除了一件事。母亲生日那天早晨，她感觉身体比“不太好”还要糟，她那天感觉“天旋地转”。
P.G.伍德霍斯的系列小说吉夫斯让人看过后非常愉快。讲的是一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管家以及他亲密却不幸的职员的故事。我的教子中年纪最大的是个古典主义者，也是一名律师，他特别喜欢吉夫斯系列小说，他的父母和我及我的父母关系特别好，他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再给伍德霍斯一次机会。
虽然我已经提前到达戴西·梅餐厅，母亲还是比我早到了。她显得弱小单薄，疲惫不堪。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到，我告诉了母亲晚上的一些安排和节目。之后她见了约尼尔父子，他们俩是戴西·梅餐厅的主要负责人。在葡萄酒和啤酒的冷冻箱弄得我焦躁不已时，母亲在像往常一样做她经常做的事。她向他们介绍自己，并询问他们是哪里人，她看起来仿佛好些了。所有人到达后，母亲仿佛恢复了往昔的风采，若非如此，那么她就是一个可以拿奥斯卡小金人的最佳演员。
“有啊，就在我包里。太有意思了。”
母亲坐在椅子边上，身体过于难受，因此什么都不想吃。她前面放着一只巨大的剥过皮的烤猪。我戴上饭店给的厚橡胶手套，用手扯下巨大的肚腩肉、猪腿肉、肩肉部分，并把肉放在每个人的盘子里，我的做法特别原始。
“你有伍德霍斯的书吗？”她问我，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没什么意外的话，话题不久会引到威廉·戈尔丁1954年出版的小说《蝇王》上。小说讲述了一大帮孩子怎样在一个荒岛上生存。书中的主要角色是一头猪，它作为男孩子们摧残的对象而成了主角，另外还有一个被恶意地称作“小猪”的角色。在进餐过程中，话题又转到了其他书上。
父亲走了，我陪着母亲做化疗，我们坐在一起。“我猜每个人为我做的祈祷都有效果。”她说，“我必须得让弗莱德知道。”弗莱德是麦迪逊大街长老会的牧师。
母亲和我并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们有个读书会的事。这件事情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具有特别的意义，就连我们彼此都很少提及。退一步讲，哪个读书会会仅仅有两名成员呢？然而，我和母亲同时开始谈论起《大陆漂移》，其他人也并没有感到奇怪，我们实在有些迫不及待地要讨论这本书了。基本所有人都听说过这本书，虽然哥哥并不比家里其他人书读得更多，但他却是所有在场的人中唯一看过这本书的人，当然我和母亲除外。
母亲也许还能活更长的时间。
“你们认为这本书怎么样？”我问母亲和道格。
我想到了那个中央情报局探员唐尼，他因被判无期徒刑而喜笑颜开。当你肝脏的30%面积布满了癌细胞时，15%的数字才算是好消息。当然，只要这个数字持续变小，那么不管怎么看都算是个好消息。我注视着母亲，光彩又重新回到了她脸上。父亲喜形于色，在几分钟前他的浅笑还带着一丝紧张和不安。刚一回到候诊室，我就马上给妹妹和哥哥，以及叔叔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好极了。”哥哥回答。
“你第一次来看病的时候，肝脏那里肿瘤面积大概占了30%。”她说。她一直将母亲作为回答的对象，不管是谁在提问，她一直看着母亲，“目前是接近15%。”
“没错。”我扯下一块有些肥的肚腩肉扔掉，厚厚的肥油恰恰掉到南茜的盘子里。母亲说：“特别棒，只是让人情绪很低落。我认为这本书也许是我看过后情绪最低落的一本了。”
“妈妈的肿瘤缩小了多少？”我问道。
她看过的最令她情绪低落的书？我震惊极了。是否我脑子有问题才会将《大陆漂移》加到我们临时读书会的书目里？也许我确实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完全像两个人一样。”奥赖利医生说。
同一时间，庆祝会还在进行，现场弥漫着欢笑声与烤猪肉的香气。烤猪直接放在屋子最里面铺了方格桌布的大餐桌上，旁边还有两张特大的野餐桌，各种各样的人坐了一圈吃东西，采取的是自助餐形式。警察和消防队员常来这里用餐，烤猪是这个餐厅的主打菜。每个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兴致勃勃，想要研究一下一头猪是如何烤出来的。
“好多了。”母亲说。
这一晚差不多有一组人走进了餐厅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打听有关烤猪的事情。像往常一样，母亲与每个过来搭茬的人聊天。
“好，我告诉你吧。”奥赖利医生说，“检查结果特别好。没出现新的肿瘤，以前的肿瘤也都略有缩小。效果非常明显，你也胖了一点，身体感觉如何？”
我发现我们这组人里偶尔有人会看一眼母亲。母亲显得越发无精打采。哥哥在聊天间隙留意着上菜的速度，他特别擅长和人交谈，与身边的任何人都能和谐相处。
父亲不久到了，后来我们被叫进检查室等等奥赖利医生她在几分钟之后来到我们之间。她身穿白大褂，我留意到她这回戴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她的眼神与以前相比更加神采飞扬，灰蓝色的眼睛好似宝石，衬托得她皮肤更加红润。她留着青少年男孩偶像一样的波波头。也许是我的想象，我觉得她的脚步似乎更加轻快。她打算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不过她好像更预备先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佛罗里达州怎么样？那里的治疗怎么样？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多了吗？便秘和腹泻呢？），下面就到了告知检查结果的时间了。
晚餐余下的节目我们想要赶紧进行完，以切实保证晚餐可以在引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消失之前结束，也就是说，切实保证那些引发母亲兴奋起来的东西在晚餐结束前能一直发挥作用。
“没发现新的肿瘤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她说。
红丝绒杯子蛋糕用作我们的甜点。母亲的那份蛋糕上被放了一根蜡烛。我们十分安静地唱完生日快乐歌，因为母亲一直不允许我们在餐厅里大声喧哗。戴西·梅餐厅的所有员工都参加了我们的派对。大卫给大家拍了照。之后我们打包并将剩菜进行了分配，每个人都非常坚决、非常礼貌地请求别人带回打包的菜，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后面的几天再接着吃烤猪肉，只是因为剩下的确实太多了。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母亲听，她笑了。
当人们还没有察觉时，母亲早已和父亲打到了出租车回家。那个夜晚天气晴朗，路上出租车很多。大卫和我则顺着马路走着回家。
这个男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直接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当时正处于战争期间，他第一次行动就被敌方击中并做了俘虏。也许要在敌国坐几年牢，他也情愿忍受，只是希望刑期不要多于五年。这个时间是他能够忍受的，再长的话他会崩溃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两年，他和一大群犯人一起受到法庭的传唤。他们将一个挨一个获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前三个宣判都是：死刑。他突然发现自己在祈祷：即使活在牢里也不错。他愿意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可以活着。而他也的确被判了无期徒刑，他为此而高兴。
虽然那个夜晚确实过得愉快，但我却好像突然觉得焦虑和悲伤。没错，大家都很愉快，烤猪颇受大家喜欢，不但美味而且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烤猪变成人们说笑的话题。母亲提的不用土豆泥的建议是对的，用餐地点也很不错。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还算可以，在那儿度过了整个晚上。
母亲觉得好些了，体重增加了，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不过依然做好了接收一切消息的准备。我忆起大学时听到的一个颇具戏剧化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的男人讲给我听的。我总会记起这个故事，在每次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并非独立存在，都是与你的期望比较而言——的时候。
而我之前究竟是怎么考虑的，怎么会将《大陆漂移》拿给她看？母亲曾说她喜欢内容严肃的书，即便令人情绪低落的也无妨，但这本书是否过于压抑了？我是否给了她一本让她难以承受的书？或者，超出她预期承受界限的书？我是否该在自己看过之后再向母亲提及这本书？也许从封底的简介就可以知道，对于一个即将离世的人，这本书太过凄惨和压抑？
返回纽约后，我们在2008年3月16日去医院拿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一种叫希罗达的化疗药物反应强烈，因此给停用了。医生告诉过我们，这样的话这次的检查结果也许就不如上次的好。
没多久大卫和我就到家了，只是我毫无睡意。我为什么那么愚蠢，向母亲提议读那本书？我懊恼得在公寓里走来走去，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用不着心理学专家给我诊断，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像个疯子。我没有错给了母亲药，也没有让她在寒风里站着，或者看到她发着高烧站在街头却漠不关心。我只是推荐了一本也许有点黑暗的书给母亲。在读书会的诸多恶行里，这也许连尤其严重的刑事犯罪都算不上，读书会诸多恶行中最卑劣的行为，应当是看书时一点儿疑问都没有而更卑劣的是，撒谎说已经看了某本书，但实际上只是看过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往往在你一不留神说出演员名字时这种谎言就被揭穿了。
“我明白。”母亲说，“如果和图书馆有关的事都安排妥当了，我肯定会缓一缓的。我想再多做一些工作来支持筹款，然后我会把所有工作都交接出去。”
不少患上像我这种失眠症的人应对失眠的方法多种多样。在床边放上一个便签本，记录我们的焦虑，就是其中之一把这些焦虑从我们顽固的大脑中拿出来记录在纸上，我们就清楚了什么地方是焦虑之所在，不管用黑笔还是白笔记录，只等着我们睡醒后再去担心，况且自己心里也清楚，当到了早上，那些焦虑很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让人感到荒唐可笑。我试过这个办法，但没什么用，依然无法入眠。
“妈妈。”一天，在她显得非常疲惫的时候，我说，“要是你想轻松一点儿，那么待在家里，听听音乐，谁都会理解你的。”
现在再吃安眠药有点来不及了。我第二天上午八点要和母亲通话，必须早起。于是，我像之前惯常做的那样：坐在黑暗里狠狠地骂自己。之后我看了片刻电视节目，把我很喜欢的一个真人秀《真实世界》录了下来。节目组让七个孩子在同一间房子里生活，再把他们的生活情况录制下来。录完后我又试着看书，但看不进去。我约四点钟时睡了片刻。醒了以后，我想起来整个晚上差不多都处于清醒状态，不过因为什么，我的记忆却特别恍惚，也许因为吃了过多烤猪，喝了过多啤酒，还是有过多压力？之后，我又当了人体闹钟去叫醒大卫——那个嗜睡的家伙，天天早上都会说：“再睡五分钟，再睡五分钟。”叫了几次之后，最后我发现了放在床边失眠时写的便条，上面写道：
可母亲并非如此。她之所以那么高效，缘于她做任何事都分得清主次。她尽心尽力地忙于她关心的事情，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用于某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阿富汗图书馆是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因此她每天打很多电话、参加会议使这件事向前发展。需要设计和发放宣传册，还要拟订来参加慈善活动的邀请名单。需要审阅各种相关的提案、图书馆的建筑构想，还需要琢磨图书馆管理和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而安全问题排在了第一位。母亲对我说，她对朋友大卫的安危尤其关心，他是董事会成员，也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并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以后读书会要看快乐的书。
有一次我的朋友的朋友从伦敦来到纽约，由于生病，她在纽约期间都窝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整一周，日日夜夜都在看电视节目，最后她宣称自己终于认清了美国人。“说到美国人，”她说，“就是每时每刻都对一切事务非常关心。”
我在八点十五分给母亲打了电话。她说这个生日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卫、我、道格以及南茜一起办了生日庆祝会，又共同埋了单。
在母亲被诊断为癌症的前几年，她和父亲在了解了善终服务，又明白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就和我们谈过他们安乐死的决定和他们的遗嘱，以及其他已经签署好的法律文件。他们着重指出希望生命的尽头是在家里走完的。当他们的生命体征衰败后，假如出现明显迹象显示他们的生命已逝去，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尝试挽救他们。也许这就是母亲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身后事的原因。
“今天早上我发了很多封e-mail。”她又补充了一句。
一谈及此，母亲偶尔会表现出挫败感。有时，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我认为她确实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也确实认为会有奇迹出现。有时她想谈论她的死亡，有时她不想谈。有时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话题都不同。这种感觉就像坐进一辆乱冲乱撞的车里，司机不给别人任何示意就随心所欲地变换车道。前一分钟我们还在谈论她的葬礼，蓦地她又盯住了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之后连一口气都没喘马上又转换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用摆花，道格负责一切仪式方面的事务（他们已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等细节做了讨论），整个仪式时间一定不要多于一个小时。
“哪方面的？”我问。
有的人依然对母亲提及自己癌症的方式视而不见。他们会说：“我确定你会好起来的。”或者：“你会打败癌症的。”或者他们会讲一些人得了毫无治愈希望的绝症却痊愈的神奇故事，故事涉及他们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等。
“主要涉及你父亲和我今年春天去英国和日内瓦的安排。我还想写很多邮件向大家推荐《大陆漂移》这本书。我翻来覆去地思考该把这本书推荐给谁。”
许多人愿意谈及死亡，但极少有人愿意谈及就要来临的死亡。母亲则恰恰相反，任何人问到她这个问题，她都会明确地向其表示：她清楚自己得了一种治愈不了的疾病，甚至这种疾病最后还会导致她死亡。任何一个有关一年以后的话题（例如，某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死亡的话题摆在面前。一般母亲会说假如那时她还健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她会很愿意参加。不过偶尔她也会非常坦白地说她觉得那时她也许已离开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