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何还要去读它们呢？”
“我不喜欢他后来出的那几本。”我也许会这样回答。
“我担任了那些书的编辑。”
“你知道这个作者出了本新书吗？你认为如何？”母亲也许会问。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那天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去了维罗海滩图书中心。无论何时，只要是我和母亲一起去书店，我们总会分开行动，这可以使我们的搜索速度快一倍。过了大概十五分钟我们再见面时，会向对方简单介绍各自搜索的收获。好比你在某个不经意看到的花园里一个人玩耍，之后觉得需要让你的同伴知道你发现了宝贝一样——快来瞧啊，这里有水仙花、绣球花，还有玫瑰花园！我们母子就这样相互分享着意外收获。
“听说过，我还看过一部分内容，不过想不起来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从那天起，那顶假发母亲几个月都没有再戴。
在书店里会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作者名字的字母排序：在寻觅一本小说的时候，光看到作者的名字，你也许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姓名类似的作者，其某本书正是你始终想看却忘了买的。视觉冲击：封面亮晶晶的封套也许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不确定性：由于迷信的缘故，我差不多一直认为买下那本我弄掉了的书是必然的。提示性：我和母亲对书店“推荐区”的书会特别关注，尤其是上面贴有黄色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我喜爱货架插卡这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个和你对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对话的人。
“我去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干点别的事，好好享受相聚的时光。”在我成人之前，我撒谎时大多会被母亲拆穿。部分原因是母亲有超强的记忆力。在我十二岁时，有一次想要进行一次不被允许的旅行，搭乘地铁从剑桥郊区去往臭名远扬的波士顿市区，那有家杰克恶作剧商店，我可以在那儿买到假的呕吐物、电人握手器，以及类似的其他物品。“你要去哪？”她在我偷溜出门时问道。“去吉米家。”我撒了谎。“然而我记得你几个月之前说，吉米全家这个星期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在阿什维尔啊。”完蛋了。
从书店回来，我买了一本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以及被我不小心碰到并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讲的是1889年一次搞笑的乘船旅行的故事。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认为母亲曾读过这本书。我也断定母亲读过，只是我们一直未就这本书展开过讨论。
“颜色是深了点，但戴上很好看。你看起来很漂亮，妈妈。”
“妈妈，我从纽约也带了本书。”我们从书店出来向汽车走去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州气温很低。我的停车技术很烂，不像平常的司机将车停在离门口很近，但要求高超的技术才可以停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了即便是喝醉了的重型卡车司机也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得了胰腺癌症的那个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
“也许还需要弄个造型，这顶假发太大了些，我认为它会让我显得不那么像个病人。我现在还能有些头发，这已经很幸运了，不过头发愈发稀少，因此就买了这顶假发。而化疗半年后还能有些头发，这已经比我的预期要好了。所以我还抱怨什么呢。只是你妹妹认为这颜色不怎么合适，我不清楚是否有某种办法调一下颜色。”
“他情况还好吗？”母亲问。
“十分不错。”我说。
“我认为他还在努力。几周前，即在我辞职之前，我和他通过一次话。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我发誓一定不能让眼泪流出来。
“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们非常喜欢他。”母亲最近联系了卢斯特基金的人。这个机构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同时努力提高大众对胰腺癌症状的认识和治疗方式的改进。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纪念一位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他于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
“挺好吧，是吗？”母亲说。
我不敢断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悲惨的书，作者在开头就说得明白：他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我们回到母亲的房子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作为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的话，母亲就能够信手翻两页，再决定是否要读这本书。
通常母亲不喜欢惊喜，所以我也无法想象这个惊喜会是什么东西。最后，母亲终于出来了，那个惊喜出现在我眼前。母亲戴着一顶特别大的假发，和杰奎琳·肯尼迪的一样蓬松，中间还夹杂着几缕不同的灰发和黑发。假发很奇怪地套在母亲头上，她尝试把它戴好，但怎么都弄不好，让人觉得像是戴了一顶帽子。
“你为什么不去沙滩散散步？我想把脚抬高了歇一会儿。”
“没事，等一下。我马上就出来。”
于是母亲坐到沙发上，我则手拿铁伊的书走开了。
“妈妈，你不要紧吧？还好吗？”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很久。在沙滩上看书是一项不切实际的事。阳光太大，我的太阳镜镜片不是渐进式的，所以我得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形成了一场小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引诱人丢掉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合适，当周围是异常激动，兴奋得尖叫的孩子们时，过于严肃的书完全读不进去，在欢乐的情景下保持严肃的心态也很难。
我坐在她公寓厨房的餐桌边等待着。母亲从厨房走开去了她的卧室。过去了好几分钟，母亲依然没有出来。
不过今天确实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刚一翻开就使我迷醉。这本写于1949年的书，使我想到了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其出版于六年后，引发了轰动。这两本书里对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均有描写。铁伊的聪明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露真相，因为会牵涉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客厅里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一点儿不会让人感觉沉闷。
哦，还要给我看一件物品，她让我先等一会儿。因为那是个惊喜。
1952年铁伊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父母是水果商人和教师。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但没有看过她的书，之前连她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但我发觉《博来·法拉先生》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就很激动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母亲谈到她动身来维罗海滩之前，和妇女委员会的同事一道吃了午饭。她想要和每个人说一下有关阿富汗图书馆的事，但大家把午餐变成了一个小型庆祝会——表彰母亲从开始运营这个机构到现在为止做出的贡献。她们给了母亲一个本子，上面剪贴着她访问各种难民营时的照片，还有妇女委员会全体同事的照片。母亲被深深地感动了。
看书期间，我时常会强制自己停下来，放下书本认真想一下。我所想的和我说的谎有关。要是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对她会更好吗？也许不会。而我费了很大劲儿也想不起来母亲哪次对我说过谎。而且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去找另外的假海龟来代替。她也说过别的谎，明明事情很不好办，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她说她不疼，那么是在说谎吗？我们在私下里看见她时，发现她满脸痛苦，总是做深呼吸，或是咬紧了下唇。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近距离地观察她。她的头发又变少了，纤细、扁平，灰白、暗淡，类似阳光下暴晒的鸡骨头的颜色。她的体重持续下降，消瘦得特别厉害，不管穿了几件衣服——全是为了防止室外阳光和佛罗里达州商店里、家里、餐厅里处处都有的冷气侵袭而穿的——这一点让人无法忽视不过母亲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好，与我几周前在纽约某个寒冷入骨的日子看到她时相比好了很多，她那时显得非常疲乏。
到了从海滩回到公寓的时间。我进屋时，母亲依然坐在沙发上，背朝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沓纸，是《最后的演讲》的书稿。
“第一，我打算找几本书来读。我还想安排时间重读一遍我所喜欢的作家的书和诗集，比如，简·奥斯丁、T.S.爱略特华莱士·斯蒂文森，以及伊丽莎白·毕索。新书和旧书掺杂着。”母亲总使事物维持在平衡状态：不停地把她儿时的老朋友介绍给她才认识的新朋友；到一个熟悉的城镇路上常会在某个陌生的地方略微停留；在看她特别喜欢的作家的书时，她也会看一些新作家的作品。
“你认为怎么样？”我问她。
母亲对维罗的一切，无论是天气、海滩、从朋友处租的房子、民俗风情、小型却精致的博物馆，还是图书馆里的演讲甚至连走道特别宽敞的超市她都喜欢。镇上还有一家维罗海滩图书中心，它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独立书店之一。我把行李放进卧室后，马上与母亲详谈她的计划。
“这本书使我认为自己特别特别幸运。”
母亲在佛罗里达州度过了整个2月。父亲在那儿待了两周由于工作原因，他不得不踏上了返回纽约的路途。哥哥、妹妹和他们的家人也去过了。因此我在父亲返回纽约的当天飞往西棕榈滩。他们俩在当地租了车，这段时间我暂时开着代步。
“真的吗？”我认为有表达得更清楚一点的必要，“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在我向出版社提出辞职之前，社里正好要出版兰迪·波许的《最后的演讲》。波许四十七岁，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兼教授，得了胰腺癌。这本书开头是一篇关于波许的文章，由《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杰弗里·查斯洛撰写。当时波许受他任职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邀请，为学校设立的“最后的演讲”系列活动做演讲，主题是“假如这是你一生最后一次演讲，你会对听众说些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许非常清楚这正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利用这次机会将他所学公之于众，不仅是向在场的听众，还向那个对他极其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把母亲患病的事告诉了以前的同事，因此在书稿完结后他们马上打印了一份给我。我那时正准备赶到佛罗里达州陪母亲两周，因此我带着书稿起程。
“没错。不过他有三个尚年幼的孩子，他无法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做爷爷是什么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