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班尼特的书中，一个受尽大家关注的角色最终辞了职。我想要辞职创办一个网站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在母亲去伦敦之前，即使我还没有决定到底要办一个哪一方面的网站，我还是鼓起勇气辞职了。临到辞职前的最后一分钟，我还在犹豫是和老板说我只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还是和他说我就是要辞职。结果我选择了后者。
女王认为，阅读吸引她的原因，在于它是中立的：这正是文学最可贵的地方。书对谁在阅读它们，或者谁没阅读它们毫不在乎。所有的读者都地位平等，包括她自己。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当我告诉母亲时，她这样说。
“消磨时间？”女王说，“看书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看书是为了接触其他人和其他国家。我可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才看书的，凯文爵士，我还为没有更多的时间看书而烦恼呢。要是想消磨时间，还不如去新西兰呢。”
“没错。”我说，“我既害怕，又很兴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图书出版行业辞了工作后，我发觉自己却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了。”
“没错。”女王说，“但光读简介并不是真正的阅读。实际上，读简介和阅读是两回事。简介是对内容的浓缩、分割也言简意赅；而阅读是更广泛的、详细的叙述，还要连续不断地增加和拓展内容。”
“也许还能写点什么？”母亲提了个建议。
况且，一个爱书之人怎么会不喜欢这本爱书之作呢？当我们俩都看完小说后，母亲坐在那里，把她最喜欢的三段文字指给我看。任何时间，当母亲发现她喜欢的一段话时，她不会念给我听，而是把整本书递给我，用手指示意我该从何处开始读，又在何处结束。这时母亲会半强迫我，确定我的视线扫到书中正确的位置，她才抬起手指。就好像进行接力赛跑时，选手确定交棒后才放手。
“这点我倒没觉得。”我说。
继续和英国有关的话题，我们选的下一本在读书会讨论的书是《非普通读者》，它出版于半年前，是艾伦·班尼的作品。母亲会喜欢上这本书，她不可能不喜欢。作者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故事发生在伦敦，主角是英国女王。这本书真正吸引母亲之处在于作者对配角的描写，尤其是那个“头发染成黄色身穿工作服的男孩”，他让女王爱上了阅读，以及让女王重获新生的克劳德爵士，还有最后让人意想不到、极富魅力的结局。
和母亲聊过艾伦·班尼特没几天，我们又在侄女的四岁生日派对上见了面。我和大卫抵达的时候，现场已经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家正在玩特意为孩子们安排的“钉驴尾巴”的游戏，不管是否钉到，孩子们都会发出欢快的笑声。现场为大人预备了不少酒水。纽约的父母们来回穿梭，喝着葡萄酒或咖啡，大孩子被鼓励去玩游戏，小孩子则让他们站在旁边一只大拇指含在嘴里，另一只手抱搂着妈妈的大腿。
母亲明显不对悬疑小说着迷，她喜欢的那些故事，其发生地都安排在某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唐娜·列昂的威尼斯，丹尼斯·利汉盖尔的波士顿，柯林·科特里尔的万象，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博茨瓦纳和爱丁堡。无论是犯罪还是破案，在任何作家的作品中地点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需要作家对当地的特色和奇闻逸事了解得特别清楚。母亲喜欢的那些杰出的悬疑小说作家，都能够对一个城市、一个小镇赋予个性，比如在某个地方没钱的时候可以藏在那里，有钱的时候也可以去，那里很少有人知道，那里能让你消失踪迹，也能让你出人头地。
母亲站在人群中，头发明显少了很多。虽然屋子里很热她仍旧穿了两件毛衣。过生日的小女孩叫露西，有点发烧，却依旧竭尽全力地在派对里痛快地玩耍。她的祖母像她一样在硬挺着。每个人都告诫母亲不要和有感冒症状的人待在一起，因为她正在做化疗，和别人打招呼时最好别亲吻或者拥抱对方，也别乘坐地铁或公交车。但母亲不愿意那样生活，她依旧和一群孩子待在一起，纵然有半数孩子流着鼻涕，还不停地咳嗽，她依然玩得很快活。
“当然不，我先看了结局。我觉得我必定无法忍受在迷宫里煎熬，一定得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会特别担心。”
片刻后，我明白母亲开始感觉累了。她曾在电话里和我说她脚疼，无论站着还是走路都很难受。她从孩子们中间出来向父亲、大卫和我走过来。
“我认为这本书太吓人了，”我暂时没想起来母亲奇怪的阅读习惯，“这样的结局吓到我了。你认为呢？”
我们像往常一样谈论起各自的计划。母亲正准备去维罗海滩旅行，甚至迫不及待。下个星期五我要陪她一起去看医生做化疗。我们还聊起了伦敦。
母亲把折起来的那页内容指给我看：“街上那些人躲了起来，可能因为酒精的迷惑，可能因为陷入绝望，才沉睡过去，梦里有他们以前的生活。”
母亲说，她和父亲在伦敦的时候去了几个她喜欢的地方，都是尽量走路到达。她甚至去看了下20世纪50年代她曾住过的房子——考特莱特街20号。她还拜访了她最大的教子和他的家人，还有在那里头一年就认识的朋友们。这位教子的母亲患了早期老年痴呆症，母亲深受感动，因为她看到家人们对老人的关心与爱，而要照料一位患病的母亲极其不容易。
“假如你去了别的城市，你总会遇见一些人。”母亲如是说。母亲刚从伦敦回来没几天，我们就在医院里见面了。“你并不会额外去想她也许是一个背井离乡的女人，他也许是个打算劝人们信教的人，或者刚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起喝茶的男人。这本书最突出之处在于，崔佛不光使你认识这些人，还明白地向你介绍这些人是怎样变成那样的。”
“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母亲对我说，“我难以想象这一切——记不住我爱的人，不能看书，不记得我看过的书，不能去喜欢的地方，记不起发生过的一切美好的事情。”
我和母亲一下子就把这本书看完了。
我们看着露西玩耍了一会儿，还和她哥哥七岁的艾德里安聊了下。小男孩是今天派对的“娱乐总监”，刚停下“工作”过来歇一会儿。
母亲回到纽约时，得选一本新书作为我们读书会的主题了。我们决定选一本以不列颠群岛为背景的书。最终选了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威廉·崔佛的《弗莉西亚的旅行》。这本书于1994年出版，是一部出色的小说。书中讲述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女人，怀了身孕，男友却离开了她，她偷偷离开居住的小镇，去寻找男友。她在英格兰中部四处流浪，充满绝望地寻找着男友说过的割草机工厂，却误信了一位肥胖且孤独的陌生男人的善意。这个陌生男人生活在自己的回忆中，脑子里满是他过去认识的几位女子的影子。
“只有一件事令我觉得遗憾。”当艾德里安回到孩子们中间时，母亲说，“那便是无法看着这几个小家伙长大成人。我渴望带他们去百老汇欣赏音乐剧，去伦敦旅行。”
剩下的伦敦之行情况好了很多。妮娜和萨莉带着孩子从日内瓦飞到伦敦来看她。母亲除了参加了一位七十岁的朋友的生日聚会，还约见了许多好朋友。她写了两篇满怀激情的博文发给我，告诉我她正在伦敦和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开会。十年前她发起建立了国际救援组织伦敦分部，现在它每年为国际救援组织提供3000万英镑的资金援助，而且还能单独运作自己的项目。
母亲近来在电视里观看了电影《欢乐梅姑》，主演是她之前的老板罗莎琳·拉塞尔及其好友皮帕·斯科特。皮帕在电影中饰演单纯的少女。我猜母亲这样想是有原因的——电影里梅姑带着她的侄子开始了美妙的世界之旅，并对他说：“生活是一场宴会，但大部分弱者却会饿死。”
这次时隔了五十多年的旅行开始时特别折磨人。母亲一到伦敦就发起了高烧。父亲直接带她去了医院，但刚到医院烧就退了。医生还没来得及测体温母亲的烧就退了，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她仍觉得挺郁闷。虽然对于正在做化疗的人来说，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母亲还是害怕其他人会认为她患了妄想症。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讨论过，我尝试着对她说，既然患了病是真的，就不要害怕其他人说她在幻想。她是个很有忍耐力的人，却依然害怕有的人认为她抱怨的病痛并不存在，不过是她的妄想症在作怪。
在母亲就快离开人世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让我们难过的除了她的离去，还有我们未来梦想的破灭。已经离开人世的人，你并没有真正失去他，因为你还有与之有关的一切回忆。我会一直记得六岁时在英国戈德尔明学会了系鞋带，在英格兰的那年，妮娜喝了特别多的利宾纳黑莓加仑糖浆，于是大家给她取了个绰号妮娜·利宾纳；还有我第一次看芭蕾舞表演，是和母亲在伦敦看《吉赛尔》，巴里什尼科夫和格尔塞·柯克兰的舞姿无人能及，现场观众起立，鼓掌多达七次，母亲和我一起站在那里，激动得泪流满面；我们还一起看过戏剧，有珍妮特·苏斯曼主演的《海达·高布乐》、保罗·斯科菲尔德主演的《狐狸》。我甚至记得那些糟糕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很好笑：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去威尔士，我跟兄妹们坐在汽车后座，我吐得昏天黑地，还把哥哥和妹妹的衣服弄脏了，到了目的地却发现不曾预订酒店，搞得没有房间可以住；我们把车子开到凯里风景区时，妹妹差一点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重返伦敦不仅让母亲感觉愉快，可能那里还有一些事情让她一直怀念。母亲的第一次造访好像十分浪漫，她认为那里的每个人对她都很友好，也许因为伦敦确实充满活力，不过也可能是二十一岁的玛丽·安富有青春与美丽的缘故。
而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些梦想了：带孩子们去百老汇看表演，去泰特美术馆，去哈罗德百货那令人咋舌的食品厅和玩具店；不能让孩子们回忆他们的祖母时只有一瞬间的印象或通过照片去想象；不能让母亲参加他们的派对，不能给他们买衣服，不能看一下他们领回家的男女朋友。
通常你喜欢上的第一座城市对你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正因此，母亲后来经常一次次地跑到伦敦。当然父亲也同样喜欢那里是原因之一。我九岁时，父母利用假期带我们去了伦敦，并住了一年，后来差不多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去英国，自然伦敦也不会错过。
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梦想：无法让孩子们拥有祖母付出的爱；无法让他们明白，在世上还有一个人深爱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即他们的祖母，她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的一切，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孩子。我对未来的想象比较理想化，还不成型，但我想哥哥、妹妹、父亲以及母亲本人想得可能都跟我相差无几。
她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伦敦是个神奇的城市，起码我这么认为。不论天气多么寒冷和恶劣，路上的人总是面带微笑。当你问路时，对方不光会告诉你怎么走，他们还有可能会给你带路。没有人急着赶路，每个人都特别有礼貌。你还能去很多非常奇妙的地方，有让你迷醉的音乐会，每周还举办很多艺术展。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去教堂做礼拜，感觉太美好了，那里的唱诗班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在那你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安详、从容。”
我清楚的一点是，当深爱的人即将去世，也许同时要做的就是庆祝过去，活在当下，悼念未来。
1955年母亲去伦敦学习戏剧，那时她就爱上了那里。我想这是因为母亲在那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那时玛丽·安二十一岁，再过七年她才结婚生子。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体会到完全的快乐，永远再不想舍弃我的自由了。对于像我一样受到父母呵护、溺爱的孩子来说，独立自主确实是太棒了。我真心希望我的一些朋友也能来到这。每当美好的事物出现在我眼前，总觉得要是能有人一起分享就太好了。”
不过有一个想法仍然可以让我愉快。我会把母亲喜爱的书留在记忆里，等孩子们长大后，我会让他们阅读这些书，并告之那是他们的祖母喜爱的。他们也许没见过不列颠群岛，但从作家的笔下可以看到。孩子们不久就能够阅读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道儿童》、亚瑟·兰塞姆的《燕子号与亚马孙号》，还有爱丽丝·默多克以及艾伦·班尼特的书。他们都将成为阅读者，而且是不普通的读者。
从2008年1月开始，母亲就无比期盼着她的伦敦之行，这是她知道诊断结果之后第一次进行旅行。在出发之前的那个星期，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她一直在努力，以便自己可以经受飞行途中的不适。由于母亲身体不适，在母亲出发前奥赖利医生为母亲重新安排了化疗时间，把本来在周五的化疗调到了周二，即母亲出发的前一天，提前了一周。母亲为她能否在伦敦度过一周担心。而我坚信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母亲去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