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电子书携带方便。”我说。
“我无法抛弃实体书。”她说，“虽然我喜欢在看完书后把书送给其他人。你看，我把《魔山》送给了尼科。那本书和托马斯·曼拿到的书是同时出版的。那本书是有历史感的。”
“是，我了解。不过你不想带的书可以不带啊。”
那天，我们坐在一起，我开始思索真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的区别。母亲把书放在膝盖上读，而我看的是电子版。她在翻动书页，我在敲击书页。我把电子阅读器拿给母亲看，她跟以往一样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然后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你知道吗，说到我们的读书会，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读书会。”
我们都留意到，阅读在这本书中比重很大。布隆维斯特需要翻阅几千页的文件来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而当他想要放松的时候，他会找一本书来看。在小说里，他阅读了苏·格拉夫顿、薇尔·麦克维尔、萨拉·帕瑞蒂斯基以及其他悬疑作家的作品。当丽丝贝斯·萨兰德在电脑中发现了需要的信息时，布隆维斯特从书中，从宗谱里、照片里（还有老式的谈话中）也找到了线索。这样两个人物用各自的方式获得信息，再相互补充。
母亲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她跟其他人也在做这件事，与妹妹、哥哥，还有她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书。“我认为我们都在同一个读书会里。”她说。我因这个说法想到的另外一个词而不禁微笑。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所有人都在这个“最后的读书会”中，因为我们看的每一本书，都可能是最后一本，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有个奇怪的想法：若丽丝贝斯是母亲的学生，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我非常确定，母亲一定会让她发挥她在电脑方面的才能，让她帮助那些“无人同行的未成年人”重返家人身边，或是重编一个喀布尔图书馆的内容管理系统程序。）
我还在等待最后一次重要的谈话。我会在那次谈话中对母亲说，我有多爱她，我因她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她对我的意义多大，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她也将会对我说，她为我骄傲，但她一定会说对一些事情她感到抱歉，也会告诉我感到抱歉的原因，而我会机灵地说：“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了解的，威尔。在这本书里，斯蒂格·拉赫松提到的问题我都感兴趣，直到今天，我还没发现哪个作家像他做得这么全面的。看完这本书，你就明白妇女委员会这些年来做了什么工作。若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向我推荐这本书，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看它。我真不敢想象，要是没有看过它，我会多么遗憾。”
我们有许多次机会可以进行这种重大谈话，但都没能实施。
我们下一次的读书会（因为母亲每月看一次门诊医生，她必须回城里）依旧讨论这本书。奥赖利医生迟到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因此即使母亲不用做化疗，我们也有许多时间能够用来看书、聊天。为了让母亲节省一些精力，我们现在总会一起看书，同时讨论。
在这个下午，我陪母亲看完医生回家后，在客厅坐了片刻。突然，我听见自己脱口而出才从脑子里蹦出的话：“我认为我可能要写本书，关于我们看过的那些书，我们进行的那些讨论，以及我们的读书会。”
母亲才看到这本小说马上就被吸引了。她说，丽丝贝斯·萨兰德让她想到自己教过的怪僻却风趣的一些高中女生，后来她们全被母亲推荐上了大学。她们的童年过得孤独而凄惨，但最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决心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丽丝贝斯类似母亲熟悉的难民营的女性，不但拥有过人的勇气和决心，同时还不得不忍受社会的质疑、腐败、变态和残忍。这本书表达出强烈的女权主义精神，并对世界上各种虐待、折磨和侮辱女性的丑恶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母亲说，这本书还使她想到在难民营里遇到的那些不平凡的女性，即使揭露别人的罪行会使她们陷入接下来的危险和社会歧视中她们依然选择对救援人员还有别人讲述自己遭遇过的性侵或其他性暴力。
“哦，亲爱的，你别浪费时间写这个。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写。”
到了选一本书来读的时候了。母亲和我都还没有看过斯蒂格·拉赫松的《龙文身的女孩》。每一个人都称赞这本书多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一部悬念小说，故事发生在瑞典，描写了一个备受诽谤抨击的记者和一个年轻电脑女黑客发生交集的故事。作者拉赫松是一位致力于改革、反对极端的瑞典记者，2004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五十岁。他为世界留下了三部（或四部）未被出版的小说，《龙文身的女孩》是第一部。显而易见，写书是他在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方法。
“我有这个想法，也打算去写。”然后我的声音嘶哑了，“因为我为你骄傲。”
在此后的一次门诊中，更坏的消息传来，其实我们早已猜到了。病情在恶化，母亲的高烧和体力不支显然是癌症的征候。不再做化疗后，母亲终于远离了困难肠菌和其他感染。母亲一天比一天虚弱，为了帮她恢复一些，医生尝试给她输血的方式，却因为突发高烧而不得不中断。他们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把精神集中在之后的几周，母亲那时会和妮娜、萨莉以及孩子们在一起，去纽约的郊区波林度假。道格和南茜、尼科、艾德里安、露西也会去那里待几天。父亲会安排好在城市和乡村的时间。大卫和我也会去看望母亲。波林的房子是父亲两个姐妹的产业，是老式的隔板房，有大片的绿树、田野，以及一个游泳池。姑妈和母亲说，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即便让孩子们都来陪她也没问题。另一位姑姑也很关照我们，总来看望，带着吃的，还做了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
我想我本来打算说“因为我爱你”，但我说出来的却是“为你骄傲”。然后我想，我爱她，她一定知道，但我为她感到骄傲，就确定不了她知不知道了。所以，也许我那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我忆起和母亲谈论迪第恩的不可捉摸。那个在佛罗里达州的早晨，我曾相信，假如看见海牛，那么母亲那天就会“过得很好”。我还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假如母亲打算像她希望的那样离开人世，那么必定得以某些事情的发生为前提。其中一件事是奥巴马竞选成功，另一件事是大卫·罗德一定要安全回家。大卫于她而言，除了私下里的朋友关系，我认为她觉得大卫还成了命运的护身符。假如大卫·罗德必定会死，那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任何时候，假如在危险地带做人道主义工作、难民工作或新闻报道工作的人被杀害或伤害，母亲认为世界的平衡将会被打破。而假如大卫·罗德能够脱离死亡的威胁，则意味着那个地带，还有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还存在着希望。要是这样，她在离开的时候就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和谐得多的世界。要是她相信一切都会更加美好，那么离开的时候也会安心一些。母亲和大卫在婚礼现场的重逢，不仅是奇迹，还是一个预兆。
母亲盯着地板。我快要回家了，在我还不曾意识到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很快轻柔地亲了下她的脸颊，因为担心弄伤她的皮肤。我站在公寓门外，下楼的电梯按钮按不下去，到底是我不愿意按还是电梯坏了，我也不清楚。我盯着家里的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很快她就不会出现在那扇门后了，我无法再和她谈论书籍还有别的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锐的疼痛袭来，那种痛好像心脏病突发一样，而那不过是出于惊恐。最终，我按了下楼的电梯按钮，坐地铁回了家。
几周后，母亲和父亲出了趟远门，去参加老朋友孩子的婚礼。他们不知道大卫的妻子克里斯汀·马尔维希尔恰好是伴娘之一。在大卫被绑架之前，他们才结婚几个月。母亲在婚礼现场看见了大卫，她说大卫显得苍白憔悴，和想象中一样，但精神头还行，总体上看来还不错。“我们光是坐在那儿握着对方的双手。”她和我说，“我还是不太相信他没事了。
第二天，我收到母亲的e-mail。她把我们看过的所有书籍，以及笔记，列了一个单子，告诉我说是为我写书准备的资料。母亲不停地给我发来其他的书名，写e-mail告诉我她的想法。那个以塞拉利昂的玛利亚涂·卡马拉的女人为主角的专栏文章，她一直想写却没有机会写，让我写到书里去。还要写一些医疗保险改革的内容。她说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建议要让大家知道：每一天，你都要对你的家人说，你爱他们，还要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而骄傲。
2009年6月21日，母亲在乘坐公交车时接到朋友安迪的电话，获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消息。安迪目前也成为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成员。“你听说这个消息没有？”他问。他们的同伴，被塔利班绑架的《纽约时报》的记者，母亲为之祈祷的董事会成员大卫·罗德，和一起被绑架的另一位阿富汗记者成功逃走。在被绑架了七个月后，他们安全了。没有人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们想办法逃离了绑架者的掌握，解除了生命的威胁。母亲和我说，她在公交车上又哭又笑，直到到家。刚到家，母亲马上给她的牧师打电话，“祈祷见效了！”她说，“现在把大卫移出祈祷名单吧。”在人生的最后两年，这件事之外，让她高兴的另一件事还有奥巴马当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