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研究是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小蓝鹭。这种鸟本来可能只是“离婚保险”的行为，演化成更为“严重”的形式。研究者记录了62次“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雄鸟出门觅食，雌鸟独守空闺。大多数雌鸟半推半就，有些雌鸟还更热衷偷腥。花心的雄鸟为了降低自己戴绿帽的风险，出门觅食总是行色匆匆，不忘随时回家探望，免得老婆遭人勾引；至于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觊觎邻家少妇，算计的也是可以随时回家探望。雄鸟偷腥的对象，通常是还在产卵、仍然能够受孕的雌鸟。不过，偷腥时总是草草了事（8秒钟；夫妇平均12秒），所以受孕率可能低些；有过出轨记录的巢，大约一半后来都放弃了。
第一个研究是在美国得州进行的，观察的对象是蓝鹭与白鹭，这两种鸟的体型都很大。它们都是雄鸟筑巢，然后守着巢追求造访的雌鸟。要是小两口看对了眼，就会交配20来次。然后雌鸟在巢里产卵，并且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外觅食，雄鸟负责守着巢与卵。在小两口成其好事的头两天，一旦雌鸟外出觅食，雄鸟往往会立即追求其他过往的雌鸟，但是不会发生“婚外性行为”。雄鸟的半吊子花心行为，反而像是“离婚保险”——万一老婆一去不回，还有“备胎”老婆可用。（根据观察资料，老婆一去不归的可能性可达20％。）被雄鸟当作“备胎”追求的雌鸟，对雄鸟心里怀的鬼胎毫不起疑：它正在找配偶，也无由得知热烈追求它的雄鸟已经有了佳偶，一直到女主人返回后，将它赶走。（女主人会偶尔回家探望一下。）最后，雄鸟终于放下心来，相信雌鸟不会弃它而去，就不再追求过路的雌鸟了。
密歇根湖畔的鲱鸥，有家室的雄鸟35％搞外遇。这个数字与1974年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公布的32％几乎一致。但是这种水鸟的雌性与人类女性，却有不同的行为。根据《花花公子》杂志的数据，美国少妇有24％搞外遇；而雌鲱鸥有了配偶之后，就坚拒诱惑，也不勾搭。所有雄鸟搞外遇的对象，都是“未婚幼齿”。为了降低戴绿帽子的风险，“花花公子”花比较多的时间守着还能受孕的“妻子”，它能让老婆“死忠”，秘诀在：喂老婆很勤；只要老婆能受孕，就多“玩”。
最近发表的鸟类“通奸／外遇”资料，来自5种水鸟，苍鹭、海鸥、鹅都有。它们都群聚在一起，雌雄成对筑巢、生育子女，单偶制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成鸟照料的巢容易遭到侵袭，所以单亲无法抚育幼雏，因为它必须离巢觅食。一个雄鸟也无法同时照料或守护两个巢。因此，这些鸟儿的生殖策略，基本准则如下：不可搞多偶；搞单身雌鸟并无意义，除非那雌鸟马上就要和另一个雄鸟筑巢，一齐抚育幼雏；偷偷搞别人的老婆，倒值得尝试。
最后一组可靠的数据，是在加拿大南部的马尼托巴搜集的。那里的雪鹅与前面提过的小蓝鹭一样，“婚外性行为”大部分是雄鸟闯入邻家偷腥——雌鸟独守空闺。雌鸟也是半推半就；它老公不在家，是因为在外面勾引别人的老婆。表面上看起来，雄鸟似乎所得有限，不过它可不是笨蛋。只要老婆还在下蛋，它就会守在巢里，看着老婆。（老公守在身边的雌鸟，遭到诱拐的可能性，是老公不在的1／50。）一旦老婆产完卵，它能肯定产下的卵是它的种，它就外出风流去了。
为了对C计划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可靠的“婚外性行为”资料。由于调查人类的性习惯极不容易得到正确的资讯，让我们先研究最近发表的鸟类资料。那些鸟成对地筑巢生活，抚育子女，交配系统与我们的非常类似。（亲缘关系与我们最近的动物种——两种黑猩猩——的交配系统与我们的反而不同。）以那些鸟儿与我们比较，我们搞不定的，就是它们搞“婚外性行为”的动机。但是我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我们访问搞“外遇”的人，也得不到真相。研究那些鸟儿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收集资料非常方便。因为那些鸟儿群聚在一起生活，研究者坐在一旁，花几百个小时观察，就能弄清楚谁搞过谁。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族群，有过同样品质的科学资料可供参考。
这些鸟类行为研究，可以证明以科学方法研究“外遇／通奸”的价值。它们揭露了花心的雄鸟采用的策略，那些策略都精心算计过：退可守（甜蜜的家庭），进可攻（“播种”让别人养），占尽了便宜。那些策略包括：“离婚保险”——只要有妻子不忠的疑虑，就引诱单身雌鸟作“备胎”；看管还能受孕的老婆；喂得饱，“泡”得勤，让老婆“死心塌地”，即使独守空闺，也能冰清玉洁；精密计算外出风流的时机——邻家老婆可以受孕，而自家老婆不能。不过，即使是科学方法，也有时而穷，我们还是不清楚：雌鸟搞“婚外性行为”所为何来？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雌鸟是骑驴找马，反正货比三家不吃亏。另一个可能是：在一些水鸟中，雄鸟数目较少，找不到配偶的雌鸟“借种”产卵。（这类雌鸟也可以两两“配对”，互相扶持，养育幼雏。）
C计划：蠢男人的B计划，就是从一而终，拒绝任何诱惑。更蠢的是，他从来没想过：人类的常态交媾模式，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而且是一男一女。换言之，每一个玩“婚外性行为”的男人，床上都有一个女人。A计划与B计划的共同缺陷，就是忽略了女性策略；要是不考虑女性，任何男性策略都注定失败。C计划就是将女性策略与男性策略合并考虑的产物。但是，由于一个丈夫已足以满足女性的最大生殖需求，那么吸引女性搞“婚外性行为”的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考验着每个时代的男人，可是现在的理论社会生物学家，却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挑战，正在大伤脑筋。
这些鸟类研究的局限在于：雌鸟往往看来半推半就，对于“婚外性行为”并不积极。为了了解比较主动的女性角色，我们得回到人类社会——虽然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例如文化差异、观察者的先入之见、受访者的可信程度。
B计划：A计划有个根本的缺陷，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发现——A计划只列举了“婚外性行为”的潜在利益，却忽略了潜在代价。显而易见的可能代价有：要是给发现了，可能会被对方的丈夫打伤或杀害；自己的老婆也可能出走；与别人老婆上床的当儿，可能有别人爬上自己老婆的床；花心的人可能没时间照顾自己老婆生的孩子。因此，花心的人得“花”得高明，B计划就是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的计划。不是吗？
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社群的调查资料，比较两性的差异，通常会得到下列结论：男人对“婚外性行为”比女人感兴趣；男人比较喜好尝试不同的性爱“口味”；女人陷入“外遇”，主要是因为对婚姻不满，并（或）期望新关系能长久；对露水姻缘的对象，男人比较不挑剔。举例来说，我认得的新几内亚高地族群，男人搞外遇的理由，通常是觉得老婆不再有趣；女人搞外遇，很少因为老公床上不行（例如，年老力衰的结果）。在一家电脑择友中心，几百个美国年轻人回答了问卷，结果显示：女性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对伴侣有比较强烈的偏好：智力、地位、舞技、宗教、种族等。男人惟一比女性重视的是：面貌／身材。约会之后，男女双方再回答一份问卷，结果是：比较多的男人觉得电脑选的伴侣散发出强烈的浪漫引力，是女性的两倍半。简言之，对于挑选伴侣，女人挑剔，男人随缘。
A计划：男人应随时随地寻求“婚外性行为”的机会，反正本小利大，何乐不为！让我们以狩猎-采集社会的实况来谈，因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基本上过的就是那种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女性一辈子最多可以养大4个孩子。她的先生只要成功地“玩”上一次，就能提升1／4“终生生殖成就”：几分钟“劳动”就有那么大的“收益”，谁不心动？这个计划天真得可以，请读者想想问题在哪里？
对于“婚外性行为”的态度，要是我们期望大家都能诚实回答访谈人员的问题，未免不切实际。然而，人们会用法律与行为表达他们的态度。特别是，人类社会普遍有虚伪与幸灾乐祸的特征——因为男人只要动念搞“婚外性行为”，就得面对两个根本的困境。第一，采取“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男人，企图鱼与熊掌兼得：他勾搭别人的老婆，却禁止自己的老婆与别人搞。因此，有些男人必然会占其他男人的便宜。第二，我们已经讨论过，男人普遍是担心戴绿帽的偏执狂，这是生物学的现实（体内授精）导致的，而不是“心理有毛病”。
请记住这两个“性别不对称”的事实，然后我们才可以务实地讨论最佳生殖策略，以及有利于“婚外性行为”的情况。让我先列举三个男人可以采纳的“作战计划”，它们一个比一个复杂。
通奸法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显示了男人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这种法律都是“不对称的”，不管是希伯来、埃及、罗马、阿兹特克、伊斯兰、非洲、日本，还是其他，只要你找得到。这些法律只有一个目的：让结了婚的男人放心，“自己的”老婆生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些法律对于“通奸”的定义，只着眼于女方的“婚姻地位”，至于男方，管他的。结了婚的女人搞“婚外性行为”，无异“背叛”自己的丈夫，因此丈夫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甚至包括暴力报复，否则就离婚、让女家退还聘金。结了婚的男人搞“婚外性行为”，不算损及老婆的利益。要是给抓到了，女方若已婚，女方的老公是利益关系人；女方若未婚，利益关系人就是她的父兄（因为她的“价值”被“奸夫”破坏了）。
解决这个“不对称”问题的一个极端方法，是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Nayar）发展出来的。在纳亚尔人社会，女性非常自由，爱交多少男朋友就交多少，同时交或者轮流交，百无禁忌，因此先生无法确定老婆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种。那他怎么办呢？他不与老婆同住，也不照顾老婆生的孩子；他与姊妹同住，照料外甥。至少，他的基因平均有1／4可以在外甥体内找到。
自古以来，先生不忠甚至不算犯罪（刑事犯），直到1810年法国才有法律规定：未得“家花”同意，先生不得将“野花”养在家中。综观人类历史，现代西方近似“平权”的通奸法律，其实是个新鲜事物，是在最近150年间发育成形的。即使在今天，要是先生逮到妻子红杏出墙，当场愤而杀人，美国与英国的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往往会将凶手的罪名减轻，不以谋杀罪起诉、审判，而改以较轻的罪名，例如过失杀人，或者不起诉。
另一个与交配策略有关的两性“不对称”，是当事人对于“亲生子女”的信心。任何一个动物，要是花时间、精力照料的是“野种”，就是演化竞赛中的输家，下种的是赢家。女人不可能遭到欺骗养育别人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亲生的”，除非在医院里给人“掉包”了。实行体外授精的动物，雄性不可能“戴绿帽”。举例来说，某些鱼种的雄鱼会看着雌鱼产卵，立刻跟上授精，并将受精卵藏好照顾，以确定“自己的种”能安全孵化。然而，实行体内授精的动物种，包括人类，雄性就很容易受骗，“戴上绿帽”而不自知。男人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授精”这回事，然后那位女士就生了个孩子。除非那位女士的受孕期受到全程监控，确定没有别的男人下种，不然他无法确定生出来的真的是他的种。
为了让男人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传统中国宫廷发明的一套制度，大概是世上最严密的。明代内宫设有敬事房，由太监掌管，负责皇帝与后宫后妃的性事。每次皇帝与后妃“办事”，都有敬事房太监记录年、月、日，作为受孕的证据。皇帝后宫既然养了大量美女，当然得设法防止其他男人觊觎。任用太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晋朝张华（公元232—300）著的《博物志》，就记载了监视处女的办法：用赤砂喂食蜥蜴，等到蜥蜴通体赤红，再捶捣万杵，然后“点女人肢体，终本不灭，有房事则灭，故号守宫”。
由于两性的生物差异，男性从“婚外性行为”或多偶制能够得到的“好处”，比女性多得太多了，要是以“生殖成就”（子女的数目）做判断的话。（女性读者要是觉得非常愤怒，准备把本书丢开了，或者男性读者觉得“受到鼓舞”，我得警告你：请继续读下去，“婚外性行为”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多了。）人类“婚外性行为”的统计资料并不容易建立，但是人类多偶制的资料是现成的。世上惟一有记录可考的“多夫制”社会，在中国西藏，学者发现：有两个丈夫的女性，平均子女数目比较“少”。相对地，19世纪美国摩门教徒中的男性，从多妻制得到巨大的生殖利益：只有1个老婆的男人，平均有7个孩子；2个老婆，16个孩子；3个老婆，20个孩子。摩门教男人平均有2.7个老婆，15个孩子。至于摩门教的男性领袖人物，平均有5个老婆，25个孩子。西非塞拉利昂的滕内人也是多妻制，男人的平均子女数目，与老婆的数目成正比：1个老婆，1.7个孩子；5个老婆，7个孩子。
其他文化类型的男人，为了肯定妻子生的子女是自己的种，采用的方法也许没那么复杂，却可能更恶劣。这些方法限制妻子“出墙”的能力，或者使女儿或姊妹“守宫”，以便待价而沽。相对来说温和一些的措施，包括监控甚至监禁女性的身体。地中海国家广泛流行的“荣辱”规约，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形成的（搞“婚外性行为”，是我的权利，不是你的；要是你搞了，会使我蒙羞）。更过分的措施，还有野蛮的毁阴手术——把阴蒂或者大部分外阴部割除，降低女性的性趣（无论婚内还是婚外）。还有一种名副其实的锁阴术，更万无一失，就是将大阴唇缝起，让女人无法交媾。女人的大阴唇缝了之后，为了生产或孩子断奶后让丈夫下种，剪开缝线就是了；要是丈夫远行，也可以再缝死。目前世界上仍有23个国家保存毁阴／锁阴的习俗，分布在非洲、沙特阿拉伯与印尼群岛。
对男人来说，生育的最低投资，是交媾的行动，所费时间与精力有限。今天让一个女人受孕的男人，明天可以让另一个女人受孕，他做得到。不过，对女人来说，为了生孩子，她除了交媾，还得怀胎，并花上几年抚育（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女人逃得掉）——那可是个巨额投资。所以，男人的生殖潜力比女人大多了。19世纪有位英国人访问印度南部海德拉巴邦尼扎姆王朝宫廷，这是个容许多妻的小国。根据他的报道，在他逗留的8天之中，后宫就有4位嫔妃生产，而且还有9位正在待产，预产期在下个星期。最高的男性生殖记录，是摩洛哥嗜血的穆莱·伊斯梅尔国王创下的，据说他有888个孩子。而最高的女性纪录，是19世纪的一位莫斯科妇女创下的，她生了69个孩子，不过其中有许多三胞胎。生产超过20个孩子的女性就很少了，可是在多偶制的社会中，有些男人很容易达到那个目标。
要是通奸法律、宫廷记录，甚至强制禁锢，都无法保障男人的“父权”，最后的“绝招”就是谋杀了。美国许多城市的谋杀统计显示：“性嫉妒”是最常见的谋杀动机。通常是被戴了绿帽的先生干掉老婆，甚至老婆的情人；不然就是这位老公被“奸夫”杀了。我将美国底特律1972年的统计数字表列出来，让读者对真实世界有个概念。人类历史上，“性嫉妒”一直是战争的导火线，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记）是个典型的例子。在现代新几内亚高地，“性嫉妒”仍然可以引爆战争。直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机器出现，“职业军人”才改变了战争史的轨道。
我们一旦以“竞赛”看待问题，立刻就会恍然大悟：两性的最佳策略不同。因为两性的生殖生物学，在两个方面有深刻的差异：为了达到生殖目的，最低的必要投资，以及受骗的风险。我会在下面进一步说明；其实我们人类对那两个差异并不陌生，只不过熟悉并不带来甜蜜，而是痛苦。
性嫉妒造成的谋杀案（1972年，美国底特律）
竞赛规则是由物种的生态学与生殖生物学设定的。参赛者面临的问题是：规划赢的策略，坚贞不二？杂交（大同世界）？或者“混合型生殖策略”？但是我话得先说在前头：虽然这个社会生物学进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外遇”行为，但是对人类“外遇”的问题社会生物学能不能提供睿见，颇有争议，我会在后面讨论。
有“婚姻”的动物种，搞“混合型生殖策略”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长臂猿（“小猿”）似乎没有任何“婚外情”的“科学记录”，可是雪雁搞“婚外情”却是常态，见怪不怪。人类各社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不信有哪个社群的人会像长臂猿一样“忠贞”。为了解释所有这些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发现“博弈论”的逻辑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生命可以看作一场演化竞赛，留下最多存活子女的个体，才是赢家。
不平等的通奸法律，以及各式各样监控女人“性行为”的方法（包括毁阴／锁阴），是人类独有的“特色”，都是“人性”的成分，就像文字一样（文字也是人性的成分）。更精确地说，在雄性自然史上（或者两性斗争史上），雄性已经演化出种种散布体内基因的方法，可是人类的那些建置，是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我们倒没有放弃“传统”，许多其他动物会的把戏，我们一样也不少：谋杀、暴力、杀婴、强暴、集体火拼以及通奸。男人搞出来的锁阴手术，有些昆虫也会——一旦交配完毕，就将雌性阴道封死。
结了婚的人，有什么理由玩“婚外情”的游戏呢？他／她当然可以不玩，理由又是什么？科学家对许多其他的事都有一套“说法”（一般叫作理论），所以“婚外情”也有科学理论应该不会让人惊讶。许多动物种从来没有“婚外情”，因为它们根本没有“婚姻”。举例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叟猴，雌性一旦发情，就会与队群中每一位雄性交媾。不过，有些哺乳类与大部分鸟类都选择了“婚姻”，就是说，两性长期相守，共同抚养或保护子女。只要有“婚姻”，就等于为“混合型生殖策略”开了门。“混合型生殖策略”是社会生物学家使用的“科学”术语，以普通话来说，就是结了婚的人搞婚外情。
动物两性战争的细节，各物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社会生物学家对那些差异，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从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看来，动物的行为也由“自然选择”打造，而不只是身体的解剖构造。几乎没有科学家怀疑“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可是生物学社群中却因为社会生物学而分裂，双方以尖锐的言辞互批，争论的焦点是：自然选择能不能塑造我们的社会行为？本章讨论的行为，大部分现代西方人都认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有些生物学家对那些行为感到义愤填膺，社会生物学家以行为的进化理论解释那些行为，更让他们寒心。对他们来说，“解释”某些行为，与为那些行为辩护，两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样的“不确定”令人不安。
我们有关外遇发生率的资料，大多数是研究性生活的专家从访问调查中得到的，而不是从鉴定孩子的血型下手。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连串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纯贞”——“婚外情”不是罕见的例外。金赛[1]报告，是始作俑者。然而，即使现在已经是世界末日的“解放年代”，我们对于“婚外情／通奸”仍然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可是“致命的吸引力”又让人莫名地焦虑与兴奋。大家都觉得“婚外情”令人兴奋：电视肥皂剧要是缺了这个“元件”，观众就不捧场。笑话的题材中，比得上“婚外情”的，绝无仅有。可是，弗洛伊德指出过，我们往往以幽默应付极端痛苦的事。一部人类历史，“婚外情”导致的谋杀与不堪的伤痛，大概没得比。写作这个题材，不可能十足地正经八百，也不可能对社会处置“婚外情”的各种野蛮机制保持冷静，无动于衷。
社会生物学就像核子物理，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一样，会遭到滥用。虐待别人或谋杀，我们从来不缺借口，但是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演化逻辑也成为现成的借口。对人类性行为的社会生物学讨论，可以当作男人监控女性身体的借口，或两性不平等现实的理论根据，就像传统体质人类学被用来支持白人奴役黑人、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两种恐惧不断地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异于主张那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那种行为。
还记得上一章结束时我抛出来的问题吗？“婚外情在人类社会中，是罕见的异例？不算少见的‘例外’？还是普遍流行的现象，婚姻形同虚设？”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只要谨守“中庸之道”，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大多数父亲，抚养的都是自己的骨肉；人类的婚约，也不是废纸一张。我们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黑猩猩，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外遇”又的的确确是人类交配系统的一个“组件”，尽管从未受到社会的祝福。对于交配系统类似我们的其他动物种——雌雄长期结合养育子女——学者也观察到“外遇”的情事。而黑猩猩与波诺波猿的交配系统，都与我们的不同，因此讨论黑猩猩的“外遇”并无意义。黑猩猩与我们有过共祖，我们的祖先想来也没有“外遇问题”，因此我们的祖先必然在演化的道路上“重新发明”了“外遇”。所以，我们讨论人类性行为，以及性行为在我们演化成“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仔细研究“外遇”的科学。
在我看来，这两种恐惧都没有根据。就拿第一个来说吧，任何事物的起源都可以研究，无论那些事物是令人厌恶或令人钦羡。研究谋杀犯的动机，就是为他们开脱吗？至于第二个恐惧，我们不只是演化结果的奴隶，甚至不仅是遗传特征的奴隶。现代文明已经成功地阻遏了一些古代的恶习，例如杀婴。现代医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阻遏人体内有害基因的作用以及微生物；事实上，要不是深入了解那些基因与微生物，也不可能想出对抗的办法。社会生物学家说明锁阴习俗是一种雄性生殖策略，反对锁阴习俗的呼吁与运动并不会因此而丧失立场。我们谴责锁阴习俗，是基于人道的关怀：没有人有权毁坏别人的身体。
X医师发现那个事实的年代，调查“‘性’行为”在美国仍是个禁忌，所以他决定按下不表，从未披露过他的资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让我公布他的数据，可是他仍然拒绝现身，不许我泄露他的名字。不过，后来有好几个同样的遗传学研究，证实了他的发现，那些研究的结果都公开发表了。根据那些研究，美国与英国的新生婴儿，约有5％～30％是婚外情的产品。同样地，那些接受调查的夫妇中，妻子出轨的实际比例可能更高，理由我已经提过了。
尽管社会生物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演化脉络，我们切不可认为它是惟一的方式。人类行为的目标不可一概而论，“留下更多的子孙”不是惟一的考量。一旦人类发展了文化，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目标。今天许多人在辩论要不要生孩子，已经有许多人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要把时间、精力投注在其他的活动上。我认为演化推论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习俗）的“起源”。可是理解人类社会习俗的“现状”，我不认为演化推论是惟一的方式。
结果令X医师十分震惊，他发现将近10％的婴儿，是婚外情的结晶。证据不容置疑，只要婴儿的血型中有“父母”都没有相符的基因，那就是了。有时只凭一种血型还看不出来，几种血型的资料摆在一起，就真相大白。婴儿的母亲是谁，不可能有“疑义”：因为血样是在产房采取的。婴儿的血型，若母亲体内没有相应的基因，那必然是从父亲遗传来的。要是母亲的先生也没有呢？——必然就是另一个男人的啰，那还有什么问题。婚外情实际的发生率，当然高于10％，因为有许多血型，20世纪40年代还不知道，所以没有检验，而且大多数性交不会制造结晶。
简言之，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赢得生殖竞赛。我们过去发展出的生殖策略，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发展出了道德意识，为了追求道德目标，即使违反生殖竞赛的目标与方法，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我们能有天人交战的经验，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差异。
那个研究计划的主持人，是个非常著名的医学研究者。由于他不愿曝光，所以这儿我称他为X医师。我最近才从他那里得知那些事实。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个研究，X医师想发现的，是人类血型的遗传学。血型指的是红血球细胞膜上的分子，大约有几十种，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遗传了制造那些分子的基因。那个研究的执行步骤非常直截了当：到一所著名医院的妇产科病房；收集1000名新生婴儿的血液标本，父母亲的也要；鉴定所有血样的血型；然后使用标准的遗传推理，找出血型的遗传模式。
[1] 艾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美国生物学家，人类性学科研究者。主要著作有《男人的性行为》和《女人的性行为》。——译者
许多理由让人说谎，掩饰婚外情。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可靠的科学资料，显示婚外情流行的程度。目前只有几份资料可信，其中一份是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医学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的发现，从未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