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蜀黍是谷类——草本植物，种子含有淀粉，可食用，例如大麦仁、小麦粒。人类摄取的热量，现在仍以谷类占多数。尽管所有的文明都依赖谷类，可是不同文明就地取材，驯化了不同的谷类。例如中东与欧洲有小麦、大麦、燕麦与黑麦；中国与东南亚有稻米、粟、稷；非洲亚撒哈拉地区有高粱、非洲小米与龙爪稷；新世界只有玉蜀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玉蜀黍很快就被早期探险家带回欧洲，传播全球，种植总面积超过了其他谷类，只少于小麦。那么，为什么玉蜀黍不能使新世界的印第安文明，与旧世界的文明——由小麦和其他谷类供养的——发展得一样快？
考虑到这些事实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工艺技术发展得特别缓慢，就容易理解了。澳大利亚缺乏适于驯化的植物种，无疑是当地土著没有发展出农业的主因，这个后果与缺乏适合驯化的动物种一样严重。但是美洲的农业，落后于旧世界的理由似乎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毕竟，世界上好几种重要的粮食作物，是在新世界驯化的：玉蜀黍、马铃薯、番茄与厚皮瓜菜（如南瓜）是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玉蜀黍——新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原来玉蜀黍是一种很难驯化与栽种的植物，产品也不理想。这句话也许你听来觉得刺耳，尤其是爱吃烤玉米棒子的朋友。贯穿我的童年时光，我都在期待夏末到来，这时就可驻足路旁挑选外观最好看的谷穗了；何况玉蜀黍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内销值220亿美金，外销值500亿美金。不过请读者稍安毋躁，且听我道来。
植物呢？同样的论证也适用吗？一些类似的地方立即就跳上心头。与动物一样，野生植物中只有一小撮适于当庄稼。举例来说，雄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种（如小麦），比起雌雄同株/异花传粉的植物种（如黑麦）驯化得较早，较容易。理由是：自花传粉的植物种比较容易选择单株，培育纯系，因为它们每一代都不必与其他的野生株搅和。再举一例，从史前时代起，许多橡树的种子（橡实），就是欧洲与美洲居民的主要食物，可是至今没有一种橡树被驯化过，也许是因为松鼠的缘故——松鼠比较适合挑选与种植橡实。我们今天种植的作物，都是经过许多尝试后筛选出来的（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驯化过菊草（sumpweed），菊草的种子含有大量蛋白质与油，可以食用。）。
在旧世界，容易驯化又容易栽种的野生草本植物，怕不止一打。它们的种子都很大——因为中东的气候季节分明——所以早期的农夫容易看出它们的价值。那些种子用镰刀就可以大量收获，容易研磨，容易调理，还容易播种。还有一个优点，不过不是那么一目了然，那就是：那些种子可以储藏——当年的农人不需要自己想出这个点子，因为中东的野鼠会储藏野生谷类的种子，有些储藏达27公斤。
美洲与澳大利亚的大型哺乳类，大多数在史前时代就灭绝了，究竟是气候的原因，还是最早的殖民者干的好事，科学家仍然在辩论。无论真相是什么？那一场大灭绝注定了美洲和澳大利亚最初殖民者的子孙，在1万年后被欧亚大陆与非洲的族群征服——欧亚大陆与非洲的大型哺乳类，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
旧世界的谷类即使是野生的，种子产量也很高：在中东的小山坡上，0.4公顷野生小麦，可以收获317.5公斤麦粒。一个家庭几个星期的收获量，就可以吃一年。因此，在小麦与大麦还没有驯化前，巴勒斯坦已经出现了定居村落，镰刀、杵臼、窖穴都发明了，居民靠野谷维生。
所以，美洲与澳大利亚土著从未以哺乳类家畜作为蛋白质来源，只有安第斯山脉的居民有那个荣幸（天竺鼠），然而，比起旧世界的居民，他们从家畜得到的蛋白质，少得可怜。美洲与澳大利亚的土著哺乳类，从未拉过犁、车、战车，从未生产过奶，从未运载过人。新世界的文明凭着人类肌肉的力量蹒跚前进，而旧世界的文明却有兽力、风力与水力之助，一马当先。
驯化小麦与大麦并不是有意识的行动。我们叫做“驯化”的过程（野生植物经过人工栽培后的变化），并不是事先盘算的结果，而是人类偏好某类野生植物，因此意外地散播了那些受青睐的植物的种子，最后导致驯化的结果。以野生谷类而言，人类会自然地偏爱收割的植株通常具有几个特征：种子大，种子的种壳容易除去，种子不易抖落一地。只消几个突变，经过人类无意识的选择，种子大又不易抖落的谷类变种就出现了——我们认为它们是驯化的，而不是野生的。
讽刺的是，其实美洲原先有马，与科尔特斯与皮萨罗带到美洲的马是亲戚。要是美洲马没有灭绝，蒙提祖马与阿塔瓦尔帕也许就能以骑兵冲散那些西班牙“征服者”，将他们击溃。但是，也许是天意吧，美洲的马早就灭绝了，事实上，美洲与澳大利亚原有的大型哺乳类，80%—90%都灭绝了。大灭绝发生在人类进入美洲与澳大利亚殖民后不久，他们是现代印第安人与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新世界丧失的不止马而已，还有其他有畜养潜力的动物，例如大骆驼、地树獭，还有象。结果，澳大利亚与北美洲一个可以畜养的动物种都没有，除非印第安犬是从北美狼演化出来的。南美洲只剩下天竺鼠（可做食物）、羊驼（alpaca，可以剪毛）、骆马（llama，可以运货，但体型小，人不能骑乘）。[1]
公元前8000年，中东的古代考古遗址里出现的小麦与大麦，开始出现这些变化。面包小麦（6倍体小麦）、其他的驯化变种、有意识地播种，不久跟着发展。逐渐地，遗址中野生食物越来越少。到了公元前6000年，在中东地区，种植谷类与畜养家畜，已经结合成一个完整的食物生产系统。无论是好是坏，当地居民已经不再是狩猎采集人，而是农民与牧民了——正朝着文明之路走去。
马剧烈地改变了人类战争的面貌，其他的动物，没有一种可以相提并论，即使象与骆驼也不成。马驯化后不久，也许就成为最早的印欧语族群扩张的利器——最早的印欧语族群是牧民，他们的扩张故事，下一章会讨论。几千年之后，马与战车结合，成为古代战场上无人能挡的坦克。马鞍与马镫发明了之后，匈奴族阿提拉（Attila the Hun）赖以重创罗马帝国；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所向无敌，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帝国；西非输入了战马后，也兴起了军事国家。16世纪初，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与皮萨罗凭着几十匹马，外加百来名军士，就颠覆了新世界两个人口最多、文明最进步的国家——阿兹特克（今墨西哥境内）与印加（今厄瓜多尔至智利境内）。1939年9月波兰骑兵不敌侵入波兰境内的纳粹机械化陆军，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时代才正式结束——马在6000年前成为家畜，所有家畜中，只有马在世界各地都受到重视，就是因为它的军事功能。
现在让我们瞧瞧新世界的农业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与旧世界的比较起来，有什么异同？新世界首先发生农业的地区，气候与中东不同，并无分明的季节，所以当地没有种子大的野生谷类。北美与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的确开始驯化了3种野生谷类，不过种子都很小——五月草、小大麦、野小米——但是玉蜀黍出现后，再加上后来欧洲谷类引进了美洲，那3种谷类就被放弃了。而玉蜀黍的祖先，是一种墨西哥的野生谷类——一年生的墨西哥野蜀黍——它的种子很大，但是在其他方面，一点不像有前途的粮食作物。
野马的第六个亲戚，是非洲的野驴，就是家畜中驴的祖先。驴是良好的载重与运输畜生，可是无法用来列阵冲锋。野马的第七个亲戚，是西亚的野驴，在5000年前，曾经用来拉车，有好几百年。但是所有关于它们的记载，都指出了它们的乖戾脾性：脾气坏，暴躁，难接近，顽劣或冥顽不灵。这种危险的畜生，必须戴上口罩，免得照料它们的人给咬伤。大约4300年前，中东引进了驯化的马，野驴才给放弃了。
野蜀黍的穗子与玉米穗的长相，很不相同，科学家直到最近还在辩论野蜀黍在玉蜀黍族谱上的地位，今天还有一些学者不相信野蜀黍是玉蜀黍的祖先。其他的粮食作物，没有一种像野蜀黍一样，在驯化过程中发生过那么巨大的变化。野蜀黍的穗子上谷粒只有6到12粒，而且还吃不得，因为穗子外面有一层硬壳——石头一样坚硬。野蜀黍的主干像甘蔗，可以咀嚼吸取糖分，今天墨西哥的农夫还会利用野蜀黍的主干。但是没有人利用它的种子，也没有证据显示史前时代任何人利用过。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学家伊尔蒂斯（Hugh Iltis），鉴定出使野蜀黍变成有用的粮食作物的关键步骤：一次永久的变性。野蜀黍的侧枝端是雄花构成的流苏，而玉蜀黍则是雌性构造：穗子。虽然那听起来像是非常巨大的差异，但其实是由简单的荷尔蒙控制机制操纵的，甚至真菌、病毒、气候的变化都能触动那个机制。一旦流苏上的雄花变性成为雌花，就会产生可以食用的裸露种粒，吸引饥饿的狩猎采集人的注意。下一步的变化，就是流苏的中央枝开始形成穗轴。墨西哥的早期遗址中，发现过很小的玉米穗，长不满4厘米。
欧亚大陆那5种主要家畜，以及它们的亲戚物种，当得成家畜或当不成，上述理由总括来说，就可以解释了。美洲印第安人无法驯化野牛、野猪、貘以及野山羊、野绵羊，也是同样的理由。由于马有军事价值，所以用马来说明“物种间的微小差异，注定了一个物种对人类特别有价值，而另一个完全没用”特别有趣。马属于哺乳纲奇蹄目，属于这个目的动物，特征是脚上有蹄，脚趾数目为奇数，包括马、貘与犀牛，共17个物种。其中所有的貘（4种）与犀牛（5种），再加上8种野马中的5种，从没有畜养成功过。非洲土著若骑着犀牛、印第安人骑着貘，任何欧洲来的入侵者都会给踩死的——但是没发生过那样的事。
在那一次突然变性之后，野蜀黍现在终于踏上了驯化之路。不过，与中东的谷类比较起来，野蜀黍还得花几千年，才能变成收成量高的玉蜀黍，那时才能供养定居村落，或者城市。这最终产物——玉蜀黍——印第安农人处理起来，比起旧世界的谷类，还是费事得多。玉米穗必须用手一个一个摘下，不像用镰刀收割小麦，一割就是一把：穗轴必须剥掉外皮；玉米粒必需剥下或咬下来；播种得一粒一粒种下，而不能一把撒到田里。而玉米粒的营养，比旧世界的谷粒差：蛋白质含量较低，缺乏必要氨基酸，缺乏烟碱酸（维生素B的一种，不足的话可能引起糙皮症）。因此玉米粒必须经碱水（以木灰、贝壳等物调制）加热处理过，增进氨基酸的均衡，以及释出小部分本来不能吸收的烟碱酸。
最后，许多动物在兽栏中，看来驯服而健康，却可能拒绝交配——动物园经常有这种烦恼。你愿意在大庭广众前对异性展开长时间的追求，并公开交配吗？别说你不愿意，许多动物也不愿意。这个问题使许多动物不能成功地变成家畜，其中有些若是成功了，就对人类非常有用，实在可惜。例如南美野骆马（vicuna）是安第斯山脉的土著种，它们的毛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动物毛。但是印加人与经营现代牧场的人，都无法驯化它们。要得到它们身上的毛，只好到野外捕捉。从古代亚述的王公贵族到19世纪印度的王公贵族，都驯养过猎豹——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时速可达110公里以上——协助打猎。但是，他们的每一头猎豹都是从野外抓回来驯养的，甚至动物园直到1960年才成功地让猎豹在兽栏中繁殖。
总之，新世界的主要粮食作物——玉蜀黍——有几个特色，使它不易在野生植物中吸引人的注意，不易驯化，驯化后也不易处理、调制。大部分新世界文明与旧世界文明之间的落差，追根究底的话也许只是一种植物的特异性格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是地理的生物地理角色——供应适合驯化的动植物。但是，地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值得讨论。每一个文明，不但依赖当地驯化的粮食作物，还依赖外来粮食作物——在别的地方驯化的植物。新世界南北向的主轴，使粮食作物的传播格外不易；旧世界东西向的主轴，传播起来就容易。（图6）
第二，瞪羚以及许多鹿与羚羊，非常敏锐，难以管理，因为它们只要一发觉情况不对，就会奔逃，而不像其他动物，遇上危险就原地不动。我们至今无法把鹿驯服成家畜，尤其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在过去1万年中，几乎没有几种野生动物像鹿一样，与人类那么接近。虽然人类密集地猎杀鹿，偶尔驯养过几只，世上41个鹿种中，只有寒带的驯鹿（peindeer）被人类成功地变成了家畜。其他40种，要么有领域行为（据地自雄，不容其他同胞闯入），要么非常敏锐，或两者皆是，因此都没资格当人类的家畜。驯鹿能容忍异类闯入它们的活动空间，群居而没有领域观念，是当人类家畜的料。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大陆轴线
驯养动物当畜生的实验，大多数都失败，为什么呢？归纳起来，一种野生动物，若不具备一组不寻常的特征，就无法驯化成畜生。第一，以大多数例子而言，它必需是一种过群居生活的社会动物。在社群中，低阶个体对“老大哥”会本能地表现出顺服行为，它们还能将人类（饲主）当作“老大哥”一样顺服。北美洲的大角绵羊与西亚绵羊的祖先，是同一属的不同物种。但是西亚绵羊的祖先有本能的社会顺服行为，北美大角绵羊却没有——对印第安人来说，这可是个要命的差别，难怪他们无法驯养大角绵羊。独居的陆生动物中，只有猫与白鼬（ferrets）成了家畜。
但是所有这些看来有希望的尝试，最后都失败了。畜养动物并不只是从野外抓来几个野种，把它们驯养了就算成功。它们在兽笼或兽栏中能够繁殖才成，那样人类才能选拔“优良”的个体进行培育，最后野生种变化成适合人类需要的品种。马大约6000年前被驯化，几千年后驯鹿也被驯化了，此后欧洲再也没有大型哺乳动物被驯化过。换言之，我们的祖先实验过几百种动物，我们那几种哺乳类家畜，很快就脱颖而出，其他的就被放弃了。
图6
答案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的野生哺乳类中，只有极小的比例能够驯养。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失败的例子，就能够看清楚其中的关键。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第一步当然是改变野生动物的气质，它们可以关在笼子里，当作宠物。许多动物种都通过了这一关。在新几内亚许多村子里，我都会发现驯养了的袋鼠、袋貂（possums）；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村子里，我也见过驯养的猴子与鼬鼠。古代埃及人驯养过瞪羚、羚羊、鹤，甚至鬣狗，还可能有长颈鹿。汉尼拔（Hannibal）率领非洲象（不是今天马戏团里常见的亚洲象）翻过阿尔卑斯山攻打罗马，把罗马人吓坏了。
今天，我们对植物传播的事实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好像那是自然不过的事。因此我们坐上餐桌后，很少会想一想各种食物的发源地是哪里。一顿饭里，可能有鸡肉（东南亚），配上玉米（墨西哥），或马铃薯（南美安第斯山脉），撒上胡椒调味（印度），再来半个馒头（中东的小麦），学外国人抹上奶油（中东的乳牛）吃。饭后还来杯咖啡（东非埃塞俄比亚）。但是有市场价值的动植物，向各方传播，并不始于现代：几千年来一直没停过。
让我们从家畜谈起。公元前4000年前，欧亚的居民，已经拥有5种家畜，至今仍是人类的主要牲口：绵羊、山羊、猪、牛、马。东亚没有西亚那种牛，可是居民就地取材，分别驯化了几种形态、功能类似的“牛”：牦牛（青藏高原）、水牛（东南亚）、印度/缅甸野牛、爪哇野牛。前面已经提过，这些动物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动力与衣服。此外，马还有无可估量的军事价值。（直到19世纪，马仍然是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的畜生，结合了坦克、卡车与吉普车的功能于一身。）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不能驯养“对应的”美洲的土著物种，享受同样的利益呢？美洲的土著哺乳类中，不是也有野绵羊、野山羊、野猪（pecaries）、野牛、貘（tapirs，与犀牛同属奇蹄目犀亚目）吗？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不能骑着貘侵入欧亚大陆，震慑欧亚土著呢？澳大利亚土著也可以骑着袋鼠这么干呀！
植物与动物散布到与家乡一样的气候区里，又快又容易，因为新环境的气候先前已经适应过了。要是传播区域的气候，与家乡的不同，它们就必须演化出新的变种，适应各目的地的气候特色。动物在旧世界沿着东西向移动，可以跋涉老远，仍然不出原来的气候区。将驯化的动植物带到新区域发展农业或牧业，或将外来种移进家乡，丰富家乡的生态，移动方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生物在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之间移动，不会超出北半球的温带。讽刺的是，美国的爱国歌曲《美国的亚美利加》令人想起美国辽阔的天空，黄色的谷浪。事实上，北半球最辽阔的天空是在旧大陆，那里各种黄色谷浪从英吉利海峡到中国海绵延数千英里。
结果世界上的人口大增。公元前10000年前人类还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人口只有1000万，今天已经超过50亿。密集的人口，是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先决条件；密集的人口，也促进了传染病媒的演化，遭遇过那些传染病媒的族群，会演化出抵抗力，没遭遇过的就没有抵抗力了。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族群之间的殖民或征服关系。欧洲人征服美洲与澳大利亚，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优良的基因，而是因为他们有恶毒的病媒（尤其是天花）、比较先进的技术（包括武器与船只）、以文字储存的资讯以及政治组织——追根究底，全是因为各大洲在地理上的差异造成的。
古罗马人已经栽种从中东引进的小麦与大麦，从中国引进的桃子与柑橘，从印度引进的黄瓜与芝麻，从中亚引进的大麻与洋葱，还有欧洲原产的燕麦与罂粟。从中东传入西非的马，使那里的军事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绵羊与牛从东非高地传入南非侯坦图族，他们在当地没有驯化任何动物。大约公元前2000年，非洲高粱与棉花传入印度，热带东南亚的香蕉与山药，越过印度洋丰富了热带非洲的农业。
为什么我要强调植物与动物？正如演化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所说：“文明的基础，不是人，而是动植物。”相同面积的土地，农业与畜牧所能供养的人数，比野生食物多得多了，虽然农牧业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见第十章）。一些人可以储存的剩余粮食，使其他人得以全力经营各种专业技能，例如冶金、制造、文书——以及职业军人。家畜提供的不只是肉与奶，还有制作衣服的毛与皮，以及运输人、货的动力。动物还可以拉犁与车，因此可以增加农业的产量，光凭人力怎么都比不上。
然而，在新世界，北美洲的温带与南美洲的温带（安第斯山脉与南美南部），中间隔着几千公里的赤道带，那里温带生物不能生存。因此安第斯山脉的骆马、羊驼与天竺鼠，在史前时代从未来到过北美洲，甚至墨西哥都没到过，结果墨西哥始终缺乏哺乳类家畜用来运输、供毛、供肉（除了玉米喂食的“菜狗”）。马铃薯也没有从安第斯山脉北部传到墨西哥或北美，向日葵也没有从北美洲传到安第斯山脉。史前时代，许多北美洲与南美洲共同拥有的作物实际上是不同的变种，甚至不同的物种，显示它们是在两地分别驯化的。举例来说，棉花、豆子、利马豆、辣胡椒、烟草等，似乎都是这样。玉蜀黍的确从墨西哥传到南美与北美，但是并不容易，也许是因为在不同纬度必须分别演化出能适应的变种，那得花时间。直到公元900年左右——距玉蜀黍在墨西哥出现已数千年玉蜀黍才成为密西西比河谷的主食，美国中西部神秘的筑墩文明因而兴起（可惜晚了点）。
在这一章里，我会论证：各大洲的文明业绩不同，是因为塑造文化特征发展的力量，是地理，而不是人类遗传学。文明赖以发展的资源——特别是适于人工培育的野生动植物——各大洲提供的各不相同。各大洲上，人工培育的生物物种，向外传播的难易程度，也各不相同。即使在今天，美国人与欧洲人仍然必须痛心地面对现实：远方的地理特征如波斯湾或巴拿马地峡——会影响日常生活。但是地理与生物地理更为深刻地塑造人类的生活，已经几十万年了。
要是旧世界与新世界各自旋转90度，农作物与家畜的传播，在旧世界就会变慢，而在新世界会加速。文明在两地兴起的速率，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新世界地理轴线的优势，是否足以让蒙提祖马与阿塔瓦尔帕即使没有马也能侵入欧洲？谁敢说不可能？
因为这个种族偏见的遗传情绪，对不同“人种”在文明业绩上的差异，我们今天提出的“说法”，仍然嗅得出种族偏见的味道。然而，这个问题有必要适当地回答，理由很明显。在过去500年间，那些技术上的差异导致了严重的人间悲剧，殖民与征服的遗传情绪，仍然强烈地影响了现代世界的结构。除非我们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解释，许多人不免怀疑：充满种族偏见的遗传理论，或许是真的。
我已经论证：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并不是少数天才造成的意外。也不是决定动物族群竞争结果的生物差异——例如有些族群跑得比较快，或食物消化得较有效率。也不是各族群平均发明能力的差异造成的结果——根本没有证据显示过有这样的差异。文明兴起的速率，各大洲不同，是生物地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造成的。如果欧洲与澳大利亚在12000年前互换人口，那么那些被送到欧洲的澳大利亚土著，会是日后侵入美洲与澳大利亚的族群。
19世纪的欧洲人，对那样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是那个答案充满了种族偏见。他们的结论是：欧洲在文化上先进一些，是因为欧洲人比较聪明，所以欧洲人注定了要征服、取代或杀戮“低劣”族群。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不但流露出妄自尊大、令人憎恶的心态，而且根本就错了。没错，人们的知识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有关。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不同族群的心智能力，有任何遗传的差异。19世纪的古典人类学，倾全力创造一套“科学的”人种理论，解释“人种”间的差异，可是什么名堂都没搞出来。
地理为演化立下了基本规则，无论是生物演化，还是文化演化，所有生物都适用，当然也包括我们。地理影响我们现代政治史的发展，我们驯化动植物的速率也受地理的影响，但是地理在政治史上的角色比较明显。从这个观点看来，读到“美国学童有一半不知道巴拿马在哪里”的消息，几乎觉得好笑，可是政客要是展露了同样程度的无知，就一点也不好笑了。不懂地理的政客搞出来的大飞机，有许多有名的例子，举两个就够了：19世纪的殖民强权在非洲画出了“不自然的”疆界，日后继承了那些疆界的现代非洲国家，因而无法维持稳定的政局；1919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东欧各国疆界，是由对该地区所知有限的政客决定的，因此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这个问题可以用另一个方式表述：为什么技术与政治发展的速率，在古代以欧亚大陆最快，美洲慢得多，而澳大利亚最慢？举例来说，1492年欧亚大陆上，大多数人口都使用铁器，有文字与农业，组成拥有越洋船只的中央集权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前夕。美洲有农业，有几个大型中央集权国家，仅在一个地点有文字，没有越洋船只或铁器；在技术与政治发展方面，比欧亚大陆落后几千年。澳大利亚没有农业、文字、国家、船只，仍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情境中，使用的石器，与1万年前欧亚族群使用的相当。正是那些技术与政治发展的差异，使欧洲人能够扩张到其他的大洲上，而不是生物（人种）差异。（不同动物族群竞争的结果，往往由生物差异决定。）
过去，地理是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直到几十年前，才逐渐从许多课表上消失。那时许多人误以为地理不过是记诵各国首都的名字。但是七年级上20个星期的地理课，不足以教会未来的政客知道地图对我们的真正影响。通达全球各地的传真机与卫星通讯网，无法消除因为地理位置的差异而滋长的族群差异。说到底，大体而言，我们在哪里居住，深刻地决定了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的日常生活最显著的特色，对科学家却是最困难的问题。美国或澳大利亚大部分地方，要是你在街头举目四顾，你看到的大多是欧洲人后裔。可是500年前，那里只有当地的土著，绝无例外。为什么欧洲人会到美洲与澳大利亚殖民，取代了土著族群，而不是美洲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到欧洲取代白人族群？
[1] 羊驼与骆马是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