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今天，这种“别僭越”心态仍残存在世界许多地方。我在新几内亚，每次外出观察鸟类，都不辞辛劳到邻近观察地点的村落“拜码头”，征求同意。有两次我疏忽了（或我“拜错了码头”），就划船到上游去观鸟，回程时就发现河道被独木舟堵上了，村民用石头打我，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擅闯了他们的地盘。在西新几内亚，我住过埃洛皮人的村子，我想到附近一座山里，必须穿越邻近的法尤族地盘，埃洛皮人听我说了，就向我解释：只要我走进他们的地盘，法尤人会杀了我。埃洛皮人这么告诉我，语气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从新几内亚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是那样，仿佛天理昭彰，不证自明。法尤人当然会杀掉任何一个擅闯地盘的人，难道你蠢得以为法尤人会放任陌生人走入他们的地盘？陌生人可能会猎杀他们地盘上的猎物，偷拐妇女，散播疾病，以及侦察动静，策划偷袭。
相对地，人类在最近1万年前，自由自在地旅行根本不可能，运动衫的流通非常有限。每个村落或队群，都是一个政治单位，与邻近的单位陷在战争、休战、联盟与贸易的走马灯中。因此，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土著，终生在出生地方圆16公里之内活动。他们偶尔会走进紧邻村落边界的土地上，或者是为了偷袭邻近村落，或者是在休战期间得到了许可，但是他们没有“社会公约”，规范走出紧邻村落边界的土地后的行为。对土著而言，容忍不相干的陌生人？难以想象。更别说这样的陌生人敢现身了。
虽然大多数“前交流时代”的族群会与邻近族群发展贸易关系，许多族群相信自己才是世上惟一的人类。也许远方地平线上冒出的火烟，或者顺着河漂流下来的无人独木舟，证明世上还有其他人群。但是离开自己的地盘，“走出去”访问远方的人，即使不过几公里路程，也无异插标卖首。一位新几内亚高地土著回忆1930年白人光临之前的生活：“我们没出过远门，我们只知道山的这一边。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惟一活着的人。”
现在地球表面分割成许多政治国家，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多少享有在国境内或到别国去旅行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有时间，有钱，有意愿，就可以到任何国家去观光。结果，人与货物在世界上交流，许多东西在各大洲都买得到，比如可口可乐。我还记得1976年我到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伦内尔岛收集资料的往事，每次想起仍然觉得很难为情。那个小岛与世隔绝，海岸只有峭壁，没有沙滩，岛上珊瑚礁地面，处处有深沟，土著的波利尼西亚文化，因此保存了下来，直到最近都没什么改变。破晓时分我从海岸出发，在丛林中跋涉，耳目所及，毫无人迹。到了傍晚，我终于听见前头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也望见了一间小茅屋。我的脑海里立刻充满了幻想，一位美丽无邪的波利尼西亚少女，腰围草裙，裸露上身，正在等着我！在这个世外小岛上的世外桃源里！哪里知道这位女士竟然很胖，还有老公陪伴。够糟了吧？才不！我自认为是个大无畏的探险家，可是她穿的运动衫，胸前竟然大书“威斯康星大学”几个字，让我怪难为情的。
这种隔离促进了遗传歧异。新几内亚每一个河谷，不仅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也有独特的遗传缺陷与风土病。我到过的第一个河谷，是弗雷族的家园，他们在世界医学文献上非常有名，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病，叫做苦鲁病（Kuru）[1]，意思是“笑病”——病人临死前脸上会挂着诡异的笑，弗雷人有一半以上死于苦鲁病，其中以妇女为主，致使一些村子里男女的比例高达3∶1。在卡里木伊——位于弗雷族地盘以西约100公里——从来没有过苦鲁病例，但是当地土著受困于麻风病——发病率为世界之冠。还有些部落有高比例的聋哑人、没有阴茎的男性（假性阴阳人）、早衰症或晚熟人（青春期延缓）。
当然，部分原因是我们上一节读过的那些困难，西方探险家直到近来才逐一克服，而丹尼人要“走出去”的话，也得克服。然而，世界上有许多地区，条件比新几内亚好多了，既没有恶劣的地形，也容易找到野生食物，可是那里的人类社群，在过去也是相当闭塞的，对“天下之广”毫无概念。为什么？在这里，我必须提醒读者：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观点，其实是现代发展出来的。事实上，直到最近，那个观点在新几内亚并不适用，而在1万年前的世界，哪里都不适用。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电影或电视神游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也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相关的信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都有英文字典，母语是非主流语言的村子里，大部分都找得到听懂一种主流语言的人。举例来说，在最近几十年间，传教士语言学家研究过几百种新几内亚与南美土著语言，我在每一个新几内亚村子里，不管位于多么遥远的地方，都能发现一个人，能说印尼语或新美拉尼西亚语。因此，语言障碍已经不再妨碍信息在世上流通了。今日世界几乎每一个村落，都能相当直接地获得外界的信息，并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
世人直到1938年才知道大河谷里有人居住，我已经说明了原因。那么，为什么那些大河谷里的人——现在称为丹尼人也不知人外有人呢？
对比之下，过去世界中的居民，无从想象外界的模样，或者直接获得关于外界的信息。那样的信息都是辗转重译而来，每经一次翻译就走样一次——玩过“传口讯”游戏的人都知道，一个不算复杂的口讯，口耳相传之后，必然变得离谱、荒谬。于是，新几内亚高地土著对100公里之外的大洋毫无概念，对已经在海岸上活动了几百年的白人一无所知。他们首次见到的欧洲男人，穿裤子系腰带，令他们大惑不解，有位仁兄对衣服的功能提出独到的见解：那些男人的阴茎很长，必须盘在腰间，以衣服遮盖。有些丹尼人相信一个邻近的土著族群吃草维生，而且他们的双手背在背后，连接在一起。
在新几内亚东部（今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共和国），“内地空无一人”的神话是在1930年5月26日打破的。那一天，两位澳大利亚探矿人迈克尔·莱希和迈克尔·德怀尔为了寻找金矿，翻过俾斯麦山脉的一座山脊，哪里知道后面是个山谷，晚上朝谷里望去，他们为眼前出现的无数火光而惊疑不定：几千人的灶火。在新几内亚西部，这个神话是在1938年6月2日破灭的。那一天，阿奇博尔德驾机做第二趟侦察飞行，在丛林上空飞了几个小时后，什么人迹都没发现，突然大河谷中出现了令他非常惊讶的景象，看起来很像荷兰：地面上没有丛林覆盖，地貌平整，整齐地划分成田地，田地四周围绕着灌溉沟渠，并有小屋散落四方。阿奇博尔德先在距离大河谷最近的湖边以及河流（他的水上飞机可以降落）建立营地，然后先锋人员从营地出发，最后成为第一批进入大河谷的现代人——共花了6个星期。
第一位闯入“桃花源”的先锋，在土著心中造成的创伤，难以磨灭，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难以想象。1930年被迈克尔·莱希“发现”的新几内亚高地土著，50年后接受访问，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都能历历如绘地娓娓道来。对现代美国人与欧洲人，也许最接近的经验，是回忆我们经历过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与我同年龄的美国人，大多数记得1941年12月7日，那一天我们听到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新闻。我们立刻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就要改变了，而且至少会持续几年。然而，珍珠港事件以及随后的战事，对美国社会的冲击很小，比不上当年欧洲人现身新几内亚高地，对土著社群的冲击。在那一天，他们的世界变了，永不回头。
除了这些艰险的环境条件，新几内亚内陆对传教士与殖民政府毫无吸引力，因为大家都相信：根本没有人住在“里头”。欧洲探险家在海岸或河流登陆，发现低地上有许多部落，以西谷椰子、鱼维生，但是陡峭的山麓丘陵上人很少，日子过得极勉强。无论从南岸还是北岸，白雪覆盖的中央山脉（新几内亚的脊梁骨）远远望来都是一副陡峭的模样。大家相信这两张陡峭的面孔是同一座山的两侧，谁也没想到其中隐藏着适于农耕的宽阔河谷。
探险家带来了钢铁斧头与火柴，石斧与取火钻相形见绌，于是高地土著的物质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接踵而来的传教士与政府官员，压制了土著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像食人、多妻、同性恋、战争。其他的习俗，土著自然地抛弃了，因为他们发现了优异的替代品。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革命，更为深刻又令人不安，它发生在土著的宇宙观。他们与邻近社群不再是世上惟一的人，只有一种生活方式。
1921—1922年的克雷默探险队（Kremer Expeditions），路线最接近后来的阿奇博尔德探险队。800名挑夫，200吨食物，花了10个月运送，克雷默等4位探险家得以深入内陆。克雷默穿越的距离刚好可以到达大河谷，可惜他们的路线向西偏了几公里，错过了大河谷，也没怀疑过那里会有人，隔着重山密林，谁想得到呢？
康诺利（Bob Connolly）与安德森（Robin Anderson）写了一本书《初遇》（First Contact），沉痛地叙述了新几内亚东部高地土著与西方人“初遇”的故事。作者请双方已经高龄的当事人回忆往事。话说当年，那时大家不是才过了青春期，就是还小，吓坏了的土著，把白人当成返回人间的阴魂。后来，土著把白人埋了的粪便挖出来，详加检视，派吓坏了的年轻女孩去伺候闯入者，发现白人会大便，而且与他们一样，是人。莱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土著的体味难以忍受，可是，土著那时也觉得白人的体味奇怪又吓人。探矿人对黄金特别着迷，土著觉得奇怪，土著对宝贝（玛瑙贝）着迷（土著财富的象征/钱币），也令澳大利亚人不解。至于1938年大河谷中的“初遇”故事，目前还没有人写。
丛林中找不到野生食物，探险家想到无人居住的地区调查的话，就得自备粮草（有时即使到有人家的地方，也未必能得到足够的给养）。一个挑夫能携带18公斤食物，要是他一人食用，大约可以维持14天。所以，在发明飞机（空投补给）之前，探险队若想深入内陆7天以上，就得靠挑夫队往返搬运给养，在内陆建立补给站。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海岸上准备700人日分量的给养，用50名挑夫运送，在距海岸5日的地点，储存200人日的给养，然后挑夫花5天回到海岸。在这个过程中，挑夫消耗了500人日的给养。然后15名挑夫到那个补给站，取出储存的结养，再前进5日，建立第二个补给站，储存50人日的给养，回到第一个补给站（接受补给），这个过程消耗掉150人日给养。然后……
本章一开始我就说过了：阿奇博尔德探险队的先锋人员进入大河谷，不只是丹尼人命运的分水岭，也标志了一座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当年的那个世界，所有人类社群相对孤立地生活着，在今天，那样的社群所剩无几。这样的古今之变，造成了什么后果？从比较研究，可以推理出答案：我们可以比较早就“开通”的区域，与近来才开通的区域。我们也可以观察那些近来开通的区域，追踪“开通”的后果。这些比较研究显示：异域其他族群一旦开通，经过几千年隔离才孕育、累积的文化歧异，被逐渐抹杀了。
除了地形障碍，当地无法找到食物，这更让探险家举步维艰。新几内亚没有大型动物可以猎杀。在低地丛林中，新几内亚土著当主食的植物是西谷椰子，这种植物的茎髓可以榨出一种物质，有橡胶的质地、呕吐物的气味。然而，在山上，即使土著都无法靠野生食物维生。沃拉斯顿（Alexander Wollaston）见过的一幕最能凸显这个问题。他是英国探险家，有一次从山上丛林小径下山，途中看见一幅令人心里发毛的景象：30具新几内亚土著的尸体，他们显然不久前才死去，旁边还有两个孩子，奄奄一息。那些土著在高地有农田，他们从低地回去的时候，没带够粮食，都饿死了。
艺术创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新几内亚，雕刻、音乐、舞蹈的风格，在过去村子与村子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异。有些村子因为生产世界级的木刻艺术而闻名。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大的压力或诱惑，让新几内亚土著放弃自己的艺术传统。1965年，我访问了博迈族，那是一个孤绝的小部落，人口不过578人。那里只有一个小店，是传教士开设的。在我到达之前，传教士已经劝说博迈人拿出所有艺术品付之一炬。几个世纪累积的独特文化发展（“异教徒的玩意”，那位传教士是这么说的），一个上午就报销了。1964年，我第一次深入新几内亚，造访遥远的村落，一路上我可以听见圆木鼓声与传统歌声；20世纪80年代，我听到的是吉他、摇滚乐以及电池驱动的收录机。任何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过新几内亚传统雕刻作品，或是听过新几内亚传统音乐（二重唱配上圆木鼓以令人屏息的速度击出的节奏）的人，都会同意“开通”是一场浩劫，是人类艺术史的悲剧。
答案是：地形、粮食与挑夫。只要你踏上新几内亚，试过离开已有的道路，四处步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那儿海岸低地是沼泽，内陆有连绵的山脉，陡峭的山脊，到处覆盖着密林，你一天最多只能穿越几公里。1983年，我到新几内亚库马瓦山调查，我与12位新几内亚人花了两个星期，才向内陆推进了11公里。要是与英国鸟类协会50周年纪念探险队比较起来，我们根本没遭遇什么困难。他们在1910年1月4日登上新几内亚，然后向内陆160公里开外的山峰前进。第二年2月12日，他们终于放弃了，打道回府。那13个月中，他们连一半都没走到（只越过了72公里）。
语言也大量消失了。举例来说，现在欧洲只有大约55种语言，大部分都是从一个语系分化出来的（印欧语系）。然而新几内亚面积不到欧洲的1/10、人口不到1%，却有1000种语言，其中有许多与世上任何已知的语言都没关系。一般而言，在新几内亚一种语言只有1000人在方圆32公里的范围内使用。在新几内亚东部高地，我从奥卡帕跋涉近100公里到卡里木伊，就穿过了6种语言的使用范围。起先是弗雷语（有点像芬兰语），最后一个是图达惠语（有声调与鼻化母音，有点像汉语）。
没到过新几内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50000人的社群会与世隔绝那么久。那怎么可能？大河谷距南、北海岸才不过185公里呀。欧洲人1526年发现新几内亚，荷兰传教士1852年到此定居，欧洲殖民政府1884年成立。为什么还需要54年才发现大河谷？
新几内亚是一本活教材，让语言学家认识过去的世界每个孤立的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农业兴起后，那个世界才开始改观。少数掌握农业的社群向外扩张，将自己的语言散布到一片广大的土地上。印欧语族群扩张，不过是大约6000年前的事，结果西欧原有的语言全部给消灭了，只剩下巴斯克语（Basque）。最近几千年，班图语族群扩张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热带非洲与非洲亚撒哈拉区域原来流通的语言都消失了。南岛语族群扩张，在印尼与菲律宾也取代了先前的土著语言。仅在新世界，过去500年间就有几百种土著语言消失了。
大河谷中有50000居民，这么大的社群怎么可能与世隔绝，让世人直到1938年才发现他们？那些巴布亚人又怎么会对外界一无所知？外人走进来了之后，原来孤绝的社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本章我会论证：为了了解“人类文化分化的起源”，原先万国林立、互不往来的人类世界——那个世界将在我们这个世代完全没入历史——是一把钥匙。现在我们是世界征服者，人口超过60亿，而在农业兴起的前夕，人口大约只有1000万。不过，讽刺的是，我们的人口暴增了，文化歧异的程度却陡降了。
世上通行的语言越少，世界村中的居民就越容易沟通，所以大量语言消失了，不是件好事吗？也许吧。可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件坏事。语言间的差别，不只表现在结构与词汇上，在表达因果关系、感情和个人责任等方面也有差异——因此语言塑模思想的方式也有差异。没有一种语言在各方面都算得上“最好”：每种语言都有独到的长处，视目的而定。举例来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用希腊文著述，而康德用德文，也许并非偶然。希腊文与德文的文法特征，以及容易形成复合字的特性，也许是它们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的秘密。再举一个例子，学过拉丁文的人一定很熟悉。拉丁文每个字的字尾，对句子结构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因此句子中各个字的顺序，可以做不同的安排，表现句章中的幽微情致。英文就做不到，因为英文的字序是句子结构的主要线索，一旦改变字序，句意就可能完全变了。如果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绝不会是因为英语最适于外交。[2]
虽然我们自认为“旅客”，在人类演化史上有几百万年，我们实际上却过着与“旅客”完全相反的日子。每个人类社群，对生活范围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除了自己，只知道紧邻的社群。只有在最近几千年内，人类的政治组织与技术发生了变化，某些社群才可能旅行到远方，接触异域其他族群，认识祖先从未亲身访问过的地方与族群。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加速了异域其他族群相互接触的过程，今天只有新几内亚与南美还有几个零星的族群，还没与异域来的陌生人接触过。阿奇博尔德探险队进入大河谷的那一刻，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从此以后，与世隔绝的人类社群即将成为历史绝响。人类这个物种，原来包括几千个小型社会，整个说来居住地只占地表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转变成拥有世界知识的世界征服者。因此，大河谷的那次接触，是这个过程中的里程碑。
新几内亚的文化歧异程度，现代世界中没有一块面积相仿的土地比得上，因为孤立的部落能够实行任何社会实验——有些实验其他社群完全无法接受。毁坏自己身体（装饰或仪式所需）与吃人的习俗，每个部落都不一样。土著与外界“初遇”的时候，有些部落是全裸的，有些会遮掩性器而且有烦琐的性规矩，还有些会以极为夸张的方式拿阴茎与睾丸炫耀（例如丹尼人）。抚养孩子的方式，有的部落完全被动（弗雷族完全放任婴儿，甚至见到他们去抓灼热的东西也不管，结果婴儿受到烧烫伤）；有的部落会惩罚行为不端的孩子，如巴罕人会以带刺的荨麻打孩子的脸；有的部落极为严厉，如苦鲁病的孩子甚至会自杀。巴鲁亚族的男人可以享受制度化的“双性行为”：部落里有一间很大的房子供同性恋活动，其中住着年轻男孩，成年男人可以到这里来混；每个男人另外有小房子，住着老婆、女儿与男婴。而图达惠族的房子有上下两层，下层居住着女人、婴儿、未出嫁的女儿与猪，男人与未婚的男孩住在上层，从地面上有独立的梯子上去。现代世界的文化歧异程度缩小了，要是消失了的只有毁坏自己身体的习俗，与逼得儿童自杀的管教方式，我们不会觉得那是损失。但是有些社会的文化习俗成为世界主流模式，不是因为那些文化习俗可以令人幸福或有利于人类的长期生存，而是因为那些社会在经济与军事上的成就。我们一味追求消费，又任意破坏环境，现在我们觉得惬意，可是未来的隐忧已经种下了。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列出美国社会的当务之急，以下的问题已经到了濒临灾难的程度：老人赡养，青少年叛逆、吸毒，显著的贫富不均。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可以在新几内亚发现好几种解决方案，比我们的好得多了。（那里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一套，不止一个部落有比我们好的方案。怕的是，新几内亚传统的精华，等不到我们去取经，就消失了。）
在这些方面，我们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曾大部分时间都不过是一种典型的动物。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每个族群在遗传上都受居住地气候与疾病的塑模。但是人类各族群还因为语言与文化的隔阂，更难以交流、融合。人类学家从一个人的体表特征，大致可以推测出他的发源地，而语言学家或服饰学者可以更精确地确定他的家乡。那是人类族群一直都非常“定居”的证言。
不幸的是，人类社会的另类模式正在迅速消失，而人类可以在孤绝的情境中实验新模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与世隔绝的社会，规模可以与阿奇博尔德探险队1938年8月“发现”的相比。1979年我在新几内亚罗菲尔河调查，附近的传教士最近才发现了一个400人的游动部落，根据那个部落的消息，上游约5日行程的地方，还有一个从未与外界接触的队群。秘鲁与巴西的偏远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小队群。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一个“初遇”事件就要发生了，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设计人类社会的实验就要结束了。
动物对地理的“忠诚”，反映在它们的地理变异上：同一物种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同族群，往往会演化成外形不一样的亚种，因为每一族群的成员，大多找“自己人”交配。举例来说，非洲大猩猩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可是东非低地的大猩猩从来没有去过西非，西非的也从来没有到过东非。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东非与西非的大猩猩，是不同的亚种，长相不同，所以科学家不会弄错。
虽然此后人类的文化歧异不会立即消失，至少大部分歧异没有因为电视与旅行而消失，歧异程度必然会大幅降低。那是我们会哀悼的损失，理由我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文化歧异与仇外心态似乎成正比。只要我们相互厮杀的武器威力有限，我们的仇外心态还不至于把我们带到灭绝的边缘。原子武器会不会与我们的灭族倾向结合起来，打破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创下的纪录？我希望不会，我想得出的主要理由是：世界文化一体的过程已经加速了。降低文化歧异，也许是我们为了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为了体会阿奇博尔德那次发现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所谓的“第一次接触”现象。我早先提过，大多数动物种在地球上，只在很小一块地理范围内生存。至于那些分布在几大洲上的动物种，例如狮子与大灰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大洲上的成员到另一个大洲去访问同胞的。事实上，每个大洲上的族群，都与其他大洲上的有差别，通常同一个大洲上的不同地理区，各有各的族群，它们会与邻近族群互动，但绝不会到远方串门儿。（表面上看来，候鸟是个让人不能忽视的例外。是的，候鸟会在大洲之间做季节性的迁徙，但是它们只沿着“传统”路线迁徙，而且每个族群无论冬季、夏季的栖息地，大抵都有固定的范围。）
[1] 研究苦鲁病的盖达赛克医师（D. C. Gajdusek）因此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译者
1938年8月4日，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出的一个生物探险队，为人类史上最长的一章谱写了终曲。那一天，“第三次阿奇博尔德探险队”的先锋人员，成为巴列姆山谷（Grand Valley of the Balim River）的第一批外来访客。位于新几内亚西部内地的大河谷，一向被认为无人居住。结果出人意料，山谷中住满了人，约50000名的土著，仍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与世隔绝——世上无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也不知世外有人。阿奇博尔德率队到那里，为的是搜寻从未发现过的鸟类与哺乳类，结果发现了从未发现过的人类社群。
[2] 因为英语的文法特色不像拉丁文，比较不容易表现含蓄幽微的意思，不适于表达外交辞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