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发现自己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但是他们缺乏理论思维的能力。他们甚至对令思想得以存续的最稀薄的大气环境都一无所知。他们希望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却不肯接受形成任意观念所必需的条件与前提。因此，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表达的欲望，类似于音乐上的小调。
在他们的政治领导中，崭新心智状态的结构以最原始，也最令人信服的方式被揭示出来；但是其中的关键，仍在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精神上的冥顽不灵。
拥有个人观点，意味着相信自己具备拥有其的条件，也就意味着承认观点的形成存在着理性条件，承认这是一个可理解的真理世界。拥有思想、形成观点，也就意味着将自己诉诸于某种权威，接受其制定的法典和决定，并进而承认交流的最高形式是对话，在对话中讨论并检验我们观点的依据。可一旦如果接受了这样的讨论，大众人就会感到自己迷失了，因而对接受自己之外更高权威的义务持有本能的拒绝态度。因此，欧洲的“新生事物”就是“与对话无关”，对一切形式的交流满怀厌恶，因为其中都暗示着对客观标准——从社交到议会，以及科学——的接纳。这就意味着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受制于标准的公共生活的完全背离，从而回到封闭主义的大众生活状态。为了径直达到将愿望强加于社会生活的目的，一切规范的过程都被抑制住了。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灵魂上的封闭迫使大众对整个公共生活横加干涉，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干涉行为只有唯一的方式：直接行动。
任何人只要稍加观察都能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出现在欧洲。为了给出具体的事实来说明何谓“奇怪的事情”，我将以某些政治运动为例，比如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是新生事物，就将其视之为奇怪异类。欧洲人天生热衷于新奇事物，以至于创造出了就我们所知范围内最为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新情境下，这些新鲜事物的奇异元素并不在于其本身性质的新奇，而在于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随着工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诞生，欧洲第一次出现了不想给出理由，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正确，只显示出强加个人观念之决心的一类人。这才是事情的新鲜之处：权利不再讲究是否合情合理，即出现了“非理性的理性”。我从中看出了大众崭新的心智状态中最明显的表现，他们决定在缺乏能力的前提下掌管整个社会。
当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起源进行追溯时，我们将会观察到，最先奏响其特殊旋律之音符的群体，是20世纪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正是他们创造出“直接行动”的方法并为其命名。人类总是会求助于暴力；有时候这种求助只不过是犯罪，这并非我们的兴趣所在。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暴力则成为了人们倾尽全力保护拥有的——或自认为拥有的司法权利无果后，所能诉诸的最后手段。可能人类天性的暴力倾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性和公正的最大贡献。因为被激怒的理性正是让人陷入暴怒的原因，实际上，暴力才是理性的终极。习惯上对这一表述持有的讽刺态度其实相当愚蠢，因为它恰恰清楚地指出了从前对力量的服从正是理性的方法。文明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提高达到理性终极的阈值。如今，我们正以惊人的清晰度看清这一事实，因为“直接行动”存在于对秩序的颠覆中，并声明暴力即终极的理性，或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唯一的理性。它作为一项标准，提出了废除其他一切标准的要求，压制住我们的目的与其执行之间的一切中介过程，可谓是野蛮主义的自由大宪章。
标准精确度的高低，可以作为衡量不同文明程度的量度。如果缺乏一定的精确性，那么这些标准便都只是大致上的模糊存在；而如果有很高的精确性，它们就会细致地渗透到一切活动的运行中。[4]
回望过去很容易发现，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大众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无论出于这样还是那样的目的，采取的都是“直接行动”的方式，这便是当时大众的行为方式。而这篇论文的观点正被当下显而易见的事实所证明，即当大众在公共生活中压倒性的干预从偶然的、罕有的活动发展成为一种正当性行为时，“直接行动”便成为了公认的方法。
如果以上种种全部欠缺，那么就不可能有文化存在；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概括，这就是野蛮。让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在大众反叛的进程中，野蛮正是逐渐开始笼罩欧洲的真相。曾经去往野蛮国度的旅人一定清楚，在那些大陆上，没有可以诉诸裁决的统治规则可言。确切地说，那里都没有所谓野蛮人的标准。所谓野蛮，就是可以诉诸裁决的标准的缺席。
我们全部的公共生活都处于这种政体之下，对“间接”权威的呼吁统统遭到了抑制。在社会关系中，“良好举止”不再具有影响；文学沦为“直接行动”施行凌辱的一种手段；同时，对两性关系的规约也不断降低了。
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发展吗？大众具有了自己的“思想”难道不是一种巨大进步的迹象吗？也就是说，这不正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教化吗？绝非如此。他们的思想并非真正的思想，更不是有文化的象征。思想意味着检验真理，对真理步步紧逼。想要拥有思想的人，首先要做足心理准备，接受真理以及由其强加而来的游戏规则。当拒绝接受更高权威的规约以及一系列可以诉诸的标准时，谈论思想观点毫无意义，而这些标准，正是文明寄托于其中的原则。我并不在乎它们以何种形式存在，但我敢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我们同时代的人引以为据的标准，那么文化便无从谈起；如果没有诉诸裁判的法律法规，便不可能有文化的存在；如果没有对争端中可供参考的最终智识立场的接受，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化。[3]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经济关系能不受限于保护相关各方利益的调节原则；在所有文化中，审美争辩无一不认识到品评艺术作品的重要性。
节制、标准、礼貌、婉转、公平以及理性！这些都是为了什么被发明出来！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些微妙复杂的玩意儿？它们可以共同总结为一个词：文明，而通过这一词汇的词根，也就是公民，其真正根源得以揭示：正是以文明作为方法，人们尝试着令城市、社群以及公共生活变成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刚刚列举出来的种种文明要素，我们也许能找到它们之间共同的基础。实际上，种种要素于本质上都存在一个前提，即假定每个人都能考虑到他人，关心他人。文明的首要前提，就是共同生活的愿望。一个人对他人有多视而不见，决定了他的不开化及野蛮的程度。野蛮实际上就是一种分裂的倾向。相应地，每一段野蛮时期中人类都分散而居，都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小群体，并且彼此间抱以敌对态度。
由平庸的心智统领当下的公共生活，或许是现今处境中最为新奇的部分，迥异于一切过去的情况。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欧洲历史上，庸常之辈从没相信自己对事物能够形成“思想”。他们拥有信仰、传统、经验、箴言以及心智习惯，但是却从来不曾想象对那些诸如政治或文学之类的事物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持有理论观点。对于政客们计划或推行的规则，他们或给予或保留自己的支持，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他们的行动都仅限于作为对他人之创造的一种呼应和回响。他们从没有想过去反对政治家的“思想”，更不用说以自己所持有的看法为基准去对政客们的“思想”进行评判。在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诸如艺术等领域，情况也大致如此。他们天生对自身的局限性有所意识，明白自己并不具备建立理论的资质[2]，这种认识有效地防止了他们僭越。在这种意识下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就是庸常之人从不试图——哪怕稍稍动念也没有——为公共活动进行决策，那对于他们而言是过于理论性的。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如今的普通人对宇宙中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持以最精确的“思想”。从而，他们失去了倾听的功能。如果在其自身范畴内已经具备了所需的一切，那么还有什么去聆听的必要？如今已经失去了任何去听的理由，取而代之的是去判断、去发出声明以及去做出决策。毫无疑问，在从不曾干预过的公共生活中，如今他们正既盲且聋地强制推行着自己的“观点”。
最能代表将共同生活作为最崇高事业的政治形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它将为他人着想的决心发挥到了极致，并且是“间接行动”的典型。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共权力尽管拥有无上力量，却仍需自我限制，即使以其自身为代价，也要尽量在其所统治的国家里，为那些思考与感受均不同于强者——也就是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同——之人留出足够的空间。如今看来，自由主义称得上是至高形式的慷慨；这是大多数让步给少数人群的权利，因此也是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高尚的声音。它宣告着人们与敌对势力共存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哪怕所谓的敌人比自己更加弱小。人类竟能发展出如此高尚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它太自相矛盾、太微妙、太复杂，同时也太过于违背人类天性，因而也就不必惊讶于也是同一群人迅速生出想要将其摆脱的急切。那是一种过于困难而复杂的规则，以至于根本无法在地球的土壤中坚实地生根发芽。
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一个大众就是笨蛋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今天变得更聪明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伴都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他们而言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实际上，对拥有能力的隐约感受反而令他们更深地将自己闭锁，严重妨碍了他们对能力的切实运用。他们一劳永逸地将所有碰巧堆积在其脑海中的各种老生常谈、偏见、假想或空话接受下来，并靠着一股只能用天真来解释的余勇，试图将其强行推广至各处。这正是本文第一章中所概述的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征：它并不是平庸之人深信自身的无限卓越、否认其平庸本质，而在于他们非但不否认平庸，还到处宣扬并强制推行平庸的权利，或者说将平庸本身视为一种权利。
将我们的存在与敌人共享！让反对势力来共同统治！这种形式的温柔不是显得有点儿不可理喻吗？没有比已经鲜有国家存在反对派的事实更能清楚地说明当下时代的特征了。基本上在各个国家里，都是同质的大众群体在逐渐压制公共权威，战胜并碾碎任何敌对组织。当人们看到大众那紧凑、群集的外观时，又有谁会不相信他们呢？他们并不愿意和异己者分享生活，大众对自己以外的任何存在怀以绝对的憎恶。
于是，我们发现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差异，存在于愚钝者与聪明人之间的永恒差异。后者总是能在自己险些沦为愚蠢之辈前及时悬崖勒马，他们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去避免近在咫尺的愚钝，而他们的智慧正扎根于为此所付出的抗争之中。而另一方面，冥顽之人却对自己毫不起疑，他们相信自己是所有人类中最为精明的，因此他们带着令人羡慕的心安理得安住于自身的冥顽之中。就像无法将某些昆虫从它们的巢穴孔口捕获一样，我们也无法于其冥顽之中将这些人解救出来，让他们从当下盲目的处境中脱离片刻，将自己迟钝的视野与那些更敏锐的视觉进行比较。冥顽者之冥顽在于其对生活全然缺乏深思熟虑的能力。这也是为何阿纳托尔·法朗士会认为，冥顽者比无赖更无法无天，因为毕竟后者耍无赖还会时有停歇，而冥顽者却从来不会摆脱愚蠢。[1]
[1] 我经常自问下面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对很多人而言，生活中最大的折磨就是与其愚蠢的邻居接触，甚至发生冲突。那么，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试图论述这一主题，或写一篇关于愚笨者的论文呢？
大众视自己为完美的所在，而精英人士倘若持有相同的观点则需要相当程度的自负。但即使这样，精英人士自视完美的感受与其本身也并非一体，它不是天然质朴的，而是生发自他者的自负，甚至对他们来说，那感受本身就是虚妄的、幻想的、疑窦丛生的。因此，自负的精英对他人有着强烈的需要，他需要从他者身上获得支持，以确信其关于自己的观点。因此，即使被病态的环境所包绕，即使被虚荣心蒙蔽双眼，所谓“体面”的精英也依然不会感觉自己真的实现了圆满和完整。而与之相对可谓根深蒂固的，是我们时代的普通人，或者说是新时期的亚当们，他们却从来不会对自身的丰盛产生怀疑。和亚当一样，他们的自信心是伊甸园式的。他们灵魂中固有的冥顽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使其无以获得发觉自身之不足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对比。拿自己与他人做对比就意味着至少一刻的脱离自我，在那一时刻里将自己的存在转移到周围。但是，此番迁移能力着实为普通的灵魂所稀缺，毕竟那是一种终极形式的运动。
[2] 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每一种观点的表达都意味着一种理论化。
我很清楚，我的很多读者并不赞同我的观点。这非常正常，并且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结论。因为，虽然可能最终证明了我是错误的，但是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很多持反对意见的读者甚至都没有花上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所以他们又怎么可能像我这样看待问题呢？虽然我相信哪怕他们之前并没有经过真正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也仍有权对此发表意见，但这却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显然属于那一类荒谬的人群，即我所称的“反叛的大众”。他们已经将我所说的灵魂之门紧紧锁上，密不透风地紧闭上了，我们由此看到的是心智层面上典型的冥顽不灵。该个体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的想法，于是他决定满足于已有的，并藉此自视为达到了精神上的完满。由于他们感到在自我之外已经无所缺憾，便确定无疑地在其精神储备中安顿下来，这就是自我闭塞的机制。
[3] 如果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的某些人不考虑调整自己以适应真理，如果他并没有亲自去发现真理的意愿，那么在心智上他便与野蛮人无异。实际上，无论他的发言、演说还是写作，所处的都是大众的立场。
现在我们可以基本认定，发生的一切貌似矛盾重重，但实际上又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当世界以及生活对普通人完全敞开后，人们的灵魂却闭锁于自我之中。因此，我认为，正是以这种普通灵魂的闭塞为基础形成了大众的反叛，而反过来，大众的反叛又成为了摆在当下人性面前的最大问题。
[4] 西班牙人知识文化的贫乏，并不在于知识储备少，而在于调整自己以适应由说话或写作之人呈现出来的真理时，习惯性地缺少谨慎与警醒。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的正确与否——真理并不在我们所及的范围之内——而是由于谨慎和警醒的缺乏，从而一并缺少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条件。我们就像成功拒斥了摩尼教徒的乡村牧师，在站定立场前甚至都不曾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