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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原始与技术

更进一步说,对技术实际成就产生的兴趣毫无意义,甚至对所得成就的发展及其存续时间所产生的兴趣也价值寥寥。将技术视为“现代文化”的特征性标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里所谓的现代文化中便包含了能保证物质极大丰富的科学。因此,当描述孕育自19世纪的生活的最新面貌时,我只看到了两点:自由民主和技术主义。不过,我要再次强调,当我们说到技术主义时,以下重要事实竟被忽视着实令我惊讶不已,即技术主义生命力的核心在于纯粹的科学,其存续的必要条件与纯粹科学的活动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有没有人曾经想过,在人类的灵魂中有哪些部分必须保持活力,以便让“科学人”继续存在于现实的真理中?难道真的有人相信只要有钱就有科学吗?这种让无数人松了一口气的观点,不过为原始主义复苏提供了进一步证明。

斯宾格勒相信,哪怕对文明所依托的种种规则失去了兴趣,“技术”依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我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任何类似这样的观点。技术和科学是同质的,当科学不再对其自身感兴趣的时候,它也就丧失其存在了;而除非人类持续对文明的普遍规则保持热情,否则这种兴趣很快也将无从谈起。如果这份热情开始降温——就像已经开始出现的那样——那么技术只能出于启动它的文明动力之惯性而苟延残喘有限的时间。我们在生活中会产生技术上的需要,却不以此为生。它们不是生命的原因,而只是在非必要,也没什么根基的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有用的、实际的沉淀。[3]

想象一下,这就像存在着无数本质上完全不相干的原料,人类把它们聚敛到一起,摇匀,制成一杯物理化学的鸡尾酒!哪怕对这一主题进行最敷衍的检验,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会立即跃然浮现:在整个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物理学和化学只在一个由伦敦、柏林、维也纳和巴黎构成的闭合小四边形中充分建立起来,并且还只限于19世纪。这已经足以说明实验科学可能是历史最难能可贵的产物。先知、神父、武士以及牧羊人,在各个地方、任何时期都有相当之众,但具有实验精神之人群的诞生,则显然需要伴随一种比独角兽的诞生更为超凡的环境。面对这一赤裸裸又清晰冷静的事实,我们需要对科学灵感那极度不稳定的、时刻蒸腾翻涌着的特性进行一番深省。[4]有些称得上无忧无虑的人们相信,即使科学行将在欧洲消失,它依然会在北美重获新生!

如今,技术知识的惊人进展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讨论,但即使在最精辟的讨论中,我也没看到对科技的未来出现了什么足够激动人心的认识。斯宾格勒本人确实敏感而深刻——虽然容易受制于狂躁——但在我看来,他对此也表现得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他相信,在经过“文化”的时代后,一定能够成功抵达“文明”的时代,而他对文明的理解更多都停留在技术效能的层面上。斯宾格勒关于“文明”以及历史的观点,本质上与本文的基本观点相差甚远,即使是出于修正的目的,想要对他的结论进行评价也具有相当难度。所以,只得通过巨大的跳跃并省略掉其中具体的细节,才能把两种观点统一起来,粗略指出其中的差异。

如果能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探讨,尤其是从细节处分析对实验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成就极其关键的历史预设,将有重大的意义。但不要对大众抱有希望,即使观点能够被阐述清楚,大众也无法理解。大众的注意力并没有给论证留下余地,他们知识的唯一来源只可能是自己切身的体验。

如此矛盾的情况对于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这篇文章就是在尝试着为这个问题准备好答案。所谓意义就是如今位于统治地位的人属于一种野蛮的类型,是一群在文明世界中崛起的野蛮人。世界是文明的,但它的居民却不是:他们看不到所处世界的文明,但是他们却在享受文明的成果,仿佛那是浑然天成的。新新人类想要汽车,享受风驰电掣的快感,却以为那是伊甸之树上自发生成的果实。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对文明之中包含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人工特征一无所知,并且完全不会将热情延伸到令一切成为可能的原则上。在前面的论述中,我通过援引拉特瑙的言论指出我们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时,看起来也许只不过是(也通常是)一种“言论”而已。但现在再回头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我的表述中蕴含着的可能是真相或是一个错误,但无论怎样都是简单“言论”的反义词,是将所有复杂的分析总结起来的正式定义。实际上,大众人就是一群原始人,扇动着翅膀登上历史悠久的文明舞台。

有一项观察结果令我无法在如此长篇大论的实际效果上自欺欺人,因为基于理性之上的事实必然是精细微妙的。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是否它也并不全然荒谬呢?毕竟如若没有其他人的宣讲,普通人对科学以及生物学相关的科学不会自发地生出强烈的热情。因此,只需要考虑一下真正的情况如何即可。虽然很明显其他所有文化成分——政治、艺术、社会准则以及道德本身等——都疑虑重重,但仍然有一个方面以最不容置疑和最合适的方式凸显出其不可思议的效率,令大众对此印象深刻:那就是经验主义科学。每一天它都会创造出新的发明供大众使用;每一天它都会发明出新型麻醉剂或疫苗令大众从中受益。人们都很清楚,如果科学灵感没有枯竭,如果实验室的数量扩增到现在的三倍或者十倍,那么必然会出现财富、舒适度、健康状况以及繁荣程度的几何倍数增长。是否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宣传来支持这一重要原则呢?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众为了赋予科学更大的价值而自愿承受金钱或精力的牺牲呢?实际情况简直离题万里,战后时期的科学人已经沦落成一种新型的社会贱民。需要注意的是,我指的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并不包括哲学家。哲学不需要来自大众的任何保护、注意和同情,它仍保持着自己无为而治的特质[5],从而使得自己免于向大众阿谀逢迎的命运。哲学对自己从本质上便是存疑的这一点存在清醒的认识,并快乐地接受了自己如空中飞鸟般自由的命运,没有要求任何人对其予以重视,也无需毛遂自荐或为自己进行辩护。如果它最终真的成就了某人的优势,那一定也只是从人类简单的同情心中得到了乐趣;但是它从不以为他人谋利而存在,亦不对此抱以任何希冀与期待。如果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仅仅生活在与自己斗争的尺度上,否认并剥夺自身的生命,又怎么要求别人的严肃对待呢?因此,让我们先把哲学的问题放一边吧,那是另一种规则下的冒险。不过,实验科学确实需要大众人的合作,就像大众人对它的需要那样,一旦缺失便将陷入分裂的痛苦:倘若在一个没有物理学和化学的星球上,如我们今天这般众多的生命是无法存续的。

如今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一切物质可能性的提高,当面对关于欧洲命运正在浮现的可怕问题时,其背后都潜伏着破灭的风险。对此,我已经清楚地表述过:社会的方向已经被一群根本对文明的规则漠然视之的人所掌控。他们对规则的无视并不单纯针对这种或那种文明,而是对如今我们所能评断类型的所有一切文明的无视。当然了,他们还是对麻醉剂、汽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兴趣盎然的。不过,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在进一步证实他们从本质上对文明的漠视,因为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文明的产物,他们对此表现出的热情只会更进一步加剧他们对使其得以诞生的规则之漠然态度。对此,提出如下事实就已经足够了:自从自然科学诞生后——也就是说,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对科学的热情就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高涨。更具体地说,就是将自己投入到纯粹科学研究中的人口比例在逐代增长。首次出现的衰落——我重申一下,是相对的衰落——是在当下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一代,想要将学生们吸引到搞纯粹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变得越发困难起来。与此同时,工业化却已经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阶段,人们普遍对运用通过科学创造出的仪器和机械表现出持续上涨的欲求。如果我们不嫌啰嗦的话,还可以列举出同样出现这种不协调的各个领域:政治、艺术、道德、宗教,以及每一天的生命活动。

还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据能比人们开着汽车风驰电掣地来来去去、注射阿托品后奇迹般地痛苦尽消等事实更强有力地给科学以支持?相比科学给予大众的稳定而又明显的福利,大众对科学所表现出的兴趣是多么的不成比例。如今已经不能再用幻影般的希望来自欺欺人了,对于做出这番表现之人,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他们身上纯粹的野蛮主义。尤其是,就像我们很快将要看到的,这种对科学的轻忽态度竟然在技术员群体中——包括医生、工程师等——同样俯拾皆是。他们习惯性的职业态度,他们操用专业技能的精神状态,与那些满足于驾驶自己的汽车或购买阿司匹林的人如出一辙,却对科学以及文明的未来,缺少最低限度的关心在意。

毋庸置疑,在对我们的公共生活进行衡量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其现在的状况入手权衡,而是按照它们预兆并允诺未来会变成的样子去考虑,那么不利的方面要远远压过有利的一面。

或许有些人会因为正在浮现的野蛮主义的种种其他迹象而感到不安,因为这些迹象具有积极的性质,是行动而非轻忽的产物,因而能够引起更多的注意,更加真切直观。但对于我而言,大众从科学中获取的利益以及其反馈的感恩之心——倒不如说是无动于衷更贴切——之间的不平衡,才是更为令人恐惧的。[6]我只需提及中非的黑人同样驾驶汽车、使用阿司匹林,就可以成功地将这种认识上的匮乏解释清楚。因此,按照我的假设来讲,将要持统治权的欧洲人相对于他所诞生于此的复杂文明,必然是从天窗空降于舞台上的原始人、野蛮人,是“垂直的入侵者”。

但很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避免19世纪的领导者们犯下的巨大错误:他们对自己的责任缺乏认识,以至于没有保持警觉并时刻留心观察;他们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漫不经心地顺坡而下,在精神上对危险——即使最愉快的时刻也不曾松懈的危险——的范畴变得麻木,而这恰恰意味着难以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今倡导一种程度可称之为夸张的责任感已经变得极有必要,以便激励那些对此有所感知的人,并且似乎极其迫切地需要去强调当今时代之显而易见的危险症状。

[1] 有必要指出的是,几乎不会有人对此表述持严肃态度,即使最用心的人也只会将其理解为一种隐喻,无论它的含义已经多么明显。只有个别读者足够坦率,承认自己并非全然知晓生命的奥秘,或至少并不了解到底什么是生活,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被这些说法最基本的意义说服,判断其对错,最终成为准确理解之人。在其他人中,将会出现最情感充沛的一致同意局面,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区别就是:严肃地讲,有些人相信生命就是灵魂的存在过程,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生命意味着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如果读者如此全然封闭地去理解我的整条思考路线,那么相比较而言,我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改进。我认为,生活最根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生物学意义上,而是伴随着传记学的意义而诞生。在人类的生命传记中,任何一种生物学分支无非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而在生物学家的生活传记中,也只占他所完成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内容都是抽象、虚幻以及神话罢了。

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迫切需要重新回归到现实,脚踏实地,而欧洲人如果没有经过脱光伪饰的衣服,深入思索其纯粹的本质,重返真实自我的蜕变,便难以像乐观主义所期待的那样翻着筋斗实现转化飞跃。如果想要拥有一个更有价值的未来,必须如此这般将道路障碍清除,即坚持将伪饰彻底剥光的原则,保有对成为真实自我的热忱,这亦指引着我对关于过去的一切均主张完全的思想自由。通过未来,我们得到了关于过去应持以何种态度的指示。[2]

[2] 不过,这种对过去的自由态度,并非指的是暴躁失控的叛乱,恰恰相反,它是每一个“批判时期”都存在的明确义务。如果我为遭到大众粗暴进攻的19世纪自由主义进行辩护,也并不意味着我就放弃了对于自由主义发表意见的思想自由。反之,在本文中以其最坏面貌出现的原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每一伟大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

这种普遍真理需要在“危急瞬间”——例如当下——表现出更大的力量。因此,在大众的领导下诞生的新组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被我们归类于“直接行动”的新行为,可能也都预告着未来的完美。很显然,每一种古老的文明都会为其磨损的组织所拖拽,生出的老茧也仅仅是有毒的渣滓,毫无疑问将构成生活的障碍。死气沉沉的制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必要性的繁复的解决方案、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标准等,所有这些曾一度构成文明和“间接行动”的成分,都需要经过一段极度狂热的简单化过程。浪漫主义时期的大礼帽和长大衣,遭到了如今便装和衬衫的肆意反击。在这里,简单化意味着健康以及更好的品位,因此也就代表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像通常采用更小的手段却能获取更多一样。浪漫爱情之树的枝杈也亟待修剪,以便摆脱攀附于其上的那些扭捏作态的木兰花、那些肆虐着遮天蔽日的蔓生植物,以及它们扭曲、盘旋的分支。

[3] 因此在我看来,以“技术主义”为北美下定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困扰欧洲人思想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北美做出的种种幼稚判断,即使最有文化的人群也不例外。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反映出在当下问题的复杂度和当代思想的容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我稍后会做进一步说明。

实际上,大众的反叛很可能是向某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人性组织形式的过渡,但也有可能成为人类命运中的巨大灾难。试图否认进步是毫无道理的,但有必要纠正认为此番进步安全无虞的观点。更符合事实真相的看法应该是承认若不受“内卷”和退化的威胁,也就没有所谓的进步和演化。一切在历史上皆有可能,成功而无限的发展总和周期性的衰退存在着平行的对应关系。至于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无论是普通人的还是历史性的,作为宇宙中的实体存在,其本质无疑都是危险和冒险的集合体。因此,用严谨的词汇来概括生活的话,那就是戏剧性。[1]

[4] 在此并没有论及更本质的问题。甚至就连大多数的研究者自身,对他们的科学正在经受着的沉重而又危险的本质性危机也没有产生丝毫怀疑。

我们没必要让这篇文章背负上纯粹历史哲学的厚重感,但显而易见,它得以写就的基础正是我个人哲学信念的根基。我并不相信绝对的历史决定论。相反,我相信所有生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生活,都是由单独的瞬间所构成,其中每个瞬间对于上一刻而言都是相对不确定的。因此,现实表现得犹犹豫豫,左右为难地步履不停,并且在面对各种可能性时,对于是否决定其中的一种或另外一种犹豫不决。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犹豫态度,赋予了每个生命以振动共鸣的明显特征。

[5] 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很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此聚焦的是对一种情境的分析,即当前的实际情况,其本质具有模棱两可的特性。因此在本章的最开始我便要指出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全部特点,尤其是大众的反叛的特点,都是一体两面的。二者中的每一种都不仅承认,并且也需要对其做出双重的解读,无论是有利面,还是不利的另一面。而这种两重性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而是根植于现实本身:当前的形势并非从某个角度看就是好的,而换个角度则可能显出对我们不利的一面,兴旺或衰落的潜在可能性本就如双生般包含在现实之中。

[6] 事实上,其中的残暴比我说的还要严重百倍,此前我已经指出过,所有关键的规则,包括政治、法律、艺术、道德以及宗教信仰,都在经历一场危机,并且在短暂时间内即可宣告破产。唯独科学躲过了破产,更确切地说是科学仍在每天以惊人的利息完成支付,远远超过其所承诺的。没有任何解释余地的,以相信大众被其他文化热情分散了注意力而原谅他们对科学的忽视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