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在欧洲以及其边界进行中的政治“新”尝试，实际上都可以视为本质退化的两个典型例证。实事求是来讲，如果逐一单独分析的话，在这些学说中积极的内容理所当然都是含有部分真理的，不过，在浩瀚宇宙中又有什么是不带有半点儿真理成分的呢？而且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其内容在涉及理性因素时所采用的反历史的、犯了时代错误的方式。和大众人典型的行动一样，它们同样由那些平庸之辈所领导，那些人缺乏对历史的记忆，更不具备“历史的良心”。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仿佛自己正是过去的一部分，就好像虽然活在当下，但实际上却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中的群体。
他们在18世纪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恰恰是为了避免过去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他们在反复思索这些错误的基础上构思提出新政，并且在实质上将人类的整个经验范畴纳入其中。但是，19世纪却已经开始丧失“历史文化”，虽然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专家们已经令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展。[1]如今仍为我们所背负的种种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对历史的疏忽态度所酿成的错误。在19世纪下半叶，趋向于野蛮主义的衰退便开始出现——虽然一时还躲藏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朝着那些没有过去，或者已经将过去遗忘殆尽的人类原始状态衰退。
这并不是信仰或者不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我不是在谈论它的教义。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17年的他们竟然真的发动了一场和以往所有形式如出一辙的革命，并且在这场革命中，早先的缺点和错误没有得到哪怕最低程度的纠正。因此，在俄国发生的一切丝毫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绝非人类生命的新开端。恰恰相反，它仅仅是对永恒革命的一种单调重复，于革命史中绝对司空见惯。在某种程度上，诞生于人类实践之中的关于革命的种种说法里，还没有哪些在应用于这一情况时未得到令人痛苦的证实：“革命吞噬掉其自己的子孙后代”“革命伊始的中立政党往往会发展成极端主义者，随后又很快开始以某些形式复位回归到最初的状态”，等等。这些郑重其事的老生常谈中，也许还可以再增添一些虽不广为人知，但可能性极高的真相，其中就应该包括如下所述的这条：一场革命不会历时超过十五年，刚好与一代人繁盛的时间相符合。[2]
如今，即使最有“文化知识”的人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对历史的无知。我坚持认为当下欧洲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历史知识，要远远少于他们18世纪的同事，甚至可能与17世纪之人都不具可比性。正是手握统治权的少数精英掌握的历史知识——广义上的统治——赋予19世纪惊人的发展以可能性。
任何一个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或政治现实的人，必须首先关注于此，从而确保所有历史经验中的老生常谈都将因他所带来的新局面而失效。从我的立场来讲，我可以为这些政治家保留“天才之人”的头衔，可一旦他们开始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大学里那些研究历史的教授们基本上就要抓狂了，因为他们将看到学科中所有的“规则”都会被那些人的行动所打断，支离破碎并最终化为乌有。
先进的文明和艰巨的问题究其本质而言是一回事。因此，文明发展得越好，其所面临的危险就越大。生活在逐渐变好，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它也在变得愈加复杂。当然了，随着问题复杂程度的逐渐上升，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在日臻完美。但是，每一代人都必须精通这些完善过的手段。具体说来，在它们之中有一种手段与文明的进步最为息息相关，即其背后有大量的传统和经验作为依托，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对于已经发展至相当程度的文明而言，历史知识是其存续的最首要依存。倒不是说历史能为生活条件的崭新方面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毕竟生活总是不同于过去的，而在于它能防止我们犯下和其他时代相同的幼稚错误。但是如果除了只是垂垂老去，因为饱尝人世沧桑而开始意识到生活的艰难之外，再无他法保有关于过去的记忆，更不用说从以往的经验中有所收益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只是空谈。以上，就是我对于欧洲当下处境的最基本观念。
通过将适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迹象更改掉，我们或许能做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类似声明。两种实验均没有“达到我们时代的高度”，它们并不代表整个过去的缩短，而只是为了改善过去的必经阶段。和实际之间的搏斗并非一场肉搏，未来需通过将其吞没而取得胜利。如果遗漏掉什么在外面，那就满盘皆输。
但如今的情况则不然，人类才是失败之根源，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跟上自己文明的发展脚步。每当听到稍有见识之人谈论起关于当下的最基本问题时，总会令人感到非常痛心，他们的举动就像粗野的农人试图用其厚实、笨拙的手指捻起桌上的一根绣花针。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例，它们仍在由粗笨的思想工具所处理，而那些工具只在此前的两百年里处理过复杂程度要弱上两百倍不止的问题。
无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是虚妄幻想中的黎明；它们无法带来真正崭新一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些陈旧的日子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它们仍只是原始主义的。如此行动最终会陷入一种愚蠢的状态，与过去的某些或其他部分开始一场肉搏战，而不是试图将其消化吸收。因此也就毫无疑问，19世纪的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但这正是任何诸如法西斯主义之类自称反对自由主义的运动所无法做到的。因为正是反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构成了自由主义之前的人类。倘若自由主义最终战胜了它的对立面，那么除非它们一再重复自己的胜利，否则没有任何事情——无论自由主义还是反自由主义——有足够的力量终止欧洲的毁灭。这是一份无可撼动的生命年表。其中，自由主义继反自由主义或其他类似主义之后出现，因而也就更为关键，就像相比于长矛，枪显然是更厉害的武器一样。
如果补救的措施迟迟没有出现，那么在问题的杂芜繁复指数和可以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头脑个数之间的失衡就会进一步加剧，进而构成我们文明最基本的悲剧。因为这一发展规则的多产性以及确定性，文明的造物在质量以及敏锐度上都有所提升，以至于超越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我不认为这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因为以往所有的文明都葬送于其发展规则的缺乏，而欧洲则正准备屈服于相反的原因。在希腊和罗马出现的并不是人类的失败，而是规则的不逮。罗马帝国因技术的缺乏而最终消亡。当它达到一个较高的人口水平后，庞大的社群不得不面对一些只有技术才能提供解决方案的切实的物质问题，这个古老的世界便开始了退化、衰落和腐朽的进程。
乍看上去，“反对一切”的态度似乎是在“一切”之后出现的，因为它表示出对此做出的反应，必须以预先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这种反对所代表的创新意识最终褪色为空洞的消极情绪，残存的唯一肯定意味就是“古老”。如果用积极的语言对这种态度进行翻译的话，那么当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反彼得主义者”时，他无非是在声明自己是一个彼得完全不存在的世界的支持者。但在彼得诞生之前，世界本就是那副彼得完全不存在的样子。这些反彼得主义者们，并未将自己置于彼得之后，反而令自己先于其而存在。他们倒转整部电影至过去的情境，但彼得的再现最终仍会是一种必然。根据传说记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孔子的反对者身上。从自然层面上来讲，孔子应该诞生于其父之后，但实际上，当他诞生时已经八十岁了，而他的父亲却只有三十岁！每一个反对的声音都仅仅是一声空洞的“不”。
伴随着发展的脚步，文明中复杂和困难的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更是其中最为错综复杂的。但是，在思想上能够与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相匹配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少。对此，战后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例证。欧洲的重建——就像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件从整体来讲过于繁复的事情，以至于普通的欧洲人在这方面表现出资质上的难以企及和力所不逮。倒并不是说他们缺乏问题的解决方案，真正缺乏的是头脑。又或者说，尽管非常少，却还是有那么一些可胜任的头脑，但中欧的普通大众却不愿意将这样的头脑置于他们自己的肩膀上。
如果只要完整地说出一声“不”，我们就能将过去彻底翻篇的话，那么这一切都将非常美好。但是，过去自有其作为亡魂的本质。如果一定要指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它将无可避免地重返人间。因此，唯一能够将其摆脱的方式，就是彻底接受它的存在，关于过去表现出认真对待的姿态，而不是单纯躲避。总而言之，就是既要活在“属于我们时代的高度”，又要对历史的情况保持绝对强烈的意识。
这个文明的世界——亦即需要我们努力维持的世界——所倚仗的基础规律，对于当今的普通人而言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对基本文化价值观毫无兴趣，既不承认它们与自身息息相关，也不准备服务于它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此刻我只想强调其中的一点。
过去自有其道理，有其自身出现和存在的原因。如果个中原因没有得到承认，它就会卷土重来。同样的道理，自由主义亦有其理由，并且需要每一代人都认可。但是理由并不是全部，其中并不构成理由的部分必须予以剔除。欧洲需要保存最起码的自由主义，这是想要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
大众人相信，他们所诞生于其中并充分享受着的文明就像大自然一样，是自发的、天然生成的，而根据这一事实来看，他们已经沦为了一种野蛮人。对他们而言，文明就是一片森林。这一点我在此前也已经讲过，现在有必要再进行更细致的说明。
在此处提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是间接的，所考虑的也仅是它们作为时代错误的一面。在我的认识里，它们的这一面与当下显然正洋洋得意着的胜利者密不可分。因为，如今正是大众人在享受着胜利，也就只有那些他们所构思出来的、满足他们的原始风格的设计，能够享有明确的胜利。但是除此之外，现在我并不打算再讨论此或彼的真实本质，同时我也不奢望能解决在革命和演化之间永恒的两难局面。这篇文章胆敢提出的终极申明，就是无论革命或者演化，都应该是历史性的。
不过此时此刻，我要加入到一项对立的任务中，那就是关于阻止丛林大肆入侵的问题。当下，令“优秀的欧洲人”焦头烂额的棘手问题，与在澳洲大陆已经引起重大关切的情况极为类似：如何阻止仙人掌到处蔓延，以免人类最终被它们驱逐到海洋之中？四十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地中海移民出于对家乡风景的思念——或许是西西里岛的马拉加？——将一小罐可怜的小仙人掌一同带往澳大利亚。如今，澳大利亚的财政预算被其与仙人掌之间的战争负担所拖累，该物种入侵了这片大陆，并仍在以每年一平方公里的速度侵吞着土地。
在这篇文章中，我所探讨的主题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为唯有如此它才能呼吸到比政治及其纷争更为丰裕的空气。保守派和激进派都人数不少，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每一时期都非常肤浅——至少不能阻止他们最终成为同一种人，即反叛的大众人。
任何时期的浪漫主义都充斥着暴力侵害场景，比如原始的类人生物袭击白人妇女，不仅如此，浪漫主义还描绘出勒达和天鹅、帕西芬和公牛、安提俄珀和山羊等故事。概括地说，我们从这些画面中发现了一种更为微妙粗俗的景象——在一片废墟之中，文明的、几何形的基石被淹没在野生植被的覆盖下。当你们可爱的浪漫主义者看到一幢建筑物时，他的眼睛首先检索到的就是在其檐口和屋顶上的黄色小野花。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幅画面正意味着一切终将尘归尘土归土，丛林灌木将从各处重新涌现出来。嘲笑浪漫主义者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他们自有其正确的地方。在那幅不合情理的天真画面背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文明和支撑于其背后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亦即理性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要保留在另外场合触及这个问题的权利，倘若时机恰到好处，也许我会亲自体验一把浪漫主义者的滋味呢。
除非将欧洲的命运交付到真正的“现代人”手里，那些能感受到全部历史正在他们心底悸动、能认识到当下生活的水平面，以及对一切陈旧的、原始的态度深恶痛绝的现代人手里，否则，欧洲将没有任何希望。我们需要完整的历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找出能够从中逃离的可能性。
不过，这是只能发生在自然中的情况，对于我们的文明世界而言，它不可能出现。文明并非“恰如其分地就在那里”，它从来不是自生自灭的。文明是人造的产物并且需要艺术家或工匠给予不断的支持。如果你想享受文明带来的好处，却不准备去关心文明的维持，那么只能说你在试图掩耳盗铃。一瞬间你便会意识到，自己被文明遗弃了。仅仅须臾之间，当你再环顾四周时就会发现，所有一切都随风消逝了。原始丛林以其最自然的状态呈现在你面前，仿佛遮挡住纯粹自然的帷幕被拉起来了。丛林总是原始的，又或者反过来亦是如此，一切原始之地都只不过是片片荒芜丛林。
[1] 此处我们已经得以瞥见一个很快就不得不涉及的问题，即存在于在给定时期内的科学状态和其文化状态之间的差异。
大自然一直环绕着我们，但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在大自然的丛林里，我们可以活得像无法无天的野蛮人。同样地，如果不存在受到来自其他文明族群威胁的风险，我们完全可以永远这样野蛮地过下去。从原则上来讲，让人们永远野蛮下去是完全有可能的。德国历史学家布莱西格将这类人称为“永恒的日出处之人”，因为他们停滞在了一个静止的、冻结的黎明时分，时间将永远不会流向正午。
[2] 一代人在历史舞台上大概存续三十年左右时间，但是他们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并且表现为两种形式：在大概前一半时间里，新一代的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偏好以及品位，很快掌握权威并在后一半的进程中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在他们的荫蔽下被教育起来的一代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偏好以及品位，并开始普遍扩散开来。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前一代人是极端主义者，进而拥有激进的观点、偏好和品位的话，那么新一代就会成长为反极端主义者和反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在精神上大体是复原主义的。当然了，不能将复原主义理解为单纯地重返老路，那是复原主义从来不曾实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