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圈是一个相对虚伪的群体，能够纵容很多在社会上、在外面的世界里即刻便会令造次者陷入灾难性后果的行为。但是，身处其中的人却以为自己在外面仍旧可以如同在家中一般行事；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事情是致命的、不可挽回的，以及不可撤销的。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3]大错特错！正如葡萄牙人的故事里一只学舌的鹦鹉所讲的话语：“你将前往被指引的地方。”倒也并不是说一个人就绝对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我们不能逾越我们必须做到的事情以及必须成为的样子。想要从中解脱的唯一办法就是拒绝完成必做之事，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从此享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实际上，这正是纨绔子弟常常生出的幻觉。我们对其出现的原因非常清楚：在家族圈中，任何情况——即使是最严重的错误，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通过这种拒不合作的方式，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意志上的消极自由。我们完全可以抗拒自己的真实命运，但却只会因此而沦为命运深处的阶下囚。
在我看来，以上已经足以将“妄自尊大之人”所代表的极度畸形表现出来了。他们是那种以为在生活中可以“为所欲为”的人。
由于我并不认识每一位读者，因此我无法清楚地向我的读者们揭示他们的个人命运；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可以预示和阐释清楚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在他们的命运中存在着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切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欧洲所呈现的生活水平面之高度要远远超过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未来的时候，就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意识到它既不可能保持住已有的高度，更没希望达到更高的水平，唯一可能的就是倒退或下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面上。
例如，如今每个欧洲人都知道，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人都一定是自由主义者，他对此的信念比他所表达的所有“思想”和“观点”都更强有力。此处，对于他所指的自由主义究竟是此种还是彼类，我们就不做具体探究了。
在人类这一物种中，能够出现的与人类生活最为矛盾的形式，就是“妄自尊大之人”，因此，一旦当他们掌握了主导权，就到了拉响警铃宣布人性已经面临倒退威胁的时刻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开始受到来自死亡的威胁。
我真正要说的是，即使当下欧洲最反动的人，在其意识的最深处也很清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以自由主义之名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不可避免也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如今的西方人命中注定的样子——无论情愿与否。
种种失衡扭曲了他们的天性，从根基上造成了深深的损害，使得他们与生命的实质相隔离，而那从根本上来讲是由绝对的危险所构成的，并且疑窦丛生。
即使已经被最充分、最不可辩驳的证据所证实，在试图实现政治自由绝对规则的所有形式中，都存在着谎言和死亡，这种命令被刻在欧洲的命运之上，而最后的证据表明，在上个世纪，政治自由在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最终的证据仍然有效。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最后的证据也同样适用于俄国人，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态度来证明自己不同于法西斯主义者。所有人都“知道”，针对自由主义运动提出的所有批评都自有其公正之处，但自由主义仍具有其无可争辩的真理性，那不是理论、科学、理智层面上的真理，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且更具决定性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命运的真理。
他们发现自己为不可思议的设备、治疗的药物、得力的政府以及舒适的特权所围绕。另一方面，他们完全无视发明那些药物、设备并且保证它们在未来的生产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整个国家的结构是多么摇摇欲坠，对自己的义务更是没有半点意识。
理论上的真理不仅真假可辩，并且它们全部的意义和力量就在于争辩之中，它们自辩论中诞生。只有被人讨论，理论上的真理才具有生命，并且它们的生命力只为这些讨论所维系。但是命运的真理——从一个人不得不成为什么或不得不拒绝成为什么的关键角度来看——是不可被讨论的，它不是被接受，就是被拒绝。
因此，19世纪的文明具有这样一种特质，它让普通人得以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只能感觉到供自己所使用的方法之无限充裕，却对可能涉及的艰苦劳作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接受命运，那我们就是真实的；如果拒绝，则是对自我的否定和歪曲。[4]命运并不存在于我们感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之中，只有我们意识到必须去做那些并不想做的事情时，命运才呈现出其清晰的轮廓。
若要以物质生存非常具体的一个方面为例的话，我可能会想到在我们的星球上，人类族群的生存繁衍正是发生在那些有着严寒与酷暑的季节更迭的地方。热带地区会导致人类的机体退化，因而次等人种——比如俾格米人——被出现于他们之后、并在进化程度上优于他们的人种驱逐回了热带地区。
好吧，实际上“妄自尊大之人”的特征就是“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出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在行为以及言辞上假装相信着相反的情况。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以会站在反对自由政治的立场上，恰恰是因为他们知道长远看来自由政治是不会失败的，那是欧洲生活中实质的、无从避免的组成部分，并且一旦出现严重的危急时刻，当真正需要它存在的时候，它必将卷土重来。因为维持大众人形象的补药是虚伪，是“玩闹”，所以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缺乏必然性，都仿佛纨绔子弟的嬉笑打闹。无论在生活中的哪一个领域，他们匆忙采取的那种悲剧性的、决定性的最终态度都只是表象而已。人们之所以会排演悲剧，正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剧中的悲剧情节会成为现实，但实际上，悲剧正着实在文明世界的舞台中央上演！
即使冒着让读者感到乏味的风险，我也要对此反复强调：这种充满着不文明倾向的人、这种最新型的野蛮人，正是现代文明的自发产物，尤其是19世纪采取的那种文明形式的产物。他们并没有像公元5世纪“伟大的白人蛮夷”那样突然从外部冲撞进文明世界；他们也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池塘中的蝌蚪那样，自发而神秘地在世界中产生；他们只是自己天性结出的果实。我们可以确定得出如下所述的一种法则，它得到了古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的证实：只有在可指望的资源和遇到的问题间达到平衡时，人类生活才有可能诞生并发展。情况确实如此，这在精神和物质层面拥有同等的正确性。
无论一个人让我们接受的是什么，只要那是一个人的真实自我，都将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坚持守住二加二等于五的信仰，并且完全没有判断他精神失常的理由，那么我们可能会很确定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无论他以多大的声音宣布出来，哪怕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中，贵族身上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如今它们正悄然于大众人身上萌芽。比如：倾向于将游戏和运动作为自己生活的核心消遣；对卫生保健的热衷和对穿着的在意；在和女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够浪漫；以和知识分子交际为乐，但实质上又对他们充满鄙视，不时命令那些阿谀奉承者或亡命之徒来惩戒他们；更喜欢生活在一个绝对权威的管控之下，而不愿生活于自由讨论的社会制度中，等等。[2]
目前，一场妄想的飓风正在欧洲各地以不同形式肆虐，几乎所有已经采取过的立场都是错误的。对此做出的唯一努力不过是为了逃避我们的真实命运，让我们对眼前的证据视而不见，对其深切的呼唤充耳不闻，从而免于直面那些不得不面对之事。我们采取了一种滑稽的生活方式，并且生活越是滑稽，我们所佩戴的面具就越是充满悲剧色彩。这种滑稽存在于任何生活缺少必然性根基的地方，此根基所供给的是一个稳固的立场。大众人不会立足于其命运稳固而坚实的基础之上，他们更偏爱悬浮于空气中的虚幻存在。因此，从未有过任何时期的欧洲人像如今的我们这般，只拥有失去实质、毫无根基的生活——从自己的命运中脱离出去，漂浮于最轻薄的生命之流。这便是一个任生命“随波逐流”、由事物“自生自灭”的新纪元。几乎没有人能抵挡住从艺术、思想、政治或者社会惯例中腾空而起的那股超级旋风。结果就是，花言巧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发展壮大。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倘若他们在其他人尚还描述“茉莉、天鹅和动物”的时候开始动笔书写，便足以颠覆整个文学史。但是，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只是揭露出隐匿于茅厕之中的另一种花言巧语罢了。
情况如此之严重，以至于足以抵消我们深信极其丰富的资源将为生存提供有力支持的天真倾向。真实情况恰好相反，一个可能性过于富足[1]的世界会自然而然创造出畸形、恶毒的人类生活类型，这些类型可能被归入一般阶层，“贵族的继承人”只是其中一种特例，被宠坏的孩子是另一种，我们时代的大众人则是更彻底、更充分的第三种。
尽管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当下的情况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它与过去诸多时代的相似性。因此，当犬儒主义者诞生的时候——约公元前3世纪，那时的地中海文明已经彻底失去重返巅峰状态的希望。第欧根尼穿着他沾满污泥的凉鞋踏过阿里斯提波的地毯，犬儒学派在每个角落、在各个阶层生根发芽，他们除了破坏时代的文明之外便无所事事。他们没有创造，他们没有生产，他们的角色不过就是破坏——又或者说试图搞破坏，因为毕竟他们未能达到目的。犬儒主义者作为一种文明的寄生虫，正是靠着否认文明而生存，但同时他们又非常确信，文明绝对不会出错。如果在一群野蛮人中，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并且相当认真地执行着犬儒主义者滑稽地赋予他的角色时，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法西斯主义者不再诽谤自由，或者超现实主义者不再亵渎艺术的话，那他们又都能算什么呢？
正是在试图实现自己的存在时遇到的困难，唤醒并动员起了我们的活性和能力。如果身体没有被施以重负，那么我将不可能学会走路；如果没有大气给我以压力，那么我对身体的感受只会是一片含混、松弛，毫无实质感。所以，在贵族的继承者身上，他们的整个人、他们的全部个性都将由于缺乏实际使用和至关重要的努力而走向虚无缥缈。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为“我们古老的贵族”所特有的愚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愚蠢之内在的、悲剧性的机制从未被描述，但所有贵族继承者都会在这种悲剧性机制的引导下一步步堕入难以挽回的没落。
诞生在这样一个组织得过于完好的世界里，这种人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因为他们仅仅能察觉到这个世界的好处，而对危险毫无概念。环境已经将他们宠坏了，因为那环境是“文明”，也就是说，是一个殷实的家族，而家中的子孙感到没有什么能拦得住他耍小性子，也没有什么能迫使他聆听外界那些比他卓越之人的忠告，更没有什么能强迫他面对自己无可改变的命运。
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一种欺诈性的想法，即与那些需要与贫乏不懈斗争的世界相比，出生于一个物质丰盛的世界能过上更好、更像样的生活。由于一些最严谨也最基本的原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在此并不能进一步展开说明。就目前而言，抛开个中理由不谈，只要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所有世袭贵族都无以挣脱的、循环往复的悲剧事实便已经足够了。具体来说就是，世袭的贵族会发现，归属于他们的身份以及生活条件等并不是由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产物，因而无法与他们的个体存在有机地结合起来。甫一出生，他们便发现一切都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他们已然置身于无需知其因何而来的财富和特权之中。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与所拥有的一切毫无关联，因为所有一切的产生完全与他们无关。那些财富和特权是其他人，也就是他们的祖先们的巨型盔甲。由于他们是带着继承者的身份降生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穿上另一个人的服饰。这一事实将会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继承而来的贵族身份会让他们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将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他们那高贵祖先的生活？两者都不是。他们命中注定扮演另一个人的角色，因此也就既成为不了他们的祖先，也做不成自己。不可避免地，他们的生活将因此丧失真实性，并转变成另一种生活纯粹的象征或虚构。他们不得不利用的丰沛资源令他们失去了将个人命运付诸实践的机会，但生命即挣扎，他们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成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生命日渐枯萎。
[1] 资源的提高乃至丰盛，都不能与过盛相混淆。19世纪，随着生活设施的增加，造成了我已经在上文指出的生命数量以及生活质量的惊人上升。但是一旦涉及到普通人的能力时，这个文明世界便显露出其过于丰富、过于奢侈以及盈余过盛的一面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进步带来的安全感（即日益提高的生活便利）令普通人士气低落，但同时也让他们充满了信心，虽然那是错误的、恶毒的、不断萎缩的信心。
如今，新型的大众人无处不在，并且在所到之处强制推行着他们精神上的原始主义。实际上，他们正是人类历史上被宠坏的孩子。这个被宠坏的孩子作为继承人，表现得除了履行继承职能之外一无是处。在这里，文明就是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带着其便利性和安全性，或者说带着它们全部的优势和好处——被继承下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有在一种轻松舒适的氛围里，比如说我们的文明诞生于其中的环境，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出现，正是以这样的环境特质为前提，以上述一系列特征为标志的大众人才应运而生。他们是人类物质生活过度奢靡所造成的诸多畸形后果之一。
[2] 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英国贵族似乎成为了我们所谈问题中的例外。但即使着实令人钦佩，只要我们描画出英格兰历史的略图，也能验证该例外是否仍符合我们上述的规律。与通常说到的情况正好相反，英国的贵族是整个欧洲最不“过盛”的，相比之下所处的危险也更为深重持久。但正由于总是生存于危险之中——也就是说一直处于不断应对险境的状态，他们才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尊重。一个被人们所遗忘的基本事实是，直到18世纪，英格兰都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正是这一事实拯救了他们的贵族。由于没有经历资源的极大丰盛，他们不得不很早便进入了商业化和工业化时代——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商业和工业往往为人所不齿——也就是说，英国的贵族很快便决定开启一种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经济生活，不再仅仅依赖于其享有的特权。
正是这一系列的表象让我们想到了人性中存在种种缺陷的人群，比如被宠坏的孩子和反叛的原始人，也就是所谓的野蛮人。（不过另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原始人反倒是已知对外界权威最为恭顺的人，无论是宗教、禁忌、社会传统还是风俗方面的权威。）对于我将如此之多贬损的词汇堆叠在这种新型大众人身上完全无需惊讶。当前这篇文章不过就是与这些洋洋得意之人的初步交锋，也是在宣布将会有相当数量的欧洲人精力充沛地与那些施行暴政的企图展开斗争。此刻，一切都还只是小规模的冲突，正面的进攻即将随之而来——或许已经一触即发也说不定，并且将采取一种与本文截然不同的方式。正面进攻必须以一种大众人无法预先防备的方式出现——即使一切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也不会令他们起疑，那正是准备将其一举击溃的正面进攻。
[3] 家庭之于社会，放到规模更大的层面上来讲，就相当于一个国家面对各国的联盟。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关于“妄自尊大”最明显也最具破坏性的体现，就是一些国家在各国的联盟中也毫不动摇“为所欲为”的决心。对此，用他们大言不惭的话语来讲就是“民族主义”。我厌恶一切向国际主义错误的妥协，但另一方面，又对最不发达国家表现出的这种自负感到非常荒谬。
让我们继续上一章的讨论，此处我们分析的社会现实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了普通人的决定之上。或者用另一种主动语态的方式来表述：迄今为止都在受他人指引的大众人，决定亲自统治这个世界。当大众人所代表的新人类刚刚勉强可算得上成熟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做出了染指社会前景的决定。如果从关注社会生活的立场出发，对这种新型大众人的心理结构进行分析的话，我们会得到以下发现：1．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印象：生活是轻而易举而又丰富多彩的，不会受到任何沉重的限制；因此，每个大众人都感到自己体内充满了一种力量感和胜利感。2．这种感觉令他们为自己站了出来，高估了自己在道德以及智力方面的资质，并自视为绝对的杰出者。对自己的无限满意令他们故步自封，拒绝接受外部权威，他们不愿去聆听、去呈递自己的观点以供判断，也不再考虑他人的存在。他们对权力的掌控感促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彰显优越。继而，他们开始表现得仿佛自己以及自己的同类就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存在。3．插手其他所有事务，将其粗俗的观点肆无忌惮地强制推行开来，完全没有对他人的在意或尊重。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行为方式和“直接行动”完全一致。
[4] 自渎、堕落，不过是那些拒绝承担应有责任之人唯一可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存在，并未消亡，而是变成了一个可指责的影子，一个总是让他们感到此刻的活法比应有的生活更加低劣的幻影。低劣的人群在他们自己制造的死局中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