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虽然仅仅局限于目之所及的有限领域，但他确实成功地发现了新事实，并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丰富了人类思想的百科全书。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此类事物又将何以为继？对此，坚持这一出人意表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非常必要的：实验科学之所以能取得长足进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资质极其平庸，甚至处于平庸水平之下的人们所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当代文明的根基与标志的现代科学，为资质平庸的人提供了立足之地，并让他们于其中取得工作上的成就。其原因即在于所谓的机械化，可以说，机械化同时构成了它所主导和代表的科学与文明的最大优势和最严重危险。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工作需要机械化的重复劳动，任何人，或者说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完成。出于不计其数的研究目的，科学可能需要被划分成更小的单元，每一单元都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即可，而对整体的其他部分不必加以考虑。这种方法的稳定性和精确性令暂时却非常实际的知识脱节成为可能。以这种方式完成工作与操用机器做工无异，甚至无需对所进行之操作的意义和基础有严谨的认识，便可以获得更丰硕的成果。科学家中的大多数就是靠着这种工作方式帮助科学实现了普遍的进步，但他们自己却封闭在实验室狭小的牢笼里，就像蜂巢中的蜜蜂或旋转式烤肉叉上的轮子。
专业化出现的确切时期，是自文明人被冠以“博闻强识”的名头那一刻起。19世纪正是在过着“百科全书式”生活之人的领导下开始其历史进程的，虽然那时他们的工作已经带有些许专业化的意味。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平衡被彻底颠覆了，专业化在科学家个人中开始了对整体文化进程的驱逐。到了1890年，第三代知识分子开始掌权欧洲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种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学家类型：除了成为具有判断力之人所需要知晓一切之外，他只懂得一种科学，而即使在这仅有的一种之中，他也只对自己作为研究员活跃于其中的小小角落有所认知。对于自己耕作的这块狭小领域之外的世界，他一无所知，他甚至将这种无知作为美德拿去宣扬，并且给对知识的整体框架表现出的好奇心贴上了“浅薄涉猎”的标签。
于是，以上种种创造出了一类无比奇怪的人。作为发现了自然界中新鲜事物的研究员，他们必然拥有一种对力量感和自信心的体验，从而带着一种相当确信的理所当然之感，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然而事实上，正是他们所具有的一部分东西，再加上许多他们所缺乏，而为别人所有的其他部分，才构成了真正的知识。这就是这些专家们的真实内在，他们已经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达到了一个极度夸张的狂妄阶段。这种专家对自己所占据的宇宙小角落“知道”得非常透彻；而对其他部分，他们的无知又几乎令人发指。
总结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历史，揭示科学在研究工作中越来越专业化的过程，可能会非常有趣，并且比乍一看上去更具实用性。我们将会看到，研究者是如何一代代地逐渐被限制到了一个狭小的脑力劳动领域。不过，这并不是历史要揭示出的最重要观点，事情的相反方面或许才算得真正的关键：每一代的科学家是如何在不得不缩减工作范畴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掉与其他科学分支的接触，而对宇宙的完整解释才是唯一配得上科学、文化以及欧洲文明等头衔的。
对于这种我尝试着从相对立的两方面去定义的新人类，此处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我曾说过大众人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产物，而上述专家正可以作为该类群中极为典型的具体范例，让我们由此对这种新鲜人类的本性拥有清楚的认识。在过去，人群可以大致分为有学识的和无知的两类，人们都可以根据其文化程度被划分到这一群或者那一类。但是，我们的专家却无法归类到任何一种的目录之下：他们不属于有学识的，因为除了所专攻的那一块之外，基本上可以说对一切一无所知；但也不能就此判定他们是无知的，因为他们是所谓的“科学家”，并且对他们在宇宙中拥有的那狭小一片“知晓”得非常透彻。我们或许只能将这类人称为“有知识的无知者”，这是种非常严肃的情况，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某些领域实属无知之人，但其行为又不遵从无知者的方式，而是表现出在其专门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姿态。
实验科学诞生于16世纪末期（伽利略），在17世纪结束时正式建立（牛顿），并且在18世纪中期开始发展起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同于其初始状态，因为在过程中受到了不同条件的限制。因此，作为实验科学的集合，物理学的建立为统一化做出了必要的努力，这也正是牛顿和其同时期的科学家们所展开的工作。但是，物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一项在性质上与统一化完全对立的任务：为了实现发展，科学必须专业化——并非指科学本身，而是指科学人的专业化。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并不能专业化，否则的话，它也就不再具有真实性了。如果从数学、逻辑学以及哲学中分离出来，那么从整体角度上来讲，实验科学也将不复存在。但是科学工作的的确确必须要求专业化。
事实上，这就是专家们的行为方式：无论在政治、艺术、社会惯例还是其他科学领域，他们都会采取原始人、无知者的态度；他们志得意满地自行其是，姿态里充满自负之情，并且拒绝承认专家会处于那种状态之中——这正是悖论之所在。通过对他们的专门训练，文明令他们在其所有限制之内故步自封，同时还对此感到极为满足；但是这种掌控和价值带来的内在感受又驱使他们想要逾越自己的领域掌管一切。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即使已经在专业化层面上体现出与大众人截然不同的、资格上的极致，但是在几乎所有其他的生活范围内，他们都表现得与不具资质的大众人别无二致。
已经证实，如今的科学人正是大众人的原型。大众人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也不是通过某一特定科学人的个人失败，而是源于科学本身，即我们文明的根基，正是它令人们自动地转化成大众人，变成了野蛮人、现代的原始人。这个事实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它一而再地证明着自己；但只有在以这篇文章的有机构成作为背景进行定位后，它才显示出完整的意义和明显的严肃性。
这可不仅仅是危言耸听的断言。任何人如果留心观察，都能在如今的政治、艺术、宗教以及社会和生活中的普遍问题上，看出如今“科学人”从想法、判断、行动中透露出来的愚蠢，当然了，紧跟科学人脚步的还有医生、工程师、金融家、教师等。我已经将其作为大众人的特点反复提出来的那种状态——“拒绝从谏如流”、拒绝向更高明的权威屈服——被这些尤其有资质的人演绎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们象征着，在相当程度上也构成了大众的实际统治者，而他们的野蛮主义正是当下欧洲人腐坏堕落的最直接诱因。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最清楚、最惊人的例证，说明上个世纪的文明是如何抛弃自己的机制，引起了这场原始主义和野蛮主义的复兴。
如今掌控着社会权力的是什么人？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一时代的又是什么人？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又是哪一群体被视为更优越的、我们这一时代的贵族？毋庸置疑，是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金融家、教师等。而在所有的技术人员中，又是哪一类能最好、最纯粹地代表他们自身？再一次的毋庸置疑，是科学家。如果现在有外星人出于评估的目的想要造访欧洲，询问哪一类人最适合作为评估对象，那么欧洲人为了有利于评估结果，一定会推荐科学家。如此一来，外星人自然不再去询访其他个体，而是会去专门探究作为一般类型的“科学人”，并将其视为欧洲人性的至高点。
这种失衡的专业化在当下所引发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与以往相比——比如与1750年相比，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但“文化人”却更少了。最糟糕的就是，在这种科学的“旋转烤肉叉”的劳作下，甚至连科学本身的真正进步都难以保证。科学需要对其自身的发展不时做出必要调整，有时甚至需要一种劳动力的重构，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这一要求势必会导致朝着统一化的努力，于是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其中涉及到无比广袤的知识世界。
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并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人；它并非指的某一具体的社会阶层，而是如今在所有社会阶层都能觅得踪影的一大类人：他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掌握了主要的、统治的力量。我们现在就要为此找出足够充分的证据。
牛顿在不懂太多哲学的情况下就可以建立起他的物理学系统，但是爱因斯坦在实现其敏锐的体系之前，需要先以康德和马赫的哲学武装自己：康德和马赫仅仅是无数对爱因斯坦造成重要影响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的代表而已，这些思想带给了爱因斯坦精神上的自由，为他开辟了一条实现创新的道路。但是，爱因斯坦并不能令人就此满足，物理学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并且只能为比最初的百科全书派更为系统的新类型所拯救。
不可思议的西方技术令欧洲人口的迅猛扩增成为可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正如我所说，它蕴含了对当下所有的考虑，即从公元6世纪到19世纪，欧洲人口从未超过1.8亿；而从19世纪初到1914年，却飙升至4.6亿。这一人口飞跃在我们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毋庸置疑，正是结合了自由民主的技术主义在数量层面上催生了大众人。但是这篇文章也在试图证明，它同样要为大众人在质量层面上的存在负责，也就是说为大众人这一术语所具有的贬损意味负责。
因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专业化虽为实验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可能，但它正逐渐接近一个再也无力继续发展的极限，除非有新的一代人能够以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提供动力。
我已经说过，19世纪的文明可以概括为两大维度：自由民主和技术主义。让我们暂且只考虑后者。现代技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和实验科学的结合，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主义都是科学的。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斧的过程本身缺乏科学意味，但却成为一种技术；中国人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却对物理学的存在从未萌生过任何想法。只有现代欧洲发展出来的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并由此衍生出其独特的性质以及无限发展的潜能。所有其他的技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东方人的技术，虽然都曾达到过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但是当同样的顶点再难以企及的时候，他们便无可避免地开始表现出可悲的倒退。
但是，如果专家们无视其所耕作的科学领域的内在哲学，那么他们肯定会更彻底地无视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如何组织社会以及人类的核心，使得研究者能够得以存续。近几年来，科研职位数量显著下降，对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对什么是文明有清楚认识的人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而这种意识在我们当下文明的制高点——典型的“科学家”身上是普遍缺乏的。那些有识之士们还相信文明自然存在的想法，显然无异于认为文明与地壳和原始森林的存在方式相同。
我的论点是，19世纪的文明自然造就了大众人。在得出一般结论之前，我们最好再对特定情况下大众人产生的机制进行一番分析。唯有如此，通过具体的形式，才能令该论点拥有足够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