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家是文明最显而易见，也最具声势的产物。而如果对大众人于国家一事上所采取的态度稍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大众人仰慕、钦佩国家，了解它就在那里保护着自己的安全；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国家同样是一件由特定人群发明创造出来的人工产物，需要由人类的美德与基本品质去支撑维持。所有美德与品质在过去的人类身上都能找到，如今却全部消失殆尽。更严重的是，大众人将国家视为一种无名的力量，因而相应的，他们感觉自己也同样无名，由此便产生了国家正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信念。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当一些困难、冲突或者麻烦浮现出来的时候，大众人总是倾向于要求国家立即进行干涉，依托其巨大且毋庸置疑的资源提供即刻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的时代，国家就像一台以超凡的方式运行着的强大机器；由于手段的数量和精确度而拥有惊人的效率。当它在社会中搭建起来后，只要轻轻揿下按钮就能启动巨大的杠杆开始工作，在社会框架结构内的任意部分施展其压倒性的力量。
这正是当下对文明最为严重的威胁：国家对所有自发的社会力量横加干涉，也就是说，抹杀了历史的自发性。从长远来看，正是这种自发性支撑着、滋养着，并且推进着人类的命运。当大众遭受厄运或者仅仅感到某种强烈的欲望时，那种可以恒久而稳定地得到一切的可能性便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不必付出任何努力、挣扎，也不用去怀疑、冒险，仅仅揿下按钮启动一台强大的机器即可。大众自言自语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而这从根本上就是个错误。只有以仅仅因为两个男人都不叫约翰就可以认定他们是同一个人这种逻辑方式来判断，国家才等同于大众。当代国家和大众之间唯一的巧合之处就在于两者的无名性。但是，大众人却发自心底相信自己就是国家，他们会越发倾向于以任何借口发动国家机器，用以粉碎潜藏在下面试图进行干扰的富于创造性的少数派，无论是从哪一方面产生的干扰——政治、观念、工业，等等。
但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握了公共权力，并将自身不可否认的品质应用于国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以创造出一个强大国家的方式为革命画上了休止符。自1848年以来，也就是自第二代资产阶级政府以来，在欧洲便再没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因为确实也找不到革命的动机，同时也有缺乏革命手段的缘故。公共权力被推到了社会权力的高度。永别了，革命！如今在欧洲唯一存在的只有革命的对立物：政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任何看似革命的尝试，不过都是披着伪装的政变。
这种趋势的结果将是非常致命的。自发的社会行为将会一而再地被国家干预所粉碎；再没有新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社会将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则必须为政府机器而存活。而且由于国家毕竟是一台机器，其存在和维护必须依赖于周遭给予必要的支持，因此国家在将社会的精华吸取殆尽之后，必将仅遗留下一具毫无血色的骸骨。伴随机器的生锈停摆而降临的死亡，要比生命有机体的死亡更加阴森可怕。
由于国家是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和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旧制度在18世纪末伴随着国运衰微而走到尽头，因大面积的社会反抗而全方位地饱受煎熬。这一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严重失衡，使得与查理曼时期的情况相比，18世纪的国家似乎衰落了。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国家显然远不及路易十六掌权的国家强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的社会环境却也是完全疲软的。[3]在社会力量和公共权力的力量之间巨大的失衡为革命提供了土壤，爆发了直到1848年才结束的法国大革命。
这同样也是古老文明的悲惨命运。毋庸置疑，尤利乌斯·恺撒创建的罗马帝国是一台令人钦佩的机器，仅作为一个组织来看的话，与过去由显贵家族缔造的共和国相比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同样惊人的巧合是，就在其即将实现最充分的发展前夕，社会体制的衰败如期而至。
他们知道应该如何组织和训练，知道该如何去赋予其努力以一致性和连续性。身处其中宛如海上沉浮，“国家号”开启了它冒险的旅途。国家之船的暗喻是由资产阶级重新创造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广阔无垠、无所不能，甚至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像我们所说的，船只本身的承载量微不足道：船上都没有什么水手、官僚或者财富需要操心。它是由一个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阶级在中世纪建造起来的，也就是由贵族们建造的，那是一个因其勇气、领导天赋以及责任感而令人钦佩的阶级。如果没有他们，如今的欧洲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与心灵的美德相比，贵族们始终缺少头脑上的优势。他们智力有限、多愁善感、为人处世跟着感觉走——总而言之，就是非常“不理性”。因此，他们没能发展出任何技术，毕竟那是件极需理性之事。他们也没有发明出火药，因而缺乏创造新武器的能力，使得从东方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搞到火药的资产阶级趁虚而入，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贵族中的战士们和所谓的绅士们，愚蠢地以钢铁武装自己，但那样只会令他们在战斗中笨拙地寸步难移。他们也没有想到，战争永恒胜利的秘密不在于御敌的方法，而在于进攻的手段，这一奥秘被拿破仑重新发现。[2]
那还是在安东尼的时代（公元2世纪），国家就以其反自然活力的霸权压制住了社会。社会开始被奴役，如果不为国家造福就无法生存下去。整个国家都变为了官僚化的，结果怎么样呢？官僚化的生活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衰败，财富锐减，出生率不断下滑。因此，国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在人类生活的官僚化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紧随这种官僚化而至的就是社会的军事化，整个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军事装备和属于自己的军队。鉴于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安全感的制造者（这种安全感，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是大众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军队是履行职责的首要条件。来自非洲的塞维鲁皇帝试图使世界军事化。但那全都是徒劳！不幸的事件越来越多，女人们一天天丧失生育能力，最后就连士兵也开始缺乏。当塞维鲁皇帝的时代过去之后，军队不得不开始从国外进行招募。
此番困境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回想一下在18世纪末的所有欧洲国家是什么样子就清楚了。早期资本主义及其工业组织采取新的理性化技术取得了首次胜利，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开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由此诞生，比之前存在的一切阶级人数更众、力量更强，即资产阶级。精明的资产阶级拥有一样足以超越一切的利器：天赋——实干的天赋。
这不正是国家至上充满矛盾和悲剧性的发展过程照进了现实吗？人们为了更好的社会生活而创造了国家，随后国家占据了更高的位置，令社会不得不从属于它。归根结底，国家是由那些构成社会的人所组成的。但是很快，这些人便不足以支持国家，令它不得不招募外援：最初是达尔马提亚人，随后是德国人。这些外来者掌控了国家，使得社会的其余部分和从前的大众如今都被迫为其所奴役——他们沦为了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外来者的奴隶。这就是国家干涉将会导致的结果：人民被转化为燃料，用以供养国家这台机器。骨架将包绕于其上的皮肉啃食殆尽，脚手架成为了房屋的所有者和承租人。
此处我指的是如今正威胁着欧洲文明的最严重的危险。和其他所有正威胁着文明的危险一样，它产生自文明本身。不仅如此，暴力还构成了一项其自身的荣耀，即我们如今所知的国家。我们正面对着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科学悖论：科学原则的多产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专业化强加于其上，而专业化正酝酿着扼杀科学的风险。
当他的话成为现实之后，再听到墨索里尼作为一个惊人的新发现在意大利宣布的话时就会感到相当震惊：“一切以国家为重；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存在；没有什么能反对国家。”仅仅这句话就足以坐实法西斯主义实际上就是一场典型的大众运动。墨索里尼发现一个极好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但并不是由他所建立，而恰恰是他要与之交战的那些观点和力量——自由民主——的成果。他所做的仅仅是对自由民主的粗暴使用，而现在即使没有对他的工作进行细致的检验，结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即至今所取得的一切都无法与那些在政治和管理上施行自由主义的国家相比。如果他曾取得过任何成功，那也都如此微小、如此不可见、如此缺乏实质，以至于很难弥补使他得以充分利用国家这台机器的异常能量的积累。
虽然暴力作为一种愤世嫉俗的既定规则，其声望可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我们仍将在它的统治之下生活，即使它会改换为另外一种形式。
国家至上主义是暴力和直接行动被作为标准竖立起来后采取的更高级形式。借助国家这一手段，借助这台无名机器，大众开始为他们自己行动起来。摆在欧洲国家面前的，是国内生活的巨大困难：法律、经济以及社会秩序等，都面临极其艰巨的考验。我们是否能感觉到，在大众的统治下，国家将竭力粉碎一切个人和团体的独立性，而这无疑将摧毁我们未来的希望？
暴力就是这一时代的巧言令色，胸无点墨的雄辩者将其据为己有。当一种人类存在的现实完成其历史进程后，宛如遭遇海难且不幸殒命的遇难者，海浪将它冲卷到修辞学的岸头，在那里，尸体得以长时间保存。修辞学是人类现实的墓地，或至少是过去的一个居所。现实本身因其名称而得以存留，虽然只剩下一个单词，但毕竟有这么一个词汇保存着它的部分魔力。
过去三十年里最引人警觉的现象之一可以作为其中机制的具体例证：所有国家的警力都在急剧扩增。毋庸置疑，人口的增长必然伴随对警力需求的扩大，但无论我们对此的习惯程度有多高，这一可怕的悖论都不应该逸出我们的脑际：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城市中，为了能够平安地走动，自如地做事，必须要有足够的警力对周遭环境进行管理。但“法律与秩序”派人士相信，为维护秩序而产生的“公共权威力量”总是能够满足于维护人民所希望的秩序，这无疑是愚蠢的。因为无可避免地，他们最终会自己定义并决定维护何种秩序，并且，那些秩序理所当然地都将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大众独自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只会选择自己的方式——滥用私刑，因为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选。私刑来自美国并非全然出于偶然，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是大众的天堂。而在大众取得了胜利的当下，暴力占据上风并顺势成为一种理由、一种信条的事实也就不怎么令人惊讶了。我早就注意到，暴力具有足够的优势演化为一种正常状态。如今，它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这是一个好迹象，因为它意味着势必将要开始自发进行的衰落。
也许我们可以从对这件事的分析向外发散思维，观察一下不同类型的社会对公共需求的不同反应。大约在19世纪初期，新兴工业开始创造出一类新人——产业工人，他们比传统类型更具有犯罪倾向，因此法国开始加速部署大量警力。到了1810年的英格兰，出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犯罪率的上升，于是英国人惊觉自己缺少足够的警察。当时掌权的是保守主义，而他们对此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组织起足够的警力吗？完全没有，他们没采取任何相关的行动。他们宁可选择忍受犯罪，尽其所能地去忍受。“人们满足于对混乱视而不见，他们将忍受混乱视为不得不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在巴黎，”英国史学家约翰·威廉·沃德写道，“他们拥有值得称道的警力，但却为这一优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更倾向于看到，每隔三到四年，就有半打左右的人在拉特克利夫路惨遭割喉，也不愿被迫接受家庭搜查、监视手段以及所有的阴谋。”此处，关于国家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英国人相信对国家权力应该有所限制。
因为大众在要求着自己的行动权，之后又发展成为一种对自身命运的反叛，而这正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运动，所以我称之为大众的反叛。毕竟，能够从实质上真正被称为反叛的，必然包括对自身命运的抗拒以及对自我的反叛。大天使路西法的反叛，不因为他想奋力成为上帝——那并不是他的命运，还是想要成为最低等的天使——同样也不是他的命运——而有所不同。（如果路西法是个俄国人，比如说托尔斯泰，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更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反叛形式，对上帝的反叛程度丝毫不亚于另一种更著名的选择。）
[1] 对于以哲学进行统治，倒不必像柏拉图最初希望的那样一定要由哲学家来做统治者，也不是像柏拉图后来更为谨慎的愿景所提出的，要求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两种意愿都是难以实现的。以哲学来统治，本身便足以保证其存在，也就是说，足以令哲学家成为哲学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哲学家可以胜任任何角色——政客、教师、文人、科学家等，唯独不包括哲学家。
他们诞生到世界上，正是为了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以及被组织的，甚至也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渴望如此。但这一切都不是靠其自身就可以完成的，他们需要将生命托付给由优秀的少数精英所构成的更高权威。对于究竟优秀的精英为何许人也的问题可以随意地展开讨论，但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人类就会难以保持其本质。尽管欧洲曾经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将头埋在翅膀之下，以一种鸵鸟的姿态试图逃避现实，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正在处理的观点，并非基于频率和可能性是高还是低的事实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条“社会物理”定律，并且比牛顿物理学定律更加不可撼动。有一天，当真正的哲学[1]再次在欧洲造成影响的时候——那是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方式——在那一天她将再次意识到，无论人类愿意与否，都注定被自己的天性迫使着去寻找一些更高级的权威。
[2] 一切都要归功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描绘的这幅历史巨变的简单画卷，通过它，我们看到贵族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资产阶级的优势所取代。不过当然了，这一富含象征意味的几何轮廓需要不少填充物才能完全立体真实。火药源自于古代，给管子里填充火药来自于伦巴第某个人的创造。不过直到投掷炮弹出现以前，它的杀伤力都相当有限。“贵族”使用枪支的程度很低，因为那对他们而言过于昂贵了。只有有着更好的经济组织结构的资产阶级部队，才负担得起武器的大规模使用。毫无疑问，以中世纪的勃艮第部队为代表的贵族们，完败给了由瑞士人所构成的资产阶级新型军队。他们所不敌的并非专业化，因为后者的根本力量在于新式的训练方法和全新的理性化战术。
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环境中，大众都不该作为独立行动的部分，安守本分才是他们的使命。
[3] 坚持并澄清欧洲君主专制与衰微的国运毫无冲突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要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是强大的，那么为何专制的君主没有令其本身变得更加强大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已经说过的贵族血统的能力不足——在技术上、管理上，以及官僚政治上的缺乏能力。但这还不是全部。除此之外，还存在专制国家及其贵族们普遍不愿以社会为代价来换取财富扩张的问题。与普遍信念相悖，专制国家在本能上比我们这些民主政治的国家对社会更加尊重，民主政治的国家无疑更具有智慧，但却缺少了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