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每一种秩序下都是适用的，即使科学也同样如此——虽然科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生命的逃避。（大多数的科学人都是出于害怕面对生活而投身于科研的。他们并没有清醒的头脑；因此一旦面对任何具体的情况，他们都只能表现出声名狼藉的无能。）在问题面前我们能从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的迷失，看出它充满问题的本质，并意识到我们不可能从现有的观念、习惯、箴言或单纯话语中寻得支持，决定了我们的科学观点价值几何。发现全新的科学事实之人，必须首先将此前他曾学到的东西彻底粉碎，并且在抵达新的真理之所在时，手上沾满了屠杀无数陈词滥调后的鲜血。
拥有清醒头脑的人会令自己摆脱虚幻观点的麻痹，并直面生命的真实，他们意识到每件事中存在的问题，并感到自己迷失于其中。生活的真相正在于此——或者说生活就是感到自己的迷失，因此，他们对现实的接受便已经是找回自己的开始，并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开始。就像遭逢海难时那样，人会本能地四下寻找可攀附的东西，因为事关性命的拯救，那悲情、决绝的目光中却也透出十足的真诚，并且将使他将秩序带到生命的一片混乱之中。遭遇海难者的想法，才是唯一真实的想法。其他所有不过都是巧言令色、故作姿态，全是胡闹罢了。并未感到自己迷失之人，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永久迷失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也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真实对视过。
政治比科学要现实得多，因为它是由个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淹没——无论出于自愿与否——的特殊情况所构成。因此作为一项测试，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区分出哪些是清醒的头脑，而哪些只是墨守成规之所在。
真正令人困惑的、错综复杂的，是具体的、鲜活的现实，它们始终是独特的存在。能够从中导航一条清晰的路线，可以从每一个关键情景所呈现的混乱中感知到潜藏着的运动架构的人，才算得上拥有清醒的头脑，换句话说，他们才是在生活中没有迷失自我的人。仔细观察一下你身边那些人吧，你会发现他们在生命中迷茫地徘徊，就像身处美梦或者梦魇交错间隙的梦游者一样，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半点怀疑。你能听到他们用准确的术语谈论自己以及周围的情况，看起来似乎对发生的种种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开始分析这些观点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无法以任何形式反应所指的现实，倘若再分析得更深入一点的话，你还会看到其中没有半点儿根据现实对其加以调整的尝试。相反地，个人试图通过这些观念切断对现实、对自己生活的看法。生命对他们而言，从开始便迷失在了一片混乱之中。每个人对此都心存怀疑，但是他们害怕直面可怖的现实，并掩耳盗铃地试图以每件事都清楚明白的幻想作为幕帘对其加以遮蔽。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观点”不真实，他们将其用作战壕抵御自身的存在，用作稻草人吓退真正的现实。
恺撒是据我们所知具有从令人恐惧的混乱时代中洞悉现实之根源这一能力的最高典范，那是人类曾经历过的最含混不清的时期。而命运仿佛还要让这个典范的程度更上一层楼似的，又在恺撒身旁安插了一颗了不起的“智慧”头脑，也就是西塞罗，一个毕生致力于让事情本质变得更加混沌的人。
在古代世界里，清醒的头脑——真正算得上清醒的头脑——可能并不超过两个：塞米斯托克利斯和恺撒，两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当然了，肯定另有不少人也对事物产生过清醒的认识，包括哲学家、数学家以及博物学家等。但是，他们的清醒是一种科学秩序上的清醒，也就是说，是关于抽象事物的。无论是科学得出的结论，还是科学的本质，都是抽象的，而抽象的事物本身就都是清清楚楚的。因此，科学家的清醒与其说是在于其头脑，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所涉及的问题本身之清晰。
命运过分的“垂青”让罗马的政治机器出了故障。这座台伯河畔的城市，这座称霸意大利、西班牙、北非，以及古典和希腊时代的东方的城市，如今正濒临崩溃。其政治体系以市政自治为特征，因此与城市密不可分，就像树神必须依附着他们监护的树木，否则就会陷入离散的痛苦旋涡。
7
无论哪种类型和范畴的民主，其健全与否都取决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细节——选举程序，其他所有都是次要的。如果选举制度是成功的，如果它与现实情况相一致，那么一切都会进展顺利；但若非如此，即使其他种种发展势头良好，也一定会出问题。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扩张之路所向披靡。然而由于坚持采用一套愚蠢的选举制度，最终走向了灭亡。错误的选举系统意味着僵死和愚蠢。因为选举必须在城市中进行，乡村的居民因此失去了投票权，更不用说那些分散在整个罗马世界各处的人了。由于想要实现真正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把一切伪造得像是真的，于是候选人们拉帮结伙，找来退伍的老兵或者马戏团演员之类的亡命之徒，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威吓选民。
希腊人和罗马人能够想象出以城市的形式战胜乡村的分散性，但他们却止步在了城墙之下。曾有人试图将希腊—罗马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步，将其从城墙之内解放出去，结果却徒劳无功。以布鲁特斯为代表的罗马人想象力的局限性，导致了对恺撒的刺杀，而后者正代表着古代最伟大的想象力。对于我们今天的欧洲人而言，回忆这段历史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时代也已经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头。
没有真正选举制度的支持，所谓民主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言语都是空话，而“共和政体除了空话以外什么都不是”——恺撒如是说。没有任何地方行政长官仍握有权威；左派和右派的将军们——马吕斯和苏拉——不断在早已被架空的专政中互相攻击，结果却一无所获。
除非某种特定人群的思想能够彻底摒弃共同生活的传统结构，并且创想出一种从前并不存在的新形式，否则就不可能有名为国家的创造物。因此我们说国家的诞生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其出现完全是伟大想象力的杰作。想象力是人类独有的解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民族正是倚仗着其想象力才得以发展成国家。因此，对于所有民族而言，在其演化成为国家的进展方向上都存在一个限度，恰恰就是大自然为想象力所设置的限度。
恺撒从没有阐述过自己的政策，但他却始终忙着实施这些政策。所以说，恺撒本身就是自己的政策，而非后来出现的君主政治教条。如果我们想要对此有所了解，那么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必须采取与恺撒同样的行动，并赋予其恺撒之名。君主政治的奥秘正隐藏在恺撒主要的功勋背后：征服高卢人。为了承担这一功业，他不得不公然反叛业已存在的立法权。为什么？因为立法权掌握在共和派手中；也就是说，掌握在忠诚于城邦政体的保守派手里。他们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两项：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稍早于国家诞生之前的历史情况，总能发现以下发展脉络：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小团体，每一团体的社会结构都精心设计得足以保证其自给自足。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只为其各自“内部”的共同存在而服务。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他们实际上都孤立地存在着，除了偶尔需要与邻居稍作接触外，全凭自己并且全为自己而活。但是，相对于这种实实在在的隔离状态，之后又已经形成了一种“外部”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每一群体中的个体生活都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里，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群体中的个体之间开始建立起商业或者智力上的联系。于是，在“内部”与“外部”这两种共同生活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已经确立的社会形态，包括法律、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支持内部的存在，但却令外部这个更新颖、更丰裕的存在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原则实际上就成了为消灭内部存在而发起的运动，它以一种足以承载外部新生活的社会形式作为替代。将以上所说的应用到欧洲当下的实际情况里，就会发现抽象的表述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
第一，罗马公共生活中的骚乱是过度扩张所引起的。一座城市统治不了那么多的民族。每一次新的征服都是对共和国犯下的罪行。第二，为了防止国家体制的瓦解，需要一名国家元首。
因此，城市起源于不同民族的集聚。在异质性的生物学基础上建立起法律体系抽象且同质性的结构。[2]当然了，这种司法的一致性并非敦促国家创造性运动的原动力。那种原动力比单纯法制更为本质，是一项重要民生事业的规划，要远远超过那些凭借血缘联系起来的小团体可能拥有的计划。在每一个国家的起源过程里，我们都能看到或者想象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团体发起人”的形象。
我们所谓的“君主”一词与罗马人所说的“国家元首”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含义。从公民的意义上来讲，元首与其他人无异，但为了管理共和体制的运行，他将拥有更高的权力。在西塞罗的《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一书以及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回忆中，都通过找寻元首、公共事务总裁以及仲裁人，对政治家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由此我想指出的是，国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业已成型的社会形式，一份天赐的礼物，而是需要由人们亲手来建设的。不同于部落、宗族或者其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国家的形成不能仅凭自然的作用而没有人类的通力合作。恰恰相反的是，只有当人们试图从他们凭借血缘就成为其中一员的自然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国家才真正开始形成。并且当我们说到血缘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同样意指其他各种自然规律，比如从语言的层面上来看，国家的构成就是不同种族和方言的混合。它是超越所有自然社会后的产物，是一种跨文化、多语言的产物。
恺撒的解决方案与保守派们截然相反。他认为，想要补救以往罗马因掠夺造成的后果，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掠夺下去，将严峻的命运全盘接受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征服西方的新兴民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比衰落的东方民族更加危险。恺撒全力支持将所有西方的野蛮民族彻底罗马化。
由于城邦在容量上的贫乏，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原则的本质。一方面，“国家”一词意味着历史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平衡、稳固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象征着历史运动的对立面：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稳定的、组成性的、静止的生命形式。但是，这种固定、绝对、不变的形式，和所有的平衡状态一样，都废止了产生和支撑国家的必要推动力。总而言之，它令我们忘记了国家的构成恰恰是过去运动的结果，忘记了为其形成所需付出的所有斗争和努力。国家的成型过程先于已经形成的国家，这就是国家运动的规律。
斯宾格勒曾经说过，古希腊—罗马人无法理解时间的概念，不能将自己的存在延伸到时间之外，他们只为当下时刻而存在。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至少让两件事变得容易混淆。古希腊—罗马人确实对未来相当无知，他们看不到未来，就像色盲患者辨认不出红色。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的生活根植于过去。一旦准备在当下做些什么，他们会先向后退一步，就像准备斗牛前的拉加蒂约一样。他们在过去寻找适合眼下情况的样板，并且以此为装备投身于现实的浪潮之中，由过去这套潜水服提供保护和伪装。因此可以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场对过去的重复。用古代的模具浇铸出来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始终是古人的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时间是麻木不仁的，而只能说他们的时间观不够健全：对未来的感受萎缩不足，以及对过去的感知过分肥大。我们欧洲人总是受到未来的吸引，认为那也是绝大多数物质的时间维度，并习惯以“今后”而非“以前”作为开始。因此，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人的生活时，很自然会觉得那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achronic）。
按照上述方式，整个地中海沿岸开始表现出自发向国家形式发展的倾向。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非洲北部（“迦太基”＝城市）也或多或少地复制了同样的轨迹。直到19世纪，意大利才摆脱城邦制，而我们的东海岸之所以很容易就分裂成了各自为政的州郡，同样也是这种由来已久的灵感之余味。[1]
这股一定要用过去模板之钳掌控当下一切的狂热，已经从古人传递给了现代的“考据学家”。后者同样对未来相当盲目，同样执迷于看向过去，狂热地为每一种现实寻找着先例，并将其粉饰为“沿波讨源”。我之所以会说到这些，是因为即使是那些早期为恺撒写传记的作家，也基于认为恺撒试图模仿亚历山大大帝的预设而没有真正理解这一伟大人物。对他们而言，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想到米太亚德的荣誉而夜不能寐的话，那么恺撒一定会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而饱受失眠困扰。后继者延续了同样的推理思路。人类的脚步总是向后倒退，今日的步伐踩着昨日的足迹。当代考据学家只是传统传记作家的回响而已。
不要认为这种关于城市起源的说法只是我个人的虚构，或者仅仅是种象征性的事实。出于莫名的固执，希腊—拉丁的居民们在其记忆的最深处保留着对synoikismos最基本层面的回忆。不必费心去琢磨该词汇文本之外的潜在含义，简单地直译理解就足够了。Synoikismos指的是群居的决心，因此是一个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具有双重含义的名词，既指物理层面上的集合，同时也是法律层面上的结合。就像植被在乡村散布各处一样，居民也在城镇大量聚集起来。城市就是一座超级豪宅，取代了底层人民的住所或巢穴，是比家庭住宅更高级、更抽象之存在的创造产物。它并非由男人和女人构成，而是由居民组成的理想国。城市的诞生标记了一个新的次元，人类无法再还原回最初与动物共存的状态，而过去仅仅生而为人者将要开始发挥他们旺盛的精力。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城市进一步开始了向国家的演化。
人们想象恺撒热望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去完成事业——几乎每个历史学家都相信如此——而完全放弃了去真正地理解恺撒。实际上，恺撒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几乎相反的两种类型，只有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想法能够将他们联系到一起。但这个想法并非亚历山大大帝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以及其充满声望的过去势必会将恺撒向东方推进，但恺撒对西方坚定的偏爱却揭示出他与马其顿人相异的决心。除此之外，恺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王国。他的目标更为深刻：他想要一个不是靠着罗马本身，而是靠着其外周省份而存在的罗马帝国，这也就意味着城邦模式的彻底废弃，在一个国家里，多元化的民族之间通力合作，团结起来为国家尽忠。不存在某个令各外部地区必须臣服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体，身处其中的每一元素都同时是国家主动的和被动的国民。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前身，也是恺撒未来主义天赋创造出的惊人设想。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时代，希腊和罗马都在各自的历史上包含着此两类空间之间的不断斗争：在理性的城市和自然的国土之间，在立法者和农夫之间，以及在法律和乡野之间。
不过这一设想包蕴了一种超罗马的、反贵族的力量，远远超过共和制寡头政治的范围，它凌驾于国家元首之上，使其沦为一只小小的领头羊。代表普遍民主的行政权力只可能是君主政体，其所在地位于罗马之外。
因为有了环绕着的围墙，广场虽作为田野的一部分，却将其后背朝向了其他部分，树立起将它们排除在外的敌对姿态。这一从无限中脱离出来的、较小的、反抗的空间，忠实于自我的领域，那是一片自成一派的最新型空间，存在于其中的人类将自己从动植物群落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它们统统抛于九霄云外，创造出一个完全由人类构成的封闭空间，一个文明的空间。因此，伟大的公民、城邦精神的典范苏格拉底说道：“田野中的树木与我何相关，我只与城市中的人民有关系。”对此，印度人、波斯人、东亚人或者埃及人又能有几分理解呢？
共和制！君主制！历史上这两个词不断地变换着真实含义，因此，为了明确它们的实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对其含义加以分解。
鉴于地球本就是一片巨大的、无垠的田野，人类将要去向何方？非常简单，人类可以通过筑墙的方式在这片田野中划分出一块，从而在无定形且无限的空间中建立起一种封闭的、有限的存在。于是，便有了公共广场的诞生。它不同于房屋，不是从上方关闭的一个“小天地”，也不像田野中出现的洞穴，它的存在是对田野纯粹且彻底的否定。
恺撒信任的追随者们以及他最忠诚的战友，全都并非具有古老城邦思想的遗老遗少，他们是新兴的人类，是精力充沛并且高效的外来个体。他最信任的臣子是大西洋人科尔内留斯·巴尔布斯，一位来自加地斯的商人。
与小村舍或者住宅区不同，城市并非为了遮风挡雨和繁衍后代的目的而建造——那些都是出于私人化、家庭化的考虑，而是为了讨论公共事务。请注意，城市意味着一种新型空间的诞生，比爱因斯坦发现的空间还要新奇。直到城市出现之前，都只有旷野这一种空间，而其中所有一切成果都涉及到人类的生存。生存于大地之上的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植物，他们的存在，他们所感受到、想到、期望着的一切都保留了植物生存状态中那种昏昏沉沉的滞重特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洲以及非洲的伟大文明，都不过是植物的无限拟人化。但是，希腊—罗马人却决定将自己从土地上、从“自然界”中、从地球—植物的宇宙中连根拔起。这怎么可能呢？人们如何将自己从田野中撤回呢？
但是，这幅关于一个新国家的蓝图过于超前，拉丁人迟钝的思想显然跟不上如此大幅度的跨度。城邦的幻影及其具体的唯物主义，令罗马人无法“预见”政体的全新组织形式。国家怎么可能由不生活于城邦之中的人构成呢？哪一种新型的联合体能够如此微妙、神秘呢？
希腊人和拉丁人甫一在历史中登场，就居住在城市和城邦中，和蜂巢中群集的蜜蜂如出一辙。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起源却非常复杂，我们必须不加迟疑地以此为出发点，就像动物学家总是从掘土蜂活得像个独居的流浪者，而黄金蜜蜂却拥塞于蜂巢中这一确定无疑、几乎无需多做解释的事实开始一样。出土文物和考古学研究让我们了解到早在雅典和罗马建成之前，那片土地为何人所拥有。不过具体如何从纯粹农耕式的、没有任何特征可言的史前阶段，过渡到城市的崛起，仿佛在两个半岛的土壤中结出了新型的果实，仍然是谜一般难解。我们甚至不清楚在史前人类和将伟大创新——建立起公共广场，并围绕其建立起城市，使它们远离田野——引入人类文明的新兴群体之间的种族渊源。因为事实上，对城市和城邦最准确的定义与给大炮下的滑稽定义无异。你找一根管子，用钢铁紧紧包绕在外周，那就成了你的大炮。所以，城市或者城邦的开端，就是一片空旷的空地，即所谓广场、集市，而其他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为了加强该空间、限制其范围所采取的手段。城邦最初并非宜居场所的集合，而是供市民进行集会的场所，是为了实现公共职能而专门设置的一片区域。
因此我再次重复：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实体并非是在血缘纽带的联结下自发形成的。国家的形成开始于自然分隔的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不过这种服从并非迫于残酷兽性的力量，而是出自强有力的目标以及摆在分散人群面前的共同任务。更重要的是，国家是一项行动的计划以及合作的程序。人们被号召到了一起，以便可以共同实现些什么。国家既不是血缘关系，也不是语言学或领土意义上的集合体，更不是住所上的临近。国家的本质并非物质的、惰性的、固有的以及有限的。它是一种纯粹的活力——想要一起完成某项事业的愿望，并且国家的概念因此而不受任何物理限制的束缚。
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讲述过希腊—罗马世界的苦难和灭亡，我的读者们可以参考其中的内容以获得更具体的细节。不过眼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萨韦德拉·法哈多设计的著名政治徽章有着极大的独创性：一个箭头，下面写着一行字：“不升亦不降”。这就是国家。不是某个静止的物体，而是一种运动。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迎来送往。就像每一种运动一样，国家也有自己的终点和起点。在任何时候将一个国家的生活真正地剖开，都会发现在其中存在着一条共同生活的纽带，有些似乎是建立在物质属性的基础之上，比如血缘、语言或者“自然边界”。一种静态的解释会让我们相信：那就是国家。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该人类群体正在做着一些共同的事情——战胜其他民族、开拓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时刻它都在超越着构成其统一体的物质法则。这就是国家的起点和终点，其联合的缔结恰恰是对任何已有的联合体的取而代之。当这种朝着更长远发展的动力出现障碍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垮掉，而此前存在着的，并且一度被视为国家的物质基础之纽带的种族、语言、自然边界等，变得毫无意义。国家彻底土崩瓦解了。
6
只有存在于每一时刻的两面性——已经存在的联合以及正在结成的联合——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我们知道，至今对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定义能让它适合于现代人的接受范畴。城邦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直观可见。但是在德国人和高卢人中兴起的新型公共联合体，亦即西方的政治灵感，是一个非常模糊且转瞬即逝的东西。考据学家，也就是如今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棘手的事实面前，几乎感到与当年恺撒和塔西佗试图用罗马术语阐述那些原始国家——包括阿尔卑斯山以北、莱茵河以外或者西班牙——的性质时一样困惑。他们将其称之为公民共同体、部落、民族等，但也意识到这些名称均不适合。那不是公民共同体，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都不是城市。他们甚至无法用这个词语去语意模糊地指代有限的领土，因为新生的民族总在无时无刻地更换着土地，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在不断地扩张或缩小自己所占据的地盘。他们中也无一是种族上的集合体——即氏族、民族。无论我们把范围向过去延伸到多久以前，构成已经出现的新兴国家的种群之间均找不出什么血缘关系，他们都是不同血统的组合。如果国家既不是血统的共同体，也不依附于领土，并且和任何此类因素都没有关系，那么，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因此，欧洲的真实处境将会是这样的：灿烂悠久的历史将会使之步入各方面均有所提升的新阶段；但与此同时，从过去沿袭下来的体系则在塌缩，成为扩张的障碍。欧洲是以各个小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意识和情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然而如今，她却发现不得不去超越自己。这应该是未来几年之内将会上演的大戏之梗概。欧洲能否摆脱过去残余的限制，还是永远沦为其囚徒？在历史上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一种伟大的文明因为无法采纳取代该国传统国家观念的新观念而终结。
就像常见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简单地接受现实能带来解决的关键。但我们学习任何诸如法国、西班牙、德国之类“现代国家”的演化时，问题已经显而易见，那就是：在某一时期国家的组成要素将在此后的年代里被一一否定。起初，国家就像是一个部落，而它旁边的部落仍非国家；此后，国家由这两个部落组成，逐渐发展成一片区域，此后就是一个州、一个公国乃至一个王国之类的规模。一开始莱昂是国家，但卡斯提尔就不是；随后，莱昂和卡斯蒂利亚都成了国家，但阿拉贡不是。从而，两项原则的存在变得显而易见：首先是多变且不断的迭代——部落、区域、公国、王国，同时它们的语言和方言也在随之变化；其次是永久性，国家可以自由地跨越所有的边界，并主张与第一项的完全对立面达成一致状态。
为了让我的话更有理有据，让我们举一些具体的实例，比如以制造汽车为例。尽管汽车是纯粹的欧洲发明，但如今北美的产品明显品质更优。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是：欧洲的汽车工业正在衰退。但实际上，欧洲的汽车制造者们很清楚，美国产品的优越性并不在于大洋另一端的人们具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优势，而仅仅因为美国人拥有面向一亿两千万消费者的、不受限制的市场。想象一下当欧洲工厂面对一个涵盖了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其殖民地和保护领地的市场时，如果说为五亿乃至六亿人设计的汽车会比福特更好更便宜，恐怕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吧？确定无疑的是，美国在汽车工业方面最独到的优势是市场规模及同质性带来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工业的“合理性”是其市场规模的自发结果。
考据学家们——这是我给如今自称为“历史学家”之人起的名字——往往不假思索地从我们转瞬即逝的时代算起，也就是从此前的两到三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们的状况开始，设想韦辛格托里克斯如何建立起一个从圣马洛到斯特拉斯堡的法国，或者熙德联盟如何争取到从菲尼斯特雷到直布罗陀的西班牙。这些考据学家——就像天真的剧作家一样——几乎总是将他们的考据对象想象成参加过三十年战争的英雄。为了向我们解释法国和西班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设想在法国和西班牙诞生之前，其国民的灵魂深处就已经存在一个联合的前体；就好像在法国和西班牙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似的！换句话说，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不需要经过两千多年的捶打就能凭空降临！
欧洲人当前在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均受到了来自国家的限制，因此第一次感到他们的那些计划——换句话说，那些可能性——与他们身处其中的集合体规模之间完全不相称，进而意识到，无论身为英国人、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其实都与乡下人无异。他们已经注意到，与以往相比自己变得“匮乏”，因为曾经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各自相信自己就是整个宇宙。在我看来，这就是如今折磨着欧洲人的衰落感的真正来源。因此，衰落真正的根源是纯粹精神性的，但同时也充满矛盾，因为衰落的预感恰恰来自于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却发现自己为旧组织所限制的事实。身处旧组织中的他们，找不到任自己一展身手的空间。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代国家仅仅是可变原则的当前表现，注定需要不断迭代。当前这一国家原则并非基于血统或者语言，因为在法国或者西班牙，血统或语言的一致性是国家形成的结果而非原因；这条原则当下的基础就是“自然边界”。
议会威望的丧失与它们声名狼藉的缺陷毫无关系，即议会被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问题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原由，那就是欧洲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发挥议会的作用，同时又对公共生活的传统目标失去了敬畏。也就是说，欧洲人对自己感到受限并被囚禁于其中的国家不再抱以任何幻想。如果对议会威望的丧失这一已经讨论颇多的话题再仔细地多做一点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法国，公民都不再对祖国怀有敬意。对体系中具体细节的改变并无甚用处，因为不敬远非种种细节所导致，而是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物。
对于一名老练的外交官而言，利用自然边界这一概念作为其论证的利器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历史学家却不能将其作为避难所躲藏起来，仿佛它能充当永久的壁垒。实际上，它非但不可能永久，甚至连设置都不足够明确。
我们最好重新提醒一下自己，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创造出了比19世纪议会制下更强大、更高效的国家。很显然，忘记如此毋庸置疑的事实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愚蠢。因此，我们不能将承认改革立法结构使其变得更加有效的可能性以及紧迫性，与将其论断为彻底无用混为一谈。
严格地说，我们不要忘了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正试图找到我们如今称之为国家的民族国家与其他形式的国家——比如城市国家，又或者如奥古斯都建立的帝国那样的另一种极端形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3]如果我们想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晰简洁一点，那么可以试试换种说法：在我们已知的国家中，比如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德国等，究竟是什么力量令数百万人民在一种公共权威的统治下共同生活？鉴于每一个联合体中都充满着各种异质性的血脉，显然它们不同于此前靠血缘联结的群落；但它们同样也不是语言学上的集合体，因为如今生活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曾经说着，或者说仍旧在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他们如今享有的种族以及语言上的同质性——如果能算得上是一种享有的话——正是从前政治联合体的结果。因此，非但血缘和语言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诞生，反倒是民族国家令血缘和语言上的差异程度有所降低。在不同国家中出现的情况大抵都是如此。国家刚好与过去血缘和语言的联合体相一致的情况极其罕见——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的话。这样看来的话，西班牙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举国上下都讲西班牙语，[4]同样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也不是因为在某一时期他们的主权领土界限恰好与阿拉贡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分布相吻合，才被称之为民族国家的。如果我们能调整自己遵循每一项现实都为我们判断是非留出余地的这种准则的话，我们应该能更倾向于接受如下推测，从而更接近事实：每一个语言学基础上的结合体，无论拥有着何种程度的领地，几乎都是过去政治统一形成的沉淀物。国家始终是位了不起的语言翻译。
现在，人们所能做出的最好建议就是制度需要改革，因为话语中指出了制度的不可或缺，并且具有创造新生的能力。如今的汽车，正是诞生于1910年以来的所有反对声音之中。不过，议会之所以会陷入粗俗议论而不受尊重的地步，并非由于上述整套反对意见而起。比如说，当有人告诉我们议会是没有效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发问：“为什么会变得无效？”毕竟效应是一种手段在被用以实现某种结果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议会的最终效应就应该体现在每个国家公共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要求声称议会已经失去效力的人至少提出能够真正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如果尚没有国家清楚如今必须要做些什么——哪怕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设想，那么指责议会制度的低效就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点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因此才令视血缘和语言为国家建立之基础的固执己见显得更为奇怪。
此处我们面临着一种幻觉，对其予以纠正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聆听每时每刻冒出来的蠢话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以议会为例，对于议会运行的传统方法存在着一整套看似正当合理的反对意见，但如果逐一落实对它们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证明议会应该被废止这一结论的正当性，恰恰相反，它们不过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议会需要改革。
对于这样一种观念，我认为忘恩负义和前后矛盾的成分几乎一样多。因为法国人将其真正的法国以及西班牙人将其真正的西班牙都归功于原则X，而正是在这个原则X的驱动下，原来基于血缘和语言建立起来的狭隘社会才得以被取代。由此看来，如今构成法国和西班牙的要素与过去令两国成立的元素已经截然不同。当人们意识到血缘和语言都不足以作为支撑统一体的原则后，便出现了另外一种类似的错误观点，即认为国家的理念产生自领土的形态以及“自然边界”的地理学神秘主义。但“自然边界”的概念同样是我们正面对着的一种幻影。对实际情况的大胆猜测表明，我们所谓的国家，是通过对大陆广袤的土地或者临近的岛屿进行分割而建立起来的，并由此推断其具有某种永久性和精神性的实际边界。就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它们都是自然边界，而正因为其具有的“自然属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神秘的陆地形式决定论。但是当我们转而考虑到已经论证了国家并非起源于血缘和语言结盟的社群时，同样的论证过程也会令上述神秘性失去效力。
在内部政治领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对于几乎所有了不起的民族如今竟都遭逢低潮这一政治生活中的奇怪现象，我们至今还没看到有什么敏锐的分析出现。我们被告知，民主政体已经失去声望。但正是对这一点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因为丧失声望本身就是非常令人费解的。诋毁议会制的言论无处不在，但是人们并没有在任何国家看到对其加以替换的尝试，即使是在空想家们的夸夸其谈中也没有出现更理想、更好的形式。那么，这种声誉的丧失也就不具备多大的真实性了。问题并非出在欧洲拿来充当公共生活工具的制度上，而在于人们想利用其达到何种目的。欧洲目前还缺乏足以满足个人生活之勃勃生机的能力。
再一次地，假如我们回首几个世纪之前，就会发现法国和西班牙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边界”而分裂成诸多较小的国家。庇里牛斯山或阿尔卑斯山也许比其他任何构成边界的山脉都更宏伟，莱茵河、英吉利海峡或者直布罗陀海峡也比其他所有造成隔离的水体更为可观，但它们却只能证明边界的“自然属性”之相对性，一切仍主要取决于某一时期的经济以及战备资源状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所有其他领域中，不过个中影响要素与经济领域有所不同。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例。如今生活在德国、英国或者法国的每个知识分子都在国家的界限中感到备受束缚；觉得他们的祖国完全就是个牢笼。有位德国教授如今意识到，他在其直接受众群体的驱使下去写作的那一类作品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他无比怀念早先法国作家或者英国散文家所拥有的自由。反之亦然，如今巴黎文学界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咬文嚼字的文学语言传统、形式主义传统正走向没落，他们倾向于在保持一些传统的优秀品质的同时，借鉴德国教授具备的优点来不断加强自身。
关于著名的“自然边界”说，唯一的历史真实性仅在于其构成了民族A向民族B扩张的障碍。对于民族A而言自然边界是障碍——或对共同生活或对军事行动构成障碍，所以站在民族B的角度，它就可以作为抵挡A的防御工事。这么看来，“自然边界”的想法成立的前提是一种比边界更为自然的东西，即民族扩张以及民族之间无限融合的可能性，而自然边界不过是终止这一可能性的物质障碍。所以过去或者更远古时代的边界，在如今的我们看来非但不能构成法国或者西班牙建国的基础，相反，它们是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大障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试图明确如今边界的基本性质，哪怕运输手段以及战争领域的新方法已经将它们过去作为障碍的有效性湮灭了。
在我看来，这种萎缩、无能的感觉，无疑严重抑制了欧洲在这一时期的活力，而其根源正在于欧洲的巨大潜力与其必须于其中展开行动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不均衡。解决重大需求问题的冲动和以往一样紧迫，但却为如今欧洲已经分裂为一些相对较小的国家之牢笼所束缚。消极沮丧的情绪构成了整片大陆的精神负担，就像有着宽阔翼展的鸟类，每每准备振翅高飞之际就会撞在笼子的栏杆上。
既然边界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基础作用，那么它们在国家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答案显而易见，并且在将民族国家与城市国家进行比较时，对于我们理解民族国家思想的真实含义至关重要。在任何一个阶段，边界的功能都是帮助巩固当时已经缔结的政治统一。因此，它们并不是国家形成的起点，恰恰相反，在形成的起点处它们毫无疑问是作为障碍存在的，但在此后国家一旦成立，它们又转而成为了加强团结的物质手段。
或许，问题的本质只是德国人或者英国人感到自己再不能创造出比以往更多、更好的东西了？没这回事。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内德国人或者欧洲人真实精神状态的成因。我们奇怪地发现，他们当下实实在在的沮丧状态并非源自对自己失去能力的感受，而是恰好相反，他们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同时，他们遇到了一些致命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使得他们无以将更强大的力量付诸实现。德国、英国、法国实际的经济界限，正是它们每个国家的政治界限。因此，真正的困难便找到了其根源所在：并非表现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经济问题，而是在于公共生活的形式完全不足以匹配经济能力发展的规模。
确实是这样的，种族以及语言也在其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与其说是这种自然的群集构成了国家，倒不如说是国家本身在其朝着统一的努力过程中受到众多种族和语言的反对，被它们构成的障碍所阻挠。当所有这些都被积极地克服之后，当终于实现了种族和语言的相对统一后，国家便继而得到了以上二者的巩固和支持。
不过，只要召唤做出如此公告的人，质询他的判断有什么确凿的、准确的数据作为理论依据时，就会发现他仿佛遭遇了沉船事故之人，只能摆出一副含混的姿态，为抓住些什么而肆意挥动着手臂。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当他们尝试去定义欧洲的衰落时，脑海中唯一浮现出来的并非具体细节，而是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也是如今每个欧洲国家都为之大伤脑筋的。但倘若我们对这些困难的本质有所洞悉的话，就会发现无一严重到对创造财富的力量构成影响的程度，况且，旧大陆也已经成功度过了更为深重的危机。
其实上述说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打消了我们将三种因素与国家成立联系在一起的错误的传统观念，接受一个新的事实：我们原本以为的组成要素，实际上恰恰是国家在成立初期遇到的根本障碍。（当然了，在打消错误观念的过程中，现在看来我倒成了牺牲品。）
现在我们最好回到这篇文章开始时提出的观点上来，即这些年来已经被大肆讨论过的奇怪现象：欧洲的衰落。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细节，衰落最先并不是由局外人看出来的，促成这一发现的恰是欧洲人自身。当旧大陆之外的人尚未想到这一点时，德国、英国、法国的一些人在脑海中就已经出现了暗示性的猜想：“我们已经开始衰退了吗？”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如今几乎人人都在讨论欧洲的衰退，就好像那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我们必须令思想专注于民族国家概念最独特的灵感、为其独有的政策，从中探寻其奥秘，而非倚仗那些无甚关联的原则，比如生物学或者地理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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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在试图理解现代国家的实质这一重大问题时去求助于种族、语言或者领土呢？纯粹因为于其中我们发现了在个体与公共权力之间根深蒂固的亲密与团结，而古代国家对此却是缺乏感知的。在希腊和罗马，国家只包含少数个体：其余的人——包括奴隶、同盟者、乡下人和殖民地居民等——仅仅都是臣民。但是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却没有任何人仅仅被视作国家的臣子，他们从始至终都享受着国家的参与者、合伙人的身份。
充满创造力的生命意味着精神绝对健康的政体，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并且需要受到持续的激励，令人们的尊严意识时刻保持活跃。充满创造力的生命也是精力充沛的生命，而这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成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或者作为统治者，或者降生于一个由某人统治的世界，认可其行使统治权的全部权力。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去统治，要么就服从。所谓服从，我指的并非一味屈从——这根本就是退化——而恰恰相反，是要尊重统治者，并接受他的领导、团结在他的周围，充满热情地紧紧追随他的旗帜。
不同时期在国家中以及国家间的联盟所采取的形式差异极大，尤其是司法形式。尽管在社会等级和个人地位上存在很大的区分，一些阶级相对享有特权，而另一些则没有；但如果我们试着去解读每一时期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体验其精神的话，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积极的臣民、参与者以及合作者。
好吧，这就是整个世界不可避免将要面对的情况。如果欧洲人逐渐习惯于不再统治，那么只消一代半左右的时间就足以使得旧大陆连同整个世界变得道德怠惰、智力贫瘠，出现大范围的野蛮化。只有统治带来的期望，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克己复礼的纪律能够令欧洲人的思想保持张力。由权威意识创造的滋养氛围是科学、艺术、技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根基出现匮乏，那么欧洲人必将逐渐堕落。他们的心灵将失去那种深深扎根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驱使着他们精力充沛、勇敢、坚忍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伟大的新想法。欧洲人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平庸之辈。无力付出充满创造性的、精深的努力，势必将不断落后于往日，囿于传统和习俗层面。欧洲人会堕落成一种普通的、庸常的、空虚的生物，就像衰落中的以及整个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
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国家从来都是——远古、古代、中世纪、现代——由一小群人向其他人类群体发出邀请，以共同完成某项事业。
除了那些由于年轻还处于“史前期”的例外，迄今为止欧洲对统治世界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已经足以使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气势低落，这已经足够严重了。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性时刻接踵而至，因为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连欧洲人自己都士气低落的程度。我不会因为我是欧洲人就对此避而不谈。我也不会说：“如果欧洲人不再继续掌握统治权，我就会对整个世界失去兴趣”之类的话。如果确实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取代欧洲在掌权以及引领世界方面的位置，那么欧洲失去统治权根本不会对我构成困扰，我甚至对此都不会过问。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会使得欧洲人的所有美德和品质都消失不见的话，那么我宁愿这个世界无人统治。
所谓事业，很可能存在着种种中间阶段，但从长远来看却包含在了某种共同生活的组织中。国家和共同生活的计划、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规划，都是不可分割的术语。国家在促使群体结成联盟的不同方式下建立起各自的类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国家从来没能成功实现彼此间的融合。罗马统治着意大利人以及乡下居民，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却没能让他们与自己团结起来。即使在城市中，也没能实现市民在政治上的融合。更不要忘了在共和政体下的罗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两个罗马：元老院和平民。国家的统一并没有超越在不同群体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结，因而彼此之间依旧隔阂而陌生。也正因如此，当帝国面对威胁时就无从倚仗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不得不通过管理和战争的官僚措施进行聊胜于无的防御。
因此，那些认为伟大民族的活动与伟大个人的活动出自同样动机的想法是不宜采纳的，那只是利己主义的灵感。想要成为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并且这样的人也从来没见成功过。伟大民族以及伟大个人的利己主义，都带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因为它们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某项重大事业之中。当我们开始着手做事，将自己投入到某个目标的实现之中时，便不可能奢望照顾到每一位路人——即使他们从我们身旁经过，让我们拥有展示利他主义的机会。令旅行者们在西班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询问某条街道或者某个广场怎么走时，被询问者总会停下脚步，慷慨地将自己的时间献给陌生人，亲自带其前往目的地。我并不否认，在这种宝贵的西班牙式性格之中根植着慷慨大方的基本元素，并且我很高兴外国人能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指路的行为。但是每当听到或者读到类似报道的时候，我总抑制不住地冒出深深的怀疑：“在我的同胞们遇到问路者前，他们自己真的有要去的地方吗？”在很多情况下，西班牙人看起来似乎根本无处可去，没有任何目标或者使命，他们只不过是想跑出去看看有没有以其他人的生命稍作填补的可能性。据我所知，有相当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国人经常跑到街上去偶遇陌生人，以期能同路一程。
每一个希腊以及罗马群体之所以没能与其他群体实现融合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对此本书并不便展开叙述，但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古代世界的人们以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方式去理解国家不可避免的统一，即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性。[5]也就是说，罗马理所当然要去统治而不是服从；其他人则自然而然应该服从而非统治。如此一来，国家在围墙之内，在由城墙所限制的城市之内被物质化了。
权力的执行不会是徒劳无功，它将一份压力施加于他人。但是，并不仅限于此。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将与纯粹的暴力无异。我们必须记住发号施令具有双重效果：手握统治权的人一方面在指挥人，另一方面在指挥人们完成任务。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们所被授命去完成的事情，正构成了他们自身事业以及历史命运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任何帝国不是生命规划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帝国生命的规划。席勒写下的诗句所言甚是：“当国王着手建设，马车夫们就有事可做。”
但是，新兴民族以一种相对不那么物理性的方式来解读国家。鉴于国家是关于共同事业的计划，它的现实就理应是纯粹动态的，总有某些事情需要去做，整个群体都处在行动状态中。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人都构成了国家的一部分，都是一个为该事业贡献力量的政治主体；民族、血统、地理位置、社会阶级等种种因素都退居二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古老的群体——换句话说就是命中注定的、不可变更的群体——使政治伙伴关系得以命名，而是有着明确行动计划的未来群体。不再是过去的状态，而是要创造的未来，将我们与国家紧紧联系到一起。因此，西方政治统一体轻松地逾越了幽禁过去国家的种种限制。与古人类相反，欧洲人表现出面向未来之人的面貌，清醒地活在未来之中，并从未来的角度决定当下所采取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就日趋将自我封闭起来，没有给自己或他人留下任何计划。因此，当前的一切不过是十年前的历史重演罢了。
这样的政治倾向无疑会促进国家朝着更丰裕的统一体发展，原则上来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进程。融合的能力是无限的——并非仅限于个人民族之间的融合，还包括更具民族国家意味的融合：在同一政体下所有社会阶级的融合。与国家在领土以及人种方面的扩张相应地，内在的融合也变得越发密切。民族国家的本质是民主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比其他不同的政府形式间的差异更具决定性。
在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后，生命就彻底迷失了。纯粹的利己主义是一个迷宫，这并不难理解。真正的生活是被指引着去实现些什么，去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动机，也不是个人的生命本身，而是个人将生命付诸其中并最终从中解脱出来、实现超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任性地决定独自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么他就会停滞不前，困守原地，绕着同一个原点不断打转。这就像一座迷宫，像一条不会指引我们抵达任何地方的死路，它的自我本就已经迷失，内在的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不停地打转。
当以传统的社群为基础来定义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会将法国哲学家勒南的准则作为最佳接受下来，仅仅因为其中除血统、语言与共同传统等属性之外，添加了被称之为“日常平民表决”的新元素。但是，该名词的含义真的被理解清楚了吗？我们现在能否赋予它一个与勒南所提出的全然不同，但更贴近其本源的含义呢？
人类的生命，究其本质而言，必须要投注于某些事物之中，比如或低微或荣耀的事业，或者可能重如泰山也可能轻如鸿毛的命运。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况，虽然陌生但势不可挡，涉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一方面，活着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事或为自己做事；而另一方面，如果个人的生命是仅仅与个人有关的生命，不能由个人自己掌控而有所追求，那将会是脱节的、缺少张力的、只有“外在形态”的生命。近些年来，我们不断目睹不计其数的人将生命迷失在其自己的迷宫里，因为无所事事而游荡徘徊。一切指挥、一切命令都被叫停。这种情境乍看上去相当完美，因为每个人都获得了足够的自由按照意愿行事，去关照自己。其他民族也都同样如此。欧洲已经减轻了对世界的施压，但得到的结果却与预期中完全相反。回归自我之后，每种生命都流于空虚，苦于无事可做。然而又必须有些什么来填补虚空，于是他们为自己发明了种种享乐，将生命错误地投注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活动当中。今天是一回事，明天又是另一回事，哪怕两者完全对立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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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由谁来统治这个世界的问题，产生的任何一丝微弱的怀疑或者任何一点单纯的犹豫，都足以在每个人身上引起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道德沦丧的发端。
“在过去享有共同的荣誉，对未来抱有共同的期待：一起完成了不起的事业，一起孕育更大的梦想，这就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条件……从过去，继承一笔荣誉与悔恨的遗产；在未来，承担并实现同一张蓝图……国家的存在就是一场日常公民表决。”这就是勒南关于国家做出的著名定义。
但是西班牙人所做的却与此截然相反：非但没有抵抗那种他们在内在意识里持否定态度的权威，还试图扭曲自己的其余部分，使之与那些初始时便不具真实性的事物保持一致。只要这种趋势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我们这一种族的人们抱以任何希望都只是徒劳。任何一个国家和权威的本质带有欺诈性的社会，对想要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艰巨的任务，都不可能有充足的精力。
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它超乎寻常的成功之处？毫无疑问，要归功于最后一个分句中优雅的转折。国家基于“日常公民表决”的设想具有令我们感到自由的效果。血统、语言以及共有的历史都是一种静态的原则，僵化并且惰性，缺陷足以致命；它们仿佛就是牢笼。
由于其本质中不健康和反常的东西不可能被转化为健康的常态，因此人们决定调整自己以适应实际上是错误的事情，令自己成为罪恶或者无规则本身的一部分。个中机制和流行的谚语中暗示的内涵颇为相似：“一个谎言会接连引发一百个谎言。”每一个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即不具备资格的人想方设法去行使统治权，但在一种强烈直觉的驱动下，人们凝聚全部的力量粉碎了这种想要掌权的不正当欲求。他们驳斥了出现的不正规行为，并且因此而重整作为一个民族的士气。
如果国家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将其抛之于脑后，不再为此费心。倘若国家成为了一种既定存在，而不再关乎人类的创造与活动，那么当其遭到进攻的时候，人类甚至都没有必要再予以捍卫。
如果将普通西班牙人的个性提交到这项测试中，结果应该是有趣甚至有用的。但是，执行起来的过程一定会非常令人不快，并且结果虽然有用，却也会令人失望，因此我避免这样去做。不过，这倒也揭示出个人道德沦丧和堕落之深广程度，而它之所以出现在我们国家的普通人身上，则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都是一个在指挥和服从问题上持有错误认识的国家。所谓堕落无非指的就是将混乱无序作为一种常规且持续的状态予以接纳，或者说哪怕明知这种状态并非正确，却依然接受下来。
无论我们愿意承认与否，人类生活始终都被未来所占有。
在每一个社会中，指挥与服从的运行都是决定性的。只要在由谁指挥以及要谁服从方面存在疑问，那么其他方面注定会是不完美且低效的。即使是人类的良知，除非极特殊的例外，也会被扰乱和歪曲。除非人是一种孤独的动物，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与他人建立起联系，否则就没可能从这种统治权的迭代和危机中不受困扰地、完好无损地摆脱出来。但由于人在最本质层面上的社会属性，人格将会因种种变化而改变，而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往往是集体影响的直接后果。因此，如果将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分析，那么即使在没有更多数据的情况下，也依旧有望推测出在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方面，其所属的国家是如何形成国民道德意识的。
在任一确定的当下时刻，我们都心系随之而至的下一刻。因此，活着总是一连串马不停蹄、连绵不断的活动。为什么没人意识到，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试图令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呢？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对待回忆的态度。我们在当下时分勾起某段回忆，是为了对接踵而至的下一刻构成影响，而这甚至就是重温过去的唯一快乐之处。前一时刻羞怯隐秘地呈现给我们的快乐以令人期待的未来的形式照进现实，因此我们“对往日种种展开的回忆”实际上正是亲手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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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过去对人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能够指向未来。[6]
任何不忍直视这一悲观论断的人——即人们将不受控制，世界历史将因此重新堕入一片嘈杂，人类不得不重新回到开始的地方——都会严肃地自问：欧洲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正在衰落吗？她真的会放弃统治权选择退位吗？也许这种表面的衰落实为一场有益的危机，反而促使欧洲成为真正的欧洲？如果有一天欧洲的国家形成一个共和国，如果欧洲的多样性被统一的集合体所取代，那么这些国家如今明显的衰落是否就只是一种先验的必须？
如果国家仅仅包含过去和现在，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在其遭遇攻击之际站出来抵抗。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人不是伪君子就是神经病。真正的现实是，国家对未来的吸引力正是由过去折射出来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中的未来。而在那个未来，我们国家的存续似乎变得更令人称心如意。这才是动员我们采取抵抗措施的根本原因，而非出于血统、语言或是共同的过去。在捍卫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同时捍卫了自己的未来，而非我们的过去。
美国比俄国更年轻。虽然担心有夸大的嫌疑，但我总反复强调，隐藏在美国最新的发明创造背后的，是伪装起来的野蛮人。如今，沃尔多·弗兰克在他的那本《重新发现美国》里公开做出了同样的论断。美国人还没开始遭罪，因此认为他们具有掌权的资质不过是一种错觉。
以上才是我们应该从勒南的定义中得到的回响：国家是一幅华美的蓝图，其未来由公民投票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存在于过去的延续之中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它仅仅暗示出勒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有所欠缺的。
在纽约也上演着相似的情况。在那里，人们同样地将其实际的力量归功于所遵从的戒律。这是不对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些戒律都可以被简化为一种技术主义。多么奇怪啊！技术主义是欧洲的又一项发明，由欧洲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创造出来，而并不属于美国。同样非常奇怪的是，美国正是在这两个世纪之交酝酿着国家的诞生。我们被严肃地告知，美国的本质就是其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而不是像所有其他殖民地一样，美国是那些古老民族的又一轮回，尤其是欧洲的古老民族。出于与俄国的情况相异的原因，美国也提供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新兴民族”的特殊历史现实的典例。“新兴民族”通常仅仅被视为一个词组，但实际上，它和人类中有“年轻人”一样，都表述了明确的事实：美国的强大正因为它年轻，并使自己适合服务于现代技术主义统治的位置上，而如果当今世界的规则是佛教的，那么它同样可能为佛教服务。不过虽然如此行事，但毕竟美国才刚刚开启自己的历史，如今的种种尝试、纠纷、争端等，不过都只是起步阶段。美国还缺少很多东西，其中有些就与技术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矛盾。
所以，民族国家代表着的原则，相对于由血统所限定的古老城邦或者阿拉伯式的“部落”而言更接近于纯粹国家的概念。实际上，民族国家观点保留了许多对于历史、土壤以及种族的眷恋；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观察到以一个诱人的生存计划为基础实现人类团结的精神原则如何总能在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想说在西方的灵魂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完全自发地产生出诸如“过去的压舱物”“物质原则的相对限制”等概念；倒不如说它们生发自浪漫主义者对于国家概念做出的博学解读。
在每一个关于历史的伪装背后，我们都能找到两种互无重叠的事实：一种是真实的、本质的、深层的，而另一种则是浅表的、偶然的、流于表面的。就像我曾在其他场合下观察到的那样，一个经常被遗忘的事实就是民族的演化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方式：有些民族诞生于一派没有任何文明的“混沌”之中，比如埃及人。在这样的民族中，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的行动对他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指向。但另外还有一些民族，在他们诞生并发展的环境中，已经盘踞着某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比如成长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那里的海水已经为希腊—东方的文明所浸润。因此，罗马人所表现出的“姿态”中有近一半并非源于他们自身。而那些他们习得、接受的“姿态”往往具有两重性，其真正的含义是模糊而不够直接的。当一个人在实践某件学习到的行为时，其举止之下往往隐藏着自己真正的动机，比如在说某些外语词汇的时候，人们首先要将其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因此，为了洞穿伪装，婉转回环的方式很有必要，比如观察一下人们是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凭借一本词典对所看到的文本进行翻译的。我期待着能看到这样一本书，书中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了俄国历史。因为只有俄国人所拥有的力量才是俄国的力量，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力量。上帝知道那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唯一所能断言的，就是俄国还要花上数个世纪的积淀才有望掌权。这样说是因为她仍缺乏戒律，所以不得不假装遵循马克思的欧洲原则。不过鉴于她还足够年轻，所以这样的伪饰也足以为她所用。年轻人并不需要生存的理由，只要有借口可供使用就足够了。
如果19世纪的国家概念出现在中世纪，那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可能永远也不会诞生了。[7]这种说法会构成一定的混乱，令人混淆什么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动因以及构成元素，而什么只是为了巩固和延续其存在的要素。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掉吧——国家并非诞生自爱国主义精神。与此相反的观点在我看来即可算得天真幼稚，而勒南在他著名的定义中却承认了相反的观点。
但即使对它们究竟是什么缺乏足够的认识，人们还是能充分理解两者之间的共性。实际上，它们极其完美地符合了我经常说到的“历史的伪装现象”。究其本质而言，所谓伪装现象就是事实并非看上去那般的现象。它的外表，非但不是为揭示其实质，反而隐藏了它绝实。因此，人群中的大多数都上当受骗了。一般而言，当受骗的唯一办法就是预先知晓存在伪装这回事。海市蜃楼的出现同这伪装是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一现象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戳破视觉上的幻象。
如果说为了一个国家的成立，必须要求某一群体的人有能够回顾的共同过去，那么我就要问自己了，我们要如何去定义同一群人如今正生活在一起的实际状态呢？这个当下的时代很快也会变成过去。很显然，为了让他们说出“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宣言，这种共同的生活就必须消亡。我们不难看出来，所有考据学家、文献研究者群体的职业眼光都存在某种缺陷，使得他们无从认识除了过去以外的现实。为了成就考据学家的身份，首先必须有过去的存在，但国家却不是这样的。截然相反，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之前，国家首先需要创建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而在创建出来之前，又必须先要有关于它的梦想、愿望和计划。对于一个国家的诞生而言，拥有未来的预期已经足够，哪怕这个预期实现不了，甚至就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样以破产告终也无妨。在此，我们可以举勃艮第的例子来讲讲建国如何因不识时务而被迫中止。
如果有人能够取代欧洲的位置，那么即使欧洲失去了指挥权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新文明却连最微弱的迹象都没有出现。纽约和莫斯科相对于欧洲而言，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的代表。他们不过是欧洲秩序的两个截面罢了，倘若与其他部分隔离开来，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最清楚不过的事实就是，人们不敢去谈论纽约和莫斯科，因为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没有定论。
西班牙与生活在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各民族有着一段共同的历史，存在着共同的语言和种族，但是却没能与这些民族形成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据我们所知，是因为其中缺少了一个元素，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共同的未来。对于那些生物学上存在联系的群体，西班牙还不知道如何通过创造出一个关于未来的集体主义规划来对他们造成足够的吸引力。通过投票表决来决定西班牙的未来是行不通的，因此档案、记忆、祖先、“祖国”等对他们而言全部无济于事。这些先前的存在仅仅提供着巩固性的力量，但除此之外再无他用。[8]
发出哭嚎声的，正是那些带着孩子般的无知、声称欧洲已经失去统治权的人。行使统治权，也就意味着给人民一些能做的事情，指引他们融入自己的命运，防止他们将生命耗尽在一种空虚荒凉、漫无目的的状态中。
不过我已经看到，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构在本质上具有公民投票表决的特质。所有表现出来似乎与此相背离的一切，都是稍纵即逝、不断变换中的，它们仅代表着公民投票所要求的形式。勒南创造了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为它接通电源，令它像一束阴极射线般帮助我们直接洞穿一个国家最深层次的脉络，发现那由以下两部分元素构成：首先，以一项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对共同生活做出的计划；其次，那项有吸引力的事业给人们之间带来的粘着力。普遍的粘着力会引发内在的团结，使得民族国家与古代国家区分开来，此时联盟的产生以及维持并非来自于敌对族群施加于国家之上的外部压力，而在于国家自“国民”内部自发形成的深层凝聚力。事实上，国民此时就是国家本身，他们不再认为国家与自己没有任何关联——这正是国家不可思议的新特征。
伴随着自由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束缚的感受而生的，是一种内在的空虚感。“失业”的生存状态对生命而言，是一种比死亡本身更为严厉的否定。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明确的事情要做，有需要达成的目标，而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对生命置于其中的某种任务采取逃避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令生命沦于虚空。不久之后，整个世界都将听到一阵可怕的哭喊声，就像无数只狗向着星辰狂吠那般升腾而起，要求着某些人或者某些事能掌握指挥权，将职业与责任强加到他们的肩头。
然而勒南险些毁了其定义所取得的成功，因为他视公民投票为一个回顾性的元素，认为一个已经成立的国家之存续正依赖于选举之上。我更倾向于改变这一定义的使用方向，令其在国家的萌芽阶段便具有正当性。这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改动，因为事实上民族国家永远不可能真正彻底形成，这一特征恰恰构成了它与其他类型国家之间的差异。国家不是正在建设中，就是处于行将毁灭的进程里。永远不可能出现第三种状态。国家要么赢得了拥护者，要么就在失去民心，而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时期里，国家是否代表了一项充满生机的事业。
事实就是如此这般简单。整个世界——包括国家和个人——都在分崩离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趋势都令人们感到相当愉悦，甚至一度引起了一种模糊的幻觉，令下等阶层认为他们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摩西的十诫从它们被凿刻在石头或青铜上起，就保留着其沉重的品质。“统治”（command）一词的词源传达着将重量放置到某人手中的概念。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令人厌烦，而整个世界的下等阶层又已经厌倦了被指挥和命令，于是便趁机摆脱戒律的繁重任务，在如假期般的氛围中充分享受闲暇带来的快乐。但是，这样的假日时光并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了戒律迫使我们必须按照某种方式而活，我们的存在就会仿如“失业”一般随意。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精神状态，就连当前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人也会饱受其苦。
因此，此刻最有启发性的就是去回顾一系列曾成功地赢得了西方人热情的统一大业。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公共生活中，还是最私人的关注领域里，欧洲人斗志的激发都依赖于此。是否可以预见一项重大事业决定了他们是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还是陷入彻底的松弛之中。
对于欧洲，我们首先所指的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三位一体。正是在全球被它们所占据的势力范围内，人类的生存模式已经成熟，世界才以此为依据被相应组织起来。如果真的像如今宣布的那样，三者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它们的生活规划早已失去了有效性的话，那么世界正处于崩解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研究还清楚地展示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古人的国家事业并不意味着在其发起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粘着力，正因如此，所谓的国家总是受到致命的限制——由部落或城市构成的限制，但这项事业就其本身实践而言却几乎是无限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波斯、马其顿还是罗马——都有可能成为囊括这颗星球上任何部分的一个主权统一体。但这样的统一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内在的、最终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服务于军队和统治者的管理效率的产物。在西方国家的统一进程中，必然要经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阶段。在欧洲从未有过任何帝国在疆域上达到足以与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所打造之帝国相媲美的程度，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更为困惑才对。
但是，如今发生在欧洲的情况却是不健康并且不正常的。虽然并没有新戒律诞生的迹象，但欧洲原有的戒律却已经失去其效力。我们被告知，欧洲已经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了，然而却没人看到有谁将取代她的位置。
欧洲民族国家的创造过程总体遵循着以下节奏：
这和当前世界的情形是不是如出一辙？有传言说，欧洲律法的诫命已经不再有效，鉴于此，人们趁此机会过上了不受限制的生活。因为欧洲律法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律法，所以这并不像过去发生过的那样，是新的标准发展起来取代了旧有标准的问题，也不是一种新的狂热以其年轻活力不断吸收持续降温的老旧热情。那实际上是自然更迭的标准程序。更进一步说，老旧的之所以被判定为过时，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老态龙钟，而是它正面对着一个新的规则，而后者正由于其崭新，便足以让旧的成为古董文物。同理，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就不会感到自己垂垂老矣，又或者衰老的进程会大大减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机器。一辆十年前生产的汽车似乎比二十年前的火车头更像古董，只不过因为一代代发动机的生产有着更快的更新速度。这种伴随着新生代崛起而生的衰落，是一种健康的象征。
第一步——西方特有的直觉使得人们感觉到国家是不同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统一中实现的融合，最初起始于在地理、种族以及语言上最接近的群体中间。并不是说种种相似性构成了国家的基础，而是因为相邻群体之间的多样性最容易被克服。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个吉普赛人进行了忏悔，但是谨慎的神甫问他是否了解上帝律法的诫命。对此，吉普赛人回答说：“是的，神父。我本来是要学的，但我听说他们要将其废除掉。”
第二步——此为必经的一段巩固时期，在此期间新国家之外的民族统统被视为异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敌对势力。人们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采取了排他性的态度，将自己闭锁在国家之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表现出了如今所说的国家主义。但事实上，尽管他者在政治上被视为陌生人和敌手，但彼此之间在经济、文化以及道德方面却依然建立起联系。民族战争有助于平衡技术和心理层面上的差异，传统上的敌人逐渐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变成了同类，敌对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同样属于人类集合的意识开始浮现出来。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置于己方对立面的外方和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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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国家开始享受充分统一带来的成就。于是，新的事业诞生了：团结那些昔日被视为敌人的民族。人们越来越相信，敌对民族在道德以及利益上与自己相似，具备形成一个国家性群体的可能性，从而共同对抗其他那些更疏远、更陌生的群体。至此，崭新的国家观念已经日臻完满。
这就是当世界不再有人统治后，会出现的第一个后果；而这些开始反叛的大众民族，并没有一个确定可执行的任务，也缺乏任何生活规划。
举个例子让我的论述更容易理解一些。人们习惯于断言早在熙德时期，西班牙就已经具有国家意义。为了让这一理论更有分量，还有人补充说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圣伊西多尔就已经提到了“西班牙，我的母亲”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在历史观点上犯下的非常幼稚的错误。在熙德时期，莱昂—卡斯蒂利亚国家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两者之间的融合才是那个时代的国家观点，是当时具有政治有效性的观点。而另一方面，“西班牙”是当时主要为博学者所使用的概念，是罗马帝国在西方传播的诸多富有成果的概念之一。作为帝国后期的一个教区，“西班牙人”已经习惯于以行政统一的方式与罗马建立起联系。但是，这种地理—行政上的概念只是一种对外部事物的接受，而非来自于内部的灵感，更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对未来有什么渴望。
那么结果会怎样呢？欧洲创造了一个标准的系统，其功效以及成就已经为几个世纪的时间所验证。那些标准并不是最好的，远远不是。但毋庸置疑，只要还没有其他标准存在或成形，它们就足以作为唯一明确的标准。在将它们彻底排挤掉之前，首先要制定出新的标准。现在，大众民族已经认定欧洲文明所包蕴的标准系统彻底破产了，但由于他们并不具备制定新标准的能力，于是便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只能以放飞自我和拿倒立来消磨时间。
无论11世纪的人们多么希望这一想法成为现实，我们都要认识到它甚至达不到希腊人在4世纪时所持观念的那种活力与精确性，尽管希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概念。或许更恰当的历史比喻应该是：希腊国家观之于4世纪时的希腊人、西班牙国家观之于11世纪乃至14世纪的“西班牙人”，就像欧洲观之于19世纪的“欧洲人”。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试图在分类中加入一种如今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新型人类，我称他们为大众人，并且发现他们的特点正在于感觉到自己的“平庸”，进而要求享有平庸的权利，并且拒绝接受任何优越于自己的权威。如果这种心态在每个人心中都占据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当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同样的心态很自然地也会从国家层面上显现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大众民族，他们决心反抗卓有创造力的民族，而那正是构成了历史的少数派。看着这个或者其他弱小的共和体，在它们那偏僻的角落里踮着脚尖开始责难欧洲，声称欧洲在世界历史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实在是非常滑稽可笑。
从中我们得以看到，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是怎样如同一段旋律般朝着它们的目标一路奏响。哪怕仅是昨日的趋势也必须等到明天，才能得以在国家灵感的最终流露中变得具体化。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讲，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时代终将到来。
如今由各个小国呈现出的无聊场景简直糟糕透顶。因为传说欧洲已经衰落，并且让出了自己的统治权，生瓜蛋子般的一众新兴小国便开始欢呼雀跃、摆姿态、拿倒立，或者大摇大摆地表现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彰显自己作为命运之主人的身份，“民族主义”的浪潮几乎随处可见。
对如今的欧洲人而言，欧洲能够转化为国家观点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和11世纪关于西班牙统一的预言相比起来，对此持有信念并不显得过于空想主义。西方民族国家对于其真正的灵感越忠诚，就越有可能最终自我成就为一个幅员辽阔的超级欧陆国家。
不仅他如此，其他很多人也都同样这般行事。最终，社会、所有的国家也都开始这么做。当前世界的行为方式带有非常典型的幼稚色彩。在学校里，当有人说老师已经离开了的时候，一群年轻人就彻底解放了，他们开始放飞自我，变得狂野起来。他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了那种从老师的存在所带来的压力下挣脱出来、彻底摆脱束缚、感到自己主宰了命运的快乐。但是，一旦指导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及任务的计划终止了，这群年轻的乌合之众本身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日常活动和有意义的目标，一切都变得缺少连续性和目的性，因此他们接下来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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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太多关于欧洲衰落的讨论，因此不少人已经将其视为确凿的事实。他们并非真的相信情况已经得到证实并且非常严重，但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尽管并不能诚实地回忆起具体是在哪一时间点开始对此观点产生了信念。沃尔多·弗兰克最近出版的新书《重新发现美国》完全建立在欧洲已经危在旦夕的假设之上。但是，对这一构成其理论之基础的重要事实，弗兰克既没有分析，也未作讨论，并且对该事实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在丝毫没做进一步调查的前提下，他就直接从该论断出发，仿佛那就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正是这种轻率的态度让我相信，于弗兰克本人而言，并不真的确信欧洲的衰落；远远没有，他从没给自己找这个麻烦，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去搭乘电车没什么区别，而陈词滥调就是智力交通的电车轨道。
当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的时候，欧洲几乎就在其内部和周围充当一种背景性的实际存在。这是自文艺复兴开始以来欧洲所呈现出的统一局面，欧洲的这一背景是由各个国家本身组成的。虽然各个国家对此一无所知，但已经逐渐从好战的大多数中撤离出来。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之间虽然斗争不断，形成各种对立的联盟后又持续不断地再打破再更新。但所有这一切，无论战争也好、和平也罢，都代表了一种互相之间平等共存的态度，是罗马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没能与伊比利亚人、高卢人、不列颠人或者日耳曼人之间所达成的关系。历史已经将冲突——亦即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凸显到了时代的前景之中，那很难成为统一的种子得以萌发的土壤；不过，当战场上正激烈交战的同时，还有一众其他领域里正与敌人展开着贸易往来，交换着思想观点、艺术形式以及宗教信仰。有人也许会说，斗争冲突只是一块帷幕，大幕后面和平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登台，将敌对国家中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每一代都开始拥有越发相似的灵魂。为了论述得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灵魂此刻以及未来都将存在各种人们所能想到的差异，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心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在社会事业的各项内容上也在不断趋同。宗教、科学、法律、艺术、社会以及情感价值取向都开始趋于相似，而正是这些构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必需品。因此，同质性达到了空前高度，甚至超越了用同一个模子浇铸出所有灵魂的程度。
近几年来，有很多关于欧洲衰落的讨论。我希望人们不要头脑简单地一提到欧洲或者西方的衰落，就想到斯宾格勒。实际上，在他的书问世之前，每个人就已经开始讨论西方没落的问题，而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书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此番怀疑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尽管是以最混杂的方式并出于最多样化的原因。
如果对我们如今的精神储备——包括观念、标准、愿景、设想等——列一个详细目录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不是法国人的精神储备得自法国、西班牙人的精神储备得自西班牙，而是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欧洲的共同遗产。事实上，如今我们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于欧洲，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国、西班牙或者某一国家对我们各自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做一个将自己的生活限制于“国家”之中的实验，将所行、所思和所感中一切来自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影响的地方统统剥离的话，结果就会令人感到异常恐惧。我们发现仅靠自己根本无法存活下去；我们精神财富中近五分之四都继承自整个欧洲的共同遗产。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情况，而其他的一切不过都只是其结果、条件、征兆，或者先导事件而已。我从没说过欧洲已经丧失了统治权，但是在这些时代里，欧洲对于自己是否保持着统治，以及未来是否仍将居于统治地位严重起疑。与此相应地，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出现了一种相关的精神状态，即怀疑自己此刻是否仍为任何人所统治，并且他们对此同样难以定夺。
对于当下我们这些欧洲人最紧要的使命，就是去履行在过去四个世纪里“欧洲”一词所蕴含的希望和价值。任何对此的反对态度都是基于旧“民族国家”观念的偏见，也就是以过去为基础的国家观念。我们很快就能做出判断，欧洲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是否身为坚持扭脸朝向过去的罗得之妻的后裔。我们上文中对罗马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古代世界之人的讨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某一特定类型的人而言，想要让他们摒弃一度占据其头脑的国家观点是极为困难的挑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有意与否，民族国家的观点是欧洲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并非得自考据学家对他们进行的迂腐说教。
不过，这对于我将要说的内容似乎有过度说明之嫌，我所要谈论的东西对于哲学问题而言相距甚远。实际上我想说的只是在世界的历史上，实际发生着的无非只是如下情况：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是世界的统治者，而现在欧洲不再确定自己是否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以及是否仍将继续作为统治者。为了将问题缩减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对当前时代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要进行一番夸大，因此无论读者是否愿意，我们都要记住：思想就是夸大。如果你倾向于不去夸大，那么你必须保持沉默；又或者，你必须消解掉你的智慧，想方设法让自己变成白痴。
至此，我也就可以总结本书的论点了。当前的世界正遭受着严重的道德颓废，在种种迹象之中，尤其以大众的反叛最具代表性。大众的反叛之根源恰恰在于欧洲的衰落，对此，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过去我们的大陆对世界上其他部分以及对其自身掌握的权力被动摇了，欧洲难以确定自己是否依旧拥有统治权，又或者是否已经被世界的其他部分所统治。历史的主权发现自己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因此，如果凭借这一结果的光亮对康德时代以来的全部哲学进行检验的话，我们或许就会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说过类似的话。那么若真是这样的话，哲学发现无非就是重新揭露的过程，将深埋的东西重新挖掘出来。
已经不会再有“极大丰富的时代”了，因为这暗示着一个清晰的、预设好的、明确的未来，就像19世纪假想过的那样。基于这种假象，人们认为自己对于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了如指掌。但是再一次地，因为不知道世界将由谁来统治，以及权威将如何被组建，地平线向着崭新的未知方向铺展开来。不知道将由谁——或者说由哪个民族或者民族群体来统治这个世界；进而意味着不确定是哪一种族、意识形态，以及偏好、标准和生机盎然的运动体系来指引未来世界。
这种理性知识的理论会惹恼希腊人。因为希腊人相信，正是他们发现了理性、概念和现实本身。而我们却与之恰好相反，相信概念就像人类日常用惯的工具，我们需要概念并对其加以使用，借此阐明自己在无限且问题重重的现实世界中所处的位置。生活就是一场为维持自身而与世上纷杂事物展开的斗争，概念则是我们在面对攻击时制定的战略计划。因此，一旦我们洞察到概念的本质，就会发现它并不会告诉我们关于事物本身的信息，而只是总结出它能够被用来做些什么，或者它能做些什么。根据这种观点，概念的内容总是非常关键，它具有两种可能性：积极主动，或者消极被动。虽然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还没有被任何人阐述过，但在我看来，它是操用康德的哲学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
没有人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人类的核心事物在不远的未来将受到何种牵引，于是地球上的生命呈现出过分转瞬即逝的特性。如今人们所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在他们的内在意识——中完成，都显得极为促狭，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某些学科中的特定领域了。对于当前人们公告、支持、尝试和赞美的每一件事情持怀疑态度者，才是真正充满智慧之人。因为所有一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种种事物，从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指的是狂热，而非运动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从“新艺术”到在风格愚蠢的矿泉疗养地进行日光浴，无一幸免。没有哪件新鲜事物是带有根基的；都是凭空发明出来的产物，用不好听的话来讲就是几乎等同于心血来潮的胡思乱想。它们并不是有着坚实生活基础的创造，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真正的冲动或者需求。也就是说，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它们统统都是虚假的。我们当下过着一种自相矛盾的生活，一方面培养了真诚，但同时却实践着欺诈。只有当我们感到生活具有不可改变的必要性时，真理才会存在。然而，如今却没有哪些政客感到自己的政策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他们的态度越是极端，他们的行为便越是轻率，也就越发不会为命运所鼓舞。唯一扎根于土地之上的生活，唯一原地生发的本真生活，必然是由不可阻挡之行动构成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们可以选取、背离或者拿去交换其他事物的东西，都仅仅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伪造。
每一个概念，无论是最简单的还是最具技术含量的，都在其自身的讽刺框架内，就像几何切割的钻石被镶嵌在黄金底座上。概念极为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是A，那件事是B。”但这里的严肃性是那种拿你开了个玩笑后硬装出来的严肃性，是那种强咽下笑意后不稳定的严肃性，如果不小心地紧闭双唇，随时有可能爆发出笑声来。我们都很清楚，事情并非这个是A、那个是B那么简单，概念真正蕴含的与其表面告诉我们的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而讽刺正出现于其中。它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很清楚，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并不是A，那个也并非B；但是通过将它们说成是A和B，我可以从实用角度出发对这两件事有所理解，并采取一种具有实践性的态度。
今天的生活是过渡时期结出的果实，诞生于过去和未来两种历史规则之间形成的真空地带——那是它过去的模样，那也将是它在未来的样子。由此可见，当下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讲是暂时性的，使得男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真正值得去效力；女人们也不清楚究竟哪种类型的男人真正值得交付真心。
当然了，在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无穷多的事情。因此，任何试图断言当今世界上正发生着什么的尝试，都必然只会使得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可笑之处。我们不能直接地完全了解现实，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只能专断地构建一个现实，假设事情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纲，一种概念或者概念的框架。由此，仿佛通过一种“视界”，我们开始看向真正的现实，也唯有由此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近似的印象。科学的方法正蕴含于其中，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这其中蕴含着对所有智慧的运用。当我们看到朋友从花园小径上走来时，我们会说：“这是彼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在一番深思熟虑之余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彼得之于我们，代表着一系列行为方式的复合体，无论是物理方面还是道德层面，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性格”的东西。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朋友彼得本人和概念上的“我们的朋友彼得”之间没有半点儿相似之处。
除非开启一番伟大的统一事业，否则欧洲人感到简直活不下去。当事业缺席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在退化，变得懈怠，灵魂也逐渐开始麻痹。在我们今天亲眼目睹之前，一切便早已有了发端。直到今天终于以国家的身份为人所知的群体，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扩张的巅峰。欧洲人已经无法可想，除非领导着他们向更高层次演化。当下的欧洲人不过是在大陆各处聚集，令欧洲饱受其累，举步维艰。尽管与以往相比，我们拥有了更多元气满满的自由，然而却感到在自己的国家内简直无法呼吸，因为到处都是凝滞的空气。一个曾向八面来风张开怀抱的国家如今却沦为一个促狭、封闭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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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已经看出需要一种新的生活秩序。但就像通常在类似的危机中会发生的那样，有些饥不择食之人用以拯救当下局面的原则，最终因其早已过时而导致衰败的加剧。这就是近些年来爆发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全部含义。另外，我还要再次强调，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走向。最后出现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发出的一声叹息，才是最深重的。直到在行将消失的前夕，边界线——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才会不断加强和凸显出来。
在战后时期，人们开始传言说欧洲不再统治世界。这一诊断的全部意义是否都实现了？它断定了一种权力的转移。但会向什么方向进行？谁将取代欧洲继续统治世界？不过，真的有人能取代它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些什么？
但这些民族主义都是一条条尽头堵死的小径，如果我们希望有哪条能延伸到远方，让我们看看未来到底是什么光景，就会因它们都是没有出口的而无比失望。民族主义向来与国家建立的方向方针背道而驰。从趋势上来看，民族主义是排外的，而国家原则却兼收并蓄。虽然在国家的巩固时期，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积极的价值，并且可视为一种高级的标准。但是在当前的欧洲，发生的一切早已不再是为了巩固那么简单，因此民族主义除了造成一阵狂热，构成从崭新创造和伟大事业的必然性中逃离出来的借口外再无他用。民族主义原初的行动方法以及所激发的人物类型，充分暴露出其正是创造历史之反义词的本质。
倘若我们深入中世纪，同样能够找到一个时期就像现代一样，有人在掌握着指挥权，虽然只对世界上相当有限的部分生效：罗马，就是当时伟大的领导。正是它给地中海建立起秩序，并划出边界。
只有想将欧洲大陆不同民族联合成一个伟大国家的决心才能激发欧洲新生的脉动。唯有如此，她才能重拾对自己的信心，自发地去对自己提出要求，训诫自我。
让我们重新回到研究开始的地方。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统治着世界，人们因相似的精神而聚集在一起。直到中世纪，在世俗的事物上都不存在公共舆论的统治。这种缺失发生在中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这也是为什么中世纪的种种会呈现出相对的混乱、相对的野蛮主义，并且在公共舆论上出现赤字的原因。中世纪就是人们可以肆意爱、恨、希冀、憎恶的年代，所有一切都不受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饱受缺乏公共舆论之苦。这样的新纪元并非没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在更好的时代里，人们赖以发展壮大的是观点，也就是说，受秩序的统治。
不过，实际情况要比通常意识到的更加困难。现在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有相当可能欧洲已经习惯于当下低标准的生存状态，既无法再去统治别人，对管理自己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所有的美德以及高素质都将烟消云散。
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统治权呢？大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观点的，需要从外界将一切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就像给机器部件加润滑油一样。因此，权威极有必要由某种精神力量所掌握并施行，以便没有想法的人——亦即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开始拥有观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世界的日常生活将会乱作一团，甚至陷入一派历史的虚空之中，有机的组织结构全面缺失。因此，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缺乏掌权之人，并且按照这个缺少的比例来看，混乱将会统治整个人类。而与此相似的，任何权力的取代、权威的改变，都意味着观点的变化，因而无疑都会带来历史重心的移位。
就像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保守派对于欧洲的联合持反对态度。但他们的负隅反抗很可能意味着毁灭，因为欧洲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在欧洲明显变得消沉、失去其历史力量的危机之上，又新添了另一重更具体、更迫在眉睫的情况。
在欧洲形成的第一个“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威就是教会，它在“精神权力”方面具有特殊而定义明确的特性。通过教会，政治权力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起源亦是一种精神性的权威、一种特定观点的普遍流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罗马帝国。也正因如此，才引发了教会和国家两种力量间的竞争，不过两者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差异（因为它们都是精神力量）。最终，国家和教会达成了各自限制于特定时间范畴的一致意见，即分别关于今生和来世。世俗的和宗教的力量具有同样的精神性，只不过前者指的是时代的精神、公共舆论的精神，是世俗的并且起伏不定的；而后者则代表着永恒的精神、上帝的意旨，以及上帝对人类及其命运的看法。因此，两者反映的是同样的道理：在某一特定时期，由某个人、某个种族，或者某种由各个种族所构成的同质性群体掌握着统治权，也就是说，在该时期，是某种观念系统——想法、偏好、愿望和目标等——主宰着世界。
当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便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整个西方国家都应该汇入这片红流之中。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相反，在当时我曾专门撰文指出俄国模式其本质并不适合欧洲，那是一种在历史上将努力与精力全部投入到个人主义规模中的体制。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那些曾经充满恐惧的人们渐渐恢复了平静。他们恰恰是在最有理由惊慌失措的时候重新找回了平静。因为如今刚好是志得意满、高唱凯歌的俄国模式可能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
这使我们意识到，统治即意味着某种意见的主宰，进而也就代表了某种精神的主宰；当所有一切都已说尽和做到之后，统治无非就是一种精神权力。历史事实已经对此做出了精确的证明。所有原始的统治都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因为它的基础即为宗教，而宗教又是精神、思想和观点等最初诞生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非物质的以及超越物理的。在中世纪，同样的现象大范围重现。
在我看来情况就是如此。现在，就像不久之前，俄国人的信条并没有吸引或者引起欧洲人的兴趣。真正的原因在于没能让他们从中看到诱人的未来，而不是因为俄国模式的倡导者——顽固且对事实不予理会的陌生人——习惯于发表宣言等琐碎理由。西方资产阶级很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没有共产主义，人们仅仅只靠收入生存，再将其传给子孙后代的生活已经时日无多。但并不是因此欧洲人才得以对俄国人的教条免疫，也不是出于恐惧。二十年前法国社会学家索列尔建立在专制上的暴力策略如今在我们看来十足愚蠢。不同于索列尔所想，资产阶级并不是懦夫，到了紧要关头他们甚至比工人阶级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每个人都很清楚，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能在俄国取得胜利，那是因为俄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作为规模较小的资产阶级运动，法西斯主义显示出的暴力程度远胜过所有工人运动的总和。而上述所有还都不是阻止欧洲人将自己掷入俄国浪潮的原因，实际上更简单的原因在于，欧洲人并没有在俄国人的组织中看到人类幸福指数的提高。
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像历史中的重力原则那样表述公共舆论的法则的话，就必须将其缺席的情况考虑进来，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公式，一个广为人知的、庄严的、直截了当的普遍公式：倘若反对公共舆论，统治便无从谈起。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欧洲似乎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对俄国人的模式爆发出强烈的热情。倒并非由于模式本身，甚至连它到底是什么都无所谓。
但在有些时候，公共舆论是不存在的。社会被划分为各种不和谐的团体，彼此之间的舆论力量相互较劲，根本没有统治力量形成的余地。并且就像“自然厌恶真空”一样，由公共舆论的缺席而留下的空白地带会被野蛮的力量所填满，而最严重的是，后者确实将自己视为前者的替代。
想象一下吧，苏维埃政府花大力气展开的“五年计划”不仅满足了各界期望，还让俄国的经济状况在得到修复之余有了更显著的发展。无论苏维埃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它都代表了人类一项巨大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每个人都怀有坚定的改革理想，并且在此番信念的灌输下，过着遵守纪律的紧张生活。如果向来对人类热情置之不理的自然力量没有挫败他们的尝试，而是给了他们自由发挥的余地，那么强有力的事业将会以其迷人的特性点亮整片欧洲大陆，仿佛崭新而绚烂的星群。同时，如果欧洲继续坚持近些年来无所作为的庸常生活的话，它的肌肉就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变得松弛，而如果没有对新生活的计划，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如此令人惊骇的红色事业浸润式的冲击呢？
事情的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仅靠雇佣兵就能保证的统治。法国政治家塔列朗曾经对拿破仑说：“陛下，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除了身居高位。”统治并非劫掠权力的姿态，而是安静地对其加以运用。简单来说，统治就是在王位上、在显贵席位上、在首席位置上或者主教的座位上安坐下来。与情节剧中的浅薄想法正好相反，统治与其说是一门镇压的手艺，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如何坚实坐稳的问题。总而言之，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舆论的状态，是一个各种舆论达到平衡的姿态。
以为在听到关于新行动的召唤后会无动于衷实在是对欧洲人的误解，尤其是当他们缺乏一个可以作为抗衡的事业标准的时候。为了赐予其生命以意义，他们很有可能吞下所有对俄国模式的反对，虽然感到自己并非为苏维埃的信仰本质而倾心，但是却被它所呈现出的行动热情所感染。
在牛顿物理学中，重力是产生运动的根本动力。而公共舆论之于政治历史，就相当于物理学中重力的普适定律，如果没有它，科学的历史将无从谈起。因此，英国哲学家休谟敏锐地洞察到，历史的主题在于展示公共舆论的主权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无处不在，而不是表述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即使是想要通过雇佣兵的武力掌控统治权的独裁者，也要取决于士兵们以及当地其他居民对此持有的看法。
在我看来，唯一能与“五年计划”的胜利相抗衡的事业，就是整个欧洲形成一个巨大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专家向我们声称，俄国人的经济计划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反对者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对手遇到的物质困难上的话，那么这实在羞耻莫名。俄国人的失败也就相当于当代人实际生产中的普遍挫败。
基本可以认为，公共舆论的主权是律师丹东于1789年提出来的，又或者是18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的成果。虽然公共主权的发现可能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在此一时或者彼一时，但是公共舆论作为基础力量催生了对人类社会加以统治的现象这一事实，却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而悠久。
俄国人的主义是一种过渡的道德法典，但除此之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难道它看上去比斯拉夫人的法则——一种全新的欧洲法典、一种直指崭新生活规划的灵感——更有价值、更富有成效吗？
拿破仑率领侵略性的军队进攻西班牙，并将他的入侵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恰当地讲，他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西班牙，哪怕仅仅一天的统治也没有实现。纵然他拥有武力也无济于事，又或者造成这一结果的恰恰是因为拥有武力。一段侵略过程和对一个国家的统治状态，是需要区分清楚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统治是对权威的合理使用，并且通常以公共舆论作为基础，无论是在今天还是一千年之前，也无论是在英国人还是布希曼人之间，都是如此。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哪个人的统治在本质上不是以公共舆论为基础的。
[1] 有趣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出现了一种对立倾向的合作：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巴塞罗那的城市化。在巴塞罗那，人们仍延续着早期地中海人的作风。我在其他地方也曾讲到过，我们的东海岸生存着远古人类遗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后裔。
对于所谓“统治”，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运用物质力量或自然的胁迫。我们要做的是避免那些愚蠢的观点，尤其是要避免更粗劣和更浅薄的那些。这种被称为“统治”的、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稳定正常的关系，其关键并不在于武力；正相反，所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执掌了指挥权，指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被视为“权力”的社会工具或机器。对于此类情况，乍一看上去似乎是在说武力是指挥权的基础，但进一步的观察将会揭示出它们才是证明我们论点的最佳范例。
[2] 法制上的同质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集权。
这种生活方式普遍存在于摩登时代，而所谓“摩登时代”是一个毫无色彩、缺乏意义的概念，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即欧洲霸权的新纪元。
[3] 众所周知，奥古斯都的帝国完全不同于他的养父恺撒所热望建立的类型。奥古斯都采取的是庞培的路线，而后者正是恺撒的仇敌。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作品是E．迈耶的《恺撒君主制与庞培公国》（The Monarchy of Caesar and the Principate of Pompey，1918）。不过纵使它已经是最好的，但对我而言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如今具有渊博学养的历史学家已经无迹可寻。迈耶的书阐述了与莫姆森刚好相反的观点，后者也是位相当了不起的历史学家。虽然迈耶称莫姆森笔下的恺撒过于理想化，被塑造成了一个超级英雄形象的说法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我相信莫姆森比迈耶更深刻地看到了恺撒的本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对于莫姆森而言，除了身为了不起的“考据学家”之外，他身上还有很重的未来主义色彩。一个人洞悉过去与展望未来的能力大致上是成正比的。
但是从16世纪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一场声势浩大的统一进程，在我们的时代中，这个进程达到了它的最大极限。如今，已经没有哪一部分人类离群而居，不再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样统一之后的结果就是，从那时起若谈到谁在统治着世界，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说谁正对整个世界施加着权威性影响的问题，就像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由欧洲人所构成的同类群体所扮演的角色。欧洲就是统治者，并且在其统一的指挥下，世界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存在着，或者至少可以说世界拥有逐渐统一中的存在方式。
[4] 即使实际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说西班牙语、英国人都说英语、德国人都说德语，情况也同样如此。
结果就是，当我们带着一种试图去理解的视角开始审视某一时代的时候，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就是：此时此刻，是谁在统治着世界？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人类还分散在不同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形成的是一个内部互相独立的世界。比如在米太亚德时期，米太亚德人对于遥远东方世界的存在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每一个群体分别审视“谁统治着这个世界？”的问题。
[5] 这一点已经由乍一看似乎处于相反立场的事实所证明：所有的帝国居民都被授以公民权利。该事实证明，这恰恰是伴随着公民权利中政治地位这一特征的丧失，逐渐变成一种负担并完全服务于国家，或仅作为民法中一个有名无实的条目后，统治者所做出的让步。在一个将奴隶制当成原则予以接受的国家里，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或者换句话说，奴隶制对于我们的“国家”不过是一个遗留的事实。
新历史时期的本质或特征可能是其内部变化的结果，比如人类及其精神共同构成的变化；也可能是由外部变化决定的，因此也就比较流于形式、比较呆板。在外部变化的情况中，最重要的、几乎无可置疑的就是权力的迭代。但这同时也伴随着精神层面的变化。
[6]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有一套不可避免的未来主义体制；也就是说，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生存于未来，并为未来而生的。尽管如此，当我们将古代欧洲人与现代欧洲人进行对比时，还是认为前者将大门对未来紧锁，而后者则持更开放的态度。因此，两者在态度上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矛盾，但当我们意识到人类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动物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方面，他就是他的真实自我；另一方面，他又是他所有想法的总和，这些想法与其真实自我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一致性。很显然，我们的想法、偏好、愿望等都不能宣告我们的真实自我无效，但是却会令其复杂化，并且还会对其加以更改。古代人和现代人都在关心着各自的未来，但古代人将未来诉诸过去的政体，而现代人却为未来以及新鲜事物保留了更高的自由度。这其中的对立性并非存在于意义层面上，而是对于偏好而言，也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现代人视为未来主义者，而古代人则遵从“拟古主义”（archaiser）。颇具启示性的事实是，直到欧洲人开始将其时代称之为“现代时期”，他们才真正觉醒，并对自己的存在有所掌控。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现代”意味着崭新的事物，从而也就否定了过去的惯例。从14世纪末起，人们就已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代化上，尤其是那些最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动态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现代虔信派”（devotio moderna）作为“神秘主义神学”（mystical theology）的先行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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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年代顺序来看，国家原则是出现在18世纪的浪漫主义最初的征兆。
我已经重复过不止一次，欧洲文明自发引起了大众的反叛。从一方面来看，这一事实呈现出了其最有力的一面，就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大众的反叛和我们的时代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惊人提升，本质上讲是一回事。但是，同一现象的反面却是可怕的，恰恰是人性极端的道德颓废。对此，让我们现在换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审视。
[8] 我们如今正准备像在实验室里一样，协助完成一项重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项目：我们将要观察英国是否能够通过其帝国的不同部分提供一个诱人的生存计划，成功地维持共同生活中的主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