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看来有些难以置信，但“年轻”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敲诈手段；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通过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暴力和嘲弄——使敲诈变得可行的时代。无论采取哪种手段，其目的永远只有一个：下等人，或者说大众人，要让自己完全摆脱对卓越者应有的谦恭。
这种对义务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我们的时代出现的所谓“青年宣言”的现象，可谓既荒谬又可耻，恐怕我们的时代再造就不出比这更可笑的景象了。人们以一种非常滑稽的方式称自己为“年轻人”，因为他们听说对于年轻人而言，享有的权利远多于应尽的义务，而他们可以用成熟期未至敷衍对责任义务的履行。同样，像这样的年轻人还总是被视为拥有承担或完成重要任务的豁免权，他们可以完全靠着透支的方式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那是错误的权利，是年轻不再者半讽刺、半感情用事地向年轻后辈做出的让步。但是当下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竟将此当做一项天赋的权利，以此为自己索要其他一切本应属于有所贡献之人的权利。
将当前的危机粉饰为两种道德、两种文明——一个在腐朽，而另一个即将破晓——之间的冲突并不会增加任何的尊严感。大众人完全缺乏道德，或者从本质上来讲，他们缺少一种服从的情感以及服务或履行义务的意识。但也许说是“完全缺乏”就已经犯下了错误，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某种类型的生物在做事时毫无道德可言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将他们的问题简单化。道德不可能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被简单地一笔带过。用一个甚至在语言学上不成立的词语来讲，那就是所谓的“超道德”，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果你不愿意服从于任何标准，那么无论同意与否，你都是在服从于否认一切道德的标准，这并非与道德无关，而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种消极的道德，保留了道德空虚的形式。但人们怎么可能会相信生命的超道德呢？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所有的现代文化或文明都倾向于确立此种信念。欧洲如今已经在为其采取的精神措施吞咽苦果了。她曾盲目地采用了一种看似华美的文化，但实际上却缺少根基。
这样的灵魂无论为哪一种存在所拥有，其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并且都会沦为不遵守任何具体道德目标的借口。如果呈现出的是保守派或反自由主义的倾向，那么出于拯救国家的目的就会打击其他一切标准，凌驾于其邻邦之上，尤其是当该邻邦拥有某些杰出属性的时候。但是，如果决定采取革命派的行动，结果也同样大同小异：对体力劳动者、受压迫者或社会公平展现出的表面热情——比如礼貌、坦率，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优秀个人的尊重或敬意——成为了掩饰其拒绝履行一切义务的面具。我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加入了种种工人组织之类的群体，只是为了给自己找到轻视智慧、免于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至于其他形式的专政，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它们谄媚大众人的行径，无非是通过大肆践踏一切超越普通水准的事物。
这篇文章尝试着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欧洲人做出速写，主要通过分析他们对自己诞生于其中的文明所采取的行动。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此类个体无法创造出能与旧文明分庭抗礼的新文明，而仅仅只能采取一味否定的态度。因此，把他们的思想肖像与这一重大问题混为一谈并不符合我们的目的，即回答现代欧洲文化的根本缺陷是什么？很显然，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类形态正是起源自种种缺陷之中。
如果我们像这篇文章一样对问题不再继续追究，那么就意味着在当前这一时期作为代表的群体中，将再也找不到与过去的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群体类似的荣光，进而也就没有哪个群体对生活的态度会不局限于深信可以拥有一切权利且不必履行任何义务。将自己伪装成保守派或者革命派、表现得积极或者消极都无甚差别，在经历过三两曲折之后，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人们的思想状态必将趋向无视义务并自我感觉良好，自视拥有无限权益，而对于缘何如此则缺少哪怕最轻微的考虑。
在以上长篇大论之外，这一重大问题势必继续存在。它的解决需要我们对人类现有的学说做更为详细的展开呈现，但其中心思想已经交织、暗示、回旋于本文之中。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它将奏响振聋发聩的声音。
所谓真正的问题就是：道德准则在欧洲的完全缺失。并不是说大众人遗弃了旧有的陈规，以一套全新的准则取而代之，而是在其生命规划的核心位置上，恰恰就没准备遵循任何道德准则而活。当你听到现在的年轻人就“新道德”展开讨论的时候，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绝对否认在当今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存在着被新的道德精神所激励的群体，正是从那种精神中透出道德准则的新风向。当人们谈论“新道德”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表现又一种不道德，寻找着走私物品的新途径。[1]因此，以缺乏道德准则而对当下的人们提出控诉是非常坦率的。他们可能会对此冷若冰霜，或者不如说，感到受宠若惊。非道德主义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每个人都因对其的亲身实践而沾沾自喜。
[1] 我猜在散落世界各处的人群中，能意识到某天将会有一种新的道德法典萌芽的人数不会超过两打。仅凭这一点，这些人在当前时代便可谓最不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