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罗马帝国，“体面”都并未成为一种正规表述，而在此后便成为了正处于衰落之中的世袭贵族的反义词。
更讲究逻辑的东亚人就颠倒了传递的次序：并非父亲令儿子成为贵族，而是儿子在获得了贵族身份后将荣誉传递给了祖先，通过个人奋斗为家族低微的血脉赢得名声。因此，当对他们授予贵族头衔时，是按照有多少代先人会因此而备受尊重来定级的；有些人只令父辈享受到荣誉，而有些人则使荣光萌荫到前五代乃至十代的祖先。祖先因为当下之人而重获生命，他们的高贵是生动鲜活的，换句话说：是不只存在于过去的。[2]
在我看来，体面就是努力生活的同义词，意味着对自我的超越，并将这种超越作为根本的任务和义务。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贵族生活就与普通人的或者说怠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几乎静止地消极依赖于自身，甚至背负着安于现状的原罪，除非有一股外部的力量强迫它去突破自我。因此，我们将“大众”一词冠在这类人群的头上，并不在于其人数之众，而更多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惰性。
通常而言，即使已经有所蚀化，贵族也肩负义务。最原初的体面赋予他以义务，而子孙后代因其继承下的遗产而继续承担义务。但在任何情况下，体面从最初一代传递给其后代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矛盾。
随着生活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多数的男人——当然了，也包括女人——除了对外界刺激做出本能样的反应外，从没付出过更多的努力。从这一点来说，那些我们偶遇的、能够自发且乐在其中努力奋进的少数人，就从人群中鹤立鸡群般地凸显出来，换句话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他们都是精英，是配得上贵族称号的人，是真正在活着而非被动应对的人。对他们而言，生命就是不断地奋进，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修炼过程。在这里，修炼＝苦行。他们就是真正的苦行者。对于此处似乎很显然的跑题，读者并不必感到过于惊讶。为了去定义真实的大众——那些和过去如出一辙的“大众”，如今却试图将“精英”排挤掉的大众——就有必要将融合在他们身上的两种纯粹形式进行一番对比：标准大众和天生贵族，或者说奋斗图强的人。
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遗传到的“贵族血统”，进而也就演化成了类似公民权利之类静态的、被动性质的东西，仿佛只需要呆滞地接受和传递便足矣。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体面”一词的词源实际上是动态的。高贵的意思是“为人所周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非常出名，体面人通过优越于大众而令自己享有名声。因此，在他获得的名望中，暗含着正是不同寻常的付出令他有所收获的意味。正因如此，体面也就等同于勤奋努力和卓越出色。而体面人的子孙所享得的高贵与声望则是纯粹的既得利益。获得者心里很清楚，自己正是因为父辈才享有声望。他所获得的名声来源于一种反射，并且实际上，遗传到的体面具有间接性，它就像是镜像的光芒，一种由其父辈衍生而来的月光般的体面。其中遗留下来的唯一拥有生机、充满活力和动态的东西，就是它在继承者的血液中激起的脉动。
现在我们可以将讨论加速向前推进了，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当今人类主导类型的关键，即他们的心理方程式。随后的一切讨论都是据此而生的结果，一种必然的、根本的后果，总结起来或许可以做如下表述：这个由19世纪组织起来的世界在造就新人的自发过程中，将强大的欲望和满足其欲望的各种有力手段统统灌输给了他们。其中包括了经济、体质（比如卫生保健，令他们具有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高的平均健康水平）、法律以及技术等方面（我指的是部分知识的巨大数量以及如今普通人掌握它们的实际效率，都是为过去所欠缺的）。在为他们配备齐全所有这些力量后，19世纪便留其自生自灭，于是那些平庸之人便不得不遵循着天性缩回到自己的躯壳里面。因此，我们目之所及看到的大众，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又与完全封闭于自己世界中的传统类型截然不同，因为他们不准备顺服于任何人或任何事，同时还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总而言之一个词：桀骜不驯。如果他们就按照现在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欧洲，事实会一天天变得显而易见——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映像——即大众会越发拒绝听从任何形式的指导。对我们的大陆而言，一段艰难时期即将来临，很有可能在突然降临的痛苦中，他们会有一瞬间，出于极度迫切的形势而产生服从于更优越的少数派指挥的良好愿望。
像“体面”这样一个如此启发心智的词汇，在平常讲话中所遭受的退化实在令人痛心。
但是，即使那样的良好愿望同样会招致失败。因为他们灵魂的基本纹理已经被锻造成了冥顽不灵和不顺从的样式。他们天生缺乏对自身以外的关注，无论是外界的事实还是人物。哪怕他们想要跟从某些人，也难以做到。他们有要去倾听的愿望，却发现生来耳聋。
贵族的特权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让步或恩惠，恰恰相反，那是靠他们的征服得来的。从原则上来讲，特权的维持在于享有特权之人对此再次征服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出现必要性或有人对他们享有的特权提出质疑时的再次征服。个人权利或特权并不靠被动相传，也不单纯是什么享受之物，正相反，它们代表了一种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的标准。例如，那些“人权和公民权”就都是被动属性的权利，纯属于消极的使用权和既得利益，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命运之慷慨馈赠，并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除非此人已经气息全无或者精神错乱。因此，我想说的是，非个人的权利是占有物，而个人权利则是信仰。
另外，仅是想象当今的大众——无论他们的生命水准相较之其他时代已经显得多么优越——有能力去独立掌握文明的进程，都十足荒谬。注意我说的仅仅是进程，而不是进步。仅仅想要保存我们当前的文明就已经是一件极其复杂之事，要求不计其数的精细力量。普通人完全不适合去引领文明，因为纵然他们已经学会了运用大部分文明的装置，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仍然对文明的种种原则一无所知。
所谓体面，是由出于义务而非出于权利而对自己产生的要求来定义的。体面与承担义务并存。“按照好恶生存的是平民；体面人渴望秩序与法律。”歌德讲道。
我要向耐心听我讲到现在的读者重申的一点就是，不承认事实的重要性并非主要体现在政治意义上，相反，公共生活中最有效也最显而易见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其他更隐秘、更不可捉摸的因素的最终产物。因此，政治上的不顺服倒也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它不是源自于更深层也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心智上的不驯服。所以直到我们对后者展开分析之前，这篇文章的论点都是立不住脚的。
但是现在的大众却将彻底的自由视为自然而然，仿佛提前预设好的条件，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由于缺乏外界事物能促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从未向其他高于自己的权威寻求过帮助。直到相当晚近，东亚大国的乡下人都相信其生存的福祉基本上取决于帝王所拥有的个人美德。因此，他们的生活总是与其依靠着的皇权息息相关。而我们现在的分析对象——大众，却倾向于不向任何自己以外的权威求助。他们对自己的状态感到非常满意，就好像那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大众人完全不会因此而感到虚荣或自负，他们就是倾向于认为并且非常确信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一切都是好的：观点、欲望、嗜好、品位等。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能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二等公民，受制于各种限制，缺少创造能力，无力维持那给予他们的生活丰盛与满足、让他们得以以此为基础提出生命主张的组织，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心生怀疑呢？只要外部环境没有暴戾地强迫他们，大众人永远不会接受自身以外的权威。比如现在，环境施予的力量极为有限，永恒的大众人便忠于自己的存在，不再取悦任何权威，深信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精英群体，这些非凡杰出之人被内在的必要性所驱动，寻找着超越其自身、更为优越的标准，并且将它们欣然接受下来。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本文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精英是对自己有所要求之人，而大众则对自己放任自流、安于现状并为此沾沾自喜，我们正是通过这种判断标准将两个群体区分开来。[1]与通常所想的相反，实际上摆脱了生活的奴役状态的，并非平庸之辈，而是非凡卓越之人。生活对于精英而言是没滋寡味的，除非他们能将生活投入到某项出类拔萃的事业之中。因此，他们并不曾将为之服务的必要性视为一种压迫。相反，当偶尔这种必要性缺席的时候，他们还会不眠不休地寻找一些新的标准，更困难、更苛刻，并以此来强迫自己。这是一种自律者的生活，也是一种体面的生活。
[1] 大众人的心智使得他们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只会满足于其头脑中浮现出的第一个想法。而精英则不然，他们藐视脑海中未经任何思考就冒出来的想法，并且只接受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东西，哪怕需要付出大量心血才能实现也在所不惜。
这一基本经验彻底改变了大众传统的、持久稳固的构成。因为从本性来看，过去的人们总是感觉自己面临着物质条件匮乏以及来自更高社会权力的限制。生活对他们而言，正是这些限制的代名词。如果他们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们爬上了更高级的社会阶梯，那么就会将此归结为一点儿格外垂青于他们的运气。而如果不是这样想，那么他们就会将此归功于付出了的巨大努力，他们很清楚为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无论在上述的哪个例子中，显示的都是生活和世界的一般性质中的例外问题；谓之例外，也就意味着它是由一些非常特殊的原因造成的。
[2] 如前所述，我们只是将“体面”一词带回到了它最原始的语境中，并且与继承毫无关系。此处并没有对“贵族血统”在历史上频繁出现的事实进行论述。因此，这个问题未被触及。
起初，我们的模样就是我们的世界需要我们表现出的样子，我们灵魂的基本特征也由周围环境的模式所塑造，生存于世就像身处造型的模子之中。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我们的生活不过就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它呈现给我们的大体轮廓，便进而构成了我们自己生活中大体的轮廓。正因如此，我才会如此强调下述的观察结果：如今大众蜂拥而至的这个世界相比于历史呈现出彻底崭新的特征。在过去，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不断发现环绕着自己的尽是困难、危险、贫乏，重重受限却又互相依赖；而新世界则呈现出一派可能性近乎无限、安全，并且个人独立于任何其他存在的样子。当代人的思想正是在此基本且持久的印象之基础上形成的，就像过去人们的思想是以相反的印象为基础构建。那些基本印象已经化作一种内在的声音，不间断地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发出回响，固执地将对生命的定义灌输给他们，同时伴随而生的便是道德规则的形成。如果传统的观点对他们说上几句悄悄话：“活着就是去感受自身的局限性，因此生活就是必须去确认究竟是什么限制住了我们，”那么崭新的声音就会叫嚣起来：“活着就是不用管什么限制，也就是大可恣意妄为。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更没有什么是危险的，而从原则上来讲，也没有人会比其他人更为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