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我们的讨论从物质延伸至文明和道德领域的时候，处境的对比就变得更为明显。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普通人便发现在自己面前不再树立有任何社会壁垒。也就是说，在公共生活领域里，他们意识到自己从出生以来就不会为任何障碍或限制所约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禁锢他们的生命。正所谓“卡斯蒂利亚王国广阔无垠”。再没有什么“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划分，没有什么公民的特权，普通人统统认识到他们已经在法律面前实现了人人平等。
因此，在经济条件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之余，还需要物质生活条件的到位：舒适性以及公共秩序。生命号列车运行在平顺无阻的轨道上，而且无需为任何暴力事件或危险破坏的可能性而忧心忡忡。这样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环境，势必会向存续于其中的灵魂深处逐渐渗透一种生活观点，用如我们这般古老国家中诙谐又极具穿透力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广阔无垠。”也就是说，在所有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生活将自己在新人类面前假装成了免除一切限制条件的模样。当我们意识到如此自由的存在对于生活在过去的普通人而言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候，对该现实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便立即直观深刻起来。正相反的是，生活对于过去的普通人而言仅意味着来自命运的繁重，无论是经济还是物质层面上。从出生开始，生活的同义词便是各种障碍的堆积，他们不得不去承受，除了对此渐渐麻木，除了令自己安住于仅有的狭小空间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从未被安置在能与上述提及的条件有一星半点关联之处的关键环境之中。因此，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正是人类命运里一次最为激进的革新，而究其根本，它自19世纪起便开始酝酿。一个崭新的阶段铺展在人类的未来，其崭新性同时体现在物质以及社会两方面。有三项重要原则保证了新世界成立的可能性：自由民主、科学实验以及工业技术。后两者或许可以总结为一个词：技术主义。三项原则中，没有哪个是19世纪的创造产物；它们全都自此前的两个世纪发展而来。19世纪的荣光并不在于发现了它们，而在于将其普及，对此无人会持反对态度。但是，仅从抽象概念上对此有所认识还远远不够，真正重要的是看到紧随其后不可避免的后果。
认为历史无法被预言显然是错误的，它已经无数次为人们所预言。如果未来连被预测的机会都不予存在的话，那么其趋势无论是满足于当下还是回到过去都无法被理解。所谓历史学家不过是先知的另一种说法，全部的历史哲学基本可以作此总括性定义。的确，对未来的预测只可能是大体结构上的，但我们对于当下以及过去所有的理解也都不过如此。相应地，如果你想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良好的观察，那么也最好站到一定距离之外。多远的距离算是足够呢？答案非常简单：只要远到你看不见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就可以了。对于那些自19世纪以来持续被创造出来、生活在前所未有之大丰盛中的大众人而言，生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首先，物质材料的获得简直易如反掌，从来没有哪个普通人在解决其经济困难时得到过比这更多的便利。与此同时，尽管产业工人面临着财富骤降的问题，生活于他们变得艰难起来，但资产阶级却看到自己的获利前景在日渐扩大。每一天，他们的生活水平都会增添一项新的奢侈；每一天，他们都会发现自己的地位变得越发安稳，相对其他阶层的意志变得更加独立。种种天赋在过去均被视为恩宠与运气，因此人们对于命运怀有深深的敬畏，而如今却逐渐变成了一种权利，人们非但不再心怀感恩，反而对此生出执念。从20世纪开始，工人也同样开始扩张并巩固他们的生活。虽然如此，但他们仍需努力挣扎着抵达向往的终点。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等着国家或社会为他们服务，那毕美是一种组织上的奇迹。
19世纪的本质是革命的。对此透过重重迷雾中的场景是意识不到的，那些都只是偶发事件，而实际上，普通人——即所谓的社会大众——已经被放置到了与过去置身其中的环境截然相反的条件下，他们的社会生活已经被彻底颠倒了。革命并不是建立在过去存在的规则基础上的发展，而是要建立起一个与传统相对立的新秩序。因此，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角度来看，我们将这些作为19世纪之产物的大众视为与其他所有时代的人类相隔离的新物种，可谓毫无夸大之意。当然了，18世纪的人肯定不同于17世纪，而相应地，后者也自然不同于其16世纪的同伴。但是，他们之间相互关联，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在与当前的新人类相比之下，他们究其本质也是具有一致性的。对于其他任何时代的“普通”人而言，“生活”大体上来讲还是与限制、义务和依赖密不可分的；概括说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压迫——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压迫的意义不仅限于司法以及社会意识层面，也存在于自然意义的层面上。在过去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自然意义上的压迫从未缺席，直至科学技术——物理学和行政学——开始几乎毫无限制地扩张到应用领域。在过去，即使对富人或是强者而言，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贫穷、困难以及危险的地方。[1]
“我看到虚无主义正如潮水般猛涨。”尼采站在恩加丁的一块峭壁上尖声叫道。
从新新人类出生以来，环绕着他们的世界就从不曾迫使他们以任何形式去做自我限制，也并未对他行使反对的否决权；恰好相反的是，这个世界还在不断刺激着他们的欲望，而众所周知的是，人的欲望从本质上来讲可谓无穷无尽。因此，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这也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的世界，不仅在彰显着其已经坐拥的完善和圆满，同时还在进一步向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做出激进的保证：明天将会更加富有、丰裕、完美，就好像它享有着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力量一般。尽管如今已经有了一些迹象表明在这一坚定的信念中出现了小小的缺口，但并没有多少人怀疑汽车将在未来五年之内变得更为舒适和便宜。他们对此深信不疑的态度，简直堪比对明天早上太阳会照常升起的信念。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实际上，当人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无论技术还是社交方面都如此卓越的世界时，很容易相信所有一切都是自然生成的，他们从没想过那些具有极高天赋之人为此展开的个人奋斗，而当前世界的诞生正是以此为先决条件的。同样地，他们也并不情愿承认，所有的设施如今依然需要此番难得的人类美德予以支撑，其中哪怕出现一丁点儿微小的差池，便会造成大厦将倾的严重后果。
孔德则发表宣言表示：“由于缺乏任何崭新的精神性影响，我们的时代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由此，让我们在对当今大众所作的心理学分析量表中记录如下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生命愿望和由此连带的人格不受控制地膨胀，二是对使其生活的安逸享乐成为可能的付出之彻底的忘恩负义。将以上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便勾勒出被宠坏的孩子那众所周知的心理状态。事实上，如果将这种心理状态作为一幅“镜像”，通过它去审视当今大众的灵魂，可以说是相当恰如其分。作为一个丰富且慷慨——无论是在理想还是实践上均慷慨非常——的古老传统的继承人，新一代的平民已经被身处其中的世界给宠坏了。所谓溺爱就是对他们的种种任性均不予限制，让他们产生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许可、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义务的印象。在这种政体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不曾体会过任何对自身的限制。由于一切外部限制、一切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碰撞都被移除了，他们竟逐渐真的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存在，并且习惯于凡事不为他者着想，尤其不会想到还能有人较自己更为优秀卓越。若想令他们对其他存在的优越性有所感知，则需要由一个更强大的存在将此观念逐渐渗透进去，迫使他们放弃一些欲望，并对自己加以约束。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所收敛，从中学到以下基本原则：“我在此处一无所长，这是供给比我更有力量的他者登场的舞台。很显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我，和比我更优秀的人。”在过去的时代里，平庸之人反复被世界灌输以这种关于其自身的基本智慧，因为那是一个以粗暴的方式组织而成的世界，大灾大难发生频繁，其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丰富的以及稳定的。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生的大众发现自己正面临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前途，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确信每件事情都唾手可得，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那样要付出艰苦努力，这就好像我们看到太阳高悬于天际，却并不曾真的需要我们亲自倾尽全力将其扛在肩上。没有人曾为呼吸到的空气而对他人充满感激，因为没有人专门为其创造空气；空气“本来就在那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属于“自然而然”的事物，并且完全不会被耗竭。于是，大众就这样被宠坏了，彻彻底底地缺乏智慧，无知到竟会相信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社会组织都与随他们处置的空气一样，拥有同样的起源方式。因为毕竟二者同空气般从未枯竭过，完美得仿佛大自然的造物。
“大众正在崛起！”黑格尔以一种预示着未来灾变的方式说道。
因此，我的论点就是：19世纪赋予了现存秩序以组织上的完美，令大众从中空前获益，以至于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非人为组织的结果。这也就使我们得以解释并定义由大众揭示出来的精神状况之荒谬性：他们只考虑到自己的福祉，但同时又对所享之福缘何而来一无所知。就像他们不可能看到的那样，文明带来的好处、发明创造促成的奇迹只能由远见卓识和巨大的努力所维持，在他们看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只负责蛮横地提出种种要求即可，就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天赋权利。在面对食物短缺造成的困扰时，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砸掉面包店。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最好放在一起回答，因为它们各自提供着互相说明的线索。如今试图领导欧洲的大众与那些曾引领过19世纪的人截然不同，但他们却都孕育并诞生于19世纪。1820年、1850年以及1880年间任何敏锐的头脑都能通过一系列先验的推理，洞悉我们当下历史形势的严重性。实际上，如今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是一百年前所未能预测到的。
这或许可以在一个更大也更复杂的尺度上作为一种公众行为的标志，彰显出今天的大众对支撑着他们的文明所秉持的态度。
如今掌握着政治以及非政治领域公共生活统治权的大众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产生的？
[1] 在过去，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都少不了要有同伴，并且由于所处的整个世界都是贫穷的，因此他的财富所能带来的便利和购买的商品都非常有限。相比之下如今普通人的生活就变得容易多了，即使与其他时代最富权势的人比起来，在方便和安全方面也显然更胜一筹。如果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富庶，能够提供宽阔的道路、铁路、电讯、酒店、个人安全以及阿司匹林的话，那么就算一个人不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