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该事实也向我们证实，当我们注意到诸如美国等新崛起的国家中人口的增长时，表现出钦佩之情是多么的不符合常理。我们惊讶于他们人口的增长，为他们能够在一个世纪之内便达到一亿人口而惊讶不已，然而真正惊人的实际上应该是欧洲的拥挤和多产。因而在此处，我们便有了另外一个理由去校正所谓欧洲正在美国化的说法。甚至连那些看起来尤其美国化的特征——比如人口的飞速增长——也毫不例外是缘起于欧洲的。欧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口增长速度远超美国，甚至美国国家本身的成立都是以欧洲人口的溢出作为基础的。
若干年前，著名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着重强调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如此浅显，以至于我都惊讶于它竟没出现在任何一个对当下问题进行深思的头脑里。这一简单的事实已经足以澄清我们对于当今欧洲的观感，又或者说，即使尚不足够，也已经将我们推上了启蒙开悟的道路。所谓的事实就是：欧洲历史从6世纪开始直至1800年，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整个欧洲的总人口数量从没达到过1.8亿之众。而如今，仅从1800年到1914年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就从1.8亿暴增到4.6亿！两组数据之间的强烈对比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过去的这个世纪是多么高产。通过三代人的努力，竟诞生了如此巨大的大众群体，就像一股奔流席卷过历史的洪水，并最终将所到之处淹没。我要再次重申，这个事实已经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大众的胜利，以及这一胜利向我们彰显或宣布了什么。此外，这也应该是对我此前已经提到过的历史水平面的上升所能做出的最有力的证明。
不过，即使维尔纳·桑巴特指出的这一事实如此确凿，却依旧没有像它应有的那样广为人知，毕竟欧洲人口惊人增长的困扰情况已经流传甚广，对其予以过分强调也着实意义寥寥。在被引用的数据中，真正使我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单纯的人口增长问题，而是在与过去的数据进行对比之下，令人目瞪口呆的增长率。这才是当下对于我们而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所在。惊人的增长速率意味着前仆后继的人们正在被加速投向历史的舞台，而想要以传统文化满足他们则具有相当难度。
让我们回想一下这篇论文最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令现阶段的历史人满为患的大众群体究竟从何而来？于是，此番分析的关键性便突显出来。
事实上，当下欧洲的普通人与上个世纪相比，拥有更健康、更强劲的体魄，但是头脑却也更单调。因此时不常地，他们便会使人产生一种原始人忽然被拔高到一个古老文明的程度之上的印象。而学校，作为上个世纪一大重要的骄傲之源，已经不可能有比教会大众使用现代生活的种种技术更多的职能了，它们根本无力再对大众加以教育。大众足以应对更为紧张的生活方式，却对自己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视若无睹；他们囫囵吞枣地接受着现代技术手段的骄傲与力量，却不曾试图领会其中的科学精神。因此，新的一代人在精神价值上毫无建树，他们已经准备好接管整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仿佛没有任何过往脚步的印记、不存在任何传统，并且宛若天堂一般。
如今，发生着的事情与此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众的胜利已基本成为定局的国家——包括那些地中海国家——的公共生活，我们就会很惊讶地发现在政治上他们的生活正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奇怪。公共权威正掌握在大众代表的手中，他们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将一切反对派消灭殆尽。他们占有权力的那副不容置疑的姿态，历史上恐怕再难找到同样强权的政府。然而尽管如此，公共权威——大众的政府——的存在却仍仅为糊口，无法给未来提供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更无以作为任何可想而知的发展和演化的开端。简而言之，它的存在无关于任何至关重要的规划或计划。它不知道下一步将到哪里落脚，因为严格意义上讲，在它面前甚至都没有一条确凿的道路或轨迹。当这样一个公共权威试图为其自身合理性加以辩护的时候，未来对它而言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事实恰恰相反，它将自己闭锁于当下，真诚无比地宣称：“我们是环境促成的一届非同寻常的政府。”因此，它的活力只限于在时间里规避困难，却从未尝试过将它们克服；它绞尽脑汁想着怎么从中逃脱，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哪怕以在未来积累更大的困难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由大众来执行的公众权力虽无所不包，却又转瞬即逝。大众正是这样的一类人，生活中缺少目标，仅仅在随波逐流。这也就意味着，纵使他们的可能性以及权力是巨大的，却终究毫无建树。可我们时代的决定权，偏偏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对大众人的性格展开分析。
到了上个世纪，荣耀与责任已经彻底向奔腾于历史水平面上，且无处不在的大众群体屈服。而若要公平地评价上个世纪，这个事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佳视角。那时必定存在一些非凡的、无可比拟的事情，因此在它的风土中才能孕育出如此丰硕的人类果实。如果一个时代从没有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事实并且试图对此加以领会，那么对任何曾经启发过其他时代的规则所表现出的倾向性都是既轻浮又荒谬的。整个历史呈现出的面貌仿佛一间巨大的实验室，而其中进行的全部实验都是为了得出一个最适宜培植“人类”的公共生活规则。当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释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正与以下事实面对面，即通过将人类的种子播撒于两种规则——自由民主和技术知识——的土壤，欧洲的人口在短短一个世纪里数量翻了三倍。
上述论证对集体生活同样适用。在集体生活中，首先也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的视域，继而也就会同样面临对集体存在的有效形式做出明确选择和决定的问题。这一决定从根本上源自于社会的特质，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源自于统治者的类型。在我们的时代，统治者的角色由大众扮演，于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众。并不能将此简单等同于民主政治或者普选时期出现的情况。在普选时代，大众并没有决定权，他们的作用无非是去支持某一或另一少数派所做出的决定。正是少数派提出了他们的“规划”（programmes）——这可真是一个绝好的字眼。而这种规划的实质，就是集体生活的真正规划。在此过程中，大众只是受邀前来接受一个业已做出的决定。
如此压倒性的事实迫使我们——除非我们偏偏对理论依据视而不见——去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建立在技术知识之上的自由民主是公共生活方式迄今为止已知的最高级形式；其次，这种形式可能并不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更优越的，那么其中也一定包含了以上两种原则的本质；第三点则是，任何试图回到19世纪之前的存在形式的尝试都实属自杀性行为。
因此，所谓生命的“环境决定论”是十足的谬误。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环境才是进退两难的困境，随着每一次我们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而不断被重塑。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性格。
一旦我们对事实本身提出的要求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就势必会对19世纪的种种揭竿而起。如果说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那么就是19世纪虽然确实存在着一些无与伦比且不可比拟的东西，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并承受着制度上的缺陷。当它成就了一个新的人类社会阶层——即反叛的大众人——的时候，便已经将自己赖以生存的原则置于迫在眉睫的险境之中。如果这种反叛的大众人持续充当欧洲的主人，那么不出三十年便足以将我们的大陆重新送回原始时代。立法机构以及工业技术随即灰飞烟灭，和手艺技术中的奥秘通常更容易失传如出一辙。[2]生命维度从整体上将会变得狭小。当下可能性的丰盛将会演变成实践性的缺乏、令人遗憾的虚弱无力，以及真正的衰落。由此可见，大众的反叛正是拉特瑙所谓的“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因此，对大众人进行充分彻底的了解，去考察他们最大的善与最大的恶的全部可能性就具有了相当强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结束诊断。生命，首先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可能性，因此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需要从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确定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环境——亦即所有的可能性——由生命给予并强加于我们的生活，进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生命不能自主选择世界，它发现自己起源于一个业已决定好并且无以更改的世界，即当下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正是构成命运的一部分。不过，注定的命运却并不是一种机械设备般的存在。我们并非像从枪管中发射出来的子弹般被投入到存在当中，弹道已经预先明确地设定好了。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通常就是眼前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存在的世界，被投入其中的命运与此刚好相反。非但没有一条确定的轨迹被强加于我们头上，而且还同时出现了很多选项，令我们不得不从中做出选择。这真可谓奇迹般的生命前提！活着，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被迫行使我们命中注定的自由，去决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想要活成什么样子。生命的决策活动，哪怕短短一刻也不能停歇。即使在我们绝望地想要破罐破摔，准备听凭命运摆布的时候，其实也是做出了不再做选择的决定。
[1] 尽管如此，我们仍将会看到如何从过去有所得，即使不是积极的启发，也有可能是某些负面的建议。过去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但却会指示我们哪些应当避免。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尝试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真实存在状态进行诊断。我们在前一部分所做出的种种论证概括来说就是：我们的生命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综合体几乎是无穷无尽、生机勃发的，比历史上任何已知时期都更优越。但由于实际上它的范围实在太过宏大，因此也就大大逾越了世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渠道、原则、标准以及理想。生命前所未有地蓬勃，势必也就招致空前的质疑。过去再不可能指引任何方向。[1]我们必须自己去把握时代的命运。
[2] 赫尔曼·外尔是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和研究工作的继承者。他习惯在谈话中指出，如果那十或十二个拥有特殊才能的人突然间死去，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当代物理学的成就将会永远葬送在人类身上。为了使脑力器官适应并接受富有抽象复杂性的物理理论，人类需要经过几个世纪的准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摧毁人类这种惊人的可能性，而那本可能正是未来技术革命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