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里指的还不单纯是物质技术带来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还有法律以及社会给予的便利。在18世纪，正是少数派首先意识到每个人仅从出生意义上来讲，即使没有取得任何特殊资格，也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所谓的人权及公民权，而更严格地说，这些权利是所有人共享的，是唯一真正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其他任何与某一特殊天赋相关的权利，都被贬损为特权。最初，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理论，是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观点；随后，出现了一些人开始不断将其付诸实践，强制并持之以恒地对其加以推行。尽管如此，在整个19世纪，虽然大众已经将种种权利视为理想并表现出日益高涨的热情，他们并不认为一切理所当然，也没有付诸实践或试图将其推广开来。实际上，哪怕生活在民主法制的时代，他们也仍旧认为自己生存于旧政权之下。“人民”——那时的大众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但对此并不抱以信心。如今，理想变成了现实。不仅是在构成了公共生活基本框架的法律方面，更进入了每一个体的内心深处——无论该个体持有的是何种立场观点，甚至哪怕他在观点上是个保守派，也就是说，即使他攻击和苛责由这种权利形成的制度，对权利本身却并不持有异议。在我看来，如果有谁还没有认识到大众的这种古怪的道德状况，那么也就无从谈起对当前世界正在发生之事情的理解。资格不足的个人如此不受约束地享有至高权利，已经从一个法律观念或者理想，变成了一种普通人固有的心理状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过去的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再难以称之为理想。那些曾经作为理想而生发出来的声望与魔力，亦将随之烟消云散。在充分民主的启发下产生的平均化要求已经从渴望和理想变成了欲求和无意识的假设。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沿着第一个方向会得到什么。在我看来，如今的大众乐于享受少数派创造的快乐，使用他们发明的工具，而那些在此之前都仅服务于后者。他们开始对过去被视为奢侈的东西产生欲求和需要，而那原本是只属于少数派的财富。举个比较细枝末节的例子来说：在19世纪20年代的巴黎，私人住宅中是没有浴室的（可以参考德布瓦涅伯爵夫人的回忆录）。除此之外，如今的大众还对相关技术了然于胸，很多技艺在过去只为少数特定人群享有。
如今，这一人权宣言的意义无非是要将人类灵魂从其内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将明确的掌控感和尊严感植入其中。人们希望的不正是如此吗？换句话说，人们希望的不就是让普通人感到自己是主人，是自我以及人生的主宰者吗？是的，如今已经完全实现了。既然这样，那么对三十年前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进步人士发出的那些抱怨又该作何解释呢？还是说人们就像小孩子似的，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但到手后又很快失去兴趣，一切都只是一时兴之所至？如果你想让普通人成为主人，那么就不要因为他表现出自我、因为他要求尽情享受、因为他坚决维护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拒绝提供任何服务、因为他不再恭顺于任何人、因为他只考虑个人和安逸、因为他开始讲究穿戴而感到寝食难安。所有这些特征势必永远伴随着对主人身份的认知而产生。只不过如今我们看到它们出现在了普通人的身上，也就是出现在了大众身上。
我们必须进行细致探索的现象可能沿两个方向展开：第一种，大众在如今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似乎与少数派迄今仍得以保留的作用是一致的；另一种，大众同时对少数派表现出了难以驯顺的态势——既不顺服，也不跟从或尊重，反而在试图取而代之。
情况就是这样：如今普通人的生活由同样的“关键因素”（vital repertory）所构成，而那过去只是少数派的特质。现在，普通人代表着每一时期的历史活动领域，他们之于历史就像海平面之于地理学。因此，如果当前的平均水平面处在一个过去只有贵族阶级才能达到的基准上，那么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水平面在隐秘地长期准备之后——事实上的确如此——忽然间上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突然发生了显著的跃升。人类的生活水平，以一个整体的规模得到了提高。就以现在的士兵为例，我们可以说，他们都充满了军官的气质；而整支军队简直就是由军官所构成的。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观察到如今的个人是如何充满能量、决心以及从容地过完一生，他们抓住转瞬即逝的快乐，强势地实现着个人意愿。
不过，我同样反对在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解读时，或是对于大众统治背后的积极意义视而不见，或是怀着喜悦之情、不带任何忧惧地全盘接受。每一种命运都是激动人心的，但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讲，又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我们伸手就能感知到时代暗涌着的危险，任何对此毫无觉知的人，都没有真正洞察到命运的玄机，他的目光仅仅扫过了一切的表象。时代中我们命运包含的恐怖元素，来自于大众压倒性的、暴烈的道德反叛；这反叛来势凶猛、难以匹敌并且危险重重，就和每一种情况之下的命运一样。它要将我们引领向何方？它究竟是全然邪恶的，还是保留有一丝好转的可能性？它就在那里，异常巨大，像一个巨人、一种宇宙的音调那样凌驾于我们的时代之上，它总是无定形态，有时候仿佛断头台或者绞刑架，有时候又更似一座凯旋门。
在眼下以及不远的将来会出现的每一种情况，无论好坏，都能在历史水平面的普遍上升中追溯到其根源。但是，有一项尚待观察的事实如今已经浮出水面：现代生活的普遍水平面在过去仅有少数派得以企及。这在整个欧洲都是件新鲜事，但美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视之为理所当然。为了更好地阐明我的观点，请读者们考虑一下法律面前众生平等的意识形态。那种感到自己是自我之主宰、人人平等的心理状态，在欧洲仅实现于那些杰出的少数群体，而在美国，自18世纪以来（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也就是有史以来）都再自然不过。更为巧合也更引人深思的是，当这种心理状态也出现在欧洲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存在感开始增强的时候，欧洲生活方方面面的基调以及规矩突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姿态，以至于很多人不自禁慨叹：“欧洲正在美国化。”发出这样的声音之人显然对眼下的问题缺少更深入的认识；他们以为一切不过是习惯和风尚稍作变化的小问题，并且为事物的表象所蒙蔽，将其归结于美国对欧洲造成的影响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在将一个更为微妙且充满惊奇的深刻问题庸常化。
分析至此，入场券已经到手，我们终于可以雀跃地进入剧场，深入内部观看演出了。或许有人会认为我所做出的此番描述已经足够充分，但实际上它们虽然可能是精准的，却仍旧流于表面：它们仅仅是在以过去的视角审视这一惊人事实时，看出来的一些特征和表面现象。如果我就此打住，将所阐述之事弃之不顾，将文章绞杀于此而不做任何解释的话，那么读者完全有理由认为历史层面上大众这场难以置信的反叛仅仅激发我说出了一些愤怒又倨傲的言辞，令我产生相当的憎恶以及作呕之心。但就我而言，一切远不止如此，尤其是众所周知，我对历史持有一种激进的贵族式解读。称之为激进，是因为我虽从未说过人类社会应该是贵族式的，但我所持有的态度远高于此。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并且这份确信感与日俱增，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人类社会究其本质而言，始终都是贵族式的。更极端的说法就是，只有当它是贵族式的，才可以称之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贵族制，其甚至无法作为一个社会而成立。不过要弄清楚一点，我现在说的是社会而非国家。没人能够想象，面对大众汹涌澎湃的群情激昂，所谓恰当的贵族姿态竟是像凡尔赛绅士那样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嘴脸。凡尔赛式的高傲姿态当然不能代表贵族，恰恰相反，它象征着体面的贵族制的终结与消亡。因此，在这些人身上残存的唯一贵族气质，就是在将脖子送上断头台时表现出的不卑不亢。他们对此安然接受，就像手术刀下接受命运的肿瘤。不，对于任何对贵族的真正使命有所意识的人而言，大众的异象只会将他点燃，就像雕塑家面对一块未经锤炼的大理石时感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贵族与那些以社会的名义自居、自称为“社会”的小群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只不过靠着互相拉帮结伙为生。鉴于世上万物自有其美德与使命，因此在广袤的世界上，“小社会”也势必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其任务实在微不足道，难以与真正的贵族们所肩负的海格立斯式的重大使命相提并论。我本来对讨论一番这些小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并没什么偏见，哪怕一切看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但显然此刻我们的主题更为宏大。当然了，如今这些千篇一律的小社会也开始了随波逐流的历程。一位青春洋溢、充满着现代气息的年轻女孩，也是马德里“贵族世界”里的一线明星滋养了我此番想法，因为正是她告诉我：“来宾不足800人的舞会简直让我难以忍受。”从她的言辞中我得以察觉到大众的风格已经占据了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那些过去为“幸运的少数派”所保留的避难角落里。
一种故作姿态的、殷勤的态度正试图诱使我告诉大洋对岸的兄弟们，欧洲确实已经日渐美国化，而这一切全部要归结于美国施加给欧洲的影响。但是不行；真正的事实存在于这份殷勤的对立面，而且它必须被昭示出来。欧洲非但没有正在美国化，事实上甚至都没有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影响。或许两者间种种关联此时此刻才开始显现，但却绝非自过去埋下之种子绽放出的花朵。一大堆令人困惑的错误观点将我们团团围住，美国人以及欧洲人的视线全部被遮蔽。之所以大众会取得胜利，并且出现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面的显著上升，在欧洲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大众教育以及经济的平行发展后是有其内在之根源的，但其结果却刚好与美国生活中最显著的某一方面相吻合。由于欧洲和美国的普通人在道德状态上这一碰巧吻合的缘故，使得欧洲人第一次对美国人的生活有所理解，在此之前，那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之谜。因此，毋庸置疑这不是一个关于影响力的问题，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实际上事关“反影响力”（refluence），或者换个更容易接受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平均化”（levelling）问题。欧洲人产生了一种影影绰绰的认识，以为美国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旧大陆。在不做进一步分析的前提下，仅凭关于此事的第六感和强烈的直觉，便产生出了广为接受且从未遭受质疑的观点，即美国正孕育着人类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这样一个流传甚广且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扛不住风雨洗礼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生长于空气之中的兰花是毫无根基的萍藻。上述想法的根源在于人们发现美国人普遍生活水平较高，但实际上，那里少数派精英的生活水平若与欧洲相比仍旧相形见绌。正如农业从山谷而非高地汲取养分一样，历史也是为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非杰出者所滋养。
出于这样的原因，就像斯宾格勒曾仔细观察到的那样，修建巨大建筑物的必要性堪比我们的时代。大众的新纪元就是一个推崇宏大的纪元。[1]我们活着，在大众的野蛮帝国的阴影下活着。正因如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两次将其称之为“野蛮”，并以此作为我对平庸之神的礼赞。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等化的时代：机遇、不同阶级的文化以及性别都在追求平等。与此同时，平等化也发生在大陆之间，虽然从生命力的角度来看，欧洲过去相对处于劣势，但在如今的平等化过程中却成为受益者。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大众的崛起也就意味着生命可能性的无限增加，与我们反复听到的欧洲衰落说大相径庭。欧洲衰落说是一个引起混淆并且不恰当的表述，因为它并没有阐明究竟所指为何，即衰落的究竟是欧洲大陆还是欧洲文化，又或者是潜存于这一切背后的东西——欧洲的生命力，显然最后这一点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类似现象，那么就不得不跳出现代史的范畴，将自己沉浸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将必须穿越至古代世界，直至抵达衰落开始的那一时刻。罗马帝国的历史同样也是大众帝国的兴亡史，大众同化并废止了少数派的领导，将自己放置在他们的位置上，从而在罗马帝国也就同样诞生了凝聚和“人满为患”的现象。
对于欧洲大陆以及欧洲文化，我们可以稍后另做分析——虽然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可能也已经足够了，但是至于生命力，最好从一开始就作出说明：我们正处于一个恶劣的错误之中。或许如果我将这个论断换一种说法来讲，就会让它显得比较有说服力，或者最起码不那么容易招人质疑。那么，我就要指出，如今普通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许还有德国人，与三十年前相比，在生命力方面与北美洲或阿根廷人已经相差无几。而这正是美国人所不能忽视的事实。
更进一步来讲，实际上它在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全新的产物，在现代文明的整个演化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与之相似的事物。
[1] 这个过程的悲剧性在于，伴随着群集的形成，农村人口却开始不断下降，最终结果只能是帝国居民数量的绝对减少。
以上，就是对我们时代特征的野蛮本质完全不加修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