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讲，大众作为一个心理学事实，不必非得等到由个人开始形成群体才可以被定义。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判断出他是否属于“大众人”。大众人毫不在意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价值——无论好还是不好，而是通过自己“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来做出判断，对此他非但不会感到任何困扰，事实上，反而会因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倍感欣慰。想象一位谦逊的绅士，他会尝试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某一特定领域之中——不断叩问自己在此方面是否具有天赋，或者是否在某一方面显现出过人之处，哪怕意识到自己并不具有特别的才能，哪怕感到自身的普通和资质的平庸，却也不会自视为“大众人”。
在那些并不以人数众多或群集为特征的群体里，成员之间默契的形成依靠的是愿望、观念或理想的契合等，其在本质上就已经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为了形成一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位成员要以特殊且相对个性化的原因将自己与大多数区分开来。在精英群体中，成员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缔结，次要于并让位于他们首先各自建立起的独具个性的态度。正因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群体中的一致关系并非基于字面的“一致”而实现。放眼望去，群体中不乏体现个体性特征的范例：比如英国自称“非国教徒”的群体，成员之间唯一达成的一致就是自己与人群的不一致。而恰恰正是这种想要将自己与大众区分开来的愿望，构成了形成精英群体所必需的动因之一。在说到只有有限的听众能领略到音乐家创造的高雅艺术时，马拉美诙谐地表示，正是寡淡的上座率提示了大众的缺席。
当有人谈起“精英群体”的时候，经常会有不轨之人试图扭曲这一表达背后的真意，假装并不知晓天选之子并非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暴躁之徒，而是指对自我要求远高于他者之人，即使其中有些要求是他本人所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从根本上可以将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自己严格要求，不畏惧面对困难和肩负责任的人；另一类是对自己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视保持现状继续活下去为重中之重的人。后者不会向着完美的方向付出任何努力，与其迎风作战，不如随波逐流。
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单纯的数量概念——人群——也就变成了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构成了普遍的社会品质，人与人之间无甚差异，不过是在重复着一个通用的类型。当数量如此这般转化为质量之后，我们能从中看到什么吗？很简单：质量让我们得以理解数量之起源。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以至于近乎于陈词滥调：所谓大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构成其个人的欲望、想法、生活方式等的不谋而合。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指出这是每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无论它自视何等卓尔不群。虽然所言甚是，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这令我想起了传统佛教包含的两大独特的信仰体系：一种更严格也更困难，即主大乘、大道的大乘佛教；另一种更容易和安逸，也就是主小乘、小道的小乘佛教。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此道还是彼道建立起联系，将对自己的要求发挥到极致还是尽量小而化之。
人群的概念是定量并且直观的。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前提下，让我们将它转化成一个社会学术语，于是，我们就认识了所谓“社会大众”的概念。社会从来都是两方面因素构成的动态集合体：由极具天赋之个人或组群构成的少数派以及由资质平庸者聚集而成的大众派。请注意，此处所说的“大众”，并不能单纯或主要地理解成“劳动人民”。大众代表着庸常者。
另外，对社会进行大众与精英的分类，并不等同于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对两类人进行区分，显然与“上流”和“下等”的阶级分类不可一概而论。当然了，在“上流社会”中——只要他们名副其实的话，想要找到持“大乘”之法的人有更高的实现概率，而“下等社会”的构成中则多为资质欠缺者。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两种社会阶层中，都同时存在着大众和精英。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即使在那些传统意义上精挑细选出来的群体中，也充斥着大众和粗鄙者的噪声。相应地，在以资质为重要需求及先决条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可以发现伪知识分子——即那些不胜任的、按照智力量表并不具备资格的人——正在不断彰显着存在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幸存的“贵族”群体中，无论性别为何。但另一方面，在那些过去可能自然而然被视为“大众”的劳动人民群体中，却存在着一些具有崇高思想的人。
大众在骤然间变得无处不在，将自己的身影挤进社会更优越的位置上。而在过去，如果所谓大众也曾存在过的话，那么他们至少是悄无声息的，安守作为整个社会背景的身份；而现在他们却走到了聚光灯下，并扮演起主要角色。再没有真正的主人公，剩下的只是合唱队。
社会上存在着种种极具多样性的经营、活动和职责，它们全都具有其各自特殊的规律和性质，缺乏专门资质自然难于应付。例如，某种艺术或者审美的享受，政府职能及其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判断等。在过去，这些特殊活动的参与者仅局限于具有相应资格的少数派精英，或者至少是那些自以为具有资格之人。大众对此没有任何干涉的权力。他们很清楚，如果自己想要拥有发言权，那么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专属技能，并不再从属于大众群体。他们对自己在一个有序运行的动态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
而如今，他们突然之间以一种聚集体的形式出现，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何方，都会与大众迎面相对。他们出现在各个方向上，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出现在最好的地方，那些人类文化相对文明之所在，那些过去仅为较少群体——换言之，少数精英——所保留的地方。
如果我们这时再回头看看在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其中大众态度发生变化的征兆。这些全都意味着大众决定走向社会生活的前沿，占领有利地势，使用设施，并享受迄今为止仅为少数群体所保留的乐趣。比如说，有些地方显而易见根本不是为大众而设，因此它们的空间极为有限，但如今拥挤的人群却持续不断。这种现象充斥着我们的双眼，显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现象：大众，非但不会产生身为大众的自知，并且还在试图取代少数派精英。
群集、满溢，这在以前并非常见。为什么现在比比皆是了？充斥在我们身边的大众并非凭空而降。显而易见的是，十五年前同样存在着近似数量的人群。实际上，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似乎他们的数量变得更少才比较合乎情理。然而，这也正是此处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组成人群的个体始终存在，但不是以大众的方式。他们以小团体或者隐居者的形态分居于世界各地，他们的生活——至少从外表看来——是相异的、割裂的、分离的。每个人或者每一小群体各自占有一方水土，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无论是田野、村庄、城镇，还是大城市的角落。
我相信没有谁会为如今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享有自我而感到遗憾，因为当下的人们既有愿望，也有自我满足的手段。然而，该事实的邪恶之处在于，大众试图攫取的那些本属于少数派的活动不仅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享乐领域，攫取正在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发生着。因此，可以预测一下我们以后会看到什么，我相信当代的政治变革无非印证着大众对政治的支配。旧民主政治曾一度被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热情所缓和。为了服务于这些原则，个人必须对自我严加管教限制。在自由主义原则以及法治的保护伞下，少数派得以存续。民主与法律——在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是一对同义词。但是在今天，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场由大众直接领导的“超民主”的胜利，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以物质压力的方式强制推行他们的愿望和欲求。对新形势的一种错误解读就是认为大众正在对政治感到厌烦，并将实权移交于真正有资格的人士。事实恰恰相反。
去惊讶，去质疑，正是理解的开始。这是一项享乐，一种奢侈——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所属的那一类人群中，面对世界时充满好奇地双目圆瞪正是最典型的姿态。在保持开放状态的目光里，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陌生而充满奇趣。所谓的足球迷肯定对这种神奇的乐趣感到无所适从，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知识分子却会在其引领下度过梦想家般永久迷醉的一生。眼中的好奇正是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天赋，正如古人将双目炯炯有神的猫头鹰赐予密涅瓦一般。
实际上，过去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即所谓的民主。那时的大众尚能无视少数派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将他们比自己更了解政治问题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的大众却相信自己有权强制推行那些诞生于咖啡馆里的胡思乱想，并赋予其法律效力。我很怀疑历史上是否还有过另一个时期，大众比如今更为直接地行使统治权。这也正是我称其为“超民主”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造成全部问题的源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什么更简单、更显而易见，并且更恒久不变的事实吗？如果我们戳破以上观察到的平淡无奇的表面，一定会为喷涌而出的泉水所惊讶，生活中我们切实拥有的每一个日常中的每一道白光，都被分解成丰富多彩的光谱。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令我们惊讶万分的景象究竟是什么？究其本质而言，我们看到了人群，看到人群在占有着由文明创造出的一切空间与工具。如果稍加沉思，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惊讶之情而生出更多的讶异：那又怎么样？难道这不是事物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吗？剧场里的座位本就是提供给观众的，同样的道理，建造出来的房屋也是旨在为人所占有。但它们现在超负荷了，很多真正急切需要的人却被拒之门外。虽然上述现象非常合乎逻辑，其发生也是自然而然，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过去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如今已经变成了不争的事实。作为结果，改变和创新必将发生，并且至少会在最初的阶段证明我们之所以会惊讶是多么合情合理。
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能看到上述情况的出现，尤其是在知识方面。我当然存在出错的可能性，但当现在的作家准备就一个深入研究过的主题提笔行文时，潜意识里更为在意的却是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他们所考虑的读者，其阅读目的并非从作者处了解些什么，而是为了评断作者发表的想法是否与他们脑中的陈词滥调相一致。如果构成大众的个人自诩极具资质，那必然纯属个人错误，而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颠覆。但当前时代的典型特征却是，充满陈词滥调的头脑虽然意识到自己说的都是陈词滥调，却还是厚颜无耻地为所有陈词滥调争取着权利，并且在任何可能的空间里施加其影响。就像人们所说，在美国“与众不同是不得体的”。大众碾压一切卓尔不群的事物，一切卓越的、个人化的、有资质的，以及精华的事物。倘若有谁胆敢卓尔不群、敢持有迥异的观点，就将面临惨遭淘汰的风险。其中有一点很清楚，大众中的“每个人”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每个人”，正常情况下，“每个人”中包含着群众以及各种相异的存在，尤其是少数派群体。而如今，“每个人”是仅针对大众而存在的概念。
想要将这一现象阐述清楚并不困难，但是深入分析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将其统称为“凝聚”的事实，或者“群集”的事实：小城镇人满为患，出租屋供不应求，酒店一房难求，火车上座无虚席，咖啡馆里人头攒动，公园里散步者比肩继踵，名医的诊疗室里病人络绎不绝，剧场里观众场场爆满，海滩上也挤满了赶来游泳的人。总而言之，一种在过去不会构成任何问题，如今却已经快要成为日常惯例的麻烦就是：寻找空间。
至此，我们应该能看到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可怕之处了，其残酷无情的特质已不加任何掩饰地表现出来。
无论有益与否，当前欧洲公共生活中一项占有极端重要性的事实，就是社会权力开始被膨胀中的大众所有。从定义上来讲，所谓大众，既不能为其自身的存在掌舵，也罕有统治社会的能力，因此这一事实实际上反映出欧洲此刻正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祸国殃民，甚至动摇文明的根基。历史上，此类危机并不稀奇，无论其特质还是结果都已为人所周知。同样熟悉的还有危机的名字，我们称之为“大众的反叛”。为了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实，从一开始就避免赋予诸如“反叛”“大众”“社会力量”等词语以排他且先入为主的政治性色彩极为重要。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理智、道德、经济、信仰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人类共通的生活习性全部涵盖于其中，同时包括在服装和娱乐等方面的流行风尚。或许想要理解“大众的反叛”这一历史现象的最佳策略，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可视的经历上，通过每双眼睛都已经习以为常的画面来凸显我们所处时代的这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