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美国有着向其他国家强加民主并受挫的丰富历史。纽约大学教授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乔治·唐斯（George Downs）报告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04年之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超过35次干涉……其中只有一个案例取得成功，即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禁毒战争后，哥伦比亚在10年内成为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成功率不到3%”。皮克林和佩斯尼发现，只有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倒台后的巴拿马这一个案例表明，美国的干涉明显导致了一个巩固的民主国家的出现。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纽约大学的两位同事在考察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干涉如何影响自由主义形式的政府的可能性之后发现，“在超级大国干涉之后会出现民主的大幅滑坡，其实质性影响巨大”。
从历史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把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努力通常是失败的。例如，安德鲁·恩特莱恩（Andrew En-terline）和J.迈克尔·格雷格（J.Michael Greig）研究了1800年至1994年间强加民主政权的43个案例，发现近63%的案例都失败了。杰弗里·皮克林（Jeffrey Pickering）和马克·佩斯尼（Mark Peceny）考察了从1946年到1996年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的民主化后果，得出结论认为，“自1945年以来，自由主义干预在民主化进程中很少发挥作用”。正如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和乔纳森·蒙滕（Jonathan Monten）所指出的，“如果存在有利的内部先决条件，将民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奏效。不幸的是，在干预成本较低的国家，这种情况相对较少”。然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除非成本较低，否则不会入侵以试图改变政权，这意味着自由民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不存在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约在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先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随着苏东剧变，民主在这个地区萌芽，但这些案例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所作的努力毫无关联。民主不是外部强加给东欧国家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民主都是在本国产生的，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许多必要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美国帮助培育了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成功地将民主出口到外国的案例，而这正是小布什主义的全部内容。
当美国入侵另一个国家时，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占领这个国家的美国军队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建立一个有效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民族和国家建设的任务。然而，在民族主义时代，占领几乎总是会滋生叛乱，正如早在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美国很久以前在菲律宾以及后来在越南所发现的那样。占领者随后必须进行反叛乱活动，这意味着要以很高的失败概率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2006年12月版《反叛乱现场手册（3—24）》明确指出了赢得反叛乱战争的困难性。它不仅警告说“叛乱是由自然造成的”，而且警告说“政治、军事领导人和规划者永远都不应低估它们的规模和复杂性”。
美国不可能在海外强加自由民主。但是，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们通常发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内部特征的国家。比如，如果对象国在种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质性的，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繁荣水平相当高，也有一些民主经验，这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符合这些标准。但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这种糟糕的失败记录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在任何社会，包括在本国社会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多的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相信，他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格局，将其转变为民主国家。美国对其所干预的国家知之甚少——甚至很少有政府官员会说阿拉伯语或知道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不同分支——而违反这些国家的自决权必然会引起不满。此外，这些国家都被各个派系所分裂，一旦政府倒台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在外国开展社会工程，同时要努力控制它，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忽视地缘政治的代价
社会工程的局限与危险
抛开成功干预别国内政的困难不谈，还有一个更多与现实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就冒着其他国家将服从现实政治指令的风险。这大大提高了误判的可能性，可能导致危机甚至战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能真诚地认为它的政策是善意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另一个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的国家，可能将同样的政策视为威胁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很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仅仅因为它根据一种不同的主义行事。
华盛顿在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表现令人沮丧。美国不仅未能在这些国家保护人权和促进自由民主，而且在大中东地区传播死亡和混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而且尽管有伊朗核协议，但面对美国的强力政权更迭政策，世界各国购买或保留核武器的动机有所增强。与美国有严重分歧的国家的决策者们肯定记得，卡扎菲在2003年12月放弃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换取华盛顿不寻求推翻其政权的承诺。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在将他赶下台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之后不久，他遭到杀害。如果拥有核威慑力量，他今天很可能仍然统治着利比亚。
导致这种情况对自由主义大国如此危险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循均势逻辑。自由主义大国通常也如此行事，尤其是对其他大国。但有时它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如果它们忘记自己身处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它们可能会给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很多麻烦。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西方盛行的智慧，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侵略的结果。有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的更大的俄罗斯，这意味着控制其“邻近”国家的政府，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东欧国家。2014年2月22日针对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政变为普京提供了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的借口。
在实施这一步的过程中，美国帮助促成了一场政变，反对一个对美国没有威胁的民选领导人。这个新的埃及独裁者后来转而反对兄弟会及其支持者，杀害了一千多人，并判处穆尔西死刑，尽管他在本书写作期间仍被监禁。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这场血腥镇压，但以失败告终。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对于任何“经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遭到军事政变或法令推翻”的国家，所有的对外援助都要被削减，奥巴马政府也不愿意暂停美国每年给埃及的15亿美元援助。
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应该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扩张，这一更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东欧地区移出俄罗斯轨道，纳入西方。有人可能认为，这项政策是一项经典的威慑战略，旨在遏制具有潜在威胁的俄罗斯，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战略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其主要设计者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将其视为威胁。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将乌克兰纳入一个在冷战期间的西欧发展起来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东扩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俄罗斯人遵循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剧本。由此导致的重大危机让许多西方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
最后一个例子是埃及，2011年1月，埃及爆发了针对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总统的抗议活动。随着这些抗议活动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奥巴马政府介入并帮助推翻了埃及领导人。奥巴马欢迎埃及走向民主，支持2012年6月上台的新当选政府，尽管执掌权力的是穆斯林兄弟会。但在执政一年后，埃及军方和许多公众都强烈要求，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辞职。从未对穆尔西表示过热情的奥巴马政府卷入了这一混乱局面，温和地暗示埃及领导人应该下台，这加速了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他被具有穆巴拉克风格的军事强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将军所取代。
瞄准乌克兰
叙利亚冲突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大量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试图在欧洲定居，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的难民也加入其中。起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流亡者的数量最终增长到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国家——以及欧盟本身——都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将他们拒之门外。这些举动违背了欧洲所珍视的开放边界原则，也违背了欧洲在庇护难民问题上的开明政策。难民的大量涌入推动了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这些政党致力于将移民和难民赶出他们的国家。简言之，在美国推波助澜下开启的叙利亚战争，除了给叙利亚人民造成可怕的损失外，还可能对欧盟造成严重损害。
使乌克兰成为西方国家一部分的战略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北约东扩、欧盟扩员，以及“橙色革命”——旨在在乌克兰促进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由此可能使基辅出现亲西方领导人。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一战略最具威胁性的方面是北约东扩。
这项战略完全失败了。阿萨德仍然掌权，在叙利亚内战中有超过40万人（其中很多是平民）死亡，几乎一半的人被迫逃离家园。但是，即使阿萨德政府垮台，一个像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这样的激进反叛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也几乎肯定会取而代之。如果这个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组织上台，几乎肯定会对阿萨德政权的许多成员和支持者发起血腥清洗。此外，新政权将对美国深恶痛绝。然而，叙利亚政府不太可能垮台，因为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直接干预，以支持阿萨德政权。内战可能会拖上几年，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破坏。
冷战结束时，苏联明确表示，它倾向于美国军队留在欧洲并维持北约。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安排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保持了和平，并且会在德国统一、变得更加强大之后继续保持和平。但是，莫斯科强烈反对北约扩大。苏联人相信他们的西方对手理解他们的恐惧，这个联盟不会向苏联扩张。但是，克林顿政府却不这幺认为，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北约扩张。
在美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之时，叙利亚爆发了反对其独裁统治者巴沙拉尔·阿萨德（Basharal Assad）的抗议活动。政府过度反应，使用暴力镇压抗议活动，使冲突变成了一场致命的内战，今天仍在继续。但是，美国在冲突升级过程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干预。2011年8月，在麻烦产生几个月后，奥巴马政府站在反政府力量一边，要求阿萨德下台。在阿萨德拒绝之后，华盛顿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联合起来，努力推翻阿萨德。美国向“温和”的反对派提供支持，中央情报局（CIA）和五角大楼最终在武器和训练上花费了超过15亿美元。
1999年第一次扩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这一联盟。第二次是在2004年，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怨声载道。比如，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5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期间说：“这是北约抵达俄罗斯联邦边界时会发生什幺的第一个迹象……战火可能会在整个欧洲爆发。”然而，俄罗斯人过于软弱，无法阻止任何扩张。此外，除了波罗的海的小国，北约的新成员国没有一个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
利比亚代表着改变弱国政治努力的又一个失败案例。2011年3月，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空袭。利比亚领导人当时正在应对一场可怕的暴动，西方势力利用他即将展开大规模屠杀的虚假借口来结束其统治。当年7月，30多个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2011年10月，卡扎菲被杀，利比亚从此被一场血腥的内战所吞噬，而且看不到任何结局。没有理由认为，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
真正的麻烦开始于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当时开始讨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成员国的身份。法国和德国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承认这些国家会过度激怒俄罗斯，但小布什政府承诺将这些国家纳入北约。这次对峙的结果是，北约没有启动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必要进程，但峰会的最终声明包括：“北约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欧洲—大西洋愿景。我们今天一致认为，这些国家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莫斯科立即作出愤怒的反应。俄罗斯副外长警告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将对泛欧安全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普京指出，承认这两个国家将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据一家俄罗斯报纸报道，普京直接对小布什“非常明显地暗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它将不复存在”。
无论特朗普政府在阿富汗推行什幺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打败塔利班，将这个国家转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它所能做的至多是推迟塔利班重新控制其余地区的那一天，塔利班现在控制着全国大约30%的土地。简言之，尽管美国军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重建方面投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承诺的更多的资金，但美国在阿富汗注定会失败。
2008年8月的俄格战争应该打消了对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决心的任何怀疑。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坚定致力于让本国加入北约，他在布达佩斯峰会后决定，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分离主义地区重新合并，它们占格鲁吉亚领土的20%左右。北约成员国要求解决这些突出的领土争端，但普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他宁愿让格鲁吉亚保持弱小和分裂，决定羞辱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和奥塞梯的分离主义者之间爆发冲突后，俄罗斯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进入格鲁吉亚，控制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西方对此反应甚微，导致萨卡什维利陷入困境。俄罗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北约拒绝放弃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
在2009年1月就职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向阿富汗增派1.7万人的军队，当时在阿富汗已经有3.6万人的军队。当年晚些时候，他决定再投入3万多人。与此同时，奥巴马承诺，到2017年1月离任时，这些部队将不会无限期驻扎，而是会完全撤离阿富汗。由于塔利班站稳脚跟，甚至在美军撤军过程中征服了更多领土，这一计划出现偏差。此外，在喀布尔由亲美政权指挥的军队被证明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对抗塔利班，而“伊斯兰国”如今在这个国家日益壮大。在奥巴马离开白宫时，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有8 400人，特朗普总统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增加了美军人数，这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一场战争。
将乌克兰纳入西方也涉及欧盟，就像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向东扩张一样。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8个中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5月与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一起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2009年5月，就在北约宣布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一年多之后，欧盟公布了其东部伙伴关系倡议，它被描述为“欧盟与东欧邻国关系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篇章”，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促进它们“全面融入欧盟经济”。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领导人将东部伙伴关系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敌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抱怨欧盟试图在东欧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并暗示欧盟正在进行“敲诈”。事实上，莫斯科将欧盟扩张视为对北约扩大的掩护。欧盟领导人否认这些说法，认为俄罗斯也将从东部伙伴关系中获益。
然而，这两场战争现在看上去都是失败的。2011年12月，奥巴马政府将所有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伊拉克很快陷入了在巴格达由什叶派主导的政府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内战，小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并导致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从而助长了“伊斯兰国”这个强大而好战的逊尼派组织的发展。“伊斯兰国”最初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宣布自己是事实上的国家；2014年8月，美国对其开战，尽管主要动用的是空中力量。此外，伊拉克库尔德人不想成为统一的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在北方建立了事实上的国家。考虑到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的明显实力，以及巴格达政府的脆弱，2003年的伊拉克已不复存在。美国依旧回到这个破碎和失败的国家进行战斗。
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工具是努力促进“橙色革命”。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坚定致力于在此前由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促成社会和政治变革。它们的目标是传播西方价值观，促进自由民主，这意味着支持这些国家的亲西方个人和组织，这种努力得到了官方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当然，俄罗斯领导人担心乌克兰的社会工程，不仅因为它对乌克兰意味着什幺，而且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当小布什政府全神贯注于2004年失控的伊拉克之时，塔利班开始从死亡中恢复过来。阿富汗也发现自己被内战所吞噬。为了确保塔利班及其支持者不会推翻卡尔扎伊政府并再次掌权，美国向这个国家派遣了大量军队。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经历了大规模作战。与之前的预期相反，华盛顿并没有找到实现大中东地区和平的办法，反而是在试图挽救两国的局势。
北约东扩、欧盟扩员和民主推广是一揽子紧密结合的政策，旨在将乌克兰融入西方而又不激怒俄罗斯。但它们无意中将莫斯科变成了敌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危机。
2001年10月中旬，大约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后，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到12月初，美国军队似乎赢得了一场壮观的胜利。塔利班被击溃，一位似乎致力于民主的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喀布尔掌权。这一明显的成功让小布什政府认为，它可以在伊拉克产生同样的结果，最终也会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小布什主义的起源。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迅速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这让华盛顿看起来好像找到了将这一地区转变为一片稳定的民主国家海洋的神奇公式。但是，到了这一年夏末，伊拉克陷入了内战，美国军队开始面临一场大叛乱。
直接原因
在每个案例中，美国决策者都认为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帮助美国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严峻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对改变这五个国家政治以及更广泛地区政治的能力有如此大的信心。但是，他们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给大中东带来了杀戮和破坏，让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陷入了似乎没有休止的战争。
这场危机始于2013年11月底，当时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了已经与欧盟开始谈判的一项重大经济协定，决定接受俄罗斯的出价。这一决定导致了反政府的抗议，并且在随后3个月里逐步升级。2014年1月22日，两名抗议者遭到杀害，2月中旬又有超过100人死亡。西方使节匆忙飞往基辅解决危机，并在2月21日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亚努科维奇继续执政，直到年底前的某个时间举行新的选举。但是，抗议者要求他立即离任，第二天他逃到俄罗斯。
然而，对小国的干预也经常遭遇失败。美国努力推翻大中东地区的独裁统治者，用民主政权取而代之，这项行动从“9·11”事件后开始进行，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是社会工程局限性的典型案例。美国瞄准了五个国家：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它动用自己的军队帮助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权，但在埃及或叙利亚却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埃及发生了两次政权更迭，但情况没有变得更好。在叙利亚，这导致了一场血腥的、灾难性的内战。
基辅的新政府完全是亲西方、反俄罗斯的。此外，新政府中还包括4个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成员。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支持这场政变，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参与程度。比如，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加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而美国驻基辅大使在政变后宣称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一份遭泄露的电话谈话记录显示，纽兰提倡政权更迭，希望亲西方的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 Yatsenyuk）成为新政府的总理，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不同政治派别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西方的煽动者——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帮助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
甚至弱国也很难破解
对普京而言，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在2月22日政变后不久，他派兵从乌克兰夺取了克里米亚，将其并入俄罗斯。这并不困难，因为俄罗斯已经在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海军基地拥有数千名士兵。这些部队得到了另一支俄罗斯军队的增援，其中许多人没有身着军装。克里米亚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因为当地居民中大约60%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他们宁愿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美国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内部所能开展的社会工程有很大限制。美国当然不能通过入侵来阻止“侵犯”人权或促进政权更迭。经济制裁和其他外交手段也不能起多大效果，部分原因是主要大国不容易受到强制，而且通常可以进行报复。弱国缺乏自我防卫的物质能力，因此更容易成为目标。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奉行自由主义霸权道路的大国在弱国开展社会工程最为积极，认为这样做成本低、收益大。
普京还对基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其与西方站在一起对抗莫斯科。他明确表示，在让西方势力强硬地出现在俄罗斯家门口之前，他将摧毁社会正常运转的乌克兰。为此，他向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提供武器和秘密部队，促使该国陷入内战。他还主张在俄乌边境部署大量地面部队，并且威胁说，如果基辅镇压叛军，俄罗斯将会入侵。最后，他提高了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的价格，要求立即支付逾期的款项，甚至还一度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正如他对格鲁吉亚所做的，普京正在与乌克兰打硬仗，如果乌克兰不放弃加入西方国家的计划，他有能力无限期地颠覆该国。
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本国主权方面并无不同。他们憎恨美国经常对人权发表的高谈阔论，将此视为隐藏议程的一部分，这种议程的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他们对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确信美国在背后支持中国香港的抗议活动。中国人通过发表自己的年度人权报告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作出回应，他们在报告中严厉批评美国的人权纪录。简言之，华盛顿推动北京自由化的努力使两国关系恶化，正如他们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很快就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
自由主义的有色眼镜
2012年1月至2014年2月，在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期间，他通过行动和言辞明确表示了对促进俄罗斯民主的长期承诺。可想而知，俄罗斯政界对麦克福尔的行为作出回应，导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正如他所承认的，他的行动导致俄罗斯媒体将他描述为“奥巴马派来领导另一场‘颜色革命’的代理人”。谁能责怪他们？美国人痛恨外国干涉本国政治的想法，关于俄罗斯卷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巨大争议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对象国时，美国人就变得坚决维护自决原则了。毫不奇怪，俄罗斯人也是如此。
任何对地缘政治有初步了解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西方正在进入俄罗斯的后院，威胁到其核心战略利益。乌克兰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横跨攻打俄罗斯的一块巨大平原，它是俄罗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没有俄罗斯领导人会容忍从前的敌人的军事联盟进入乌克兰。当西方帮助在基辅建立一个决心加入这一联盟的政府时，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不会袖手旁观。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美国人不仅关注俄罗斯，还关注其近邻国家。华盛顿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其他地方大力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希望把它们变成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这些国家对莫斯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美国也暗示要鼓励俄罗斯自己进行“颜色革命”。比如，2013年9月，由美国政府资助、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地政权更迭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警告普京，他执政的日子可能会屈指可数。
华盛顿可能不喜欢莫斯科的立场，但它应该理解背后的逻辑。大国总是敏感于本国领土附近的威胁。比如，按照门罗主义，美国不能容忍遥远的大国在西半球任何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更不用说在其边界部署军事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建立一个惊人的联盟，试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支持想要加入这一联盟的政府，华盛顿会感到愤怒。抛开逻辑不谈，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告诉西方国家，他们不会容忍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扩张，也不会容忍任何试图使这些国家反对俄罗斯的努力——2008年俄格战争应该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信息。
这种行为模式出现在美国最近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中。自1989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在中国更广泛地关注人权和自由民主。自1991年俄罗斯联邦成立以来，华盛顿在俄罗斯一直在这样做，尽管自2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总统后，美国决策者变得格外关注俄罗斯的人权。美国领导人经常告诉中国和俄罗斯听众，他们的国家需要变得更像美国。
西方官员声称，他们努力缓解俄罗斯的恐惧，莫斯科应该理解北约对俄罗斯没有敌意。除了否认其扩张是为了遏制俄罗斯之外，北约还没有在任何新成员国的领土上永久部署军事力量。2002年，为了促进与莫斯科的合作，它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机构。为了进一步安抚俄罗斯，美国于2009年宣布，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将部署在欧洲海域的军舰上，至少在最初不会部署在捷克或波兰领土上。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俄罗斯仍然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尤其是扩展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终决定是什幺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是俄罗斯人，而不是西方。
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不可能对一个大国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个人权利，或者促进政权更迭，主要是因为成本太高。然而，它很可能以其他方式干涉这个国家的政治。它的策略可能包括依靠非政府组织支持对象国内部的某些机构和政治家；将援助、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以及贸易与主要大国的人权记录联系起来；公开报告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来羞辱对象国。然而，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奏效，因为主要大国总是将自由主义大国的行为视为对其内政的非法干涉。它会认为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导致这项政策适得其反，并且会破坏两国关系。
西方精英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国际政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在21世纪，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学变得无关紧要，一个“整体自由的欧洲”可以完全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包括法治、经济相互依赖和民主化。按照这种叙事，美国非常适合领导这个新世界的建立，因为它是一个仁慈的霸主，不会威胁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
引起主要大国的对抗
把欧洲变成一个巨大安全共同体的宏伟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但这场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北约扩张时就已经播下。专家和决策者们提出了各种支持和反对扩大的论断，但他们从未达成共识。美国的大多数东欧移民和他们的亲属强烈支持扩张，因为他们希望北约保护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一些现实主义者赞成这项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遏制俄罗斯仍然是必要的。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扩张，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遏制一个人口老龄化、经济单一的衰落国家，他们担心扩张会强烈刺激莫斯科从而制造麻烦。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北约第一轮扩张后不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这位美国传奇外交官和战略思想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俄罗斯人将逐渐作出对立的反应，这会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这完全没有理由。没有人对其他人构成威胁。”
自由主义霸权也带来了其他的成本。首先，尽管它的目标是使世界更加和平，但它却使体系内部更加不稳定。换言之，可能会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和固有的好战性，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此外，当一个大国可以自由地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时，它总会给自己、盟国、对象国以及最终卷入交火的无关国家带来严重麻烦。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克林顿政府的许多主要成员，都赞成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冷战终结改变了国际政治，在新的后国家秩序中，几个世纪以来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不仅是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所说的“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是一股永远不会让任何理性领袖感到恐惧的力量。2004年2月，美国之音记者评论说：“大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应该不会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长期威胁。他们指出，拥有稳定和安全的邻国可能会增强俄罗斯的稳定和繁荣，有助于克服冷战时期的旧恐惧，并鼓励苏联的卫星国以更积极、合作的方式与俄罗斯接触。”
不稳定与代价高昂的失败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内部的自由派赢得了北约扩张的斗争。随后，他们很容易地说服欧洲盟国支持扩大。事实上，考虑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功，西欧精英们可能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地缘政治不再重要，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秩序可以维持欧洲的长期和平。在20世纪结束时，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的欧洲盟国的共同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的民主，增进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其嵌入国际制度之中。其最终目标是让整个欧洲大陆看起来像西欧。
考虑到它的权力以及对自由主义原则根深蒂固的承诺，美国在冷战后率先发起了对主权的攻击。当然，它精心维护自己的主权。虽然华盛顿偶尔采取单边行动，但它通常会不遗余力地让其他国家参与其干预行动，从而宣称“国际共同体”赋予其行动合法性。然而，破坏主权的一个后果是，美国领导人更容易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主权受到侵蚀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强国最终陷入无休止战争，以及促成国内军国主义的另一个原因。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者如此彻底地控制了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以至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在西方几乎没有遭到现实主义者或任何人的反对，即使这个联盟在未来成员国问题上其实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主导了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思想。比如，在2014年3月一次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演讲中，奥巴马总统反复谈到了激励西方政策的“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常常受到更古老、更传统的权力观的威胁”。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在21世纪，你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行事，以完全捏造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
五年后的2004年3月，布莱尔在试图为伊拉克战争辩护时，再次提到了他在芝加哥的演讲：“因此，在9月11日之前，对我而言，我已经在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国际关系哲学，这种传统哲学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一国内部事务由该国负责，除非威胁到你，或违反条约，或触发联盟义务，否则你不能干涉。”2000年5月，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费希尔（Joschka Fischer）对一群柏林听众说道：“1945年后欧洲的核心概念过去是而且仍然是，拒绝欧洲均势原则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出现的个别国家的霸权野心，这种拒绝以切身利益的更紧密联系以及将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利转让给欧洲超国家制度的形式出现。”这一主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像一些书名所体现的那样，比如《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和《主权的终结？——日渐萎缩和破碎世界中的政治》。
总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始终根据不同的操作手册行事。普京和他的同胞一直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而西方领导人则坚持教科书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及其盟国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没有结束迹象的重大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发现很难与独裁国家开展外交。
当然，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不论其目的是保护外国人的权利还是寻求传播自由民主。其实，自由主义和主权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一点在决策者和学者中间几乎没有争议。比如，1999年4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芝加哥一场广受关注的演讲中说：“在新千年前夕，我们如今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问题是确定我们在哪些情况下应该积极介入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干涉一直被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不想太轻易地放弃它。一个国家不应认为自己有权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或煽动颠覆，或夺取其认为应该拥有的领土。但是，不干涉原则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必须是适当的。”
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
主权的影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达到顶峰。全世界的国家都拥抱这一规范，它与试图摆脱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产生了共鸣。一旦冷战结束，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就开始讨论获得自己的主权，而且它们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规范逐渐遭到破坏，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干预比过去更为严重。唯一的极国家不仅拥有一支真正令人敬畏的军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而且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它有动机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英国和西欧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帮助华盛顿推行其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
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那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总是破坏自己国内的自由主义结构。主要原因很简单：一个在国外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以开展无休止的战争，并以自己的意向监控和塑造世界。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几乎总是威胁到国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开国元勋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战争道路上保持自由。”
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殖民帝国中兴起，主权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概念。民族主义是关于自决的，它意味着生活在一国境内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外部势力有权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因此，主权与民族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本质上，民族主义逻辑强化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但民族主义对欧洲以外的主权影响最大，它通过高度关注自决和不干涉的原则，在20世纪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实际上，它让帝国变得非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曾经是欧洲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如今坚定地支持主权概念。
军事化的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依靠保密，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必须欺骗自己的人民，这一点在它们的国家安全特工看来是习以为常的。当这些特工认为让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必须要这幺做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破坏个人权利和法治。频繁发动战争的自由主义国家通常也会以与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冲突的无情政策来对待对手。
16世纪初，当国家开始在欧洲形成时，主权开始成为一种规范，但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主权才取得了突出地位。这一条约有助于结束1618年至1648年这场极其血腥的三十年战争，据估计，这场战争杀死了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大部分冲突都是由宗教分歧所引起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互相入侵，希望改变对象国。主权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在法庭外裁定这类武装干预来结束这种行为。主权或许有助于结束那些致命的宗教战争，但它并没有阻止欧洲国家参与均势政治，使得它们一旦认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处于危险境地就会违反这一规范。主权概念也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这个例外使得欧洲大国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地建立帝国。因此，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后大约200年里，主权对欧洲国家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打了七场战争，从“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月以来一直在打仗，而且战争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所有这些冲突使得1991年苏联解体时存在的强大国家安全体制如今变得更加强大。
不过毫无疑问，规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主权已经遭到无数次侵犯。正如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会告诉你的那样，在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时，各国会按照它们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不论这样做是否违背现行规范或国际制度的书面规则。尽管如此，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关心合法性，密切关注已建立的规范，因为它们不希望被其他国家认为肆意践踏广泛尊重和支持的规则。主权规范尤其如此，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中居于核心地位。至少在一些决策者不确定入侵另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良好战略意义的情况下，主权规范可能会影响其最终决定。
保密与欺骗
主权意味着国家对其境内发生之事拥有最高权威，外国势力无权干涉其政治。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弱国和强国都应该可以自由地制定本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国家主权的概念已成为国际法的基石，这意味着各国不应互相侵略，至少不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而互相侵略。
在国内层次上，要使自由民主有效运行，透明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要让选民作出明智的决定，还要允许媒体和外部专家评估政府政策，参与到有效运转的思想市场之中。这是任何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要素。它有助于公民在决策者犯错或参与犯罪行为时追究其责任。从定义上讲，保密就是限制透明，这意味着太多的保密很容易破坏自由民主政权。
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变得好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主权。尊重主权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规范，其目的是减少战争，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比如，试想一下《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句声明，联合国旨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第二条第一句说：“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保密。然而，对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最大限度地减少秘密和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是必要的。但是，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有着相反的效果，部分原因是任何这幺做的国家都有强有力的动机去限制对手获取其政策、战略和武器的相关信息。有时甚至对盟国隐瞒信息也是有必要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越雄心勃勃，就越有理由对朋友和敌人隐瞒秘密。自由主义国家也喜欢保密，因为它有助于保护领导人免受国内批评，使其更容易推行可能引起争议的政策。对于记者和学者而言，如果他们对一项政策一无所知，对其提出批评以及最终加以制约就很困难。最后，如果决策者选择的政策出错，或者奉行一项政策导致他们违法，他们就希望规避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不知情。
自由主义与主权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保密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它们非法地或至少是可疑地监视美国公民，试图向公民、国会和法院隐瞒情况。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如此决心惩罚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原因之一，而且更一般而言，这也是他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记者和泄密者开战的原因。他还不遗余力地掩饰美国参与叙利亚内战的程度，尽可能少地泄露有关无人机打击的信息。奥巴马声称他管理着“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如果这是真的，那幺应该归功于那些违背他坚守政府秘密承诺的记者和告密者。
归根结底，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无拘无束地根据其基本原则在国外行动时，它发现很难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对手开展外交，这提升了双方试图通过暴力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自由主义的不宽容——有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憎恨——导致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从均势政治中解放出来，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高度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有害后果是，在试图激励公众支持海外军事行动时，它给领导人提供了许多说谎的机会，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机会。这种行为明显地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威尔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以动员公众支持抗击德意志帝国的情绪；冷战时期，夸大苏联威胁是司空见惯的；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欺骗行动。
这种根除心态也许在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如何处置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认为，由于和平不能通过“利益的安排、妥协或调整”来实现，因此不可能“与中央帝国的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谈判或妥协”。威尔逊将妥协与均势政治联系起来，他轻蔑地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旧秩序”，认为必须被“彻底摧毁”。他的目标必须是“战胜邪恶，通过打败所有曾经破坏和平并使之变得不可能的邪恶力量”。1919年底，当他谈到《凡尔赛条约》时说道：“我听说这项条约对德国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当个人犯下罪行时，虽然刑罚很重，但这并不是不公正。国家在不道德的统治者领导下，对人类犯下罪行，就应该接受惩罚。”
欺骗行动包括三种行为：说谎、推销和隐瞒。说谎是指决策者作出一个他明知道是虚假的声明，希望别人会认为这是真的。推销是一种更常见的欺骗形式，它是指领导人讲一个只强调某些事实的故事，或淡化或忽略其他事实，目的是推销或捍卫某项政策。没有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换言之，推销涉及夸张和扭曲，但不是说谎。隐瞒是指抑制可能会损害或削弱其所偏好政策的信息。显然，这种形式的欺骗与保密的关系最贴切。
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往往对非自由主义国家产生根深蒂固的反感。它们倾向于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善良国家和邪恶国家组成的，双方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种只要有机会就通过任何必要手段铲除独裁国家的强有力动机。这种厌恶的后果之一是，自由主义国家很难与非自由主义的敌人进行有限战争，反而倾向于寻求决定性胜利。无条件投降成为常规指令，因为几乎不可能容忍与邪恶国家进行妥协。当然，民族主义——通常会导致交战国家彼此仇恨——强化了使战争升级到极致的趋势。
具有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的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从事欺骗行动，因为在战争中激励人们战斗和牺牲并不容易。像国家一样，个人有着强烈的生存动机。推销自由主义战争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最终不是为了打击对一个国家生存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权利或传播自由民主。让人们为这些自由主义的目标去战斗和牺牲并非易事。领导人总是试图欺骗他们的公众，让他们选择参加战争。
然而，当一个单极国家能够抛开均势逻辑，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时，外交就变得具有欺骗性了。出于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很熟悉的原因，这样一个国家强烈倾向于避免与非自由的敌人进行外交。尽管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但当一个自由主义国家面对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对手时，它往往会被抛到一边。毕竟，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由于独裁国家往往具有欺骗性，有时会践踏人民的权利，因此摆脱现实主义束缚的自由国家很可能将其视为有严重缺陷的政体，不值得与其开展外交接触。
政府在试图隐藏非法或者在宪法上可疑的活动时，也会欺骗公众。比如，2013年3月12日，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国会被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否收集了任何形式关于数百万或数亿美国人的数据？”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说谎了，他在6月被迫向国会承认：“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为此我道歉。”后来，他说他以“至少不真实”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向国会撒谎是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解雇。
当它们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时，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展外交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包括与威权领导人展开谈判。它们有时甚至会支持威权领导人或与他结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曾与约瑟夫·斯大林合作打败纳粹德国。有时它们甚至会推翻它们认为有敌意的民主政权。自由民主国家极力用自由主义的言辞来掩饰这种行为，但事实上，它们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这就是现实政治的影响。
普遍的混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诚实的有害文化，这会严重损害任何一种政体，尤其是自由民主政体。说谎不仅让公民难以就候选人和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而且还会破坏决策制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处理公务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此外，在一个歪曲或隐瞒真相习以为常的世界里，法治遭到严重削弱。任何有效运行的法律体系都要求公众的诚实和信任。最后，如果说谎在自由民主中变得普遍，它可能会疏远公众，使公众对政治秩序失去信心，为独裁统治打开大门。
战争和外交是不同的治国工具，它们彼此互为替代。一个依靠对话和谈判来解决争端，另一个依靠军事力量。外交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选项：正如195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白宫所说：“吵吵总比打打好。”然而，外交和战争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有军事力量威胁作后盾，外交通常更有效。在战争中，外交经常被用来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尽管如此，“大棒外交”的目的还是避免或终止战争。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敌手时放弃外交，战争会变得更可能发生，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终止。
破坏公民自由
促使自由主义单极国家军事化的另一个因素是，自由主义霸权使得与独裁国家之间开展外交更加困难，这进一步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是在重要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它的目的是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为了取得成功，每一方都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尽管它们不必是对等的。这就是为什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坚持认为“外交是一门限制权力使用的艺术”。双方不必平等对待彼此。但是，要让外交发挥作用，即使是死敌也必须对彼此表现出一定的尊重。
一个不断备战和作战，并且宣称使用武力的好处的自由民主国家，最终可能会侵犯处于自由主义社会核心的个人权利和法治。在诸如战争等国家紧急情况下，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压制对其政策的批评。他们往往对内部的敌人深感忧虑，其中可能包括不忠诚的公民，甚至是外国人。恐惧是主旋律。怀疑的气氛总是导致政府以限制个人权利和以非自由的方式监视公民，通常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自由主义使外交更艰难
领导者不会这样行事，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一旦危急时刻（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危急时刻）要在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决策者几乎总是会选择安全。一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必然是生存，因为如果它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其他任何目标。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充分证据包括：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非自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压制反战声音，这场冲突后立即爆发的声名狼藉的“红色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日裔美国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
这些行动显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的所有特征。拥有强大军队的自由主义国家强烈倾向于发动战争，不仅是为了保护其他国家的个人权利，而且是为了传播自由民主，它们认为这是维护权利和抵御重大安全威胁的最佳方式。考虑到我们的星球不缺乏独裁者、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者是展示出军事威胁的国家，一个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很可能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考虑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界对外国威胁的过度恐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奉行削弱国内公民自由的政策。在此依次讨论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授权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法官授权，政府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为了获得搜查令，调查人员必须出示认为某个人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理由。即使政府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有违法行为，通常也不能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毫无疑问，小布什总统和他的副手们也有动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践踏公民权利的残暴独裁者。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本身不会导致美国推翻萨达姆，并且以一位民选领导人取而代之。促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是美国认为有必要处理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小布什团队认为，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大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变成自由民主国家。这将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和平区，而且会彻底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世界显然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有兴趣，”总统说道，“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不会滋生谋杀的意识形态。它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
毫无疑问，从“9·11”事件后不久到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视。由于爱德华·斯诺登，我们才知道，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也搜索和存储了大量电子邮件和基于文本的信息。虽然法律限制了出于外国情报目的而对国际通信进行监听，但国家安全局仍然收集了美国公民之间的国内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跟踪“电话元数据”，其中包括通话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地点和时间。我们很难不同意参议员罗恩·怀登（Ron 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信息的权威本质上是无限的。”
小布什主义形成于2002年，并被用来为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辩护，它可能是这种自由干预主义的最佳范例。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要赢得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必须击败“基地”组织，而且必须对付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政权被认为与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全力以赴获得核武器，它们甚至可能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简言之，它们是美国的死敌。小布什提议用军事力量把中东的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2003年初，就在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前，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一点：“通过美国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决心和目标，我们会把这个时代变成一个进步和自由的时代。自由人民将决定历史进程，自由人民将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进行这种监视，政府经常从一个被称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秘密法庭获得授权。但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透明度和可信性问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虚拟的橡皮图章：在1979年至2012年期间，它收到了近3.4万个在美国进行电子监控的请求，拒绝了其中11份。此外，几乎不可能挑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裁决，不仅因为这些裁决是秘密的，而且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人参与诉讼。而且，当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证据被用于联邦刑事诉讼时，如果司法部长按照惯常做法证明，披露这些证据会危害国家安全，被告及其律师都无法获得授权申请。当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国家安全局收集大量数据是非法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指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忽略这一裁定。
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并不局限于决策者。比如，约翰·罗尔斯写道：“自由而正派的人民具有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寻求建立一个所有民族都拥有秩序井然的政权的世界……他们的长远目标是最终带领所有社会都尊重万民法，并使之成为由秩序井然的人民组成的社会里具有良好声誉的正式成员。”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不会不言自明地导致战争，罗尔斯也谨慎地表明，他不提倡用十字军武装征伐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战争经常被视为一种促进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甚至是可取的选项。这种使用武力来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倾向反映在着名的自由干预主义者约翰·欧文的着作中，他评论说：“自由主义思想导致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远离彼此之间的战争，而……同样的想法促使这些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开战。”此外，他写道：“所有人都对和平感兴趣，并且希望战争仅仅是作为一种实现和平的工具。”
第二个涉及破坏公民自由的政策的案例与正当程序有关，它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也是法治的支柱。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正当程序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传统的正当程序概念已经变得荒唐可笑。2002年1月，当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始扫除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可疑恐怖分子时，小布什政府在关塔那摩湾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古拉格集中营，强烈抵制被拘留者争取正当程序的努力。自古拉格集中营开办以来，有779人被监禁在那里。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关闭它，但并没有这幺做，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正当程序的泥潭。截至2017年1月，仍被关塔那摩监禁的41人中有5人已被批准释放，但仍然受到监禁，这是该监狱的常见模式。由于证据不足，26名囚犯不能被起诉，但是政府拒绝释放他们，因为政府将他们视为安全威胁。这种肆意的、史无前例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最常见的正当程序理念。
正如我们从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无数评论中看到的那样，这种世界观的支持者倾向于对其深信不疑。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和战争部长的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表示：“为了安全，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杀死其敌人。世界不可能是一半民主、一半独裁。”越南战争期间，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宣称：“在整个国际环境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安全的之前，美国不可能有安全。”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所指出的：“这些并不是孤立的评论……美国政治家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
更糟糕的是，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项臭名昭着的特别引渡政策，将高价值囚犯移送到那些不关心人权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叙利亚，接受酷刑和审讯。中央情报局似乎也在其欧洲的“黑点”以及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对囚犯施以酷刑。这项政策显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国法和国际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在开放社会司法倡议（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负责国家安全和反恐项目的阿姆里特·辛格（Amrit Singh）所说：“秘密拘留计划和特别引渡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在美国境外进行，目的是将被拘留者的审问置于法律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总之，非法拘禁和非法酷刑的政策不仅颠覆了法治，而且共同阻止了未来法治的恢复。
捍卫个人权利的任务很容易演变成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战略：通过在其他国家积极促进自由民主来消除问题的根源。根据定义，自由主义国家致力于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而这一战略也将促进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有助于保护自由民主制度免受其内部敌人的破坏。自由主义也被认为能促进经济繁荣，这不仅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目标，而且有助于和平。简言之，传播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为了使世界更安全、更和平、更繁荣。
这种可耻的情况让人联想起第三个案例。因为奥巴马政府既不能起诉也不能释放关塔那摩的在押人员，所以它对抓获新囚犯和对他们进行无限期拘留没有兴趣。因此，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显然决定在发现可疑敌方战斗人员的地方暗杀他们。虽然杀死嫌疑犯肯定比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并使其长期处于法律泥沼更容易，但这项新政策的影响可能更加有害。
自由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保护那些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人。当大量外国人被杀害时，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动力尤其强烈。这种承诺显然反映在“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一概念上，这是由于所谓的国际共同体在1994年未能阻止卢旺达种族灭绝和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而形成的一种规范。“保护的责任”要求各国不仅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免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侵害，比如种族清洗和大规模屠杀，也有责任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民免受这些罪行的侵害。本质上，各国被要求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主要的侵犯人权行为，一旦出现，要迅速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军事干预能力的强大自由主义国家有强烈意愿发动战争来保护受害者。
当然，无人机在这些暗杀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奥巴马有一份被称为“处置矩阵”的杀戮名单，每周二在白宫都会举行一次会议，从名单中选定下一名受害者（被称作“恐怖星期二”）。奥巴马政府对这一战略的重视程度反映在从2002年11月开始到2013年5月的无人机打击分布上。迈卡·曾科（Micah Zenko）报告称：“大约有425起非战场目标杀人事件（95%以上是无人机杀人事件）。大约50次发生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375次（数量还在上升中）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正如记者汤姆·恩格尔哈特所说：“曾经，名单之外的暗杀是总统试图否认的一种罕见的国家行为。现在，它是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总统主要作为刺客的角色几乎已被公开宣传为一种政治优势。”
因为自由主义者经常谈论战争的罪恶，以及超越强权政治、创造和平世界的重要性，所以把他们描述为军国主义者似乎很奇怪。但许多人就是军国主义者，他们深深地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并不羞于使用军事力量推进这一议程。
根据法律，这种暗杀策略几乎没有为正当程序留有任何余地。中央情报局甚至被授权杀害那些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只是表现出可疑行为的年轻人，不管这种行为是什幺。从数千英尺以上的高空很难清楚地识别目标。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无人机杀死无辜平民的案例。虽然很难得到确切数字，但至少10%到15%的受害者似乎是平民。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披露了奥巴马暗杀战略的误区：“目前，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认同我们进行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除了阿富汗和以色列。”个人权利和法治在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并且沉溺于战争的国家并不走运。
自由主义的军国主义
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在这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几乎在所有冲突中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华盛顿在破坏大中东地区的稳定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自由主义的英国是华盛顿在这些战争中的忠实伙伴，也要承担一部分由美国造成的麻烦所引起的责任。美国决策者在围绕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产生重大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主要作用。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这场危机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乌克兰的利益了。回到美国，美国的公民自由已经被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所侵蚀。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试图确定“为什幺这幺多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最后却犯了如此悲惨的错误”。他的重点是灾难性的国内计划，比如苏联的集体化（1928—1940年）。但是，我相信斯科特的论点也适用于国际政治。有人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霸权失败的概率更高，因为它涉及的社会工程是在外国，而不是在国内。
我的论断是，一个拥抱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最终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国家——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我将以1992年1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论断。随着1989年冷战结束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出所料，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自由主义霸权，经过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这项政策得到了坚决贯彻。
斯科特主张，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灾难都是由“乌托邦式的伟大社会工程计划”造成的，这种计划依赖于“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霸权似乎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条件。它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会工程，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斯科特说，一个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好被视为一种强大（甚至有人会说是肌肉发达的）自信：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的扩张，人类需求的日益满足，对自然（包括人性）的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与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相适应的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再次，自由主义霸权——带着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经济市场优点的信心，以及利用国际机构来提供各国更容易理解的标准代码——是最佳人选。
自由主义霸权也以其他方式导致了不稳定。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倾向于拥抱除了战争以外的雄心勃勃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适得其反，并且破坏了它们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它们经常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在与一个威权国家进行外交接触时，它们也倾向于无视它的利益，并且认为它们知道怎幺做对它最有利。最后，对外的自由主义倾向于破坏国内的自由主义，因为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是会培育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容易侵犯公民自由。
根据斯科特的说法，灾难性失败需要两个额外的因素：“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实现这些高度现代化设计的威权国家”和“一个缺乏抵抗这些计划的能力的孱弱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代表着根本不同的政治形式，但这种区别在国际领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有利于自身的安全，那幺它可能会专注于强迫其他国家。当自由民主国家感到严重威胁时，它们很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让自己呈现出威权国家的许多特征。
存在着一个倾向于不断发动战争的强大国家增加了国际体系中的冲突，造成了不稳定。这些武装冲突通常以失败告终，有时是灾难性的，主要是以牺牲据说是被自由主义的巨神所拯救的那些国家为代价。人们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精英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规避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此外，公民社会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对应物。人们听到的关于“国际社会”的所有言论——意味着全世界公民团结起来抵抗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只是空洞的言辞。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没落了。民众的抵抗几乎不会阻止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国将高度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弱国。当然，十字军式的国家可能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但这不足以阻止它试图实现建立一个对民主国家而言安全的世界这一雄心壮志。
这种军国主义源于五个因素。第一，在全球推广民主是一项伟大使命，提供了大量的作战机会。第二，自由主义决策者相信他们有权利、有责任、有经验去使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第三，他们经常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第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削弱了外交的作用，导致更加难以和平解决与其他国家的争端。第五，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也破坏了主权观念——旨在限制国家间战争的国际政治核心规范。
随着“9·11”事件尘埃落定，斯科特提到的所有要素在美国都稳固地存在。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利用美国军队推翻政权并将民主带到大中东地区的政策，但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民主经验。小布什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尽管奥巴马总统比上一任总统更加谨慎，但他仍然延续布什推翻非自由主义政权的政策，试图促进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这两位总统不仅在每个关头都遭遇失败，而且他们的政策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广泛的杀戮和毁灭。
自由主义霸权的代价始于自由主义国家为保护人权、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而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一旦在世界舞台上得到释放，一个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很快就会沉溺于战争。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可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即使是那些认识到风险的人有时也会认为这种努力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