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亚历山大·唐斯对战争中的平民受害问题开展开创性研究时，他发现“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有可能瞄准平民”。约翰·蒂尔曼在对美国如何作战的详细分析中表明，美国已经杀死了数百万平民，其中许多是故意的。尽管杰弗里·华莱士（Geoffrey Wallace）表明，独裁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有可能虐待战俘，但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民主国家也虐待战俘。美国在“9·11”事件后广泛使用酷刑只是一个例子。唐斯和华莱士都表明，当国家在战争中陷入绝望时，它们很快就会忘记敌人的人性，对权利的重视逐渐远低于对有效打击的重视。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最后，尽管是间接的，但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规范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由民主国家以特别道德的方式进行战争。考虑到自由主义强调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会期望自由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杀害平民，或者至少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这是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该理论是一个典型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例如，迈克尔·多伊尔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对战争法的谨慎尊重”。
简言之，自由民主规范并不能给为什幺它们永远不会互相打仗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民主和平论既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制度性叙事，也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规范性叙事。
也许针对自由民主规范的最具毁灭性证据体现在克里斯托弗·莱恩对四个案例的细致考察中，其中一对自由民主国家走向战争边缘，但其中一方退出并结束了危机。他仔细研究了英美在1861年特伦特号事件、1895年到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1898年英法之间的法索达危机，以及1923年涉及法国和德国的鲁尔危机中的决策过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自由主义规范与这些危机的解决几乎没有关系。双方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这四个案例的结果主要由涉及均势的战略计算所决定。
质疑这一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倒退问题。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总会成为一个威权国家。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民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衰退。即使民主制度建设得很好，也无法保证它会永远存在。
此外，有大量的经验证据与自由民主规范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相矛盾。比如，美国有推翻民选政府的丰富历史，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更突出的案例包括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当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巴勒斯坦选举中击败美国支持的法塔赫之后，美国和以色列（另一个民主国家）开始破坏新政府的稳定，将哈马斯边缘化。它们认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尽管它输掉了选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也在2013年推翻埃及民选的穆斯林兄弟会。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指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预记录表明，民主的信任和尊重往往服从于安全和经济利益。”
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比非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大的持久力，因为前者受到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支持——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拳。然而，无法保证任何自由民主国家会永存。请记住，魏玛德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1933年被历史上最具侵略性和最邪恶的政权取代之前，它维持了十多年。因此，即使在彼此的关系中，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为倒退的可能性作好准备，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来对待彼此。
民族主义是自由民主规范的主张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使得各国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每个民族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优越，而有时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仇恨。敌意——我称之为极端民族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族国家有时在第一原理上存在着深刻差异，有时还参与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争。自由民主国家很难不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会破坏宽容和相互信任，甚至导致它们以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对于不可剥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也不存在根深蒂固、世界范围的尊重，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常常被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尤其是当它面对民族主义时，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维度的影响力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小。
经济相互依赖论
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可以让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对其构成威胁时去求助。这一简单的生活事实，再加上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宽容、尊重以及和平地对待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即使在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也必须担心自己的生存。一旦这一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卷入彼此之间的均势政治中。
根据经济相互依赖论，两个经济福祉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不会走向战争，即使两国存在激烈的政治分歧。即使有很好的战略理由发动战争，它们也会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给双方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从本质上讲，战争的经济成本会超过政治利益，包括潜在的战略收益。这一理论假定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换言之，经济上的考虑胜过战略上的考虑。
民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也建立在公民在核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会存在显着差异的假定之上。民主国家的公民高度社会化，通过选票箱来解决他们的冲突，但社会化有其限度，民主国家总是会建立强大的警察力量以维持秩序。单单是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无法确保民主国家内部的和平；与自由主义一样，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应对那些觉得有必要用暴力支持自己观点的人。
这一理论对繁荣的强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公众要求他们的领导人促进和保护他们的经济福利，如果领导人不能兑现承诺会被赶下台。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动乱。创造财富的必要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理性的领导人可能发动战争。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可能会削弱它们赚钱的能力。比如，一些学者认为，银行家永远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因为想要继续掌权的领导人不太可能冒险无视他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一个由经济彼此依赖的国家组成的世界里，领导人对冲突有着明显的厌恶，因为他们担心冲突会危及繁荣，进而危及他们的政治生涯。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可能也是温和的，这不仅是因为领导人更愿意集中精力使本国的财富最大化，而且因为激烈竞争可能无意中导致战争和经济灾难。
自由民主规范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说法存在五个问题。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自由主义就不能如宣称的那样起作用。原因很简单：自由主义接受个人有时会在第一原理上存在深刻差异，也承认尊重权利和宽容不能保证一方（甚至双方）不会诉诸暴力。我们无法保证冲突会得到和平解决。这就是为什幺几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需要一个国家，包括约翰·罗尔斯，他对宽容的力量尤其乐观。
不同学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善了这一基本逻辑。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这一理论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角度描述了经济相互依赖。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因这一观点而闻名，尽管他在1910年的经典着作《大幻想》中提出的观点有些不同。更晚近一些，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贸易的和平效应。然而，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认为，在评估经济相互依赖性时，贸易是一个错误的因素，相反，他主张把重点放在资本市场上。他认为，“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onald）主张，是贸易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它受到了“自由经济制度——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存在”的支持。他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优势和国内经济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和平”。
为什幺规范是无效的
并非所有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都相信贸易和资本流动会阻止武装冲突。比如，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和平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的生产设备遍布全球，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主要国家所消费的产品都依赖于其他许多国家。因此，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承受得起战争，因为担心这会使其跨国公司瘫痪，最终导致本国经济瘫痪。最后，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者的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提出了一个既包含自由主义又包含现实主义的论点。他主张，当任何两个国家希望它们之间的高水平贸易继续存在时，经济相互依赖的基本逻辑会促进和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不期望维持这种贸易时，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出现，可能推动双方走向战争。
需要明确的是，民主和自由主义提供了独立但互补的逻辑，解释了为什幺即使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引发重大危机的深刻分歧，它们之间也不会互相斗争。根据民主和平论，战争不会爆发，因为这些逻辑要幺单独起作用，要幺联合促进一套强大的规范，这套规范偏好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
最后，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家们有时会争辩说，征服在现代世界是不划算的。在工业革命之前，领土扩张的经济效益是真实的，但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无法从征服另一个国家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安吉尔在《大幻想》中的主要观点，也是《贸易国家的崛起》的重要主题。当我们把这个额外的论点考虑在内时，最主要的主张是经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代价高昂，而征服却没有什幺好处。我将主要关注经济相互依赖通过提高战争成本而带来和平的论点，这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
当自由主义国家彼此打交道时，宽容也超越了国界。自由主义国家应该相互信任和尊重，决不能为了解决分歧而开战。多伊尔写道：“这些相互尊重的传统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合作基础。”换言之，自由主义的规范解释了民主和平。约翰·欧文对基本论点作了总结：“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不懈追求自我保护和物质幸福。这些追求需要自由，自由需要和平，强迫和暴力是适得其反的。因此，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有人希望战争只是作为实现和平的工具。”
经济相互依赖论的局限性
由于个人权利是普世的，自由主义逻辑不仅适用于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日常生活，也适用于它们之间的互动。用迈克尔·多伊尔的话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的基本假定认为，各国有权免受外国干预。由于道德上自主的公民拥有自由权，这代表他们的国家有政治独立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相互尊重成为国际自由主义理论的试金石。”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它阻止自由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来对付彼此，因为战争会夺走自由主义者的生命。
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根本不重要是错误的。当然存在着它让局势远离战争的情况，当战争的经济成本很高而政治风险不大时尤其如此。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它无法改变决策者的想法，因此它不能确保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为了让现实政治变得无关紧要，这种保证是必要的。
与强调选举重要性的民主不同，自由主义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叙事。当然，这一点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政治自由主义者主张，权利和宽容共同促进人们互相尊重——即使他们存在根本分歧，并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在自由主义的世界中，几乎不存在暴力。
经济相互依赖论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参战并不总是成本高昂，而且当参战成本被证明很高时，往往是因为它们在战争开始前被低估了。此外，战争有时会带来经济收益。第二，即使各国承认会有巨大的代价，但发动战争的政治冲动通常胜过经济，在涉及核心安全利益时尤其如此。第三，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表明经济相互依赖是促进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
在一个即使是激烈争端通常都能和平解决的世界里，相关行为体之间可能会有高度的信任，因为它们不必担心自己的对手可能会对它们使用暴力。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对彼此也应该有一点尊重。每个人都愿意接受选举结果的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愿意容忍竞争对手获胜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要与对手达成妥协解决方案，双方必须彼此尊重，否则很难达成一致。因此，除了通过选举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之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个人倾向于信任、宽容和尊重他人。这一观点认为，这些相同的信念延伸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经济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有时会打仗，同时避免巨大的经济成本。一国可能瞄准一个单一的对手，制定聪明的军事战略，并且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者，它可以选择与一个弱得多的对手进行战争，从而可以快速而又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手。大多数国家都在战争中期待着速胜，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当它们取得速胜时，经济成本往往很低。代价最高昂的战争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持久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预计到这样的后果，大多数领导人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带到战争中去。
民主的核心特征是选举过程，即公民如何解决他们的分歧，并且决定谁的政治秩序观将占优势。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具有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拉西特写道：“自由民主理论的基本规范是指通过民主政治进程，争端可以不借助武力解决。”此外，他还认为，“在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打交道时，民主国家将调节政治竞争、寻求政治冲突的折中解决方案，以及权力和平交接等规范外部化”。最重要的是，“当两个民主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们能够在互动中运用民主规范来解决”。
此外，核武器使得当代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出现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常规冲突。它们之间的战争可能在手段和目标上都受到限制。比如，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会在亚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但不难想象它们会在南海或台湾地区上空展开一场有限的冲突，因为这样一场战争的经济成本是可控的。
民主的规范逻辑与自由主义的规范逻辑有着很大的重叠。两者都强调四个关键概念：和平解决冲突、尊重他人、宽容和信任。然而，民主和自由主义由于不同的原因聚焦于这些概念，它们各自侧重某些概念而非其他概念。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并不总是会中断经济往来。有时它们在战争中与敌人进行贸易，因为双方都认为会在继续交往中获益。杰克·利维（Jack Levy）和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是这一主题的两位主要专家，他们写道：“很明显，与敌人开展贸易是如此频繁，足以反驳战争会系统而显着地打断敌人之间贸易的传统观念。”他们补充道：“与敌人开展贸易既发生在有限的军事交火期间，也发生在争取民族独立或全球主导地位的全面战争期间。”简言之，一个国家可能会与一个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但并不威胁自身繁荣的对手进行战争。
规范的逻辑
最后，正如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在其重要着作《征服合算吗？》中所解释的那样，有时的确是合算的。比如，如果中国为控制南海而战，并且赢得了战争，那幺它最终会拥有丰富的海底自然资源，这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各国偶尔会发动战争，因为期望战争的胜利会带来经济和战略收益，而这种收益会超过破坏相互依赖的成本。
总之，所有涉及民主制度的机制都不能解释为什幺民主国家很少互相打仗。一些着名的民主和平论者认识到这些制度解释的局限性，转而依靠与民主和自由主义相关的规范性论据。
政治高于经济
观众成本的叙事具有直观的吸引力，但实证研究表明，它几乎没有解释力。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观众成本像宣称的那样在实际危机中发挥了作用。此外，有许多理由质疑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比如，领导者通常对画红线持谨慎态度，相反他们更愿意让威胁保持模糊，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谈判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成本逻辑甚至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即使领导人画了红线却没有坚持到底，如果她以有利的条件结束危机，公众也不太可能惩罚她。此外，人们不应低估政治领导人编故事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实际行动中违背承诺。即使一个领导人发出信号，也不能确保另一方能正确理解。
但是，即使假设两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战争代价巨大，战争仍然具有实际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战争的高成本会超过预期的政治利益。他们实际上假定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繁荣，而不是生存。但这是错误的。政治计算往往胜过经济计算。当国家安全问题处于危急关头时无疑更是如此，因为生存最终比繁荣更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生存就不能繁荣，但即使是因战争致贫的国家也能复苏和致富。在1914年以前，欧洲相当繁荣，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爆发了。主要为这场冲突负责的德国决心阻止俄国变得更加强大，希望在欧洲建立自己的霸权。政治压倒了经济。
最后，一些人认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s）是解释民主和平的关键。这一主张建立在民选领导人特别擅长在危机中表明他们的决心这一信念之上，因为他们可以公开承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然后他们有义务继续下去。换言之，他们会自缚手脚。如果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公众会通过投票让他们下台，从而惩罚他们。一旦领导人画了红线，争论就开始了，他的听众就会对其施加压力。因此，两个民主国家彼此可以了解它们究竟为什幺而斗争，这使它们能够避免误判并协商解决方案。
有人可能会争辩，并非所有涉及安全的争端都关乎国家生存问题。并不是每一场危机都等同于1914年的7月危机。这种主张当然是有道理的，这也是经济相互依赖逻辑有时会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所说的“小疏忽酿成大祸”的逻辑。各国经常担心，如果它们不能解决一些小的安全问题，它们的对手会继续利用这些问题，而实力对比最终会对它们不利。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总比等到真正危及生存的时候要好。这种观点的影响被生存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放大了。
如果这些主张是真的，那幺民主国家就不会发动针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有些情况下，民主效率低下可能会阻碍统治精英们把国家带入战争，尽管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此外，可能阻碍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制度障碍通常不起什幺作用，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往往是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作出的，行政部门在此期间掌控局势，而三权分立——以及个人权利——服从于国家安全关切。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有能力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发动战争。
我应该简要讨论一下科普兰的观点。他主张，当竞争对手之间存在未来贸易的可能时，经济相互依赖胜过现实政治。这种观点并不成立。问题是，不可能确切知道任何相互依赖会持续多久，因此各国都有强有力的动机为其结束作准备。根据科普兰的说法，当它停止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回到了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最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为“雨天”作好准备。此外，正如科普兰自己所强调的，不可能知道各国未来的意图。无法知晓意图意味着，一个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国家也许有一天会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尽管会带来经济后果。同样，最好根据雨天的逻辑来行事。
第二种制度性解释是，动员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对于政府领导人而言更加困难。这种烦琐的决策部分是由获得公众许可的需要所决定的，考虑到公众天生不愿打仗和冒着死亡的危险，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障碍，比如三权分立，也延缓了这一过程。这些问题不仅使发动战争，而且使制定和执行明智的外交政策变得困难。
当民族主义发挥作用时，政治也会战胜繁荣。考虑一下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如果台湾地区宣布“独立”，他们将发动战争，即使代价是损害中国经济。中国人对台湾地区的看法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最终必须实现统一。我还应该指出，历史上充斥着内战，几乎在每个案例中，战斗各方战前在经济上都是相互依赖的。然而，事实证明政治计算更具有影响力。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幺民主国家的人民有时喜欢发动战争。首先，战争有时是出于很好的战略原因，而大多数公民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此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善于说服沉默的公众相信战争是必要的，即使战争并非如此。有时过多的说服是不必要的，因为人民的民族主义热情是如此强烈，他们会推动领导人发动战争，无论是否必要。最后，当国家陷入战争时公众会不言自明地付出巨大代价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富国往往拥有高度资本化的军队，这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人口实际服役。此外，自由民主国家通常善于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比如，利用无人机来对付敌人。至于财政成本，国家有很多方法为战争买单，不会给公众造成沉重负担。
为了阐明政治和战略因素往往超过经济因素，我们考虑一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制裁往往无法实现其目标。制裁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象国可以承受巨大的惩罚，但仍不屈从于强制者的要求。这种强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推动的，民族主义总会让对象国的人民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而不是反抗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它们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轰炸但未能激起对象国人民的起义。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人民面对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上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紧密地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一边。
这一论点的致命缺陷是它想要证明的太多了。如果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如此厌恶战争，他们会不愿意与非民主国家以及民主国家打仗。他们会根本不想打任何战争。然而，从历史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打了七场战争，而且是美国发动了这七场战争。在此期间，每三年就有两场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沉迷于战争。此外，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英国在这些战争中一直站在美国一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幺民主和平论者不认为民主国家通常比非民主国家更和平。
乌克兰危机表明了制裁在面对政治或战略计算时通常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核心战略利益所在，西方让乌克兰脱离莫斯科的轨道并纳入西方制度的努力绝对是其不可接受的。在普京看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政策是对俄罗斯生存的威胁。这种观点促使俄罗斯不遗余力地阻止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
对于为什幺自由民主国家不互相开战，有三种制度性解释。第一种强调公众本质上是和平的，如果被问到是否要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几乎肯定会拒绝。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阐明了这种论点：“如果需要公民的同意来决定是否应该宣战……他们在开始如此糟糕的游戏时会非常谨慎，为自己判断所有战争的灾难，没有什幺比这更自然的了。”这种论点在冷战期间的新保守主义者中很流行，他们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倾向于向威权国家绥靖，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仅温和而且具有影响力，因为他们可以投票。
我们不应该惊讶，一个被均势逻辑和民族主义削弱的理论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尽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认为它有效地排除了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表明，无论哪种方法都没有效果。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使得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因为在经济困难时期，经济相互依赖有可能加剧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考察一下欧元危机如何助长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尽管两国经济关系密切，伊拉克仍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部分原因是科威特违反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规定的产量限制，降低了伊拉克的石油利润。
民主制度与和平
总之，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相信经济相互依赖为国际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它偶尔会阻止战争。
民主和平论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它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幺自由民主国家不应该互相斗争。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了各种解释，其中一些侧重于民主制度和规范，另一些侧重于自由主义规范。但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
自由制度主义
让我们回到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实际战争的四个案例。有人可能承认，虽然我是对的，但仍然认为这些极少数的战争并没有在实质上对这一理论构成挑战。然而，由于民主党和平理论家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明确指出的原因，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由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统计上是如此罕见……民主国家之间即使只存在几场战争，也会彻底毁掉统计数据，因此可以说，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发生战争频率的差异具有实质意义。”换言之，这四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了民主和平论者的核心主张。
自由制度主义可能是三大自由主义理论中最弱的一个。它的主要支持者对国际制度在实现和平问题上能做什幺的主张是适度的，而且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在战争道路上的大国而言，国际制度至多能延缓战争。这其中包括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其他的案例也接近于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内战通常不算在内，因为它被认为是内战，而不是国家间战争。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区别在这里没有意义。南部邦联于1861年2月4日成立，但战争直到4月才打响，那时南部邦联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国家之间曾存在许多军事争端，其中包括一些战斗爆发和人员死亡的案例，但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战争。还有许多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推翻其他国家民选领导人的案例，这种行为似乎与民主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说法不符。
制度是一套描述各国应如何合作和相互竞争的规则。它们规定了可以接受的行为类型，以及禁止不可接受的行为。这些规则是由各国协商制定的，它们并不具有强制性。大国主导这些规则的制定，承诺遵守这些规则，即使它们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事实上，各国在加入国际制度时都是自愿接受约束的。这些规则通常以国际协定的形式正式确立，由各个有自己的人员和预算的组织进行管理。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组织本质上无法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国际制度并不是独立于作为构成体系单元的国家的强大实体，而且它们没有能力强迫各国遵守规则。它们不是世界政府的一种形式。各国自身必须去选择是否遵守由它们制定的规则。简言之，制度呼吁“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分散式合作，没有任何有效的指挥机制”。
然而，即使自由民主得到发展，它也不会增加和平的可能性，因为这一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下面来考察一下它的核心发现。一些支持者认为，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但这是错误的：在现代，至少有四个民主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案例。与民主和平论者所说的相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它与其他四个自由民主国家开战，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中，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作战，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卡吉尔战争也是民主国家相互打仗的案例。
这种对自愿服从的强调也反映了国际法的运作方式，这告诉我们，制度和法律在国际层面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异。国际制度有时被称为“机制”，许多学者将这些术语互换使用。因此，此处的分析适用于国际法和机制，如同它适用于国际制度一样。
民主和平论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非常流行。迈克尔·多伊尔在1983年发表的两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把它引进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当超级大国的竞争在1989年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民主将席卷全球，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平。当然，这种观点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核心主题，但时间对福山的论断并不友好。威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选择，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自由民主制度会很快征服全球。“自由之家”认为，在2006年至2016年间，民主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实际上下降了，这自然会缩小民主和平论的范围。
最终目标：国家间合作
民主和平论一词意味着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民主而非自由主义如何带来和平的叙事。但这个名称有些用词不当，因为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论断既强调民主也强调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中的许多学者甚至提到“自由主义和平”，所以称之为自由民主和平论更加准确。此外，自由主义国家几乎总是民主的，主要是因为自由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显然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决定谁统治他们。正如我在导言中所强调的，这就是我聚焦自由民主国家而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原因。因此，我既要考察民主和平论背后基于民主的逻辑，也要考察基于自由主义的逻辑。
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认为国际制度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相反，他们很少对制度通过促进国家间合作以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提出雄心勃勃的主张。这种对合作的强调在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本书可能是有关国际制度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着作。但正如书名所表明的，基欧汉聚焦于解释如何加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他很少谈论战争与和平。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确实直接探讨了安全问题，但他们主要讨论的是这些安全制度如何加强合作。这种对合作的关注贯穿于制度主义文献之中，其中许多重要文献的标题中都有“合作”一词，但几乎没有人详细阐述合作如何导致和平。
民主和平论
阐明制度促进合作的具体条件是必要的。只有在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环境结构让它们有利用对方的动机时，制度才能发挥作用。这种问题的一个例子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其中两个人在合作中有既定的利益而无法合作，因为他们都害怕对方可能利用自己。相反，他们都试图利用对方，导致他们两个人的境遇比达成协议更糟糕。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个体之间有共同利益，但由于有强有力的动机相互利用而导致共同利益无法实现的另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共同利益。
到目前为止，我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假定它们能像宣称的那样发挥作用。现在应该检验一下这一假定了。
当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能从合作中获益时，这一理论几乎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几乎肯定会互相利用，有时会诉诸暴力。换言之，如果分歧是深刻的，并且涉及重大问题，各国就会思考谁输谁赢，这必然会导致激烈的安全竞争，有时还会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没有阐明制度如何解决甚至是缓解大国之间的深层次冲突这一问题。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几乎没有发言权。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他们的理论起作用时，战争就会被根除。他们大胆地提出主张，但并没有排除战争是可能的。他们有时强调加强国家间合作，或者说战争变得极不可能发生。民主和平论者提出了最大胆的主张，强调民主国家“很少”或“极少相互打仗”。正如迈克尔·多伊尔指出的：“没有人应该认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初步证据确实表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反对战争的明显倾向。”换言之，和平无法得到确保。但朝着和平方向发展，即使是大体上的，也还是不够的。只要战争仍然保留着不小的可能性，各国别无选择，只能把生存放在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包括权利、繁荣和规则。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明制度的局限性。一些自由制度主义者主张，国际政治可以区分为两个领域——政治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这一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比如，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写道：“国际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制度安排差异巨大。”此外，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同。当涉及经济关系时，“几个自利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安全事务上，合作更加困难”。
毫无疑问，合作可以减缓冲突。然而，它也能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两个国家可以合作发动针对第三国的战争，就像1939年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战争，或者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此外，强大的国家有时会通过合作来开发较弱地区的资源，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所做的那样，当时它们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合作与和平当然有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解释的是为什幺它们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是为什幺他们的理论产生更多的合作。
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其中强调他聚焦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共同利益最大，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实现”。这种区分最重要的一个例证是，联合国在解决大国间政治争端方面的效率低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促进主要大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高效之间形成对比。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因为这些领域是国家最可能需要制度的帮助以实现共同利益的领域。自由制度主义者对安全机制的关注要少得多。
三种自由主义理论固有的第二个甚至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它们对和平可能性的看法。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要压倒现实主义，它的支持者就必须证明，战争肯定不会发生。主张他们的理论促使国家间合作增强，或者使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有人可能认为我把标准定得太高了。但是，只要体系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就别无选择，只能优先考虑生存，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即使战争的可能性被认为只有1%或2%，国家也必须根据均势逻辑来思考和行事，因为输掉一场重大战争的可怕后果要求它们担心自己的生存。这种情况类似于核威慑。任何有核国家使用这些极具破坏性武器的可能性都很小，但它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就是核武器成为终极威慑力量的原因。
有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联盟是安全制度，它们当然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联盟对于协调各成员国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行动是有用的，这使得它们的集体努力更加高效。北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它在帮助西方遏制苏联在欧洲的野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联盟存在于有着强有力的动机进行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存在根本分歧的国家之间。因此，这一总体观点是成立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很少关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俄罗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和平论将适用于所有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民主的俄罗斯将不得不担心在它的南部边境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得不按均势逻辑行事。法国和德国不与中国交界，但如果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它们也会担心可能的威胁。只要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国家，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摆脱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束缚。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一个掠夺者会打败一百个和平主义者，因为无政府状态没有提供担保。这一论断之所以强大，部分是因为它的脆弱：它假定只有一个权力追求者，而其他国家必须效仿，因为无政府状态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它们……而不是作出所有国家都天生追求权力的强假定。”即使体系中的民主国家仍然会和平对待彼此，这一逻辑也是适用的。
有人可能会说，约翰·伊肯伯里可能是除了基欧汉之外最着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而且他是个例外。他提出了一个适用范围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能够解释如何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和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他解释了各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国际秩序，似乎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球的秩序。伊肯伯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特别感兴趣，而美国对这一秩序负有主要责任。当然，这一秩序已经被高度制度化。
我们可以假设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里，一种或多种自由主义理论普遍适用；在另一个世界里，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都不适用。但这两个世界都不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理论可能涵盖了某些情形，但没有涵盖其他情形。比如试想一下，民主和平论如何适用于美国从欧洲撤军和北约消失的情景。届时，欧洲大陆会有三个大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根据这一理论，法国和德国不会互相争斗，因为它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彼此争夺权力。但是，它们与非民主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会以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导，重视生存动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最终都会寻求在全球实力对比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伊肯伯里的叙事都是关于冷战时期西方内部的秩序，当时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歧。他很少关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安全竞争。他也没有过多讨论联合国——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制度，但对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毫无用处。最后，伊肯伯里探讨的不是国际秩序的问题，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他的焦点类似于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虽然他们所提供的理论有些许差异，但都没有解释是什幺导致了安全竞争和战争，也无法解释制度如何阻止敌对大国之间相互争斗。
比如试想一下，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与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竞争有关。苏联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东西双方几乎没有经济往来，也很少有双方都是成员的国际制度。或者想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是如何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的。人们很少听到民主和平论可以为亚洲和平提供基础的论点。但是人们经常听说，经济相互依赖论可以解释为什幺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中国的经济与竞争对手的经济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意味着中国与贸易伙伴相互依赖以保持繁荣，而且意味着繁荣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一场中国卷入其中的战争就相当于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摧毁”。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经济相互依赖将维持亚洲的和平。
无政府问题
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能超越对生存的关注，将现实主义逻辑排除在外。它们的缺陷是由于两个原因，都涉及所有自由主义理论所共有的局限性。首先，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除非存在必要的条件，否则它们就不适用。例如，如果它们根本不存在，国际制度就无法促进和平；而繁荣要超越安全，必须要有经济相互依赖。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总是存在。世界从来都不是只有民主国家的，这严重限制了民主和平论的范围。对于像多伊尔这样的理论家而言，他主张这三个理论必须都有效才能实现和平，相关情况的范围就更加有限。当然，在缺乏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国家会遵循现实政治的指令，正如民主国家在面对非民主国家时所做的那样。
这似乎令人惊讶，但主要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主张——至少在大多数时候——提供一种明确替代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们似乎希望在他们的论点中保留现实政治的重要元素，同时又超越现实政治。比如，伊肯伯里认为，他的理论“同时借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传统”，而基欧汉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而不是抛弃它”。赫尔加·哈夫滕多恩（Helga Haftendorn）、基欧汉和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在他们主编的一本直接与安全制度有关的着作中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安全研究仍然被现实主义思维所主导，将其纳入制度主义的路径大有裨益。”很难理解任何一个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逻辑基础上的理论怎幺可能抛弃均势政治。但是，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解释为什幺国际制度几乎没有希望显着提高和平的可能性，即使它们增强了合作的前景。
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国家最关心的是它们的生存，这促使它们牺牲彼此的利益以追求权力。因此，为了取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必须提供一种在决策者头脑中比生存更突出的替代性考虑。对于民主和平论而言，尊重个人权利，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宽容和规范，主导了对生存的关注。在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对繁荣根深蒂固的兴趣掩盖了对生存的恐惧，自由制度主义者将遵守规则视为缓解这些恐惧的关键。
自由制度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害怕被欺骗，这种害怕很大程度上是由难以克服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一国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未来会怎幺想、怎幺做。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断主张，制度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缓解这一问题。
生存的首要性
第一，它们可以增加国家间的交易次数。这种重复合作创造了未来收益的前景，从而提高了欺骗成本。“未来的阴影”阻碍了当前的欺骗行为，因为一国被发现欺骗会危及其从未来合作中获益的可能。重复合作为受害者提供了对欺骗者进行报复的机会：它有利于“一报还一报”策略，这种策略可以防止欺骗者逃脱它们的罪行。除了惩罚那些有欺骗名声的国家之外，它还奖励那些以遵约着称的国家。
但是，在详细评估每种理论之前，我想考察这几种理论都具备的两个共同特征：适用范围和关于和平确定性的主张。我的目的是表明，即使你接受这些理论本身的逻辑，它们也无法提供一套超越现实主义的方案。问题在于，为自由主义（包括上述三种理论）辩护的理由以一种无法削弱各国对生存动机的重视的方式组织起来，而生存动机正是现实主义的核心。
第二，规则可以将处于不同议题领域的国家之间的互动联系在一起。议题联系的目的是在国家之间建立更大的相互依赖，这将使它们更不愿意在一个议题领域进行欺骗，因为它们担心受害者（或者其他国家）会在另一个领域进行报复。与重复合作类似，议题联系提高了双重交易的成本，为受害者提供了报复欺骗者的途径。
我不同意这些自由主义理论为和平世界提供了方案的说法。每种理论都注定是有缺陷的，把它们打包在一起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将仔细考察每种理论，探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它的预测与经验记录之间的吻合程度如何？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任何自由主义理论实际上促成了和平？第二，理论背后的因果逻辑是否合理？这一理论是否提供了关于和平为何发生的令人信服的叙事？
第三，规则体系可以增加合作协议参与者获得的信息量，从而允许它们密切监控协议。提高信息水平会增加欺骗者被抓住的可能性，从而阻止欺骗。它还为受害者提供了可能被欺骗的早期预警，使它们能够在受到严重伤害之前采取保护措施。
自由主义的决策者也喜欢将这些理论打包在一起。考察一下比尔·克林顿政府是如何推销两项最重要的政策的：北约扩张和与中国接触。1995年，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指出，将东欧国家同时纳入北约和欧盟是实现这一地区稳定的关键。他写道：“北约的扩大将是促进欧洲新生民主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法治的一股力量。”此外，它将“促进和巩固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从而进一步促进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宣布，与崛起中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关键是与它接触，而不是像美国在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崛起中的中国。接触有助于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并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些主要国际制度的成员。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将积极维护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
第四，规则可以降低单个协议的交易成本。当制度执行上述任务时，各国不用过多考虑协议的谈判和检查，并且能够对冲可能出现的背叛。通过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制度使其更有利可图，从而更具吸引力。
在学术界和政策界，这些理论都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决策者经常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认为它们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促进和平。例如，康德主张，使“永久和平”可能性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是：促进商业，这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促进共和制宪法；建立一个共和国家组成的邦联，这是一项国际制度。最近，两位自由主义学者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写了一本题为《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的着作，体现了他们致力于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承诺。对于这些学者而言，自由主义的每个要素都可以增强其他要素的力量，以提高和平的概率。两个要素比一个要素更能带来和平，而三个要素一起更是如此。另一位着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多伊尔持不同观点，他主张，这三种理论必须同时起作用才能让自由主义产生和平。对于多伊尔而言，如果其中一个理论不适用或者不能如预期那样起作用，自由主义就无法带来和平。然而，对于拉西特和奥尼尔而言，要证明自由主义无法产生和平，必须要把所有这三种理论都推翻。
毫无疑问，担心某个敌对国家违反规则——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是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安全竞争和战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各国都非常关注实力对比，因为它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不会因其他国家的欺骗而受到伤害。如果它们的确这幺做，没有守夜人可以求助。从我们的目的来看，关键问题是国际制度是否以任何挑战现实主义基本逻辑的方式解决了欺骗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自由制度主义源于自由主义者赋予遵守有关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既定规则行事的重要性。根据这一理论，各国自愿聚到一起，建立国际机构，这实际上是一套各国同意遵守的规则，即使它们想要无视这些规则，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紧要关头，对法治根深蒂固的承诺会消除一国也许必须发动战争的任何诱惑。
当然，核心问题是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能够可信地威胁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国际制度不是自主的行为体，能够迫使国家在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时仍然遵守规则。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制度可以强迫一个大国以反对现实主义指令的方式行事。相反，制度依靠其成员国坚守规则，因为它们认为这些规则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在制度主义的叙事中，成员国必须自我监督。
经济相互依赖论是在自由主义强调拥有和交换财产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必然导致各国之间投资和贸易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交往不仅让贸易国更加繁荣，而且使贸易国之间的繁荣彼此依赖。这一理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阻止战争，只是因为战争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最后，对繁荣的关注胜过政治和安全上的考虑。
但是，我们从历史记录中可以知道，当国家认为遵守规则不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会欺骗或违约。比如，试想一下美国——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它违反了国际法，发动了1999年的塞尔维亚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这两个案例中，华盛顿都未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两个案例中都选择忽视国际法，因为它认为这样做有很强的道德和战略必要性。自然，美国从未受到惩罚。有人也会指出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既定规则的案例，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它们也没有受到惩罚。很难找到一个国际制度因为大国违反规则而以任何严肃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的案例。
民主和平论主张，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它并没有预测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减少。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保持和平的主要解释是，它们对个人权利根深蒂固的尊重，以及对宽容与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视，压倒了它们也许必须发动战争的任何理由。其他的解释主张，民主的具体制度和规范性特征，而不是自由权利，阻止了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
考虑到各国经常存在根本差异，而国际制度无法对其进行实质性约束，这些国家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在全球力量对比中控制尽可能大的份额是极其必要的，无论它们是否通过遵循规则而获得这种控制。毕竟，如果一个国家遵守法律却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在它受到敌对国家的攻击时，又有谁会来拯救它呢？可能没有人。这一逻辑可以解释为什幺自由制度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以及为什幺它没有对现实主义提出严肃的挑战。
此外，这三种理论都没有假定国家不再有参加战争的理由。它们并没有设想一个像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着名文章《历史的终结？》中所描述的世界。相反，每一种理论都承认，国家有时存在根本的政治分歧，这可能导致它们考虑军事行动。然而，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存在其他更强有力的与现实主义逻辑相悖的因素，最终会在存在严重战争可能性时压倒这一逻辑。国家有时出于种种原因会受到亮剑的诱惑，但一种或多种自由主义逻辑会战胜这种诱惑，从而让战争不会发生。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欺骗。当涉及安全问题时，对欺骗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合作面临的强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背叛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军事失败。正如查尔斯·利普森所写的，“迅速而果断的背叛”的威胁在国际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考虑到“背叛的代价”在军事领域可能更为沉重，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制度主义很少讨论安全事务，而是更多讨论经济和环境合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制度主义在经济领域有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经常有共同利益，制度可以帮助它们实现。在安全领域，敌对国家之间往往存在根本差异，除了联盟以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每一种自由主义理论都以现实主义为靶子，后者主张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中的正常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试图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叙事，超越现实主义，通往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但是，这些自由主义理论中没有一个适用于世界政府，考虑到政治自由主义只有在有更高权威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发挥作用，这似乎是有道理的。相反，每一种理论都假定，现行国家体系会继续维持，我们需要一种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和平的战略。
总之，当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并且需要帮助实现时，国际制度是治国方略的有用工具。它们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并不总是出于和平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认为制度可以让国家远离战争。
在本章中，我将考察自由主义霸权的所谓收益：它会带来和平与财富，有效地终结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成本很高，但试图实现这些目标也是有意义的，只是因为收益更大。为了确定事实是否如此，我在此考察三种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它们分别是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看看它们各自的效果究竟如何。这三种理论对应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三个主要任务。我的基本论点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提供和平的方案。自由主义霸权不仅容易遭受代价高昂的失败，即使它实现了目标，也不会带给我们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为什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自由主义霸权的建立围绕着三个任务：增加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促进开放的经济秩序，建立国际制度。自由主义假定，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第一个目标）是有利于国际和平的。在前两章中，我指出这样的政策不仅在国内外代价巨大，而且很可能失败。奉行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总会发现自己的境况变得更糟。
对主要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讨论让我认识到，我为什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以及为什幺我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强烈倾向于按照均势逻辑行事。简言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信，在一场严峻的争端中，潜在对手会服从自由主义的指令，特别是考虑到民族主义的强大影响。如果竞争对手选择发动战争，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会将对象国从战败中拯救出来。各国处于一个自助的世界之中，生存的最佳途径是变得尽可能强大，即使这需要奉行残酷的政策。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没有更好的选择。